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花较多的篇幅介绍我的祖辈父辈，究其原因，我固执地认为，后代的性格塑造与思维方式跟祖辈父辈有着极大的关系。
所谓的性格与思维方式随着年龄与世事的变化自然也会随之改变，这一点，我是承认的。
与此同时，我又固执地认为，无论年龄世事如何变化，一个人的性格也许存在着多种样式，但，底色不会变，存在于灵魂深处的某个东西不会变。
于是，我在梳理那些旧事的同时，一直试图在这些絮絮叨叨让人烦躁的文字中，寻觅出个一二三四来。
爷爷初到克拉玛依，自然是举目无亲的。在异乡的城市，没有文化，要想吃到一口热乎饭，就要靠膀子的力气。
老天爷终归不会辜负劳动的人们。在那年月里，爷爷不光能吃饱饭，每月还有一笔不算多但很可观的薪水。
这薪水，绝大部分都要寄回乡下，寄给奶奶，好让一家老小也都能吃饱穿暖，日子能过得稍微好一些。
每次寄完钱，爷爷总是欣慰的，也是惆怅的。欣慰之处在于，钱就要到妻儿老小手里，家里可以置换粮票，换取口粮了。
惆怅的地方则是，他总想给家里人写封信，报个平安。可是，他没有文化，不会写字。
偌大的工地，100来号工友，会写字的极少极少。找人帮着写，总归有诸多不便。
爷爷买了本新华字典，每天干完活以后，在灯下识字练字，遇到不会的便标注下来，抽空去请教那些识字的人。
从此，爷爷有事没事就给家里写信，就像写日记样，几乎天天都在写，数千里之外的他，跟妻子跟孩子仿佛永远都有着说不完的话。
在工地上，爷爷认识了一位老乡，听说东北正需要人，薪水要高一些，还可以打猎，采野味，俩人便一起去了东北，去了大兴安岭地区，给人家架电线杆。
爷爷在大兴安岭地区干活，自然是辛苦的。作为平原地带的人，很难适应大兴安岭的气候。
2017年5月，我骑车穿越小兴安岭，尽管防护装备很到位，但仍然感到刺骨的不习惯的冷。
由此，大兴安岭的冷，可见一斑。何况，在那个衣物缺乏且保暖效果不理想的年代。
干完活，爷爷和其他工友们就睡在简陋的道班里，夜里温度零下几十度，他们就那样式蜷缩在棚里，捱了一夜又一夜，一月又一月。
当时，爷爷买了一个毛毯。据说，他常常裹着毛毯在床板上就睡着了。那毛毯，现在在我家里，那是爷爷留给父亲唯一的家产。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爷爷逝世之后，父辈们分家产，分到最后，就剩一条破毛毯没人要，归了父亲。
除了毛毯，这些年，父亲还保存了一张老照片，是爷爷的，黑白的。
70年代，小姑嫁到了本地的一个矿上，在矿上打扫卫生，正式工，没啥辛苦活儿，就是签个到，混日子。姑父是矿上机电科的技术员。
爷爷从千里之外给小姑寄了许多东北特产，人参，木耳，野生蘑菇等，这些都是爷爷自己在大兴安岭里摘的。
寄给小姑，是想让小姑帮父亲在矿上找份工作，用于打点。其时，父亲已经10多岁了，俨然大小伙子了。
用爷爷的话说，得走出去，不能窝在老家，在乡下，地种得再好，一辈子还是老农民，永远都走不出去。在矿上，就是干个杂活出点苦力也没事，至少生活有盼头。
工人阶级才是老大哥嘛~！
期间，还闹了些插曲，关于小姑闹着要上吊的事。这段故事，现在写不合时宜，后面再慢慢叙述。
好在，小姑为父亲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份工作主要就是，给井下的工人送饭。
也是在70年代，本地新开了一处矿，矿上招工，爷爷便从东北回到了家乡，从此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一心想着抓革命促生产的煤矿工人。
在矿上工作的父亲是不安分的，他觉得那样式的生活很枯燥，看不到未来，便辞了职。
那时节，辞职是需要勇气的，毕竟，正式工这个铁饭碗是脸面，也是筹码。
可能也不需要什么勇气，那时候的父亲同样是个毛头小伙子，脑子一发热，不干也就不干了。
父亲是偷偷辞职的，瞒着爷爷。爷爷知道以后，骑自行车去了父亲所在的矿，兴师问罪，好好的正式工，你说不干就不干了？
显然，爷爷拿父亲是没辙的。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许多年后，我大学毕业之后，父亲托人为我安排了一份所谓体面的工作，在报社实习。
我一声不吭地跑了，跑到了外地，在一家台资企业当一名PCB技术员。后辞了职，在一家私企，给老板当助理。
后，又辞职创业，做网络应用开发与推广。
.........
父亲对我的工作选择也是没辙的。
他偶尔会抱怨：混到30岁，你连个正式工作都没有。当初，进报社多好，熬到今天，也不用整天为生计发愁了。
父亲显然不知道现如今传统报社尴尬的市场地位。或许，在父亲的认知里，在报社工作，是很体面的吧。
每次父亲埋怨我的时候，我总笑着说，咱爷俩谁也别说谁，都挺会折腾的，当初我爷爷不也拿你没辙吗？
父亲听我这么一说，便不再说话。
他眨巴着眼睛，习惯性地轻咳几声，呆呆地望着窗外，记忆似乎被拉回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