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历史不完美》是一本由马勇著作，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280图书，本书定价：35.00元，页数：2012-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容忍历史不完美》读后感(一)：历史的常识化——读《容忍历史不完美》
文/端木赐香
新年新阅读。2013年1月，马勇老师的新着——《容忍历史不完美》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面市。光看这书名，就觉得深合我脾胃——颇有保守主义的味道！
待看了新书，才发现味道远不止此。它给我的感觉首先是，中国的近代史，终于要回归常识了！
常识化，对中国的近代史来讲，是多么不容易达到的一个高度。因为，它被多重角度的妖魔化已久了。
马勇老师的新着，是解读晚清改革的。我们先来看看，主流话语系统对晚清政府及其改革的妖魔化有几重：
第一重，革命话语系统对封建末世王朝的妖魔化。除了某朝某代末年，社会黑暗，吏治腐败，土地高度集中，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的老套模式之外；晚清政府比中国历史上的其它末世王朝还多了一劫——它要应对西方文明的入侵，所以在老套模式之外，我们又多了一个新的老套模式，那就是顽固守旧，不思进取，落后挨打，且挨打了还不醒，继续迟缓和颟顸。
第三，康、梁立宪党对宫廷政治的妖魔化。中国的宫廷向来是血腥化的。子弑父，弟弑兄的，从来没有消停过。相形之下，倒是雍正的秘密立储制让清政府的权力交接从此相对平和多了。但是，慈禧太后与光绪的关系，则被康、梁立宪党有意无意的渲染上了几份武则天的唐周色彩——太后是个为了权而不择手段的女人，光绪在太后面前，只能是后妈的孩子，从小受尽虐待，长大没有实权，就是挑个皇后，都没有自由选择权——中国那时候的普通百姓，又有哪家的孩子在婚恋方面可以有自由选择权呢？
马勇老师的笔下，是没有这些妖魔化迷雾的。看他的书，你可以体会到浓浓的温情和敬意，不时的产生心明眼亮的阅读快感——或许这就是大家着史才能产生的力道吧？考虑到今天我们面对西方制度与文化还继续保持一种扭捏之态，那么晚清政府当时的迟缓与颟顸要不要给予一定的理解？太后与光绪的关系，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那般恶劣，更关键的是，太后不是黑暗与顽固的代表，光绪也不是光明与开放的代表，母子两个是有一定的维新共识的，否则维新根本无由启动，双方仅是在维新的节奏及人事布局上难免会有分歧而已。至于最后十年的宪政改革，更是中国封建制度史上由绝对君主专制向立宪君主制的一种跃进，在这种跃进面前，统治者有所犹豫有所保留，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据此断定，晚清的统治者根本就没有立宪的诚意，只是历史可以不完美，改革也有缺陷和失误，这在任何时代任何改革都是难免的。革命党为了增强革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既不惜歪曲满清统治者的改革动机，还过份夸大了满清统治者的改革失误——皇族内阁是过渡性的；立宪更是急不得的，日本用了二十年，中国政府答应九年，已经算大跃进了，但在激进主义思潮的逼迫下，又改为五年，总之，千年破车被驶上了快速道，不但车得加速，就是司机，还得玩从未玩过的高难度的漂移动作，这样不翻车才怪呢。
最后，满清政府确实翻车了。但是车上的亿兆乘客并没有受益，相反，中国从此走向了混乱与无序，导致一些商民痛感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
历史走到今天，我们翻检历史，既是为了理解昨天，更是为了走向明天。所以，对于晚清以降的历史路径，需要有一个常识化的解剖。只有这样，我们在不会在相同的历史关头，再跌倒一次！
历史正常了，现实才可以正常，未来也才可以正常！为此，我们需要向马勇老师致敬。因为他现在所做的工作，让历史回归常识，何尝不是思想界的一种拨乱反正呢？
《容忍历史不完美》读后感(二)：为什么要温情地看历史
对于近代史，很多中学生不爱学，因为觉得太憋气，几乎步步是错，仿佛是一部愚蠢底线的竞逐史。
这，是用后见之明来看前人必有的误会，而过去的这160多年，恰恰又是中国人观念、文化、习俗发生剧烈转型的时期，我们无法体会前人行为深层的原因，只好以结果论英雄，却忘掉了：在现代化的历程中，虽然历尽磨难，但我们走得并不慢，我们从一个识字率不足10%，农业人口达90%，绝大多数人面临饥饿压力的国家，终于走到了今天。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勇敢地放弃了太多的东西，丢掉了一个又一个精神包袱，因为丢得太快，以至于今天还要回头去找寻其中的一些优秀东西。
这，是一个壮士断腕的历程，是中华民族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是几代中国人自强不息、努力奋斗、持之以恒的结果。可惜的是，这个历程在历史书写中被过度简单化、概念化了，结果历史仿佛成了从A到B那么轻松，这就让我们不能不抱怨前辈们走得太慢。
然而，哪个民族在上路时，不会考虑自身的尊严呢？不会顾及自身的传统与文化呢？遭到如此强大的异质文明的挑战，即使是千古一帝李世民来了，恐怕也束手无策。
埋怨慢，因为这是与日本相对照的结果，却忽略了，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已全面超越了中国，它没有环境、人口的压力，也没有亡国的威胁，日本的高教育率、藩长制度都有利于现代化转型，这是当时中国无法与之相比的条件。
然而，过于急躁的心情让我们丧失了本应有的温情，结果是后代人不断强行上位，只好以妖魔化前人为手段，于是，一批批前行者被后行者压倒，经验失去了传承，整个国家最终被感觉所驾驭，这只能换来更多的失败，在这个恶性循环中，历史成了一本抱怨与控诉的教材，然而，如果我们不能深刻反思其中的教训，那么，未来我们会不会再度陷入这样的怪圈中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不能太过功利地去对待历史，面对人物与现象，不要急于下判断，而是更多理解其如此做的深层原因，这才真正提升智慧，获取教益。
本书是马勇老师的新著，以义和团、晚清新政、端王上位等段历史为背景，它们都以悲剧结局，但如果能温情地去看待它们，从中颇能得到一些深层感悟。
《容忍历史不完美》读后感(三)：知识分子应有之自觉
我想名为近代史，作者还是还表达身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觉性，从人本身出发，一切历史也都因而有了现实性，站在历史节点上，过去人的是与非，对于当下我们的选择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社会科学没法实验，历史就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人或有智愚贤肖，处在知识链顶端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对于当下，每个人都自然有自己的判断，三天读下来，看到了不同的人面对历史事件的不同态度，是非成败且不论，其中或有拳拳之心，或有营私之思，而一旦处于某个位置，居然就左右了历史的走向。
书名容忍二字我想不仅仅是要容忍历史，更是要容忍当下。克制本身是一种态度，面对改革我们如何决定进程，本身就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一方按自己的态度，无法满足所有的要求，推力与阻力从来都是并存，冷静客观看待这个时刻，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自觉。
这种自觉就是理性。《理想国》中，柏拉图把人分为三份，理智、勇气和欲望，其中理智应当居于最高，而不是剩下的两部分，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参与政治，成为王。创造历史的当然是劳动人民，但是决定走向的人，必须清楚地知道，如何引导整个社会走向理想国，才是真正的王者。
书中历史过去不过百年，却留下了大量悬案。晚清政改诚意到底如何，到底是太快还是太慢，总有去争论。但是知识分子在其中的推动却不可小觑，他们引进西方观念，开启民智，但是这些到底最后造成了怎样的后果，或者更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
应该说晚清政改在法律层面上是无比成功的，至少从法制史学生的角度来理解的确是，因为晚清的法律至少在北洋时期依然有效，而立法时参酌东西的思路，即便在今天看来也很有意义，那时的立法者就意识到了法治进程中本土资源的问题。更有推动意义的是，那时候即有《报律》这样到现在都没办法看到的东西。
之所以和现在比，是想现在我们其实也到了那样一个点，和清末一样，对于政治改革究竟何处去，我们开始了争论不休，在这个时代中，知识分子如何自处，我想这本书最大的思索就是在这里。
理性、克制，就是知识分子最大的自觉，而不是在“五毛党”和“西方狗”的谩骂中离开对中国走向最根本的思考。其实考量晚清政改，也不是整体大方向上的问题，反而是具体细节上，也就是每一个小事件中发生的问题。共产党有过，但至少在领导层平稳过渡上做得很好，没有引发极大动荡。
更或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当下我们的改革有着满意或者不满意的思考，但是我觉得更多要立足每一个具体事件中的利益考量，除非现有制度不能维持最大利益，一般就不要去改变，否则，制度的大动荡，会引发更多利益的消灭，犹如一艘大船逆行，方向稍微改变，可能就会最后引发倾覆，近代的历史已经说明了这点。或者康梁孙毛是真心想推动历史的进步，但是太大的进步反而让中国承受不起。
《容忍历史不完美》读后感(四)：《容忍历史不完美》：理性思考近代史
自从2011年辛亥百年纪念开始，众多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持续火热，知名的有雷颐、张鸣、杨早、杨奎松、杨天石、马勇等，不少人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可以组成个“近代史研究所学派”了。我比较感兴趣的是马勇，他的研究以晚清政局为主，从戊戌变法、庚子国难到辛亥革命都有涉猎。最为欣赏的是他对历史人物抱着一种理解、同情的态度，这种态度甚为罕见，在他的新著《容忍历史不完美》中更有所体现。
《容忍历史不完美》一书是为了“重构晚清记忆”来写的，这在序言中讲的很清楚。全书所收的文章，基本上涵盖了晚清的众大历史事件，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皇族内阁，“海选”大阿哥，一直到义和团运动，中日争夺东北亚局面都有所论述，并着重写了慈禧太后、翁同龢、袁世凯、摄政王载沣、康有为、梁启超等晚清重要历史人物，并通过每一篇的小标题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如“皇族内阁错在哪儿”、“为什么是端王爷家的”、“毁于摄政王”等，都值得细读。
在过去的年代，晚清一段历史往往简单地被解读成中国的屈辱史，那些清朝统治者一律解释成腐朽无能。这样的解释过于简单粗暴，导致的是更多的历史细节被后人忽略，进而蒙蔽了更多的历史细节。首先来说，清代统治者本着“家天下”的观念，他们是不可能不爱国，不可能存心去毁中国的。他们不可能把资产转移到海外去，国家毁了对他们一点好处也没有。从慈禧太后到袁世凯，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认为对中国有好处。只因时代、个人思想等方面的局限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因此，以往慈禧太后反对改革、盲目排外的说法站不住脚，而慈禧如何谋杀亲侄子兼亲外甥光绪更是小说家言。正如马勇所写：“双层血缘近亲是载湉（光绪）被慈禧太后看中的主要原因，不存在为了操纵、便于控制等理由。”再有，清末名臣们虽然有“犯二”的时候，但大多数不是昏庸之辈。因为古人也不傻，谁也不想把国家的命运交给糊涂虫的。
在马勇的解读中，慈禧太后是主张归政于光绪，可惜都遇到了戊戌变法而被迫出山。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太过激烈，慈禧再开明，也是无法容忍康有为要袁世凯派兵包围颐和园活捉自己。最终使得本来体弱多病的光绪，在肾病、肺炎等多种疾病在十几年的折磨下病入膏肓。这下清政府不得不开始“海选”大阿哥，结果造成了宗室成员之间的党争，崇洋者和排外者纷纷走向了极端。紧接着义和团、八国联军纷纷接踵而来，所有人的设想的对付方法都很好，而局势却走向了越来越差。
通过对马勇作品的阅读，觉得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大事件发生，都存在着隐含的因果关系。即因为一件事处理失误，而导致另一件事的发生。比如由甲午海战的失败引发清政府准备君主立宪、操练新军，结果却是“九满四汉”的皇族内阁引发不满，再加上铁路收归国有导致了保路运动，最终新军调转枪口，各省纷纷独立，武昌起义的枪声相当于一个信号弹，这时皇帝能够保持有尊严地退位，已经是最和谐的结局了。
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使得西方列强必然来到东方，这种到来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融入到世界语境中，也意味着古代中国模式的终结。而清政府能做的，只是让变革中的损失降到最小而已。从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看来，马勇这种论史不归罪于个人的态度，是非常值得推广的。而重新思考近代史这个重大的课题才刚刚开始，等着后人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