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论》是一本由[美]爱德华·萨义德著作，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29.00，页数：17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萨义德本人就是我心目中他所描绘的知识分子的模样。带有流亡情结、敢于发声、不屈从于权势、不迷信于偶像。他的一生，就是在不断践行为自己设立的原则与哲学。身在美国心系中东，为巴勒斯坦独立与建国奔走相告。我不敢说他无私到从未有一个私敌（毕竟他与伯纳德·刘易斯的论战很大程度上是无据的），但因政治原因得罪阿拉法特使他的几本书在巴勒斯坦绝迹却足以说明他躬行的对待权势的法则。从此之后，我再读到有关知识分子的文章或书籍，先想到的一定是这本《知识分子论》
●此版错别字极多，全书的模式近乎于高端版本的“豆瓣时间”讲稿，全书的核心在于前三章，其中班达、奥威尔、奈保尔的引入有用，《知识分子的背叛》、《政治与英语》、《大河湾》三书该读。萨义德本人的论述，最为精彩的是第三章，知识分子的流浪，其引用阿多诺的理论，衔接自然，动情。然综观全书，萨义德谈知识分子的论调，基本遮掩于他的论据里，他秉持左派思想，却又不能熟稔的驾驭，且含太多自己的主观诉求。所以后三章，此书完全偏离了他最初的意图，而成了一种近乎口号式的隐形的政治诉求与主张，标语即是知识分子该如何如何。此为该警惕的。
●幸亏萨义德
●当时老王说，李银河还不算是知识分子，我觉得难说。他让我们看看这本书，我觉得至少还有点那么个意思吧。作为民众的少数，知识分子应为群众中的弱势群体发声，不附于权威不局限于家国。他们是颠沛流离的业余者。但他们有坚定的信念，敢说的勇气和无所畏惧的魄力。不知道，我能都成为这样的一份子。老王，倒是可以算，如果他走出那三尺讲台的话。
●看正文觉得一般，后面访谈看了以后觉得萨义德想到的东西应该很多，只是条件所限没说出来
●非常好的书，关于知识分子、关于这个阶层、受益良多
●于我几乎为引路的《圣经》。
《知识分子论》读后感(一)：Authority的翻译
authority是整本书最核心的一个词。翻译为“权威”当然是最自然的选择。
但我总觉得是怪怪的，随便举几个例子。
18 "with intellectuals whose main role is to provide authority- with their labor while gaining great profit. "
19 “ in the face of an overwhelmingly powerful network of social authorities-the media, the government and corporations, etc.- ”
在中文的语境下，权威一词有泛化、滥用的倾向。随便什么牛鬼蛇神，好像都可以称为“权威”。（可能是因为，“权威”老是与“专家”连用，被污染，拉低了身价？）
另外，我觉得，中文里的“权威”一词，落脚于“威”，强调的是在上的位置；而英文的authority，则更多的落脚于"权”，强调的是对下的压制。
在书中，authority可能和 power一词的意思更相近，甚至可以互换。比如第五章的题目： Speaking Truth to Power，换成 Speaking Truth to Authority，似乎也是自然、通畅的。
既然power可以被翻译成“权势”，我觉得“authority”也可以考虑翻译成“权势”或者“威权”…………
当然，这些都是我胡说的………………
《知识分子论》读后感(二)：你我都不是知识分子。
按照萨义德或书中引述的任何一个学者（如班达）对“知识分子”的定义，这一身份的门槛确实有些高——对我们这个社会上的多数人而言。以下这段可作为明证与标尺记录留存。 “对我来说主要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和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制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和议题。” “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
几天前看许知远与李诞的对谈，其中印象最深刻也是与我共鸣最深的，是李诞提及到他远离深刻与“文艺青年”的理由，是那次买票事件。很小的一件事，成为压倒他的最后 一棵稻草，使他对这片表面洁净的地界弃之于不顾，安心奔往热闹的俗世广场。可怕且令人记忆犹新的，从不是恶本身，而是漫不经心的恶，伪善的恶，孔雀屁股式的恶。在这样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中，人在目睹世事的流动中，时刻在经历一种心智上的蜕变，李诞选择了退出，坦然的、有意识的，做了那个诺诺之人。许知远则选择做了萨义德笔下的“知识分子”，成为时刻背负被谴责、被讥笑后果的谔谔之人。需要强调的是，我对许知远虽谈不上多么喜欢，但他确实是现代社会中最接近“知识分子”一词的少数人。
我又联系到另一件有趣的事，一天前被人加微信，雇我做豆瓣水军给某部不知名的纪录片打四星好评，酬劳是六块钱，对方见我很久没回复信息，又补充道“可以先打三块。”我觉得有趣，截图发在了朋友圈。不到半小时，竟冒出潜伏在微信里的几个水军，还有人叫我帮忙介绍。这些人都是我的同学，有本科时期的，也有研究生同学。大家接受了几年的电影相关专业学习，却因为六块钱露出了马脚，让我有些小小的可悲。今后二十块上百块的钱，大家恐怕也要不管对错的去赚了。毕竟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等洪灾来临的时候，这些作恶链条上的螺丝钉，恐怕还要做出一副知识分子的做派，跟风对大自然谴责上几句。
多亏了萨义德，看这本书之前，我一直以为所谓的“知识分子”，就是受过高等教育，并且比别人多读了一些书的人。这个词，今后是再不敢乱用了。
《知识分子论》读后感(三)：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
在自习教室放一学期了，掸落轻尘，终于读完。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讲了何为知识分子的问题，作为知识分子会处于怎样的境地，应坚持什么原则、拥有什么能力。
去成为一个尖锐、锋利的人，同时承受孤独与流亡的命运，没有荣誉与赞美，谋不到一官半职与任何物质保障，如此，为何还要成为这少数人中的一份子？如要一言以蔽之，只能是，“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世界。” 在译者序中可对知识分子提炼出几个关键词:去中心、自由、质疑。为自由质疑中心与权威是我读完译者序初步勾勒出的知识分子形象。 何为知识分子？ 维护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正义与标准的人，用米尔斯的话说是抗拒、防止刻板印象和真正活生生事物的逝去的人。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这必将使他处于危险与边缘境地。 即使关乎民族存亡，知识分子仍不应降低其批判意识，这是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大概也是对他自身的要求。批判可使一个民族在危亡中保持清醒，避免沦为奴隶或走上法西斯道路，因而这也是救亡的方式。 知识分子的命运注定是流亡。为何一定要流亡？
因这个特殊的地带给了他想象、探索的空间与不同于中心地域的边缘视角，可同以往时间进行对比的历时视角。更重要的是拥有思考的自由。即便不是外界因素促使他流亡，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性也必然导致他的精神流亡。
“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无法重复像阿多诺或詹姆斯那样的流亡者命运，但他们对当代知识分子却意义重大。对于受到迁就适应、唯唯诺诺、安然定居的奖赏所诱惑甚至围困、压制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是一种模式。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面对阻碍却依然去想象、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
流亡意味着在时间、空间上永远不能融合、释怀，要成为知识分子，需接受终生流亡的命运。木心即是流亡者。 知识分子要始终处于权力与安适之外。在边缘才能看到的权威真实的面貌，因而也就不会显出卑躬屈膝；放弃安适，走出专业领域，用广博的知识和兴趣铸就广阔的眼界，才有可能去突破边界与自身局限。萨义德对知识分子业余性的忠告极为重要，专门化可以构建出学科体系，却往往忽视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当拘泥于一个领域时，容易狭隘，也失去一些感受，例如兴奋感和发现感，也更能接受更广阔公共空间的建议。 另类、原则、立场是知识分子独有的。
“的确，在写作和说话时，目标并不是向每个人显示自己多么正确，而是尝试促成道德风气的改变，借此如实地揭露侵略，防止或放弃对于民族或个人的不公惩罚，认清权利和民主自由的树立是为了每个人的规范，而不只是为了少数人以致引人反感。”
知识分子锐利的攻击，不是为个人利益，而是要促使整个社会有所改变，这是他赋予自己的使命。
《知识分子论》读后感(四)：永恒的流亡
书名：知识分子论 作者：爱德华·萨义德
如何定义知识分子？在20世纪，对知识分子最为著名的两个描述分别来自葛兰西和班达。前者认为，知识分子造成社会运动，塑造整个社会文化的形成，教师、官员、技术人员都可以称为知识分子；而后者则认为，知识分子作为极少数才智出众的精英存在，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的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或者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班达对知识分子的使命有着毫不妥协的看法：他们永远反对现状，拥有彻底的人格，甘愿冒死和殉道。可以说，任何在知识生产和分配相关的任何领域的人都是葛兰西口中的知识分子，但时代发展到今天，知识工业与实际生产工业的比重逐渐向知识工业倾斜，似乎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专业知识的拥有者，普遍的知识分子被“特殊”的知识分子取代，他们是这些行业中的专家，他们所谈论的术语是大众不能理解的。这些人才是知识分子吗？萨义德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主张“知识分子是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人”“他们是有能力向公众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的个人。”
面对专业的知识阶层，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以“业余性”来对抗。不得不承认，在一个领域爬升地越高，他将面临更为狭隘的知识领域，成为专家仅仅意味着将知识视作冷漠的理论和方法论来对待，而无法将其视为抉择决定献身和联合，这样只会训练出温顺的专家，他们与社会公共机构，与同样领域的团体结盟，屈从于该领域的权威与神祇。这样的“知识分子”总是在注意适当的，专业的行径。他们不会破坏所隶属的团体的公认范式，他们是没有争议性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这些人文笔深奥而野蛮，不会促成任何社会改变。但是，即便个人领域的历史、知识和价值，一旦发表就进入了公共领域。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处理专业化的冲击，作为社会中思想和关切的一员，有权对甚至最具有技术性专业化的行为核心提出道德议题，因为这些行为涉及到他的国家、国家权力、国家与其公民和其他社会互动的模式。
而在更广阔的领域，知识分子应该存在于一种普遍的空间，不受限于民族，不受限于族裔的认同。每个知识分子诞生在某一种语言中，这决定了他知识活动的媒介，但是，每个社会中语言的社群被已经存在的习惯所宰制，这些习惯的结果就是保持现状，确保事情平稳进行。包括报纸中使用的“我们”一类的人称，包括许多既成的语言，都意味着一种集体式的思考，这些语言昭示着一种已经存在的权力结构，已经宣告的历史与价值，它们昭示了一位历史的胜利者。然而知识分子的职责应该显示出群体或者民族并非是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构出来的，甚至某种情况下捏造出来的客体。知识分子毫无列外地隶属于某一个民族和国家，但是，这不意味着团结就置于批评之上，应该有一种更为超越性的价值存在，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知识分子应该见证自己民族的苦难，强化它的记忆，明确地将它的危机普遍化从更广阔的人类范围来理解他的民族所蒙受的苦难。保持警惕和批判，牺牲个人利益也在所不辞。“知识分子必须终生与神圣的幻景或者文本的所有守护者争辩，因为这些守护者造成的破坏不可胜数”
如阿多诺所言，知识分子应该成为永恒的“流亡者”。永恒流亡意味着知识分子将会永远地成为“边缘人”，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去踏足传统和心灵舒适范围以外的净土。所作所为永远是自创的，不要去跟随他人既定的路线。保持“惊奇”，任何事物都不认为是理所当然；不以抽象的方式，而是以真实的生活体验来获得知识和自由。不被驯化、不固步自封；大胆无畏，保持着改变和前进。
《知识分子论》读后感(五)：试分析精神障碍者的“流亡”，与萨义德所言的知识分子流亡，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匹配
如果知识分子遭受运动创伤，继而患上精神障碍
作者 | 水泥
读到第三章“知识分子的流亡”时，觉得萨义德对流亡的分析十分有意思。萨义德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当保持着局外人、业余者的视角与姿态，而且知识分子必然要遭受流亡。在萨义德对流亡的阐述中，我竟然发现某些描述是可以与精神障碍者的情况高度匹配的。另外，就我身边接触到的人来说，大部分积极投身于公共行动的知识分子都会遭遇运动创伤，不少人甚至因此患上精神障碍。萨义德在本书的论述中似乎很少论及个体知识分子有此遭遇的可能性，以及ta们又将陷入怎样的困境，所以我斗胆试着分析一下。
踏上流亡之路的精神障碍者
在正式开始论述精神障碍者的“流亡”之前，我想先摘抄萨义德关于流亡的部分描述：
其中之一就是流亡既是个真实的情境，就我的目标而言也是个隐喻的情境。这种说法的意思就是：我对于流亡的知识分子的诊断，来自本讲开始时有关流离失所和迁徙的社会史和政治史，但并不限于此。甚至一辈子完全是一个社会成员的知识分子都能分成所谓的圈内人和圈外人：一边是完全属于那个社会的人，在其中飞黄腾达，而没有感受到强烈的不合或异议，这些人可成为诺诺之人；另一边则是谔谔之人，这些个人与社会不合，因此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其次，作为流亡者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以不乐为荣，因而有一种近似消化不良的不满意，别别扭扭、难以相处，这种心态不但成为思考的方式，而且成为一种新的，也许是暂时的，安身立命的方式。...最后，任何真正的流亡者都会证实，一旦离开自己的家园，不管最后落脚何方，都无法只是单纯地接受人生，只是成为新地方的另一个公民。首先，根据我摘抄下来的第一段描述，对“流亡”的理解不应该囿于“流离失所”、“迁徙”的真实中的流亡，更应该去理解流亡者是否身在社会之中，却与社会不合，时常表现出圈外人的特性。
根据这一基本论点，精神障碍者虽然大多没有经历物理空间意义上的流亡，但ta们已经被这个基于资本主义制度所建立起来的社会所驱逐，是名副其实的流亡者。大部分精神障碍者并不是一出生就呈现出障碍状态，ta们大多是经历过一段“精神健康”的时期的。在国内，无论大家对精神障碍者表现得多么友好，对精神障碍的污名与歧视始终未曾远离。精神障碍者不可避免地认为曾经的那个“健康”的自己才是正常人，而现在的自己已经不是正常人了。佐证非常多，精神障碍者需要长期定量服药，吃药意味着生病，生病意味着脆弱，而我们都被教导应该是一个坚强的人；精神障碍者的情绪控制能力会明显下降，自己身上曾经能够掌控的东西（至少自以为能够掌控），现在变得不那么可控，也很难让精神障碍者认为自己是正常人；更重要的是，精神障碍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ta们的学习、工作，甚至是日常生活的能力，ta们更容易辍学、失业，不断地换工作，薪酬偏低，甚至睡眠、进食紊乱。这些实际情况的确很难让精神障碍者认为自己还能被标准化生产的资本主义体系所容纳，ta们产生“我被社会驱逐”的想法是很有可能的。
其次，精神障碍会彻底改变ta们看待、认识这个世界与自身的方式。一些过去可能习以为常的事情，在患上精神障碍之后，ta们很可能不得不重新去学习、认识这些事情。这和萨义德所描述的“倾向于以不乐为荣”可能很不一样，精神障碍者们是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被逼着寻找属于自己的“新的，也许是暂时的，安身立命的方式”。
最后，精神障碍者的确“一旦离开自己的家园，不管最后落脚何方，都无法只是单纯地接受人生，只是成为新地方的另一个公民”。精神障碍者是永远都没法重新成为“正常人”的，ta们的流亡是终生的。很多人可能会疑惑，精神障碍不是可以痊愈吗？是的，精神障碍的确可以痊愈，但当社会对精神障碍的歧视与污名依然，很可能永远都无法清除时，无论是精神障碍者自己，还是“正常人”，都很难忘记ta们曾经患有精神障碍。在豆瓣，很多友邻明确指出自己拒绝与有过精神病史的人发展长期亲密关系，而豆瓣已经是一个对精神障碍相当友好的线上社区。而且痊愈了就真的万事大吉了吗？没有谁能担保痊愈了的精神障碍者余生都不会复发，“复发”会变成达摩克利斯之剑，永远悬于ta们的头上，时刻担心着，甚至是等待着复发的那一天。精神障碍者只能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异类，永远摆脱不了这个身份，也很难真正地接受，与自己和解。
综上，就以上这三点来说，精神障碍者的流亡的确与萨义德所言的知识分子流亡高度匹配。最大区别在于，精神障碍者的流亡之路是被迫踏上的，ta们从来都无法选择成为“圈内人”、“诺诺之人”。
知识分子与精神障碍的“相遇”
萨义德在第一章“知识分子的代表”中描述的那种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当今国内社运圈中相当常见。行动者们自觉地学习理论，投身到各个议题的社会行动当中，追求公平与正义，勇于成为“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制造不快”的人。我认为ta们基本符合萨义德所希望看到的那种知识分子。
萨义德在此书中对知识分子提了不少要求，其中有一些要求可能相当不把知识分子当人看。他认为知识分子永远不能逃避，不能不去谈论那些不公，不管是发生在哪个领域的。在第二章“为民族与传统设限”的最后，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
虽然那最会惹人反感，但知识分子仍须发言反对那种集群的习性，至于个人的利害得失则在所不及。（这里是指不能对以自己族裔或国家社群之名所犯下的罪行视而不见）且不论萨义德对个体的知识分子能不能提出这么激进的要求，放到国内的语境中，对于那些在行动中遭受运动创伤，继而患上精神障碍的行动者，ta们是否还能承受这种重任？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精神障碍者的情绪掌控能力会下降，因行动而暴露在恶意中所可能遭受的伤害，可能是难以预估，甚至是致命的（这里不讨论物理层面的伤害，比如限制人身自由，只讨论精神层面的伤害）。是不是“个人的利害得失”真的可以“在所不及”？
既然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注定是“流亡者”，那么我相信他是愿意看到“流亡”之于精神障碍者而言意味着什么的。否则，他不就是在“以守护公平与正义之名”而犯下罪行，与他自己提出的观点所违背了么？我们或许还可以再向前推导，萨义德在此书中对知识分子提出的要求，也不应该理解为他对每一个具体的个体提的要求。尽管萨义德十分强调普遍性，但他始终愿意去看到个案的特殊性。我们在读这本书时当然应当以此来自省，但也不必认为萨义德是个苛求之人。毕竟，他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践行他对知识分子的理解：
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版权声明：本文禁止一切形式的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