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改变》是一本由王石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2019-10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的改变》读后感(一)：王石对年龄的认知

　　对于作为公众人物/媒体明星的“王石”而言，他真正的人生是从48岁开始的。 2003年，52岁的王石登顶珠峰，打开了在大众中的知名度。而他学习登山，则是在他48岁前后，于1999年辞去万科总经理之时才开始的。 按照一般人的观念，一个人过了40岁，就大局已定，翻不出什么新花样了。但王石的经历却颠覆了这种对年龄的传统认知。 他60岁去哈佛上大学，是第二次颠覆， 60岁开始学英语，过了英语关。也为自己之后的人生打开了新的局面。而且到现在（68岁）仍然还在希伯来大学学习。 王石在这本书里有提过，希望万科员工的有效生命能比常人多10年。退休之后，还可以工作到70岁。这种对年龄的自觉认知，应该是受到了禇时健的影响。王石多次讲过，2002年，他去云南哀牢山的橙园拜访禇时健，当时74岁的禇老跟他描述6年之后挂果的情形。这极大地刺激了他。因为他本来的规划是70岁退休后隐居海岛。后来“禇橙”的巨大成功，更进一步坚定了王石对年龄的这种认知。

　　《我的改变》读后感(二)：是成长，不是改变

　　王石先生称得上是这个时代的传奇人物了，而我于他一直无感。近日，因为一位我很敬重且喜欢的老领导曾经与他有过短暂共事且很认可和敬重他，向我诚挚推荐并赠阅此书，我认真拜读，通过这本书认识了一下这位中国当代企业家的活化石。

　　人阐述自己的时候都会带着回忆滤镜和自恋滤镜，所以我在读书的过程中有带着女人的小挑剔和小刻薄。这本书的主题是“变化”，其实在我看来那不是变化，是他在持续的学习和经历中不断的刷新对自我的认知、提升做人的精神境界。一个本质上发生过变化的人不可能取得成功。

　　我把他的人生计划分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创业，“我能，你不能”阶段。他完全凭借个人的意志和超人的自制，用短短十几年带领万科创业成功，奠定了中国房地产行业龙头地位，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一种接近于完美的理想化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而目前这个制度在其他任何公司都无法复制，这目前仍是万科之所以为万科的骄傲。

　　第二个阶段是学习和提升，他在这段着了很多笔墨，跟读者分享登山、极限运动和高龄去高校学习带给自己的提升和改变。有效的学习确实是要建立在一定的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主动研究和被动灌输的差别很大。所以，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停止读书和学习。

　　我觉得他现在处于第二个阶段尾声和第三阶段伊始，即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阶段。他曾经花了很长时间和精力认可自己的“商人”身份。其实大可不必，真想为社会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事情，有时候商人比体制内的官员身份要灵活和自由得多。何况世人认识他，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成功企业的董事长和创始人，而更多的是依附在一个企业董事长身份以外的其他社会影响。多年以来他投身于公益和环保，现在除了公益和环保又对教育和传承有了想法和认识，并且在积极的付诸行动。一个人，有了自己的思想和经验，并且考虑到传播和传承，把未来让给年轻人并且有意愿帮助他们成长，让“我能，你也能”，这确实已经超越了一个商人甚至一个文人的境界，这就是一个具有高尚社会责任感的人的思想境界，值得尊敬。

　　作为一名早早成功人士，他能持续保持学习，保持对自我剖析和认知，让自己持续成长，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抛去偏见的滤镜，他在书中阐述的事实和理想，确实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人，值得全中国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向他学习。

　　，意外发现了田小姐“哈利.波特式建筑”的出处。感谢田小姐把他拉下神坛，让他变成一个更真实更像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神”。

　　《我的改变》读后感(三)：与其说是自传，不如说是作者个人的感悟集锦

　　“三联出品、值得信赖”这是一本能读得进去的书，全篇没有有的自传夸夸其谈，炫耀性且不接地气的表述，也并没有所谓成功者的谆谆教诲。全文分为五个章节，肉身、空间、学习、角色、生死，虽然不同章节存在有的内容重复、赘述的情况，但出于支撑作者观点的原因也有存在的必要，文中不少观点可圈可点，且确有启迪、发人深省之处，适合旅行、睡前阅读。

　　对于喜欢的文字摘录如下：

　　1.《基业长青》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要成为高瞻远瞩、可以面对巨变数十年繁荣发展的持久公司，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明确核心理念，树立在任何情况下坚持不渝的坚定价值观”........"回顾以往20年，万科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是在行业还有待成熟的时候，我们建立和守住了自己的价值观，在任何利益诱惑面前，一直坚持着职业化的底线。........未来也许万科的一切都会改变，但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对职业化底线的坚守。

　　2.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到1998年愈演愈烈。市场的剧烈变化，使我深深感到，仅凭十几年积累的经验已经不足以应对市场的变化。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要使自己、使万科能够跟上形势的发展变化，就必须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研究心得形势和制定解决新问题的措施。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更高层次上对市场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而且，我的理想一直没变，我希望万能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能创造一种文化，给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

　　3.但在实践过程中，我慢慢认识到，现在正值中国经济的转型期，很多民营企业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或者在自身发展中遇到了瓶颈，如果想完成一次自我更新，及时解决问题，光靠去学校是不够的。

　　4.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就是认识自己，自己的天赋、自己的残缺，自己的潜意识里未被挖掘的欲望......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不容易。

　　5.记得有位哲人说：存在可以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存在中自我造就，活得精彩。

　　6.我欣赏阿兰*德波顿在《哲学的慰藉》中的话：人的自我完成不是通过避免痛苦，而是通过承认痛苦是通向任何善的自然的、必经的步骤而达到的。

　　另外，看完这本书，书单里也记录了不少新书，包括：

　　难得本色任天然/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我的一个世纪/六十八年心路：1945-2012/这个世界会好吗？/邓小平时代/罗伯特议事规则/上海的早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读书，带我去山外边的海/从受欢迎到被需要：高情商决定你的社交价值/资治通鉴启示录/窥视中国：美国情报机构眼中的红色对手/如何看懂一幅画/安腾忠雄：建造属于自己的世界。

　　《我的改变》读后感(四)：17岁和59岁，王石的两次自救

　　王石的第一次自救，是从17岁开始的。 据《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四十年》一书的讲述，“文革”一开始，课基本就停了。所以他17岁上初二时参军，实际上只有小学文化水平。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他当时的命运是非常凶险的。虽然他的父母是中高级干部，但从他的两个双胞胎弟弟、他的几个姐姐后来的命运可以看到，如果他参军后只是随大流的话，也许“文革”结束之后，就是另一种命运了。 但他很聪明地选择了“自救”。下面摘录书中的几段： “从入伍开始，很多年，我常常做一个噩梦，就是在考试。在梦里总是特别紧张，醒来也总是很疲惫。潜意识里就是觉得知识不够。 到部队半年之后，我就让大姐把她的语文、数学、化学、物理等课本寄过来，我半夜里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自学。最难的是化学，因为没有实验条件，看不明白。我就想方设法，跟汽车连的修理班搞好关系，请他们帮我到化学商店里买玻璃瓶和一些药剂，我自己来做实验。汽车电瓶用久了，要添加蒸馏水或者硫酸液，还要换里面的铅板，它多少和化学有关系。学物理的时候，我自己做过电动马达，还尝试做电路板，都没成功。 在部队的那5年，我自学完了高中课程。那时候心中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就是想回去上大学。” “复员之后，选择进工厂，就是为了得到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所以我非常非常好强，干什么我都会努力上；一天的重体力劳动结束之后，回去动都不想动，还要坚持复习功课。通常的习惯是，从晚饭后差不多8点钟开始，一直学习到12点钟，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起来接着学习。那一年半时间，我始终抱着这样一股志在必得的劲儿。30个复员军人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最后确实是给了我。” 复员后在工厂的锅炉大修车间，王石的劳动强度非常大，从早到晚抡大锤。还有一项工作是卸钢板，最重的钢板一块1.2吨，常常一块钢板抬下来，肩膀上都是一道一道的血印。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等待30进一的推荐上大学名额，希望其实是非常渺茫的，但王石却说他“志在必得”，可见他的性格。 王石的第二次自救，是从59岁开始的。 2008年的“拐点论”和“捐款门”，尤其是“捐款门”，严重地影响了王石的社会声誉。应该也动摇了他在万科内部的权威地位。 蛰伏了一年多之后，王石决定去哈佛访学。并于2011年初成行。现在往回看，去哈佛的行为，是以退为进。一方面让他重建了自己的公众形象，重新成为媒体宠儿。另一方面，也让他推开了跻身欧美精英社会的大门。以环保为落脚点，成为了国际社会中少见的中国环保明星。这反过来又夯实了他在国内的地位。他也因此没有像很多从中心舞台退出的企业家一样，逐渐被边缘化。 这个过程，也许不是谋略所致，但可以看出他的聪明。 还有刻苦。他在哈佛学习时的艰难程度，与他在军队中打着手电筒自学的情形并无二致。他刚去哈佛时，英语水平连日常交流都有困难，是非常初级的水平。却要在哈佛大学去听本科生的课程。 摘录一段： “听哈佛的讲座时，由校方安排，请一位刚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随我一起听，帮做英文笔记。熬夜的功课，就是要弄明白这个英文笔记。但一些单词、术语，别说英文，就是翻成中文我也一头雾水。 波士顿的冬天很冷，老式公寓里暖气热度不足，得来杯热咖啡暖身提神。有一次，做功课做到凌晨，听到扫雪车“叮当叮当”的铃声，感到浑身冰凉，下意识起身去厨房倒咖啡，发现电炉上水壶里的水早已烧干，壶底烧得红彤彤的，壶盖上的塑料扣都已经熔化了。 窗外透出曙光，一看表，4 点钟，做完做不完都必须停下来去休息了。但躺在床上，神经仍处在兴奋状态，怎么都睡不着。创业那些年，压力非常大，但睡眠一直很好。登珠峰虽然会失眠，也就是熬两个月，但在哈佛至少要熬12 个月，我真担心自己会熬出抑郁症。” 他有对媒体表述过，在哈佛的两年半，如同炼狱，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经历之一。但也正是这样的经历，为他59岁之后的人生打开了新的局面。 17岁和59岁，他的两次自救，都是通过学习而完成的。

　　《我的改变》读后感(五)：对商人而言，什么才是最有价值的人生

　　王石《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四十年》一书中，我觉得最重要的内容，是第四章《角色》的第一、二节，事关商人的社会角色。如果今天中国的商人群体中，如果还有人在为“对于一个商人而言，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最有价值的人生”这样的问题而困扰，这两节的内容也许会引发一些有价值的思考。

　　这两节主要谈了不行贿（商人地位）；发起中城联盟、阿拉善SEE 生态协会、壹基金等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参与世界气候大会（参与国际事务）等话题。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到，作为改革开放之后的商人的代表，王石的经历证明，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比，中国商人的处境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变。而商人地位正是“现代化”这个问题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下面尝试分四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个问题，商人应该拥有怎样的独立性？

　　谈何为现代，先要认识传统社会。

　　首先，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抑商”现象。

　　中国真正有商人，始于春秋。春秋之前，工商业者只是贵族的家奴。但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贵族社会的逐渐解体，民间的商人群体迎来了一个自由市场时期。

　　但从商鞅变法开始，这个局面被逆转。经秦代李斯、西汉董仲舒等人的几次变革，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等人的治国思想之后，市场经济转为指令经济。

　　这种思想强调，必须把经济的贫富予夺之权掌握在国家手里，使经济活动完全纳入政治体制，服从政治一体化的社会架构。由此而提出的“谷专卖”等主张,都体现了国家垄断性的“干涉主义”。特别是“夺富”、“抑商”的主张，令商人群体蒙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重大打击，中国古代史中的自由市场时代宣告结束。

　　历史学家王家范认为，从汉武帝开始，中国就走上了“国家商业资本派”的道路。他分析说，帝国政府出于财政的考量，以行政手段介人商业，与商人夺利，这才是历代帝国当权者在“抑商”口号下隐藏的真正利益动机。

　　之后的历朝历代，都延续了相近的统治思想，中国传统商人的命运由此而改变。一直到近现代，民间商人都处于受抑制的状态。

　　其次，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商关系。

　　中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官僚阶层，从秦朝开始。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之后，以持有封地、自治、世袭为主要模式的贵族阶层，其势力被中央集权所取代，从此走向衰落。同时，秦始皇建立起一整套行政管理系统，用职业官僚填充贵族留下的权力真空。

　　但秦朝之后,贵族几度重新崛起,一直到唐朝，贵族仍是一支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力量。但在隋唐时期，皇帝创立了科举制度，它第一次撇开了血缘、门第等先天因素,将学问作为官员录用与升迁的标准。这就极大改变了官员的来源及其背景与构成。由于学问远不像血缘和门第那样易于世袭和继承，世代为官的家族大为减少。这有效地抑制了官员的贵族化和名门大族势力的扩展。到宋代时, 贵族阶层已基本消失。

　　官僚取代贵族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加强。由于官僚的职位来源于官方的考试,地位相对脆弱，也就更加依附于皇权,更少独立性, 而完全成为皇权统治的工具。

　　跟贵族阶层相比，官僚阶层因为缺乏独立性而地位更低。历史学家吴晗曾形象地概括过中国历史上君臣关系的变化：宋以前, 有三公坐而论道的说法；而到宋朝, 三公群卿是立而论政；到了明清时代, 则只能跪着奏事了。

　　也正是在宋朝，形成了 “官商不分”、“官商勾结”的局面。

　　清朝人沈直说，宋代以前，上层社会多有厚禄和封邑的土地收入，“宋太宗乃尽收天下之利权归于官，于是士大夫始乃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

　　有稳定收入来源的贵族阶层消失，新兴的官僚阶层没有足够的稳定收入，需要为自己开辟财源。而在宋代，工商业又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出现了比唐代多得多的商业中心和大小商人。汉学家谢和耐提到过，商业税与国家专管所得的财政收入已经大大超过农业收入。由于商利所在，各级官府、官员、士绅纷纷开始经营商业。而更普遍的，是官员与商人之间的“权钱交易”，共谋利益。从那时起，就出现了“士商合流”的趋势。官员和商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在中国的学界和商界，常常有人提到中国传统社会的“抑商”问题，但也有人提出过不同意见。在《抑商质疑—兼论中国古代的赋税制度》一文中，陈长华对先秦以来背景、形式各不相同，名为“抑商”、实为“重商”的史实作了较为详实的辨析。他的结论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实际上大多重商；与其说是抑商，倒不如说是重商。

　　“重商”重的是官商或官商结合，而不是那些希望获得独立地位的民间商人。

　　而从商人群体的角度来看，因为政治一体化和“指令经济”的大框架从未改变过，所以他们不得不长期依附于各级官僚，从未取得过独立地位。

　　历史学家王家范说，因为传统商人大的资本积累必与政治关联太紧，具有突出的寄生性和欺诈性。他认为，在传统中国，凡在商业上能抛头露面，称富商巨贾的，靠经营有方远远不够，只有通过权钱交易，争得“政策性优惠”方能操持胜券，其中获取某些重要资源（例如盐、钱）的“专利权”则是最具优势的主项。商人们既要与官僚阶层同流合污，也要时时受到官僚阶层强烈的干预和百般勒索，更受国家政策和政治形势波动影响，机体脆弱，命运无常，绝没有把握“自我”的主动权。

　　上世纪早期，日本学者藤井宏曾在其《新安商人研究》、《明代盐商的考察》中，论证出了徽商“雄起”实缘于明清财政背景下官督商办盐业的史实。其后，寺田隆信在其《山西商人研究》中，也论证了山陕商人与明代北部军事消费地带的特殊关联，证实了曾盛极一时的徽商、晋商，实际是靠官商勾结利用国家政策暴富。而最终，随着清末时局的变动，徽商、晋商无法自保而未能而步入“现代”。

　　谢和耐也分析过，虽然中国自明代以来便存在巨商与大钱庄主，但这种人与欧洲资本主义初期的大企业主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活动更接近租税包收而不大像真正的私人企业。他们满足于取得的半官方身份，并努力厕身其中，热衷于官方的名衔与职位。

　　世界史学科的创始人麦克尼尔从另外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商人的处境。他认为宫廷、官僚阶层和士绅阶层在中国的消费结构中占极大比例，拥有巨大的购买力，让商人不得不去奉承迎合。同时，以科举制度为基础的文官制度，造成了社会上层的开放，让长期处于受压抑状态的商人群体及其子女热衷于做官、购买土地而不是扩大商业规模。所以虽然在公元1000年时，中国已在工商技术方面雄踞文明世界之首，却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资本的发展。

　　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最终导致的是腐败、落后和社会动荡。所以明清两代，市场的表面繁荣与政治腐败愈演愈烈，互为因果。也正因如此，清末现代化的机遇来临时，商人没有形成一股强有力的进步力量。

　　…………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可以说逐步建构了中国历史上对商人群体最有利的市场经济环境。像万科这样一个不行贿、不暗箱操作的企业能取得成功，就证明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确实存在这样的空间。但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阶段，不可太过盲目乐观。

　　第二个问题，商人如何建立自己的道德自信？

　　自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之后，由董仲舒重新阐释过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儒家思想的一个基本点是关于“义利之辩”，也就是人们应当追求公义还是私利的问题。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就是说，讲究公义的人是君子，而讲究私利的人是小人。他们认为商人是唯利是图的人，所以主张抑制商人。

　　但在宋代官僚阶层崛起，商业大发展，士商合流成为趋势之后，以往的士农工商的地位排序，其伦理基础已经发生了动摇。但一直到明代，才由王阳明对商人伦理进行了新的界定。

　　阳明心学的核心是“格物致良知”，不论你做什么工作，不论你是什么人，只要按内心的良知做事，就能成为圣人。所以他说“满街都是圣人”，还说，“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 这和孔子时代“义利之辩”的思想有了很大的不同。

　　王阳明在《节庵方公墓表》中指出，当时的“士”好“利”尤过于商贾，不过异其“名”而已。因此，他要彻底打破世俗上“荣宦游而耻工贾”的虚伪价值观。王阳明以儒学宗师的身份对商人的伦理地位给予明确的肯定，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改变。

　　王阳明在明朝的影响非常大，甚至超过官方认可的朱熹。他在商业发达的徽州特别受欢迎。由于“义利观”的变化，商人的自信和自尊大大加强了。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的民间商人阶层实际上已经消失，社会上对商人普遍持一种歧视态度。从《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四十年》一书中可以看到，包括王石，也对自己的商人身份存在着明显的排斥心理。直到“九二”南巡之后，市场经济政策得到肯定，商人地位逐渐提高，王石才慢慢地接受了自己的商人身份。

　　其后，对王石而言，更强的自信心的来源，也许来自于他和万科团队一起建立的万科文化。以强调规范化、专业化、透明度的现代企业制度来管理企业，为企业建立“阳光照亮的体制”，建立不行贿、不贪图暴利的企业形象，等等。这会赋予他们一种尊严感和平等感，一种建立在健康商业文化上的道德自信，而明显区别于传统商人的战战兢兢、怯懦压抑的弱者心态。而通过参与各种社会事务和公益事业，能为社会贡献更多的力量之后，更会获得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

　　但同时，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不是每一个地方都能被阳光照亮，传统中国商人的很多心理阴影，也能在王石身上感受得到，这也许正是中国现代化的未来进步空间。

　　韦伯有一个三元地位结构理论, 即社会地位包括三个维度:财富、权力和声望。而有学者认为，中国当代商人阶层的不成熟，就表现为一种“地位失衡”的状态：很高的财富地位, 偏低的权力地位和声望地位, 这三者带来了结构性的紧张。这种紧张的消解过程或“地位平衡” 的获致过程, 就是商人阶层的成熟过程。

　　而按默顿有关越轨行为的结构紧张理论的说法,商人群体需要能用合乎道德的手段去达成合乎道德的目标。其前提，就是商人群体不再需要像在传统社会那样，依附于各级官僚，而能争取到更大的独立性、自主性、自治性, 其生存空间、活动空间得到扩展后,商人阶层的总体道德水准才会自然提高。当面对儒家关切的“义利”冲突之时，商人阶层自然会以义制利、利义兼顾, 展现良好的商业道德素质，通过其企业文化、立身行事, 示范、传播、塑造一种道义、效率、公平三者并重的商业文化。

　　第三个问题，商人如何自我实现？

　　杰克·韦尔奇曾在《商业的本质》一书中他写道，在你没有成为领袖之前，你的成功是培养你自己。当你成了领袖的时候，你的成功是培养其他人。商学院的任务是培养好的商人。只有把整个商人都被培养成为好人，才是最大的成功。也只有这样，商人才会在社会里真正受到尊重，而不是被许多人看作唯利是图的奸诈小人。

　　这里面有一个潜在的意思，商人也是人，首先要做一个好人，之后才是成为一个好商人。首先要培养的是自己“人”的部分，之后才是职业的部分。

　　甘会斌、单正齐在《儒商人格与中国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一文中，对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的需要”进行了解读。文章认为，自我实现不是个人价值在市场中的兑现, 而是个人潜能的挖掘、转化、开发、拓展, 是个体自然本性的成长成熟。一个人就像一粒种子或一个胚胎, 只要有合适的外部条件, 就会成长为其所是的生命体, 草木虫鱼鸟兽, 各适其性。

　　而心理学家弗洛姆推崇的唯一健康的人格类型, 是生产型的人格。这种人关心自己“是”什么, 而不是“有” 什么, 并创造性地维持与他人、与世界的联系纽带, 获得生命的意义感。

　　也许有了这样的认知，能帮助更好地理解比尔·盖茨为什么要捐出所有财产。也更容易解释为何王石在万科股份制改造时放弃个人股份。和热闹、拥挤的“财富榜”相比，“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一种更稀有、更奢侈的追求，只属于商人群体里的极少数人。但也许，恰恰是倾向于自我实现的这一类人，代表了健康而非扭曲的人格。

　　第四个问题，商人应该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

　　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商人群体的作用，不只是能参与社会事务，致力于公益事业，商人群体还可以成为创造新型文化的主力军。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现代化社会的特性，决定了商人群体应该扮演新文化创造者的角色。

　　王石对企业家精神有过一次阐述：

　　一个社会总是有一些传统、规范和模式，而认识到这些模式存在的问题，重新组织要素，并为社会创造价值，这就是企业家，这就是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如此重要，是因为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知识越来越完备，在任何领域的创新都需要团队合作。

　　在科学研究领域，一个运转良好的实验室，内部需要大规模的合作与沟通，对外则需要面对各利益相关方。发现某个研究方向的价值，说服整个团队往这个方向前进，遇到问题及时调整，同时还要游说政府、企业等资金方提供持续支持，这是企业家精神。

　　社会领域的创新也是如此，一个公益项目想要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参与，无论是公关、管理、游说，都需要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擅长的是远见、规划、管理、组织、协调、说服、动员、妥协。企业家对社会发挥影响力的方式与学者、明星不同，他们擅长的不是发言，也不是仅仅发言就算了。企业家向这个社会输出的正能量，是现代的管理制度、组织结构、沟通技巧。

　　…………

　　王石的经历中，最能体现这种企业家精神的，是他参与世界气候大会的经历。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重要会议中，一开始，他是以社会组织代表的身份参与的，与政府没有关系。但持续参与多届之后，他开始受到政府的邀请而共同参与。后来，他又创办了C-TEAM这样的专门组织来持续参与，调动起了中国商界的很大的力量。在“跪着奏事”的明清时代，这样的情况是不可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