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楼》是一本由刘以鬯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3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作家刘以鬯想象同行海明威喝醉了酒，从十几层高的楼上摔下来，摔破了楼门口的一截遮阳棚，摔到地上，将自己摔死了。血流了一地，一个女人就在旁边看着。
警察来了以后，看见十几个人远远围在那里，有那栋楼的住户，也有别家楼里的，从上海路路过的。有的人已经在那里站了半个多钟头，等到警察来了，他们议论的声音由小变大，仿佛都在无意间说着与这个摔死的男人之间的关系——那低语和沉默之中，仿佛在铺陈这个男人的秘密。
有人将一块旧的白色蛇皮袋撕开盖在那个已经死了的海明威身上。警察腰间别着手电筒，俯下身子，脱掉一只手套，用白皙的右手轻轻调开一点白色蛇皮袋，看见海明威的脑袋已经是一片血糊状，样子十分难看。
他扫了两眼，将白色蛇皮袋合上。
从对街望过来，海明威掉在地上所呈现出来的，有点像一堆废弃不用的水泥渣，不知道何时从哪家屋里掏出来，放到这了：那是谁家的旧房子又装饰成了新房子，谁家的女儿又要出嫁了。
人们围观死去的海明威，有人叹息着，到了吃饭时间，又不得不散去了。
警察用对讲机叫人来，搬走了成为海明威的尸体。一片血渍留在地上，抬头看时，太平洋公寓B栋二单元几个字写在一块刷成白色而已经变为灰白的木板上。木板日晒雨淋，已经有些开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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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九五八年香港夏日普通的一天上午，皮鞋匠已经在上海路和旁边的重庆南路平时的地方坐下来，晚起的人还倚着街边摊，在矮凳子上吃东西。台风刚刚过去，路上有伏倒的小树，吹断的枝丫。清洁工按习惯从远处的港英大道开始清理，又从港英大道放射性地往外面去。
上海路一片破旧的楼和窄街道，因为上坡路段多，连公交车也没有通到这里来。据说在十年前，大不列颠的钦差大臣奉命来到属地香港，有一个月时间到处走走看看，在上海路主持栽种过一排牙香树。牙香树有一点香气，人们用它的树脂来做肥皂，做成纸张，做成的纸美其名曰牙香纸，除了本意的香气，也说明可能亲近文人或恋爱的情侣。
而海明威倒下的地方，不远处就有那么两棵已经长成十来米高的牙香树，树上竟晾了几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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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应该记得，三年多前海明威从新爱尔兰号邮轮下船，岸上围着《人间》《香港晨报》《中学生周报》等报刊的新闻记者。
记者们语无伦次，当日晚报印出来，有这样的消息：
美国大作家海明威说，希望在香港创作一部关于香港的小说。
然而几年来，香港的文坛并没有随着海明威的到来有所改善，虽然徐訏他们的所谓“洋鸳鸯蝴蝶派”小说很是风行。香港有酒，有邮轮和歌舞伎，却没有硬汉小说。
如今，沉寂多时的海明威成为新闻人物，虽然是一个“死掉了的”海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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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小楼上，丝绸店老板家要成年的少女司马丽还是缠着他，有时候又拎着半瓶洋酒来开他的玩笑，她的手腕向上环住他的脖子，就像一个人爱着另一个人。
说起这个司马丽，其实样子很好看，大约十六七岁年纪，脸上白白净净，稚气未脱，胆子却极大。她说她厌倦了学校那些邋里邋遢的同龄小男生，她说她喜欢中年男人。
她总是将带着少女香的身子朝他凑过来。
他是好酒不假，他烟酒不离身，孤零零一个人，不时也有一些男性的荷尔蒙需要释放。
他如今穷是归穷的，可早年的家庭生活与高等教育让他保存着一些倔强。
他爱酒。
酒，当然是个好东西。
他喝着酒在茉莉餐厅和新认识的舞女杨露聊天。几乎同样的年轻，杨露也是十七八岁的样子，可他喜欢杨露，他本能地远离司马丽。
是司马丽稚气吗？也不是。司马丽的笑有一种更为常见的放荡，这让他内心不安。他害怕她什么？她又不吃人。他不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可竟有些害怕自己栽倒在这个长虎牙的小姑娘身上。他还有不忍见到一个家境尚可的女孩子甘于堕落的心：他有意向和这个女孩子说，成人间的禁果，最好不要去偷食。
连喝酒，也要找对人。不对的酒他是不爱喝的。
他很少出门，正常的情况下，一天两顿饭。有时相熟的编辑来了，好心请他去下馆子，他们就去牛马道的越南餐厅，一面吃肉，一面喝白酒。
白兰地，他要和女人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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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屋里尽是烟雾和旧书的味道，晚上亮着灯继续写各种东西，纯文学，武侠小说，千字杂文，新接的剧本。他整个人无不快活，有时候写到天亮，白天到门口去应付那来催稿的跑腿助理编辑。
“一根筷子飞起来，搜的一声穿过整个堂屋，不偏不倚，正好插在已经中了邪魔的空空道人太阳穴上。道人登时毙命，邻桌还没人意识到有人惩恶扬善，已经悄悄杀掉了作恶月余的疯道人，自己不知从哪里遁走，已经不见了……”
武侠小说，一行一行又一行。
这是他迫不得已要写的东西。
这是他从前不屑于写的东西。
鸳鸯蝴蝶梦，他不读的。
就这样一页页写下来，慢慢的竟不觉得无聊，不羞耻于自己的文才用错了地方，一页接着一页，他写得越来越顺手，心里也早就没有那层隔膜，什么“五十年来最值得一读的小说”之类的话，也懒得谈了。
有天夜里，他同时写作一个武侠连载，一篇古典言情小说改编连载，一个剧本的梗概，一个东西的灵感用尽，他点根烟，接着换另一个东西继续写。
只要能坐下来，摸出钢笔，两包烟在旁边放着，写作的机器就运转如常。
新武侠热。
新鸳鸯蝴蝶梦热。
武侠小说走红，各家报纸都在连载，月刊登半部，季刊干脆一次性将整部武侠小说头条推出！读者看得热闹，卖字卖文的人忙得不亦乐乎。如果这时谁有天眼，大概就能看到此时沉迷于通俗写作的刘以鬯后来有一个预言：
五十年后，我的一部小说被香港某某导演改编成电影。我拿到人生的第一笔电影版权稿酬。
电影业还没有到高潮，武侠热苗头已露。四月，《文艺伴侣》武侠小说催得紧，电话打过来，将他叫去，一个月要赶出一个大中篇来，相当于半本长篇小说。
到了五月，《文艺伴侣》的空缺果然已经写好。这一差算是对付过去，手上拿回一个信封，信封里头伍佰元港币已经到手：三个月房租是不用愁了，还可以出去吃饭，请杨露小姐 喝 洋酒——白兰地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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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到这里，他当晚果然就约了杨小姐，照例在茉莉餐厅，点了几个菜，叫了一瓶三十元的白兰地。
杨小姐青春的身体在对面坐着，单手支在甜美的下巴部位，她浅浅地笑，问他是不是又接了新的稿约。
他说，比稿约还好，已经拿到稿费。他拍着自己的左胸示意，一个男人的快意写在脸上，映着餐厅的霓虹灯。杨小姐听了，也跟着他笑，一面为他打开瓶盖，各自倒了半杯酒。
餐厅的侍者将半熟的牛排端上来，将白水煮的锡兰芥菜端上来，将鸡肉卷也端上来……一人一份，就着酒，就着眼前的当下的愉悦，度过好时光。侍者因为认识杨露，态度也总是很和悦，他们用着精美的西餐，不是家里，胜似家里。
喝到五六成醉状时，他问她，可有什么生活的打算。
继续跳舞啊，我还年轻，可以多跳几年。恰恰，快三，慢四，探戈，吉巴特，不厌倦……
继续着，觥筹交错。
晚上在附近开房间睡觉，他在杨露身上做着武侠小说里的英雄，白床单上飞檐走壁，她也很快乐。
年轻就是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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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刘先生书桌上放着一小瓶半斤装洋酒。
六月的某天下午，他在房间里摇着扇子写稿，房东敲门进来，告诉他有他一封信。
他请房东将信放在门前的小桌子上，并说了声感谢。等到傍晚时分，要出门吃饭，才信手将那封信拿来看。一封英文书信，只在信封上用小学生般的字体歪歪斜斜写着“刘以鬯先生亲启”几个中文字。正文用英文写成，现在为方便，翻译成中文，大意是：
“亲爱的司各特： 明天我们去庞朴罗纳。在这里钓鱼呢。你好吗？泽尔达好吗？ 我最近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自我离开巴黎之后除了葡萄酒，别的什么酒也没喝。上帝啊，这儿乡野真美好。不过，你不喜欢乡野。好吧，免去对乡野的描述。我不知道你对天堂怎么看——一个美丽的真空，富裕的一夫一妻人群，能耐都大得很，都是名门望族的成员，一醉到死。地狱大概是丑陋的真空，满是穷人，群婚群居，没有酒或者都有慢性胃病，他们称之为”秘密的忧伤“。 对我来讲，天堂就是一个大斗牛场，我拥有两个前排座位；场外有一条鲑鳟鱼小溪，别人不许在里面垂钓；城里有两座可爱的房子： 一座住我老婆和孩子，一夫一妻制，好好地珍爱他们；另一座安置九个美丽的情妇在九层楼的每一层；一座房子里点缀有《戴尔》的专藏本，印在软餐巾纸上，每层厕所里储放；另一座房子我们用《美利坚墨丘利》和《新共和》。另外，庞朴罗纳有个不错的教堂之类，我可以去，一路从这座房子忏悔到那座房子。我可以和儿子骑马到我养斗牛的牧场，名字是哈先达？哈德莱。沿路我向住在两旁的所有的私生子投掷硬币。我在哈先达牧场写作，并派我儿子去给情妇们上贞洁带，因为有人骑马来报信说看见臭名昭著的一夫一妻主张者菲茨杰拉德一路骑来，朝着晃荡喝酒的人群聚首的小城而去。 明天一早我们终究是要进城的。写信给我到西班牙庞朴罗纳昆塔那旅馆。 你或者不喜欢写信？我喜欢写信，因为写信让我感觉不在工作而又没有无所事事，很醉人。 再见。我们俩问候泽尔达。 你的， 欧内斯特”如上，尊敬的刘以鬯先生，这是我于1925年写给菲茨杰拉德的一封信。那时我们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比您现在的年纪要小。我爱喝酒，司各特也喜欢喝酒，那年他刚刚写出你们称之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小说。说实话，我对那小说不以为然——但我们都爱喝酒，也爱漂亮的小妞，和您一样。
早想写一封信给您，一来因为您在香港文学界的贡献和作品，值得我早早写信给您，并求得登门拜访的机会，二来，我经人帮忙，也读到了您那篇十分幽默的关于“海明威之死”的文章——不知那位海明威先生是否是我本人，或者别的一位……总之，我也听到一些议论，觉得很有趣，想要认识这位文章的作者，也就是您，鼎鼎大名的刘先生。
我仍在维多利亚的秘密附近小住，近期还不打算离开。这里有我几位朋友，一位作家，也许您认识，叫做杰克。另外，我的一位远房阿姨也住在这里，他提供我的食宿，照料我客住的生活，我很感激。
我们同处在一种时代平静的躁动中。对于我的国家，战争已经过去十年，新的一代人出生了。而您的母国——我这样试过合适吗？（听说您本是上海人）——正在进行着不可思议的社会主义建设，而香港或许将是新世界的熔炉。所以我来看看，并且带来了鱼竿。
您的其他作品，我也找来读了一些。
这是我写信给您的原因：希望在您有空时，我们见上一面，聊一聊文学或是生活。
如果您不介意，我希望去一家街边小馆，我将带上我的马爹利。
祝好！
敬重您的朋友
欧内斯特·海明威
……
“这位海明威先生……爱开玩笑”。
他轻轻一笑，将信放下，出门吃饭去了。
※
后来，海明威果真在香港去世，享年六十二岁。据说他非醉酒，也不是死于落寞。
一次意外带走了他。
严彬，1981年生于湖南浏阳。作品见诸《人民文学》《诗刊》《花城》《芳草》《汉诗》《十月》等刊物，出版诗集《我不因拥有玫瑰而感到抱歉》《国王的湖》《献给好人的鸣奏曲》。参加《人民文学》第四届 “新浪潮诗会”、《诗刊》社第32届青春诗会。《迷楼》读后感(二)：《迷楼》编者的话：香港文学一代宗师
“不写近三四十年的香港文学史则已，要写便须要先着力写好刘以鬯（1918—）这一笔。”1987年5月，香港文学学者黄继持先生（1938—2002）在《“刘以鬯论”引耑》中如是说。他这样断言，自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凭借以下丰厚的事实：首先，刘先生自1936年5月10日，发表小说处女作《安娜·芙洛斯基》开始，直至新世纪初叶近七十年间，有六七千万言笔耕不辍的成果披露于报刊，从中先后董理结集的三百余万言著作，包括了小说、散文和评论，逾四十种（译作除外），有些被译为英、法、意、法兰德斯、日、韩等国语言，夯实了作者在现代香港文坛上的地位，使任何一位研究香港文学的人，都无法从他身边绕过。其次，他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新旧世纪交会的半世纪间，作为香港文苑一名辛勤“园丁”，给披荆斩棘、艰难行进的香港文学队伍培育了大批新苗和生力军。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香港文学是香港生活的反映。若仿黄继持先生，说“不想了解近半个世纪香港的生活则已，要想了解便须着力读好刘先生的相关篇章”，能否成立？我以为可以。眼前这本《迷楼》便足以支持这一判断。
本书是刘以鬯先生的小说精选集，收入了3题中篇、15题短篇和12题微型（极短篇）。作品展示的时间背景，倘着眼于执笔，则跨越了将近一个甲子（1942—2000年），自40年代始，每个10年，都结有硕果；倘着眼于想象，则贯穿现当、观照古今。而涵盖的空间背景，则包括了中国大陆及港澳地区，也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甚或某些乌有之乡。你若有心驰骋其间，咀嚼之余，比较归纳之后，想来必会看出这位香港现代杰出作家之一，在创作上的重要特点。
他的关心总落在身处之所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生存状态，如：上海的抗战（《露意莎》），中国香港的“偷渡过台”（《不，不能再分开了！》）、“九七回归”（《1997》），新加坡的暴动戒严（《赫尔滋夫妇》），马来西亚的心火风情（《热带风雨》）等；不论涉及隋代帝王隋炀帝（《迷楼》）、近代军阀袁世凯（《北京城的最后一章》），还是文学经典《西厢记》（《崔莺莺与张君瑞》）、《西游记》（《蜘蛛精》）、《红楼梦》（《他的梦和他的梦》）、民间故事与传说《白蛇传》（《蛇》）里的生活场景，均以饱满酣畅的笔力描绘之。尤其是香港，因为超过一甲子作息于斯，成了他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这种情况，不仅在他那一代由中国内地南来、如今已是香港文坛前辈的作家群里罕有；即便在其后自四面八方、循各种途径进入这海隅宝地，目下正心志活跃、意气风发的写作人中也不多见。所以有此，与刘先生永不衰退的童心、好奇心很有关系；直至百岁边上，每到一处，他照例专注留心周遭物事，对新鲜美丽的东西格外兴趣盎然。有志创作的人，应可由此受到启迪。
他的创作追求，用八个字可以概括：“与众不同”“有所发现”。他在《我怎样学习写小说》里曾说：“我在求新求异时，并不‘拒绝一切小说的传统’”，“我不反对现实主义的基本原理，主要因为‘所有小说都会以某种方式与现实主义的一般原则相联系。’”“为了体现个人的风格，我尝试将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于是，我们看到了姿彩纷呈的结构：将一个写作人的生存境遇、内心状况与虚构的情节相结合的《蟑螂》；没有故事，但人物相随紧扣的《链》；似乎无人，其实人隐细节之中的《吵架》；反映人性丑恶而又矛盾的《一个月薪水》；从经典翻出新思，如令幻想中的假象重回现实的《蛇》、用间接内心独白重现人性的《蜘蛛精》、揭示文艺家和文艺创作与梦关系微妙的《他的梦和他的梦》等。还有，触面宽泛的微型小说，也一样各有机杼，爱情、亲情、人情；赛马、赌狗、营商；租房、请客、治安等，港人生活的“典型项目”，无日不在上演，在作者笔下却是花样讲究，诸多惊奇；过程尽管曲折怪异，结局大抵蕴涵情味。所以有此，与刘先生修哲学出身、情思丰沛大有相干；直至百岁边上，每独处遐想，虽未克操觚，依旧常有创新冲动。有志创作的人，也应可由此受到启迪。
为使读者有所参考、增加亲切感并减少谬失，编者特撰本文置于书前，还在正文前加上作者手迹照、相片；同时，甄定作品版本后，改正了一些手民之误。
书名的选取，固然因为有现成篇名提供了援用的方便，但更由于它彰显的“高耸形象”，恰可暗喻作者独立思考、矢意突破创作陈规、引人着迷且登临欣赏进而决志步其后尘的业绩。这本选集倘能增进读者对香港文坛这位饮誉遐迩前辈的了解，编辑与出版的付出，当是值得的。
梅子
2017年5月31日夜，于香港。
《迷楼》读后感(三)：刘以鬯：“我们这个社会，聪明人太多，而傻瓜太少。”
刘以鬯1918年生于上海，1948年离开上海定居香港，那时已届三十岁。如果是太有才华的作家，已经足够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声名，例如三十岁前写出《将军底头》的施蛰存，不到三十岁即逝世的“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例如更为年轻的天才张爱玲与路翎。
我们大约知道刘以鬯三十岁前创作了中篇小说如《露薏莎》《失去的爱情》，短篇小说《西苑故事》《迷楼》《北京城的最后一章》等，其初期的文学创作似乎缺少把人击倒的感性力量，但不会缺少新颖的造句，华丽的用词，和密密麻麻具象的历史细节。年轻的作者沉溺于两种题材：“革命+恋爱”的上海抗战罗曼史，“用新的表现手法去写家传户晓的故事，在旧瓶中加些新酒”的故事新编。罗曼史是稚嫩趋时的，但故事新编的实验却颇为成功。
刘以鬯的故事新编，继承的是施蛰存的传统，立意上颠覆历史旧说，开辟新境。《迷楼》改写自宋代文言传奇《迷楼记》，隋炀帝与侯夫人的故事。按原著之意，隋炀帝网罗无数美女，纳于迷楼，侯夫人是“不能进御”的众多宫女之一，因不得宠幸而自缢，作了几首自感诗留世，遂引发帝王的感伤。刘以鬯的故事里，侯夫人死后留下的是一纸控诉书：宰我夫，奸我身，虽做鬼，犹不甘。刁滑的佞臣为免皇帝陷于窘境，当即杜撰了首宫怨诗混淆过去。刘以鬯“剥夺”了侯夫人的诗歌著作权，把奉帚平明的“长信怨妇”改写成了以死明志的“韩凭妻”，实是巧妙的历史翻案。
刘以鬯的独到之处，还在场景描写方面颓荡而不色情的气氛营造，雅僻的古词捏合揉进诗意的现代语。作者在这一领域不断翻新，改写自上古神话的《盘古与黑》，仿佛美国后现代主义巴塞尔姆的作品，《白蛇传》的故事新编《蛇》，成了扑朔迷离的梦幻悬疑小说。刘以鬯与施蛰存的不同在于，施蛰存通过心理分析深入开掘原著的潜意识层面，用感性的现代意识补充传统小说过于注重语言与行动的心理学缺环，而刘以鬯的新编则来自作者翻空的思想创新，另辟蹊径而造出另外一种可能性的文本，它们仿佛用原著折叠变形出的另一个维度空间。
《露薏莎》是刘以鬯中篇小说处女作，一个抗战时期地下工作者和白俄舞女之间“革命+恋爱”的故事，只是剧情的编织，远不如徐訏的《鬼恋》那么鬼气森森，跌宕起伏，结尾更是藉死于日本人枪弹下的舞女露薏莎之口喊出“去吧，到大后方去，帮助你的祖国赶走暴虐的侵略者”这样直奔主题的主旋律话语，刘以鬯大概是想写一个类似“羊脂球”或“金陵十三钗”的爱国故事，但光顾着上一堆琳琅满目的场景道具，人物形象的塑造“完全失败”。
不过，刘以鬯的实验小说，本就不以传统的人物形象塑造为意，而以蒙太奇式的镜头叙述见长，“断片式”的语言风格，如一帧帧的电影胶片，夜总会、酒吧间、舞池、法租界、霞飞路，这些上海的特色场景，灯红酒绿的都市夜生活，细致入微。这种叙述风格，穆时英称为“新的话术”，而刘以鬯就是这种“新的话术”专家，用文字呈现艺术电影的立体效果。读者可以从行文中看到穆时英对刘以鬯深入骨髓的影响。
穆时英对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有着颇为矛盾的情绪，他将上海喻为“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刘以鬯没有那么“精神分裂症”，加上时局吃紧，对故乡上海有着亲切的眷念和自然的融入感。上海沦陷，使得1941年大学毕业的刘以鬯远赴重庆，有家难回。或许悲愤于国破家亡，下笔不能自已，所以这位一向追求“醇酒美人”的作家文字中洋溢着过于直白的“救亡”气息。上海的现代主义作家如施蛰存等人，非常神奇，大都是政治上左翼，文学上自由主义。作为个人，他们愿意担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类的责任，但绝不会捎带上文学作为担当责任的手段，这一脉现代派，因而保持了审美上的纯粹。刘以鬯习得了穆时英、施蛰存的艺术技巧与实验手法，但在创作中无法摆脱撄人心的时代情绪。过于激进的热情与正直，妨碍他晋升一流小说家。
电影《失去的爱情》改编自刘以鬯同名中篇小说，1949年摄制，是新中国上映的第一批影片。然而那位编剧已于一年前离开生活了二十余年的上海，开启了新的人生。上海的现代主义传统由此断裂，一种新的现代主义则要到20世纪80年代由莫言、马原等人开启。刘以鬯，作为没有什么创作实绩的40年代作家，就这样成为了新文学在海外的遗民。
对比曾经辉煌的上海，当时的香港只是一片文化沙漠。夜总会，酒吧，舞池都可以copy，但上海的文化氛围已经转型，时代精神一旦脱离它的宿主，不是任何城市所能复制。然而，那个当年泯然众人的刘以鬯的现代主义，却得以诞生。
他读过乔伊斯、普鲁斯特、托马斯·曼、海明威、福克纳、弗吉尼亚·伍尔芙、菲茨杰拉德、帕索斯、卡夫卡、加缪、劳伦斯、纳博科夫，同时代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认知，很少有人这么系统而完整。正因为知之甚深，在影响的焦虑下，创作变得艰难。刘以鬯不是喜欢与人雷同的作家，每篇小说，即使数百字，也力求独特，致力于在他人的终点向前再迈一步，而不是借他人的形式换上自己的内容。如果不是在长篇小说《酒徒》中借主人公之口一展其关于文学的见解，在其他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刘以鬯头脑中竟有如此多的先驱者。80年代聪明的现代主义者们，借鉴博尔赫斯，借鉴马尔克斯。快乐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很容易看到远方的。刘以鬯借小说感慨：“我们这个社会，聪明人太多，而傻瓜太少。”他自己即是这样的傻瓜，希望自出机杼而与这些大师站在一起。他有把严肃文学当作毕生事业的积累与准备，但香港并没有为他准备好“一间文学的房间”。
1948年，刘以鬯在香港开始了编辑报纸副刊、杂志并同时写作的生涯。因为之前并没有文学上的声名，刘以鬯在香港开展生活要艰难得多。1952年，他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辗转办刊，五年后因病回港，为谋生，大量写作通俗小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娱乐别人”，用现在的话说，是码字写手。他本来惜墨如金，自律甚严，有段时期甚至日码万字，可见自暴自弃。与“娱乐别人”相对的，是“娱乐自己”的作品，《酒徒》《寺内》《对倒》，寥寥数本，奠定了香港现代主义大师地位。
刘以鬯偏好“酒徒”这一形象，正如他喜欢“对倒”这一意象，于是我们读到了两篇《对倒》和两篇《酒徒》。收入《迷楼》的短篇小说《酒徒》，是莫泊桑《项链》式的新奇故事；长篇小说《酒徒》，是蚌病成珠的巅峰之作。有人誉其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从形式上讲，没错，但不仅如此。小说讲述了一位从上海南迁的新文学作家在香港坚持纯文学创作时面临的种种困境，酒色财气编织的欲望、挣扎与妥协。《酒徒》同时也是新文学的一曲哀歌，理想主义在生存空间的阙如下被欲望的世界击碎如微尘，读者可以从中看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末日景象。读这本书我时时想起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韦斯特的《寂寞芳心小姐》，两者在展现各自文化世界价值体系的紊乱和个体精神的虚无上，异曲同工。立意拯救的“寂寞芳心小姐”无力拯救任何人，成为“失败的基督”，期望逍遥的“酒徒”在苦闷窒息的时代不得逍遥，成为“失败的曹雪芹”。
《酒徒》写的是作家的失败，因此成就了刘以鬯的成功。上海成就了许许多多的文学家，没有成就刘以鬯，香港成就了他的失败与伟大。每一种新形式都会有更新的形式取代，但理想主义者的虚无与痛苦是永恒的。刘以鬯的上海情结，只有在上海从他生命中消失的那一刻起，才得以开花结果。
《酒徒》《对倒》启发了同样生于上海、活于香港的王家卫拍出电影《花样年华》与《2046》。王家卫在《花样年华》片尾字幕中向他这位“上海情结”的先驱者致敬。王家卫对刘以鬯的传承得其真髓，故不会拍一部《酒徒》而是接着《酒徒》拍下去。因为他们都看见了自己心中那座耸立于香港背面的“上海迷楼”。电影是普世的，故而都市白领、文艺青年可以一同在电影院认领王家卫。但“文学是一种苦役，真正爱好文学的人都是孤独的。”既然如此，他只好独自开创了香港现代主义。
《迷楼》读后感(四)：人是一种时间维度的动物。
1.
去西安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但起飞时有些颠簸向下的坠落感，却很熟悉。小时候跟妈妈坐大巴去亲戚家，在那种下坡的时候总会有那种坠落感。后来那种坠落感在梦里不断的出现，很害怕，也很享受。
在飞机上我看完了这本书的第一个中篇，恰逢降落，那种坠落感又涌现，于是合上书开始胡思乱想：如果人是慢慢下落，也不会有这种感觉，如果是很远的距离坡度很小，也不会；因此人是因为在短时间下落才会有坠落感。故而我打开书，在第一页写下：人是一种时间维度的动物。
故事是在一个时间跨度下进行的，如果将故事的进行比作一个下落，那么，故事越短，则越能体验那种坠落感。
刘以鬯的短篇比中篇好，微型小说又比短篇好，也许与这种坠落感有关，以很短的篇幅，将完整的故事铺开在面前，细节和起承转合都之取一段，留下大量空白，这样的感觉想到了中国的山水画，那些余下的留给想象，空白处每个人不一样的解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故事。
然而那种坠落感不是谁都可以塑造的，对坠落而言，如果不能及时停下，会有危险；对小说同样，如果故事最后变得无法控制，就陷入单纯的对简短的追求，那么连一个故事都算不上，这样的文字只能是灾难。
2.
当然刘以鬯的故事都还算上乘，对我而言，最喜欢的是《土桥头》乌九的故事，精巧又绝望，人的悲剧背后是时代的嘲弄。这样的故事由能得到偏爱，因为人是生长在这时间里的，人自有其独特的故事，但怎样的故事都宿命一般困在时代里，因为人不但活在自己的时间里，而且不得不活在所有人的时间里。在《情侣》里，只能看到一对苦命鸳鸯的凄凉，却看不到更多的维度，格局相对就小了很多。而第一个中篇《露薏莎》，在这个故事里，沉迷露易莎的迷人时总是会被抗日的大背景打扰，最后的结局似乎太照顾了大的空间维度而忘了角色本身可以更有趣精妙。
3.
刘先生的故事里，女人多是善良的，又坚韧决绝。男人则是处在时代与自我意志的夹缝里，显得懦弱，却承担起了个人与时代沟通的桥梁。《热带风雨》里的苏里玛，《蛇》里的白素贞，《路易莎》里的露易莎。这些女人或女孩，都是超脱的，可爱的，却又都可怜的，她们面对的男人配不上她们，但作为时代与欲望的化身，配不上女性的，是时代。
更多的时候，刘先生的故事是对那个混乱时代女性的一曲挽歌，她们干净，热烈，独立，是美好的化身，却又跳不出时间的轨道，注定与男人相撞，在玉石俱焚中让观者动容。
直到这里我才看出王家卫的影子，王家卫的电影里的女人，莫不是这样的角色。
4.
刘先生的故事新编很好，与鲁迅的相比，没有那样戏谑下的浑厚，倒有独特的关怀，《迷楼》里的隋炀帝，《北京城的最后一章》里的袁世凯，《蛇》里的白素贞与许仙，故事本身被抽离，而留下的是人的思想活动，这是我曾经尝试写过很多次的，去体味那些传统故事中心人物的心理是很有趣的。更多的是刘先生对人本身的关怀，是他穿越了时间，延轨道而上，抓住人心的尝试。
5.
这篇写的很凌乱，为了配合题目，很多地方写的不如意。就这样吧。
《迷楼》读后感(五)：其实是随便写写的几个短评
读刘以鬯的《露薏莎》
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大上海，灯红酒绿西域风情的霞飞路，一夜定情缠绵的交际花舞女与外表风度翩翩实则是个爱国地下党的绅士，绅士落难，重情重义的交际花挺身而出，法国梧桐啊鸡尾酒与威士忌啊……想起大三这个时候应该正好在读徐訏，也是这种套路…爱啊抗战啊都看起来太轻易太儿戏了，打动不了我。
《蟑螂》篇到了六十年代的香港。开头“对窗”的描写与思考很有意思。由一个不得意的文字工作者来领携生命的意义与造物主作弄下的死亡主题。充斥着二元对立的思想。蟑螂、断腿怕死的祖母、三个自杀的陌生人都生生世世相关。恐惧是一切病症的起源，万物为刍狗，恐怕我们都是那只断了腿苦苦挣扎的蟑螂。可怜吗？
篇三《不，不能再分開了》八十年代，上海台灣香港兩岸三地，別離三十載不能再分開了。这一题材是百写不厌。
《迷楼》读后感(六)：人啊，早晚都会被生活的洪流吞没
除了悬疑、侦探、科幻小说，我很少读虚构类小说。但最近却格外想看个故事，《迷楼》成了我的优先之选。
说来惭愧，此前并没有听过先生的名字，更念不出他的名字——刘以鬯（音同“畅”）。看之前就已得知，王家卫偏爱先生，《花样年华》、《2046》都是从先生这里获得的灵感。读来也发现，“这的确是纸上电影”，画面跃然眼前。
之所以能有此感，我个人认为是源于文字。曾经看到有人说，“写作最核心的东西，不应该是文笔，而是其中的力道。”此话于我心有戚戚焉，我之所以不喜欢读虚构类小说，很大程度上，是觉得那些故事都是假的，一旦前提都是虚构的，那故事的力道自然在我心中会被削减大半（我是不是对小说存在什么误解）。越是真实的故事越适合白描，其精彩不在于文字，而在于故事本身。但当读完刘以鬯先生的小说，我觉得自己此前太绝对了。力道固然重要，但文笔描写得好，也特别能吸引人。刘先生的小说便是如此。
《迷楼》读后感(七)：「若果有一半时间灵魂归位」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七日，多云，有雨，天文台悬挂一号风球。亚花喊森仔去看《花样年华》。」不知王家卫先生看到这里有没有很开心。
王家卫2000年的影片《花样年华》中有这样一幕：梁朝伟饰演的周慕云在报馆写稿，抽一根烟，白雾飘到头顶上，缭绕出十足的情绪。拍完这一幕，王家卫拿样片去给刘以鬯看，请他给意见——这位曾写出《对倒》《酒徒》等名篇的香港作家正是周慕云一角的原型。
2010年，香港书展首个“年度香港作家”的奖项颁给了刘以鬯。然而，这位被许多作家如梁启章、也斯奉为大前辈的写作者，在被别人叫做一个小说家时却常感到“很惭愧”。
刘以鬯1949年从上海到香港，当过报纸编辑，后来靠给报纸写专栏挣稿费过日子，最多的时候他曾同时给13家报纸写专栏，每天要写一万字，“像部写稿机器，写过许多垃圾”。白天，他给报纸写文章，这是“娱乐他人”的部分；到了晚上，他便写“娱乐自己”的“严肃文学”。 “若果有一半时间灵魂归位，已算幸运。”
《酒徒》里的主角无疑是刘以鬯这一双重写作生活的夸张化写照。一方面，为了谋生、买酒喝，“酒徒”不得不写些通俗乃至烂俗的文章；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在逼仄的香港文化环境中开辟新的小说传统：“…表现错综复杂的现代社会应该用新技巧…现实主义应该死去了，现代小说家必须探求人类的内在真实…”
迷楼里的螳螂
《螳螂》中，一只螳螂像“墙上的斑点”之于伍尔夫那样，不断扰乱专栏作家丁普的心绪。螳螂被丁普用拖鞋拍断腿，夜里却变成巨兽潜入丁普梦里，催他忆起儿时对断了腿的奶奶的可怖记忆；杀虫水也治不了螳螂，丁普夜里又做起关于核弹爆炸的梦。（《螳螂》写作时间为1966年，正值全世界都为核弹所忧虑的六十年代。）螳螂不死，丁普的恐惧便不散，“如果生命必须有个意义的话，只可能是与死亡的搏斗。”刘以鬯的意思已然很明显，螳螂正是丁普——又或者说，在当下活着，谁人不是丁普？
除了“惊惧”，刘以鬯还长于写人的“犹疑”。《一九九七》中，生怕九七年的到来会使股市狂跌，主人公世强日夜忧虑失神，终于被一辆汽车撞倒。情人秀金知道世强死讯后安慰自己：“现在，他不必为香港的前途担忧了。”其实平民如世强，哪里是在为香港前途担忧呢？小我生活在迎头面对大局势之变时的惊恐与无措，全在这句“为香港的前途担忧”的讽刺里了。
经典小说和耳熟能详的人物故事也被刘以鬯拿来改编，植入现代人的情绪。《蛇》的蓝本来自白蛇传说，刘以鬯将其重新布置，白素贞不再是白蛇，唯许仙变成多疑的丈夫；《北京城的最后一章》大段描写袁世凯临近“登基”时的心理，日夜为万民不服于他而忧心；《迷楼》则是一场关于隋炀帝的萎靡之梦：“一座铜扉，由八面擦亮的铜镜包围，只要有一个裸体的宫娥在跳舞，就会有八个影子随着做同样的动作。”处处是被投射出来的影子，宫娥真实的人形却难以被捕捉。在某种程度上，不论是迷楼里的隋炀帝还是不愿从酒醉中醒来的“酒徒”，或许都可被视作现代小说家的投影——在这座“迷楼”中，该如何发掘现代人内心的真实？
阻断时间的“叙述游戏”
“只有用横断面的方法去探求个人心灵的飘忽、心理的幻变并捕捉思想的意象, 才能真切地、完全地、确实地表现这个社会环境及时代精神。” 在《短绠集》中，刘以鬯毫不掩饰他对“横断面”写法的支持。传统的时间序列叙述让位于空间形式叙述——这种手法的被借用也成为现代小说区别传统小说的主要标志之一。在《崔莺莺与张君瑞》一篇中，可以寻得刘以鬯试验这种新技巧的一些线索。
张君瑞用手背掩盖在嘴前，连打两个呵欠。崔莺莺也用手背掩在嘴前，连打两个呵欠。“该上床休息了。”张君瑞想。“该上床休息了。”崔莺莺想。这是春夜。月光照得芭蕉叶上的露水晶莹发光。此处有两段工整到宛如对仗的描写与叙述，由第一句到第二句，没有情节被推动，只有空间上的并置。本来，文字被摆放在一起，让人自然而然以为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且一般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张君瑞用手背掩盖在嘴前，连打两个呵欠。崔莺莺也用手背掩在嘴前，连打两个呵欠。”刘以鬯的狡猾之处在于，他反其道而行——阻断了时间，在给完张君瑞一个镜头之后，把下一个镜头给了在另一空间内的崔莺莺。当你错以为这两人在同一空间内，一场好戏就要开场——其实“张君瑞睡在西厢；崔莺莺睡在别院”。他是如此轻而易举地就用文字实现了交叉蒙太奇。
《链》将文字里的空间无限扩大。阅读《链》令人难受的地方在于，刘以鬯强行“暂停”一个故事的发生，转而将镜头交递给一个个新空间中的新角色。白领陈可期坐天星小轮去上班，下船时被人踩了一脚——这个女人是姬莉丝汀娜，喜欢连卡佛的手表。在连卡佛门口，欧阳展明跟她打招呼——欧阳展明正考虑要如何转移自己的资金使其不至于贬值……这一故事的链条最后在“何彩珍买了四只金山橙……”这里止歇。然而故事真的停止发生了吗？省略号所暗示的是，这个故事可能在任意一个角色身上接续，由此，阅读的过程就好比在观看一幅关于香港平民生活的“清明上河图”。
《吵架》的野心更大。刘以鬯邀请空间本身来担纲主角，全篇没有主人公，没有对话，只有对各式物件及其组成的环境的描写：“墙上有三枚钉。”“…天花板上的吊灯，车轮形，轮上装着五盏小灯，两盏已破。”“餐桌上有一个没有玻璃的照相架。照相架里的照片已被取出。”人物缺席，只剩一个摄像头般的眼睛在一个发生争吵后的房间里推拉摇移，这种实验写作的勇气，或许只有罗伯-格里耶写作《嫉妒》时的先锋可比拟。
莱辛在《拉奥孔》中指出：“时间上的先后承继属于诗人（我理解此处是指广义上的写作）的领域，空间则属于画家的领域。”但现代小说发展到现在，人们用倒置错乱的技巧打破了原来单一的时间秩序，以实现对空间的“建造”。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刘以鬯借“酒徒”之口所表达的对现代小说的创新追求已然在他自己的实验小说写作中实现了。
《迷楼》读后感(八)：刘以鬯与王家卫
1.
因为未能读到《对倒》和《酒徒》，以选集《迷楼》中的中短篇所营构的刘以鬯形象，与先前接收的信息形成了偏差。如果带着想要寻找到王家卫电影某类文本形态的初心，读后不免会令人失望。两者的气质其实非常悬殊。刘以鬯在小说中创造的玩闹气氛读了最多会让人会心一笑，而与王家卫电影中创造的迷离气氛背离。此是否是影像与文本难以对等的天然困境，还是说以短中篇窥全貌，是以偏概全了？
刘以鬯的小说中确实使用了如电影镜头般快速流转的精简笔法，画面的形象与感觉跃然纸上。是否因此，读者获得了一种体验的相似性？但与王家卫电影中编织的让人深为着迷的影像世界相对，刘以鬯小说的根底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即便他在其创作生涯中不断地变换使用着各类现代／后现代的游戏手法，依然难以跳出民国小说的普遍境遇。
那种手法是如一的：一方面仍然框限在传统白话小说的语言腔调中，另一方面却实践着崭新的创新形式与突破。因而，倘若放置进一种纵向的国别文学发展脉络中，刘以鬯的小说有其自身的价值和创造性；但是，一旦将其纳入横向的世界文学网络，这些闪光点便将缄默难寻。水准与名望形成的偏差，就像北岛的诗，现在看去虽然不过尔尔，但其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着实难以撼动。“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即便只有勇气，我们也仍然需要褒奖。
2.
王家卫受到过刘以鬯的影响，这是确定无疑的。即便他自己不提及，我们在阅读刘以鬯的小说时也能发现。但这种影响绝不是气质或风格，而是故事形态。王家卫在刘以鬯的小说中找到了用来发展影像世界的故事原型，这是我读到《迷楼》中某篇不知名小说《赫尔滋夫妇》的直接感受。
这篇小短篇中的“我”像极了王家卫在《花样年华》和《2046》中创造的周慕云形象，同样是一位报社记者，每天工作到深夜或凌晨，便住在一家老旧的旅店。通过他的眼睛，记录了一对外国夫妇在新加坡动乱时期的遭遇。整个故事的发生也同王家卫的电影一样，只在晚上进行。
小说开头对旅店描述，活脱脱就是《2046》中的那家旅店——“这是一家古老的旅店，楼高四层，二楼与三楼是旅店，用板壁分成十几个房间；四楼则是某业的俱乐部……旅店的设备不但简陋，而且陈旧。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吊在天花板的电风扇……单身男子抵受不了某种声音的引诱，半夜爬在板壁上偷窥邻房的动静而被人打得头破血流的事，每个月总有一两次。”
3.
刘以鬯小说中的叙述声音，与王家卫电影中的文艺旁白是不配套的。看刘以鬯的小说，实实在在想到的是战乱时期可能发生的故事，虽然也带着寻欢作乐的文艺调子，比如收录《迷楼》中的第一篇小说《露薏莎》便是战乱与爱情双线并进。但王家卫的电影重新构筑了一个只属于影像空间的世界，人物在里面醉生梦死，而与现实没有多大关系。
而且，王家卫通过影像（色彩、配乐）来发展情绪方式，也是刘以鬯小说中所没有的。一种小说家天然裹挟的机敏和智慧渗透在小说文本中，最末的微型小说让人这般快意，其原因也正在于此。这种宣泄小说家个人才智的小说虽然现在基本面临着淘汰的困境，但在几十年前仍然是值得赞赏的创作追求。
王家卫的电影从其他人身上获得其影像师承：比如肯定从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获益良多，两位导演都在探讨现代社会恋爱男女的情感状态；也从戈达尔的电影中寻找到一种外在形式的自觉。刘以鬯的小说为其提供了文本，但具体是如何提供的，需得看过《对倒》和《酒徒》才能知道。我已经等不及了。
《迷楼》读后感(九)：不读刘以鬯，难懂王家卫
作为一部寂寞、忧伤又韵味十足的艺术电影，《花样年华》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堪称经典，王家卫拍片推崇不按剧本出牌，随性而至。但《花样年华》的拍摄却是有本可依，正是香港作家刘以鬯先生的小说《对倒》引发王家卫创作了《花样年华》，而刘以鬯本人也是《花样年华》里周慕云（梁朝伟扮演）这一角色的人物原型。刘以鬯曾是与张爱玲同时代的上海作家，50年代，他移居香港，开创了香港意识流文学写作的先河，其1963年出版的代表作《酒徒》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轰动一时。2014年，刘以鬯获香港艺术发展终身成就奖。
小说精选集《迷楼》收录了刘以鬯30篇中短篇小说，时间上跨越了近60年，空间上也涵盖了中国大陆、港澳台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区，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一代文学宗师的创作特点与艺术造诣。
刘以鬯在文学创作上推崇试验与创新，重在“与众不同”、“有所发现，在不拒绝一切小说传统的同时，追求鲜明的个人风格，用全新的手法表现社会现实与内心真实。中篇小说《露意莎》、《不，不能再分开了》等现实主义之作充分展现了上海抗战、从香港“偷渡过台”等社会问题，后期又有多篇微型小说将港人赛马、经商、租房、请客等日常生活展现得淋漓尽致，篇幅短小，意蕴悠长，烛照人性。在小说《蟑螂》中，作者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在意识流的笔法下，将人的生存状态、内心独白与隐喻之物相融会，想象与现实纷至沓来，其中对人生的叩问，充满哲学意味：“生活给她的痛苦很大，她为什么还这样爱惜生命？”。此外，《崔莺莺与张君瑞》、《蜘蛛精》、《他的梦和他的梦》这样对《西厢记》、《西游记》、《红楼梦》等经典的故事新编，充满奇思妙想，诸多反转惊奇。
刘以鬯不仅是王家卫的文学老师，蔡澜也自称“在精神上极受刘先生影响”，文艺巨匠们的传承与创新究竟是如何进行的，细读刘以鬯先生的小说，必定会给我们诸多启迪。
《迷楼》读后感(十)：酒徒的谜面与谜底
1 以酒之名
只在看完本书所有的小说后，才不慌不忙去搜索了作者名字的正确读法。刘以鬯的“鬯”，读音就是“畅饮”的“畅”。
鬯，亦秬鬯，三千年以上的中国古酒，是古代祭祀用的酒，以郁金草酿黑黍（秬黍）而成。所以，以酒之名，不愧是酒徒；《酒徒》是刘以鬯的代表作，没看过电影也没看过长篇版，不知长篇的版本跟本书仿若莫泊桑《项链》的这个短篇有着何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