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是一本由孔飞力 (Philip A.Kuhn)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36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叫魂》读后感(一)：《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内容提要
《叫魂》是美国知名历史学家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的代表著作。该书聚焦于1768年这个“康乾盛世”达到顶峰的时期发生的一件不寻常的群体性恐慌事件：一个关于有人作妖术剪人辫子、盗人灵魂的谣言，从江南迅速向西、向北蔓延，引发了大半个中国的民众恐慌，甚至让乾隆皇帝寝食难安，地方官僚集团疲于奔命，一场全国性的“清剿”行动就此展开。最终，在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后，乾隆终于在近臣劝说下意识到一切本属子虚乌有，此事方才罢休。该书对这一事件的叙事可谓引人入胜，作者有意区分了君主、官僚集团、普通民众三种社会角色，展现其在不同的未知凶险面前的不同焦虑感、危机感以及相应的应对逻辑，并由此揭示出三个深刻的主题：
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满人君主，急于通过动员官僚集团清剿这个涉及“剪辫”这一敏感意象的妖术，来一方面克服他对于汉人谋反的深刻恐惧，另一方面打破汉化的文官集团的积习，对官僚系统加强整顿、清算和控制。他的行为揭示出的是在清王朝统治看似已经巩固的情况下，仍然深植于满族高层统治者内心的合法性焦虑；
普通民众，有对灵魂和身体可分的信念，更在强烈的生存危机感下恐惧于遭到伤害，因而借助官方的清剿所带来的平时极其稀缺的权力展开对社会边缘群体（和尚、乞丐、流民）和私人仇家的打击报复，这一群体性歇斯底里的背后是“盛世”表象下日益繁炽的社会问题（人口过剩、社会分化、流民四窜）和民众的相对被剥夺感和不稳定感。民众的行为映射出来的是社会的危机和专制制度下民众的普遍弱势，以及由此带来的对权力的缺氧般的渴求。
官僚，对妖术持不可知论，但由于要应对君主的暴怒与社会的动荡带来的风险，最初采用一系列常见手法——对君主封锁消息、敷衍塞责、互相庇护，对民间施以恐吓与安抚——努力控制事态，将其纳入官僚体制的常规化轨道，但最终被迫展开了勉强的清剿，并造成大量无辜受害者。他们与乾隆之间的互动，生动地显示出在中华帝国的官僚君主制下文官集团及其制度如何制约专制权力，而专制权力又如何努力摆脱这种制约。
该书给人最大的启迪莫过于对外来威胁尚未浮出水面、内部运动尚未形成气候的盛世表象下潜藏的社会危机的书写，有很大的现实启发意义。在学术视野和方法论上，该书以历史事件为切入点，以小见大，并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官僚制度研究、心理分析等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作者深厚的学养和写作。
未看此书之前，一直以不同形式被告知中国清代史上乾隆时期是一朝盛世。在想象中，所谓盛世，即百姓生活无忧，官员廉政爱民，皇帝开明得道，普天同乐，万事和顺。但，看过《叫魂》之后，发现之前种种想法是何等肤浅。
在书中，孔飞力教授通过1768年的叫魂事件，从三条主线详细剖析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揭开了盛世面具下的种种不堪，让读者窥探到清朝从盛世走向衰落的迹象以及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民众恐慌、歇斯底里的内部原因。
历史总是相似的，要防止类似现象的发生，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应该如何做，作为百姓公仆的官员们又该如何做，这值得我们深深地思考。但愿，历史不要重演。
《叫魂》读后感(三)：对自我的恐慌——一切当下的现实在历史中都源流有据
作为统治形式的官僚君主制，并行着官僚的专业化行政方式与君主集权的天下责任制。蔓延多省、引发全社会的妖术恐慌是处在不同地位的人对于自身现实恐慌的一次体认，民间同君主的某些不安的因素和他们对于某些问题的固有偏见成功塑造了妖术、及妖术故事的主要特征，并且因此成为了妖术力量的最主要的来源。弘历对于江南地区的担忧、对于汉化的两难、对官僚系统的失望，都在妖术恐慌中呈现。而民间对于性命危机的不安和无序力量——流浪者、乞丐、僧道、外乡人的所可能带来危险的不断想象构想出了一种对他者的妖魔化（因为这些人脱离社会人伦关系，宗族限制）。而官僚则试图以行政化的手段来完成对于剪辫案的调查，但这既没有满足弘历对于恐慌的预设，也不能消退民间的对于无序力量的担忧。从而，剪辫案成功的被官僚系统造就为弘历和民众所担忧的那样，但最终这一切都是一场闹剧。因为一旦全社会拥有了一个对于叫魂者打击的名义，谁都可以以此名义来获得某种权力，这一点再后来的历史时期以一次众所周知的事件表现出来。
叫魂妖术，原本是“产生于无知又滋长于忌恨的一个幽灵（p.231）”，它是普通民众中流传的恐惧，是君王心中认为的“谋反”的烟雾，是官僚需要应付来自上下两方面的任务。 不同的社会角色同时被这个“事件”所困扰，却对“事件”进行了不同的表达和塑造，每一个故事都表达了伴随未知力量而带来的对特定群体的恐惧。 孔飞力在书中对叫魂事件的描述，就好像将一个舞台放置在我们面前，你会看到不同的角色将一团流动的“事件”进行揉捏塑造，只有在“事件”中，角色与角色之间的关系得以确立，并赋予彼此意义。 对于弘历，一个最高专制统治者，叫魂危机会影响政权的巩固，导致人民因此受蛊惑而发生动乱。
在他眼里，谋反与汉化是同一威胁的两个侧面。 一方面，叫魂危机可能是犯罪团伙精心筹划的一次谋反活动，它的成员分成了三个等级：大术师、处于中间的术士、剪人发辫者；另一方面，江南是汉文化繁荣发展的中心，叫魂危机也是由江南引起的。
焦虑迫使他要清剿这些邪术背后隐藏的凶险，但却撞上了官官相护的体制，于是这个“事件”成为了君权利用“政治罪”侵入官僚体系的机会。 对于民众，一个巨大的诱惑被摆在他们面前。每个人都可以利用“叫魂”的罪名去诬陷、威胁别人，妖术成为了“权力的幻觉”，也是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恰恰反映了下层无权无势的缺乏常态。 对于官僚，他们夹在暴民和君心之间。他们谨慎的自我保护、隐瞒真相、遵守程序，正是这些让君主痛恨的“官场恶习”在两种狂热力量中间起到制衡作用，阻止了疯狂。
你能否想像，统治者如果能不受约束的操纵民众的恐惧，会是怎样的景象？
《叫魂》读后感(五)：从社会文化看政治运作
叫魂从社会文化史入手研究深层政治制度史，兼及经济史等领域，是以小见大的典范。作者从1768年春秋间发生于东部几省的叫魂案出发，结合大的历史背景，分层次探讨皇帝、官僚（中央高层、行省官僚）、民众（一般居民、社会边缘群体）的反应与互动，进而揭示造成叫魂案持续发酵的制度、文化原因。
就皇帝层面来说，叫魂案的剪辫形式触动了乾隆的政治敏感性，使他认为社会上藏匿着反清势力及由此引发的群众骚乱的可能性，而在追查过程中，行省官僚所表现出的常规化、汉化倾向更激起了乾隆对专制权力受限的担心和恼怒。
就官僚层面来看，行省官员受制于常规权力和帝王淫威的双重压力下，既要防范民众骚乱和不满，又要给皇帝他所预先设定的满意答复，于是各种对策相继而出：刑讯、敷衍、转移等等，正是这一环节直接导致了案件越滚越大。而军机大臣等高层官僚则凭借自身的政治和文化权威得以凌驾在地方利益之上，于是便能以一种相对超脱的姿态来审理案件。
就民众层面来说，人口与土地不断激化的矛盾使其排斥外来者，民间信仰又使他们对妖术和死亡深感恐惧，于是“愚昧轻信”的百姓动辄将形迹可疑的外乡人扭送官府甚至动用私刑。
最后两章是作者对晚清政治制度的宏观点评。孔飞力认为中国是官僚君主制，常规权力与专制权力并行，常规制度既限制了官僚又掣肘了皇权，同时地方上的老油条也深谙钻空子之道（官官相护）；于是皇帝便另辟一条使专制权力超越常规程序的途径，比如秘密安插特殊通讯机制、觐见、对高官大员的特殊考察等等，虽然这些也并不完美。
整本书旨在揭示帝王与其雇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另外还分析了民众心理，在一种“受困扰社会”里，民众是没有权力的弱势群体，而对叫魂案的清剿给他们提供了一种“幻觉权力”，他们得以借诬陷他人叫魂的方式报私仇或谋利。其实，不仅是普通民众，就连皇帝、官僚都在利用叫魂案来为己牟利，这大概是看似荒唐的叫魂案得以席卷半个中国的普遍原因。
本书还对中国文化体系做了简单分析，认为中国文化既是一统的——上层和下层社会分享着同样的文化背景（都对叫魂恐惧），但具体的文化形式却有千差万别（皇帝恐惧的是政权颠覆，百姓恐惧的是死亡，官僚恐惧的是政绩受损）。
本书采用的方法十分多样，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心理分析等等，所用的材料又很广泛，仅读一遍似乎不能参透作者的论证思路，如果没有多学科的背景和对历史情景的熟稔，则读来会有头绪纷繁之感。在此仅记录大概内容，其他有待日后重读。
在狂魔群里曾有过一次关于历史著作的讨论，我说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是自己曾读过的既有趣又严谨的历史专著，另一位群友立马回应说，我还应去读一本叫做《叫魂》的书。听这名字，我心中不由自主升起一股寒意，是某种惊悚悬疑吗？
答案出乎意料。在亚马逊搜索之后，得知本书全名为《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同《万历十五年》一样，也是历史著作。梁文道曾在《一千零一夜》中介绍过这本书，它的切入点极大地挑起我的好奇心。
它讲了什么呢？从一件因民间迷信引起的小纠纷着手，详细追查其如何逐步导致大范围民众对妖术的恐慌，官僚集团全力应对，仍旧惊动弘历（乾隆），最后变成全国的政治大事件。在此事件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民众迷信传统，清朝法律、官僚制度、满族统治合法性等内容。
尽管作者并没有影射当今之意，但中国读者却很容易联想到现当代中国曾发生过的一些社会现实，比如“文化革命”中的群体性歇斯底里，反映出底层民众对权力的渴望；即便在我们身处其中的当今中国，大众对迷信的抵抗力也并未有太大提高，比如波及甚广的“法X功”，和本书中的“叫魂”现象在表现上是较为相似的。
这本书的翻译非常不易，耗时两年多。作者虽身为外国人，但他对清朝原始材料的掌握非常充分，单从文字辨识上便可见一斑，例如书中频繁引用的朱批奏折内容，对于大部分国人而言，认出奏折上的汉字都很困难。
1.叫魂案在德清县发生，然后演变成“剪辫”恐慌（剪辫在清朝是死罪），游方僧人与乞丐等最底层民众遭受冲击，并遭到刑讯逼供。官员态度是怎样的？他们不大可能相信妖术的存在，但又得维持社会秩序，避免捅到皇帝那儿，因此他们尽力保持均衡。
2.乾隆朝经济形势：人口剧增、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经济的生气勃勃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但对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作的挣扎奋斗。”
3.弘历奋力维持满族统治合法性的努力：提防和残酷镇压谋反，谨慎对待清前期规定的“削发令”，作者例举了两个事件：伪稿案和马朝松谋反案；同时，弘历也对江南地区既爱且恨，对满族精英受汉文化“腐化”有着强烈担忧。
4.论述《大清律例》中对妖术的界定与处罚。
5.妖术溯源，阐述国人的迷信传统以及产生迷信的几个原因，僧道乞丐为何让普通百姓恐惧？
6.官僚系统在清剿妖术中的运作，弘历对下属官僚（围绕信息展开）的控制，避免被官员欺瞒，开始要求严查叫魂谋反案。
7.案件进一步扩大，制造出众多冤假错案。
8.所有嫌犯交由军机大臣直接审问，军机大臣们随后相信叫魂案是个荒唐的错误，冒险说服弘历结案，最终结束追查，并以惩罚失职官员来维持弘历自身尊严。
9.分析叫魂案中官僚君主制度引发的问题，弘历如何在考评及选用官员上加强对整个官僚集团的控制。
10.君主、官僚知识阶层和普通大众对妖术的不同反应所带来的喻示。大众对待妖术的态度的背后原因值得注意：“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即使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叫魂》读后感(七)：对他者的恐惧
孔飞力（Philip A. Kuhn）是与史景迁、魏斐德齐名的美国“汉学三杰”之一，1984年，他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事研究期间，获取了大量第一手的宝贵资料，借此着手研究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始发于江南地区，后波及成为全国性除妖运动的“叫魂”案，完成了《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一时轰动学界，该书于1999年获得了“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
故事的本身其实并不复杂。“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在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妖术恐惧动员起来。老百姓忙着自保或者乘机打击报复，十二省各级官员忙着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弘历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折腾到年底，在牺牲了若干条贱命和若干个乌纱帽的代价下，案情真相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闹剧，没有妖人，只有冤假错案、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弘历只能偃旗息鼓。于是，叫魂事件就这样终结，“不是‘轰’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
在孔飞力笔下，“叫魂”案件可从三个角度来解读。第一为弘历角度，1768年清朝虽已建国100余年，然而满汉冲突、前明余党仍在民间传递，叫魂涉及的剪发辫行为又一次触及了弘历敏感的神经。从这一角度，叫魂案反映了外来统治者对于自身新建立政权的合法性的焦虑，始终不曾停止。叫魂案恰好给一直想用特殊手段来化解潜在政治危机和借此整顿吏治的弘历提供了正当的理由。第二为地方官员角度，地方官处理所辖区域内的各类事件历来是奉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社会动荡，也避免被上级问责。这就是为什么在叫魂危机发生的最初两个月里，没有一个官员主动上报。各省官僚之间达成的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粉饰太平。直到弘历遍布各省的独立眼线上报后，事情藏不住了，地方官才开始行动，毫无头绪地乱抓人。
第三为普通百姓角度，这也正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部分。1768年的中国，虽处于康乾盛世，但人口激增，通货膨胀，人均资源比例恶化，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普通百姓不再相信可以通过辛勤劳作来改善境遇，而官僚腐败、司法不公等现象则加剧了社会的“不容忍”程度，百姓无法指望能从这个社会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正是由于这种缺乏安全感的心理，人们才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甚至牺牲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情绪。如孔飞力所说，“在这个权力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毫不奇怪，冤冤相报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显著特点。”
对他者的恐惧，似乎从古至今就根植于人类本性之中。对于来自不同地方，有着不同背景，甚至持有不同观念的人，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警惕恐惧，甚至排斥。而一旦有人煽风点火，对他者的恐惧，就会演变为盲目的暴力，最后就成了群氓。叫魂案虽然发生在距今300多年的古代中国，但我读来却毫不陌生，远有17世纪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女巫案，被贫穷、瘟疫所困扰的塞勒姆镇民众以莫须有的罪名审判外来者，导致19人被处以绞刑，1人被石头压死，最后案件却不了了之；近有欧洲各国发生的针对穆斯林的恐怖袭击以及穆斯林的反抗；在我们身边，互联网上时时发生的盲目的互相攻击、口水仗，甚至都可以看成是对持不同观念者的恐惧导致的暴力。
对他者的恐惧何来？霍布斯的解释是，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都是“我”的生存资源的潜在竞争者，所以一切非“己”的都值得排斥和警惕，而扩大到群体，党同伐异就成了必然，这也是人类战争的由来。我读过的另一位汉学家田海（Barend ter Haar）的著作《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曾提出，“对外来者的恐惧和对未知事物的焦虑是谣言的温床，而谣言的激烈程度会随着人们与社群局外人的互动增加而增加”。联想到当今世界反全球化的浪潮，在欧美许多国家，极端右翼和保守人士执政，并且是通过合理合法的选举上台，可见持类似态度和心理的民众不在少数。许多人觉得把外来者隔绝在本国之外才是安全的做法，且不说这一做法本不现实，更重要的是，即使做到了，在一个国家内部也会有同样的恐惧机制，只是把国家内部的人员再分层后继续互相伤害罢了。试着理解和接受，听起来好像过于理想主义，却可能是解决矛盾的第一步。
社会层面的对他者的恐惧，反映到个人层面，大概就是“我执”的心态，想当然地以为自己是对的。于我自身而言，长大以后慢慢发现我们所处的社会有许多丰富的细节和细密的褶皱，无法被简单的理论囊括，抛弃偏见，愿意去了解和学习不同的观点，认识不同的人，拒绝把任何事物标签化，就会发现世界确实不那么明快纯净，但却因此而饱满，富有趣味。
《叫魂》读后感(八)：盛世之下，其实难副
1768年，乾隆统治时期中段，清王朝自入关以来，历三代之努力，造盛世于一时。这位为后世留下许多佳话的皇帝（大家所熟知的还珠格格，大明湖畔夏雨荷，铁齿铜牙纪晓岚都是对他那个年代故事的演绎）进入了他在位的第三十三年。而就在这一年，盛世之下，一件看似平常的小事，却引动了全国性的恐慌。孔飞力先生正是以这件小事为出发点，条分缕析的将这个盛世的另一面展示于我们面前，读来恍然大悟，原来所谓盛世只是一种刻意的遮掩。
正如作者开篇所讲：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
在当时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浙江省德清城外。观音、慈相两寺为夺香火，门庭冷落的慈相寺放出谣言称海宁工程队因投标失败而在前往观音寺的路上施法，凡是路过的人都会遭殃。这个谣言不胫而走，被人添油加醋之后变成了，投标成功的包工石匠要偷盗灵魂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地基。于是有人找上了海宁工程队的吴石匠，请求将自己仇人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打进桥桩里。正直的吴石匠怕惹来麻烦，便将此人扭送官府。此后关于叫魂的谣言迅速爆发，波及蔓延了大半个中国。一时间人人自危，各地都出现了剪人发辫偷窃灵魂的事件，那些不幸的“嫌疑犯”有的被扭送官府屈打成招，有的甚至直接被群众殴打致死。
为什么一个胡编乱造的谣言竟然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是一场由百姓、官员、皇帝合力演出的闹剧。
从百姓层面来看。根据古老的传统看法，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魂和躯体是可以分离的。并且魂的丧失可能会导致人的死亡。当那些迫于生存压力沦为乞丐、僧道的人流窜至富庶地区时。他们沿街乞讨，靠着做抬棺、拾荒一类的肮脏劳动勉力生存。习惯生活于熟人社会的百姓理所当然的以最大的恶意将叫魂的怀疑加诸在这些陌生人身上。因为他们居无定所，肮脏龌龊且很有可能和鬼神保持着某种沟通的方法。基于这种怀疑，任何一个异常的举动，甚至一缕头发、一把剪刀都足以成为他们剪人发辫叫取灵魂的罪证。倒霉一点的索性被当场打死，幸运一点的则是被扭送至官府。而当这些所谓的“嫌疑犯”被送至官府时又是怎样一番情景呢？
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一个官员来讲，送到面前的“叫魂嫌疑犯”都是一个难题。他们从理智上来说可能是不相信真的会有叫魂妖术存在的。但当他们面对群众的来势汹汹时，任何一个谨慎的官员又岂敢等闲视之，倘若因为他们的“不作为”而激起众怒，那势必然会对官员的仕途造成影响。而当官员真的要将案件审理下去时，他所面对的却是一些捕风捉影不足为信的证据。如此而来，严刑逼供成为了官员合理的选择，在重压之下，这些嫌疑犯屈打成招。如无意外，这种事情也就在行省范围内就能得到平息。作为行省大员来讲，实无任何理由将此事上报，各地的官员本来就是在百姓的裹挟之下，以求稳妥的做做样子罢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官场习性更是无需把此事太当回事。整整两个月间，各个地方官毫无协同却极其默契的并无一人将此事上报弘历。
当位居庙堂之高的弘历通过自己的秘密消息渠道得知此事时，他的内心不可避免的充满了怀疑。为何这些官员不约而同的不上报情况？为何叫魂是以剪人发辫作为手段的呢？
弘历有这两点怀疑是有原因的。要知道当时的清帝国幅员辽阔，单只是行省大员就有六十三人。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集各种权利于一身。表面上无所不能，但实际上，一切常规手段都不足以让他控制这么庞大的官僚体系。这些表面看起来无比顺从的仆臣，常常怀着各种自私的目的通过对信息的控制左右着皇帝的决策。任何一点的隐瞒和对信息的不知晓对皇帝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何况如此的大事竟无一人上报。更为可疑的是叫魂是以剪人发辫而实施的。这就不由得让弘历把此事与谋反联系了起来，作为一个外族政权，虽已承平日久，但数量庞大的汉人是他们时时提防的对象。在清朝初年刚刚以强大武力征服汉人之时，不留发辫被认为是对满清政权不认同的谋反行为。现在如此大面积剪人发辫事件的发生，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更大的阴谋。对于弘历来说，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推想。于是乎，弘历严厉斥责这些办事不力的地方官员将事情彻查到底。迫于压力，地方官员大肆搜查，大量的冤假错案被作为功绩上报。叫魂案就这样从一个小小的谣言变成了搅动全国的大案。当弘历始终对这个大案的侦破不能满意时，所有的嫌犯被移送至京城由军机处审理，真相逐步暴露出来。军机大臣冒着触犯皇帝威严的压力揭开了盖子，证实了此事自始至终荒谬至极。所有的嫌疑犯都是无辜的，所谓的叫魂只不过是一个滋生于仇恨而又夹杂了百姓的无知和恐慌才得以传布的谣言。
通过这一系列的事件，我们了解到了当时社会从下层到上层的方方面面，盛世之下，其实难副，社会与官场上出现的这些问题在这个中国最后一个君主集权制国家中已无法寻得解决之道而显得丑态百出。
从本书来看，弘历首要担心的是政权合法性问题。正是由于对政权合法性的焦虑，使得弘历对满人的汉化问题不得不担心，作为统治阶级的满清部族，他们深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因此他们需要汉人的文化，汉人的制度。一旦过度的汉化，那么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优异性就不复存在，从而导致政权合法性的丧失。因此弘历对他不满的官员统统视为沾染了江南积习而丧失了满族的高贵，从而利用叫魂之机对官场习气进行大肆整肃。也正是这种对政权合法性的焦虑，他才不遗余力的炫耀盛世，因为没有一个理由比开创了一个大一统且歌舞升平的盛世更足以说明满清的统治是理所应当的。
其次，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带来的底层百姓普遍的生活压力致使了社会上处处存在着冤冤相报般的敌意。叫魂恰巧发生在人口增加导致了米价的持续上涨，而白银的流入所带来的利益还未显现之时。生存的压力导致一部分人口向社会下层流动而沦为僧道、乞丐。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又导致了这群人向富庶地区的流窜。即使没有叫魂这一偶然性事件，习惯于熟人社会且忙于生计的百姓对出现在他们身边的陌生人的敌意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生怕，这群人的出现进一步加大他们的生存压力，抢夺他们谋生的资源。
官僚体系的陈旧造成了官员表现的整体低迷。这些官僚，表面唯命是从却又缺乏担当。如果说叫魂发生初期，他们那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为官策略还有可取之处的话，后来皇帝责令他们彻查此事时，他们表现出的那套诚惶诚恐，只得以大肆搜捕嫌疑犯为自己开脱的方法就显得至为丑陋。叫魂之所以能够最终真相大白是因为在这套体系的顶端尚且残存了少有的几个身居高位的大臣。他们不认为自己只是某种特殊政权的仆臣而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从而敢于道出事情的真相。
这三方面的问题在当时的清帝国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当近现代国家的某些因素的出现，问题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作者的观点不同于前代的美国汉学家所认为，中国近代的大变局是对西方文明侵入的一种应激反应。而是认为早在西方国家利用技术与军事优势打开满清国门以前，清帝国的发展已与外部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社会内部的种种变化早已在为近现代国家的到来准备着条件。如此想来，倘若再让这个帝国平静的发展百年，他是否就能因为内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催生出新的元素而迈向资本主义社会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得而知的。但历史是经不起假设的，1840年，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的满清帝国开始了他悲剧性的近代历史～
《叫魂》读后感(九)：有点难过 我没有写完
故事有三个层次分明的叙述出口：皇帝、官员和百姓；两个交互：暴怒温情的弘历和唯诺依附的官员，锦衣华带高知的官员和衣衫褴褛粗鄙的小民；一个不存在的沟通：分明的高低阶层和断裂的世界观的强行姌合，生下来的只能是一个怪胎。
叫魂的谣言由一次寺庙之间烟火的争夺开始被产生，经由人心的浮动和不安全感的蔓延被传播。江湖术士和歪门邪道剪人发辫，施以妖术而取人性命的叫魂术，在各地突然频发。细察之下，却发现其中颇多无根据的蹊跷。而它的愈演愈烈似乎和社会中升斗小民心中板块的微微浮动遥相辉映，在叫魂术的风声鹤唳中，产生了某种借由政府关注而产生的权力赋予，许多人在这样的便车中，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了权力为何物，他们通过恶意举报的相互碾压，终于得以片刻剥离出日常的拮据和冗杂。长久丧失公平感的社会，身处其间温饱难觅、时刻体会人生的朝夕之感的升斗小民心中暗藏的不安、倦怠、排外、恶意和恐惧，在叫魂术的蔓延下，集中爆发了…
这样的不安感在今天亦有它的魅影隐现，在所谓核辐射中的抢盐风波依然在向我们示意：升斗小民的不安与朝夕之感随时都可能扼住理性的喉咙。
而官员的做法也无甚新意，他们在中间的位置上看似构筑的是一个上下通达的执行沟通与告知功能，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更像是在无心地使这样的执行、沟通和告知功能最小化。
《叫魂》读后感(十)：满族男人为何不留刘海儿？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书评
买此书，全凭广告中说此书与《万历十五年》一般牛。
黄仁宇老师好歹也是中国人，用大局观，让国人重新来看历史，自是多少可以欣慰。可是《叫魂》的作者那是外国人，用英语写的写中国历史，让我们好是汗颜。但是人家是大家，我们之小辈自是没有汗颜的任何分量，只好替所谓的大家汗颜吧。书不是很厚，以小说般流水叙事，将故事再次还原，然又从中西官僚体制作出对比，整本书读起来趣味性十足，又如福尔摩斯探般的剥茧抽丝明了。让我等从《戏说乾隆》的电视机中惊醒，不再去陶醉和向往所谓的康乾盛世。让我等从《铁齿钢牙纪晓岚》诙谐欢笑中冷静，不再去嬉笑和珅的贪婪，不再去神往纪晓岚的幽默。将这段历史真实的展现在我的面前，看到了一个清晰的年代，将底层人的贪婪，势利展现的淋漓尽致。将官员的奴性心里和明哲保身的处事原则，述说的活灵活现。将弘历的恐惧和不满，跃于纸面。这才是历史，这才是人心。
关于这些问题，豆瓣上，知乎上，都有非常清晰的解释，我在这里就不再啰嗦。借用所谓的大局观，在这里就来说一说本书里一个不大不小的故事。
满族男子为何不留刘海儿？
这样说似乎不太专业，准确的说应该是满族男子为何剃发垂辫？
按照孔飞力先生的考证：满族男子究竟自何时开始采纳其特有的前额削发、后面留辫发式，尚不得而知。推想起来，这是一个需在马背上作战的民族为方便起见而采用的发式，以便在射击时不致让前面的头发挡住视线。
孔先生的考证基本上说明了为何剃发垂辫？需要补充的还有一点是马背上作战，经常会受伤，没有头发会好医治。
以上两点的考证是从战争和实用的角度来得出结论。有其非常的有力的论点。
只解释了剃发，没有解释为何垂辫？满族的发式，应是从先民的古俗中沿袭而来的，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与满族人信奉的萨满教有一定的关系。萨满一词在中国的历史中很少提及，一般都成为巫。萨满一词源自西伯利亚满洲-通古斯族语的saman，经由俄语而成英语之shaman，shaman指从事萨满技术的萨满师。锡伯、赫哲、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维吾尔、乌孜别克、塔塔尔、朝鲜、以及大和等民族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萨满教信仰活动。
萨满教萨满教的理论根基是万物有灵论。对万物都非常虔诚的尊崇，对于祖上和上天给予自己的身体当然也要同样爱惜。其实满族人的垂辫与汉人的蓄发有相近的地方，汉人不剃发的缘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无论是哪个民族在对待神灵和父母上，都有着一致的原则。
我们现在看到清宫戏看到的这种发式，其实是到了清朝后期才出现的发式。满清发式从明代到清末是一直变化的。用个形象的比喻前期是鼠尾式，中期是蛇尾式，后期是牛尾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