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岁月》是一本由徐小棣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7.00元，页数：32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颠倒岁月》读后感(一)：读到幽微之间有许多温暖

　　没想到读她的书，读到幽微之间有许多温暖，是她笔下人物的温暖，更是她心灵的温暖。是她几多挣扎之后，依然保留下来的善良真纯和公正的温暖！

　　她的书，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些人一些家庭的的故事，而是一段历史的缩影。书中所有的文字都如警钟般在提醒：我们曾经有过那样的日子；那样的青春；那样的时代；那样的自己，一切都如此不堪！

　　她的书也是在纪念，纪念她的双亲和不完整的家；纪念生命中相遇的人；纪念我们这一代人，纪念我们远方的生活；也纪念曾经的自己。

　　《颠倒岁月》 一书的视角很独特，那是由作者生存的环境决定的。她挣扎在红色与黑色之间；她穿梭于截然不同的阶层两边，既要保护母亲又要保护自己，在不同的环境中苦求生存。红与黑对于她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荣耀与安全似乎唾手可得，可在良心的天平上她一次次放弃。她不知该如何定位自己，但生活给了她独特的定位。她的生活看起来两边都不完整，但她生命的体验却给了她宽阔的视野。于是，她的目光所及笔力所及是生活在不同阶层的人们所难以企及的。与此同时，也注定了她的孤独。

　　《颠倒岁月》读后感(二)：筆記

　　﹣會讀到這書，是因為看到林達的《歴史在你我身邊》收錄的文章。同一篇文章被輯在本書作為序言。

　　﹣如林達所言，作者對自己的要求十分高，在反思時不斷扣問自己當年迫於政治現實的決定、表態，甚至因時代的限制導致十多歲的她所擁有的盲點都挖出來重現於讀者眼前。這是十分有勇氣，也對自己的要求十分高。

　　﹣作者提到的69屆的困難，即作為知識中最年青的一群，基本上在接受完小學教育後就沒有任何正規的教育，在下放時因不及年長的知青有能力令他們在下放時無法取得更多的優勢或’資本‘，高考重開時他們亦無法與更有文化受更多教育的老三屆所競爭。她們69屆就算能回到城裡，都只能做工人做很基層的工作，是整個政策最受影響的一群。

　　﹣作者的故事亦充份反映了低層的知青，即不是高幹子弟、在體制內沒有關係的年青人們在整個政策中有多困難。

　　﹣有點令人’可惜‘的是，現在看到很多上山下鄉的回故、知青的故事都是來自北京，較少看到其它地方知青的故事。

　　﹣徐小棣對自己對社會的反思，與之前讀錢理群的書提到他的四哥的反思一樣，都十分深刻到位。令人可惜的是，我身處的香港卻有那麼多人無視歴史的警省，為不近人性的制度去辯護、去justify。但願他們都好好讀一下如徐小棣這本書那樣的人性文字。

　　《颠倒岁月》读后感(三)：评《颠倒岁月》——大历史中的小人物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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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2月23日 10:27 来源：晶报

　　王淼（书评人）

　　这是一部有着早年黑白纪录片一般质地的个人回忆录——没有华丽的言辞，没有过多的渲染，没有虚假的修饰，有的只是一些个人亲历的片段和细节，却真实再现了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百态人生。在表现“六九届”一代人命运的文字中，徐小棣的《颠倒岁月》虽然并不执意追求宏大的建构和完整的叙事，却又有着简朴的平实文风和浓郁的民间色彩，作者以一种自发性的写作和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来记录一个时代的平凡人、事，其叙述既具有更加广泛的普遍性，亦有助于还原被那些宏大叙事所遮蔽的历史现场，有助于让后人看清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在那段特殊岁月中的所作所为和真实遭遇。

　　《颠倒岁月》是一部素面朝天的著作——故事是平民的，文风是平民的，作者的最大努力，不过是想清清楚楚地告诉你，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而它的价值，也恰恰在于其间细节的朴素和真实上。正像作者所强调的那样，普通素材写得好才更见功力，写普通人、平凡事一样能感人——她写自己在一位上海女孩的家中偷偷翻看老相册，写出的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的环境对孩子心理的微妙影响；她写自己送“鸡毛信”的告密行径，揭示的是“缺乏高尚情操的社会必然会导致人性的堕落”；她写“假领子”成为一代人的时尚追求，写出的是荒蛮年代的美的奢侈；她写那个年代社会上假电报、假车票、假材料、假诊断书的造假风行，写出的是一个时代对一代人的塑造……。徐小棣以平静的语气讲述这些故事，文字质朴，却常常催人泪下；她以悲愤的心情质问那个时代，追问直白却足以发人深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有着直面内心的勇气，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既不文过饰非，也不推诿于人。良心追逐着她写出那些令她感到羞耻的故事，以之表达一个普通人内心的忏悔，同时也留下那个时代在她身上刻下的真实痕迹。

　　诚如徐小棣所言：“所谓时代悲剧，总是落在具体的人身上。”而每个具体的个人在那段颠倒岁月中的特有经历，都不应该融入整体而消失无踪。从这个角度上讲，徐小棣的文字其实是为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立传，她的叙述不仅弥补了主流历史细节上的不足，让那个时代变得更加清晰；同时也凸显出那些被湮没在大历史中的小人物的身影，显现出民间史和私人史无可取代的独特价值。

　　《颠倒岁月》读后感(四)：徐小棣的荒诞版“奇境记”

　　一个上海小女孩搬到北京来，在小学校认识了另一北京女孩，邀她到家里玩儿。两个小家伙偷偷翻出几大本相册，那些泛黄的照片，“洋式的小楼房、古色古香的家具，扶着手杖穿着长衫端坐中央的老人、画了眉毛穿着旗袍的女人……”北京女孩看得入迷，却也似乎明白了为什么这些相册被压在箱子底下。结果不难想象，妈妈回家了，一顿训斥，但不知大人的无名忧虑，孩子是否懂得？因为那是1963年。这个北京女孩叫徐小棣，她长大后才意识到，那时正是其荒诞版“奇境记”的起始，以《颠倒岁月》记录这些年的“兔子洞”经历，可谓立此存照。

　　徐小棣的叙述之最大好处，在于不文过饰非，尤其她有着直面自己内心的勇气，这恐是许多人做不到。还是那个上海小女孩（名字叫普晶）的故事，在相册风波之后，学校的班级要排演“南京路上好八连”，普晶争到饰演南京路上一个行人的角色，她精心准备，好好打扮，在台上把跑龙套的阔太太一角演得活灵活现。结果，演出之后遭到围攻，被骂做“妖婆”，另有少量拳头相加。“我”一面是同情，“但默默旁观那些厉害人大胆摧毁美丽与新异，又隐隐感到快意”。成年后的徐小棣追忆，幸好这次寻衅未发生在次年的“红八月”，否则暴行被公然鼓励，“那时，‘同学’的手上会不会沾染普晶的血，‘我’会不会献出相册的秘密呢？”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沉潜极深的“小”，不过大多有意无意地遮掩或忽略之，逢事常本能地将自己择出，似乎超然物外，其实仅是一种懦怯而已。徐小棣却是反其道行之，她紧紧地“揪住成长中的自己”，不为自我外在或心理的行为活动找诸般借口，锋利的解剖刀指向时代的同时，也不放过在颠倒岁月中飘摇不定的自己，“自抉其心”是痛楚的，但却抱持诚实的态度，弥足珍贵。我们如果对历史的反思有如此的坦直，那“颠倒岁月”的阴魂想来不会至今仍流连不散。

　　“逃”对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本是面对危险时的直感与本能，不会招来指责。但于徐小棣，十三岁时的那次“逃”却使之负疚数十年，因为那正是妈妈大难临头的时候，1966年最恐怖的日子。“我没有想到与妈妈同甘共苦……我淌着冷汗，只想逃”，这成为她在以后的岁月抹不去的羞耻，“良心追逐着我去补全那些残缺的故事，向我在另一个世界的妈妈忏悔”。这让我想起导演陈凯歌在自传《少年凯歌》中，追述同样的年月中自己对父亲的背叛，耻感刻骨铭心，忏悔延绵至已届中年的他。在其电影作品中，如《荆轲刺秦王》、《和你在一起》、《赵氏孤儿》等，弑父、背叛、悔恨、救赎，我们可以明显地感知他忏悔情结的深化与延伸，一个人的心理创痛之巨，莫此为甚。徐小棣、陈凯歌们都是那个是非颠倒、人伦亲情扭曲时代的亲历者，他们曾经盲目信仰过某些事物，曾经无情唾弃毁坏过另一些最值得珍惜的东西，当狂热烟消云散，昔时的荒诞与丑陋暴露无遗，他们唯有以忏悔救赎往日的过错，虽于事未必有补，但这种心灵的诚实却是善的累积，以及好的趋向。

　　“奇境记”的荒诞还在于，当事人在不知情的情状下可能就成为无声无息的受害者，始终处于严密的管控网络内。徐小棣看到老同学大高的一个特殊的收藏，从动乱初始的北京小学校长室拾来的纸片：“北京小学教职员工情况”。总共五十四名群众，三十一个都有“问题”，“原来在四十四年以前，每个人就是这样要被支部会议逐一仔细分析啊！”不是思想意识不健康、海外关系复杂，就是有小偷、投机倒把、侮辱女学生嫌疑等，并被认真的“支委”精心算出了百分比，载入单位档案。现在的读者都十分敏感，很容易就联想到“楚门的世界”，继而是“1984”，这显然就是小型的“老大哥”，耗费大量的精力，孜孜不倦地琢磨每一个人，将之分类，置于滴水不漏的控制中。这不仅是个案，实质上当时整个社会都处于如此的“奇境”中，没有任何人能逃脱这样的罗网。而让徐小棣感到反讽与可悯的是，做精心排查与百分比计算的五位“支委”, “没有一个逃过了一九六六年坐‘喷气式’被斗争，斗争他们的大多不是他们认真分析过有各类嫌疑的人，而是从这个‘黑名单’上漏网的其他党团员和群众。”

　　知青生活是“奇境记”的漫长延续，起初的豪言壮语很快被生活的粗粝磨去了颜色，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泛白为“无尽头的苦役”。徐小棣回忆，在艰苦的水利会战中，有知青毅然决定手术治疗他的“慢性阑尾炎”，谁知前一日还活蹦乱跳的小伙子在手术台上再也没起来，死于概率极小的麻醉意外。而她本人偶然发现服用药物异丙嗪会让自己因过敏而昏迷，因此不惜多次吃下它以获得短暂的休息，这是生活的悲哀，还是莫大的荒诞？“是什么使深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人们，在兵团生活了七八年以后，幡然悟到岁月蹉跎？”没有什么动听的言语可以掩盖住现实的苍白与残酷，接受了生活洗礼的知青们渐渐洞察了欺与瞒的伎俩，但无背景、无权势的他们无法以程序的正义应对之，只能走上消极抵抗的道路：怠工、躲懒、开假诊断书、假证件，“全民殊途同归，都生活在各种类型的谎言中，而且没有心理负担，只因在颠倒的岁月里，小民被逼上了绝路。”

　　徐小棣的荒诞版“奇境记”有着女性视角的细腻入微，亦有民间史无拘无束、无姿态的姿态，一代人的被形塑过程无保留地展示在我们面前。这对于并非亲历者的我们，或许会将之当作奇闻姑妄听之，但真正地探究其深层的意义，或许会发现那段历史并未完全变成泛黄的纸页，它恰是今日中国并不遥远的来路，其影响尚未归于消泯，似乎仍在隐隐发酵。

　　《颠倒岁月》读后感(五)：“1966年的时候你还小”

　　1966年，本书作者十三岁，当年聂元梓在北大贴出大字报后，北京小学也震动了，作者和同班同学一起冲进自己语文老师的家里，砸玻璃、摔镜子、殴斗这位普通的语文老师，只因为传说老师妻子“解放前是话剧演员”。殴打过程中，本书作者从后边挤进去，狠狠地掐了老师的后背，原本一动不动的他，忍不住抬起头来看究竟是谁下手这么重。这是曾经不断鼓励她写作文、多练笔的老师啊。对视之间，作者说，那一刻，腿软了，汗也下来了。多年后，这份负罪感一直纠缠着她。她终于有天鼓起勇气向老师写信致歉，没有想到对方的回应竟如此宽容，“1966年的时候你还小”。

　　在这本书里，作者写到一位协和医院退休的理疗科主任黄伯母，其丈夫是国民党官员，双双留美归国人士，在北京城过着体面的生活。在1966年“红八月”的风波里，红卫兵涌进了她的宅院，不管女主人“你们凭哪条哪款法律”的质问，挥着皮带命令夫妻俩跪倒在地，一阵暴打。有丝毫反抗，便是更猛烈的折磨，最终，红卫兵把这位高喊“我是协和医院戴大红花退休的医生，是自食其力的医生”的黄伯母拖上了街，边打边辱骂，最终，这位退休女医生死于米市大街路边。

　　作者与母亲一度无家可归，曾在这位黄伯母家暂居，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父亲得知后，对妻子大嚷：“你这糊涂虫！和国民党同流合污，和美帝沆瀣一气，我不能让我的孩子住那个龌龊的地方！”作者称，父亲是一位渔民之子，多年从事地下工作，曾为日本人通缉，被国民党逮捕，极为重视自己的革命气节，最终却在黄伯母死后没半个月，也被挂上了牌子挨上了斗，身陷囹圄，一去七年。这样荒诞的反转，读来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但细想想，如书名所说，在“颠倒岁月”中，像黄伯母和父亲一样命运的人，实在数不胜数。

　　不能在黄伯母的庭园中住，作者和母亲搬到古城墙下护城河边一个叫“西河沿儿”的地方，大杂院的结构，聚居在这里的都是些穷苦人家。在这个“小世界”，作者母亲遭到邻居各种非议，在压抑的环境下，十三岁的作者开始变着法儿地融入周遭世界，她学着院里其他孩子那样串门儿，推门就进，坐下闲扯，把自己的家里事变着法儿地杜撰一番，满足周围邻居各种好奇，可想而知，这对于十三岁的少年而言，是多么可怕的世故，而又无比真实，为了自保，少年的智慧也是无穷的。作者母亲最终逃过劫难，但“西河沿儿”的日子却像噩梦一样沉淀在作者的心里，多年过去，那一带的窘境变化无多，只是物是人非，作者还会想起十三岁那段经历之于自己成人礼般的意义。但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她，回首往事时却写道：

　　作者没有因为西河沿儿的残酷经历而痛恨这些邻居，他只是一一记下当时的对话与交往，不作过多的情感判断。在她的笔下，是一个个历史洪流中的人，如果没有这份笔录，这些人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这其中有受虐者，有施虐者，有含冤而亡者，有无故受伤者，更多的，是随波逐流的人，不会故意作恶，却也并非菩萨心肠，只是普通人，但平凡中却有可贵的、小小的善良。如作者上述所言，“无论如何并不高明”。

　　但无论如何，这份究竟是非的考察是必要的，作者苛察的精神和勇气首先用在了自己身上。在两篇关于母亲的文字后，作者追加一篇《逃》，讲述在母亲遭到批斗命运的过程中，自己不顾一切试图抛弃她的几次经历，她一度回避这些经历，但作者称“它是我逃避不了的羞耻，良心追逐着我去补全那些残缺的故事，向我的另一个世界的妈妈忏悔”。这份正视、直面且记述的态度，贯穿了本书的所有文章，因此，每篇文章都是对场景的追忆、对事件的追述、对人的刻画，却少有形容词副词的煽情渲染，这是作者有心的选择，她说：“在知青史的宏大叙事里，在田园牧歌般的怀旧中，我认为每个具体的人在这段历史中特有的遭遇，都不应该融入整体而消失无踪，所谓时代悲剧，总是落在具体的人身上的。遮蔽遗忘安建设这样的个人遭遇，只能使知青上山下乡的总体图景变得模糊。”（第138页）

　　与宏大叙事相比，本书完全聚焦于一人一物一事，看起来是散漫的，但正如有人说，与其永不牢固的绳子把散钱勉强串起来，不如让钱散置地上，一钱有一钱的用处，比想串钱却都遗失了要好得多。作者无意审判历史，更无心控诉罪恶，她只是如钢笔速写般，一点点记下飞快遭到遗忘的岁月人事，在记录的背后，作者的关怀又是深刻的，对于那个时代，作者引了德国神学家朋霍菲尔《狱中书简》的一句话，“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中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弄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第109页）。

　　对于几十年前的历史，我们似乎已经不再熟悉，但对于这样的愚蠢，我们却并不陌生，只有真正地正视并了解我们祖辈、父辈走过的路，用心去了解其中的前因后果，我们或许才会慢慢懂得，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是合乎情理的，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和宽容，否则，犯过的错，将会一犯再犯，即便它们看上去是那样不同。

　　《颠倒岁月》读后感(六)：“记忆写作”与知青写作新路向——评徐小棣《颠倒岁月》

　　“记忆写作”与知青写作新路向

　　——评徐小棣《颠倒岁月》

　　作者 黄勇

　　（注，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记忆写作”与新世纪文学（GD14XZW04）的阶段性成果。）

　　近年来，以“记忆”的方式表现“个体经历”的文学作品，为数众多且倍受关注。作为一种具有新的文学风格和美学意蕴的“记忆写作”，既不同于传统自传、回忆录的呆板，亦有别于新历史小说的虚构想象。先在网络写作，后于2012年结集出版的徐小棣叙事散文集《颠倒岁月》（引用只注页码），便是知青“记忆写作”的代表。

　　讨论与定位《颠倒岁月》的文学、文化意义，需要先将其置于知青写作的序列中，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超脱知青写作，以作更客观清晰的定位。本文拟从“知青写作史”、“类自传：追述知青前史”、“忏悔与担当：从个体到集体”等角度，就《颠倒岁月》及其代表的知青写作新路向做文学史意义的定位与评述。

　　一 知青写作史

　　对于二十世纪知青写作，文学评论家丁帆做过简要评判（1）：

　　首先，它是被绑缚在“伤痕文学”的祭坛上，用悲剧的手法抒尽了一代知青的苦难和悲情：尔后，它又被凌驾于“英雄主义”的战车上，以悲壮的美学情调净化和圣化了那一段“苦难的历程”；九十年代，随着矫情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溃灭，“知青题材”作为一个过去时态的历史而被封存起来。

　　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以及本身缺乏新的突破，1980年代后期起，知青写作数量锐减，影响衰微，逐渐陷入全面低潮。正如研究者姚新勇所说，“1987-1988年前后，以文学为主要表现领域的知青主体已全面裂散，曾作为新时期文化（学）重要主体类型的知青，似乎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3)许多知青作家知难而退，结束了创作。1990年代以回忆录为主要形式的知青写作，依旧延续“青春无悔”的主题。然而，正如学者杨健在《中国知青文学史》中指出，由于“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导致“写作是集体性的、仓促和浮泛的，只是为了满足知青群体的一种社会性、情感性的要求。没有出现具有保留价值的个人回忆录”(4)。迟至新世纪前十年的记忆写作，总体上缺乏鲜活的生命体验和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深度反思。

　　1998年初，《上海文学》刊出刘醒龙的小说《大树还小》（1997），被认为是知青写作的转机之一，此部小说“一反知青作家的价值观念，从颠覆知青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这两个层面来否定这场‘知青运动’”。它以否定之否定的逆向思维，颠覆着以往的受苦受难者、英雄的化身、田园诗人等知青形象。然而，由于“价值判断的失衡”，这使得作品用力过猛而陷入“将那场历史灾难的罪愆归咎于知青本身”的极端和误区。因此，最大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历史观、真实观和价值观来重新剖析这场‘知青运动’……尤其是那些曾经置身于这场运动中的各种不同身份的角色和人。”（7）

　　在这样的知青写作困境中，杨健敏锐地提出了“私人叙事”的概念，认为始自1990年代后期（8）: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价值开始多元化，一些有个性的知青文学作品开始零星出现。它们是知青文学主旋律下的杂音，声音是微弱的，并不被人重视，还是一种边缘性的书写。个人化、多元化的表述，开拓了知青生活场景，使其更广阔、更丰富性，它们展示出知青生活的日常场景，传达出他们日常思想，合乎常识的事实。

　　他认为“大多具有民间写作的背景”的“私人叙事”，有别于主流知青作家所操持的“宏大叙事”话语，其产生“暗示着一种能够负载人道主义和人权观念的新知青文学的萌动 ”；并断言由此开始，“一元化的叙事向多元的、私人的叙事发展，是一种不可抵御的文化趋势”（9），就知青写作实际而言，上述预判迟迟未能兑现——直到2012年徐小棣《颠倒岁月》的出现。

　　二 类自传：追述知青前史

　　《颠倒岁月》是一部由非专业写作者所撰，却具有较高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的个人回忆文字。徐小棣生于1953年，1969年9月在内蒙古下乡插队，1977年返京，及后在中学任教职至2008年。《颠倒岁月》共四十七篇，按时间顺序，编串起作者从童年到青年成长过程里所经历的人和事。不同于一般知青小说刻意的浪漫与虚构，《颠倒岁月》强调“我的叙事没有刻意虚构”（<后记>页325）的“纪实”特征。它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自传”：“一个真实的人以其自身的生活素材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它强调的是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10）但是，作者认为：“写时没有想过出版，忆起一事，叙事一篇，积累几年后看起来有点像‘自传’。但我本想写的绝对不是自传。”（<后记>页324）

　　《颠倒岁月》涵盖了前文杨健定义的“私人叙事”众多特点，如“拟真”，文字朴素，采用女性与底层民间视角，情感细腻，叙述平静、从容、冷峻，不控诉，不隐恶，不居奇，见微如著，从个体性见证集体性等。一如鲁迅《朝花夕拾》（1926），沈从文《从文自传》（1934）、杨绛《干校六记》（1981）、或者高尔泰《寻找家园》（2004）等脍炙人口的记忆写作（11），《颠倒岁月》在写作体例上采用多篇作品的散点式组合方式。一般说来，这种各篇独立的结构，在系统性方面或有所欠缺，却因角度灵活而叙述自由，毋需对记忆做事无鉅细的全景式再现。

　　一般意义上的“自传”写作，遵循线性时间顺序，强调叙事的完整性以显现传主的生命历程，要求传主与读者之间遵循约定俗成的“自传契约”等（12）。在笔者看来，上述追逐性散文集有别于此，是带有浓郁文学色彩的“类自传”写作，换言之，是一种文学性较强的、与自传高度相似的“记忆写作”。如《从文自传》尽管以“自传”为名，但读者和评论者从来都是将其视为优美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记忆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并非仅仅关注自我，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从作者的视点出发，写他人、写时代。总体而言，《颠倒岁月》与自传高度相似而又有所区别。

　　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自己如何受苦，却没看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号召的，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作无知的。

　　《颠倒岁月》有别于此：写作既由怀旧触及，又超越了怀旧，走得更深远。其对“知青前史”的回望摒弃“青春无悔”的矫情，反思之刀既划向历史，更指向自身：“良心追逐着我去补全那些残缺的故事（<逃>，页71），“缺乏高尚情操的社会必然导致人性的堕落，在我跟人一同拔‘钉子’的时候，这种堕落就早已开始了……”（<我拔钉子的革命史>，页109）作者的人生回望，忏悔反省，除了呈现非功利色彩，更显现烛照当下的现实情怀：“愿记忆使叫做‘知青’的人们领受教训，在晚年高贵起来。”（<疑案>页202）在过去、当下与未来的线性时间维度里，记忆不仅连接过去与当下，更指向未来，是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尤其是这种记忆属于特定群体“创伤记忆”的情况下。

　　三 忏悔与担当：从个体到集体

　　学者张志扬认为曾卓与巴金在1980年代初的创伤记忆写作“有一个共同的果：多少还在重复的圈圈内，我们并没有从如斯的‘爱’或‘怨恨’中找到避免重复创伤的出路”，而“寻求避免重复创伤的出路，几乎是巴金、曾卓下面一两代人的潜意识愿望”（15）。但纵观三十年来的知青写作史，将这种“潜意识愿望”诉诸笔端的寥寥无几，绝大多数知青写作“内容较为单一，情节大同小异。大多为血泪史，磨练篇，悼念亡友等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越苦越光荣，似乎不悲壮、残酷就不足以向人道，它们被描述成一种生存斗争的胜利”（16）。我们实际上已经很难要求早期成名的知青作家，在对个体与时代创伤记忆的回顾与反思上，有根本的、质的转变或者飞跃“（17）。知识分子研究者谢泳曾批评知青”过去太多地想到自己的苦难，而很少想到自己也是那场灾难的参与者，也是做过错事的人”，并指出：“知青那一代人是否也面临忏悔？面临向自己曾经伤害过的老师、前辈和一切自己伤害过的人道歉？”（18）

　　《颠倒岁月》不乏深切忏悔与反思。<练笔>写十三岁的作者混在批斗人群中，从背后发狠拧了敬爱的关老师之后，“失魂落魄地坐着，恶心、昏眩、想哭，一直坐到晚霞退尽，无边的黑暗压下来。”（页5）<逃>中对“没有想到与妈妈同甘共苦”，“不顾一切地抛弃处境困难的妈妈”感到羞耻，“向我在另一世界的妈妈忏悔”（页71）。在<普晶的故事>、<鸡毛信>、<异丙嗪>、<我拔‘钉子’的革命史>、<未曾销毁的日记>、<镜子>等篇章，记录了对年少的自己所犯的对时代的盲从与文过饰非，对同学、对父亲、对友人的不诚实或冷漠，对自己软弱妥协等思想行为的忏悔等，真诚的悔意贯串全书。有论者认为：“徐小棣的叙述之最大好处，在于不文过饰非，尤其她有着直面自己内心的勇气，这恐是许多人做不到。”（19）

　　三十多年来，以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叶辛等人的创作为代表的主流知青记忆深入人心。而徐小棣将“红卫兵”和“上山下乡”的回忆，明确定位为立足个体但又超越个体的、社会性的“创伤记忆”，通过创伤的“再现”，表达修正集体记忆之必要与迫切。在表现知青命运的文字中，《颠倒岁月》不追求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般宏大的建构，慷慨的激情和英雄赞歌，以及谋求知青代言人的角色，而以平实简朴的文风和普通个体的视角，来记录时代的凡人小事。从知青写作史看的话，这种以“小人物+平凡事”的写作，更具有突破的可能性。

　　《颠倒岁月》以小人物相对冷静、客观、理性的回忆对个体知青的遭遇与命运的冷峻叙述，便远胜诸多名震一时的知青小说。如普通知青安建设的死，梁晓声、张承志等必将其处理为对“理想”、“青春”或“集体”的英勇献身，徐小棣并不如此，她在<有谁还记得安建设>中写道：

　　在知青史的宏大叙事中，在田园牧歌般的怀旧中，我认为每个具体的人在这段历史中特有的遭遇，都不应该融入整体而消失无踪。所谓时代悲剧，总是落在具体的人身上。。遮蔽遗忘安建设这样的个人遭遇，只能使知青上山下乡的总体图景变得模糊。安建设之死能清晰呈现知青群体的部分真实状况，帮我们看清那个时代。（页138）

　　用文字为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立传，不仅从细节上弥补主流历史的不足，让时代特征更显清晰，“也凸显出那些被淹没在大历史中的小人物的身影，显现出民间史和私人史无可取代的独特价值。” （20）当个人的历史成为社会史的一部分，私人记忆与公共记忆重合的时候，个人史的书写，私人回忆的辑录，就显示出重大的意义和无法取代的价值。”（21）徐小棣说：“这一点个人记忆，远未使那段岁月穷形尽相。” （<后记>，页325）这透露出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个人史叙事如何与社会史叙事取得平衡”的写作难题，也即个人史如何与社会史结合、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如何转化的问题。

　　lt;自由一日>写身体与精神遭受长期禁锢的恶果。其故事与境界直逼高尔泰《寻找家园》里的<沙枣>，二者皆叙述“类监狱”环境下的长期麻木及难得一时的恢复。面对短暂的可支配，磨砺至麻木的当事人，借由脱离劳作视野的周边景物，以及“县城的人不列队走，都自己走自己的”，（页178）这种视觉冲击，唤起了尘封已久的日常生活记忆，由此反衬“自由”的可贵与短暂：“当晨光射进转运站窗户的时候，我的自由一日就结束了。我像一滴水又迷失在洪流中。”（页179）由此，<自由一日>揭示了“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极端环境的压制之下，……可能出现另一种极端，人们会慢慢变得习惯，把极端状况变成一种虚假的常态。”（22）而<未曾销毁的日记>则写“语言”的规训与控制，个人被迫“失语”和人际交流的“言不由衷”，让我们想起尤凤伟写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中的命运的小说《中国1957》，其主人公周文祥在严酷的劳改环境中，为了“抵抗遗忘”，创造了一种只有自己才能理解体会的语言。（23）

　　四 结语

　　从文学史的眼光看，以《颠倒岁月》为代表的知青写作，是继1980年代初期之后，“知青”写作对“右派”写作的再一次逼近与看齐。如果说前一次是各领风骚的话，那么三十年后，被抛离在后的知青写作知耻而后勇式的奋起直追，其得与失，均反映了知青写作接近右派写作的努力、尝试与经验教训。二十世纪末，面对”知青文学似乎已经走到它的历史终点“（26）的情景，杨健提出展望：

　　知青一代已经进入了中老年，以往知青文学的欠缺和谬误，能否得到弥补、纠正，知青文学如果重新书写，希望能否寄托于民间写作？知青文学题材是否会进一步多元化、泛化？能否出现再度的繁荣？这一切都有待于新世纪的写作实践来给予回答。

　　今天看来，徐小棣的《颠倒岁月》正面、肯定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因此有理由期待更多徐小棣式的知青写作者和作品。

　　注释

　　（1）丁帆：<知青小说新走向>，《小说评论》，1998年第3期，页12。

　　（2）参见卢新华：<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孔捷生：<南方的岸>，十月》，1982年第2期；<大林莽>，《十月》，1982年第6期。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北方文学》1982年第8期，<今夜有暴风雪>《青春》（增刊），1983年第1期；张承志：<黑骏马>，《十月》，1982年第6期，<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第1期；史铁生：

　　lt;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青年文学》，1983年第1期；韩少功：<西望茅草地>，《人民文学》，1980年第10期。

　　（3）姚新勇：《主体的塑造与变迁——中国知青文学新论（1977——1995年）》（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页131

　　（4）（8）（9）（18）（26）（27）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个人出版社，2002）页429；446；446；452；422；457；457。

　　（5）老鬼：《血色黄昏》，（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87）；韩东：《扎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6）（7）丁帆：<走出角色的怪圈——‘知青文学“片论>，《文艺争鸣》，1999年第1期，页21。

　　（10）勒熟纳（Philippe Lejeune）著，杨国政译：《自传契约》（北京，三联书店，2001），页201。

　　（11）参见鲁迅《朝花夕拾》，收入《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沈从文：《从文自传》，收入张兆和主编：：《沈从文全集》，第十三卷（太原，北嶽出版社，2012）杨绛：《干校六记》（北京，三联书店，1981）；高尔泰：《寻找家园》（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

　　（12）此处《自传契约》的观点与定义，主要根据勒熟纳：《自传契约》。所谓“自传契约”就是作者的某种暗含或公开的表白，作者在其中表明写作意图或介绍写作背景，这就像在作者和读者间达成的一种默契，作者把书当作自传来写，读者把书当作自传来读。参见杨国政：<译者序>，载《自传契约》，页6。

　　（13）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页114。

　　（14）姚新勇：<从‘知青’到‘老三届’：主体向世俗符号的蜕变——知青文学研究之三>《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底2期，页111

　　（15）张志扬：《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页4,5.

　　（18）谢泳：<右派作家群和知青作家群的历史局限>《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页52,53。

　　（19）遆存磊：《徐小棣的荒诞版“奇境记”》，豆瓣读书，http//book.douban.com/review、5593204.

　　（20）王淼：<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晶报》，2013年12月23日。

　　（21）参见“人与岁月”丛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的出版语。

　　（22）（24）参见朵渔：<生活在细节中——我读赫塔，米勒>《南方都市报》，2012年4月22日。

　　（23）尤凤伟：《中国1957》（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25）任晓雯：<一个人和他的国>，《南方都市报》，2014年3月23日。

　　原载《二十一世纪》2015年6月号，总第一四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