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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巨匠》读后感10篇
日期:2019-11-12 23:08:02 来源:文章吧 阅读:

《大师巨匠》读后感10篇

  《大师巨匠》是一本由郑贞铭、丁士轩编著 / 汪士伦编绘著作联合读创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精装 裸书脊图书,本书定价:168.00元,页数:792,特精心网络整理的一些读者读后感希望大家能有帮助

  《大师巨匠》读后感(一):学而为己:民国学精神的吉光片羽

  《大师巨匠》是关于百位民国知识分子性情小传和轶事趣闻。这类书的好处通俗平易,闲时读一段,能约略领略民国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吉光片羽。

  千载学统传承而下,“古之学者为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承自士大夫君子人格的精神遗存。“君子之学,美其身也”,民国学者为学首先讲求“反诸求己”,而不带有明确的功利目的。这里且录二三事,之于今天之学术环境,或有反观对照的镜鉴之益。

  陈寅恪被誉为“教授之教授”,曾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地,却不以获得学位为志。子侄陈封雄曾好奇他为何没有取得博士学位,他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在学术积累期,广博的涉猎有助于知识结构建立,这种积累是聚焦于某一具体问题课题式研修无法满足的。陈寅恪的看法是治学之正路,但这在今天的学术环境中,几乎是难以想象事情了。

  主张“五十之前不著书”的黄侃,看法与陈寅恪一致。尽管对于所治经史文献已经熟悉到能随口举出具体的篇、页和行数,但他仍不轻易为文。章太炎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他都以“惟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辞拒。他标举的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他在传道时还常告诫学生,“中国学问犹如仰山铸铜,煮海为盐”,不可动辄曰“我今天有所发明沾沾自喜,其实那所谓发明,未必是发明”。

  民国学人史学大师顾颉刚的寓所曾以“晚成堂”为名。“晚成”是他对治学之途的体悟,正与陈寅恪、黄侃对待学术的审慎态度一致。在他看来,学问是磨出来的苦功夫。他反对空疏无聊陈陈相因的沿袭,“一个学者绝不应当处处都以传统是非为是非,做学问是不好专看人们面色的,看人家的面色来做学问,学问总不可能做好的,总不是真学问的。”在他看来,对于学问的研究思考,更不能以文章发表终点,他常常在有了新发现后不断修改完善,有时完全推翻重来。

  这种“学而为己”的治学精神,涵盖着要求学者拥有独立不惧”的君子人格,能够“笃志而体”,而不随波逐流,并以坚定心志身体力行的践履。书中记录,梁漱溟曾对其子梁培宽言,自己“只有志业,没有职业”。中学辍学的金克木自学,全凭藏在北京胡同里的一座市立图书馆。季羡林的工作时间起始于凌晨4点,他自言“如果一天不写东西,到了晚上,就会感觉像犯了罪一样”。

  窥门径者高山仰止,未入门者一叶障目,民国学者的治学精神,是沿着“述而不作”的儒家学统而下。在传统学人眼中,“作”的标准是很高的,想要通过“立言”而实现“不朽”,既包含了智识上的开创性劳动,还有以先圣为榜样道德化要求。“为人者凭誉以显物,为己者因心以会道”,反观当下学术圈之种种“怪现状”,当年民国学人“不以学为售”的做法似已近“绝学”了。

  走远路,过窄门。读一读民国大师们的治学旧事,或许能唤起后来者焦虑和功利煎熬的内心深处一丝波动的涟漪回想起当初怀揣着热腾腾的理想选择这样一条人迹罕绝而布满荆棘小径时,那颗“学而为己”的初心

  《大师巨匠》读后感(二):百年一瞬,“利息”永存。

  我从现世而来,穿云佛水回到百年前一窥究竟。等我再从书中走出来的时候,竟有三分苍老,七分恍惚

  原来所谓百年,真的就是“弹指一挥间”。

  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人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回答,时间。因为时间是生命中唯一不可逆的存在,它是一切的前提

  如果再问我是当下的时间重要,还是过去的时间重要,我也许会陷入两难。 因为当下的时间决定了我的未来,而过去的时间是今天所有一切的前提,他甚至更加重要。

  1916年,蔡元培先生第一次踏进北大校门。他的到来,开创了一整个时代的精神文明得以发扬流传的先决条件。在此之后的百年间,那些我们熟识或者不熟识的精神领袖们,才得以前赴后继的在这片土地上挥洒着高等现代教育火种

  如果这动荡不安的一百年,是中华文明历史长河里的一片湖面。那使这片湖水生动活跃起来的,就是蔡先生扔下去了一颗石子。此后所有跃出水面让人耳目一新的大师巨匠们,都与这片湖,这个人息息相关

  蔡元培先生在灰暗颓废时局高瞻远瞩力排众议,一力支撑起一座威名赫赫又摇摇欲坠的北大学府。他的贡献思想深远,不愧为《大师巨匠》的首篇。

  虽然这并不是最生动有趣的一篇,但却是最令人难忘的一篇。因为在之后的章节中,他的名字将无数次出现在满怀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身旁。宛如托起一座座丰碑基石

  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里,蔡先生执教北大也是几经磨难。“五四运动”,“讲义风潮”等风风雨雨一次次把蔡先生推向风口浪尖。但在一个自由高贵灵魂面前,一切的磨难都不足毁灭现代化教育前进的步伐

  蔡先生执教北大五年,与各方势力周旋,广纳教育人才,开创了男女混合学校等一系列新型的现代化教育方式。正是出于对高等现代教育必须普及,并借此推进教育事业决心责任感,蔡先生和他凝聚起来的师资力量,为今天的莘莘学子打下了坚实基础

  今时今日的每一位北大学子,都是站在了蔡先生的肩膀上,走向了更高更远的未来。

  永远的蔡元培,蔡先生。

  钱学森先生晚年曾经发出过这样的诘问:为什么近些年培养了诸多人才里,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与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们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在我刚刚从大师巨匠里走出来时,偶然看到这样的犀利质疑,简直如芒在背。

  是啊,为什么书中那些披肝沥胆成就斐然的大师们,没有再次化身我们同时代的“群星”,在今日的夜空熠熠生辉呢?是当代的教育水平远不如民国,还是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不够通达?

  我没有找到答案,但我找到了另一条解决这个答案的思路——也许是民国恰好具备这样的“人文环境”。

  都说乱世英雄,不论是蔡元培梁启超,还是王国维台静农,他们都生逢乱世家不安。目之所说的一切,不是发人深省,就是百废待兴

  而能够成为流芳百世的大师,都有一股天然遇强则强的品格。越是这样不利于行的实际环境,越是激发他们去进步和求索。

  虽然时代的诉求在变,人文精神的思潮在变,但唯一不应该改变也不能改变的,是我们对未来教育和科学研究孜孜以求的决心。

  当今的教育水平和力量,足以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时代的发展进程。但没有出现更多大师的原因,一定程度上也是以精神理念作为信仰指导缺失

  书中的百位大师不仅在不同行业领域做出了卓越成绩,还在冥冥之中被一条看不见的线牵在了一起:

  那就是从强大出色师长身上学习到的开拓精神,和为国为民求长远发展的责任感。

  而这些正是今天的我们最急需的—— 所谓指导作为榜样,更作为一种克服困难坚定意志信条

  《大师巨匠》作为一部百人小传合集,以故事带动历史,立体真实展现了那些逝去的时间

  它们会给人们重新带来反思启迪

  我们在和平安乐之下能做的,想做的,就仅此而已了吗?

  我们行走一生所依靠的坚实的精神理念来自哪里?

  甚至我们还有没有所谓的精神?

  这些甚少被落实在日常生活里的想法,恰恰是一个人之所以与众不同有所作为根基

  其实,当今无数畅销书夸夸其谈原理方法,早在百年前就有一群人在默默地实践执行了......

  而比起这些大同小异精进指南,那些兢兢业业春风化雨的大师品格与思想,难道不是今天的我们,更应该视若瑰宝的“畅销书”吗?

  《大师巨匠》读后感(三):《大师巨匠》的回望,是迈进真正生活的起点

  作史,意在作人的价值史。作史是一种单向“面对”,遥望往昔,身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大师巨匠》的立意所在

  作为历史,表现民族缩影

  地点背景,是一种装扮,也是赋予一种特征,让一个人的价值变得清晰可见。没有环境和地点,人不过是一些抽象物。正如斯蒂芬·茨威格《人类群星闪耀时》:“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时刻、一个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之前,必然会有漫长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

  《大师巨匠》重在勾勒近代中国史,其间百年浸染着动荡苦难,充溢着救亡和图存,绝望百年,希望百年。萧萧晚暮藏风骨,望断百年古傲然,新旧更替、中西融汇之际,仁人群像前赴后继。

  作为传记,描摹群像细部。

  就思想界而言,大学校园无大师、学人则不可。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接续历史以瞻望未来,以人以思,贯通古今,正如张爱玲有一言颇为动人:“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

  《大师巨匠》不刻意描绘人物的生活全貌,或进行人全景宏大叙事,而是只把握人物的突出侧面和生活中不太为人看重的场景,情真一处“微”——从细微处着手,以见个人风貌轮廓

  最重要的是,《大师巨匠》作为一部读物,能够“透视”社会发展。

  “透视”这个概念,援引自美国著名文学史家韦勒克、沃伦著作《文学理论》,该书提倡一种称为“透视主义”的历史研究:一件艺术品作为体现种种价值的系统,有它独特生命。具体而言,艺术品的全部意义和价值,是一个累积过程结果,也即历代无数读者对这件作品评价过程的结果,一般的文学批评家都要根据自己时代的文学和文学运动的需要,来重新估价过去的作品。

  《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该书对近代大师的周遭生活与人生际遇加以述评,以今世眼光审视其精神风骨,这是对于人物及历史的重新估价。估价有三:

  修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一代国学宗师王国维,“举身赴清池”,在颐和园投湖自尽,噩耗传到城中,学界诸人极为震惊。其衣袋留有一封遗书,信中有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文化死则心死,心死则人死,有感于传统儒学世纪之初倍受挫败,受着近代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熏染,王国维为“义”而去。

  之后,知交陈寅恪为其纪念碑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又何尝不是自述信仰呢?陈寅恪一生秉持“四不讲”的治学精神,坚决拒绝为蒋介石作歌功颂德的文章,建国前夕拒绝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的邀聘。

  这同熊十力两次辞绝蒋介石的百万拨款一样,让人看到的是学人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治学:博古通今,融贯中西

  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近代百年,社会更替,大师们流连于古今学问,辗转于中西文化,以国学大道、传统精华为根,接受西方现代知识、科学理论、民主观念熏陶,叩问中外,参证东西。

  精通西学第一人严复,留洋期间博览英国各种社会科学的著作,“更能探本溯源”,不断为中国现代思想建设探寻世界智慧;林语堂,一生致力于融合中外,优秀的汉语基底及外语新能令其自由出入于跨文化的沟通对话,“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外国文化”,“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只评宇宙文章”;更有民国怪杰辜鸿铭,精通英、法、德等多国外语,学贯西方文史哲、中国国学。

  从他们身上,赫然彰显着一种现代化的全球性文化立场:中国的眼光看世界,世界的眼光看中国。

  平天下:生死兴亡匹夫不辞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李白《下终南山》),一轮明月照路明,为着人类历史长河中的远行者

  传统儒家士大夫坚持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实现人生价值之目标,顾炎武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心系社稷。近代中国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言),外敌入侵国土沦陷,民族危亡、国家覆灭之间,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大师们如何安身立命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者之一,积极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为民族思想解放做出巨大贡献,后以文人身份入政,向往着英美式的自由与民主,身处国家建设一线位置,如胡适曾在抗战期间担任驻美大使;冯友兰、熊十力选择著书立说,宣扬民族精神,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宝库中寻求丰富的文化精华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梁漱溟以理论兼顾实践,在探索哲学真理的同时,以乡村建设运动为基础,建设祖国的社会事业;费孝通深入农村调研,写就《乡土中国》,对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集体意识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精神信仰,为天下而兴。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回望往昔是向未来迈进,“引导人们走向过去时间的印象,最终会显示为面向将来的主题,或按普鲁斯特的原话说,是‘构建真正生活的起点’”(乔治·普莱《普鲁斯特的空间》)。《大师巨匠》,也构建着我们真正生活的起点。

  《大师巨匠》读后感(四):群星闪耀的时代

  文 明星辰

  这本书开篇郑教授就说,“所谓大学,不在大厦,而是大师。“

  这话其实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绮说的,这也是传奇人物,曾是中国唯一的终生校长,第一批庚款的留美学生。一生经手过的钱无数,却一生清贫,在西南联大时,他的夫人在路旁摆摊来补贴家用,在台湾年老生病住院至逝世的部份费用是他的学生们资助,随身不离的公文包,在他逝世后打开,是他经手庚子款的帐单,每笔清清楚楚,令人为之动容。

  这本书讲了民国各种大师的简要小传和逸闻。我一直就喜欢看作家逸闻,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边角料,很多细节之处都酝酿着诗意和生活气息,感受到那些有名的大作家也都是活生生的人,喜怒哀乐,吃喝拉撒,都非常可亲。

  比如张爱玲去美国之后想吃葱油饼买不到,好不容易在加拿大买到尝尝却不是那个味,其实葱油饼一直都是张爱玲父亲最爱吃的食物;比如汪曾祺半夜睡不着,起来往早上吃剩下的油条里面塞了些肉和火腿之后油炸,完全高了一道创新菜,后来还写进书里面;再比如白先勇小时候在重庆,日本投降的消息他们在前一天8月14日晚上就听说了,那天晚上广播里传来消息,白家人全家人还在重庆李子坝的家里吃西瓜,广播里播音员激动得泣不成声,一播完,外面的爆竹声就响起来了……

  因此这书就觉得亲切,好像是将民国时期熠熠生辉的人都聚集到一起,确实就如同书评简介里说的,“还原一个个重要的时刻与场景,刻画了百年来近百位大师们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文化品格。”

  民国时期的记忆在人们心里总是留着诸多想象,不管是鲁迅笔下的阿Q和祥林嫂,还是张爱玲《色,戒》里写到的那个被一枚粉钻打动的地下革命者——其实包括这个女主角,都有原型——即民国时期极为著名的美女间谍郑苹如,这些往事讲起来总是动人,好像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人生总是更跌宕些。

  可所有民国历史里面,能激发我最大想象和向往的,无疑是西南联大,在描述中这是一个在特殊时期、困难时刻建立的大学,但它又恰似乌托邦,聚集了太多太多民国时期大师。

  西南联大设立在昆明,昆明给人感觉总是与世无争的,有花又有云,虽然也有日寇从空中投炸弹,但汪曾祺说即便如此,人们跑警报时也慢悠悠,还有人提着壶热水,在听到日军空袭警报时,在宿舍门口洗头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可以说是中国抗日时期的一段传奇,1937年11月1日,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由于长沙连遭日机轰炸,1938年2月中旬,经教育部批准,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1938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当时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大都是国内最为顶尖的学者、文人,很多人在这里几乎都完成了重要著作和研究成果。

  哲学层面如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冯友兰《贞元六书》、金岳霖《论道》,及沈有鼎关于“意指分析”的两篇论文。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成书于当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前身长沙临时大学的所在地南岳掷钵峰下,钱穆的《国史大纲》则完成于昆明宜良。

  闻一多完成了《神话与诗》、《周易义证纂》、《楚辞校补》、《唐诗杂论》、《诗选与校笺》等。朱自清写了《经典常谈》、《新诗杂谈》、《诗言志辨》。

  华罗庚在联大期间先后完成20余篇论文,1937年至1941年,他的数学论文每年均在苏联《报告》杂志上发表。

  彼时沈从文还在西南联大教书,汪曾祺是他的学生,大学的时候看过汪曾祺写的《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里面写沈从文种种逸事,直到现在还记得。

  “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

  这一段我印象深刻,无论是玉龙雪山的杜鹃,还是养了12只猫的老先生,或者装了一皮箱的“聪明女人来信”,抑或和金岳霖一起吃饭的大公鸡,这些零碎而可爱的小细节,都贴切而散发着一种旧时代却也极其市井的生活气息。

  《大师巨匠》里面也是这样,它将民国时期的大家记录下来,书中郑先生也提到,“熊十力先生说,‘不掌灯何以行路?’”

  茨威格也曾说,一个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群星闪耀的时刻出现之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流逝而去。

  我倒觉得那些漫长岁月虽然确实流逝,但并不是“无谓“流逝,因为我们总是记得他们,这铭记和怀念,也会召唤下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

  《大师巨匠》读后感(五):承担痛苦,导引时代

  文/郑贞铭

  “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100多年前,尼采对当代人的无谓匆忙深恶痛疾,也感慨学者一再地堕落,于是发出了这样的抗争口号。时过境迁,尼采这句话依然闪烁着光辉。今天,站在我们共同走过的时间渡口,重新审视中国的过去与未来,我认为,当下的有志青年面对这个时代,不仅仅是去“克服”,而且要主动去承担这个时代的痛苦,进而开创出新的风气,导引这个时代。

  关于“时代”,最为经典的,莫过于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写下的:“这是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个最坏的时代。”人在时代中,当然深受时代的浸染与裹挟。在过去,我们很多人饱经战乱流离之苦,身不由己地背井离乡,跨过“巨流河”,走向“大江大海”。再后来,我们经历了经济建设的兴起。

  这期间,虽然社会言论开始勃发,但不容忽视的,是文化品质的衰落、理想主义的稀薄。

  在走向现代与自由的道路上,又有谁能够确定,我们已经完全地摆脱了这个时代的奴役与桎梏呢?更何况,在当今资讯泛滥、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知识越发缺乏,智慧更是稀有。

  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的确多少找到了些“克服”的方法,那就是我们逐渐学会了反思,开始尝试去批评,要么就是嘲笑与调侃,再不行索性就逃离,如今的年轻人大多愿意去过属于自己的“小确幸”的舒适生活。曾经我们“什么都信”,如今我们开始“什么都不信”,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看衰一切。我们习惯了把一切都推诿给时代,然后诅咒这个时代。

  这当然是时代的进步,也当然是我们的幸运。然而,痛苦的现实仍在那里,严峻的未来还会到来。那有志青年,不仅要去“克服”这个时代,还要去“导引”这个时代。如何导引?先讲一个寓言故事。

  有一位年轻人对大师说:“我像你一样勤奋努力,也像你一样执着追求,然而我依然是个凡人,而你却成了大师,这是为什么?”大师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给他出了一个题目:“假如现在横亘在你我之间是一条河流,你怎样跨越?”  年轻人回答道:“第一条路径,如果有座桥,我就直接过桥跨越;第二条路径,如果有渡船,我就乘船跨越;第三条路径,如果我会游泳,我就游泳跨越。”

  大师说道:“你第一条路径过河,是依靠别人造的桥过河,不能算你完成了跨越。你第二条路径过河,是依靠别人造的船过河,也不能算你完成了跨越。你第三条路径过河,只能说明你凭借自己的资质偶尔从此岸到了彼岸,假如大雨磅礴或大雪纷飞,你还能游泳过河吗?所以也不能算你彻底地完成了跨越。”

  年轻人听了大师的话,若有所思地说:“不过还有一条很难的路径,就是我亲自造座桥跨越,但我没有造桥的本领,尊敬的大师,看来我是无法跨越这条河流了。”这时,大师微笑地对他说:“你是个聪明人,你知道造桥既能实现你跨越的追求,也能成全别人过河的愿望,但你却因为难而不为,现在我告诉你,凡人与大师的区别就在这里。”

  凡人总是追寻自己的梦想,成全的也不过是自己的愿望;而大师不仅追寻自己的梦想,而且成全的也是众人的愿望。面对这个时代,你能否做到,放下每个人都能简简单单做到的嘲笑与逃离,主动承担它的痛苦,甘当人梯,搭一座笨拙的桥,不仅为成全自己,也为成全别人,最终导引这个时代?

  这当然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在这条导引之路上我们并不孤单。自1840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清政府闭锁的大门,中国便迎来最动荡屈辱的历史,众多知识分子也走上他们探索的旅途。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里的苦难记忆,也是诸子争鸣、大师迭出的辉煌时刻。从器物到制度,从革命到启蒙,再到“救亡压倒一切”,这些仁人志士将自己与那个时代紧紧维系在了一起,最终取得了导引那个时代的辉煌业绩。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大师巨匠》人物素描

首先,要有坚定的志向与坚守的勇气。犹如搭一座桥前,首先要选定一处地点,并安顿下来。

  容闳,1854年顺利地拿到了美国耶鲁大学文凭,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人。当他戴上学士帽的那一刻,这位前途远大的年轻人许下心愿:“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我将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

  正是带着这个梦想,毕业的这年冬天,容闳谢绝了许多美国友人的挽留,毅然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从学中文、四处谋生开始做起。经过了漫长的18年等待,1870年,他终于让清政府批准通过了他提出的“留学教育计划”,开启了中国近代留学事业。

  连横,13岁那年,其父连永昌买了一部《台湾府志》送给他,并郑重地说:“汝为中国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这是一部重修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方志,连横读后“颇病其疏”,萌发了最初的纠正之念。乙未割台后,连横看到日本统治者为了泯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竭力弃毁台湾的历史文献,有意伪造虚假的历史愚弄当地民众,感于“国可灭而史不可灭”的古训,念及儿时志愿,立下编写一部贯通台湾千年历程的信史的宏志。

  从1906年开始,他花了整整12年的时间网罗旧籍,博采遗闻,旁及西书,参以档案,直至1918年,终于写成60万字的《台湾通史》。此书一出,全岛风行,不仅结束了“台湾三百年无史”的历史,也使当时的统治者日本人大为震撼。

  梁漱溟,从小便立志要做一个“有思想,而且本着自己的思想去行动”的人,曾声称自己最大的爱好便是思考问题:“你看我最闲的时候,其实是我最忙的时候。你看着我坐在那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其实我的思想已经跑得很远很远了。”

  因为思考问题,梁漱溟经常失眠。脑子一开动起来,很难刹住车。他一生不断追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1980年,美国学者艾恺教授找到梁漱溟,跟他连续10余次访谈,最后整理出来的,书名为《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恰恰是当年父亲梁济自杀前问他的一句话,他一生都不曾停止思索。

  张其昀,一生致力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只靠5万美元起家创建中国文化学院(中国文化大学前身)。当时没有政府的财务支持,甚至银行的贷款也很难贷到,每每面临捉襟见肘的困境。但他追求完美,请来台湾岛内最著名的城市规划师卢毓骏,着手设计校园的建筑主体。他将那里命名为“华冈”,寓意“美哉中华,凤鸣高冈”。有人认为他要破产,张其昀对学生们说:“欠债我还,坐牢我去,你们只需努力向学,便慰我心。”

  学校刚刚建立时,很多著名的教授、学者、专家纷纷前来兼职,很多人授课而不受报酬,总是以台湾大学不得兼职为由拒绝,为他节省开支。一时间华冈名师云集,仅仅就文学、史学而言,延揽的师资,如钱穆、黎东方、杨家骆、宋晞、吴经雄、林语堂、陈立夫、高明、曾虚白、谢然之等,均是一流的学者和大师。张其昀举债兴学,最后欠下的债务高达16亿台币,他还是咬牙硬挺了下来。

  1985年8月26日,张其昀因心脏衰竭,病逝台湾荣民总医院,享年85岁。临终前,他要求在自己的墓志铭中,不必炫耀他在政坛上的成绩,只希望表达两大志愿:一、华冈学园(中国文化大学)的创始人;二、中华五千年史的作者。在张其昀的心灵里,没有任何权势、悬念,甚至连秘书长、部长的桂冠也没有存放的位置,而只有教育的爱、文化宗教的爱与国家民族的爱,其风范可媲美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

其次,要有专业的才能与求是的精神。犹如搭桥准备动工时,必须具备坚固的石料和所需的工具。

  蒋百里,1901年,19岁的他投笔从戎,东渡扶桑,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4年后,蒋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获得日本天皇的赐刀,第二名是日后起兵讨袁的“护国将军”蔡锷。1912年,蒋百里出任保定军官学校首任校长,郑重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不久,他即因种种原因,当众自杀,后被幸运地抢救过来。

  在接受蒋介石的委托,为暑期训练班各省高级将领授课期间,他将一生的军事著作和讲稿,精选修订,编成一册《国防论》,全书洋洋10万言。当时正值抗战前夜,敌强我弱,国民党内恐日心理相当严重,蒋百里却在卷首饱含深情地写下:“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

  竺可桢,被公认为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他早年主持建造的南京北极阁气象台,成为中国近代气象科学事业的发扬地。1936年,他临危受命,赴杭州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在全校学生大会上的第一次讲话,他就鲜明地指出:“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作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

  1938年,在一次校务会议上,竺可桢正式提议将“求是”定为浙大校训,即“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精神。他特别强调:“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

  陈寅恪,因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1926年6月,只有36岁的陈寅恪,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这其中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先前校长曹云祥认为陈寅恪一无大部头著作又无博士学位,怎么有资格作导师?梁启超坚定地说:“我虽有著作,但加在一起也不及陈先生三百字的价值。”

  后来,侄子陈封雄曾好奇地问过陈寅恪:“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他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提起此事,俞说:“他(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钱穆,因为家境困难,自知上大学无望,便立志自学,发奋苦读,“夏暑为防蚊叮,效父纳双足入瓮夜读”。抗战时期,他在西南联大时时躲避不断空袭的混乱中,开始准备撰写《国史大纲》。他把自己关在远离昆明70公里的宜良县岩泉寺里,每天笔耕不辍,用了一年时间才大致完成书稿,并于1940年出版。

  他强调,“国民当知国史”,由此方能建起“信仰”。因而,他倡导对“本国以往历史”,须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如此才不会产生“偏激的虚无主义”。1986年生辰那天,92岁的他在素书楼里为弟子们上了“最后一课”,并留下最后的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再次,要有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犹如搭桥的过程中,不畏激流险滩的阻隔和苍茫长河的裹挟。

  蔡元培,主张教育救国,曾受孙中山之召,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1917年,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念想,蔡元培成为北京大学新任校长。开学典礼上,他发表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友。

  他以观念改革为先导,采取“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仿世界大学通例”推动北大的现代化转型,由此揭开了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序幕。一时间,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纷至沓来,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引领出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先锋。

  张季鸾,一生从未介入任何党派,最终成为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一个有着巨大影响的独立报人。1926年主持《大公报》笔政后,他先声夺人,提出著名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寥寥八字,掷地有声,一经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从此公众明鉴,天下监督。

  1941年,张季鸾病逝,终年53岁。一介报人的亡故,却惊动了当时国共两党的最高层。他们都在第一时间发来唁电,蒋介石将其誉为“一代论宗”,周恩来则称其为“文坛巨擘,报界宗师”。

  傅斯年,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他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他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期间,明确表示要“纯粹地为办大学而办大学”,并以荷兰哲学家史宾诺莎认为的“宇宙的精神在于追求真理”的概念与师生共勉:“我们贡献这所大学于宇宙的精神!”

  蒋介石对傅斯年这个桀骜不驯之士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爬梳这些大师的人生历程,你会发现,其中无一不透露着求是的真,忘我的善,生命的美。他们愿意在社会大变革到来时,放弃随波逐流的舒适安逸,主动去走抵抗力最大的路,为时代洪流搭建引导的桥梁,不仅为成全自己,也为成全别人,最终也成全了那个时代。

  电影《一代宗师》中有台词道:“练一口气,点一盏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循着百年大师的探索足迹,我真诚地希望当下的年轻人能获得某种承担痛苦,甘当人梯的勇气与能量,进而相互鼓励,彼此温暖,共同搭建属于我们的桥,延续大师的精神,超越时代的泥淖。

《大师巨匠》 @联合读创2019年9月出品

  (内容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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