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忏悔》是一本由王克明 / 宋小明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4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们忏悔》读后感(一)：感谢写出来的，但还不够

　　出现频率最高的，最直接学到的知识，居然是“忏悔”一词来自佛典。

　　至于其中文章。先要向站出来写下这些文字的人们致谢致敬。但通书给我的感觉：越是隔靴搔痒的，情感抒发越磅礴；越是犯下无法弥补错误的，文章书写越平实。

　　譬如第一篇，直接附上当时自己的讲话稿。回头剖析自己的荒谬言论是折磨人的，将它和着反思一同示众，更是需要大勇气。已是德高望重享誉内外的知名学者，如此坦率面对过去，让人多些敬意。再譬如背负了人命、逼死了母亲的两篇。对现场的详实还原，胜过一万句“我忏悔”，胜过一万篇痛哭流涕的抒情。透过文字，心也像被揪起来，直抵那令人窒息痛入骨髓的悔。向这诚恳致敬。

　　纵然罪无分大小，愿意把痛苦回忆展示给我们，就该感谢。但这应当只是个开始。期待更深刻的接续。

　　《我们忏悔》读后感(二)：无法补救的忏悔

　　我不是当代人，对于上一代的追溯也很难从他们口中得到些详细的描述，他们都不愿意再提起，再追问也只是寥寥几句概括。

　　我的母亲是黑，我的父亲算是红，那个年代一个插队落户到东北漠河一代的的农场，一个去湖南当了空军。我的外婆外公早逝，我的爷爷奶奶长寿。

　　政治是个无法谈论的话题，我的太极拳的老师也对我说，我们只要把身体养养好，那个同我们无关，说了也没用，说错了，倒霉，人家要找你。我的太师傅是太极拳大家，文革里也被批斗，风暴过后就被德国人请走去欧洲教学了，而我老师也因为那天怕极了被运动牵连而没有去参加已经准备好的拜师入门仪式，至今他拳打得虽好，但始终有块软肋，不是嫡传。

　　这本书是老段借给我的，他是我在拉萨客栈里认识的。婴儿时期的老段还没断奶，母亲就被带走了，少年时期又因为搞运动父亲被抓走，他的童年和少年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他说现在想起那段时间发生的事，还会悲怆地大哭，他长大成人有了孩子以后找到了母亲，一切物是人非，失去的亲情已无法修补。

　　书里大约有35人写了在文革中的经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忏悔。有的触动人，有的反复强调了家里曾有名望的先辈，总用自己应该如何不辜负先辈的成就来忏愧自己虚度的年华，有的人的忏悔过于残酷以至于忏悔也于事无补。

　　把人打到死的甚至弑父杀母的，忏悔又有何用？ 那个洗脑的时代，还是有不批斗自己父母，对他人存有怜悯的人的。 不是红和忠的问题，“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无非是人性遵从了这一法则，自己要红，要专，所以可以抛弃父母，痛打恩师，伤害挚友。

　　有一篇女画家写的忏悔，印象颇深，她写了自己的初恋。一个北京姑娘来到贫瘠的陕西大地和当地一个帅气的小伙相识相知了，小地方的青年被大城市来的姑娘吸引，当时闭塞的交通和信息隔绝让他通过她这扇窗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两人情投意合，男青年却早已娶妻生子。女画家很诚实，说当时知道他已婚的事对自己也是个解脱和一个台阶，如果真的为他留在那里，她也是不想的，后来她被调走，他却一直关注她，几年后，他来看她，几年光景却变得憔悴衰老，她对他说些残酷的话，并把他离去的背影描述得很具象。 通篇里没有描述大环境，搞运动的事，而是通过两个年轻人美好感情的建立到分开反衬了当时环境给人思维造成的影响。这篇情义很真，我也颇为喜欢。

　　史铁生，我喜欢的作者，他敢于透视人性和分析人性，他的那篇文章里，把自己的想法，用假设的方法分析得很完整， 比一些光忏悔，用时代问题来解释自己泯灭人性的要透彻。

　　这本书，往深里挖没什么，但可以让我们这些非当事人了解我们的父辈，让我们不要一味埋怨当今的社会缺少信仰和精神，一场浩劫，文化文明的大断层，储蓄些精力，体力，脑力方可慢慢修补起来。

　　不指责，个体从自己开始，追求一些有精神，有信仰的东西，两代，三代以后会好起来的，不然还能怎么样呢？

　　《我们忏悔》读后感(三)：南方周末《“我们仍是少数”_ “文革”忏悔者的努力与困顿》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范承刚

　　实习生 苏桐 廖梅 周楠 潘梦琪

　　发自：北京、武汉 2013-07-20 来源：南方周末

　　在王克明看来，从私下道歉，到个人反思，再到集体忏悔，是知青一代宿命的结束。

　　5年来，共有十余位作者拒绝了约稿，害怕“犯错误”或“惹麻烦”。作家老鬼想为母亲写一部卢梭式的忏悔录，却被家人斥之为“鞭尸”。

　　“90后”们的反应让陆晓娅略感宽慰：如果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那他就真的死了。

　　多年来，北京文化研究者王克明总会想：到哪里去寻找失去的“礼”？这位常在陕北榆林山中研究丧葬风俗的老人，得到的答案是传统的：“礼失而求诸野。”

　　如今，王克明也试图将这个信条贯彻于历史书写：历时5年，老人遍访民间，搜寻了一份“文革”忏悔者的名单。名单上的32个名字，都曾是“文革”暴力的一部分。

　　时移事往，这些人大多跨进了花甲之年，最为年长者已有74岁，这些昔日的作恶者选择写下罪行，准备结集出版，以寻求宽恕。

　　“文革”结束37年来，由伤痕文学的控诉，到反思文学的沉思，再至零星个体发出忏悔之声，对内心之恶的审视尤显艰难。如今，一群人选择共同向历史低头致歉，几乎是民间觉醒者所能走到的极限。

　　“‘我们’仍是少数，”王克明说，“真正的道歉与和解尚未到来。”

　　【“假若一切都是时代使然， 那何来个人的罪与恶？”】

　　61岁的王克明将编撰这本书的理由归结于“赎罪”。

　　1971年，王克明到陕西余家沟下乡，这个19岁的知青由此迸发了“革命的激情”。在随后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王克明殴打了大队书记谷志有。挨打时，那个头戴白羊肚手巾的庄稼汉一声不吭，涌着鲜血缩头靠倒在磨盘上。

　　此后8年，谷志有不再提被打之事，却常帮王克明磨镰擦锄。王重病时，谷用三角针为其放血治疗。“你一个北京娃娃，落难受苦，不容易。”

　　王克明却羞愧不已：此后王克明十几次回到余家沟，不敢再见谷志有。如此煎熬了三十载，直至2004年，王克明终于鼓足所有勇气走进谷志有的窑洞，说出了迟到的“对不起”。74岁的老人却笑了：“嗨，运动嘛！你们那会儿娃娃家，懂个啥！”

　　喧嚣年代仍存于民间的善良触动了王克明，却让他陷入了对自己的反复诘问：“假若一切都说成是时代使然，那何来个人的罪与恶？”

　　王克明决定清算自己。2008年，谷志有去世，他在博客上发了讣告，并在某杂志上刊登文章《我打谷志有》。12月底，他与好友岳建一、宋晓明商量，决定找更多的同时代者，征集文章，编撰一本名为《我们忏悔》的合集。

　　在王克明看来，从私下道歉，到个人发表文章反思，再到一群人集体忏悔，是知青一代对于自己“一刀一刀更深的解剖”——“才是知青宿命的结束。”

　　王克明陆续发出约稿信。得到的回馈让其惊讶——他从未想到隐于民间，有如此多的人与往事纠缠，为曾加诸他人的伤害而陷入苦痛。

　　66岁的杨里克，1969年，四川西昌城的武斗中，杨里克和同伴们拿着冲锋枪，在河边齐腰深的荒草里，枪杀了一名对立面的武斗成员。

　　“文革”结束后，往事总堵在杨里克胸口。2008年，他决定在网上写下文章反思成为“非人”的过往。他甚至开始寻找经历相同者：“谁杀过人？网上聊聊……”

　　施于身体的暴力之外，也有人反思带给他人的心理伤害：作家老鬼叙述了如何出卖同学宋尔仁，上交了他写满“反动话语”的日记本；丁珊回忆在最好的朋友蒙冤被批斗时，她因懦弱而选择了沉默；教师章孟杰则因憎恨父亲身份耽误了前途，将他视为仇人，任其在破草屋中孤独死去……

　　“记忆折磨着他们。”王克明说，“这是一代人共有的伤痕。”

　　【“那样一个年代， 谁是受害者？谁是迫害者？”】

　　最初，王克明找到卢晓蓉时，67岁的老人愤怒了：“我是受害者，为什么是我们忏悔？”

　　王克明的朋友、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编辑岳建一的话打动了她：“那样一个年代，你真能分得清，谁是受害者？谁是迫害者？”

　　出生于1949年的画家李斌，“文革”中是上海《红卫战报》的美术编辑。他创作的版画《造反有理》，曾在1967年4月号《人民画报》封底满幅登载。

　　李斌将自己视为“时代的推波助澜者”，他并不认为自己无罪。“我画过太多版画，我充当过暴力宣传机器的一部分。”

　　王克明随后发觉，更多的人将忏悔延伸至更广阔的层面，从而发掘出更为复杂的思考。

　　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杨健始终记得，1966年，还是小学生的他，作为抄家者，冲进了一对夫妻的屋子。他们从家里抄出了几十张唱片，有圆舞曲，有外国民歌。这时，一直沉默的女主人，突然悲痛地叫了起来。

　　女主人刺耳的尖叫，给了这个孩子强烈震动。杨健后来才意识到，他无意中夺走了一家人动荡岁月里的唯一快乐。

　　作家老鬼也决定给母亲写一部《忏悔录》。他的母亲叫杨沫，红色经典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

　　那是2004年，老鬼无意中听到了母亲在1980年代的一段采访录音。采访中，母亲称想写一部卢梭式的回忆录。她说，我佩服卢梭讲真话的勇气，我想要写真实的一生，而不装扮成完美无缺的人。

　　老鬼想要完成母亲的遗愿，开始收集她的日记、手稿，并重新打量那个多面的母亲：“文革”中劝儿子要低头认罪、对领导奉若神明的母亲，以及“文革”后重回纯真、坦承自己怯懦的母亲。“在某一个阶段，她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她被异化了。”

　　【沉默与遗忘】

　　编撰者们逐渐发现：他们始终与遗忘及沉默斗争着。

　　2008年，作家胡健回校参加同学聚会。饭桌上，朋友李岚（化名）谈及“文革”时说，我在“文革”中没有做过坏事，没有斗过老师，也没有打过人。这时，有个细细的女生的声音响起：你抄过我的家……

　　记忆之门突然打开。李岚想起了那次经历：她确实曾跟随一群人，闯进对方家里。一片狼藉中，李岚还从床头柜里找到了一本“大毒草”——《外国民歌200首》。

　　鬼使神差地，李岚将这本书偷藏了起来。后来，插队、参军，艰苦的劳动中，严格的思想改造中，这本《外国民歌200首》都给了她隐秘而巨大的慰藉。可是，眼花缭乱的年代过去后，她却如何也想不起这本民歌选从何而来。

　　那次聚会，胡健目睹了李岚勇敢走向自己的女同学，郑重地道了歉。然而，当胡健受此启发，回溯往昔，竟也发现了多年来的记忆空白：“文革”中，她也曾参与抄家，在一间间房屋里搜查金条、电台，甚至将沙发拆毁，找寻其中的日记、手稿。

　　多年来，胡健却将这件事“遗忘了”，一直认为没干过这些“低层次的事”。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在大量访谈中发现，“文革”亲历者普遍存在着“选择性记忆”的状况，“如果一个时期的记忆过于痛苦和羞耻，往往会出现心理性的失忆”。

　　更为广泛的遗忘与沉默则早已开始。

　　5年来，共有十余位作者拒绝了王克明的约稿请求。长期的斗争经历让他们害怕“犯错误”或“惹麻烦”。

　　作家老鬼面临的阻力更加巨大。《母亲杨沫》写完后，他将书稿交予哥哥马青柯查看。哥哥表现出了面对历史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将批评性的语言都删改了，换上了不少溢美之词。哥哥妻子的态度则更加严厉，“这是在鞭尸”。

　　老鬼说，“我们拥不同的人生，他在怀念赞美过往，我则更愿意去反思。”

　　分歧带来的问题似乎不仅如此。这群忏悔者发觉，上一辈的遗忘沉默，导致了下一辈对于历史的漠视。

　　1990年代，杨健曾在大学里开过“知青文学”这门课。没过几年，选课的人越来越少，最终只能停课。这位61岁的大学教授，已不在课堂上提起“文革”，“年轻人们更关注杨幂，而非历史”。

　　【“那他就真的死了”】

　　2010年5月，应王克明之邀，北京牧马人王冀豫写下了《背负杀人的自责》，回忆了1967年，16岁的他参与北京粮食学校与北京师院附中的武斗，用棍子打死了另一名学生。随后，王冀豫接受了凤凰卫视的采访，公开忏悔罪行。

　　未曾想，节目播出后，死者家属找到了他。

　　王冀豫最先见到的是死者的侄子。对象向他表达了三个意见：第一，希望文章里不要出现死者的名字，以免激起死者亲人的再度伤痛；第二，我们仍然无法原谅你，毕竟创伤如此之深。

　　最后，这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告诉王冀豫：“我个人向你表示敬意。你做的是一件对的事。”

　　王克明则将这次交谈视为一次良好的开始，“忏悔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13年4月，《我们忏悔》一书编撰完成，共收集了32位作者的34篇文章，至今仍在等待出版的机会——王克明找了两三家出版社，都被拒绝了，对方告诉他：“现在还不到时候。”

　　岳建一始终记得，一个知青聚会上，他曾提出：“我们这一代需要集体忏悔。”立刻引来了反对者的喊声、嘘声，甚至有人抢他的话筒，将他轰下台。

　　在另一次校庆征文中，陆晓娅决定写出自己批斗老人的故事。“我不做交代，不向老师道歉，我就无法心安。”

　　自己的文章却意外搅起了同学的不安，没有人再愿意想起往事，就连那些“文革”中被批斗的老师也是如此。老师们偷偷找到她：“你怎么还提那些事情？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陆晓娅并不认同老师的说法。她一直致力于传递历史。在一所大学，陆晓娅开设了名为“影像中的生死学”的选修课，其中“社会性死亡”这一单元中，会重点讲述“文革”、三年饥荒等内容。

　　陆晓娅也会邀请学生用短剧、微电影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思考。最让她欣慰的，是一个小组的学生演出了短剧《老舍之死》。提问时，陆晓娅问：如果老舍先生在天有灵，看到半个世纪后，一群年轻人演绎他的死亡，会怎么看？

　　有同学的回答很真实：我们不能理解他的痛苦；也有同学的回答让她略感宽慰：如果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那他就真的死了。

　　原文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92485

　　----------------------

　　关于《我们忏悔》 2013-07-19

　　王克明

　　《南方周末》昨天（ 7月18日）发文《“我们仍是少数”——“文革”忏悔者的努力与困顿》，介绍了我和朋友们几年来一起做的一件事——编一本名为《我们忏悔》的书。谢谢记者先生的敏感关注和辛苦报道。

　　几年前，宋小明先生、岳建一先生和我三个人发起了这件事。在与宋小明、伍嘉冀谈说“文革”忏悔话题时，我说我在写自己忏悔插队时打谷志有（那时他不是大队书记）的文章，宋小明讲述他的同学的痛苦文革记忆，和文革打砸抢的恶果。宋小明提出了这个图书选题，说应该做一本“文革”忏悔的文集，由这代人反思忏悔自己年轻时盲从狂热的行为及恶果。2008年初我们俩找岳建一先生商量这件事，他极力赞成，大力沟通，很快帮助组织起了编委会，开始组稿工作。我曾在《史铁生与三本书》文中略有叙述。

　　目前这部书稿里的文章，是经过几年时间，全体编委支持，大家理念一致，共同寻访组稿，集中到一起来的。我在起草约稿信时，得到了岳建一、吴思、郝一星、史铁生、宋小明诸位的真知灼见。编委会发出约稿信后，编委吴琰、张华、卢晓蓉、邓鹏、吴思、岳建一和我等人一起，陆续约来了这些“文革”忏悔者的文章。目前作者名单上的32个名字，不全是“文革”暴力的一部分，但几乎全是“文革”盲从迷信的一部分。

　　岳建一先生最初邀请作家卢晓蓉参加了编委。卢晓蓉大姐是民国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卢作孚先生的孙女。她在“文革”前就已因“出身不好”下乡，经历诸多苦痛。但她非常热情地帮助我，积极为本书组稿奔波，并且写出文章，深刻忏悔自己在那个年代里，虽然蒙受不公但仍盲从迷信的经历。她说：“如果人皆如我，同样的灾难必定再度加害于我的子孙后代。”卢晓蓉大姐和岳建一先生找别的朋友约稿时，别的朋友表达过不解。

　　牧马人王冀豫是豪爽壮汉，编委吴琰向他约写了文章《背负杀人的自责》。这篇文章反响很大，我和吴琰一起参加了后来的平和的交谈。

　　编委们曾在更大的范围内向一些朋友约稿。他们没有写的原因有多种，据我所知，自觉不堪回首、难以说透是重要原因。

　　联系内地的出版社时，出版方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好选题，可以出版，但最好等一等。

　　以上是对报道内容的一些更正。

　　甲丁先生曾应宋小明之请支持会议场地，杨利川编委曾为本书支持启动费用，周樱女士、蒙宪先生曾为本书多方联系，热情相助。

　　期待在大家继续共同努力之下，书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