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之后是民国》是一本由赵焰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4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晚清之后是民国》读后感(一)：际会
“五色斑斓，光怪陆离；礼溃乐崩，纲常不在；百废待举，疑虑如雾。”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交织着新旧冲突、派系纷争、内外隐忧的狂澜轮番上演，一方面接受传统科举教育、富有社会声望却对宪政一知半解的旧政府官员在“修齐治平”的梦想中始终保有对于权谋与韬略的热情，视“王天下”为信仰；另一方面，兼有传统与新学的学者在保守主义的驱使下渴望实现政治上的平稳过渡；然而，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革命党人则企图以倾倒高楼之举，另辟广厦。那个时代，“新建立的‘象牙之塔’中，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混杂在一起；坚定的宪政信仰，与传统的权谋者厮混在一起；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与各种乔装打扮的卖国贼厮混在一起”，一切都是试炼，一切都在摸索，一切都是未知，诚如作者所言，彼时的神州大地，“就像暴风雨中的小树一样危在旦夕，它所面临的尴尬，不只在外部，更有内部的纠结；理性和公正缺乏，阴谋无孔不入；暴力虎视眈眈，派系无所不在。”
本书作者赵焰，因写作题材广泛而素有“中国茨威格”之称，其出版的历史文化散文《第三只眼看徽州》系列、《在淮河边上讲中国历史》、《晚清三部曲》（《晚清有个李鸿章》、《晚清有个曾国藩》、《晚清有个袁世凯》）等作品均以深刻隽永的笔触、细腻传神的表达描绘出了一幅幅生动斑斓的历史图景。本书亦然，作者全景式地铺展行文，为读者细腻、详实地刻画出了1916至1928年期间，神州沃土上的风云际会。
就像作者在楔子中描述的那样，“辛亥革命带来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共和国，那种匆忙之中效仿西方建立的宪政更像是空中楼阁，甚至连倡导者也没有系统而全盘地规划，就匆匆上阵了”。本书开头，赵焰便已乱局之由——袁世凯之死为楔关照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历史远景，并以此展开，细致、详实地展示了真实历史环境及人物与事件的纠葛对于历史进程的影响。晚清之后的民国究竟呈现出了怎样的生态？进退博弈之间谁又是真正的赢家？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究竟是必然或是偶然？围绕这些百年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却又难得其解的关键问题，作者以冷静且犀利的目光，带着对于历史现实深刻的思考与质疑来打探真相与实质，既不故作高深，也不戏谑浅薄，以真实、全面的历史素材以及独特、新颖的写作视角，将黎元洪就职、张勋进京、五四运动等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依托，以细枝末节考量历史事件发生的实质，为读者织结了一张庞大而细密的历史之网，耐人寻味、引人深思。
“乱云飞渡之中既然上路，就得往前走吧——谁也无法算计得出，这个古老帝国蹒跚前行，到底需要付出多少鲜血与财富的代价，以及动乱与反复的时间”，但那是无数偶然与必然、机遇与挑战际会的时代，是我们今天回首，从不曾远去的，昨天。
《晚清之后是民国》读后感(二)：晚清之后是民国
从民国肇始到北伐，这段历史长久来被人们视为最黑暗的岁月，可谓是中国的“中世纪”，在传统的视角下，北洋军阀政府的各任首脑，不论是“窃国大盗”袁世凯，还是后来的北洋三杰“龙、虎、狗”，都被视为唯恐天下不乱的民贼。然而事实确实如此吗？就教科书的解释叙述，明显存在难解生疑之处，剥去对这些人的偏见，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有多难呢？《晚清之后是民国——1916-1928年的中国》这本书为此做了一系列的尝试，这本在图书馆偶然发现的书，给我提供了一个别样的时代见解。
文起用了一段逸事，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同顾维钧有过一次这样的谈话，“袁问：‘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顾回答：‘共和意味着公众的国家或者民有的国家。’袁担忧中国的老百姓不能理解这些道理，‘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会把垃圾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只是自己屋子的清洁，至于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呢！’”顾维钧认为民智还需要培养，但是袁认为这需要几个世纪，由此顾认为袁无共和之心。抛去偏见，细细品味这段话，袁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哪怕到今天，中国的公民意识始终不高，更多的还是考虑自身。或许这也是袁后来称帝的原因。“五色斑斓，光怪陆离；礼溃乐崩，纲常不在；百废待举，疑虑如雾。”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交织着新旧冲突、派系纷争、内外隐忧的狂澜轮番上演，一方面接受传统科举教育、富有社会声望却对宪政一知半解的旧政府官员在“修齐治平”的梦想中始终保有对于权谋与韬略的热情，视“王天下”为信仰；另一方面，兼有传统与新学的学者在保守主义的驱使下渴望实现政治上的平稳过渡；然而，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革命党人则企图以倾倒高楼之举，另辟广厦。这段历史，正如作者所言，是新旧纷争，各派见解交杂，冲突不断的岁月，对中国的未来应该怎么走，这个问题的不同解答，正是这段历史纷扰的原因。
先谈这本书的优点，首先是详细，该说的哪怕不该说的都有叙述，往往为人忽略的北洋时期的成就，不论巨细，大的到收复外蒙，小的到确定国歌都有详细的叙述。对历任总统，总理，重要人物组织，还于书后加了附录，以备查验；其次是对史料的引用，不仅结合了最新的成果，还运用了新的材料，很多地方都应用了当时名人的日记，追忆，真实生动，如黎元洪上任前夕的“兵变”；最后是对历史人物的还原，历史人物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他们也有情感，也有自己的想法，已经不同方式的爱国，梁启超，杨度等人多次的思想转变，如果不了解当时的背景，很容易理解为见风使舵，没有原则，谁知道在纷乱的时代里，每个人都有一颗火热的心呢？“火车到达廊坊车站后，段祺瑞让人打开了车窗，怔怔地看着站台达十来分钟。待回过头来，人们看到六十一岁的段祺瑞老泪纵横······如果二十世纪之初的中国注定是乱世，哪有会力挽狂澜之人呢？”读到这段，感慨万千，不知是为历史哀叹，还是为作者文笔打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虽说优点很多，不胜枚举，但是也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作者引用甚多，但是不管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都没有附上注释，不知是作者的自身习惯，还是因为出版的问题，算是一点小瑕疵。
《晚清之后是民国》读后感(三)：《晚清之后是民国》书摘
电子版难记页码，故省略。
1、为避免车夫中暑热死，警察厅发布告责成所辖各段警察劝阻车夫快跑，鼓励商人捐钱在路边设施茶处让车夫能够喝到茶水。弱势群体能否得到各方面的宽容与关照，是判断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
2、当街头政治成为流行，热情越来越多替代理性时，民主的方式、法治的框架，都已经被抛到脑后。
3、两次加拉罕宣言。苏俄对北京政府的示好，显然别有深意。在当时情况下，那些名义上准备归还给中国的领土，大都操纵在俄国旧党谢米诺夫和日本人手中，苏俄对华宣言的真实意图，除了示好，同时也激起北京政府采取联苏反日和反白匪的行动。
事实证明，老毛子马上翻脸了。
4、虽然命名为直皖战争，不过战争的实质其实是吴佩孚以武力挑战中央权威。虽然持续时间较短，战争破坏性并不算大，不过它对于历史走势的影响，却异常长远。毕竟，这是一种非正常方式的挑战，他对于规则的破坏，以及由此生发的连锁反应，是始料未及的。
5、人们渴望获取一条捷径，能一步登天解决所有问题。这样的思维方式，与中国数千年传统有关，中国人一直相信神秘性的作用，相信捷径，相信千年秘方，相信长生不老术以及成仙得道。
中国人骨子里便是急躁且功利的，擅长直线性思维，坚信绝对二元论，非黑即白，非正即邪，非此即彼。我兔亦不能幸免。
6、罗素和杜威互相不对眼，啧啧。John Bull和Uncle Sam......
杜威认为罗素对本阶层以外的人怀有一种贵族式的轻蔑，罗素则根本看不起美国知识人，认为在那里居住的人跟那个新兴的国家一样，很难有深刻的思想和学术。
7、罗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工业主义的两种形式；帝国主义和自决力量（即为被压迫国家争取自由的势力）是民族主义的两种形式。当今世界的巨大冲突由这样两种势力形成：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一伙，而社会主义和自决力量一伙。
8、（1923年）10月9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孙中山虽然慷慨反对，不过底气明显不足，因为主持本次贿选的众议长吴景濂曾是其当年战友。接受贿银投票给曹锟的议员几乎都是第一届国会助宋教仁获得大胜的国民党议员，也是各省的革命党人和立宪派。
9、孙先生一出，精神的或实际政治的，果有何物以俾补中国乎？不独此也，彼急求成功，为敷衍一时计，从来不问其对手为何人，只有乞助于妥协一途。甚至联络日本，因无结果乃转而欲利用俄国，不图反为俄国所利用。
10、1921年4月7日，两百多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大纲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说明，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会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不到两个小时，称得上世界上最快的一次总统选举。孙218票，陈3票，废票1张。
《晚清之后是民国》读后感(四)：《晚清之后是民国》读书笔记
1916年6月7日，袁世凯死后第二天，副总统黎元洪就职中华民国总统一职。
总理是淮军后代，北洋三杰之一的段祺瑞（另外两人是王世珍，冯国璋），总理段祺瑞发自内心看不起黎元洪，毕竟资格比黎老许多；但护国军以拥黎为旗帜，北洋内又各怀鬼胎。黎元洪的上台也得到了国外势力的支持，被戏称为三无（无智无能无为）的黎元洪能够得到认可在于他的德，即温良恭俭让的性情，保守党梁启超认为其代表中国一种稳健的政治力量；激进派革命党人认为黎或许是他们期待的政治领袖。
黎元洪布告写“元洪于本月七日就大总统任”，就任两字是是旧约法的说法，而新约法应该是副总统黎元洪代行。
南方政府向北京政府提出的条件：一是恢复旧约法；二是召集国会；三是惩治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祸首。段祺瑞等北洋系不同意，黎元洪说服了他们。
关于新旧《约法》，黎忽视了一个问题：袁时代的新约法是总统制，旧约法却是内阁制，这个制度上的差异也为后来府院之争埋下伏笔。辛亥革命后孙文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主张总统制，三年军政，六年训政，然后进入宪政；而南北和谈后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担任，革命党人改为内阁制，虽然内阁上面有总统，但内阁直接向议会负责。大总统政令由内阁总理副署才有效，政治运转以内阁总理为枢纽。在《临时约法》下，中国实际上已变成各省联邦，各省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因为各省都是以独立形式脱离清政府，民国成立后也不听命中央及上缴费用。
《临时约法》的复杂背景使得民国之初的政治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同心同德共渡难关的架构，袁世凯修订了一个《中华民国约法》，废弃《临时约法》，还解散了国会，改为总统制。留给黎段政府面临的问题，一是没权威性，各省自治不服，二是没有钱。
府院之争源于数千年专制制度所产生的文化和传统，也是的政治的运作不知不觉向着阴谋和争权夺利的方向靠拢。黎段对于《临时约法》的疏漏和生硬产生矛盾，而约法下胜利天平显然倾向段祺瑞。本来共和国的初衷是国会，总统，内阁三足鼎立的平衡，这种脆弱的平衡很快转化为拉帮结派的冲突，非理性对抗；对于激烈的总统总理与国会之间的争斗，更多的人愿意坐山观虎斗，围观起哄。这种幸灾乐祸的阿Q心理，延续着中国数千年一如既往的老传统。它图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在看热闹中获得快感。
1916年中华民国5年阅兵大会，尽管艰难，中华民国无论是在经济，财政，教育，军事上都走在百废待兴的道路上。
1917年美国和日本邀请黎元洪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早在1914年袁世凯就考虑过参战，为了收回德国占领的青岛和胶东半岛，但日本反对；而这个时候态度的转变是由于一战进入阵地战和消耗战，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看中中国的劳动力输出。黎元洪始终犹豫，担心贸然加入会被别国利用，产生负面效应；其次是担心北洋军队接口扩充军力壮大自己的力量。
3月14日国务院公布与德国绝交令；但对德宣战却遇到了内部和外部的诸多麻烦，为了让中国参战，段祺瑞可能与别国签订了一些“卖国条约”，黎元洪得知后于5月下达总统令免去段总理及陆军总长职；段非常气愤，表示根据《临时约法》，总统无权撤销总理职务，不承认免职令。
同月张勋召集十三省督军会议（袁世凯死后就成立，是为了确保军人在共和政府的地位），把民国的混乱归结于共和体制的没有权威，提议恢复帝制，确保中国的传统和权威，武力干涉，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安徽省首先宣布段祺瑞被免职非法，脱离中央政府领导，黎元洪的不作为被视为软弱，奉鲁闽豫浙陕直宣布独立，军人们对政治的强行干预意味着袁世凯强调的“军人不得干预政治”土崩瓦解。
1917年7月张勋复辟
共和五年的碌碌无为让张勋坚信中国还是需要皇帝的，数千年的皇帝情结岂能是说去掉就去掉的，他反对别人称帝，觉得天下能当皇帝的只有爱新觉罗。6月黎元洪解散国会，本来是想让张勋进京来调和政府和军人们的矛盾关系，而张勋却拥立溥仪恢复帝制，还邀请康有为也到达北京主事。
7月1日张勋复辟，黎元洪逃进日本使馆。后以冯国璋为首的各省督军对复辟表示反对，杨度认为当年和袁世凯一起努力的是“君主立宪”，张勋和康有为完全是倒退，反而让国民看不清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只要有君主就反对。7月3日段祺瑞正式通电出师讨伐张勋，“再造共和”。7月8日张勋辞职。张勋的行为应该是得到过部分地方督军的默许，不然他不可能胆大妄为到孤身入京，张勋缺少政治智慧，做事过于急切和热烈。
8月6日冯国璋就任代理大总统，直系和皖系没有明显裂变，梁启超担任新一轮内阁的财政总长，拟向美国和日本争取财政支持，收回各省军权。8月14日对德宣战，中国政府对协约国的最大贡献就是向欧洲派出了近20万劳工。
孙文的护法运动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文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具有极端个人崇拜主义，导致失去了很多致力于宪政的国民党人的支持（黄兴，陈炯明等），尽管黎段政府孙中山废除了中华革命党，但身边只有陈其美、蒋介石等一干武夫；后又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军政府，采用党政军合一的大元帅制，非常国会选举孙文为军政府大元帅，树立其个人的绝对权威。临时军政府主张迎黎元洪复职，恢复国会，罢免段祺瑞，撤免湖南督军；与北方冯国璋南北对峙开始。
护法战争伊始，南方护法军很快收复长沙，段祺瑞改组湖南和四川为目的的统一行动宣告失败，国内面临社会内乱事件，国外美日借款无法到位，段祺瑞提出辞职，段内阁三个月就解散。
此段时间的民众及思想
北京政府的政治基础是北洋系，但北洋系已分崩离析。派系争相涌现，中国数千年政治斗争一直有这样的传统，以人划线，因线而异，把一场大戏丛生的窝里斗表现得淋漓尽致，严重破坏了宪政脆弱的基础。
如果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除了一些新式知识分子还对西方政体及民主宪政抱有信心之外，经过1917年变故后大部分中国人对于政局的发展以及中国的走向，已转为半信半疑态度；甚至有一些持有混沌态度，政局的纷乱和争斗，让那些看惯了死板宫廷戏的观众们感到无所适从，也在慢慢摧毁中国人的意志和信心。普通民众在司空见惯中越来越麻木不仁玩世不恭，也越来越沉沦；而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也变得越来越失望，越来越失去耐心，他们失去了精神支柱，也找不到了宪政的意义所在。
这时期的中国学术思想界，沉默而清净，只有梁启超依旧踌躇满志，怎么站在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上而不是局限于自己的利益进行不休无知的争斗，而梁在政治立场的多变有一个最基本的信念，那就是改革：中国要革命，祖宗之法必须改，中华的崛起必须建立在学习西方的基础上，也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陈独秀的基本思想：共和制度之所以不能真正地巩固，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大多数国民的头脑仍被专制和愚昧束缚着，缺乏民主和科学的觉悟。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苏维埃政权退出协约国，退出一战。列宁的成功又给中国知识分子一个全新的答案：社会主义。
1918年北京政府南征捷报频传，3月底段祺瑞重新任内阁总理
5月“非常国会”将广州护法军政府的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孙文仅名列第四，孙愤而辞职，回到上海隐居。北军先锋吴佩孚却在这个时候擅自与南方军队达成停战，指责武力统一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呼吁和平，痛斥分裂和腐败，吴的高调主和为自己在全国范围内赢得一片掌声，尤其是知识界和学生界，在这种情况段祺瑞只好听任吴行动，南北战争不了了之。
1918年8月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时间将满（袁世凯五年任期）背景下的大选
五年前袁世凯的掉以轻心使得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中占据大多数，北洋系在执政中遭遇很大麻烦，段祺瑞吸取教训，专门成立了“安福俱乐部”布置选举工作，安福系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知识分子占多数的研究系，即梁启超组织的进步党，以及企业和金融人士组成的交通系。6月的选举结果一边倒，安福系占大多数国会议员，最愤愤不平的就是梁启超，加之其研究系另一领袖被暗杀，梁启超对政界明显表示倦意。
段祺瑞的选举胜利也埋下了众人怨恨他的种子，段用人任人唯亲，独断专行；而冯国璋也知道自己连任可能性不大，主动退出，却让段祺瑞处于尴尬地位，为显示公允和无私也宣布退出大总统竞选，在新政府中专心于“参战督办”的新职务（一战）。
9月4日，得到冯段支持的徐世昌票选当选民国第二任，第四位大总统。湖南吴佩孚反对，认为国会议员选举不合理应该是全民选举；西南系军阀则从法统角度出发，只承认冯国璋的代理大总统地位，不承认新成立的国会，当然不承认新选举出的大总统。
10月完成交接仪式，新内阁组成。徐世昌谋求南北和平，努力缓解当时社会存在的一切矛盾，包括满清遗老入阁，主张“偃武修文”四个字——促使社会各方面武装力量停战，国会宣布将孔子的诞生日作为全国性节日。
当段祺瑞准备完毕准备参战，1918年底德国投降，一战结束，北京政府收到参加巴黎和会的邀请，外交总长陆征祥一行先到日本，目的是先跟日本在某些问题达成默契，以避免在和会上发生正面冲突。同时，南北和谈启动，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势力呼吁中国和平统一，在此之前不允许各国向中国各势力借款，以此不支持中国内战。1919年2月20日，南北和谈会议在上海旧德国总会开幕，八次会议基本没取得什么进展；到5月初巴黎和会消息传到，五四运动爆发，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的内容为北方政府所当面拒绝，和会破裂，南北代表各向自己的政府提出辞职。
1919年5月4日 五四运动爆发
中国代表团到达巴黎之时，陆征祥得知中国代表名额由三个（在战争中提供过有效助益的国家）变为两个（对德国绝交的国家），是由于日本游说其他大国给国内战争的中国南北各一个名额；而中国代表团内部由于对于代表名单顺序中顾维钧排列名次的不满又分为两派，矛盾继续升级。
和会前英法意三国早就和日本签订密约保证战后支持日本获得德国战前在山东及各岛屿的领土权，通过顾维钧的努力中国获得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同情，但美国又不得不尊重列强意见。
美英法基本同意中国提交的说贴中的大部分内容，只是德国在山东的有关权益转交给日本，顾维钧表态只有得到政府的直接命令，才会在合约上签字，“我希望他们不要让我签字，这对我来说无异于死刑。”
五四运动的起因有一种说法是梁启超在背后推动，梁于1918年11月辞去财政总长后赴欧考察，并以观察员身份为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提供咨询顾问和援助；在国内政府讨论和会内容之时，在欧洲的梁启超早就电报林长民巴黎和会结果，将签字升级到民族与国家的高度，点燃了社会的不满，从而引发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全国抗议活动。
三千多名学生高喊“还我青岛”，“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不承认合约”等口号，打着五色旗，向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行去，北京政府武力镇压。五四运动给北京政府极大的压力，为了消解民众愤怒，缓和社会压力，徐世昌总统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职务，明确示意中国代表团不得在合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的爆发当然为北京政府的反对派所支持，最先表态的是西南方面势力，广州非常国会通电谴责北京政府，实则抱有自身政治目的，借助群众运动打击北京政府；而当学生运动到自己的辖区，军阀本质就原形毕露，选择了对群众的镇压。
坚决站在学生一边的，是蛰伏在湖南衡阳的直系“玉帅”吴佩孚，不断发出义正言辞的电报，成为当代学生心目中的英雄，舆论和社会的支持，是后来吴佩孚轻而易举击溃皖系赢得胜利的关键；奉系张作霖也振臂呼应，加入对北京政府的声讨，想借此对皖系专权发动反击。
此时的北京政府又陷入了新一轮变故，国会权利过大，内阁总理不断换人，进一步引发了各省代表对段祺瑞专权和“安福系”国会的不满。这时候已很难看出这是名为共和的中华民国，还是封建专制的旧中国了。中国社会由对段祺瑞皖系的支持和首肯，转向了不信任和怀疑，并且对支持段祺瑞及皖系的日本表现出了憎恶。社会情绪的急转直下，让段祺瑞和皖系措手不及，却给皖系对立面以极大的信心。
同时期其他的情况
1912年外蒙古宣布独立，受沙皇俄国保护。外蒙古再度向北京政府提出回归的意愿是因为俄国的革命焰火，1919年11月17日，外蒙古正式上书“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蒙古全境重归祖国，意味着中国版图在辛亥革命后达到最大值。
1911-1927这十六年是百年中国唯一的一次黄金时代，与晚清新政和袁世凯时期打下的基础有关。银行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银行本位制得以实施，“袁大头”使得币制统一有了好开端，现代化的金融体系初现端倪。此间中国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百分之十五，位于世界各国的领先地位，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正是在这一时期基本奠定。
五四运动也给学生群体带来了其他的变化。蔡元培已经意识到学生运动的失控和负面效应，那些单纯的学生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为胜利而陶醉，自我约束力则越来越松懈；学生运动的动机和背景变得越来越复杂。街头政治成为流行，无政府主义得到扩张，热情越来越多替代理性，民主的方式、法治的框架都已经被抛到脑后。
对于五四运动的理解，官方说法是从中国社会从现代转入近代，而最现实的一个转折就是加速了北洋内部的裂变，使得北洋政府本来纷纭的矛盾尖锐化、公开化，继而变为互相指责的不可控局面，尤其是加速了皖系和直系的分裂，导致了亲日的段祺瑞势力的没落，北洋政府对于局面的控制变得奔溃。
巴黎和会后中国知识界对欧美思想文化转向不信任，有意识地抵制西方
巴黎和会上美国对于中国的“背叛”，让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由崇拜美国转向否定美国，中国知识分子寻找着新的偶像，而俄国革命和俄国的做法，恰到好处填补了这个空白。
中国现代史的走向收到两个国家的钳制：日本和俄国。对于十月革命后新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北京政府持观望和等待的态度，也正是由于此苏维埃政权对北京抱有浓重的敌意，在梳理好中国各政治势力关系后，苏维埃决意利用中国复杂的矛盾，着手培养敌对势力，甚至以输出革命的方式，来反抗和反对北京政府。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后，苏俄政府第一次对华宣言放弃在华侵略之权利及庚子赔款，恢复正式邦交，此举让中国人激动万分，整个舆论界在对待苏俄的问题上，已迅速由盲目的反对态度转向惊奇的疑信态度了。随着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日益广泛和深入，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广告民众不由自主地“左倾”，希望走上俄国革命的新道路。
1920年的直皖战争及其影响
此时的徐世昌更倾向于沿用晚清旧制，重新恢复地方自治，中国的疆土很难用统一的政策来驱使；而段祺瑞还是主张加强中央集权。
地方上湖南省首先“自治”，公民直选产生了第一届省议会。1919年12月冯国璋的离世加剧了北洋政府各派别的分裂。吴佩孚率先发难北上，曹锟、张作霖等遥相呼应，声讨徐树铮背后的皖系段祺瑞，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七天时间皖系迅速溃败，段祺瑞下野。
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历史的走向影响很大，此之前军阀对于政治的干涉只是权谋操纵，直皖战争后武力走向前台，变成明目张胆的干涉，共和政治进一步虚假，中央政权更加孱弱。
这个时候的中国，以温和而理性的方式探索出路的人越来越少，更多知识分子正变得绝望而激进。如陈独秀将《新青年》变成一本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彻底左派，对梁启超等人观点进行激烈论战。
梁启超认为，在欧美最迫切的是改善劳动者的地位，而中国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使多数之人民变成劳动者。中国老百姓首先关注的是“有业无业”，而不是“有产无产”，因此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鼓励发展生产，以中国社会发展的程序以及中国贫困落后的现实，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一步走向社会主义，而是要先开始原始积累，经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梁启超并未反对社会主义，只是主张循序渐进，坚持改良主义更适合中国国情。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无枪阶级”和“有枪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和军阀之间的矛盾。
随着直系控制时局，清洗运动开始，徐世昌依然坐在大总统位置上是因为曹锟（吴佩孚）和张作霖找不到比徐更合适人选，靳云鹏这个内阁总理基本成了傀儡，以吴佩孚为代表的第二代军阀登堂入室，正式控制中国的政局。以段祺瑞为代表的第一代军阀多为前清留任，有比较好的家庭和知识背景；而第二代军阀则大多出身寒门，有浓烈的尚武精神，相信枪杆子的力量，也更懂得利用民众和水喝的情绪，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喜欢扮演民族主义者的角色。
1921年10月严复去世。过去才是孕育未来的最好载体，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尽管很多人将这称之为保守；国人似乎更热衷民主，只是分不清宪政民主和暴民民主；如果改良可以救国，为什么要革命？如果清室立志改良，为什么要代之以民国？民主在西方是个政治概念，在中国则成了社会概念。政治上的民主无从落实，社会上的民主放浪走形。乱世之中，民主成了无秩序、无操守的个人生活行为的借口。严复带着这样的困惑离世，他的墓碑上镌着四个大字：惟适之安。
1922-1923 黎元洪复职到曹锟当选
此时的北京政府由于五四运动与各国关系紧张，导致财政危机爆发。新上任的梁士诒内阁赦免了曹汝霖、陆宗舆，向日本示好以重新借债，引发吴佩孚的不满导致梁士诒离任，吴的这种态度又引起了张作霖的排斥，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由于部队训练及经验不足，加上缺乏南方的有力支持，奉系战败。
北京政府完全由直系控制。后张作霖宣布独立，不受中央拘束，东北三省实行联省自治。
1921年孙中山重新回到广州，意图再发动战争推翻北京政府。在不足总统发选举规定人数的前提下，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独揽政务、军务、内阁任免，“乾纲独断”。直奉战争张作霖私下与孙中山达成一致，合攻吴佩孚，却遭到陈炯明的暗中阻挠。
直奉战争的胜利让吴佩孚如日中天，执政思路是：“法统重光”，迎回张勋复辟时下台的黎元洪总统（在他们看来不算主动辞职）补齐任期，以此赶走徐世昌，恢复到第一届国会，这样南方孙中山也就没有了借口，可以此统一南方，取消南北政府，另组合法政府。
1922年6月2日徐世昌辞职， 后陈炯明发动针对孙中山的政变，驱逐孙，南北总统下台。
6月11日黎元洪复职，政府大权却被曹锟和吴佩孚捏在手里，在曹锟眼里黎元洪的复职纯粹是为了填充徐世昌下台的空挡，为自己当选总统铺路；而黎元洪任期也应该是累计完成黎继任袁世凯担任总统的任期，只有一年。
1923年5月爆发土匪袭击豪华列车“蓝色特快”，将中外人质挟往临城事件，让黎元洪政府在西方势力出现了信任危机；国内方面夏天爆发的向政府讨薪事件中，直系将领冯玉祥也是直接鼓动者。
1923年6月黎元洪辞职。共和，宪法，这些珍贵的字眼就这样在派系斗争中洗尽了全部光泽。
10月曹锟通过贿选，当选第五任中华民国总统。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声讨曹锟贿选窃位。10月1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中华民国宪法》通过。
苏俄与孙中山的联手
富有儒家思想和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吴佩孚与草根军阀不一样，他一直想在列强争夺中保持尊严和独立，无论经济、政治还是军事上。这使得他在任何问题上都献出自己的坚持和不苟且。
而孙中山此时迫切需要外部力量的帮助，于是在1923年1月的上海与苏联达成紧密合作关系，鲍罗廷抵达广州，帮助孙中山击败陈炯明，并将苏俄政党体制引入国民党，将国民党彻底改组，并成立黄埔军校。
此间一直出使苏俄的蒋介石有点明白，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很难简单地被嫁接在一起，前者立足于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后者立足于民族独立和国民革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而且苏俄的国际主义是靠不住的，通过扶植共产党来吞噬国民党，绝不会对国民党抱有善意。
而孙文则在联俄容共的战略思想下，在一种新的“党治体系”下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高高擎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对北京政府表示不耻。（1921年孙就任非常大总统时，就命令废止五色旗和十八星旗）
1924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转折点
五十岁的吴佩孚如日中天，首次登上《时代》的封面，GENERAL WU，Biggest man in China，《时代》没有选择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及孙中山、张作霖，显示着美国对吴佩孚的支持，同时美国也注意到了张学良的崛起。
9月直系和皖系爆发江浙战争，引发吴佩孚和张作霖的武装冲突，孙中山应声而起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北伐，而在野的段祺瑞也通电讨伐曹锟，直奉第二次战争爆发。
10月直系冯玉祥兵变，曹锟下野，冯玉祥通电拥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并电请孙中山北上。直系政府垮台。
冯玉祥除了软禁曹锟外，还惊天动地地将清廷从紫禁城赶出，取消国民政府对皇室的一切优厚待遇，可能是苏俄人的要求或影响，引发全国哗然。而这次行为也为日本分裂中国提供了重要隐患，溥仪逃到日本使馆，最后在日本人的庇护下出任了伪满洲国的执政。
1924年年底段祺瑞重新出山，新的职位称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执政这个词，可以说是对过去是三年不成功的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一个总结，临时执政虽然挂着临时二字，却不动声色将之前的总统及总理职权合二为一，不会再有之前府院之争的烦恼。曹锟就任时公布的《中护民国宪法》，即双十宪法不复再用。以这部宪法的湮没为标志，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以建立宪政为核心的欧美政治制度模仿阶段画上了一个句号，中国历史转而以模仿俄国为契机进入了党军时代，这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大转折。
段祺瑞上任后首当其冲的还是废督裁兵，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纷纷将自己的督军名称拿掉。
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抵达北京，提出国民代表大会的主张，被段祺瑞所拒绝，1月孙中山退出善后大会，26号孙中山被诊断为肝癌晚期，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说，倘若不是过早逝世，孙中山可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孙中山与列宁一样，生来就是一个革命家，革命贯穿了他们的一生。虽然孙中山从美英学习议会制度和现代政府，却在民族主义情绪上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布尔什维克的主张更加相近，他在西方主要国家面临的外交挫折，也促使他借金额过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1926年的大混乱
1926年1月临时执政段祺瑞面对越来越不可控的中国政局，表示随时可以下野；张作霖宣布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北京举行反日国民大会通电全国组织准备对日宣战，惩办段祺瑞等亲日派；2月广州国民政府任命蒋中正为革命军总监，准备北伐。
3月12日大沽口事件，日本军舰与国民军互相炮击，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辛丑条约》，联合拔过公式向段祺瑞政府发出通牒要求撤出大沽口睡眠的一切水雷和地雷障碍物。“三一八惨案”。3月18日北京学生及工人群众在天安门游行，反对八国通牒示威大会，卫队士兵开枪射杀。国民军欲联合吴佩孚推翻段祺瑞政府以对抗南下的张作霖军队，却遭到吴佩孚拒绝，面对直系、奉系和直鲁联军的三面围攻，国民军退出北京。4月段祺瑞黯然下野。
段祺瑞隐退之后，吴佩孚和张作霖开始合作，似乎谁都可以在临时摄政的岗位上昙花一现，存在十年的北京政府已衰落到了极点。吴佩孚和张作霖假模假样的结拜兄弟，将共和抛之脑后，更像水浒里的兄弟情。
1926年7月9日，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就职，发布北伐宣言，兵分两路分别对应孙传芳和吴佩孚。汀泗桥一战，吴佩孚军队溃败，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冯玉祥东山再起，宣布出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第一次公开了自己的国民党身份，这位北洋军阀集团的实力派人物，正式成为革命阵营的一员。
与此同时张作霖也开始落井下石，不顾吴佩孚反对强行进入河南境内，不可一世的吴佩孚落到四面楚歌的境地。
1927-1928 末日来临
1926年底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汉口，以收回租界，引发英国军队和武汉群众的流血事件。而随着北伐军的北进，战局不断失利，北京政府各项政策开始收缩，与政治同样处于悬崖之上的还有中国的经济。外国企业加大竞争力度，中国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至今的竞争加剧，民族资本愈来愈力不从心，中国纺织业、制造业等民富工业遭到重创，外国商品大量涌入。
军阀们的疯狂扩军，导致民不聊生，社会极度不稳定，人们渴望打算一切，然后再造一个新世界，这是辛亥革命后又一次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
1927年4月蒋介石第一次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GENERAL CHIANG KAI-SHEK，rose out of the Sun-set
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蒋介石慢慢显示出与苏俄度着蜜月的国民党中央的巨大分歧，蒋与国民党左派力量日益加深的矛盾和分歧，正式对中国形势忧虑重重的西方列强所乐于看到的。
1926年8月蒋介石声明要从军阀手中解放中国，赢得在各国中的正当的平等地位，并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只要外国人不妨碍北伐运动和国民革命军的行动，不管国籍如何，对他们的财产将给予保护。
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南京后爆发了大规模针对外国人的抢劫风潮，引发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矛盾，蒋介石决定“清党”，彻底与苏俄决裂，倒向西方，这也是四一二事件必然发生的背景。
上海四一二爆发，五千多名共产党员被杀，意味着蒋介石这个异军突起的中国最强者，在苏俄和英美的天平之间，坚决的将砝码押给了后者，上海的买办和银行家资助了蒋建立的右翼政府，他们使蒋介石有了强大的经济支撑，从而摆脱了对俄国人的财政依赖。
与此同时北方的张作霖，通过极端危险的做法暗地里向南方的对手蒋介石、欧美和日本示好，处死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
1927年4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重申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号召与共产主义彻底决裂。
6月内阁总理顾维钧辞职，张作霖就任北京政府大元帅，公布军政府组织令，各国均未派公使参加，列强对于张作霖已明显没有兴趣，他们的注意力已集中在新权贵蒋介石身上。很明显这是一个展示结构，自辛亥革命之后成立的中华民国，终于摒弃了表面的宪政，沦落到以武力维护独裁的危险局面。
6月蒋介石与冯玉祥联手，要求武汉政府“清共”。之前国民党分为武汉和南京两派，加上北方张作霖，中国出现了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此时的冯玉祥在西北地区取得北伐胜利，宁汉两方都要拉拢冯玉祥，冯玉祥选择了蒋介石。9月，宁汉合流。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举办婚礼，代表着蒋介石正在谋求与英美缓和关系，而且这个革命起家带有黑社会性质的人物，正在与中国的资产阶级谋求联合。
时代的终结
1927年3月康有为躲避北伐军锋芒逃至青岛，食物中毒而死，究竟死于国民党还是日本人，一直没有定论。6月同为“帝师”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
梁启超面对这个破碎的年代和岁月，虽然那并不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但那是属于他们的，而眼前的和将来的时代，是那样的捉摸不定，分明已不属于他们了。1929年3月梁启超去世。
王国维之死，似乎具有某种屈原的意义；而梁启超的质问，又具有司马迁般的悲苦和孤愤。那个属于他们的时代，就在这样的伤心、疑惑、长叹和落寞之中远去了；接下来面对的，是一个焕发着生机的新时代，还是过去悲苦和绝望的重现？
1928年1月8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联手冯玉祥、阎锡山，共同对付张作霖。5月3日，日本在济南造成“五三惨案”，张作霖宣布退出北京，6月4日在回沈阳的火车途中，张作霖在皇姑屯遭到炸弹袭击身亡，20号张学良宣布张作霖死讯正式就职。
6月8日国民革命军进入北京。6月20日，直隶省改为河北省，北京改为北平，7月1日张学良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商谈东北易帜。
至此，中国军阀之间相互攻击十多年的局面结束，自袁世凯起北京作为中华民国政府首都的局面也宣告结束。
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将原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宣布拥护国民政府的整治行动。1929年3月1日，奉天改成辽宁省。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就坚持用青天白日旗为中华民国国旗遭到不同意见，袁世凯大总统确定五色旗为国旗，东北易帜后五色旗倒下，青天白日旗插满中国。随着五色旗的倒下，自号“中华民国遗老”的章太炎认为五色旗倒下的那一天，中华民国精神已不再，他认为袁世凯还只是一个人想当皇帝，孙中山们则是一个党要当皇帝，这就是叛国，应该人人共击之。
1928年10月蒋介石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强调了以党治国的原则，规定国家大权统揽在国民党手中，而党权又集中在蒋介石一人之手。训政，更像是改头换面的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一个有着理想（强烈的党国意识、坚定的制度理念和治国理想）的暴君，会比十个无理想的暴君都要可怕。
（完）
《晚清之后是民国》读后感(五)：在文化的河流边迎风散步
张扬
法国思想家、作家蒙田喜欢散步，在散步中，思想的火花闪烁生辉，“每个人都包含人类的整个形式”，有断语，有自问：“我知道什么呢？”歌德、卢梭也都耽于散步与沉思。对个体，对整个人类的命运，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和经典作家追问不止，忧心忡忡。
皖籍文化学者、作家赵焰工作之余，也喜欢散步、思索，并完成了又一部力作《晚清之后是民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日前出版）。读赵焰的文字已经多年了，他的文字不像是键盘敲出来的，更像是一脉清泉，从高山丛林中流出，抚石而过，然后潺潺流淌。
六十年代出生的赵焰，迄今出版有20余部著作。他的作品，已然涵盖心灵史写作、思想史写作、大文化史写作、地方史写作、民族史写作和人类史写作。这些年来，他怀着一颗悲悯之心，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从人类文明的高处俯瞰，采黄山之云霞、齐云山之灵秀，汇淮河之流韵、长江之气概，绵绵密密，浩浩荡荡，独具风流。
青少年时代的赵焰，写过诗，写过小说，之后，写过诸多的美文、笔记、人物评传，为央视多部纪录片撰写脚本，而大文化散文写作，是他一直欣然而为的。这种不拘形态的文字架构，或许能更好地承载其独立性思考，更自由地释放其文化心灵。
在我看来，赵焰写《晚清之后是民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在此之前，他先后完成了《晚清有个李鸿章》、《晚清有个曾国藩》、《晚清有个袁世凯》的写作，写的都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也都是有一定争议的历史人物，但赵焰却写得纵横开阖，别开生面，读者在跌宕起伏、酣畅淋漓的阅读体验中，收获了耳目一新的见识。《晚清三部曲》多次重版，并由中华书局在香港出版了繁体字版本，足见其含金量和市场的受欢迎度。
历史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身上，在他们的身上，有着许多的文化信息。赵焰写那些历史文化人物，比如胡适，比如宋教仁、吕碧城，以及历史更深处的人物如老子、庄子、曹操、欧阳修、朱熹、朱元璋，等等，有旁征博引的条分缕析，也有三笔两笔的书写。其文化散文集《野狐禅》中，以闲笔写的一些历史人物短章，就意味深长。“野狐禅”一语，在中国画论中，形容冷逸、高古。但《野狐禅》并非旁门左道式的写作，而是一以贯之的钩沉探玄，并且写得机智活泼。赵焰的另一部著作《在淮河边上讲中国历史》，也用了相当的笔墨，对鸿蒙之初的中华文明源头做了一番探秘，也对中国历史进程中机械的重复的而非螺旋式上升现象做了解读，在呈现历史的深邃幽眇时，让人更接近历史的一些本来面目。
写大文化散文，写大历史中的大人物，好比与武林高手过招，要有功力和思想，否则尚未近身便败下阵来。在《阅读史》一文中，赵焰披露了他的惊人的阅读量，并对中西方经典著作和作者做了评点。赵焰出身文化世家，从小泡在图书馆、文化馆，曾居于江南的敬亭山下，如王阳明一般历练内心，大学毕业至今仍手不释卷，对众多经典作品，尤其是西方哲学经典都有通览，积累有丰富的超验感受，读书万卷的同时又一直坚持行走、体悟，在知行合一中形成了很好的感悟力、鉴赏力和审美品位，某种意义上打通了中西方文化的“任督”二脉。也因此，在看待历史文化人物时，他有着比较清晰的坐标系。
哲学家说，“读史使人明智”。达到明智的前提，自然是历史的可信度。所以，学者资中筠认为，启蒙的首要在于拆穿谎言，探明真相。赵焰在逼近历史本源以及历史中的人物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就有着“清道夫”的意识，并站到启蒙者队列中，运用中西方比较文化的体系，以大历史观，以超越国界的视野，清醒地思考、写作，力争去伪存真，廓清历史的迷雾。
出自徽州的作家赵焰，在地域文化史上，特别是关于故乡徽州系列的写作，譬如《徽州三部曲》，较少颂扬和泛泛之语，而是充满了哲学的思辨性和文化反省意识。《晚清之后是民国》一书同样秉承着这种思辨性写作，尽可能还原历史人物所处环境，还原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
近代以来，众多历史事件和人物有着太多的云遮雾绕，存在着先入为主、人云亦云的概念沿袭与以讹传讹、墨迹一团的纷乱现象，后人往往难究其实，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晚清之后是民国》建有清晰的构架，以时间为轴线，同时撷取特定的场景、片段和细节，对重要的事件、人物和背景，进行多源头比对、多维度呈现。看起来，作者就像庖丁解牛一样，以令人惊叹的宏观把控能力和写作智慧，来化繁为简，解构历史，勘破迷局。书中，精彩论断迭出，犹如醍醐灌顶，发人深省。
大变革大动荡时代，一些看似具体的、偶然的事件和人物，往往有着蝴蝶效应，甚至影响了整个历史走向。对此，赵焰在《晚清之后是民国》中延续“烛照式”写法，将历史叙事与人性剖析相结合，把历史中的人当作鲜活的人，用一束束光亮照射到那些走马灯似的人物内心深处，并基于丰富的史料和档案，运用历史心理学去逼近他们，敲打他们的灵魂，倾听回声。彼时，时局波诡云谲，各种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争斗、妥协、联合、分裂乃至水火不容。对于乱世中的世道人心，赵焰以擅长的散文笔法和随笔形式，不慌不忙地描摹、刻画，而臧否人物时，多有入木三分的精妙之句。为了探本求源，赵焰耗费大量心血，对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等仔仔细细梳理，尤其对当时制度层面，如复杂而混乱的选举程序设计，以及各派的主张与演变，做了深入研读和介绍。
近些年来，关于民国史以及晚清史的著作不断涌现。对于庞然大物似的此类题材写作，一般作者往往力有不逮，要么语言难以卒读，要么视野不够开阔，思想的高度跟不上。而赵焰在《晚清之后是民国》中，一如既往展现了赵氏的“春秋笔法”，既有精描细摹的工笔画，又有传神的写意笔法。在目前关于民国史及其走向写作中，该书可以说是最为清晰的一部专著。当然，或多或少地囿于当下语境，书中也存在着“曲笔”，未能尽显作者的本意。
《晚清之后是民国》的写作颇耗心血。好在作家内心丰盈，于现世又有接地气的多重渠道。赵焰多年来葆有许多兴趣爱好，并常常化在精妙的文字当中，像电影随笔《夜兰花》、《蝶影抄》就写得摇曳多姿，行文中不乏珠玉。众多影评、乐评、球评，以及对饮食的品味文字，显现了作家丰赡的人生情趣。赵焰的写作，包括历史文化题材在内，是有审美选择和文化坚持的，其写作涵养是丰沛的，气息是贯通的。他的文字流动着深沉的气韵，有着“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瓣朵朵”的意趣，可谓杂树生花，繁茂多姿。
逡巡在历史的汪洋大海里，时时沉潜、探秘，凭藉丰厚的思想积淀和文学素养，作家赵焰不断喷发，扛出大鼎，发出振聋发聩之声。古人有立言、立功、立德之说，赵焰的写作，在于让历史变得鲜活，让文化变得生动，当然是有建树和创造的。
《晚清之后是民国》读后感(六)：民国上海北京
踏上中国之后 ，上海的一切 ，让杜威感到很新鲜 ：鳞次栉比的西式小楼让人想起纽约长岛 ；街道两旁种满了欣欣向荣的植物 ；白色的玉兰花尽情绽放 ；南京路的晚上灯火闪烁 ，行人熙熙攘攘 ；黄浦江上 ，破旧的小渔船与远洋巨轮交错而过 ；大马路上 ，人力车夫们拉着洋车在小轿车中穿梭 。除了比较多的黄色面孔以及相对杂乱之外 ，这个东方城市 ，跟美国的海滨城市并没有太多不同 。至于北京 ，这里没有西方大都市里街道上那种拥挤和匆忙 ，所有人不论步行或者车 ，都表现得庄重沉稳 ，不慌不忙 ，仿佛自己相当了不起 。大街上一簇簇的人 ，有的步行 ，有的骑马 ，有的乘着黄包车 ，中间混杂着驴车 、骆驼队等 ，仿佛被赶往市场售卖或屠宰的成群牲畜 。当然 ，也有着为数并不少的汽车 ，所有一切会使人产生一种印象 ，就是他们能够完美地控制行动和闪避 。至于这座城市的表面 ，它体现出的力量和永恒 ，它破败中显示出的庄严 、神秘 ，以及城墙的大小和规模 ，给杜威留下深刻印象 。
《晚清之后是民国》读后感(七)：晚清之后是民国
由于民国这10多年实在是太奇幻，这本书明明十分尊重历史却简直能读出玄幻小说的味道。喜欢这本书对于军阀描写的处理，不光介绍到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睚眦必报今日债明日偿，更写到了非常反军阀日常概念的一面，有不行就撤面子值几个钱的“反偶像包袱”逻辑，还有弱者积蓄实力时毫无节操哪儿行哪儿上的可怜可憎面目，更有诸如“儒将”“好人”吴佩孚动不动秀才气的写点激昂的文字，冯玉祥直接把溥仪端出紫禁城的鲁气，还有念佛的段祺瑞在天津算定被叫出来再次主持大局的“端庄”模样，甚至最后张作霖被炸前那么多道菜还给交代了，切入的点都感觉让民国这段历史更加有趣啊。慢点要再多看点赵焰的书，太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