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疾病的人》是一本由[美] 裘帕·拉希莉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6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1985年，是“现代电影界的莎士比亚”，美国导演、编剧、演员奥逊·威尔斯生命的最后一年。从转入大银幕开启作为电影人的艺术生涯伊始，奥逊·威尔斯的名字就在世界影史上闪耀着它不灭的光芒，而这一切始于时年26岁的他拍摄的电影《公民凯恩》。在这部自导自演的电影处女作中，一生隆重、喧哗的传媒大亨孤身死去，低吟着遗言“玫瑰花蕾”。
碰巧的是，威尔斯在其一生出演的最后一部电影里，给予了自己的处女作一声遥远的回响：正是在1985年早些时候，与晚年的威尔斯交情匪浅的年轻电影人亨利·雅格洛，拍摄了电影《谁来爱我》（Someone to Love），演员奥逊·威尔斯在镜头里说道：
“我们一个人来，一个人活，一个人死，只有借着爱情和友谊, 我们才制造了一时的幻象, 觉得自己并不孤单。”
在文学史中，同样有以处女作刻下自己的名字、并不断焕发出光芒的天才型选手。1999年，一位出生在印度、辗转短居过英国、最终跟着孟加拉裔父母定居美国的作家，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解说疾病的人》，并在次年击败共同入围的其他作家，成为普利策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这个纪录直到2017年仍无人可破。初入文坛这一年，她32岁，2年多前放弃了自己规划多年的学术生涯，转入全职写作。
当年曾共同入围普利策奖候选的两位作家，也绝非等闲：华裔作家哈金后来凭借此次入围的长篇小说《等待》，摘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作家安妮·普鲁，1994年的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双料得主，此次入围的作品《近距离：怀俄明故事集》收录了后被李安改编为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短篇小说《断背山》。
左：哈金 《等待》 右：安妮·普鲁 《近距离：怀俄明故事集》
在自己的处女作中，这个名叫裘帕·拉希莉的作家和晚年奥逊·威尔斯的表演共享了一个创作的主题：人的孤独处境。在拉希莉的获奖小说集《解说疾病的人》中，她记录下那些孤独地感受着痛苦的流亡者：他们没有幸福可以跟别人分享，而没有办法与别人分担不幸更是将他们推向了“孤魂野鬼”。
同名短篇《解说疾病的人》，记述了一种特殊的职业：译解疾病。兼职导游卡帕西先生带着一家子观光客前往太阳神庙游览，美丽、慵懒的达斯太太激起了导游卡帕西心中的阵阵涟漪。尤其当她得知他的正职是在私人诊所充当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语言桥梁，大声夸赞这很“浪漫”，更令卡帕西心旌荡漾，得意于自己原本庸俗的、用于糊口的工作居然有如此巨大的意义与魅力。
一路上，达斯太太热情地邀请卡帕西先生一起用餐，跟达斯家合照。当她跟他要地址，说方便给他寄大家的合照，他开始幻象起和回到美国的她互相通信，聊起“当翻译的日子里有没有新鲜事儿”，打定主意要“让她在新泽西家中一边看信一边哈哈大笑”。
游览到了最后一站，达斯太太拒绝跟随丈夫和孩子登山拍照，执意留在车里休息。更像是有预谋的，她出声制止了准备去帮达斯先生拍照的卡帕西。然后，她将一个折磨了自己八年的秘密告诉了他——她厌恶了与达斯从小青梅竹马的婚姻，所以出轨了，他们的三个孩子中，有一个不是达斯先生的。而她想要与共享的，不是这份秘密，而是一份痛苦：
她看着他：“八年了，卡帕西先生，八年来我一直在忍受着煎熬。我盼着你能让我感觉好点，讲一些宽慰我的话。你说我该怎么治才好？”
整个旅程中，她都观察着他，权衡着他的可信和可依赖，打量着他的工作和它的意义，酝酿着这段类似告解的话，为了从这个陌生人身上得到一些宽慰，缓解一个人承担那个秘密所带来的痛苦。
自认为与达斯太太建立了深层亲密关系的卡帕西，觉得自己对她负有责任，他想到：
……这个女人连三十岁都不到，……就已经失去对生活的热爱。她的告白让他心情沉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或许该建议她把真相向达斯先生坦白，他会向她说明诚实是最佳策略。诚实，的确会让她感觉好些，就像她刚才做的那样。或许他还可以表示，愿意做个和事佬，主持这次沟通。他决定从最明显的问题开始，逐步深入到事情的核心，于是他问道——“达斯太太，你所感到的，真的是痛苦吗？还是心有愧疚？”
（她）转过头来，眼含怒意，抹着粉红色珠光口红的双唇上厚厚地积了一层芥子油。她张嘴要说什么，可是她朝卡帕西先生怒目而视之际，似乎忽然意识到什么特别的事情，于是停嘴不说了。他彻底溃败了；他这才明白，原来在那一刹那，他甚至根本就不值得她好好地侮辱一番。
她敞开自己的痛苦，将它和它的过往来历尽数展露，然而眼前原本被认为理解她的人，给出的居然是道德的拷问——他的回复彻底拒绝让她的痛苦发声，她带着它退回原本的封闭。
《解说疾病的人》
这一刻，卡帕西才再度想起，那份译解疾病的工作原本“是他人生失败的标志”，年轻时候的他以为自己可以通过掌握语言来打开人生的一片天地——他的目标是掌握多门欧洲语言，然后投身外交，而真正的、最终的命运只不过是一个英语老师，还因为要偿还给儿子治病在诊所欠下的债务，开始在医院做工抵债，给不会英语的孟加拉病人和只会英语的医生服务，填塞满他所熟悉的日常的，只是微不足道的翻译员的身份，毫无建树的事业，没有交流的婚姻，和失去爱子的痛苦。
此刻，在达斯太太的痛苦面前，译解员的身份再次失效。他无法译解达斯太太的痛苦，因为这完全超出他的理解力和想象力，他的情感生活如此地贫瘠，他的妻子“对他的职业全无好感，……她时时想起失去的爱子，嫉恨着他以微不足道的力量帮着挽救的其他生命。……她从来不曾问起到诊所求医的病人的事，更没有说过他的工作很重要一类的话。”
达斯太太对他在亲密所激起的涟漪，让他以为有机会和她有一段罗曼史，而她催促他帮忙分析自己的痛苦时脱口而出：“看在老天的份上，别叫我达斯夫人。我才二十八岁，说不定你的孩子都有我这么大。”……原来她只是把他看作父辈，他此时才明白，对于那些自己原以为可以提供慰藉和幸福的人和事业，自己都只是一个无法落脚的“流亡者”。
译解情感疾病的职责在卡帕西先生身上，最终失败了；小说家以笔触记录人的生存境况，将秘密、痛苦和情绪一一展露，这是另一种对疾痛的译解。拉希莉体察入微地刻画了两个角色各自的内心期待与外部回应间的冲突，她的“译解工作”完成得尤其出色。成名后接受采访时，裘帕·拉希莉曾对媒体说：“在我自己的父母和他们的朋友身上，我观察到一种‘情感上的流亡者’（emotional exile），这一点令我无法忽视。”
裘帕·拉希莉（Vogue）
或者也是这一点社会身份的区别，令拉希莉对孤独的思考有着与奥逊·威尔斯不同的倾向，小说里，孤独的“流亡者”伸出手探寻友谊或爱情，人类脆弱的、制造“自己并不孤单的一时幻象”的努力依然会时不时落回被误解的现实。但对读故事的人来说，每一篇关于他人的故事都让他对人的痛苦和情绪、人的生存境况更加理解，他因此而越清醒，幻象就因此而越珍贵。或许这个幻象并不是那么难以维持，因为理解和分担痛苦，是这世上最强大的纽带。
* * *
雅格洛在自己回忆录的结尾，记录了奥逊·威尔斯说完那段台词之后的一个场景：
他（威尔斯）说：“只有借着爱情和友谊, 我们才制造了一时的幻象, 觉得自己并不孤单。”那也成了他最后的电影出镜，他最后一次当演员。
“我可不可以在结局后面再有个结局？”我大致这么问他。
“不行。”他说。
“为什么不行？”我问他。
“因为，”他面带笑容，说出他最后的一句，“这就是结局。”
《解说疾病的人》读后感(二)：拉希莉折痕
相比于成就和纯熟的小说技艺，裘帕-拉希莉真是年轻得不可思议。
而她背后拖出来的、在英国出生的印度裔美国人身份，则又给我带来既古老又年轻的印象。
她的这本处女作，虽然只有九个短篇，但每篇我都看过三遍，所以相当于二十七篇。
每一篇中都有一个边界的折痕，从印度来的，从孟加拉来的，从英国来的，折到美国这张白纸上。她带着她体内的她闪回穿梭在现在的她身上，大于小于等于或约等于，我总是能看出那个淡淡的但又无比清晰的折痕。我喜欢那个折痕，就像凝视着她的照片时我喜欢她那沾染着女性又脱离了女性、脱胎于肤色又牵连着肤色的边界之美。
得承认，我最近的一个短篇也是受了她其中一篇的影响所致。
虽然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已完成秘密的致敬。
《解说疾病的人》读后感(三)：从一个异乡到另一个异乡
（2017-10-16 《单读》）
1
1941年，七十二岁的亨利•马蒂斯开始尝试一套新的艺术创作技法：将画纸用水粉颜料涂成各种颜色，再剪下纸片，拼贴布置成图像。这位影响现代艺术至巨的画家就此放弃了油画笔和画布，改弦易辙拾起了剪刀和水粉刷。
色彩剪贴成了马蒂斯艺术生涯最后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改变源自创作者本身的“局限”：一次性命攸关的手术之后，马蒂斯起居行动受困于轮椅，而看似简单的拼贴技法，让他得以在旁人的协助下完成创作。尝试的结果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一种混合的风格，马蒂斯称之为Une seconde vie，他的“第二次生命”。人们依旧可以辨认出马蒂斯的手法和眼光，他惯用的元素和色彩，但它们已经改变了：这些作品突现出一种意想不到的生命能量（élan）。对于马蒂斯，剪贴画不仅是新技法，而是一个新体系，一种不同的语言。他借此思索并扩展形状、色彩和构图的可能性，并反思自己的艺术策略。
2015年，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出版了用意大利语写作的回忆录《另行言之》（In altre parole），在后记中她把自己尝试用非母语写作比作一次偏离航线的飞行（短期内不打算回来），并引述马蒂斯的这段经历以自况：放弃了熟悉的创作载体，他们“在并不确定其背后意义的情况下，沿着一条未知的路前行，在更宽广的领域进行探索”。
2
最早留意到拉希莉这本孑立于她几部“当代经典”之外的小书，也是因为这种航线的偏离。写作者在一种语言里面耕耘，犹如大树布展根系；你变成越好的作家，与那种语言的关系越是亲密和深入。正因为此作家转向另一种语言可谓生死攸关，那很可能意味着撤销他作为创作者的独特个性。
一个已经在英语世界标记出一块风格领地的小说家，竟然在四十八岁另起炉灶（而这门外语据说是她不久之前才得其门而入的），这件有点过于疯狂的事情让我由意外另生出一层好奇。拉希莉算得上早年成名，三十二岁以《解说疾病的人》（Interpreter of Maladies）初试啼声并揽下一众文学奖时，她就已经是个“写作上成熟得不可思议”（美国评论家温迪•莱瑟语）的作家了。“她的文笔极具感染力且行文老练、稳健，几乎令人忘了这是她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作品。”这个短篇小说集收获了评论界近乎一面倒的赞誉，拿下2000年普利策小说奖，也让拉希莉成为该奖项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与之而来的是商业上的成功：她似乎同时取悦了难以讨好的当代文学观察员，和那些单纯渴望阅读快感的普通读者。
一切看上去如此容易。普利策之后拉希莉没有急着证明处女作的成功并非一次意外，而是不紧不慢，以平均四五年一部的节奏推出新作。2003年出版长篇小说《同名人》（The namesake），2008年第二部短篇集《不适之地》（Unaccustomed Earth）问世。在同世代的美国小说家中，她称得上是文坛的宠儿，既是《纽约时报》畅销榜的常客，也不缺乏严肃文学界的背书。
2012年，完成长篇小说《低地》（The Lowland）之后，拉希莉举家迁往罗马，似乎就像任何一个换换环境的海外间隔年。但从那之后，除了必要的信函往来，她将英文彻底流放在了写作之外，但凡落笔成文只用她那“不完美的、简陋的”意大利语，一种让她“同时感受到自由和限制”的语言；就像是武艺超群的骑士，自断持剑的手臂，改用另一边从头开始。
3
拉希莉的小说多以美国和印度为背景，主人公通常是她自己那样的孟加拉裔二代移民。她没有在写作中刻意回避移民身份的影响，也无意趋奉那些为了异国情调观光猎奇的读者，但拉希莉的名字还是不时出现在“印裔美国作家”、“移民文学”这些标签之下。2013年《纽约时报》“By the Book”专栏访谈，请她开个移民文学清单，意思是你应该受过某些移民作家的影响。拉希莉反问如果有所谓移民文学，其余的该怎么称呼？从霍桑到薇拉•凯瑟，叫美国本土文学还是纯文学？她接着说：“诗人和作家从来将叙事建立在穿越边境的经验之上，游荡，流亡，与熟悉之外的事物遭遇。陌生人是史诗和小说中的一个原型，异化和同化之间的张力一直是文学的基本主题。”言下之意我处理的都是普遍性的题材，没必要放在某些小标签下讨论。
两种文化传统之间的矛盾张力是拉希莉的一个标志性主题，她说过最早的创作冲动来自“想让那些冲突的自我在纸面上融合”，让它们密切相识，彼此宽恕。但与纳博科夫和米沃什等被迫流亡的作家相比，旧世界对于拉希莉没有莫斯科或维尔诺之于他们那种乡愁和想象；而她始终与奈保尔和鲁西迪的后殖民主义论争保持审慎的距离，则更像是个性使然。她在小说中处理中产社区的家庭、恋人和邻里关系，初读时有一种令人惊讶的熟悉感，好像它们具体发生在印度、新英格兰、爱尔兰还是法国，都变得不那么重要。
《解说疾病的人》九个短篇故事，主人公有婚姻濒临破裂的年轻夫妻，被翻新升级的公寓楼抛弃的老门房，为了打发时间代人照管小孩的印度新娘……还有安静地目睹成人世界这一切戏剧的孩童。家庭生活中平凡无解的悲伤，孤独、焦虑与偏见之间的挣扎，这些拉希莉反复书写的主题会让人立刻联想到理查德•耶茨。跟耶茨一样，她用一种毫无文体野心的平实语言，精细地掌控着笔下的现实感，拒绝任何多余的同情和感伤。
《停电时分》一篇中，因为电缆维修接连五天每晚断电一小时，在一所房子里互相躲避的夫妻只得一块儿吃饭。烛光之下，妻子提议玩一个游戏，讲讲那些从没向对方吐露过的事情。坐在暗头里的两个人，数年之间逐渐侵蚀瓦解的婚姻，随着每晚的坦白慢慢显影。丈夫苏库玛才情平平，博士已经读了六年，妻子修芭是出版社的校对。没有外力干预或第三者，只是任何经历过婚姻生活的人随处可以指认的消极、软弱和冷漠，使两人无法渡过共同经历的悲剧（修芭早产生下死胎）。作者不动声色地暗示，在最初的炽热之后，他们只是那种精神怠惰、缺乏想象力的中产夫妇，连苏库玛“最过分的一次不忠”也是陈腔滥调（妻子怀孕时撕下杂志女郎的照片意淫）。这些平凡的甚至有些消极的主人公，拉希莉让读者对他们的欲望和恐惧感同身受，但没有一处下笔过重以致失掉冷静的平衡。
詹姆斯•伍德曾说有两种作家：一种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康拉德、斯韦沃为代表，在他们笔下现实是秘密的新奇体验，好像一切在进入这世界时就被创作的烈焰焚烧得面目全非了；还有一种将现实在熟知的世界中开放地呈现，我们在其中辨认出共有的日常和习性，沿着这个传统下来有托尔斯泰、契诃夫、艾丽丝•门罗。拉希莉朴素克制的优雅风范，在那些易于辨认的细节中捕捉人类关系与人类心理细微差别的才能，无疑属于托翁这一派光荣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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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学者柏哲达先生每晚上门来搭伙，总是穿戴整齐犹如赴宴，西装一丝不苟，领口结一条丝绸领带，“上下衣着的色调总是梅子红、橄榄绿和咖啡色的搭配”。柏哲达先生吃饭前“要做一件奇怪的事情”，从胸袋里掏出一块怀表，旋转发条三圈放在旁边的餐巾上。他告诉小女孩丽莉娅（故事从女孩的视角讲述），与他腕上的表不同，这块怀表是达卡（孟加拉国首都，当时的东巴基斯坦首府）时间。
“我窥视一眼端坐我边上、穿着橄榄色西服的柏哲达先生，他正神情安然地在米饭当中刨坑，拨出空间添第二份小扁豆。我心目中承受着如此哀痛悲苦的人不是这个模样的。我怀疑他总这么西装革履、精心穿戴，是不是为了随时能够不失尊严地接受袭来的任何消息，或者一接到通知立即奔赴一个葬礼。”（《柏哲达先生来搭伙》，选自《解说疾病的人》）
一个国家即将在地球的另一端诞生，柏哲达先生的故乡正好处在风暴的中心，战乱道阻，妻子和七个女儿已失联半年，不知死生。每晚来波士顿的同乡家中搭伙，客厅电视里的国际新闻中诗人被处决，村落被焚烧，为那些悠长轻松的晚餐提供谈笑风生的背景音。
总是给丽莉娅带来精美糖果的柏哲达先生，从未失去他从容的风度。除了万圣节小女孩要独自出门讨糖，担忧起她的安危，他“看上去突然变得又矮小又困顿”，“眼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紧张”。
柏哲达先生的个人痛苦与他身后一个国家的苦难，被放置在一个孩童的视线当中。作者调整着焦距，有张有弛地控制字里行间的反讽、悲情与尊严。拉希莉的故事“解说者”通常是这样一个疏离而略带同情的声音，在沉着的语调中布置精细微妙的情感张力。我们跟随丽莉娅敏感而略带困惑的目光，逐渐累积着关于柏哲达先生的细节。而当柏哲达先生对美国式的社交礼仪发表颇为迂腐的意见，对丽莉娅向他道谢十分介意：“银行女孩子对我说谢谢，商店出纳对我说谢谢，我还了过期的书，图书管理员对我说谢谢……要是我埋在这个国家，毫无疑问，葬礼上人们也会谢谢我。”——我们意识到作者在调整她的焦距以容纳反讽。在展现移民与美国主流生活对比之下的反差时，拉希莉的幽默感就像回到主场，最为敏锐和自然。
故事结尾，印巴战局尘埃落地，滞留美国的异乡人飞回了劫后余生的家。女孩“仔细研究挂在父亲书桌上方的地图，想象柏哲达先生冒着汗，出现在那一小块黄色区域里。我想象他身穿西装，到处寻觅他的家人。当然，那时那张地图已经过时。”柏哲达先生“没有任何理由再回到我们身边，父母实事求是地预言道，我们永远不会再见到他了”。这个充满宿命感的精确表述，实事求是又带着一丝忧郁，既是最恰当的结尾，又让人忍不住想要马上折返，或者再与柏哲达先生和丽莉娅盘桓一顿晚餐的时间。
拉希莉笔下的人物通常有这种魅力，她有一种罕见的天赋，让读者将虚构的造物视为亲近之人。一流的叙事和塑造人物的技巧之外，她的侵染力来自于平实的风格之下那种看似疏离却理解一切的深情。《同名人》中的父亲艾修克猝然去世正值圣诞前夕，母亲阿希玛和儿子果戈理分头处理善后，围绕死亡应接不暇的事务把悲痛推搡到了一边。他们忙着为招待吊唁的宾客准备精致的菜肴，照着父亲最喜爱的做法加以烹调。“闭上眼睛，所有这一切仿佛只是人生的又一次聚会而已”，母亲依旧像她自家宴席的餐饮承办人，永远在担心米饭不够吃，果戈理和妹妹“忙着接过来宾的大衣，堆到二楼客房的床上去”。
在有意的回避和轻描淡写的烘托之下，叙述者从高处打量重新团聚的母子三人，忽而又以一种混合着心碎的平静目光，注视着被挤进狭小角落的个人的悲伤。三十年来“在一个没有亲人、知之极少而自己的生活又显得谨小慎微、毫无色彩的国家抚育孩子”的母亲洗净了头发分路处抹着的朱砂，在手腕上涂冷霜硬是除下了铁制的婚镯；在医院地下室，果戈理想着要不要抚摸父亲的脸，最后伸出食指触摸了胡子、眉毛和几缕头发，“父亲身上这些部分还是活的，还有生命”；用斋饭的时候，作为一家人与人们隔绝，他们的哀痛才会减轻一些，又加重一些。没有只字片语提及生者的愧疚，但罪疚感时时压迫纸面，在余下的一百多页暗流涌动，直到果戈理与父亲以另一种方式重逢。
《纽约书评》2005年的时候采访了一拨40岁以下的当红小说家，让他们讲讲影响自己最深的写作前辈，同在受访者之列的还有乔纳森•萨福兰•弗尔、扎迪•史密斯和科尔森•怀特黑德。拉希莉提到两个“压箱底”的名字：威廉•特雷弗和加拿大旅法作家梅维斯•迦兰，都是专擅短篇的大师。拉希莉称赞特雷弗作品中“那种不动声色但又压倒性地把你征服的情感书写”，迦兰塑造人物的精湛功力（“不仅仅是三维的，而像是三十维”），用在她自己身上倒也不算过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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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叛逃”意大利这件事，最吸引我的地方，是拉希莉主动选择了离开和推翻。短篇集《不适之地》书名取自霍桑《红字》开头的一段话：“我的孩子们已经诞生在他处，即便我能力所及，掌控得了他们的命运，他们也将在不适之地扎根。”如今看来，似乎早早埋下了一个伏笔。为了“继续生长”，写作者从“不再肥沃的土壤”拔根而起，前往不适之地。
我们可能多少有过这种经验：哪怕用蹩脚的非母语，也能磕磕绊绊说出一些原本难以出口的话。这是另一种语言的自由，包括不必完美的自由，比如心安理得地用一种稚拙的、边角粗糙的初级意大利语写作（并出版）。从《另行言之》尚不能判断意语会在多大程度上与她的英语写作彼此影响，估计拉希莉也无意成为意大利的康拉德；但我们总可以期待基于另一种语言的逻辑对于艺术表达的刺激和反思——《另行言之》中已经有许多有趣的例子。
“从过去向一个新的状态转变的时刻”，爱默生说，“力量诞生。”在英语和继承自父母的孟加拉语之间夹缠半生之后，拉希莉在但丁的语言中寻找了一块自由与爱之地，试读重新注册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身份。如同移民的旅程，无论最终回报如何，都是基于无可避免的离开和失去，但正是它为尚未抵达的应许之地获得了某种可能。
（2017-10-12 16:00 首发：界面文化）
《解说疾病的人》读后感(四)：裘帕·拉希莉：和“遥远印度”的想象性对话
（原刊于《文艺报》2018年1月5日）
裘帕·拉希莉，这位美国当代女作家，不仅是最年轻的普利策文学奖获得者，更重要的是，她靠处女作摘得。很多人反感这种“信息”，认为它就是腰封广告；评论文章这样开头，也像凉白开（然而世界本就是平铺直叙，没必要“看起来”精彩）。事实上，从“最年轻”和“处女作”两条，却能窥见两点：一是天赋，二是起点就是高峰。这类作家，大多有早熟天成感，倾泻喷薄，并非缓慢精进；往往直觉狠切敏锐、情感深阻莫测。这可以称为“作家型人格”，后天能炼的只是技艺，人格却学不来。萨冈、杜拉斯、张爱玲都算此类。
一个作家要善于洞悉自己的控制力――到底是擅以长篇杠鼎，还是靠短篇取胜，正如歌手对他最好的音域，抱有自信。拉希莉的获奖履历说明，她天生就是“短篇圣手”，包揽了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纽约客》杂志年度最佳处女作、美国笔会/海明威文学奖最佳虚构处女作等奖项，可谓“短篇大满冠”作家。处女作《解说疾病的人》就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它充分呈现了作家创作的风姿和特质。如果概括一下，就是透过私情和异域，书写诱惑与隔阂。
拉希莉的父母来自印度，移居美国，属于典型的第二代移民。就像大批美国犹太裔移民作家一样，他们总在文化、身份和价值的板块裂缝中生存。一方面，是“本土化”背后的“美国梦”，“移民梦”，小说人物迫切渴望成就，获得认同，创立家业，安身立命。另一面，是文化基因潜藏的“异质性”，它来自“迁出地”若有若无，模棱两可的的父辈记忆和族群归属。这在拉希莉笔下，尤为鲜明，她的故事大多是美国和一个“遥远印度”的想象性对话。
拉希莉觉得，“印度文化于我是相当远的，尽管我在小说里努力写了许多印度文化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在印度长期生活过，从本质上来说，我和印度是相当分离的。我和印度文化的所有维系只是定期的访问，以及从小接受的家庭、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们坚持不懈地保持着的印度传统的生活习惯”。小说里的二代移民与作家情形高度契合。他们对印度的理解停留在符号之上，缺乏“原生性认知”，仅有一种“二手”借来的经验：父母的讲述，家族的消息，日常的习俗，返乡的旅游。印度完全是陌生的他者，充满诱惑的“异域”，一种“遥远的目光”。这是《解说疾病的人》所收故事共有的语境基调。
只不过，作家把这种类似“东方学”的后殖民意识，完全消匿在家庭的日常，男女的私情之中。这就有了隐喻的“层次感”和“互文性”。一种是生在印度，迁移到美国的父辈们，遭遇到的失落隔阂；一种是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的二代移民，他们被“异域的影子”诱惑，充满了探寻欲。这是美国和印度，文化层面的诱惑与隔阂。在微观末梢上，故事又展现家庭生活，男女情欲上的孤独和互不理解。在我看来，拉希莉最优秀的地方，在于写尽人物尝试理解时的愁怨、困惑和倦怠。那种质感就像指甲抓挠墙皮时的痛苦摩擦，艰涩、煎熬。
某种意义上，拉希莉围绕了一个“转译”的主题。不仅文化、语言需要转译，私人情感更需要。因为，它是维系亲密生活的基础。然而，所有忧伤故事都源于转译的无力、无解和谬误。她自言，“集子里收的许多小说试图道出为了交流沟通，人们所付出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的徒劳、困惑与艰难”，“即便是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同名短篇《解说疾病的人》，表面看就是一对儿美国小两口带着孩子回印度，探亲加旅游的故事。再稀松平常不过，旅行中导游的讲解，游客的攀谈，这些场景好像除了“宰客”与纠纷，就没啥好牌可打，波澜可写。
然而，拉希莉却从百无聊赖的尘埃里捕捉“一闪而过的情感”，稍纵即逝的情愫，它微妙，变化，无以名状。在慵懒倦怠的生活里原来一直就潜藏着能量的压抑，对秩序（表面平静生活惯性）的狂乱颠覆。达斯先生和太太米娜带着孩子们去太阳神庙游览，开车接送的是兼职导游卡帕西先生。卡帕西提供了一种观察的视角，评价目光。在他看来，“这一家看着像印度人，却是外国人打扮，孩子们穿着色调鲜亮的紧身衣服，戴着半透明帽舌的太阳帽。”而达斯夫妇三十不到，缺乏为人父母的素养，就像是“大号的孩子”。“他们简直就像一群兄弟姊妹”，“似乎也就这么一天他们需要管管孩子，很难相信他们能为任何人负起长久的责任来。”
作家不经意就透露出一种优越感，那种不知从哪儿随身自带的“西方自信”。“‘我和米娜都是美国出生’，达斯先生朗声回答，忽然透出一股自信，‘那里生，那里养。我父母回来了，就住在这儿。他们退了休。我们隔两年就回来看看’。”这种描写是富于暗示的――他们已不是移民，他们是美国“土著”，长着印度面孔的美国人。从而，整个故事的调子你就闻到了毛姆那种“南太平洋故事”的气味儿。印度不过就是他们眼中的“异域景观”，如同小说里不断冒出的“哈奴曼”（猴子们），满足着他们的好奇想象。“一个赤脚男人戴着赃头巾，坐在那堆麻袋顶上，人和牛都瘦弱不堪。达斯先生拍了张照片”。
这些描写细想，都恰到妙处，耐人寻味。更有意思的是，最终，卡帕西先生也成了米娜的“猎奇对象”。所谓“解说疾病的人”，就是医患之间的翻译，把语言不通的病人症状解释给医生听。这种寻常无聊的工作，却被米娜视为“浪漫的”。它既要转译各种症状，又不能像词典罗列释义，只能精确选择一种“义项”描述给医生。“你可以告诉医生那是烧灼似的痛，不是吸管的刺痛。病人不知道你向医生说了些什么，医生也不知道你在瞎说。所以说责任重大。”达斯夫人的兴趣和赞语颠覆了卡帕西对自己庸常生活的认知。解说疾病与外交使节平息民族纷争，向恋人家人表述私人情感，没有本质区别，它们都靠精准的沟通。
然而，达斯夫妇之间却失去了这种“浪漫的能力”。微妙就在那一刻后发酵。卡帕西在一个“年轻人妻”那儿得到了赞许，他情不自禁地想和米娜通信，独处，给她留下小纸条，细心写上通讯地址。米娜则向卡帕西透露了出轨产子，给了丈夫“绿帽”的最大隐秘。她控诉着早婚早育的不知所措，夫妻难以交流的煎熬，拘于家庭喂养孩子的烦躁……那个美国家庭表面的慵懒平静，背后却压抑着对家庭的厌弃和诅咒。两个原本以为能袒露、理解的陌生人，不过换来一次误解。卡帕西错以为是个人魅力吸引了米娜。其实，她只是渴望这个解说疾病，像父辈的男人提供一个劝慰说法。然而，卡帕西建议她应该坦白，诚实才是最佳的策略。这种强烈的道德训诫感激怒了她。那张留有地址的纸片随风而逝，便是深沉象征：你永远抵达不了一颗异域的灵魂，无法完成交互理解的愿望。
在《停电时分》里，也有相近的故事形态和格局。你也许会发现，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都有一种苍白无力感，不是自然学科的老师，就是还在上学的“老博士”。他们大多有些共同特点，比如在家庭生活中“失位”，在情感交流里“失语”，在两性关系里缺乏照料与情趣。《停电时分》讲了一对小夫妻生活情感的磨蚀和褪色，从身体的性爱激情到青春的悄然逃逸。胎儿的早产夭亡，成了横亘在夫妻内心深处的“铁幕”，压迫婚姻的最后稻草。因为，妻子修芭待产的时候，丈夫不在身边，在开学术会议。晚上停电维修的契机，给了他们在黑暗中默默沟通的场景。他们玩起了互相坦白秘密的游戏，这让他们享受彼此的释然，重拾沉醉的须臾。就在看似找回热恋的代入感时，妻子却道出了真相，游戏只是为了最后告诉“她的决定”：她要另寻房子分居。故事陡然成了一种报复的刺痛感，就像穿过丝绸的针尖，平滑间却被扎到。痛和爱总是相伴相生，丈夫用更残忍的事实震颤着妻子，他告诉了她永远不想知道的答案：死掉的胎儿是男婴。
拉希莉的故事有一种魔性，就是能在故事里把握重释一个“形容词”的感觉。就像《解说疾病的人》里提到的“浪漫”，《性感》则描述了性感的精神体验――那就是“喜欢上一个陌生人”。从而，原本一个男人婚外出轨，情人幽会的烂俗故事，突然变成一个心灵体验和文化追寻的内核。我很叹服作家的手笔，故事完全是以女性和孩子的视角，反思了出轨做爱，喜欢一个陌生人到底意味着什么？二十二岁的麦蓝达在商场购物时邂逅一个印度裔男人德夫，一见倾心，成为周日的伴侣。麦蓝达忍不住他的三重诱惑，一是来自肉体和相貌，一是对他妻子形象的好奇，还有一层是对他背后异域文化（神秘印度）的想象憧憬。她可以一边听着闺蜜对姐夫出轨的诅咒吐槽，一边勾引着有妇之夫，尽享欢愉。然而，当一个小男孩说出和德夫一样的耳语“你很性感”时，她彻底震颤失落了。性感原来并不是“专利”，它就是喜欢陌生人的欲念，和大长腿、容貌美艳并没有必然联系。
《森夫人》则透出了作家与印度隐约暧昧的亲缘联系，那种文化上的感应、同情。故事都以儿童的视角展开，也别有特色，因为他们还没有思维的定式，文化的成见，能够以真纯的目光看待异域。这或许也是作家渴求的一种姿态。森夫人是一个负责接送托管的保姆，她的家族在印度，保持着所有和印度有关的衣食起居。她的疏离、失落感是每个离开故国，重建新生活的移民们共有的不适。她被迫要自己学会开车，吃不到新鲜的整鱼，家信的稀罕，丈夫的无暇顾家，更加剧了怀乡之情。作家精于在无事的轻逸里写出愁绪的沉重，擅长捕获那种短暂情感，那些来自异域搭伙的过客，出轨幽会的情人。这种调子就像长镜头一样露着生活原态的木纹，琐屑日常的肌理温度。毫无夸饰的矫揉，叙述与描写无不流动自然，微澜起伏就像音乐里的“主题再现”。但是，故事又从不缺乏“重音”，突转和高潮总是冒出一下，复归悠长愁绪的况味。就像用针挑破的“脓尖”，总会结痂吸收一样。拉希莉写出了一种“生活的痊愈感”，痛苦和煎熬无法阻碍继续生活的惯性，因为无奈和感伤就是日常底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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