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医生》是一本由[美]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著作，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18.00元，页数：70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纳粹医生》读后感(一)：故事没有结束

　　关于纳粹医生这书本身 单单就打开它而言就需要很多勇气，或者换言之，读任何与二战相关的书籍都需要勇气。

　　好比读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纪实》，读完之后就抑郁了好几天。

　　原本读书是为了转移注意力，未曾想它让我变得更抑郁也是醉了。

　　人性是一个宏伟的命题。其中里面一千种恶，我一种都不想遇见可不可以。虽然看完这本书心酸的觉得自己的经历好像相比较而言，简直小巫见大巫，和平年代不涉及身家性命的谎言背叛还有欺瞒与利用好像突然也能也可以多一点宽恕。而觉得唏嘘的是，看到离自己这么近的二战都觉得沉重，那么一战呢，再远一点的战争呢。人类就是有本事，换着花样玩死自己，从古至今，恶性循环，没有哪一次能消停超过100年。所谓文明薄如蝉翼，风平浪静下暗流涌动，随时随地爆发的火山可以摧毁前人们用血泪与尊严换来的和平。

　　这本书讲述了原本应该救死扶伤的医生在集中营大环境的影响下变得集体无意识充当了杀人的工具罪恶的帮凶。分章节阐述了大屠杀的演变过程，集中营医生面临的道德困境以及自我麻痹，隐晦的阐述人性最根本的恶。在最黑暗的时候不仅没有光反而是伸手不见五指噬骨的黑暗与恐惧腐朽麻木以及堕落。从一开始德国战争时期如何备战，备战的过程里牺牲了谁，从精神病到老弱病残到种族清洗，纳粹迷之自信的民族理念—整个悲剧事件，上百万的生命消失就围绕一个根本核心思想—清理“不值得活着的生命”。到最后章节阐述医生们的集体麻木—为了躲避良心的谴责用一系列的方法延伸出双重人格—一个人格是正常的，另一个人格专门为奥斯维辛而生。从最初的震惊到沾满血腥的麻木其实也要不了多久，几个小时，甚至几天足以。

　　花样打脸基督教根本教义，啪啪啪这脸打得贼响亮。德国算是老牌天主教国家吧，So？ 我一样打起仗来杀人不眨眼，甚至我可以套用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台词—为上帝而战，天佑德国（XX士）。因为我是为了上帝，所以杀几个人也是为了您，就当作献祭吧，您一定能理解的，对么。所谓合理化行为不外如是。我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别人，这个锅绝对不该我来背，就算起因是我，惹得祸害满天生灵涂炭也是我，但是我只是好心办了坏事而已。我是为了清洗民族的遗祸而已。

　　整本书，印象最深的是第十三章里面62岁的犹太医生马克西米兰·塞缪尔。一个德国籍犹太人，一个在一战中因为出色服役表现而获得勋章的犹太人，一个一生都为德国抛头颅洒热血的犹太人，在垂垂老矣的年纪拖家带口老婆女儿一起进了集中营，老婆一进来就被杀了，为了救女儿而拿活人做实验，书里没有描述他自愿与否，但描述没有人对他有好评，而最后不仅没能挽回女儿自己也因为做得太多知道得太多而作为秘密承载者被灭口。我不想知道这是一种什么体验，我愿意相信他对囚犯温柔做手术选择麻醉都是表明他不情愿但是他爱女儿更多所以他没得选。无法想象，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为非不做歹不造孽为何到老落得这么个结局。我想互我妻女周全我办不到，因为是犹太人，我之所以苟活，是因为我是一个医生，因为这个身份，我活着。苟延残喘，仅此而已。

　　历史虽无聊虽沉重虽有时甚至失实。但我宁愿坚信，这世界上，最黑暗的时期，都有这样一群人坚守着真实记录着事实。

　　故事没有结束，它还没有变成历史，它所承载的这种隐秘生活，明天就会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格希姆·勒姆

　　《纳粹医生》读后感(二)：是“天使”还是“魔鬼”

　　《纳粹医生》，强推。

　　#一句话概括#通过对纳粹及纳粹受害者的深度访谈，分析“救人”的医生是如何变成参与屠杀的“帮凶”。

　　一口吃不成胖子，纳粹也不是一下子建立起集中营干坏事。

　　对于犹太人的厌恶，似乎一直扎根在德国人血液里。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认为犹太人是人类的毒瘤，从禁止与犹太人通婚、生育下一代的“优生学”开始。

　　在1920年，由宾丁-霍赫撰写的《准许毁灭不值得活下去的生命》出版，最开始是针对智力低下、不治之症、精神疾病等人群（不局限于犹太人）进行“安乐死”，强调这事是出于“医治处理”，合理化不合理的行为，并提出要保护参与杀人的医生。患病的成年人、儿童都要被送去毒气室。

　　再后来，“安乐死”不再局限于开始的标准，而是可以由医生的主观意识决定病人的生死。

　　14f13，另一个新项目，关于处决的标准更低，不管是否患病，只要是反德、犹太人，都要送进集中营。奥斯维辛就是这些的集中营之一。

　　在集中营里，纳粹医生负责对囚犯们进行筛选、送往毒气室、进行“科学”实验…

　　绝大部分的纳粹医生都不承认自己是集中营中的直接凶手，他们辩解自己只是执行将囚犯送往处决路上的其中一个过程，最终下手的不是他们。

　　这些纳粹医生中，有平日正直、出身贵族，但是是纳粹的狂热追随者；有利用职权帮助囚徒离开；但也有类似精神分裂症的，与囚徒相处时亲切友好，甚至会给儿童发糖吃，但送他们去毒气室时却面不改色甚至吹起口哨…

　　环境只是个培养皿，但会变成怎样还是由自己决定的…所以很多书评都说，要警惕人类内心的恶。

　　又想起《一九八四》了。

　　《纳粹医生》读后感(三)：刘瑜：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恶

　　一、医生是整个纳粹机器最后的按钮

　　关于《纳粹医生》这本书，我们不妨从书中的一个画面说起。这是一个奥斯维辛幸存者对他们刚到达奥斯维辛时刻的回忆。

　　“我们是晚上到达的。因为是晚上，所以能看见大片灯光和焚烧炉的火光，还能听见尖叫、哨子声和‘出来！出来！’的喊叫。‘扔掉所有东西，立刻排好队！’他们把我们分开，五个五个地排好队，两个人站在旁边，一边是门格勒，另一边是一个负责工作的军官。

　　当时的情形是，‘你走这边。你去卡车那边。你走这边。你去卡车那边。’你很快意识到有一个模式，大约14岁以下的和35岁以上的会被分到卡车那边。直到我们到达营房处，我们才意识到那些卡车去了哪里……这一切都发生得非常快、效率非常高。”

　　稍微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历史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那些卡车”去了哪里。它们去了毒气室。在那里，他们会脱光衣服，被用鞭子赶进毒气室，门被锁上。“大约8分钟后”，门被打开，他们的尸体将被抬进焚烧炉。

　　据一个幸存者回忆，一趟火车拉来1500人，大约1200-1300人会被直接拉往毒气室。剩下的人一旦生病，还是会被送往毒气室。加上饥饿、过度劳动、虐待，奥斯维辛囚犯的实际存活率不到2%。某种意义上，一旦抵达奥斯维辛，囚犯们“就已经死了”。

　　约瑟夫·门格勒，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生

　　但是，《纳粹医生》并不是泛泛地展示和谴责纳粹之恶——这方面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关于这本书的主题，我们可以定格至刚才这个画面中的一个人，那个站在集中营门口的门格勒。这是什么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党卫军狱警。他是一个医生。

　　据说他在“筛选囚犯”的过程中会愉快地吹着口哨，动作“潇洒而快速”，并且常常高喊“双胞胎出来！双胞胎出来！”——他热衷于挑出双胞胎做医学实验，因为双胞胎可以用来分辨基因和环境对人体的作用——是的，他是一个热爱科学的医生。

　　医生？难道医生不应该是治病救人的吗？难道他们不应该是老弱病残的“白衣天使”，而不是把他们当做“垃圾”一样扔到焚烧炉里去？如果说纳粹整体上都摒弃了人道主义，没有谁比纳粹医生的摒弃更显得像是一种背叛。

　　事实是，医生在整个纳粹集中营中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他们是生死队伍的“筛选者”，是各种残忍人体实验的主导者，是调配杀人毒气和针剂剂量的“技术人员”，是囚犯死亡之后伪造“病人”死因的填表者……一句话，他们是整个纳粹杀人机器最后的按钮。

　　利夫顿想搞清楚为什么。作为一个几乎终生都在研究死亡主题的精神病理学家，利夫顿曾经研究过广岛幸存者和越战老兵的心理世界，作为一个犹太人，并不奇怪的是，他最终将研究指向了纳粹集中营。

　　通过对40个左右的纳粹（其中29个纳粹医生）和80个纳粹受害者（其中40个成为纳粹的医学助手）的访谈，利夫顿试图进入纳粹医生的心理世界。他的研究目的并非简单的谴责邪恶，更多地是为了“理解邪恶”。确切地说，他试图从医生这个角色入手去回答：为什么“普通人”会变得邪恶？是他们“本性”如此，还是“环境”使然？如果是“环境”使然，这个“环境”又需要什么样的构件？

　　二、“环境”对于普通人的施暴至关重要

　　著名心理学家津巴多曾经对类似的问题做过探索。尽管并不直接研究纳粹，他1971年开展的著名“斯坦福实验”同样着力于分析“为什么普通人会做出残忍之举？”在这场实验中，津巴多招纳了20多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将其分为两种“角色”——狱警和囚徒，要求他们按照其角色互动两个星期。

　　令人不安的是，即使缺乏明确的强制性环境，仅仅是角色代入感就很快扭曲了这些“普普通通大学生”的行为模式——“狱警”变得越来越暴虐，而“囚徒”则越来越顺从和抑郁，其关系变得如此扭曲，刚到一个星期津巴多就不得不叫停实验。据此，津巴多论证“不是个人的品性，而是特定的情境制造恶魔”，或者用他的语言来说，不是“苹果坏了”，而是“桶坏了”。这种人被情境扭曲的现象，他称之为“路西法效应”。

　　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很大程度上，利夫顿的研究与其不谋而合。只不过，不幸的是，津巴多的实验只有几十个参与者，并且可以被叫停，而利夫顿所研究的那场“实验”却无法被叫停，并最终卷走了成百上千万的生命。和津巴多一样，利夫顿也指出，对于普通人的施暴，环境性的结构至关重要。

　　“环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改变“理性人”的理性计算公式，每一个行为的成本收益被重估，其意义也被重塑。虐待狂医生门格勒，如果是处于一个“正常年代”，很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甚至十分敬业的德国医生而已。

　　在利夫顿对纳粹医生的分析框架中，最大的关键词是“角色转换”（doubling）。他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个人从“日常自我”向“奥斯维辛自我”的转换。阿伦特曾经用“恶之平庸”来形容纳粹军官艾希曼，但是利夫顿认为，“平庸”这种说法是不够的——它不足以描述普通人参与到邪恶当中的发生机制。普通人成为施恶者，需要“角色转换”的发生，一个人将“日常自我”搁置起来、进入“情境自我”，才能若无其事地作恶。

　　这个转换的关键，是个体自我的集体化和他者化。自我的集体化，意味着“1”溶解为“1/n”，个体放弃自己人之为人的整全性，隐身到一个集体当中成为其中一个“分子”，从而实现作恶心理成本极小化。这个集体可以大至“国家”、“种族”、“民族”、“宗教”，也可以小至“一群群殴同学的中学生” 、“一场游行中的打砸抢者”。集体化的过程就是匿名化的过程——“匿名”意味着无需负责，而当一个人可以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时候，他就不可能再为其负责。

　　书中的维尔特医生，典型地反映了“角色转换”的重要性。作为书中被重点刻画的三个纳粹医生之一，他不像B医生那么“善意”，也不像门格勒那么凶残，然而，正是这个“不好不坏”的他，最能体现普通人角色转换的意义。利夫顿在书中大量摘录了他在奥斯维辛时期给妻子写的书信，信中的他是个如此有情有义的好丈夫、好爸爸，简直就像是我们身边某个可亲的邻居。

　　他称自己的妻子为“我的心肝，我的生命，我的天使”，为自己孩子长出的第一颗牙而激动，关心岳母的健康，谴责一个“搞大”别人肚子而不肯与之结婚的男人，并描述自己等待妻儿来访的激动心情，说到自己要买“2把小扫帚，1个捣肉的木槌，一张儿童桌，4把相配的椅子，一个小脚凳，一个木马”。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正常人”转过身来，能够站到奥斯维辛的大门口，冷冰冰地把成千上万个犹太人、吉普赛人、波兰人、老弱病残送到毒气室里去。即使门格勒这个被无数受害者事后回忆成“恶魔”的虐待狂，似乎也有暂时回归“日常自我”的片刻——他给吉普赛儿童带来糖果，“跳来跳去”逗他们开心，邀请他们出门开车兜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可以转身在墙上1米5处划一道线，要求把所有不到这个高度的孩子送到毒气室去。

　　这种“角色转换”，不是病理意义上的“人格分裂”或者“双重人格”。“人格分裂”对其患者来说是一个不由自主的状态，但是“角色转换”不同，它需要当事人有意识的角色切换。正如一个司机意识清晰的“换挡”，这种切换是理性的、清醒的，甚至可以说是“智慧的”。

　　一旦维尔特们从自己的家庭身份“换挡”到自己的职业身份，他就小心翼翼地将那个“日常自我”给剥离下来，锁进意识的阁楼，“穿戴”上那个奥斯维辛的“情境自我”，并嵌入那个巨大的集体有机体，成为其中的一个触须、一个器官、一根依靠惯性蠕动的绒毛。

　　三、责任的无限分散使得普通人“不知不觉”成为恶魔

　　如果个体作恶是“环境所致”，是因为“桶坏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桶”又是怎么坏的？

　　或许津巴多的“桶坏了”理论在为个体推卸责任方面走得太远了。事实上，当纳粹医生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时，几乎都使用了“桶坏了”理论。“奥斯维辛的背景就是这样，我们能怎么样呢？”“这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反正这些犹太人也会被送进毒气室，我不去做筛选工作，自然会有人去——事实上把这种脏活推给别人是‘不道德的’。”“反正这些人迟早会死，对他们做些实验又怎么样呢？”用维尔特的话来说，“我做了什么恶呢？我真的不知道。”

　　很多医生不但相信自己的无辜，而且相信自己在如此极端严酷的环境下，通过对严酷的技术收敛而成了“好人”，成了“拯救者”。比如，“我去做毒气室的筛选，比党卫军的筛选刻意留下了更多活口”、“我通过医学实验的名义存留了一批犹太儿童”、“毒气室的死法快速无痛苦，比枪杀虐杀人道多了”、“我对注射死亡法做了技术上的改进，死亡只需数秒钟，痛苦程度大大降低”……甚至有一个纳粹医生宣称：“今天欧洲还有犹太人，很可能归功于我”。

　　奇怪的是，如果我们把“当时的政治条件”（“桶”）作为一个给定状态，他们的自我辩护甚至听上去颇有道理。在当时反对希特勒就等于自杀的情况下，他们能怎么样呢？难道在“筛选囚徒”的现场突然高喊“打倒希特勒”？我们可以要求一个人有正义感，但是难道能要求他为了正义感而自杀？如果没有自杀的勇气，他们就等于恶魔？简直可以说，当时这些纳粹医生的“理性选择”就是老老实实“执行公务”，而如果他们能够“基于人道主义”，每天少挑那么两三个到毒气室，简直就是“功德无量”。

　　所以，问题在于，能否把“当时的政治条件”——那只“桶”——作为一个给定状态？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认为？“当时的政治条件”是一张外生的、无边的、从天而降的巨网，将这些无奈的医生们紧紧绑在其中，还是这些医生就是这张巨网的一个一个“结”，恰恰是他们的存在、连结和行动构成了“当时的政治条件”？

　　当这些医生抱怨他们“别无选择”时，他们似乎忘了，当年他们都积极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军，都信奉反犹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程度不同地参与过纳粹德国的绝育和“安乐死”工程，都接受了“党卫军医生”这个工作并同意留在奥斯维辛，正是他们的积极参与巩固了希特勒的政权，而这个被千千万万“普通德国人”通过效忠养大的怪兽，反过来又进一步死死咬住所有“普通德国人”。

　　换言之，“当时的政治条件”不仅仅是其行为的给定背景，也是他们正在构筑的流动现实。他们不是被扔进这个“恐怖故事”的演员，也正是其作者本身。

　　这些纳粹医生之所以强调自己的“演员”身份、而不是“作者”身份，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急于洗脱罪行，也因为这个“接龙恐怖故事”的作者如此之分散，似乎——大约除了希特勒——不会有任何作者真的认为自己是作者。所谓“没有一片雪花会认为是自己造成了雪崩”。

　　从犹太人的正常生活到毒气室这漫长的道路上，谁会觉得自己有罪呢？登记收集犹太人信息的官僚？撰写各种反犹文章的编辑记者？将犹太人遣送到“特别居住区”的警察？把他们送上火车的党卫军？集中营里的医生？纳粹医生只不过是把已经送来的人按照“上面的指示”分拣成“立刻送往毒气室的”和“留下来干活的”而已。

　　在这个漫长的迫害链条中，每个人都不过是在“执行公务”而已。然而，罪责只应由“元首”一人承担？“元首”就是有三头六臂，又怎能屠杀几百上千万人？

　　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

　　责任的无限分散或许是解释“普通人何以成为恶魔”的关键。所有人都需要负责，意味着几乎没有人需要负责。固然，“责任”存在着一个金字塔结构，越往金字塔的底部，每个人承担的责任越少，但是，“底部普通人”——作为个体——所需负的责任或许很小，但是他们——作为集体——却是一个邪恶有机体的“手指”。这正是这个“恐怖故事”最令人不安之处——我们竟然可以“不知不觉”成为“恶魔”。

　　如果让“我”去主动杀害一个无冤无仇的人，“我”不可能做到，但是，如果把“杀一个无冤无仇者”这件事分解成100个步骤，而“我”所负责的那个步骤只是“坐在实验室里调制一氧化碳”，只要施以一定的威逼利诱甚至道德感召，“我”完全可能做到。在这里，每一个个体无需成为“恶魔”，但是“我们”却可以。

　　这或许极权恐怖机制的“秘密”所在——它无需把每个人改造成恶魔，只需要每个人跨过一个“小小的”道德门槛。“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恶”，一个巨大的乘数效应就可以汇聚成巨大灾难。

　　换言之，在这里，作恶是一种集体责任，行善却需要个体的飞跃。 这也是为什么书中几乎所有的纳粹医生即使到战后也无法真正检讨自己的罪行——“我只是0.0001%的恶魔，为什么要作为100%的恶魔受审”？

　　当然，在这个金字塔型的责任体系中，“元首”和纳粹高层的作用最为关键。某种意义上，他们为“善均衡”向“恶均衡”的转换提供了巨大的第一推动力，如果不存在有组织的英勇反抗，剩下的交由惯性即可完成。

　　因此，在“恶均衡”形成的过程中，普通人最大的恶往往不是“积极行动”，而是懒惰。他们只需在一个危险漩涡形成的过程中保持高枕无忧的姿态，就可以以其重量成为这个漩涡的动力之一，而当这个漩涡旋转得越来越快、即将其吞噬时，想要挣脱它就为时太晚。

　　是的，我们无须转变成“恶魔”才会造就纳粹悲剧，我们只需要在一场浩大的集体催眠中保持一点点睡意。

　　四、纳粹悲剧的形成只需要“人人都献出一点恶”

　　如果“桶坏了”是因为“人人都献出一点恶”，那么为什么普通人会在邪恶形成难以逆转的漩涡之前参与其中？

　　有很多因素促成当时“时代的洪流”。意识形态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纳粹主义的话语系统对于纳粹医生合理化恶行起到了很大作用——通过将一个种族主义的故事包装成一种科学乃至美学，它抽去了邪恶的邪恶性。

　　换言之，戴上纳粹主义的有色眼镜，人们不觉得自己所作所为是在铸造一只“坏桶”。事实上，他们觉得自己是在打碎一只“坏桶”，铸造一只全新的、闪亮的“新桶”。

　　Himmler 曾经一再宣布：“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应用生物学而已”。在这个种族主义的话语系统中，雅利安人代表了人类最健康向上、最朝气蓬勃的力量，而犹太人、吉普赛人以及老弱病残等等代表了“病毒”和“污染”。

　　通过这个意识形态神话，杀戮被反转成了拯救，施恶是为了“更大的善”，恰如剪除杂草是为了庄稼更好地成长。书中有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尽管纳粹德国最后杀害数百万犹太人，但在有关犹太人的各种官方文件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杀”这个字眼。

　　纳粹使用“清除”、“驱逐”、“净化”乃至“最后方案”等等字眼，但始终绕开“杀”字，或许正是因为他们需要围绕着“拯救”而非“杀戮”展开其话语。在《革命的不朽性》中，利夫顿曾经指出，集体主义的话语（种族、阶级、民族、宗教、国家等等）之所以打动人心，在于它通向“不朽”——个体生命转瞬即逝，而群体却生生不息，因此，人们通过依附集体靠近永生、平息对死亡的恐惧。

　　但是，人的大脑并非简单的容器，别人倒什么它就装什么，何况医生——他们本应有基本的科学训练使其抵御“雅利安人是人类之光”、“犹太人是万恶之源”的神话。普通人“被欺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希望被欺骗。

　　而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人们“希望被骗”的心情格外强烈。一战失败带来的集体耻辱和怨恨，急于为失败寻找替罪羊的迫切心情，19世纪德国统一和崛起过程中形成的“国家主义神话”，魏玛时期混乱带来的对秩序的渴望，超级通货膨胀引发对政治强人的期待，19世纪以来的社会进化论话语，都为纳粹话语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基础。

　　意识形态本身并不足以支撑极权体系，它需要借助权力的保驾护航。如果说希特勒上台前纳粹的吸引力来自于意识形态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他上台后，其吸引力则越来越借助于权力的魔法。

　　在这里，权力首先是一种诱惑，其次才是一种压迫。“如果你跟我们走，你可以得到晋升，得到机会，得到物质回报，至少，你可以得到安全。” 于是，“真实的信仰”和“表演性的信仰”界限变得模糊，并相互循环。

　　即使这个信仰一开始是表演性的，当一个医生手上沾满犹太人的鲜血后，他也会因为迫切的“自我合理化”需求而将表演性的信仰转化为真实的信仰。事实上，他手上的鲜血越多，他就越需要说服自己“种族优劣论”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于是，我们看到这些纳粹医生们在卫生所里煞有介事的“科研”。他们忙于研究令犹太人绝育的“优生学”，试图发现让雅利安人多生双胞胎的医学途径，他们努力发掘不同种族头颅有什么不同，同时致力于让老弱病残高效死去的“技术改良”，他们甚至试图发现让人眼睛变蓝的方式……如果没有纳粹主义的种族话语，所有这些“科研”会显得像是疯子工程，但是这些纳粹医生需要这一层科学外壳，来给一个赤裸裸的杀戮机器裹上一层“意义”的外衣。

　　权力的诱惑还在于所有跻身其中的人得以分享它的光环。书中许多人都回忆到门格勒“以残忍为乐趣”的片段——他会仅仅因为一个人皮肤有一个疤痕而将其送往毒气室，因为他“痴迷干净与完美”；他会为了证明某个病人“的确得了肺结核”而枪杀他，从而解剖他“看个究竟”；他随意切掉囚犯的睾丸以研究人的生育机制；他甚至“在一个犹太节日中举办了一场音乐会”，然后在音乐中筛选送往毒气室的人……在奥斯维辛这个小世界中，他成了掌控生死的上帝。

　　人们如此恐惧他，以至于囚犯们都极力“讨好他，几乎就像是一种引诱”。一个普通时代的普通医生，何曾有机会享有如此甜蜜如此波澜壮阔的权力？

　　集中营中的“死亡之墙”旧址

　　当然，不是每个医生都享受残忍。在利夫顿重点刻画的三个医生中，有拒绝承担“筛选”工作以保存内心最后一点良知的B，有热衷于为罪恶体系“再加一把柴”的门格勒，也有在“日常自我”和“奥斯维辛自我”之间疲劳奔波的维尔特……“桶”的好坏不足以解释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有许多囚徒记得B医生的一句“早安”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安慰，而他故意通过虚假实验拯救某些犯人的做法更是令人动容。但是，即使是B——这个“更人性的”纳粹医生——也说：在巨大的奥斯维辛系统里面，这些差异的意义微乎其微。“我也是他们中的一个”。

　　某种意义上，医生B比门格勒更体现纳粹体系的残忍——一个“坏人”作恶并不稀奇，一个“好人”作恶才成为悲剧。正是因为纳粹悲剧的形成并不需要每个人都变成恶魔、只需要“人人都奉献一点恶”，《纳粹医生》这本书所传达的，与其说是纳粹的危险，不如说是我们每个人自身所蕴藏的危险。

　　历史上奥斯维辛这样的恐怖时刻并不多见，但是现实中像“斯坦福实验”中那样的“微纳粹”时刻却比比皆是——警察的刑讯逼供、强拆中的打手、打人的城管……有多少“普通人”在完成“角色转换”之后可以若无其事地作恶？游行中打砸抢烧，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网络世界的语言暴力，又有多少人在“集体”的遮蔽下中施暴？

　　当一个人“脱下”作为个体的自我，“穿上”他者的身份，并隐身于集体的庇护，作恶行就变得轻松自如。而对于小恶汇聚成大恶，有时候“普通人”所需做的全部就是“别过头去”。

　　纳粹之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中，它一直在薄如蝉翼的文明之下蠢蠢欲动。

　　医疗届（医疗职业）的纳粹化——是从绝育走向直接医学屠杀的一个关键，而这是通过意识形态狂热与系统的恐怖相结合而实现的。柏林大学医学部的鲁道夫·拉姆写了一本颇有影响的指南，提出每个医生都不再只是病人的照料者，而要成为“基因的栽培者”，“人民的医生”和“生物学战士”。

　　“我们是从生物学角度来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我们把生物学方面的思考引入到[党的]政策之中。”S医生他强调这样的一种信念，即医生们有必要将理论知识与直接的人类体验结合起来，唯如此，医生们才能充当真正的生物学福音传道者的角色：“每一位医学从业者，其生物学知识都超过了哲学家或其他领域的学者，因为医生已经‘看见了’生物学。”

　　1948年，姆鲁古斯基因大量参与致命的医学试验被纽伦堡法庭判处死刑。他作序的这本书写于一百年前，作者是克里斯托夫·威廉·霍芬兰，此人是德国伟大的现代医生兼人道主义者之一。在序言中，姆鲁古斯基强调霍芬兰是“生命圣火的祭司”（霍芬兰的原话），“治疗的技艺”是医生的“神圣使命”。他部分地预见到了自己的未来，于是谈到国家社会主义者要打破研究与治疗的界线，因为研究工作的结果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纳粹医学理想也不可避免地要回到希波克拉底，将自己与希波克拉底誓言联系起来。纳粹宣称，医学已“失去了精神意义”，格哈德·瓦格纳认定其主要原因是犹太导师们教学中的“机械导向的精神”。所以，需要“回到较早一代的伦理学和更高的道德状态……它是站在[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坚实哲学大地之上”。

　　最后，党卫队的全国领袖和纳粹警察系统的总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本人也将希波克拉底作为党卫队医生的榜样。有一套提供给党卫队医生阅读的小册子丛书，丛书的标题是《不朽的医生》。希姆莱为它写了一篇简短的序言，谈到了“伟大的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说他的一生是“性格与成就的融合”，这“昭示着一种在今天并未衰减的道德和力量，而且仍将决定未来的医学行为和思想。”

　　这套丛书由格拉维茨编辑，正是获得了希特勒本人的“授权”而获得最终的出版许可。一位证人在纽伦堡医学审判的法庭证词中提到，纳粹欣然接受希波克拉底原则，这是对“世界历史的一个讽刺性玩笑”。然而，这种极度荒谬却有其内在逻辑：服务于更大的治疗，在此过程中，医学职业——甚至整个德国，就都有了重铸感。

　　在某个领域，纳粹的确坚持与医学传统的明确的切割：纳粹一直攻击对方，称对方不关心群体，不关心人民，而是夸张的基督教对虚弱个人的怜悯和同情。如同拉姆明确指出的那样，这种半尼采的立场包括了对基督教博爱或仁慈原则的反对，对基督教教会“诫命关心病不可治之人，给他医疗帮助直至生命结束”的反对。

　　纳粹党的医学纲要《目标与道路》，从1931年奠定之时起就表达了这样的立场。一个高级医疗官员亚瑟·古特也鲜明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宣称，“ ‘爱你的邻人’这种病态的幻想，必须消失……国家最高的职责是保障人口中那些健康和遗传优良者的生命和生活，以此确保遗传优良和种族纯正的民众[人民]万世永存。”

　　他还增加了一种浪漫幻想的原则：“只有终极目标的光芒中，个人的生命才有意义。”如同纳粹德国的每个人，这个医生也期待自己变得“坚强”，接受希特勒所称的必需的“冰冷逻辑”。

　　纳粹政策的基调是转换，用拉姆的话来说，就是：“每个医生和所有医生的态度改变，整个医学职业的一种精神和心智的再生。”而且，真正的医生“不仅必须是党外的党员，还须在内心深处坚信生物学法则，这种法则构成了其生命的核心。”而且，医生还要去做“这些法则的传道者”。S医生认为纳粹医学已经实现了部分转换，也就是说，它克服了对“技术性东西”的过分强调，转变了“只知病不知人”的倾向，“把一直忽视的灵魂问题放到了最显著位置。”

　　然而，纳粹所想要的，不仅仅是身心兼顾的医学或“整体”医学，他们所追寻的，具有生物学和医学神秘主义的性质。比如，姆鲁古斯基在前面提到的那篇序中写道，“对于我们，今天[德国]人民是神圣的。”

　　关于医生与人民、或者是“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他补充说“只有在治疗的技艺中，才能发现生命的神话。”其他一些论者将第三帝国视为“德国历史上固有的，并向着那个时刻而奋斗，这就是，人民成为神的器皿，（传播真理和光辉）。”在我所描绘的这种愿景中，那些医生—生物学家将自己视为人民这个神秘团体的核心。

　　因此，如同一位纳粹医生所言，必须发展出“医生群体的整体性，医生们对人民有着整体的献身。”对自己的生物学神秘主义来说，这名医生用了“生物学社会主义”一词。他坚称，纳粹能够联合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因为这二者都“承认生命的自然现象”。

　　所以，“大脑第一次开始明白，在它之上有一些强大的力量，对此它必须承认”；“人变成了……生存王国中的一个工作成员，只有在各种自然力量相互平衡中工作，人的各种权力才能实现。”我们或许可以说，这种神秘主义，尤其是群体神秘主义，被赋予了一张生物学和医学的面孔。

　　对犹太医生的系统迫害与纳粹的生物医学愿景是紧密相连的。通过对犹太同事的迫害，德国医生就能够把他们自己的“科学种族主义”、反犹主义与在专业上和经济上除掉这些强大竞争对手的动机融合起来。在解决所谓的“犹太人问题”上，就他们所起的作用而言，这些德国医生继承了一种长期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反犹主义。这种反犹主义与一种特殊的德国焦虑有关，认为犹太人不同于德国社会的差异性、不同于德意志种族和国家的差异性是一种威胁。

　　德国医生被劝阻在其科学论文中引用犹太医生的著作。如果必须引用，则要求把所引用的犹太人来源的著作单独地列出来——如同“种族分开”一样，这样就以科学文献分开的方式，保护雅利安医学不受犹太污染。尽管这一时期绝大多数时候德国面临医生短缺的情况，但意识形态的要求压倒实际的需求。

　　纳粹医学领袖们认为，只有在对医学行业进行净化之后，他们才能开始号召这个行业来实现那个生物医学愿景。

　　这本书是一部强力警醒之作，作者不仅是不忘已发生之事，而且提示着一种石碑般的邪恶——一些受训去进行治疗和治愈的人所犯下的邪恶。《纽约图书评论》称：“这不仅是目前已有的关于医学伦理学的最重要著作之一，而且融入了历史编纂学，对第三帝国和国家社会主义所犯罪行做了令人信服的心理学解说。在我看来，不参考这样的心理学解说，未来无人能够深刻地描述那个时代。”

　　《纳粹医生》读后感(四)：如何理解杀人犯的逻辑？

　　全书始终围绕一个普通人看来无法理解的逻辑：这群死亡集中营的医生，他们的天职应该是救人，却毫不犹豫干起了大屠杀的营生。不仅如此，他们面对如此巨大的伦理冲突，却几乎能坦然过下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很多也只是普通人，可能有些心理矛盾，但大多没有心理疾病。

　　看到这本书，很容易和阿伦特所描述的那个“平庸的恶”的象征——执行犹太人大屠杀计划的艾希曼联系起来。但相比阿伦特只是聚焦于艾希曼这个人“恶的平庸性”，他完全没有道德反思这一点，这本书给出的“艾希曼”们形象大为丰满了，这些纳粹集中营的死亡医生有的可以一边慈爱地和孩子们玩游戏，一边安排孩子们去毒气室；可以一边写信表达对妻子和儿子的温存，一边严格执行每天杀死1000个犹太人的任务，并且以此为光荣的使命。

　　一言以蔽之，他们的逻辑就是：我们知道自己的作为违反伦理，我们知道自己在残忍地杀人，但我们坚信自己是正确的。

　　这种逻辑何以可能？我觉得作者给出答案中，有三个关键很值得思量。

　　第一个，是加害者和受害者“人格”的丧失。

　　作者最后提出一个类似于科幻小说《化身博士》的解释，说纳粹医生同时有两个“自我”，一个是普通人的自我，这个自我遵守社会规范，体现出对家人、甚至对犹太人的关爱。另一个是“奥斯维辛自我”，这个自我绝对服从于整个奥斯维辛的组织，服从于更宏大的纳粹生物学愿景：打造出纯净又高贵、战无不胜的日耳曼种族。

　　所以当被问起，你们杀人不是违反了不得伤害病患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了吗？他们会说，不，我们在更高层面上遵守了这个誓言。我们治疗的不是普通的个人，而是日耳曼种族，治疗的方法就是把犹太种族这个毒瘤从我们种族的病体上剔除出去。

　　显而易见的是，他们贬低了犹太人的人格，视其为肮脏的病毒（所以他们称呼奥斯维辛是世界的肛门），对待病毒自然不必抱有本该有的同理心。而更深层次地，他们也消灭或是压抑了自己的人格，当然他们的独立存在也很重要，但要绝对服从于“日耳曼种族”这个更为权威的“人格”，相比日耳曼，他们只是把手术刀；但对于更低一层次的犹太人，他们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手术刀。

　　在奥斯维辛，精神上的独立人格早就在肉体上的人之前就消失了，所以一切灭绝屠杀看起来如此顺理成章，谈论起屠杀，就像聊天气这么轻松。

　　第二个，是国家衰落和“受害者心态”下，一种“一次解决所有问题”思潮的诞生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手持屠刀的纳粹医生并不觉得自己是“为所欲为”的上帝，恰恰相反，他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是反抗犹太人阴谋统治、拯救日耳曼的神圣斗士。这种心态绝非个例，甚至是当时德国人的普遍心态。

　　作者认为，当一个国家处于内外交困、国力衰退的时候，国民会有一种普遍的“受害者心态”，他们不觉得是国家体制出了问题，不觉得通过渐进的改革能够解决目前的困局。整个国家需要一个领袖来带领，一个敌人去战胜，需要一次彻底的革命/战斗，来奔向民族复兴的乌托邦。

　　的确，稍有理性认识的都知道，国家的振兴绝非一朝一夕能解决，是一项需要体制变革、利益重组、技术革新的系统性、渐进的进程。但国民不会这么觉得，大家都渴望一种简单又神奇的解决方案。甚至，这种心态并非二战前的德国人所独有。

　　比如奥斯曼帝国解体前，硕大帝国却被低人一等的希腊人所打败，民众普遍认为是亚美尼亚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威胁到了代表穆斯林的帝国，为青年土耳其党的崛起、为亚美尼亚大屠杀铺好了道路；又比如波兰人把境内的犹太人视为引来世仇俄国人和布尔什维克的坏分子；又比如清末义和团把传教士视为祸害中国的罪魁祸首。在这些屠杀中，我们都看到了一个帝国的摇摇欲坠，都看到一个与众不同又毫无政治地位的团体在一波波的谣言中，被塑造成威胁人民和国家生存的恶魔。我们想一次性解决自己所有的生存困境，所以，来一场伟大的大屠杀吧！

　　第三个，是纳粹医生对医学本身是否有成就。

　　最直接的答案是，很少。纳粹医生最感兴趣的有两类研究：一是生化武器对人体的伤害；二是证明其“种族优越论”的遗传学研究。只可惜这两类研究的前提都是荒谬的。

　　第一，生化武器早就被国际禁止，不必多说。同时纳粹医生从不顾及必要的消毒、术后康复、伦理禁忌等问题，经他们手术的人们多半会伤口感染、肌体受伤乃至死亡，这种医学案例是不会有什么指导意义的。更别提不少纳粹医生酷爱割去阴囊、卵巢等手术，有些没有医学目的，只是为了泄欲而已。

　　第二，如今普遍公认，所谓人种的差异其实在生物学上毫不足道，任何种族之间都能繁殖出有生育能力的第二代，就证明了这一点。更何况通过对染色体的检测，证明种族间的交配是个普遍现象，所谓纯种种族是不存在的。我们人类爱给生物乃至自身分类，但这只是人类的错误感觉而已。

　　《纳粹医生》读后感(五)：纳粹医生的道德困境

　　纳粹医生（未完）

　　“当你走进一家正在屠宰牲畜的屠宰场……里面的气味也是它的一部分……并不仅仅是它们“牛”倒地死去等等。此后你吃牛排很可能感觉不太好。但当你每天都这样做“待在这个情景中”，持续两周，你的牛排就如同以前一样美味了。”这里说的“牛”，这里的“牛排”却都是活生生的人。就这么一批批送进了毒气室，焚尸炉。

　　医生原本应该是救人的行当，在这个情境下却是筛选杀死哪批人，筛选的本身，也是一份必须完成的工作，反抗真的有用吗？在坡道筛选中崩溃的人不在少数，这种屠杀的社会化，是难以想象的。

　　除了与奥斯维辛这种现实的联系外，被派来的医生与任何事物的联系都很有限。他们变得一门心思地让自己适应这里的现实，道德上的厌恶可以转变为不舒服、不开心、焦虑和失望之感。个人的主观挣扎替代了道德质疑。他们不再关注环境的邪恶，而是怎样与这个地方达成某种妥协。所有医生都面临一种道德困境，是要保持医生的职业道德和价值观念，还是作为一个人为了活下去而作为囚犯医生的窘迫。

　　《纳粹医生》读后感(六)：“在奥斯维辛，一个人只有刚来到的那几个小时可作为正常人那样反应”

　　

层层递进的种族灭绝手段

绝育成为纳粹政权最先实施的政策。避免绝育必须得到合法批准，法庭对此审议严格保密，显示着医学权威的权力和神秘。对智力低下的诊断中，必须把其道德行为和政治行为考虑进去。这清楚地暗示出，如果一个人被视为对纳粹有敌意，就很容易被贴上“智力低下”的标签，但要是给一个在意识形态上狂热的纳粹党员，就得非常谨慎了。

　　很多德国精神病医生都信奉，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器官的、不可医治之疾病的观念，患者的自然道路就是恶化。在强迫之下，那些守持这种“缺乏同情的教条”的精神病医生就更容易在杀掉病人的项目上进行合作。

　　“特殊处理”一词，首先是用于所说的危险罪犯，然后是更大社会中那些医学上被判定为“不值得活着的生命”，最后是集中营也属于医学化的“安乐死”，其对象时所有被这个政权认为不想要的群体（犹太人、同性恋者、政治上的反对者、普通罪犯、“偷懒无能的因素”、天主教批评者等等）和现在所谓的“不值得活着的生命”。

奥斯维辛屠杀中医生的全程参与

　　党卫队医生参与屠杀的一系列步骤：

　　1、主管医生指派他的下属关注值班安排和执行囚犯抵达即行筛选的政策；

　　2、值班医生站在坡道上，“以一种‘看似友善’非常高尚的态度”来进行筛选；

　　3、医生坐着救护车或印有红十字的汽车前往焚尸场；

　　4、医生下令“从天花板朝孔眼里投入多少毒气“丸”……这要依据有多少人，以及谁来做……一般有3到4个‘消毒员’”；

　　5、“他通过孔眼观察人们的死状”；

　　6、“当人们死了……他下令通风……打开毒气室的门，他戴着防毒面具进入室内”；

　　7、“他签署一份‘表格’证明人都死了……以及用了多长时间”；

　　8、“他观察……从尸体上拔牙”。

囚犯医生的困境

　　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对筛选的合作。囚犯医生常常会一起商量以形成一个共同的立场——通常是一种妥协，他们会同意有限的合作（把那些明显憔悴的病人开列出来），同时尽量救他们能够救的人。纳粹医学统治者迫使囚犯医生们陷入一种道德困境，不管这种困境如何解决，都会导致愧疚感：一个人只有协助了奥斯维辛的筛选做法才能拯救生命；一个人只有拒绝行使自己的救命能力才能不参与奥斯维辛的筛选。

　　囚犯医生必须在一个医学结构中工作，这种医学结构既是屠杀的一部分，又建立在医学的“犹如”情境的欺骗之上：“在德国人终于为囚犯建立的医院中……一张体温表、一张观察表比起一个人的生命来要重要得多。并不需要把病人治好，但必须在观察表上提到他得到了其病情所需的所有药物，这样德国人以后就可以向世界证明，白纸黑字地证明，如果他死了的话，那是因为他太虚弱，而不是他所得到的糟糕治疗的结果。”

三个纳粹医生的心理状态

　　恩斯特·B医生的战后自我——他之所以强调奥斯维辛的不可理解，就是一种心理，即抗拒对自己曾经参与的那些事情进行任何清楚的解说或叙述。于是，他陷于了一种奇怪的创伤后模式：既不能理解，也不能自己从奥斯维辛的想象中解脱出来。

　　约瑟夫·门格勒——尽管所有纳粹医生在奥斯维辛都有双重自我的角色转换，但门格勒却显示出在双重自我的这两种成分上极度的不相容，同时又以异乎寻常的精力将它们用于自己的适应上：他的精神分裂症、他不同寻常的让自己麻木的能力，以及他在虐待狂和无所不能上的冲动。

　　爱德华·维尔特——将一种“正确”（这个概念表达适当、受控制、相对非个人的行为，它浸渍着德国文化和性格）的品质以及可靠性用一些方式结合起来了，这使得他既能够帮助囚犯，同时又在党卫队内获得成功。道德主义与强迫状态的结合，使得维尔特总是既“正确”又能严守规章制度——无论是想要限制奥斯维辛的邪恶或（结果证明更重要地是）为这种邪恶服务。塔德乌什·S医生讲：有一次，当恩特里斯筛选出2000犹太病人要送往毒气室时，他和朗本去找维尔特交涉。他们争辩说，这些犹太病人是健康的，能够为德国很好地干活。“维尔特几乎要哭了”，他帮助塔德乌什·S先是安排了1800人，后来又纳入剩下的那200人，全都留下不送。然而，几天之后，维尔特从一个外营筛选了2000人送往毒气室。

双重自我的角色转换

　　去做种族治愈之宏大计划的理论家和实施者，而手段则是迫害和大屠杀。涉及五个特点：

　　1、两个自我之间有一种自主和关联的辩证法。在一个与自己先前道德标准相悖的环境里，个体的纳粹医生需要在心理上启用奥斯维辛自我；与此同时，他仍然需要那个先前的自我，以便继续把自己视为一个仁慈的医生、丈夫、父亲。

　　2、角色转换遵循一种整体性原理。奥斯维辛的自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包容，可以与整个奥斯维辛环境连接在一起。

　　3、角色转换有一个生—死维度，在一个由死亡支配的环境中，奥斯维辛自我被作恶者感受为心理生存的某种形式。也就是说，出现了一个矛盾：一个人感觉是自己的治疗或生存，但创造了一个屠杀的自我。

　　4、在奥斯维辛，角色转换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摆脱罪恶感：去干那些“脏活”的只是第二个自我。

　　5、角色转换既涉及到无意识的层面（替身的发生多半未被当事人所意识到），也涉及道德意识上的巨变。

　　较之其他人，医生作为一个群体可能更容易角色转换。这种医学性角色转换通常在医学院学生遇到必须去解剖的尸体时就开始了，甚至是进入医学院的第一天就开始了。他们感觉到必须发展出一种“医学自我”，这才能使他们不仅是对于死亡相对习惯，而且面对这种工作的多方面要求能够较有效率地工作。那些被纳粹运动，尤其是党卫队或集中营医学所吸引的医生，多半是一些此前在医学上就有过巨大角色转换的人。即使是一些对纳粹并非格外同情的医生，也很可能经历过相当程度的角色转换，并且倾向于这种转换的进一步深入。

协助角色转换的其他因素

　　奥斯维辛自我使用的语言，以及纳粹整体使用的语言，对于心理麻木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位研究大屠杀的著名学者说自己查看了“数以万计”的纳粹档案，一次也没有看到过“杀”这个字眼，许多年后他终于发现有这个字的使用——在一份与狗有关的法令上。纳粹医生并不老老实实地相信这些委婉语。即使是一个发展得很充分的奥斯维辛自我，也知道犹太人并不是被重新安置而是被杀掉，知道“最后解决”意味着把他们全杀光。然而，这种语言使用却仍然给纳粹医生们一种屠杀不再是屠杀的表述方式，于是他们就不需要将屠杀作为屠杀来体验、甚至不需要这样来感知了。随着他们越来越生活在这种语言之中，他们彼此之间也使用这种表述，纳粹医生就变得在想象上束缚于一种现实感丧失、否定和无感的心理领域。

　　“无助”的无所不能：元首的整个原则使得一个人既是一件无能为力的工具（因为只有元首才能决定一切），同时又通过作为元首的代理人（或工具）来服务而分享着元首的无所不能。由于元首的意愿就是终审法庭，所以这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就是一个不需负责的体系。而且，即使是元首也可以被描绘为“无能为力”，因为是犹太人的邪恶逼着元首去采取措施对他们开战。

　　纳粹种族灭绝项目显示出，官僚机构中作恶者的头脑十分“客观化”，很少会在人的层面去想屠杀，就像生物去杀其他生物一样。官僚机构功能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它把作恶者与外界影响隔离开来，这样官僚机构的内部关注就成为了整个话语世界，由此导致了所称的“群体思维”，官僚机构利用这个过程做一些对所有相关者都是灾难性的决定。回过头来再看，这些决定是那般不合适和非理性。如果这个群体是种族灭绝的官僚机构，那么就会有一种来自内部和外面的强大冲动，要在它自身与外面世界之间建立起思考和情感的绝对壁垒。只有这样，这个群体中那些关于美德的奇怪假设才能维持，比如意识形态上的（“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民族的复兴”），技术层面的（“最有效率的也就是对每个人最好的”），以及治疗意义上的（“我们在治疗我们的种族，而且是尽可能人道地在做”）。

　　《纳粹医生》读后感(七)：关于希特勒的一点想法

　　纳粹医生 希特勒支持种族主义，以自己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解，认为精神病人与犹太人是对人类有害的生物，只有雅利安民族是高贵的。 放大了说，以出身、民族论人，历史上绝不罕见。即使现在印度的种姓问题仍未解决。只不过希特勒诉诸于种族屠杀与武力罢了。 那些“刽子手”的态度也很耐人寻味。 有的支持生物优生主义，有的视元首为信仰，有的将其视为科学。 而那些反对的人或是出于人道主义，或是由于屠杀的不严谨，或是出于对行为的怀疑。 但更多的人屈服于情景之下，屈服于路西法效应。 连斯坦福大学监狱实验这样受控的心理学实验、阿布格莱布监狱那样的驻扎监狱都会发生如此失控的虐囚事件，那也就不难想象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情况了。 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希特勒在二战结束前意外去世了。那么他会被当作伟人吗？我的答案是，不会。 “我的奋斗”里充斥着希特勒的自信：“这是一个艰难都过程，但总有人去做。”希特勒曾经希望成为画家、艺术家可都没有成功，可他有信念。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一个人有了信念相当于强了十倍。” “我的奋斗”很洗脑，但现在我认为同一物种无权决定同类的生死，就像维度的局限性。我不是个道德论者，我认为只有超越目前的维度才存在恰当的理由。但起码希特勒不行，我不行，你不行。 生命太脆弱，仿佛一指轻触都会产生裂痕。 就作者而言，他用心地搜集了很多亲历者的经历。 “一氧化碳的成本太高，后来干脆用汽车尾气代替。” 只有看到了文字叙述才体会到“美丽人生”中“洗澡”的意义，“辛德勒的名单”里小男孩跳粪坑的绝望。 就本书而言，个人认为前两章是精华。

　　《纳粹医生》读后感(八)：纳粹医生书评

　　纳粹医生-医学屠杀和种族灭绝心理学

　　2017-01-21 Lulu 旅游摄影和生活

　　作者简介

　　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是约翰.杰伊学院和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的著名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授。他广受好评的从多《生中之死：广岛幸存者》（美国国家图书奖）、《断裂之联结：死亡与生命的延续》《多变之人》和《毁灭这个世界琮拯救它》。

　　译者王毅，文学系。

　　简单的说，这本书写的是医生，有个定语，纳粹医生，而作者是名著名的医学从业者（而且他还是犹太人），出过很多书，所以这个头衔让这本书能够从医学从业者的角度来解读，可能可以更好的展现纳粹医生的心理和做这些工作时的专业态度会引起怎么样的社会后果和问题。也许作者可以很好的抓住这些医生工作过程中需要涉及的专业态度，医疗合理性，或者说给予处死这些“人类的不合格者”的合理医学理由。

　　体验一下iphone7 plus双镜头相机的强大功能，同时也纪念一下，我读这本书的过程。

　　内容简介

　　《纳粹医生》并不是泛泛地展示和谴责纳粹之恶，它通过对40个左右的纳粹(其中29个纳粹医生)和80个纳粹受害者9其中40个成为纳粹的医学助手)的访谈，作者试图进入纳粹医生的心理世界。本书的研究目的并非简单的谴责邪恶，更多地是为了“理解邪恶”。确切地说，作者试图从医生这个角色入手去回答：为什么“普通人”会变得邪恶？是他们“本性”如此，还是“环境”使然？如果是“环境”使然，这个“环境”又需要什么样的构件？

　　《纳粹医生》这本书所传达的，与其说是纳粹的危险，不如说是我们每个人自身所蕴藏的危险。历史上奥斯维辛这样的恐怖时刻并不多见，但是现实中像“斯坦福实验”中那样的“微纳粹”时刻却比比皆是：警察的刑讯逼供、强拆中的打手、打人的城管…有多少“普通人”在完成“角色转换”之后可以若无其事地作恶？游行中打砸抢烧，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网络世界的语言暴力，又有多少人在“集体”的遮蔽下中施暴？当一个人“脱下”作为个体的自我，“穿上”他者的身份，并隐身于集体的庇护，作恶行就变得轻松自如。而对于小恶汇聚成大恶，有时候“普通人”所需做的全部就是“别过头去”。纳粹之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中，它一直在薄如蝉翼的文明之下蠢蠢欲动。

　　一句话总结，为了更加优秀的人类基因和后代，需要处理掉不值得活着的人类或者说不合格人类（比如精神病患者和犹太人），但不能因为他们不合格直接处死，需要有整个的合理病历和治疗过程，找到合理合法的死亡原因，开出合理的死亡证明。这个过程由医生来完成。医生在这个过程中也在不断“成长”，有的是忠实的希特勒的崇拜者，有的本来是善良的医生，最后跨越过心理上的巨大门槛成为恶魔，还有些人一辈子都在隐姓埋名的躲避...

　　医学屠杀的政策

　　纳粹分五个步骤来实施灭绝“不值得活着的生命”：

　　1.强制绝育。

　　2.在医院杀害“受损伤儿童”。

　　3.杀害“受损伤成年人”。

　　4.杀害“受损伤的囚犯”。

　　5.在灭绝营中大规模屠杀，主要是犹太人。

　　治疗和安乐死

　　目的：为了“国家躯体的净化”及“根除可怕的遗传倾向”。

　　行为：绝育-被动优生学。鼓励多生孩子以及建设性健康锻炼-主动优生学。

　　安乐死：直接医学屠杀。（仁慈致死Gnadentod）

　　屠杀儿童：屠杀有缺陷的儿童（痉挛的儿童，小儿麻痹症，白痴，不能说话或行走，精神病患者，犹太人孩子）

　　1.在儿童的食物中掺入鲁米那。（让儿童看起来睡着了，其实是死亡。）

　　2.逐渐减少食物（饿死），以免浪费药品或食品。

　　屠杀成年人：灭掉严重精神病。杀掉成人慢性病（T4项目）。杀掉已经连续在机构护养5年以上的病人。非德国公民或非德国血统或同族血统都。

　　1）.注射死亡

　　2）.毒气室（一氧化碳）

　　3）.饥饿

　　4）.药物

　　医生

　　有些医生是精英阶层，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极有才华，有声望，但是仍然是安乐死项目的完美倡导者。

　　有些本身就是“老斗士”，在参加安乐死项目前本身就已经杀人如麻。

　　有些是“精神病学暴徒”，深深信奉纳粹的世界观，信奉“不值得活着的生命”

　　有些是具体双重人格的医生 ，既积极参与安乐死项目的制定和计划，同时又保护着很多病人免遭医学杀害。

　　有些是“精神病学的理想主义者”，和病人一起吃饭，并传播同情病人原则。

　　更多的是治疗者转变为杀人者。

　　有些是对生命和生物充满兴趣，对纳粹狂热，对政治狂热，骄傲的信奉“国家社会主义”。

　　灭绝人性

　　对于犯人或者病人而言：这个毫不夸张，上文中只是一个提纲，书中有更多的细节是关于筛选，以及“治疗”。拿着活人去做各种绝育也好，安乐死也好以及其他的各种反人类的实验，为囚犯或者病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或者生理上的痛苦，其中有一条是，还不让他们选择自杀！还要面对医生为了达到目的的各种慌言。当医生要对囚犯或者病人动手时会好言相劝吃下各种药片，可能自己都无法判断到底是要治病还是致死。在集中营甚至看不到生命的尊严。医生可以10分钟一台手术，不需要消毒，不需要麻醉，还不许病人大叫，手术之后的各种感染，然后处死。有些病人成为绝育试验小白鼠，被完成绝育手术之后首先关心是不是自己还能不能做父母或者还有没有性爱的可能，而是想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活下去。

　　对于医生而言，同样也是灭绝人性的。

　　纳粹是分裂的，“医生不仅体验到了自己的死亡焦虑，而且还有类似于死亡的崩溃、隔绝和郁积等恐惧”。“在奥斯维辛，对一个人来说，其正常人限于最初的几个小时”。“奥斯维辛先把是‘或者变得残忍，变得无情，不再尊重生命【也就是发展出一种功能强大的奥斯维辛自我】；或者是变得虚无，直至神经崩溃【也就是坚守自己的先前自我，这在奥斯维辛是无功能的】’”。每个医生：“必须放弃自己的过去，在一个新的欧洲种族中再生”。医生从心理麻木变成集体麻木！

　　医疗屠杀的制度是通过关注“纯粹的技术”或者"纯粹的专业“，来放下当下的伦理。展现”人性“只意味着技术效率来进行屠杀。

　　以下是几个小例子。

　　医生必须完成规定百分比的筛选工作，如果不能完成，自己也必须去死。我映像深刻几件事情。有些医生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与医生职业道德相悖的工作方式，选择自己去触碰高压电或者把去毒气室的病人救下来换上自己，好在最后都被同事救下来，这些人在战后也一直互相扶持，共同渡过难关。有个医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执行注射，亲眼看到病人死在自己眼前而被震惊，发誓不再做类似事情。但是这一幕也成功让他跨过自己的心理大关，在此之后他常常绑住病人进行手术，并且不进行无菌消毒，接下来的缝合也非常快，匆忙而粗糙，整个过程10分钟。他变得越来越残忍，一下午做10个女孩的绝育手术，看着感染和腐烂。从犹太人囚犯身上摘除睾丸阴囊做成一个烟袋，有时还拿给其他囚犯看。他的第一任妻子因为知道他的事之后离开他。还有的医生战后四处躲避，隐姓埋名的生活，被找到以后再逃避，再找到再逃避，一辈子不能光明正大的做人。

　　反思

　　关于人权和尊严，独裁就会失去监督，权力过于集中，会造成没有人权，生命没有尊严，要防止独裁。

　　关于精英阶层和受教育的问题，日本和德国都是全球受教育和国民素质非常高的国家，而执行纳粹和反人类的制度的都是精英阶层，教育并不能改变这些人的反人类的做法。近年来，又有另一个说法除了防止独裁，还要防止民众，因为知道的真象太少，太容易被利用，而当权者为了获得选票，也不顾一些决策是否符合当时的社会，造成错误裁决和政策制定。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害死人。

　　但愿世界和平！

　　后记

　　读这本书的过程十分辛苦，源于公司读书帮的同事把这本书从上海特意给我寄过来，所以从一开始就打算要好好的阅读，起码要写一个很认真的笔记，于是前一部分是特别认真的读了两次。到后面有一些实在是非常挑战胃部的文字，读得我全身难受，好几次都停下好好休息几天继续读，如果不是一开始给自己设定了目标，估计早就弃了。有压力才有动力，非常感谢给我寄书的Joycy,这是我读书最认真的一次，考试写作文都没这么用心过。虽然过程辛苦，但是结果起码对得起我自己。

　　在大学同学群大家也在分享一些读书经历的时候，引起了大家的讨论热情，其中大家推荐的《1949》《夹沟边记事》《定西孤儿院记事》都是对我们的胃有足够的影响力的书。我们后来总结，还是尽量不要多看这种书，容易抑郁。其中群里还有新妈妈，我们都强推推荐不要在孕期接触这么重口味的书。宁可多看鸡汤，多看正能量，起码让宝宝不会心情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