《大门口的陌生人》是一本由[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元，页数：24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门口的陌生人》精选点评：

　　●「大门口的陌生人」视线下移着重地方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和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中的战争史互相搭配补充，政治军事史与下层民众社会史构成鸦片战争及其影响的完整样貌。

　　●无关内容，但是校对做的太差了

　　●现在看当时的历史，中国是受到英法的欺辱的，但当时的国人封闭，愚昧，以至于让人难以同情。再看看现在，中国依然与世界其他国家保持封闭，觉得外国人和我们很不一样，百年后，后人会不会嘲笑我们这个朝代呢？另外，广东不愧是中国思想和革命的前沿。

　　●地方史转向；社会史视角下的冲击-回应命题。天朝崩溃/太平天国运动的起源。

　　●五十余年前提出团练重要性的轰动力想必可观，但如今团练作为一个研究方向早已经过了巅峰的热度期，更兼本书并没有多少深入的论述，故而读来没有太多收获。以及，2017年出版的书还不用脚注，反人类啊。

　　●魏斐德在他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导言里就说，“太平天国叛乱是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内战。人们如果穿越曾经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省份，就会好些天只看到腐烂的农作物，冒烟的村庄和野狗。宁波变成一座“死城”，河道里“充斥尸体，污物聚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曾拥有50万居民。15年的屠杀与饥馑，使中国付出了1000万到2000万生命的代价。”我很好奇，当时的宁波，发生过什么。20170628。

　　●有意思的研究，结尾颇为讽刺，弱点是后半本叙述得略杂乱。关于汉奸以及并非爱国而是爱宗族地区的观点分析得很犀利。

　　●Strangers at the Gate.

　　●行文流畅，文笔俱佳！今日的珠三角地区、港澳地区，多少有着与北方的截然不同，部分延续于此。社会红巾军一章有着电影般的紧张节奏感，很喜欢。

　　●只是描述了一下事情经过，分析评论不多，并且局限于三元里也难以形成有意思的观点，更别说成系统的结论了。

　　《大门口的陌生人》读后感(一)：一场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一场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很容易理解的一本书，有作者的时代印记。

　　联系：19世纪的英国经济危机波及到中国

　　比较：排外主义在中国和法国偏远乡村发生的共同原因

　　思维要广。

　　《大门口的陌生人》读后感(二)：大门里的我祖宗-对照看了俩版本，看完写了三遍笔记，感觉弄清楚点儿了。

　　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读书笔记

　　“引子”中有如下我觉得值得记下来的东西：

　　-P6 魏斐德继承了列文森有关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见解，即认为未来的世界史应该是民族文化和普世价值的和谐共存。

　　-P25 对于儒家来说，文化就是一种技术。掌握了它们，包括文字，就意味着可以统治野蛮无知的弱者。

　　（有趣的是蒙古人和女真人给儒家上了两次课。而儒家又以屈服于女真要痛快于屈服蒙古，而别了吧扭地主张了一下自我）

　　-P27 中国大臣林则徐和英国将军Viscount Hugh Gough都求战，而中国广州的洋行商人和英国商务代表义律都不想打起来。历史至此，求生方式已经超越了民族认同和“国家大义”而决定一个或者一群人的主张。民族国家将要被历史超越初露端倪。

　　而当时广州城里的满族官员中，尤认为广州的汉人（也就是老百姓，没有“月例银子”可以领的那帮人）当中多“汉奸”。而且直接使用“汉奸”一词。这就很好玩儿了。

　　-P39-40 黄宗智划分的美国三代汉学家。并指出魏斐德的汉学研究“以西欧史中流行的社会史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史”

　　以上引子笔记。

　　全书来说，开宗明义，要写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的中国，实在是要写中国面临被动进入全球世界的过程。

　　当已存在的社群无人代表其利益，没有良性的方式来参与上层建筑；当既有的社会组织方式不能契合实际社会分群，则人群必然寻找其他方式来自发组织。常见的是使用宗族，又有常见的是产生黑社会，再则有党派（是以“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无法应对，则以打以杀。

　　以下记录一些有趣的段落：

　　第二部分《进退两难》。中外翻译史上曲意逢迎之一个例子：《五口通商》的“口”在中文文件中是“港口”，但是在英文文件中是“城市”。由此产生英国人有没有权利随时进入广州城的问题，并最终导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到1900年前后广州十三行除了伍家的怡和洋行之外都已“穷困潦倒”。本书写到了专卖制度的被打破和其反动，那么怡和洋行又发生了什么？

　　146 中国历史上各个“思想运动”、“革命”不论最初教义如何，很快就会变成世俗政治的，纯粹、传统形态逐利的。比如“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陵刚刚发明了画符治病，他儿子张衡已经在四川以教派名义圈地了。一切追求无非财产重新分配。

　　147-148 中国历史观本身就是一个循环过程，而不是进步-这叫“轮回”，且被“弥勒信仰”安慰着。这就是鲁迅的祥林嫂的门槛所通向的地方。

　　朝廷、地方官吏、广东士绅、民间结社、当地农民、行商、英国人，各方诉求交织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广州城。朝廷试图维稳，因此出发点就是剿抚并用，因其他势力、声音的消长而摇摆不定。所以困顿于剿夷-抚夷的政策张力，缺乏路线贯彻的恒心；地方官吏作为朝廷的派驻流官，本身就是朝廷政论漩涡的延续，其地方官与京官合纵连横，建立自己的政见-利益谱系。

　　《大门口的陌生人》读后感(四)：另一个视角下的近代广州城

　　很多史学家将太平天国看作是世界上最具有灾难性的内战，在这次长达15年的叛乱中长江流域的省份几乎只能看到腐烂的庄稼，冒烟的村庄和野狗。宁波变成一座死城，河道里堆满了死尸，没人能想到这是一座曾有50万人的城市，在这15年内，共有1000W人到2000W人死亡。

　　太平天国作为时代的分水岭，使旧中国分裂成各个势力小块，王朝削弱之后军阀混战，所以在太平天国的起因是一些史学家研究的课题：

　　鸦片战争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签订后，新的口岸开辟，导致茶叶等商品流入上海，使广州的贸易地位大大削弱，导致长江流域的运茶路线上的劳动力失去工作，大量劳动力成为游民，平衡被打破，上万的游民被匪帮和秘密组织招募，社会动荡，更导致更多人失业，广州的茶叶贸易额下降一半。

　　而另一方面则是团练士绅阶级的崛起，使这个秘密阶级的壮大，从而使社会走向无序和失控。

　　还有一点就是对于洋人的态度上的转变，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卷入世界史，在这两次鸦片战争中人们对于西方的态度从反抗到自治到合作的转变。

　　所以在这段时间的内在逻辑整理后为：西方入侵——广东团练兴起——士绅阶级社会地位转变——阶级矛盾激化——秘密会社和太平天国——社会更加无序——儒家学说遭到质疑——天朝奔溃前奏。

　　这本书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不同于历史书上的世界政治史和精英人物史，战争与条约，外部世界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冲击与中国对于其的回应——而是着眼于社会的地方志，从大处看到细处，探讨鸦片战争对于社会民众与底层的影响。

　　社会阶层：

　　团练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却不显眼，他是属于地方士绅训练的非官方的民团，当社会危机时，他们作为保卫地方的一种形式。官方正式招募的雇佣名称为“勇”，而地方自卫的队伍称为“团练”。一般来说只有在正规军不足时，他们才会出场。广州的勇基本都是半职业的战士，他们是在广州宗族和地区的械斗训练出来的，这是这个省份穷苦家族的一种军事传统，宗族争斗是一方面，另外因为沿海地区特有的海盗骚扰，也使乡村不得不组织团练。

　　19世纪广州社会各种复杂的组织，包括团练、公行、秘密组织、士绅委员会、公所、宗族，宗族是异于其他地方的一个集团，是广州最基本最普遍的群众组织，广东十分讲求风水，祠堂是家族的圣地，只有富裕的宗族才有能力得到吉利的地方，祠堂中供奉着祖先牌位，四代以上需要移走，换另外一种形式放在祠堂中，祖宗牌位代表了一种社会价值，这种情况导致了宗族社会团体的形成。它是省内最大的地主，掌管着族地的收入，由族内长者掌管，用于助学、救济等作用，宗族作为族人的保护伞，但同时会在族人中征收高额的地租。

　　当两家势力和财力较大的宗族因为土地等问题争执，就会兵戎相见，两家便会筹划一场战斗，族人集合在祠堂中，他们得到保证，受伤者有赏，死者奉入祠堂荣誉，残疾享受终身补贴，杀死的人会有人去顶凶，他的家属会得到宗族基金的固定收入。宗族械斗也成为了广东的地方病，很多地方设高墙碉堡，训练乡勇。所以为以后的大规模的暴乱提供了土壤。

　　神秘组织：

　　近代出名的神秘组织首指三合会，尤其在广东。三合会起源于太晚，后来迁移到福建，在白莲教叛乱后散布与整个华南，后来是叛乱的形式都是以反清复明作为名义，这种民族优越论一直是神秘社会的理论要素之一，人种为其中的一个纽带，另外复国主义使人们想起旧日的好时光，另外这种情况使这种组织不同于当时的贼、盗和造反者。

　　盗是乡村中小股随意抢掠的一伙，人员变动，而贼则是有着长久的相互关系，他们住在山林中，不与农民合作，收过路费，绑架行人，袭击村庄劫掠城市。造反者则是目标不同，不是单独的结伙抢劫而是明确的推翻统治。

　　全书脉络：

　　全书从三元里抗英开始，即鸦片战争时，人民自主抗英，团练在朝廷中暗中鼓励下走上舞台，各地方士绅捐款组建团练，战争结束后团练却不好解散；

　　南京条约签订后，广州士绅通过抗议和骚乱阻止英国人入城，民间出现除汉奸活动，农村不断发生杀洋人的活动，朝廷正值强硬派当道，团练运动又一次兴起；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联军攻进广州城，朝廷暗中支持三大臣组织反洋人抵抗运动，重新壮大团练，但均战斗失败，朝廷中抚夷派占上风后，下圣旨否认组织抵抗，民众不再给团练捐款，断绝资金后乡勇转为土匪，地区又开始混乱；

　　而英国方面强硬派当权，开始组织巡逻队维持治安，反抗的村庄被夷为平地，人民受够了混乱的社会，开始接收新的统治者，并且开始向联军情愿要求革除地方的腐败，联军的存在让人们感受到稳定的力量，联军在回味这些胜利的甜蜜后，认为没有必要惹其他麻烦，英法联军主动退出了广州城。

　　实际上全书在描述各个事实中，说到很多问题，信息量极大，面也非常广，因为视角从大向小处看，更能体会到当时混乱的社会对于民众的伤害，人们也对于稳定的渴望，社会的阶层一遍遍的变更，权力势力更迭不停，只有草民如衰草，一代代枯黄，更多唏嘘，读后回味良多惘然若失。

　　《大门口的陌生人》读后感(五)：陌生的人与熟悉的人性

　　月光光 照地堂年卅晚 摘槟榔槟榔香 摘子姜子姜辣 买菩达菩达苦 买猪肚猪肚肥 买牛皮牛皮薄 买菱角菱角尖 买马鞭马鞭长 起屋梁屋梁高 买张刀刀切菜 买箩盖箩盖圆 买只船船漏底 浸死两只番鬼仔一个蒲头 一个沉底　　　　——广东民谣《月光光》

　　魏斐德1962年就读博士期间的学期作业论文用作本书后记。文章专辟一个章节叙述传主历史学家布洛赫（Marc Bloch）二战中参加法国抵抗运动的经历，甚至不无感性地以传主的剖白结尾：“我出生在法兰西。我饮着她的文化泉水长大。我把她的往昔变成我自己的。我只能在她的大气里自由呼吸，而我，与他人一起，为保卫她的利益，已尽了全力。”[1]

　　这样的“感性”在魏斐德中国题材的历史著述中是不多见的。虽然熟谙汉语，甚至娶了一位中国太太[2]，“中国”对于一名美国历史学者而言，或许多少仍有一些“陌生”。较华人学者而言，魏著体现出明显的冷静，乃至冷漠。历史是一个容易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发生关系的领域。而回顾冷漠叙事下的本国史，更容易让人有所思考。

　　作为一名西方学者，魏斐德关注以广州为代表的广东地区，是因为广州是当时中国与西方交流的桥头堡，即使单以距离而言。同时也因为，两广地区从清末到民初发生了一系列对中国近代史影响巨大的事件——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乃至辛亥革命。

　　据魏著，著名的“三元里事件”，或称“三元里抗英事件”中，英方统计的损失是“1人被杀，1名军官和14名士兵受伤”。[3]虽然民间传说乃至地方官的奏本无不将英军损失说得极其惨重，然而仍显谨慎的“方志中所记载的官方统计是打死了10个英国人”，而魏仍认为“这可能有些夸张”。[4]无论1个还是10个，“对于英国人，这不过是一场小冲突，在义律和卧乌古的正式报告中甚至都没有提起。”[5]“但对中国人说来，这却是一场伟大的民众的胜利。充满着桃园盟誓色彩的英雄行为的传说，在事件刚刚结束之后就开始广泛传播了”，[6]直到今天。

　　然而，今天一直宣扬的三元里民众的觉醒，回到历史则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在三元里事件发生的前夕，他（爱新觉罗·奕山，时任‘靖逆将军’，主持广州军事）已正式命令‘番禺、南海二县迅即秘密组织自卫’。”[7]而“起义者”的领导正式受到鼓舞的当地士绅。因此当地方官对士绅作出警告，“士绅们……悄悄溜出了人群”之后，“失去了领导，没有组织的乡勇也只能慢慢地、不满地散去”[8]而民众所以被激发起来的导火索是英军发掘当地村民祖坟、强奸村妇，甚至还有“对‘黑’印度军队的种族敌对”，[9]却全然不是什么爱国主义或民族大义。

　　清末士绅数度面临选择。魏斐德说，“任何农民起义的领袖，在其活动或军事控制的地区中，只有获得重要士绅的指教和协作，才能有望‘改朝换代’。”[10]义和团、太平天国，乃至红巾军，都曾是一些士绅投注的对象。当然，也包括英法联军，惟其联军的“政治目的”显然与农民义军不同。

　　传统中国社会的道德是靠士绅阶层维系的。普通百姓虽然有其朴素的口耳相传的道德标准，然而在其中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是担任各个宗族族长、头人的士绅。而他们同时也是民间纠纷的裁决者。

　　所以，士绅阶层对广大人民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就是士绅阶层存在的原因之一，这成为了他们在帝国政治秩序中获得较高地位的筹码。对统治者而言，“士绅可以帮助朝廷统治人民，但绝不允许他们掌握人民，最后利用人民。”[11]统治者当然乐于褒扬士绅阶层拥有包括“忠诚”在内的各种品质，即使奖掖又是约束。士绅阶层当然也乐得张扬朝廷褒忠，从而更加确立他们在百姓中的威望乃至道德楷模形象。因而，士绅的“忠诚”于朝廷类似一种契约，藉以确认朝廷对他们的特殊地位以及他们对朝廷的支持，从而维持一种稳定的“秩序”。

　　因此，魏斐德有关明清之变的《洪业》中江南士绅对清朝官员的欢迎[12]以及对吴三桂反清的反感，本著中“英国巡逻兵一出现，乡中长者就在村边排列成行，极为有礼地欢迎他们”，[13]都反映出所谓忠诚之所建筑之上的基础是秩序，没有脱离秩序而存在的忠诚。

什么是洋人

　　洋人是广州行商的朋友，毋庸讳言其建立在双方共存共荣的利益之上。

　　然而，在英法联军统治广州，并以广州挟制广东的短短数年间，中英贸易恢复，广州城重建秩序，百姓不再负担用于维持团练——士绅私人武装——的捐税。“汉奸”政权难能可贵的在清末带来了政治的安定与经济的发展，甚至因而获得北京的默许。

　　扪心自问，百姓更希望一个汪兆铭的南京还是大屠杀的南京？一个逊帝的新京还是辽沈战役中逐个被围的孤城？

　　[1]代后记：马克·布洛赫——一个历史学家的肖像[M]//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239．

　　[2]梁禾，1950年代出生于上海。

　　[3]三元里事件[M]//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15．

　　[4]同上．16．

　　[5]同上．15．

　　[6]同上．

　　[7]广东的团练[M]//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25．

　　[8]三元里事件[M]//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15．

　　[9]同上．12-13．

　　[10]士绅与三元里[M]//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29．

　　[11]同上．30．

　　[12]江南的抵抗运动[M]//魏斐德．洪业．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408．

　　[13]抵抗运动[M]//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179．

　　[14]离去[M]//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182．

　　[14]同上．181．

　　[16]广州被占[M]//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168．

　　[17]我们中的汉奸[M]//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48．

　　[18]“仅在三元里一地，就有一千两百余名不幸的所谓‘汉奸’被杀害。旗兵胡乱指责农民叛国，并以此作为恣意抢掠的借口。”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