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亲历记》是一本由吴玉章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2020-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家小书”这次的作者吴玉章，还真的是来头不小。去度娘那里查了一下他的个人经历，才发现原来他是一位历经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的跨世纪革命老人，曾经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四位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 这一番介绍看下来，不由得对这本《辛亥革命亲历记》平添了几分好奇与敬重。
就像是百度上介绍的吴玉章老人的个人经历一样，此书从甲午战争开始讲起，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同盟会成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二次革命等等重要历史事件一桩桩、一件件的讲述给阅读此书的人来听。一个个或陌生或熟悉的名字在这本书中依次出现，无论在历史他们留下了怎样的印记，与吴玉章老人一样，他们其实都是那段历史时代的亲历者。只是在历史道路的抉择中，殊途注定不能够同归。
此书可以说是吴玉章老人对那个时代的个人回忆录，他亲历了那段不平凡的年代，既是各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也是一位时代的见证者。从他的文字中，有着诸多事件细节的描写和关键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可以深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进步青年满腔的热血与激荡的步伐。他对当年的那些事那些人的回忆与点评，更能够让人感受到他自己当时在那个年代的不断成长与成熟。这是在当时一位热血青年的成长历程，也是后来一位老革命者的回忆总结。
《辛亥革命亲历记》成书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距离今天也有半个多世纪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待书中的文字，不免会有时代烙印的痕迹。毕竟时代是在不断的变革发展的，不同时代的人来看待同一件事情，难免会有不同的体会与感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吴玉章老人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先锋人物，是走在时代前沿的人。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人的存在，历史才能够不断地朝着前进的方向而行进。
作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曾任人民大学校长17年，在此之前，吴玉章已为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和延安大学校长、人民大学的前身华北大学校长，是个“老共产党员”。但吴玉章在1925年加入共产党之前，还有另外一重身份，即老同盟会员。吴玉章生于1878年，1903年东渡日本，入东京成城学校，1906年加入同盟会，黄花岗起义，汪精卫刺杀摄政王等等重大事件中都有他的身影。二次革命失败后，吴玉章赴法国，并组建华法教育会。加入共产党之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后赴苏联东方大学等校学习。从早期同盟会会员转变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番变化不可谓不大。
《辛亥革命亲历记》是这位人大老校长于辛亥革命60年所著，回忆辛亥前后诸事诸人。老先生人老心不老，依旧似二十岁的热血青年。书中充满着革命气息，时代色彩遗留不少，对时人的评价与历史教科书相去不多。李鸿章是“头号卖国外交家”，义和团是继太平天国之后的又一次“农民革命运动”。最坏的就是美帝国主义，“比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国家都更加狡猾和阴险……正面临着它的由历史客观法则所决定了的末日“。对比1940年代新华日报对于美国的赞美——“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1943年7月4日），不觉想笑。
然而老先生有时候也一不小心露出蛛丝马迹，在《反对”取缔规则“的斗争》一章中评价汪精卫，毫无骨气、感情用事、意志不坚、时冷时热、变化无常，使不少人受到了他的迷惑。这被迷惑的人当然也包括老先生自己，承认当时对汪印象很好。在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一事中，吴玉章认为汪精卫当时忙于和陈璧君恋爱，只是free rider。喻云纪和黄复生准备好之后，汪精卫才姗姗来迟，并未做多少事情。
清留日学生反对"取缔规则“，书中称”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正当同情“，这就是老先生的春秋笔法了。所谓国际舆论，不过是当时若干强盛的帝国主义，否则日本怎会在乎蕞尔小国的反应。第148页提到资本家禹之谟，老先生也是语焉不详，称其“和同盟会一派的革命党人有联系”，被清廷绞死。真实情况是，禹之谟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湖南分会会长，并不是“有联系”这样简单。
不是想对老先生加以任何诟病，毕竟时代印记往往无法避免。只是书中所记人事，仍需多方取证才能考虑是否适合作为史料。
《辛亥革命亲历记》读后感(三)：冲在最前线的热血青年
《辛亥革命亲历记》是“延安五老”之一吴玉章对自己如何求学并参与辛亥革命的回忆。吴玉章经历了从戊戌变法到解放战争之间的多次历史重大时刻，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是一位十足的革命老人。因此，这本小书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亲历”，是能够从当事人的主观视角，来查看清末局势变化的背景之下作者所经历的整个过程，从作者主动求学、接受新思想，到积极参与相关活动、见证辛亥革命过程，从具体微观的事件来展现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蓝图下那些具体而微的细节。这些细节，正好是容易被全局视角所忽略的真实，是编织成整张蓝图的细密针脚。从他的个人经历，也可以窥见那一代人的成长过程 和辛亥革命的历程 。
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可以说吴玉章始终是冲在最前线的热血青年中的一员。从吴玉章的回忆中能看得出来，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冲在前线的人，是因为他身上的确具备一些特定的素质。
首先就是他具有旺盛的求知欲，对新知识、新思想特别渴望。他最初念的是旧式学堂，学的是用来考功名的八股。但他积极关注时事，也主动去接受“新学”教育，阅读《天演论》等著作，还克服困难争取去日本留学。在清末，能够主动走出去、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那一批带头人，必然会成为时代的主角。
另外，他也很有勇气，勇于抗争，勇于争取。这一点从他上学时候就看得出来。在旧式学堂，他就爱听前辈同学们跟昏庸的上级官员斗争的故事。在日本留学期间，为了争取学习机会，他主动组织招揽了足够数量的同学，组成了成城学校的一个班，顺利开课。在元旦学校悬挂万国旗却缺少中国国旗时，他敢于带头向学校提出抗议。他没有因为学校对他多方照顾，在交学费的时限上对他时常宽容，就退缩忍让。面对国家荣辱的原则问题，他一定要据理力争。这种抗争精神，是成为未来革命先锋的必备条件。
不过，他虽然是积极追求新思想、敢于抗争的热血青年，但并不算冲动盲目，很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在他的回忆里，经常会看到，他讲述了一件事之后，不管是自己经历的事，还是看到的他人的做法或者听闻的当时的时事，他很快对事件或者当事人作总结，考虑做事方法的得失，分析每个人的行事风格，思路对错。这些总结也许包括了一些多年后回忆时产生的后见之明，但不断地主动总结，应该也促进了他在革命中的不断成长。
其实，拥有旺盛的求知欲、追求新思想，勇于抗争，善于总结，这些特点并没有多么新鲜，但是，这些又的确是那些冲在最前线的热血青年们的共同特质。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特质，所以在清末那个剧烈动荡、前路不明的时代，他们才能不断地摸索前行，开辟新道路。或者说，不只是他们那一代人，每一个时代冲在最前线的人们，几乎都有这种特质。他们成长在那个年代，成为了革命先锋，如果成长在现代，也很可能是新兴行业的精英。不管在哪个时代，拥有这些特质的人都会成为时代的前锋。
2020.03.29雾凇
《辛亥革命亲历记》读后感(四)：“辛亥革命未成功，领导还须靠劳工”
历史课本中的“辛亥革命”是这样的：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占汉阳和汉口。随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首义后的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2月12日，清朝发布退位诏书。至此，2132年的帝制历史告终结。
从整体上来看，辛亥革命可谓“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自此，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召唤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到来，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通道。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辛亥革命的成果还是比较有限的。辛亥革命虽然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尚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果也未直接促进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旧式官僚、各地士绅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革命的主要成果也最终被袁世凯所窃取，并未给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带来根本利益。正如吴玉章在他的《辛亥革命亲历记》一书的“序诗”中所写道的，“辛亥革命未成功，领导还须靠劳工。自从建立共产党，人间才得见春风”。
吴玉章是一位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的革命老人，曾经成功领导了荣县起义，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在《辛亥革命亲历记》一书中，他从甲午战败开始写，写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1903年的拒俄运动、1905年的反美运动、同盟会的成立、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争、广州起义、荣县独立、武昌起义、内江起义一直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窃国成功等前前后后的所见所闻。事件的亲历者总是比道听途说要来得真实、客观——或许在全面上多少有所欠缺，但这个局限性每个人都是难以避免的。
革命的过程注定会经历曲折、反复。吴玉章在《辛亥革命亲历记》一书中，边回忆边思考。比如对于广州起义，他注意到，“志士们虽然英勇无比，但是，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的单纯军事行动，终于无法避免其失败的命运”。比如，他在其中谈到了秋瑾和徐锡麟的不同，两人都是革命者，也都是光复会的人，但秋瑾参加了同盟会，而徐锡麟却坚决不瞧去参加；还有章太炎和宋教仁对孙中山的领导“也都不很尊重”等——吴玉章认为，同盟会虽然“是一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但却存在“几个小团体之间的畛域并未彻底消除”“内部的意见常不一致”等不足。所以，可想而知，辛亥革命不能够取得彻底成功也就是一种必然，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开展革命并且取得最终的成功。
在《辛亥革命亲历记》的最后，吴玉章还附有一篇《论辛亥革命》，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这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了再思考，也很值得一读。
《辛亥革命亲历记》读后感(五)：“辛亥革命未成功，领导还须靠劳工”
历史课本中的“辛亥革命”是这样的：1911年10月10日晚，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攻占汉阳和汉口。随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首义后的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2月12日，清朝发布退位诏书。至此，2132年的帝制历史告终结。
从整体上来看，辛亥革命可谓“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自此，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召唤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到来，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通道。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辛亥革命的成果还是比较有限的。辛亥革命虽然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尚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果也未直接促进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旧式官僚、各地士绅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革命的主要成果也最终被袁世凯所窃取，并未给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带来根本利益。正如吴玉章在他的《辛亥革命亲历记》一书的“序诗”中所写道的，“辛亥革命未成功，领导还须靠劳工。自从建立共产党，人间才得见春风”。
吴玉章是一位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的革命老人，曾经成功领导了荣县起义，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在《辛亥革命亲历记》一书中，他从甲午战败开始写，写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1903年的拒俄运动、1905年的反美运动、同盟会的成立、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争、广州起义、荣县独立、武昌起义、内江起义一直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窃国成功等前前后后的所见所闻。事件的亲历者总是比道听途说要来得真实、客观——或许在全面上多少有所欠缺，但这个局限性每个人都是难以避免的。
革命的过程注定会经历曲折、反复。吴玉章在《辛亥革命亲历记》一书中，边回忆边思考。比如对于广州起义，他注意到，“志士们虽然英勇无比，但是，没有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的单纯军事行动，终于无法避免其失败的命运”。比如，他在其中谈到了秋瑾和徐锡麟的不同，两人都是革命者，也都是光复会的人，但秋瑾参加了同盟会，而徐锡麟却坚决不瞧去参加；还有章太炎和宋教仁对孙中山的领导“也都不很尊重”等——吴玉章认为，同盟会虽然“是一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但却存在“几个小团体之间的畛域并未彻底消除”“内部的意见常不一致”等不足。所以，可想而知，辛亥革命不能够取得彻底成功也就是一种必然，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开展革命并且取得最终的成功。
在《辛亥革命亲历记》的最后，吴玉章还附有一篇《论辛亥革命》，对自己亲身经历的这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了再思考，也很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