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个世界的间谍》是一本由[美] 薇薇安·迈尔 / [美] 约翰·马卢夫著作，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1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我是这个世界的间谍》读后感(一)：谈谈薇薇安·迈尔/杰夫·戴尔
偶尔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个找不到出版商的作家，在他或她去世后，才被发现已写就了一部杰作。约翰·肯尼迪·图尔和他的作品《笨蛋联盟》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那里，“杰作”一词，几乎算是对那些令人惋惜的延迟的补偿。在摄影界，有许多不同版本的故事。摄影师可能积累了大量作品，但之后就了无踪迹。有时，他们有了一定的名气（像E.O.霍普，艾达·卡尔），之后，便遁入无名，只在身后才被人提起。有时，他们在摄影圈被人赏识（如威廉·格德尼），之后，即便在同辈看来，他们也算光华不再。偶尔，作品被及时发掘了，摄影师就能在他或她的有生之年得到姗姗来迟的认可。如果说拉蒂格是此类范例，那么，米罗斯洛夫·蒂奇却仿佛被命运捉弄——发现来得太迟，即便尚在世，却让人有身后名之感。再就是像E.J.贝洛克这样的，直到去世之后，人们才了解到他的作品、他的一生。
薇薇安·迈尔是另一个在身后才被发现的极端。就她所见而论，她一直都在我们身边。但摄影界对她全然不知不说，更是没什么人知道她还拍照片。她一直未婚，也没有孩子，由此看起来，这很不幸，也许还很残忍，但也体现出人类身上不可捉摸的潜力。正如辛波丝卡在Census这首诗里对荷马的描写：“没人知道他空闲的时候在做什么。”
我们由此会意识到一个间接的可能性，或者说，是两种相似的可能性。一个是，被迈尔在街上拍到的某个人，也有可能是个隐蔽的摄影师，他们同样着迷于共同的爱好。另一个，如果我们努力搜寻许久，也许能在某个知名摄影师的照片里，看到在街上被拍到的迈尔，而前者的作品，与她有时拍的也很像。
这本书里的许多场景，让人想起莉赛特·莫德尔，海伦·莱维特（包括黑白和彩色），戴安·阿勃丝，安德烈·柯特兹，沃克·埃文斯，有人就会问了，迈尔对这些摄影师，还有那源远流长的传媒历史知晓多少。她的一些照片，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是在模仿她在杂志或展览上看到的某些作品吗？或者，只是一种巧合（正如唐·德里罗的作品《天秤座》里的一个角色所说的那样，“是有待发现的科学”）？也许这一点，反过来说也可以：我们这么容易对迈尔的作品有共鸣，是因为在其中认出了莫德尔等人的身影吗？
总之，批判地看，很重要。像这样一个发现，必然要到屋顶上呐喊宣传一番，以吸引注意力，但之后，却没必要美其名曰“奇迹”而因此夸大作品的价值。迈尔是街拍摄影史上新增的一位重要的摄影师；她的一些作品很出色。但，抛开对其作品品质，还有品质量这一问题，对她迟到的发现，也说明迈尔的作品在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上，尚未像阿勃丝（虽然看起来迈尔偶尔比阿勃丝更早接触到阿勃丝式主题）起到的作用那样。她的作品，势必会引起视觉上的反响，有一系列反响，对何以确立和定义摄影特性和风格——和其他媒介比起来，摄影更随内容而定——提出了质疑，这点很重要。
《我是这个世界的间谍》读后感(二)：不可复制的薇薇安·迈尔
她用的禄来相机取景器在顶部，她低头在取景框中与世界接触。我觉得她的作品之所以自然、有力量，跟她那台禄来有一点点关系，当然不是最大的。其次，摄影不是机器与世界的对话，而是人与人、人与物的对话。她的作品之所以动人，还在于她在与人沟通，与眼前的世界沟通。在纪录片《寻找薇薇安·迈尔》中，她曾拍摄过简短的视频，在采访超市里的纽约市民关于时局的看法，从这点来说，她是善于跟别人交流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她热爱摄影，热爱生活，并且不把摄影当成令她成名或者获得利益的工具，她专注于她自己，带着自己的思想、经历，用相机把一切记录下来，表现出来。因为她的动机最单纯，所以最震撼。
《我是这个世界的间谍》读后感(三)：身份只是个标签 内核才更加闪耀
她生于曼哈顿，却在芝加哥生活， 并带着奇怪的法国口音。 她活到83岁，死在养老院里。 她终生未婚，没有子嗣，却留下十五万张底片。 对于世界来讲，她是个迷； 对于崇拜者来说，她是个神。 她的摄影作品睿智、犀利、直击人心。 她就是保姆摄影师Vivian Maier 薇薇安·迈尔。
▼ 缘起
2007年的盛夏，芝加哥。
一名叫做约翰·马卢夫的地产经纪人正在写一本关于芝加哥建筑历史的书，为了搜集资料，寻找灵感，他参加了一场旧物拍卖（Storage Auction），花380美元买下一个箱子，而箱子里有四万张底片。
这些底片的内容让马卢夫十分着迷，继续买下同一个人的储物仓。要知道这种储物仓一般都附有协议：那就是停止缴费多久之后，储物公司就有权利处置其中的物品。这一次的收获包括：十万张底片和幻灯片，上千卷尚未冲洗的胶卷，还有不计其数的收据、信件、剪报和便签，但是唯独没有关于这些东西主人的任何信息。
是谁拍下了这些照片？为什么要拍？如果是出于兴趣，那么这个兴趣未免过于庞大；如果是出于功名，显然，没有冲洗的胶卷，没有展览的照片又能给主人带来什么功名呢？这是马卢夫的疑问，也是我们的疑问，于是他开始了一场寻找这位神秘摄影师的旅程。
Time eventually positions most photographs, even the very amateurish, at the level of art. ——SUSAN SONTAG, “PHOTOGRAPHY”▼ 富人区保姆：Rolleiflex行者。
如果你漫步在五十年代的芝加哥富人区，你也许会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神情严肃的女人，正带着一个或者两个孩子散步。她剪着齐耳短发，穿着不显露身体线条的宽松男式衬衫，这个装扮一看就是保姆，也是当时芝加哥富人区常见的景象。唯一不同的是：她脖子上经常挂着一架Rolleiflex相机。
她一边照顾孩子，让他们别跑远，一边小心审视周围环境，谨慎地按下快门。等下回到家里，在她锁起的保姆间门后，她会小心翼翼取出拍完的胶卷，放进箱子。Another day，another roll. 又过了一天，又拍了一卷。然后，她也许会在小小的保姆床上舒展身体，考虑一下明天拍什么。
这个女人就是薇薇安·迈尔，马卢夫买到的胶卷的主人，我们故事的主人公。
薇薇安和她的小跟班。
在好奇心驱使下，马卢夫开始寻遍当年薇薇安的雇主，希望能够从他们嘴里得知关于薇薇安的信息。可是有的人就是这么神秘，尽管与薇薇安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了这么多年，但是他们能说的不过是：一个尽职的保姆，孩子们都喜欢她，有点怪，很注重隐私。
每住进一个人家，薇薇安就提出唯一的要求：给保姆间的门装上锁。那是1959年，一年之后的夏天，另一位隐士般的创作者将获得美国身份，正式开始她的新人生，我说的是张爱玲。张爱玲前半生繁华，后半生则恨不得消隐不见，与她相比，薇薇安则是个彻头彻尾的隐士。
仰着头不知道在看什么的孩子们。
看看她遍布芝加哥的住址就明白，那么多年，那么多家庭，但是，人们对她的理解只是个保姆，人们永远不知道那关着的门后面迸发出的灵感，以及那个小小世界中的多彩有趣，耐人寻味。薇薇安将她的保姆身份和摄影师身份平衡得很好：前者用来糊口，后者滋润心灵。
为什么不出版摄影集？这个问题的答案永远无从得知。不自信？没有资金？没有遇到伯乐？或者压根从心底里就不想出版呢？你知道，不是所有人都希望活在聚光灯中，也不是所有人都渴望聚光灯带来的财富。薇薇安也许就是这种人。
Beautiful things don't ask for attention. They speak for themselves. —— Anonymous▼ 天才摄影师：咔哒咔哒咔哒。
1948年到1949年间，薇薇安开始使用一架柯达布朗尼盒式相机（Kodak Brownie Box Camera）拍摄建筑和人像，那是在法国的尚普索地区。而她真正的摄影生涯是从1952年开始的，在纽约大都会，她获得了法国小村庄无法给予的灵感。
她开始使用Rolleiflex 3.5相机：这个相机的好处是隐蔽。很难想象，如果大镜头的长枪短炮伸在脸前，被拍摄对象会摆出什么样的姿势，作出何种表情。如今，在北京和成都的太古里，我们见识了太多如shoot and run一般的摄影棍行为，这就更反衬出薇薇安·迈尔的可贵：我在拍你，但是你最好不知道。
Inquisitiveness—and even voyeurism—is the basis of on-the-street photography.薇薇安甚至也不遵守当时人们对女性摄影的期待：暨所谓的优雅及女性化。相反，她从打开的车窗里偷拍街边昏睡的男人，口水淌了二尺长。她的作品不体现性感，但是绝不是不关注性。她拍摄堕胎广告牌，成人用品店，脱衣舞俱乐部以及去看咸湿小片儿的男人。
薇薇安照片中的人物大多是仰拍，也就是说相机位置很低，这给她的人物多多少少增添了一丝伟岸和幽默。她的摄影风格也不是毫无目的地咔哒咔哒按快门，而是冷静考量、取景、删除不必要因素，然后，致命一击。咔哒，于是，风土人情就凝固在了黑白胶片中。
你在哭什么？宝贝儿。
薇薇安刚到纽约时，曾经去一家血汗工厂做过缝衣工，但她很快发现这工作不适合她。倒不是因为不能吃苦，只是没有时间拍照。几经辗转，最终她决定，保姆才是最合适她的工作：有吃有住，还能陪孩子们玩，有大把空闲时间，可以有私密空间，保姆间的卫生间正好做暗房。
在薇薇安带过的孩子记忆中，初夏是出去散步的时节。保姆薇薇安推上童车，左挂一个包，右挂一个袋，脖子上是她珍贵的Rolleiflex，偷偷去走一些妈妈不让走的”冒险“路线。孩子们都喜欢她，因为她与众不同，是个特立独行的Nanny。
有一天，某个薇薇安照顾的孩子自己骑车的时候被汽车挂倒了，孩子趴在地上，人们围在周围，母亲匆匆赶来，第一句话是”啊，还好不是狗被撞了“，而我们冷静的薇薇安在干什么？拿着相机一通猛拍。对于她而言，什么车祸，惊慌，悲伤，不存在的，她的世界是由咔哒咔哒咔哒组成的。
腿上打着石膏的旺财。
A photograph is a secret about a secret. The more it tells you, the less you know. —DIANE ARBUS, from “Five Photographs by Diane Arbus,” Artforum, May 1971▼
1959年，薇薇安对雇主说：我需要六个月的假期，我要去环游世界了。然后带着相机和旅行箱，像《天使爱美丽》中的小人偶一样，去了她喜欢的地方：马尼拉、曼谷、越南、北京、埃及、意大利、法国和纽约。
对于摄影家而言，旅行拍摄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同时期，大摄影家罗伯特·弗兰克也在环美拍摄，不过他可是有古根海姆赞助的，而薇薇安则花得完全是自己的钱。而且前者知道自己的这次旅程将成为画册，大卖特卖；而后者的，纯粹就是喜欢拍。
1959年 埃及金字塔
1952年，著名的 Henri Cartier-Bresson（布列松）正在用莱卡35毫米相机拍摄中国，他的手法显然是要抓住那个决定性瞬间（decisive moment），而薇薇安的手法是包罗万象地忠实记录。当然，显然迈尔也受了布列松中国之旅的启发：毕竟，后者的故事登上了1959年1月号的《Life》杂志。
薇薇安的摄影使她的旅程充满意义，去到陌生城市，遇到很多陌生人，相机既是她的保护罩，也是她的探测器。尽管在护照申请表格的职业一栏，她仍然写上了“保姆”两个字，但是在她心里，摄影师、捕捉世界的人才是真实身份。她的冒险在胶片的世界里。
1959年 也门青年们
在菲律宾群岛，薇薇安来到一个海边的小村庄，一群当地农民三三两两站在稻田边，远处是铁路以及茅草作屋顶的简陋房屋，她按下快门，发现远处有个正在给婴儿喂奶的母亲。于是，她越过铁路，再次按下快门，这一次是特写。
她拍下不同的港口，标示牌上的文字从拉丁文到中文，从婆罗米文到阿拉伯文。黄皮肤到更深色的，从大褂到穿袍子的阿拉伯人。笑起来露出大金牙的酋长，戴草帽的没有牙的老农民，街市上包着头巾的男人，穿红色僧袍的和尚，正在做祈祷的穆斯林，当然，还有妈妈和孩子们，或者只有孩子们。
薇薇安坐在泰拳比赛的前排，坐在一家当地舞厅里，坐在废墟前，寺庙前，清真寺前。她在庆典上拍，在公墓里拍，为一家马来西亚人拍整整五十张，拍坐在地上的乞丐，然后给他一点买吃的钱。这个带着三个相机环游世界的女人，什么都拍。
她曾经连续一周徜徉在巴黎的街道上：巴黎大学附近的左岸咖啡厅是她常去的地方，圣厄斯塔什雷阿尔市场，参观拿破仑墓，以及卢浮宫，在那里，她为名画和雕塑拍摄黑白照，有时候会把参观者也拍进去。当然，还有拉雪兹神父公墓。
1962年 路人观看《马拉之死》。
在旅程开始的时候，从芝加哥到洛杉矶的火车上，薇薇安为自己拍了一张自拍照：穿着灰色上衣，薇薇安向下凝视着她的新武器：Rolleiflex，镜子中反射出一尊印第安霍皮族神灵雕像。旅程结束时，她带着满满一万张照片回到了芝加哥。
The city seen from the Queensboro Bridge is always the city seen for the first time, in its first wild promise of all the mystery and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F. SCOTT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
历史见证人：活过拍过经历过。
如果你认为薇薇安只拍摄日常生活，那么你错了。她几乎是最早的摄影记者了，记录着身处的各个时代的特征：五十年代是休闲郊区生活；六十年代是大社会变革；七十年代则是深度动荡。她带着相机，奔走在城市各个角落，不停拍摄。
不同于戴安·阿布丝的中年顿悟，薇薇安几乎是为摄影而生的：从主题到构图，始终走在同代人前面。35岁的戴安·阿布丝师从莉赛特·莫德尔，并决定要拍邪恶的东西，于是她的镜头里开始出现变性人。跛子，残疾人，死人，垂死的人，文身人，侏儒，裸体主义者等等。
摄于加拿大，一张很有戴安·阿布丝风格的照片。
要知道，戴安出生于大富之家，18岁结婚，22岁生子，39岁和丈夫分居，46岁最终离异，48岁自杀。这个轨迹，是大多数人认为的天才的轨迹，少年富足，青年丰发，中年顿悟，最终不要等到终老。然而，薇薇安·迈尔不一样。她只是如实地记录着自己身边发生的一切，特别是普通人的一切。
那些在街头玩耍叫嚷的穷孩子，那些在后巷抽烟的厨子，那些在街边闲聊的黑人女仆，商店门廊上卑躬屈膝的乞丐，躺椅上四仰八叉的醉汉，她的摄影不仅是摄影，更是一部摄影历史书。有人对着镜头微笑，有人怒目而视，有的孩子哭得泪眼婆娑，有的则大笑露出豁牙。她的影像抓住了城市的芬芳，呈现着城市中具有爵士风味的矛盾瞬间。
时间未知，孩子，表不错啊。
薇薇安的一个癖好是拍摄报纸：垃圾桶里被揉成一团的报纸，人们手上正在阅读的报纸，过街时夹在胳膊下的报纸，小睡时候枕在头下面的报纸。报纸是人和时代的联结，某个人，某件事，通过当时印在报纸上的故事，以某种微妙的化学反应，联结。
薇薇安也录音，那种很严肃的录音。想好问题，认真提问，彷佛一个街头采访者。水门事件期间，她问一个朋友：你对这事儿怎们看？朋友回答：为了国家大局，这也不错。薇薇安立即反唇相讥：什么国家大局，其他政客应该引以为戒。
某个报摊。
五十年代，人们在火车上读报。
薇薇安也追星，作为一名资深电影爱好者，她经常徘徊在影院外，带着相机等待，她拍过奥黛丽·赫本以及爱娃·加德纳，二人在镜头下有从未见过的质朴。大概是因为摄影者本人并为将她们作为大明星来拍摄，而是作为某个场景的一部分，或者摄影者人生的一部分来呈现。
七十年代，薇薇安开始大量追踪名人事件背后的故事：比如，她曾完整追踪肯尼迪家族的故事，水门事件，还有芝加哥政坛风云。最终，她搜集报纸，拍摄照片，录制街头采访录音，也录下自己对这个事件的评价，薇薇安永自己的方式记录下时间的流淌，最终，她也成了她搜集的故事的一部分。
1978年《大白鲨》上映。
薇薇安镜头里的奥黛丽·赫本。
玛琳·黛德丽、玛丽莲·梦露、克拉克·盖博、披头士以及薇薇安
It troubled me that I could speak in the fullness of my own voice only when I was alone on the streets, walking about. ——A Walker in the City, Alfred Kazin▼
被爱过的一生：藏在胶片里。
在许多自拍照里，薇薇安都是不笑的，短发，抿着嘴，穿着宽大的短袖衬衫。这似乎刻板地印证了她终生未婚无子嗣这个事实。但是在下面这张照片里，她不仅笑了，而且笑得很甜美，穿着泳装的她是那么年轻、健美、漫溢青春活力。这照片是谁给她拍的？
薇薇安在海边。
从很多照片中我们都能看出，她经常独自一人，她的镜头和被拍摄者之间没有那种普通意义上的交流。这不禁揭露出一个事实：这位保姆摄影师实际上是没有社交生活的。事实是，薇薇安当然有社交生活，这在约翰·马卢夫2007年的奥斯卡提名纪录片《追寻薇薇安·迈尔》中体现得很详尽。
在芝加哥，薇薇安一直受雇于简斯·伯格斯一家，长达十七年，简直成了家中三个男孩子的第二位母亲。她给他们拍摄家庭影片，老镜头里男孩子们在草坪上又叫又跳，和狗狗嬉戏打闹，轻嗅着鲜花，拍摄他们的人一定很爱他们，才会让那种温情透过镜头传递出来。
给小猫挠痒的男童。
薇薇安上了年纪之后，几兄弟一直轮流照顾她，帮她住进养老院，放佛是美国桃姐的故事。那时的薇薇安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她忘记了自己储存在迷你储物仓里的东西，忘记付费，也就有了文章开头的拍卖以及约翰·马卢夫的意外收获。
至于男女之爱，在薇薇安所有的记录中并没有踪迹可循，但是能让她对着镜头微笑的人，此生总该有一两个。可能从未以社会认可的形式存留于世，但是，这种事情，也只有当事人才知道发生了什么。镜头能捕捉的瞬间，毕竟有限。
纽约，在街头嬉闹的孩子们。
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一切放佛又回到了最初：那个坐在公园长椅上高大、古怪的女人变成了老妇人。人们以为她无家可归，其实她在银行里有21000美元存款；人们觉得她籍籍无名，其实在五个储物仓里，藏着她对这个世界的馈赠。
2009年1月，约翰·马卢夫把买到的底片冲洗出来，放上博客，标注：薇薇安·迈尔-五十年代，瞬间引来无数关注。三个月后，薇薇安·迈尔去世，她的死亡证明上写着她生于法国，父母一栏上写着不详。简斯·伯格斯兄弟把她的骨灰撒在北岸的树林里，她最爱带小时候的他们到这里摘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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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一位著名的口琴吹奏家有一群学生，他们个个都是出色的音乐家，技艺精湛。有一天他带领他们去看蓝调音乐家Kim Wilson的表演，Wilson吹了一首Little Walter，其中一个学生马上表示不屑：
I can play that. The teacher responded; "But would you？"这也正是薇薇安带给我们的思考，她照片里的风景都是日常，我们不缺日常，缺得是从日常里发现美的眼睛。感谢薇薇安带给我们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