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霞》是一本由吴亮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页数：42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朝霞》读后感(一)：黄德海：一个旁观者的反思性成长
大约五年前，刚写完回顾其阅读前史的《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吴亮陷入了某种生机勃勃的迷茫，仿佛积存半个世纪的记忆、知识、情感，被这次写作勾起来，一下子涌到他的心里，却又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呈现。有时候，或许是为了安顿自己的迷茫，吴亮会宣称，他要集中心力写一本“不存在的书”。从他的描述看，那该是一部庞大到足够容纳他敏锐的感受和思虑、丰富的阅读与阅历、驳杂的经验和见解的书。“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现在，那专注培育的生机终于临盆，《朝霞》升起。
这本盛放着吴亮巨幅心志的作品，也果然足够庞大，二十五万字一气贯注，笔墨始终不曾衰减，甚或有越来越神完气足之势。这其中，容纳着社会的疾风骤雨，小家庭的隐秘心事，清晰可辨的当年生活，显而易见的事后思考；容纳着十九世纪的写实意图，二十世纪的复杂叙事，大段大段的摘引，无处不在的议论；容纳着款款的深情，激荡的欲望，琐细的生活，变形的理想，昨宵的深谈，今日的彷徨；容纳着信仰，申辩，抒情，诘问，嘲弄，反讽，调侃……没错，庞大本身并不自动构成一部出色的著作，“才气云云，在于想象力的发挥，而不在于想象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上”。长于文体创造的吴亮，当然不会任由这庞大流为庞杂，那些敏锐的直觉，过人的机智，不加标点的长文，模拟戏仿的短句，气势磅礴的排比，仍然深深烙着吴亮的文体印记。
只用文体来标志《朝霞》的整体性，显然不尽如人意，一定遗漏了更为重要的、内置于作品的某种要素。那些看起来无法聚至一处的庞大组件，肯定经过什么特殊的处理，才得以在一部作品里怡然相处。或许是小说里所说的旁观者态度？“他许多经验都先由观察得来，还有良莠不齐的阅读，饥不择食阅读，沉溺在形形色色书里，世界消失了，世界在书本中，世界在世界里，所有关于世界的概念与描绘，用来掩盖世界的另一个世界，被这个世界封锁的另一个世界。”不管是来自世界的经历，还是来自书本的经验，甚至是抽象的思考，只要写进书里，吴亮都能在其上笼罩上一层旁观者的色彩。经过这旁观者的反思，万有不齐的素材不再互相扞格，而是褪去自身不溶性，汇入了流淌不息的文本之河。没错，内置于《朝霞》，让作品呈现出浑然之感的，正是这个因旁观而来的反思。
《朝霞》的反思是双重的，既有当事人彼时彼地的反思，也有叙述者此时此地的反思——小说发生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物各自行动，却并非有意地不时停下来，思考自己置身的社会和生活；在此之外，则是叙述者在写作当下非常自觉的反思。双重反思聚集在一起，原本单向的时间变得可逆，可以不停地前后移动，却又在思想中形成另一条绵延的河流。这移动着的时间，让小说里那些当时的少年，既保持着自己的青春气息，又有着对这青春的回溯性省察。于是，《朝霞》就不只某种刻意保持的单一叙事，而是把作者以往的写作技能全部调动了起来，把他“幼年时期的童姿，初学时期的技艺，盛年时期的作派，老年时期的姿态等，都保存在自己的现艺之中”。惟其如此，这庞大的新作，才不是一个写作近四十年的人的荣誉收集篮，而是一次属于他自己的写作历险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变动太过剧烈，也太戏剧化了，几乎每一年都有标志性的事件发生，甚至会密集到每年发生几件。小说写作者也往往会把某个特殊的事件节点，作为天然的时间段落，让人物在框定的范围里经历自己的命运起伏。《朝霞》明显的反思色彩，让它摆脱了后置的时间设定，特征过于鲜明的时代潮汐不再是小说的重点，叙述者致力的，是他切身感受的生活之流，是时间的自然节奏——重大的灾难，身边朋友的离去，遥远的人的死讯，懵懂的情爱，老鼠引起的恐惧，白蚁制造的混乱……那反思的叙述者，在某一经历中的一个顿挫，就是一次缓慢的成长。“菌子消失了，但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这个按自然节奏生长起来的小说，并没有弃绝人物置身其中的时代，时代仍然无处不在，只是不再耀眼如人世的唯一，而是如它该是的那样，与人生长在一起，与人的生命节奏生长在一起。
这样的生长方式，有效地纠正了人们对那个过去时代的刻板印象，也避免了人们把所有过错诿过时代的方便借口——人在时代之中的样子，不正是时代的样子吗？无论社会的螺栓怎样拧得越来越紧，无论个人的螺纹怎样日趋平整，起码有这样一个自觉的旁观者，艰难地长成了积极的反思者。同时，他也用这本书，进入了他疏离在外的生活，见证、也完成了他复杂的成长。当时社会的种种纷乱境况，个人狭窄却也不无缝隙的生长空间，大大的悲伤，小小的欢愉，都在这旁观者的头脑里氤氲过，生成独特的旋律。面对如此少见的成长，我们得试着轻微调整自己的阅读期待，以便跟上这本小说自身的节奏，包括它风暴样倾倒下来的思考和想象。
“说到才气，乃至不世出的天才，与其说是靠优于其他人的才智及社会教养，不如说是靠将这些条件予以转化及调整的能力。”不管一个人身经的时代如何庸碌、苍白、纷繁、凌乱，也不管它如何伟大，如何光荣，人的精神探索达至的高度，最终是由人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决定的。那些创造者，“就像稀有动物，无论生存条件怎样严苛艰难，他们仍然受到了上帝的眷顾，他们在沉寂中一遍一遍默诵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不需要任何学院的培训，就像彼得和莎士比亚一样，突然有一天破土而出”。
《朝霞》读后感(二)：这小说终于有一篇普通读者写的书评了，就这篇！
看《朝霞》之前我读过了豆瓣所有的书评，这些人貌似都不是普通读者，而无一不是作者的旁友或者同行、同事，于是，每一篇书评，隔靴搔痒，无极限的拔高、溢美，但一涉及“这小说好看不好看”这个根本问题时，统统顾左右而言他，恶心。尤其那篇最长的书评，MD洋洋洒洒几万字，书评人没别的事干了吗，专门引用一大段一大段外国作家、哲学家莫名其妙的语录，在这里装B，告诉我们小说应该这样写，那样写，MD你是谁，MD受够了。
作者跟那个姓程的书评人一样，喜欢大段大段的引用，哦他们不叫引用，叫做“磁铁般的吸住了那个时代生活与阅读的各种偶然的碎片：引文、摘录、剪报、现场观察、瞬间图像、事后的想法、旁观的议论、烦琐的表象、不着边际似是而非的传统和听说、言词的集聚、片断记忆、类似事物的复杂蒙太奇。这部小说是支离破碎的，不分层级，难有秩序但又令人震撼；他布局分散，道具变换迅速但又懂得运用曲线和迂回。”
好吧大哥您怎么说都行，但这些鬼玩意儿就是不好看，我们看小说，不是来看作者上半辈子都看过什么书、思考过什么哲学问题、某年月日读过什么报纸上的哪篇文章的，要么你写本哲学书、小说理论书、历史书就好了么，何必跑来写小说。小说需要趣味，不需要理论和学术名词的堆砌。现在的读者，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无知，被几个蹇涩的外国名词糊弄得跪地磕头，麻烦说人话。
整体读后感1：一看就是读过很多书的老男人写的，至少不庸俗不浅薄，但永远摆脱不了知识分子的老毛病，爱用知识来装逼，随手塞一串哲学思考，俯视读者，而不是服侍读者；
整体读后感2：跟金宇澄学的，对话不加引号，全是逗号，然而看多了并没有意思，你再革新，也不可能不加标点符号吧，所以你简化到只剩逗号，事实上令人感到乏味，阅读困难，继而弃书，那么你写书究竟又是为什么呢，为难读者吗？老男人写书，本来就容易枯燥，因为你的生命已经到了枯干的阶段了，鲜灵灵的水分都蒸发掉了，人生早已没有了神秘也没有了奇迹，脑中也没有无谓的幻想了，那么你还要把小说形式弄到这样干巴，真是死拧巴；
整体读后感3：还有一大段一大段人物对话，不加引号，只有冒号，一行行一行行，没有感情色彩，一打眼还以为是剧本。这些对话，我统统不看，因为观感相当不舒服，就像一群不美貌的女人，横七竖八站在那里，你还是不想看，你想看的是漂亮女人；
整体读后感4：不管作者多大年纪，始终喜欢写少年成长。因为作家经历了大半个人生，所以把重口味的男女关系都写进来了，偷情，乱伦，一夜情，滥交，统统都有，写吧，没关系，但你不要写一段偷情，马上来一段哲学思考好不好，书评家们称之为——那啥？忘了，总之，本人的观感就是：不要装逼了好不好！能不能正常说话！你现在这个样子，就像一个猥琐老男人，刚刚躲进亭子间偷情，又马上穿一身西装出来，讲台上跟学生讲索绪尔、海德格尔！学生都在睡觉！
整体读后感5：然后看了那期《收获》的其他小说，翻了几页，MD真是货比货得扔，《朝霞》整体装B，那些小说呢，连逼格都没有！到底从哪儿来冒出来的这些人，写的这些庸俗的小说啊真想死！！！
《朝霞》读后感(三)：朱小如：究竟哪一个是“吴亮”？——读长篇《朝霞》
读完吴亮25万字的小说《朝霞》，套用程德培常说的一句话：“人们不禁要问”评论家吴亮的小说究竟写了什么？
这样的问题当然显得很简单，但答案同样也会是简单的吗？
我尝试用一句话来概括：吴亮的小说主要写了一群人在上海文革时期，并不处于社会政治风暴漩涡中，却又无时无刻不受其影响下的日常生活，以及几个青春期少年同学的逐渐成长过程。
这样的概括对吗？吴亮会同意吗？
如果小说的“写什么”不重要，那么，这样的概括显然也不会很重要。但如果小说的“怎么写”才重要，吴亮的小说“怎么写”的重要性意义究竟又体现在小说哪里？
吴亮的小说里除了有日常生活中的人和发生的故事之外，还有一个“明显”的叙述者，时而又躲在人物背后，既叙述着故事情节，同时又不断地打断故事情节“叙述”，不断地进行一些哲学“思考”和历史“探究”。
如果吴亮的小说“怎么写”的重要性意义就体现在叙述者身上，那么，我们的确可以从叙述者的不断“叙述”、不断“思考”的叙述节奏中体会到一点文革时期，并不处于社会政治风暴漩涡中的普通人——“逍遥派”，却又无时无刻不受其影响下的时代性“烙印”，那种无法或不屑于参与社会政治风暴漩涡，但作为旁观者，尤其是青春少年，可以或只能“思考”的历史语境。
或许正是这样的历史语境，才使人学会了深入“思考”和普遍地“质疑”。当然，更重要的是“思考”和普遍地“质疑”的行进方向，也必然离不开那个时代打下的深刻“记忆”的不断“干扰”或不断“重现”。
的确，“记忆”必然是“思考”的起点，更是“思考”的永动力。
由此，我们也不难体会出，吴亮的这部小说，与其说反映了那个高度“统一思想”的信奉“人是政治动物”的时代，远不如说吴亮的这部小说还原了“人是精神动物”的无法完全“统一思想”的本质。而在表面强大的“社会生活”之下，依然顽强潜藏着十分活跃的“私生活”。
由此，小说中的翁史曼丽和侄儿翁柏寒的不伦奸情，李致行爸爸和沈灝妈妈的外遇故事，以及劳改犯邦斯舅舅和朱莉阿姨的爱情；都别有一番吸引人的诱惑力和浪漫色彩，且和当下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相同故事，具有完全不可同语的精神价值意义：
我们即便在谈论“日常生活和饮食男女”，但我们依然可以不在世俗的层面，而在其背后隐藏的精神性上来思考问题。
社会政治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偏窄性，在吴亮的小说中显露无遗。
“阿诺”这一代的青春少年成长，并不是以高度控制的“社会政治教育”来完成的。
相反这一代的青春少年主要是通过对书本的“阅读”，通过与比自己年长一些，生活阅历丰富一些的“马立克”、“牛皮筋”等人的交往，甚至通过叫不上全名的“殷老师”的“性启蒙”，以及同龄伙伴间的相互坦诚交流讨论，然后充分独立“思考”来完成的。
可见，人性的辉芒终究是想遮蔽也遮蔽不住，思想的自由更是越压抑越遭遇反抗，“历史的记忆”想让人忘却又总是让人时刻铭记！
衡量一部小说叙事的成败与否，主要就在于小说叙事形式和内容的相适度如何。由此，在我读来，吴亮的这部小说在这方面做得很到位了。当然，小说终归是一种语言文字的“隐喻”和“暗示”的艺术，所以，才给了读者充分想象和联想的空间，由此，读者也并不难理解在“隐喻”和“暗示”的对面必然有着不必“明示”的内容。
而小说的叙事学，研究的是作者和叙述者，以及小说中的人物之间的关联性，这部小说的作者和叙述者的“重叠”明显，但我还是很想知道这部小说里的人物，究竟哪一个是“吴亮”？
《朝霞》读后感(四)：方岩：不均衡的写作
一
《朝霞》的结尾，歌声响起：
“我们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这是1978年之前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小说的主人公阿诺说他梦见了马思聪。马思聪正是这首歌的作曲者，他在“文革”爆发后的第二年（1967年）途经香港远走美国。彼时的少年阿诺和他的小伙伴们正开始步入“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好年华。
1974年，“革命”日薄西山之时，也是吴亮和阿诺们的少年时光接近尾声的时候，上海这座城市诞生了一本叫做《朝霞》的文学杂志，这本杂志受控于当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朝霞”的隐喻愈发显得诡异。到了1976年，吴亮和阿诺们似乎开始重新燃起希望：“朝霞满天，一个新世界将在悲剧之泪中诞生。”
后来，那个叫崔健的歌者如此形容这代人：
“看那八九点钟的太阳
像红旗下的蛋……
现实像个石头 精神像个蛋
石头虽然坚硬 可蛋才是生命……
若问我们是什么 红旗下的蛋”
很多年过去之后，吴亮终于可以坐下来聊聊他和他这代人的“朝霞”时光了。他说：“写作欲望被一种难以忘怀的童年经验唤起”。于是，便有了这部长篇小说《朝霞》。
二
词组、短句、没有标点没有段落泥沙俱下的长句；情节的片段、跳跃的叙述、思想的碎片、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不同文类间的挪用、嫁接、拼贴，人称、视角的随意更换，普通话、沪语混杂，写还是不写、写什么、如何写、为什么写等关于写作本身的“元叙述”，这些因素在文本中相互交织，甚至是相互消解。于是，小说阅读的经验、小说理论的规训在《朝霞》面前统统失效。对此，一向自信雄辩的吴亮心知肚明，他用其一贯气势磅礴的语气，斩钉截铁地回应：“不均衡的写作就是最潮流的写作，刻意的不合常规，引人瞩目的风格先要招致讨厌，不习惯，打破惯例，绝不讲究古典式均衡也不在乎阅读断断续续……”
三
对待“不均衡的写作”的最好办法，便是“不均衡”的阅读和评判，即“揭露”吴亮的野心和匠心。
吴亮说：“写出一种在那个时代似乎不可能的例外生活，那是错觉”。这是他欲盖弥彰的误导之辞。因为吴亮始终在掩盖真相：他只有把阿诺们变成城市里的失魂落魄的游荡者，风暴中心的冷眼旁观者，他方能从容地、缜密地审视自己与那段历史、那场革命的复杂关系，包括他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期待。所以吴亮最后承认：“在事后的阿诺自己看来，无非是通过某种意外的经历，把阿诺放在某个可以自我观察的位置，进行新的定义，并且凭借这个定义，将自己塑造为一种更符合他所意愿的形象。”“意外的经历”其实是一种隐喻，是吴亮刻意保持的思考姿态：“叙述者虽置身在外，好像一切与他无关似的，深思熟虑，但愿他不是个假装的局外人，确立一个他觉得可以采取的视角，保持冷观的姿态，以乏味的语调吸引倾听，希望听者的注意力不要过于旁逸分神……叙述者，他姿态的力度将决定叙述的能量可以无穷尽地保持下去，这个离题的插叙。”
无处不在的“离题的插叙”是《朝霞》中最具魅力的地方，而制造“离题的插叙”的最重要的媒介便是阿诺们的日常言行。因为，阿诺们的日常细节和庸常事物，一端联系着具体发生过的历史和历史进程中的具体经验，另一端又联系着吴亮的思考。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关于阿诺们日常细节、庸常事物的描述后面，总是跟随着宏大而又具体的思想、哲学命题的讨论。但是也只有当阿诺们居于事件中心而又心不在焉时，吴亮才能以公正、客观的批判者、思想者的面貌出现了。因为，此时的吴亮认为他已经通过阿诺们的眼睛洞悉了真相、掌握了细节，所以，他才能理直气壮地将这些转变为滔滔不绝的思辨。不难发现，读书和讨论是阿诺们很重要的日常行为，这个行为所涉及的一切话题，如宗教、科学、领袖、革命、哲学、政治都是在为吴亮提炼命题、探寻意义提供切入口。特别是当阿诺们因为某个话题而产生分歧的时候，吴亮的思辨会变得异常活跃、激烈。这样的细节，可被视为吴亮自我质疑、自我辩论思考行为的隐喻。吴亮故意为自己的思考设置障碍和边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需要缠绕、复杂的思辨过程将意义寻求推向更高的层面。
四
在《朝霞》的开头，吴亮说：“我们每个人的阅读史，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在传统，独一无二的传统，不可替代的传统，写作就是把自己的传统想办法传递出来，让它成为一个物质存在。”可见，吴亮是想通过《朝霞》的写作完成一次思想上的自我梳理和总结。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一句：“阅读通过文字把各种各样的故事传递给我们，经年累月，我们忘记了大部分故事却记住了语言文字。”正是因为吴亮意识到“故事”的不可靠，他才虚写具体的经验和事件，把文字及其携带的意义推入近景并凸显出来。尤其当吴亮清醒地意识到，他的精神自传起源于“文革”这段荒芜的岁月时，他就会更加倾心于用他几十年来的思考来将这段岁月中的“苍白对白，庸庸碌碌，纷繁、凌乱、无秩序、琐碎、普通，大段不值得回味的段落，经不起的分析”转化为意义、秩序和价值，让断裂的历史重新与当下建立关联：“你可以抚摸灵柩，你看到了大限在此，那边无限。”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吴亮虚写那段岁月里的具体经验，除却因为作为思想者的吴亮不想让这些具体经验滑向老生常谈的价值判断框架，可能还由于我们身处的历史语境和具体经验中所包含的禁忌和陷阱并没有给“红旗下的蛋”留下多少话语空间。
《朝霞》读后感(五)：《朝霞》：一群“无处藏身”的上海寻路者
也许是从事艺术记者多年，对吴亮的印象比较深刻。受惠于批评，却不止于批评。此次出版的《朝霞》，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长篇小说。长期活跃在上海文化界的吴亮，同金宇澄、孙甘露一样对上海的文化肌理认识入目三分。
对于一直在思考中的吴亮，《朝霞》写作，其实带着很多元的冲动，天马行空，跳跃式的回眸，从事批评的犀利、思考的深度这些都是吴亮发力的核心爆发点，冠以“野蛮写作”的力量，似乎倒有了另外一种写作的特质。虽然《朝霞》是一部成长小说，但是发韧的是70年代的先锋意识。年过花甲，力道惊人的吴亮，风采不减当年，《朝霞》直指的是1970年代的上海，在他看来这是一座经验匮乏的城市。同代人格非、陈丹青在《朝霞》中看到是青春与边缘、自觉的知识图景。
知识分子一直以来，对地域性文化景观，向来就有一种归根性，而扎入其中是厚重的历史，以及无法安放情感的复位。1970年代，人们物质生活极端匮乏，但内心却被一种罕有的激情鼓舞着，头颅热血，革命口号呼天喊地，向天空高高地举起了拳头。这种激情在当下的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意义，这一批青年的骨干，现在在社会行业中都处在重要的位置，他们身上流淌着血液，支撑着21世纪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身体。而长篇小说《朝霞》，其实是循迹1970年代上海人的心灵史。
吴亮的小说，意义绝不仅仅是成长，这些出现在文本中的人物，偷情者与逍遥派，也就是所谓的“游手好闲”，这些都市中的边缘者，他们并非是无意义的闲散人员，看似随意、任性、夸张，其实是敏感、迷惑、心灵缺位的成长梦游者。吴亮的表达，成长小说对日常生活个体经验的关注与持续的肖像化，本身就是一种先锋展示。而小说虽然弱化故事性，强调思考观点，以及直击时代痛点，时代的虚无、悲观、迷惑以及逍遥派，其实是革命年代光怪陆离的社会图景下剩下的荒诞与刺激，时代信念的复位是在追忆中产生，也必将在回忆中萌发，这是时代决定的，也是时代痛症的体现。
邦斯舅舅、兆熹叔叔、宋老师等一干人物的出现，就像是在文学图景中修补与还原，这种修复时代创伤的杂质底色，才是生活的本色，无法解读的“可疑生活奇怪的人”，骗假、禁书、偷情、偷听，构成了独特的社会肖像，看似虚构却无比真实，真实的让人锃亮，《朝霞》是一次次的追问，灵魂的拷问，电影般的镜头入位，一个时代气息与杂乱的深心，是一群游散少年，阿诺及其伙伴孙继中、艾菲、江楚天、李致行、沈灏、纤纤、林林、东东、马立克成长故事，其实中间涉及到人物背后的意义是深刻的痛击。
”
《朝霞》读后感(六)：李振：写给“我们”的密信
写给“我们”的密信
李振
吴亮的《朝霞》在形式上无章可循，读来艰难，却也可以读得放肆。小说就像烧荒的野火，浓烟滚滚之中，不定从哪腾起一片，又随即隐去。故事、对话、梦境、笔记、自言自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段将出现怎样的跳跃，但也许会因此而渐渐适应《朝霞》的颠簸，如同乘上长途巴士，也不急于到达那个所谓的终点，就任凭它晃晃悠悠跑下去吧。
在属于“我们”的20世纪70年代和“我们”的上海，一个人的身份、视野、思维方式和日常生活都是特殊的。它在挑战着某种所谓的普遍，成为一个被叙述的时代的反例，在“我们”和世界之间生成了饱含拒斥又颇带暧昧的政治与文化的张力——“旁观者态度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他许多经验都由观察得来，还有良莠不齐的阅读，饥不择食的阅读，沉溺在形形色色的书里，世界消失了，世界在书本中，世界在世界里，所有关于世界的概念与描绘，用来掩盖世界的另一个世界，被这个世界封锁的另一个世界”。也许在有的人眼中，阿诺、马立克们就是20世纪70年代上海的旁观者或局外人，他们貌似游离于20世纪70年代革命的热浪之外，形单影只或三五成群地在“文革”的躁动中“忙里偷闲”。时代的整齐划一非但没有让他们丧失个体的存在感，反而使其得以在一些封闭的环境中毫无顾忌地表达、对话，在一张病假条中发现着日常生活的策略和乐趣。然而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旁观者或局外人就成了一个问题。阿诺成为“旁观者”的前提并非是主动的游离而是无可奈何地被驱逐出时代的权力和话语体系之外，他看似自生自灭，却又不得不面对着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监管、控制。而对于他来说，其实也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真正的局外人，他从来没有停止对这个国家的观察和思索，他不仅仅满足于一种“我们”的自在，更想向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最终证明“我们”的正确和“他们”的荒唐。也正因如此，带来了外界对他们更加尖锐的刺痛和他向外的异常敏感。就像10岁那年困扰着沈灏的问题——“女人的身体会不会背叛她的阶级属性，背叛她的自尊和恐惧”——这些被强加的话语将不断地敲击着一个孩子或一个年轻人对世界的自然认知，他后来固然可以通过欧洲爱情小说和笛卡尔的灵魂假设来验证自己的判断，但这个过程必然是艰难而痛苦的。可问题是，沈灏的判断何以需要经过如此艰难的验证？在别的地方、别的年代他的问题也许不能成为问题，他的判断也仅仅是最普遍的常识，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政治上的转变带来了文学世界中日常生活的“翻天覆地”，呈现出的是一个类似于负片式的时代场景，而从主义到日常“上传下达”的链接安然无恙。就像《朝霞》中凭空降落的声音：“必须把这个隐藏着的历史从光天化日之下再次以文学的方式隐藏起来，不是揭露和控告那些早已作古的偶然性，也无须推翻他们的定论，只有这样一个观念才是符合文学伦理的：将芸芸众生从记忆的瀚海中打捞出来，即不是个人诉讼更不是集体纪念，遗忘不可能被复原，遗忘必须由想象去替代，这里没有所谓的真实，所有的真实都带有必要的谎言，这里也没有绝对的谎言，谎言不过是一种无法面对的真实之求生策略，它是一种失去乐园之后的倾其所有，交出去，交出你的一切……”伴随着《朝霞》情节与故事相互断裂、冲击又浑然一体的形式，我们不得不去接受小说里因果相生又拒绝走向“必然”的自负的那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斗志昂扬的时代掩盖不了用一张病假条自我放逐的暗自得意，劳动模范八级技工阻止不了“以专业态度玩物丧志”，无产阶级的荣耀取代不了咖啡馆里的浓香和一只浪琴表的诱惑……光天化日，潜流暗动，它可以是消解，可以是嘲弄，却不是彼可取而代之的盲目。相反，小说呈现出的是硬壳和硬壳之下最柔软坚韧的部分，改天换地的政治理想同样包裹着人情的狡黠与酸涩。《朝霞》拆开了让一个时代更顺畅或更体面的文学权力的包装，主义的归主义、思辨的归思辨、故事的归故事，即便以谎言描述谎言，人们也不会对谎言信以为真。
对于《朝霞》，与其说故事中穿插了大量的议论，不如说是这些议论、札记、自言自语需要故事的润滑和稀释。其实在小说里我们也能隐隐感受到，讲故事的吴亮向来都是从容不迫的，但在那些故意切断故事的字句背后，却坐着一个澎湃飞扬甚至有些杀气腾腾的吴亮。几年前读《我的罗陀斯》，总觉得里面有一种欲言又止的尴尬，待到《朝霞》，虽说不是百无禁忌，至少要畅快得多。20世纪70年代在有些作家那里可能是块沃土，它提供了所谓历史或现实的资源，可以用来讲故事，但它在吴亮这里却不仅仅是记忆更像是讲坛或沙龙，变成了一个可以充分表达的话语空间。吴亮显然不满足把笔触停滞于记录或想象20世纪70年代上海的生活片段，那些沉积了半个世纪的记忆终究会化作可以和盘托出的态度、思辨和见识，缺少这一部分的20世纪70年代不可能是完整的。但20世纪70年代也在延续，即便有了《朝霞》，我们也说不清吴亮的20世纪70年代还将会如何生长。不得不承认，《朝霞》是一部让人为难的小说。其中的议论、札记相互交错、前后照应，大张旗鼓又暗渡陈仓地完成了对小说的阐释，仿佛让人看到此时的吴亮已经轻松地躲到一边，叼起雪茄看热闹。而我们只能从一个小小的切口成为吴亮的“我们”，但最终也只能做一个心藏热情的旁观者，就像在偷窥别人的通信，你无论如何都要压抑惊喜压抑共鸣，而装成一个若无其事的局外人。
本文作者版权归原作者李振所有，转载请联系
《朝霞》读后感(七)：吴亮与《朝霞》：生活远远大于文学，让它自生自灭吧
“首先把一座城市作为古物研究者的对象去观察，储藏了无数物质财富，像一幅被享乐之后的废墟图景。不过巴尔扎克不会想象出有一座停滞凋敝的城市，所有历史遗存都为一种比法国大革命更伟大的狂飙式革命所摧毁，旧文化荡然无存，极目四望，取而代之的居然是这座城市的动物们斑斑点点留下的遗矢，猫、鸽子、老鼠、麻雀、蟑螂、蝙蝠，它们随地便溺，到处是它们的痕迹、踪迹乃至连臭气熏天的排泄物皆变作化石，称为飞临这座城市的鸟儿歇息得以目睹的壮丽风景，这怎么得了，啊呀我要飞跃。”
巴尔扎克老司机显然数次在吴亮笔下的另一座城市里借物还魂，甚至在小说开篇，时隔二十七年后回到上海溧阳路麦加里的四娘舅也被阿诺起了外号为邦斯，这是一个秘密的命名，它从最一开始就表明了这部小说的态度，并非要佐证一段社会历史或解读一座城市，作者似乎无意也不屑于成为诸多被传说与档案囚禁的文字生产者，与其说他描绘了上海，不如说描绘了一幅并不确定是人或是物的画像，它的样貌来自于记忆深处的碎片，皱纹由街道构成，五官来自身边所有不同的人，凶恶古怪的动物藏在衣领的沟渠下，从四面八方飘来的纸屑灰烬垂挂在发梢，它是谁呀，它是哪里呀。《朝霞》的人物和空间不遗余力地在这样一种午后热梦般美妙的多重奏中迅速地攀爬生长发酵，虚实相抱，跌跌撞撞。
不置可否的上海，从客体到主体的存在
对这部大器晚成的处女作小说的热议，最重要因素可能首当其冲还是城市的大主题，也就是所谓的上海，有意思的是，这恰是《朝霞》区别于其他被标签成这类作品的独特之处。吴亮不是不知道，对于上海那种怀旧式的幻想或崇尚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有了，不论是思想式的还是生活方式的研究，它们大多都是由知识、历史、传奇、西方的观念堆积而成，那些写作者最大的问题是将城市止步于作为客体对象。
巴尔扎克笔下那位著名的拉斯蒂涅，这个来到巴黎的外省青年，站在蒙马特高地雄心勃勃地俯瞰巴黎，“我来了，我要征服你！”吴亮偶尔也会站到城市的高点，钟楼或者露台上，试图抽离着体察这种景观。但最后，小说家还是要走下山坡，钻进这个城市的肚肠，去到深处阴暗角落的那些鸡零狗碎之中，一个蜡烛台、一把椅子、一张波斯地毯，那是巴尔扎克的方式，或是以乔伊斯的跨度也是可以从客体套进主体，你可以在整个爱尔兰跑来跑去，但最重要的世界却在脑壳里升腾。这些印象影响着他，评论家样子立马亮相：“那些没事就去翻老古董考据的作者，他们不是真正生活在这个城市中的幽灵，他们从未进入上海，就算进去也仅仅是很可笑的炫耀，当时嘛是这样这样的，是那样那样的——愚蠢至极！那些都是没有灵魂的写作，上海是有灵魂的，灵魂不是一个，而是有太多的灵魂！”吴亮本人就是这样一个游魂，不可避免的，他在《朝霞》中创造的那些“太多的灵魂”也都具备了游离、游荡的特质，他们很少被描绘出现在工作场合，大多闲逛、缩居在极其私人或是无用的空间里，在描绘公共空间时，也经常会出现那些让上海研究者眼睛发亮的地方，虹口公园、天鹅阁、哈尔滨食品公司、雁荡路理发店、河南中路……但还是先让我们放下那些假模假样的“海派”或“上海”的概念吧，改变那种总是把小说写作混进历史景观段子之中的习惯，一个小说作者（一个明白虚构文学到底是什么的人）必须认识到，写上海或写其他什么城市甚至是哪座乡村，这些地方具体的地理正确是无足轻重，一个彻底的小说家在心灵上都将是流浪汉，一切既定的真实空间对小说家来说只是组成自我完整性的素材。
毫不夸张地说，即便不那么了解文革或是上海的读者也能顺利地进入《朝霞》这本小说，就像种青稞的地方也可以酿出苦艾酒，就像我从未在乎阿拉卡塔卡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小镇也毫不在意马孔多是否真实存在过，但马尔克斯依然可以用我的母语让我脖子流汗。当那些在谷歌或大众点评中都有据可循的空间出现在小说里时，请诸位不要太当一回事，我的意思是，它们的魅力确确实实在于作者自身独特的真实经验，并或多或少带有现实隐喻的影子，但它最好被控制在不抢夺叙事主体的半凝固形态之中，在吴亮那里，他无所谓那些考据，他可以给出空间 A，也可以给出 A1、A2，一切只是一种自然而然（必然）的偶然，作者的经验和命运给予其坚实的舞台基石材料，但最终要抵达一个写作者自己的秘密花园，那里没有被现在定性的过往或未来，也没有历史真实的绝对必要，只需前来的灵魂掷地有声，具有生活内涵上的真实，并以此反过来检验作为小说家自身而言才成立的一份交代，一种自我溶解式的真。
对隐秘的洞察与进入
《朝霞》在创作早期曾有一个暂时的名字，叫《无处藏身》，现在看来，似乎是过于直白地点破了这部小说所致力于描绘的生活面向。日记、书信、私底下的阅读、严酷政治之外的闲暇时光、无疾而终的地下情……作者的矛头并非瞄准历史公共事件上的不可言说，而是私人的、隐秘的、自卑的、欲望的、难以确定的、现实表层之下的东西。
比如这样一个人物，沈灏妈妈，丈夫在异地保密局工作，保密，秘密，她在上海的生活也无法摆脱这种隐秘的命运，她与李致行爸爸都因为家长会迟到在教室门口认识，又在天鹅阁的餐桌间偶遇，随后在天井的衣裳袜子万年青饼干寻小孩中暗暗调情，“一九六五年的十月底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一个欲望，一个渴望了大半年之久的梦想”，吴亮笔下的沈灏妈妈，提升了中文文学范畴里对上海女人灵魂形象的刻画，“沈灏妈妈坐在沙发上写日记，我不能爱他，不能让他控制我，可怜可怜我吧，谁让你屈服他的，字迹故意写得潦草，也许是心情烦乱，断断续续，涂涂改改，她想起了安娜·卡列尼娜，一个十岁男孩丈夫远在天涯，那个刚刚知道他全名的男人老练地进入了她那发烫的身体，很奇怪呀，在她突然眩晕并且感到一阵有节奏的痉挛时刻，她走神了，她发现害怕了，‘沈灏妈妈’，他趴在她耳朵边含含糊糊叫她，他不叫她刚刚告诉他的名字，太久了，这段时间他对沈灏妈妈的思念和无法克制的幻想，一直与‘沈灏妈妈’四个字连在一起，‘沈灏妈妈，沈灏妈妈，沈灏妈妈……哦，沈灏妈妈！’”。
沈灏妈妈！在读完《朝霞》的大半年里，这四个字时常出现在我脑中，吴亮不但很懂女人，也很会写女人，而且，“沈灏妈妈”比“邦斯舅舅”更为贴近阅读时我们翕张的毛孔但两者拥有如出一辙的构词法，这称谓背后生长着一株精神活动的关系树，一条欲望所途径的道德之路，它定格了我们理性闪白之后心中那肖像画里一道最奇怪的残影，它既土生土长在一种滑稽笨拙混乱的现实主义之上，又侵入到了最晦涩又最诗意的全体意识世界之中，它们是艾玛，是安娜，是沈灏妈妈。时代在人物上方风卷残云轻轻滑过，一九六六的前与后，不过是由不同转场接下去做的梦，这个女人身上所展现的隐秘、时光停滞、日记内外的冷热反复，某种程度上隐喻并调和着小说的内在情绪。
曾有评论家认为《朝霞》里的人物都是线头，像这样精彩的人物很多，完全可以再好好写下去，发展下去。我却希望就保持这样好了，让隐秘只露尖尖角，渐进于生活的不可知。这种用墨让我想起某类电影，比如基氏的电影，背景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人物，大楼里的每一间点灯的房间，但都欲说还休，不给出结局，不下评判，生活无限发展并轮回的可能性，宿命尚未过去又还不到来的影响，那句应和着标题的诗句“还有无数朝霞，尚未点亮夜空”也提喻着生活的隐秘力量，水面上的冰山是有限可见的，而水下却有着不可见的巨大，小说就是同时创造这两个整体。吴亮对此又说过这么一个比喻：“所有的小说都是有限的，就像你走进一片森林，你知道身边每一片叶子都在抖动，可你没有时间去描绘每一片，但你要感觉到它们的存在，并且在这片森林迷路的时候，还要始终看的到天空。”迷雾，有无结果呢，这样和那样又有什么两样呢，时代是好是坏，此刻的获得与希望和彼时的失去或虚无……我又想起了小说中另一个女人朱莉在抄金刚经：“……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
驾驭语言
在小说人物各个私人生活所创造的蜂窝式空间中，吴亮还要在缝隙里插入议论式的段落，用他自己的话说，其实是电影的旁白。我始终认为，对于叙事来说最重要的从来不是什么故事或结构，而是语言。语言产生的震荡，自动处理生成出风格。标点符号，短词，韵律，节奏感，语言形象指向上而非情节间的平行蒙太奇，语言的跳跃所拉伸出的通感，不论是答非所问的日常对话，像模像样的信札书摘时事新闻，或是排山倒海自我排挤的知识与思辨，居然统一在同一本小说中，如他自己罗列：“肤浅的思考、过时的知识、原始录音式的苍白对白，庸庸碌碌，纷繁、凌乱、无秩序、琐碎、普通，大量不值得回味的段落，经不起分析，这恰恰是它所要的：它一直在那儿，他根本上排斥阅读，如生活本身一般无意义，不管这个时代曾经如何黑暗，或正相反，它如何伟大与光荣。”
在诸多块面中，最危险最难以把握的部分是作者忍不住精神分裂出来的对于这部小说写作行为本身的剖析：“为了创造一种风格，先要熟悉各种风格，外型特征，一望而知的遣词造句，节奏感，甚至音韵的细微变化，表述思想的技巧，流畅是起码的，模仿某种结结巴巴的说话，喃喃自语，摧枯拉朽震动耳膜的力量，恋人絮语，描绘一个人的肖像，圆形人物扁平人物，行动的性格逻辑，意志的欲望，危机，急转直下，伟大的动物，含混不清的哲学如何在一种小说中被某些角色谈论，制造悬念又将其遗忘，音乐，沉默，挣扎，等待，生活只有成为过去式之后才呈现出来，因此生活无须呈现，让生活自生自灭吧，伟大的小说多半起源于一个偶然，它是一个意志的命令，却不是诞生于精心设计的策划，我要写个小说！说那个话的人于是就写了。”大胆的写作者，有着语言的武器，打下不同的猎物，让这些老实又自信的剖析对得起那些有名有姓的纸上灵魂吧，这位小说家算是做到了！是什么教给他这样的武器，问问那些来自生活的尘埃，那些自生自灭难寻遗骸的尘埃，无用的尘埃，闪亮的尘埃，全部的尘埃。
《朝霞》读后感(八)：黄子平、程德培、吴亮对谈《朝霞》：为同代人写作
主题：《朝霞》——为同代人写作
时间：2016年8月22日
地点：上海，思南公馆
嘉宾：黄子平、程德培、吴亮
主持人：张屏瑾
张屏瑾：各位朋友、读者今天晚上的文学对谈正式开始。先把台上几位嘉宾介绍一下。特别是吴亮老师，吴亮老师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艺术评论家，但是自从写了《朝霞》之后，他是一个长篇小说家了。他今天晚上基本上是要以小说《朝霞》的作者在这里跟我们进行讨论。我预感到评论家的气质也会出来，我们拭目以待。身边这位是程德培老师，那位是黄子平老师。黄子平老师是著名文学评论家，他在文学史研究当中提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概念，包括“革命历史小说”、“深刻的片面”。他有非常多的著作，都是大学中文系的同学或是研究者必读的书，今天非常高兴请到黄子平老师参与《朝霞》的对谈。程德培老师，海派文学批评家的代表人物，从八十年代开始就给我们很多文学批评的作品，而且近年来创作了非常多的新的文学评论，包括给吴亮老师写的长篇的非常有力度的评论。一会儿非常期待程德培老师对《朝霞》的点评。先请吴老师说一下《朝霞》。
吴亮：我先要介绍这位主持人，张屏瑾老师，同济大学的教授，我的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她就已经开始看我的手稿，很早介入我的创作的一位朋友。所以程德培那篇两万六千字的长文没有发表的时候，她已经发表了自己的评论。我旁边的黄子平老师是八十年代的老朋友，也是我的兄长，八十年代末以后离开了中国，这也是我八十年代不再写文学批评的原因之一。我的写作像我的小说一样，总是写给朋友看，在我心目当中只有朋友，没有读者，因为我写作的欲望起源于七十年代，都是非常具体的对象，读者就是一个陌生的人，那是很危险的，在我的经验当中具体的朋友才是我真正的读者。我的作品写到一半以后告诉黄子平，作为一个职业批评家他不愿意在中间解读，我完全写完以后他才拿去看。黄子平现在在香港，他眼睛不好，所以不忍心让他看，在小说发表以后的时间里有几次对他的试探，他一直不做声，直到后来我都不敢请他。后来才知道安排的这次文学周他才过来，而且是我的同事邀请他的，但是我并没有对他讲，所以又拖了一段时间，从某种意义上今天也是参与或是旁听我的兄长子平对我的小说的分析。今天程德培在，本来不想叫德培来。张老师是偶然地来了，我说我们三个老男人没有一个主持人不行。今天应该不应该我说，小说对于一个作者来说，一个作者对他来说他很清楚这个小说是怎么创作的，所有读者包括通过都是从外部，这里面有很大的区别。我已经说了很多了，所以我今天不应该我先说，要么子平先说，或是德培再说。
黄子平：听说吴亮写长篇小说我是吓一跳。吴亮创作是一个很大的冒险，替他捏一把汗，后来他不断地微信给我，说不听我的意见，我回复说还在看，确实也是。我整个上半年参加一个世界华文的长篇小说奖，看六部长篇小说，加起来两百万字，所以处于长篇小说中毒状态。
批评家，我自己的体会，就是用“我”来说话，对“我”来讲就是“他”。小说家必须把“他”变成“我”进入到每个人物，进入到每个空间，“他”变成“我”来写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吴亮作为批评家，通晓了各种小说的招数，那些玩过的都知道了，等到他自己来玩的时候，可以看得出他拒绝批评。一旦拒绝批评就会激起我们批评的欲望，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很高兴批评吴亮的小说，后来发现被他邀请进去以后吴亮把我们干的活干了，读《朝霞》里面刚才讲过的或是将要讲的，我们进去以后没有活干了，都让他干完了。所以如何应对批评家写的长篇小说，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全新的经验。
我一直读的是电子版，来了以后把纸版好好地读了一遍，读完以后很为吴亮激动。我一直认为吴亮是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和散文家，能否成为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还是替他捏了一把汗。
从复杂的文本里提炼一些可以说的，首先就是为同代人写作，我听说吴亮要写小说的时候还是很本能的反应就是写给我看的。有一年我回到上海，在上海也是老朋友那么多年以后再次见面，不知道讨论什么问题，吴亮很激动地说有人问他不再写文学评论了，他说不是不再写了，而是黄子平不在国内还写什么文学评论？！所以我很感动，他写什么都把它看成是给我写的。
对同代人的理解我以前理解得比较狭窄，同年龄的人或是同时出道的人，八十年代的出道的这些人，因为以前听说介绍吴亮的时候都是加了一个形容词，就是那个八十年代的吴亮，这是我们比较狭窄的理解。到底什么是同代人？后来我读到意大利的哲学家阿甘本有一篇文章讨论什么是同代人？或是另外一种译法什么是当代人？他说至少有三点。第一，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恰恰镶嵌在这个时代中但是又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人。如果跟时代贴得很紧，反而不是同时代人。第二能够凝视这个时代黑暗之光的人，其实所有经历过当代的人，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都知道能体会到所有的时代都有他的黑暗，所以当代人是像蘸着黑墨水一样蘸着这个时代来写的人。其实所有人都不是直接走进这个时代的，所有人都是由不同的代来到这个时代的。有些人北宋进入这个时代，有些人像我的大师兄非常固执地要从鲁迅进入这个时代的，吴亮非常固执地从青少年时代进入当代。
程德培：我是客串一下，本来应该是《收获》的主编程永新。程永新前两天身体出了状况，因为都是一个“程”，所以顶替他一下，这一顶替不要紧，都把我当成程永新。我跟吴亮面对面坐了十年，两个人当然不太一样，他有时候比较圆滑，有时候比较直爽。他有时候是个愣头青，有时候我是一个胆小鬼，吴亮是上下结构，程德培是左右结构。先说明一下，小说中的话已经说完了，本来我在评吴亮的小说的时候，写完以后他看完就算了，他的状况跟《繁花》一样，整天盯着你。我从同代人的角度评吴亮，评完以后比吴亮年轻一代的，比如张屏瑾等等，他们怎么看吴亮？所以千万不要做批评家，没有什么好处。你写完他期待第二个人批评，关于《朝霞》的批评已经很多了，他看完这个又期待那个，但这是正常的。因为毕竟一份批评不能解决小说的所有问题，几年前当我第一个看《繁花》手稿的时候，我写评论，谁想到它现在的名气如日中天。关于小说这个问题，因为文章写得太长，这辈子没有一部小说写过两万六千字，因为他和我差不多一起出名，但是名气比我响一点，但是我也差不到哪里。吴亮和我讲同代人的关系，自从有了金宇澄和吴亮，上海的老男人到了60岁以后都写第一部长篇，人生经历和我差不多，我也非常感慨，晚上年纪大了经常睡不着觉，半夜经常想这个事。比如里弄，我小时候住在虹口区，比金宇澄稍微差一点，评了他们的小说以后我经常想小时候的里弄，叫三德坊（音）我们一起长大的小朋友，有一个是汉奸的儿子，他的父亲每天在里弄扫马路，日本的翻译，有一个是副食品公司的党委书记，还有一个是非常地道的工人阶级，当然还有几个，我们几个最要好，但是我们的友谊绝对不会因为家庭成分不一样，父母亲的地位在里弄的地位不一样而减少。因为有了《繁花》《朝霞》，我们经常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大家喜欢回忆里弄的生活，里弄有几个层次，比如沿着外面的一圈有二房东、三房东，里弄中间有一些都是独门独户的，比如做医生的、做律师的，有些是国民党报纸主编的，我们边上的汉奸的儿子尽管地位比较低，住的房子比我们的大，身份比较纯粹的人住得很小，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发生了变化，很多房子多的人被搞出来了，分给那些身份比较纯粹的人。
我有时候在想那时候没有想到自己做一个小说家，如果由于里弄各种成分，从解放以后每个人怎么度过来都是非常精彩的。我们住在有一个是做舞女的，解放以后不是很光彩，每次经过都被人家指指点点，一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我结婚以后，我母亲也是给我老婆介绍走过来的这个女这个以前是做舞女的。但转眼以后，解放以后他是怎么走过来的？还好金宇澄观察人生比较仔细，还好吴亮的记忆力比较好，如果我脑子清楚我肯定也写得比他们精彩，但是我容易以往。现在里弄也拆掉了，我的记忆力不好，所有的故事也随着遗忘而流失的，吴亮抓住这点点记忆，抓住他小时候成长的故事，他留下了变成《朝霞》，我变成晚霞消失的时候。
张屏瑾：三位嘉宾像今天的主题一样是同代人。我没有想到你今天来这样非常强烈的命名，为同代人而写作，是不容置疑的口气。作为历史的后来者，我们现在要来读《朝霞》这个小说，有一个前提要认识同代人，以这段历史里面的这些人，这个可能是对非同代人更加混杂的年代，带着不同的记忆可能有时候也是一种同代人，但是是不同的前世的进入你小说的人，要面对一段在你的小说当中被表述得非常强烈，非常宏大的历史。但是你又是从很细腻的，我自己的读感又是非常细腻的，有个人的表达。比如刚开始从看人文社的版本就是有“负一”，一个人在房间里醒来，这是一个经典的意识流的表达，从小的个体意识出发，我以前没有跟你讨论过问题，我写的是上海，是城市，我进入不了同代人。你为什么从那么细微的个人的梦境出发来讲这段历史？
我在工厂生涯当中曾经有些领导或是上级公司发现吴亮有点才华或是什么东西，把我弄到宣传部门，我都拒绝了，我宁可做工人。因为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侮辱，让我为你们这种东西服务，所以我拒绝了。到了八十年代也是一些偶然的因素，我的机会来了，所以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写的文章删这个，删那个我就知道很困难。有些可能早看了这本书而已，或是我先走一步，这样的一种状态使我在八十年代末可以不写作，因为对我来说无所谓，但是机会来了我没有抓住。比如七年前作家协会让我做主编，我以前做副主编做了20年，副主编没有用，什么都不干，我做主编了我试试看，据说现在是成为中国最好的一家文学评论刊物，已经公认了。领导当时问我让我做主编以后目标是什么，我说我的读者是没有，他说怎么可以这样，我说只影响有影响的人。现在果然我们的刊物不仅出了好文章，也发现了很多人才，每次有机会我都说我虽然本人没有大学的经历，我非常自豪地在我小说的附页上写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但是我没有对大学的人有任何的嫉妒。我只认人，比如我曾经给两个编辑说，你们都来自复旦大学，但是复旦大学没有给你们荣耀，反过来你们给复旦带来了荣耀，我总是把人才放在第一位，谁知道马克斯影响人类历史的人，尼采哪一个大学毕业的？不重要，一个名字就够了，吴亮就够了，所以上海有一个吴亮，上海吴亮比上海作协还重要，我就这么认为，所以小说就是这个名字，只有同类能干。我说读者是一个抽象，像一个人名一样，开口闭口就是人名，我是相信一个具体的东西，小说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我可以面对一个一个人来写，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这种经验今天也和子平讲了，我这次写作因为我要钻进不同人的状态中，我的自我开始放弃，放弃自我才能写作，虽然我的小说他们说充满吴亮风格，但是我在写作中我经常在放弃自己，只有放弃自己的时候你的世界才能变大。因为有这种的情况反而我现在有点忐忑。
黄子平：吴亮一直在微信问我看了没有，我一直说还在看。但是我最深刻的感受简单地用内容和形式来讲，吴亮的书最早的书名叫《无处藏身》，我读出来是一个逃亡的东西。从一开始马立克从新疆跑回来，中间还有很多危险的逃亡，伪造病假条等一系列这种小逃亡，到最后读小说的结尾，阿诺做梦梦到马思聪，最有名的逃亡者。一系列的主题反复地缠绕，这么一个复杂的文本中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条主题线，最后我们不去发挥。给我更大的批评家还可以说的就是它的形式，我把它归纳为，借用法国人的概念叫做“无限交谈”。交谈对话的形式非常明显，首先是它文本本身的对话，因为要他把文本切得很碎，刚刚这一段讲得上海里弄里面那些俗不可耐的无聊透顶的生活，紧接着来着一段抒情的，然后又被打断的，然后又来戏剧化的。文本当中充满了对话，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吴亮提供了很多他自己命名为叫做“日常杂语”，这种杂语都是无意义的，更重要的是经常是无体的。跟这种日常序语相对应的是，比如三个教授之间的交谈，或是大学生和初中生的知识上的传授，经常带出来一个提示你不明白了吧，或是讲完一段不要跟外面说，就是这样一种提示。我担心的是这种对话为什么变成无限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因为不断地被打断，打断产生新的对话，如果这个人滔滔不绝。其实在《朝霞》里面有一个人是不能跟他对话的，或是有一种声音是没有办法跟他对话的，因为他滔滔不绝，他没有办法打断它，吴亮用无数的东拉西扯掩盖这个滔滔不绝的声音。里面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东拉西扯，为什么要离题万里，中断这个对话，就是使它能够重新启动。重新启动有几个前提，一个前提这些对话的人都是不充分的存在，因为他不能完美无缺，说话是互相矛盾的，或是不完整的，别的人要来补充他，反驳他，这是基本的前提。说话的人不是一个完人，是一个普通人或是一个凡人，因为他说的话一定有毛病，要么不完整，要么是破的。
吴亮设置的这些对谈里面充满了对话的动力，就是因为不完美。因为不完美会直接带来一个所有的话都会有一种叫做不可预测性，你不知道他的回答从哪一个角度，或是从哪一个角度引申，这就使得他能够不断地进行下去的原因，但是也有停止的时候。有一种倾向希望能够达到完美，虽然对话人都是不完美的，我们这代人有根深蒂固的有用的使得对话终止的“辩证法”，如何使对话重新启动？我觉得吴亮可能无意识地使用了一个叫做中立的裁判者，才能使对话重新启动。不是说这个人说的对，这个人说得不对，他自己提供一个完美的答案，不是的。一个中立的裁判者要把答案转化成问题，才能使的这个对话重新启动，所以我是这样读里面的关于《圣经》的一些摘记，因为当我们涉及到中立裁判者的时候只能想到上帝，它就起这样一个作用，使得所有的表述都转化成问题，因为答案不在你那里，答案在上帝那里。在这些无穷的交谈里面的很重要的主题，跟逃亡相平行的另外一个主题是知识和真理，后来他肆无忌惮地引入了大量的摘抄、人造卫星等等，越来越杂。把这个小说变成一个百科全书似的，这些知识是对应于那个知识无用的时代，是跟又红又专的“红”没有关系，甚至跟“专”也没有关系的。
七十年代最重要的跟哲学有关系的就是关于真理，后来很清楚了，叫做“真理讨论”。有一篇文章是认得正确知识从哪里来？我们都背过很短的文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大革命里出来的，我们很感动。吴亮产生了疑问，人的错误知识好像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我大为震惊，我就想为什么当时我不会这么想。从六十年代其实也是涉及什么叫真理，有绝对权威规定的叫做真理。所以这些所有交谈里面一个是知识，一个是真理。这些东西其实按照我刚才分析的，他其实等于把所有交谈都转化成无穷无尽的问题。
程德培：再讲要重复自己写的文章。简单概括一下，我这个人不管自己写的怎么样，但是我是非常严肃的。评论一个作家我要把他写的东西从头到尾再读一遍，我不会因为吴亮是我的朋友厚着脸皮说他的好话，所以一开始吴亮总是盯着我，你看怎么样，我一直不表态，后来他写到差不多的时候，我这个人比较笨，我看的速度比他写得还慢，有一次实在熬不住了，好不容易花了好多天功夫看了5、6页，有一天熬不住了硬要我弄，我就讲了一些对这个开头不怎么地的印象，他马上把我打断，你不要说了我连结尾都想好了，我吃饭的时候再也不谈他的作品。一起到南京的路上我也不想，半夜敲我的房门我也不想，结果他写得差不多，他写完以后我差不多把小说读完，我表了个态，比我想象得要好。我原来对它有一个低谷的评价，好在我还埋了一个伏笔，我说越写越好。当然今天时间那么长了，我的文章里面话中还是有话，我一个觉得他越写越好，另外我也觉得整个内容到形式或是那么先锋，或是反现实主义小说的那套东西，他写写好像关系理顺，或是这个话也是他小说中自己说的，回到了巴尔扎克，他在观念上对人的认识。这个到底好不好我不下判断，他开始集中写人物，好像构思有线索，一个个人物站起来了，像他讲的向巴尔扎克致敬，就某些方面非常反对现实主义的，某些观念上又回到现实主义的观点，这是一个很纠结的，我不认为它是错的，小说写作过程中很复杂，这可能就是吴亮。
第二就是对话。我们知道吴亮是八十年代开始写对话处理的，最早投稿的《艺术家和友人的对话》，生性好动，突然兴趣来了可以写很多。对话是吴亮一开始进入文学批评的一个本体，包括他这次出了很多和艺术家的对话，他喜欢对话。这个对话也是成了《朝霞》很重要的向前推进的一个叙事力量。我觉得他碎片，一个是对应《朝霞》，一个是对应碎片。我开始对他的小说不满意的时候，我很担心东一榔头西一棒，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到底能搞下去吗，结果发现他在这方面是非常有天赋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面讲，吴亮天生生来可能就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他在向现实主义某些人物观念回归的时候，或是他刚才讲的忘记自己，进入人物内心，我们不能用观念是旧的所以觉得写得不好，我是感觉写得特别好。
一个是跳跃，还有一个他写得很极致，关于男女关系，只要认真读一下跟《朝霞》的区别，你会觉得吴亮和金宇澄对女性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女性观或是某一部分的人生观不太一样，这个可以另外写文章比较。吴亮八十年代有一句话经常讲，他说一个人如果在路灯下掉了钥匙，怎么走？他说只能在路灯照到的地方才能找到这个钥匙，这使我想起我对他写的评论我非常满意，后来我想无非一篇评论你写得再好，再花功夫也无非是开了一个窗，或是开了一个路灯，只能在这个路灯下找你的钥匙，其他的还有其他的光束。期待吴亮有更多的路灯亮启，照亮他的《朝霞》。
吴亮：两位友人讲得我非常感动，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对我的评论。我看了程德培的文章也很激动，那天看完以后马上跑到金宇澄那边，我说两次差点要流眼泪。我觉得德培对我的了解已经到这种程度，而且他看了我20多本书，这个非常感动。好多人都说程德培写完那篇以后别人没有办法写了，子平半个月前说想看看程德培的长文，子平说就是不一样，德培傻掉了。这个事情都是很有意思的，我前面说了小说的生成，确实没有考虑到读者，但是现在读者出现了，特别是我今天看一些年龄构成，《朝霞》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在大学里面、电视台、美术馆都讨论过很多次，我一直看年龄结构。曾经有一次也是在这里，走走主持的，年纪大的人比较多，提问题的都是我的同代人，就是寻常意义上的同代人。那天下雨，有几个朋友跟我年纪差不多，说记忆，而且因为你写小说我的老邻居现在用微信拉了一个群，跟我经常会聊，所以他们以前只知道隔壁的阿亮是写评论的，也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现在写小说以后他们都非常热情，非常起劲。我想幸好我是虚构，不然的话写张三李四就麻烦了，所以这些读者的生成现在看起来非常重要，这个事情在发生。
这个小说出来以后在上海的一些我的邻居甚至我姐姐都过来，他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知道我有这样的爱好。所以这个小说的力量很大，一方面是虚构，同样把它作为一个真实性，它是对人的兴趣。
张屏瑾：所以我觉得其实读者无法框定，即使你可以有这样一个精神命题，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人，还会有很多你无法认识的人读你的小说，它的生产意义长度会越来越大，可能你写的时候也没有考虑这个。这个小说跟我们这个时代，跟当代会发生很多化学作用。特别是今天有子平老师这样一位文学史家坐在这里，文学史家肯定有特别多的感受。
黄子平：必须重新界定同代人的概念。跟这个题目扯上来，其实跟交谈、对话德培一早就看出来，吴亮写文章就是一个自言自语的家伙。其实我们是挑选对话的对象，什么人可以对话？刚才德培说他们出生从家庭背景都很不一样，这里面有一个挑选作用，中国的俗语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有些人疏离了，有些人离开了，因为在小说里面要不断地引进新的知识，在熟人里面其实很沉默寡言，但是他出去碰到一些不相干的人反而跟他可以谈笑风生等等这种状况，我问了一些人，他们也感觉越写越好，我的观察他们觉得后面越来越像长篇小说，因为前面确实很碎，你要能够适应这种碎片化的写作不是那么容易。写到大概后面快接近后四分之一的时候，至少有两个完整的段落出现，比较长的至少20页的，一个是很重要的下雪的那天晚上，那个连续性很强，里面都是交谈，那个交谈非常有意思。四个小男生在一起跟那个时代那种谣言，那种传说等等，吴亮加了两个小女生，说这些人又谈政治，所以这些小男生没有办法就谈照相机，谈了半天接续的时候开小会的时候开展谈政治，这个政治不是一般意义的政治，恰恰在那种日常的杂语中的政治。所以这些很重要的话题淹没了。这两个小女生的插入或是干扰非常重要，这是一个比较集中的段落。
第二个段落我觉得写得非常精彩，就是关于老鼠和猫，引进了一个我们日常非常熟悉的动物话题，小说里面必不可少神秘的东西，比如死了好多年的人给他写信，或是影子从窗外一晃，这些都是长篇小说里面最吸引我的，反而巴尔扎克没有那么吸引我。最后至少有三个人兄弟俩非常神秘地不知道去哪里了，吴亮设计了很多通过什么人转化等等对应小说开始。我回过头读的时候发现那个猫在第一节就已经出现了，当然是一句两句：“猫这玩意太张扬”，那个伏笔在之前已经埋了。动物主题是长篇小说里边必不可少的。
张屏瑾：两位老师谈了对话，《朝霞》非常突出的部分就是对话，大家如果看《朝霞》也一定会被对话所吸引，这是肯定的。我的感觉一个更加重一点的词就是“辩论”，对话当中有很多互相之间的辩论。更多的是叙事者的某种献身式的辩论，非常多，几乎叙事者跟人物在同一空间里，各辩论各的。说一个细节，《朝霞》在产生的过程中，有一天吴老师给我发微信，他说今天写了四段，你看一下，我说好，就立刻看了，我一看这四段其中三段是关于马克思的，我吓了一跳，比如引马克思的东西，而是在跟马克思对话，其实就是论辩，非常阳刚的论辩。我觉得这个很震撼，我当时提出来不知道你记得吗？我说是不是太多了？后来你就只保留了一两段，我非常同意子平老师说的结构上的新颖，而且非常值得细读的。德培老师说越来越好我也很同意，特别是不仅是故事丰富性，人物丰满性，整个氛围越来越收，高潮的部分是一个非常西化的小说，我自己反而觉得到最后的意境有点中国式的苍凉感，所以这是我很喜欢最后的感受。
程德培：前半段后半段很像奥运之火。一开始不断地旋转，搞得你有点头晕，圣火点燃者像煤气灶转啊转，后面像长了一颗树，后面像奥运会熄火。还也一个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讲的事情所叙述的人物慢慢在你心理开始成型了，或者长大了，或是形成了悬念，或是引起你想知道这些人命运最后的结果，他的走向或是世界发展。一开始像你这种写法不可能东一段西一段，一开始很难进，可能也有结构上本身有这个问题。或者把吴亮估计得低一点，你写到十分之一开始你肯定开始要想后面是怎么样，不然你无法写。吴亮爆发力很厉害，我和他到广东的时候小说已经写得差不多了，从包里拿出一个本子，还有他老婆给他买的IPad，他躲到房间里了，我说你干什么，他说写下一篇长篇的提纲，结果几个月下一个长篇就出来了。
张屏瑾：我也听说后面的计划。我有点好奇，因为你说那是一个广义上的历史小说。
吴亮：这个小说前面是去年的一个冲动，也没想过要发表。用笔名写作的就不是你的，你在网上什么都敢说，你有一个笔名，用真名就不敢了，非常放肆。因为我觉得这个小说不大像小说，我也做了很多读书笔记，有些东西是参考了我的一些笔记，我觉得有点意思，因为我前两天又重读马克思包括经济学，在我外甥的指导下推荐给我一些书。我写的这些小说里面有一个人或是主要人物在写一本最终没有写成的书，是这样的意思，很枯燥，但是这个人就是很粗矿，但是在写其他东西，可能一开始有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写马克思写那么多，最后马克思没有写出来，活色声香以后，具体的人出来了以后就没有必要了。我记得8月27日动手，9月1日上海有一个外国人的写作计划，好像每年都有，有一个人参会正好我在上班，他们叫我说下面有一个活动，有一个自助餐，王安忆、赵丽宏都在。王安忆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说写长篇小说，他也没有当回事，谁问我什么时候写好，我说什么时候写好，我说早了我要写800万字，我怕花一年时间8个月写40万字的，然后再花一年时间改改，因为我完全不知道长篇是什么概念，这是我的初心。写到了10万字以上以后，人物已经有雏形了，哪里停下了我不知道，但是那时候我的身体有点神经质了，生活当中的东西全部忘了，全是虚构的东西，我不能不强调技术，不强调技术时间错了、性别错了，很会犯这种错误，所以这个小说当中写好多人有三四个人是有原形的，它不会错。起名字起了很多，名字很难起，像不像一个人，有些小说里面名字不像一个人。但是问题它的性格、它的风貌不清楚的时候我会搞错，但是写到一定程度以后不会搞错了，所以这些人都活了。所以每天都有我正在写的一帮人跟着我，而且所有书都不能看，不能再看闲书，只能翻资料。我说写40万字我要生病的，我说我写20万字一部，然后写完以后再写20万字，总要有一个结果，20万字结果变成25万字结束了，所以写完以后一段时间。一直有朋友说包括金老师问下一部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我写的是1976年，我本来的想法从60年代写到新世纪初，40年的跨度本来是这样的计划。因为中间的变化到了25万字结束以后总感觉没有完成，我要写下一部，我可能会写，但不会写这种东西，这个小说是没有办法写续集的，虽然每个人的命运我没有能力再写下去。而且这样一个没有结果的结果像子平说的，它必须停止，所以它才能开始。
张屏瑾：你以前批评过很多小说家，你自己写完以后会不会对这些小说家多一点同情？
吴亮：我以前听到一些作家闭关，因为我写作快，我不吹牛，一天可以写一篇文章，所以写小说要关起门来干什么，真是要关起门，不关起来周围人你会觉得你神神道道的，而且每天你还要让它推进，而且发生的事又是30年前的事，又不是当下的。哪里都能写，只要不干扰我，但是就是不能在家里写，我要在陌生的地方，特别是在酒店里，因为酒店完全不一样。除了电脑除了带了几本书，写的时候周围是不存在的。还有在5个月当中，抽烟很厉害，我以前抽烟是习惯，写完以后发现烟瘾很大。
张屏瑾：到场读者有什么问题想向两位专家提问的吗？
提问者：谢谢四位老师，谢谢吴亮老师给我们自己创造的不是针对一群人的，从群体到个体的突围，我对这点特别有兴趣，觉得特别新。就这点再多了解一点，可能问题组织得不是很好，想请老师多分享一点。您这本书是针对有没有一个又一个的人？黄子平老师说贴近时代的人反而不是同代人的人，这个观点我也想了解一点。您的对象也就是贴近时代的这些人，您如何定位他们的？或是看到他们中间他们身上有一些不贴近时代的东西？是针对这部分写，还是把他们当成芸芸众生的一个人写吗？
吴亮：写小说是不是在写第一个字以前有一个提纲，提纲里面有目标是什么，或是读者是什么，尤其是电视剧它是投资，它有票房，我不是，我是一个个体，它不是生产，它不是商业化的，当然它能够发表上市就成了商品，那是后面发生的事情，我没有承诺过它是一个产品。有些东西我是希望发表的，比如《我的罗陀斯》是我第一本叙事的东西，和这个小说有点关系。这本书是约稿，让我写书评，我很清楚《书城》的读者，我说不能写书评了，我可以写写我少年的时候，也许这些人好多人都看过，那个时候我很清楚，《书城》我很熟，他们有一部分人也喜欢我的文章，我们的共同经验很多。这里面对它不满足的地方在于它的叙事比较单一，可能是我，可能不是我，所以我想写一个更混沌的东西，所以在写作当中非常复杂，过程当中非常具体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阅读很多，有经验，这个时候一定要刹车不能再说了，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我要马上改变我的视角，从电影当中就是镜头，比如子平说的有点像长镜头，中间可能跳一跳。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有时候是一个资料问题，有时候是一个灵感的概念。这些东西充满了我的过程，读者哪里根本不思考，而且那时候子平不在，整个写作中没有写过子平，我是说潜意识当中只有我的朋友，写得好的话我就拿出来，写得不好拿不出来。这是我给我自己写的，可能有用，可能没有用。所以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但是我只能这么回答。写成以后我才发现，现在读者生成了，你们是谁？你们怎么说？你们怎么回答？所以我以前对批评很苛刻，现在我对我的评论我全部接受，重要的不是我是否同意，我知道你是这么认为的，这就很重要，没有什么对错。如果我是批评家，我的主观性很强，假如我没有主观性就没有观点，但是我是一个被你们审视的人，我不应该反驳。
黄子平：我们读吴亮很多人物里面有某些共通性的，都是不合时宜的，要么是社会青年，从新疆那边逃过来的，还有一些文革开始根据我们这些比较年纪大的学生，由这些人来思考70年代，是很重要的问题。它思想的主流跟绝对权威不是有很大的差异，提出来的问题不是说完全不对，或是进入的角度都是匪夷所思的，这反而是那个时代非常重要的特征，尤其到70年代后期，证明了这次大规模的社会实验是失败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使年轻人都能够思考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所以吴亮没有选取完全在任何方面顺应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获得很多利益的人，最有意思的是孙继中的父亲，工人阶级，参加工人赤卫队，转向了一个享受生活的养热带鱼、集邮，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劳动模范形象，尤其是在上海，在一个革命热潮整个席卷全国的时候，最明显的上海这些所谓小市民的生活方式是如此顽强地存在着，因为他们的欲望和追求和想象不像别的地方灭得很清楚，吴亮写了很多阴暗的地方，在这样的黑暗里面看见《朝霞》。
《朝霞》读后感(九)：张屏瑾：《朝霞》与城市之心
写作长篇小说《朝霞》，就像作者吴亮本人所说，他想要把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反向地变成上海，一座革命、混乱、停滞、匮乏的城市”。20世纪70年代的上海，与19世纪上半叶的巴黎，如果有相通之处的话，必然在于那种相似的秘而不宣的激情，在巴尔扎克笔下，这种激情很容易感染一个外省青年使之变得野心勃勃不择手段。而在上海，自开埠以来，所谓“黄埔滩头”的城市叙事一直是和景观制造、时空杂糅以及激进的理想主义难解难分，从中产生出了先锋、颓废、物质主义，个人与群体的认同此消彼长，重心始终在改变，或者说，它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复调的性质，带着自我叛逆、自弃的阴影和浓重的精神危机。无论哪个时代，跌宕起伏的故事难道不应该从这些特点中展开吗？
虽则如此，当下的城市书写缺乏对这种精神特质/危机的刻画与回应。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所理解的城市书写由消费主义、日常主义和私人生活几种要素笼统地组成，总的来说是一种具有反智倾向的理解图式，尤其是对于上海这样的城市来说。当然，这种去政治化乃至规避了一切抽象思考的种种“物化”体验，在一段时间内发挥了转变历史内涵的作用，也配合着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大城市的空间布局与分工，因此显得长盛不衰。然而，对精神能量的持续缩减，却使得表现历史的角度变得单一甚至狭隘，这也是城市书写的成品总是显得雷同、粗糙、缺乏生气的原因。
《朝霞》则完全不同，打开这本小说，发现它的思想标杆惊人地高，密密麻麻的知识、信息和议论，重重叠叠的读书笔记、书签，引用、挪用与改写，这一切几乎再造了今日先锋。假如你要去追溯它的每一重知识来源，必然会被带入到一本私人的阅读史之中，它也会将你带到十分健谈的作者本人面前，但它毕竟是一部小说，关键在于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参与了小说叙事，成为这本小说标志性的特点。而另一方面，作者并非借由这些不同寻常的知识来另起一行、构造一个完全不同的地下世界，恰恰相反，在1970年代的上海，我们所读到这些生机勃勃的思辨内容，完全是针对时代的精神状况的一种正面出击。在我看来，《朝霞》从精神生产的角度恢复了城市小说的这一种重要的活力。如同巴尔扎克笔下人物在金钱和欲望上的野心，吴亮笔下的人物则拥有哲学青年的野心，仅凭他们在这座城市特定的几条街道中的生活，就想要回应、对抗和征服自己的时代。如同一切以历史为情景的小说作品，后设的叙事立场决定了小说结构的生成，在追忆逝去的昨日之时，作者所依凭的是巨大的当下史观，那是种种细节得以呈现、记忆得以展开的关键生产机制。问题是，《朝霞》中的个人思考，如果仅仅着眼于个体生存的层面，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这个被改变了的世界——共和国的历史，它的不同空间之间的因果关联，它在世界地图中的位置？对一个试图以一己之力碰撞这些问题的人来说，必须有一个超于个体的理解模式出现，才能尽可能地去完成应对宏观历史的冲动，在这个意义上，上帝出现了，甚至屡屡承担起串联叙事的功能，一个诉诸信仰的超稳定结构，在这部小说的精神气质与宏观结构中起到了神秘而又现实的作用。
不过，《朝霞》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当然还是在于一个纯粹个体的强力意志层面的思考与表述，就这一点而言，语言变得十分重要。正如语言哲学家们所坚持的，一切历史和现实都是被表述出来的，也可以重新得到表述。在具体的生活世界中缠绕着个人的首先是语言，人的成长必须经历习得语言、突破语言和创造语言的过程，语言是第一重近身的魔咒，而《朝霞》的思辨意味很大一部分即来自于对那个年代的通行话语的“内爆”：“辩证法魔咒，你们不信反正我信，物质无限可分，真理即谬误，过俭者吝，过谦者卑，物极必反”，“你们不要关心国家大事，世界不是你们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根本没有必要，办学习班不是一个好办法，阶级斗争一抓就乱……”反转、嫁接、剥离、重构，语言上的正面强攻比比皆是，撕开表面，引入歧途，抢夺文化领导权和意义制高点，作者乐此不疲，在某种意义上，小说叙事试图打破原有的话语的牢笼，构建一个原点，从这个原点出发，来重新表述一种国家的历史，城市的历史，这一代人的历史。
一代人中的这几个关键形象就要出场，他们首先需要获得思考上述这些问题的空间。奇特的是，1960—1970年代那一场历史风暴中，在城市的中心位置，却有散漫与平静存在，仿佛是风暴之眼的空洞与安宁，这正应和了城市心脏中各种熵值互相抵消所达到的，仿佛一种亘古不变的质量守恒。而在这种不可能的平静状态中生长出来，深谙这一城市之心的秘密的，是这几个年轻人：阿诺、马立克、沈灏……他们在这10年期间获得了全部的成长。普通的成长小说的模式是，主人公历经艰险和挫折而增加生存经验值，最终发生一次又一次的蜕变，然而对这群年轻人来说，他们的主要成长方式却是逃避，泡病假逃避工厂劳动，逃避上山下乡，逃避恋爱，逃避革命……在一个几乎均质化的政治空间中，他们没有获得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挫折的可能，他们的挫折只有一种，克服这一挫折的方式也很单纯，不是消极地堕入虚无就是积极地获得主体感。《朝霞》中的年轻人们显然属于后一种。如同本雅明所说，这些将面对时代巨变的青年人是一群“睡美人”，“把自己认作不无荣耀地，将曲折地走向世界历史并为之赋形的人”，他们就像哈姆雷特般“倒霉”但又必须要“重整乾坤”。阿诺等人在颠倒了的天地之间意欲过一种更加严肃的生活，把握自身，为历史赋予形式，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形式中容身、生存、生活下去。
于是这座城市也因为这群青年人而呈现这一类叙事的极大的可能，物质生活本身的匮乏，客观上更加无法依赖物质主义，必须在精神层面呈现出更大的可能性。他们待在城市之心隐蔽的阴影之中，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的父辈已经消失不见，他们自我熏陶、自我教导、自我塑造，一种特殊的自我启蒙的方式，决定了他们将要进入历史的方式。事实上，阿诺和他的小伙伴们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承担了一个完整的人格的若干种表现：或思考成年人之间的关系，或对偶像崇拜问题评头论足，或心系科技和外太空，或在哲学的斗室里面反复踱步，哪怕那个足不出户的“牛皮筋”也在试图虚构家族史以及制造听众，仿佛是一个说书人。小说开头的那个“他”，是阿诺的前身，小说实际上起始于“他”对这个世界的感官体验，就像尼采说的，“最深沉的自我知觉的一个时刻，以此为起始——后果将是无以伦比的，甚至是可怕的。”“他”仿佛漫步于史前史，是惟一的主体生成，伊甸园的一个幽灵始终徘徊在这部作品中，阅读《朝霞》者都要透过“他”的眼睛来看那个世界，“他”的视角也散落在这群年轻人的读书札记中，他们日以继夜的谈话中，他们的永远在进行中的各种计划中。只有当世俗故事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他”才终于现身为阿诺，承担起了沉重的肉身任务。
城市的秘密由三部分组成，真理、语言和身体。肉身的成长有赖爱一个女人，帮助一个年轻人认识自己的欲望和日常生活的实存，毋宁说，认识到自己的欲望背后的东西，以及与日常生活的实存加倍地生疏起来的冲动。他离开了母腹，失落了父亲，寻找到自己的精神独立的方式。阿诺长大成人的标志，是邦斯舅舅给他单独写了一封信，让他代为看望情人朱莉，朱莉是这部小说里最为迷人的一个女性，带着旧日上海的气息，有着似乎永不褪色的美，她与邦斯舅舅的爱情如同一种恒定的坐标指向普遍意义上的爱欲真理。阿诺参与了这场温柔的爱情事件，他现在也获得了面对世界、解释世界的资格。面对世界、解释世界，如同唤出一个女人的名字那样复杂而又简单，“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你们的！世界！”“世界”一词太重大了，它在《朝霞》中至少具备双重含义：具象的尘世的秩序，以及抽象的隐秘的激情，而这两点，在我们的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始终如此曲折地展开。
《朝霞》读后感(十)：吴亮：隆巴耶与他的侄子的对话：关于《朝霞》
昨天我的外甥来办公室，和小张下了盘围棋。他也是平时关注我写朝霞的人之一，差点把他忘记，赶紧把他与我的微信整理出来，基本是原话，我稍作修饰。
1
隆巴耶：已经写了八万字，有点形状了，你的印象如何？
侄子：我一直在外面，才读了开头部分，翻了后面最近刚写的，和前面好像又很不同了，我无法预测你的这个小说会怎么发展，情节和人物命运我还要仔细看，现在还说不出什么。
隆巴耶：让你看，不是要你对其中的历史内容做判断，尤其是前半部分……我计划写四十万字，八个月完成，然后再用四个月时间修订，前二十万字写七十年代，后半部分就进入九十年代了，目前是这样构想的……你可能对“文革”时期的描述较难判断，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呢，但是可以对我的城市勾勒发表意见，你也在那一带街区长大……
侄子：现在给我的印象是你的语言风格，空间和时间的转换有些像电影，很主观，都是主观镜头，然后就是画外音，旁白，你的议论就是旁白，欧洲电影风格。
隆巴耶：巴尔扎克笔下的，我把巴黎反向地变成上海，一座革命、混乱、停滞、匮乏的城市……
侄子：我没有看过巴尔扎克，我想起的是安东尼奥尼、戈达尔与费里尼……
隆巴耶：总之必须摆脱大家公认的上海市井味，陈词滥调。
侄子：推荐你去看一下《年轻气盛》，导演是意大利索伦蒂诺，演员都是大牌，那个毁约的老年女演员是简·方达，也是回忆式的。
2
隆巴耶：我把新写的几万字发给你，有十二万字了，你看看，基本框架已经形成，接下来就听凭逻辑和灵感的推动了，近期我的状态非常好，欲罢不能。
侄子：读到半夜，十二万字读完了，后面越来越自然，意外与精彩层出不穷，感触复杂，加油，我预测它是一部肯定会引起很大反响的小说。
隆巴耶：越来越具体了，人物角色他们自己在行动，我跟着他们走，我改变了原来的设想，放弃四十万字的体量，写二十万字结束，分两步走，一九七六年是分水岭，连续写四十万字我会累坏的，结尾部分将涉及绘画、古董收藏、落实政策、遗产纠纷等等，大概这样吧。
侄子：非常好啊，密度非常大，很多东西作为学理讨论可能会有争议，但放在小说叙事中特别有味道，增长了层次。
隆巴耶：这是一部自我缠绕的抽象小说，却又极为具象，我自己都很难定义它。
侄子：你和金宇澄一样，积累了几十年没有写了，现在一发力，力量非常大。
隆巴耶：小说中的“学理”“知识”以及“见解”必须限制在历史环境许可的范围之内，这个我是自觉的。
侄子：还是佩服你的强大记忆力，很多场景和说话习惯现在都没有印象了，被你一提全部想起来了……
隆巴耶：有些时候，叙事者必须从外部议论某些必要的观念，为了表达安全不得不将之扭曲，或故意将之转向，因此我期待的读者应该是内行，知道如何区分里面的复杂性与歧义性。
侄子：是的，我很喜欢小说里夹杂各种各样的观念，让人物把这些可能有问题的想法说出来，很有意思，当然韩少功玩得不错，但是有点油了，辩证法玩得太多就没意思了。
隆巴耶：其实这个小说的开头，很好懂，邦斯舅舅朱莉出场，人物渐渐浮现，线索多，依然零乱，若即若离，议论、离题、插叙……随人物一个一个活动起来，情节出现了，人物关系、动机、欲望、个人处境、历史背景、隐私、秘密，开始了它们自己的逻辑与宿命，情节与细节越来越绵密……
侄子：你休息一下，要继续，希望你一口气不要断掉。
隆巴耶：不会断，半个世纪的积累……一个开放的文本，同时又是一个封闭的文本，它逃不掉的，除了我，没有人可以写。
侄子：这个说法好，你的这个文本比《繁花》更有开放性，不知道为什么，总是难免想到《繁花》，不好意思。
隆巴耶：《繁花》人物很多，是复数的一个市民群落。
侄子：我觉得你确实找到了另外一个人群，而且用了适合你的表达方式，去描述他们，让他们说话。
隆巴耶：我写的是多余的人、归来的人、释放的人、离散的人、幽闭的人、双重人格的人、无用的知识人……
侄子：我可以这么说吗，《繁花》写的一群复数的“俗众”，你写的是一群“单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