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村庄》是一本由曹乃谦著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3.50元，页数：22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生命的形式（本文原是作为曹乃谦一本集子的序）
祝大同
这篇文字本不该由我来写。
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繁体字版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是马悦然先生写的导读，乃谦自序。书的封面上印着这样几句话：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说他：
我觉得曹乃谦是个天才的作家。”
马悦然是瑞典学院（Swedish Academy）院士，瑞典皇家文学、历史、博古学院（The Royal Academy of Letter, History and Antiquities）、瑞典皇家科学院（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的院士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委员。马悦然先生对乃谦的赞扬不是一天两天，最早我是在2000年8月15日北明对马悦然的采访里看到的。马悦然先生是这么说的：
马悦然：山西有一些非常好的作家，像曹乃谦。你念过他的东西吗？短短的短篇小说，只有几百个字。他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一个作家。我也翻译过他的东西。所以七十年代以来我就愿意翻译“活的文学”，现在还存在的作家写的东西。
北明：我发现您提到的这些作家作品都属于有灵气，有才气的那种。
马悦然：对！很有才气。但是就没有人读他们的东西。比方说曹乃谦，北京、上海广东的那些专门搞文学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他。但是我就告诉他们：噢！你应该念他的东西。他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他是警察。他是太原的一个警察，非常穷的。
北明：他现在还是警察吗？
马悦然：还是警察，一般的警察。但是他的东西实在写的好！但他发表的东西没有成集的，发表在《山西文学》上，偶然在……在《上海文学》，但是多半《山西文学》里头。
2005年6月27日至7月3日马悦然先生应复旦大学中文系之邀在上海访问一周，在回答记者提问：“你看好哪些中国当代作家？”先生回答：“李锐，他的《旧址》有俄国小说的味道，《无风之树》是很优秀的小说，最近的《家具系列》我也翻译了。苏童，他的小说写得好。还有韩少功，阿成，可惜他现在不写小说了吧？冯骥才的《三寸金莲》也写得好！莫言也好，我感觉他写得太多了，他的书有现在的一半厚就更好了。当然，还有王安忆也非常优秀，我说的是真的。还有一个曹乃谦，山西大同的一个警察，完全用农民的语言写作，非常棒，我奇怪为什么中国的评论家没有人注意到他？他最近有本书将在台湾出版，名字叫《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同年10月，马悦然先生到北京参加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瑞典驻华使馆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斯特林堡研讨会，与新闻界见面时，马悦然多次提到乃谦，他说：“还有一个叫曹乃谦的山西作家，我已观察他很久了，他的几部小说我很感兴趣。”他还说：“曹乃谦是山西一名普通警察，但在我看来他也是中国最一流作家之一，他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15年来没有出版社愿出版他的东西，因为他没名气。我是在瑞典文学院图书馆订阅的《山西文学》上偶然读到了他的作品，当时我就立即把他的文章翻译成英文。我在国外都能找到他，为什么国内的评论家反而发现不了他？”
所以我觉得一篇要放在乃谦小说集子前头的文字不应该由我来写。我人微言轻，没有分量，无论如何是不能放在那儿的。这篇文字应该由一个重量级的文学人来写才好。
可是乃谦让我写我的“乃谦印象”，这我不能不写。
我和乃谦应该是1986年初冬认识的，要是没有弄错，那时他还没有发表过文学作品，照他自己在《孤独的记忆》里的话：“只是在三个月前，也就是说在七月份，才刚刚儿给《云冈》编辑部送去一个短篇小说，叫《我与善缘和尚》。”照乃谦自己在《命运的安排——我的一些和文学有关的事》里写的，他是在1986年的夏天开始小说创作的，那年他已经37岁。就在1986年的初冬，大同文联在大同郊外的一处工人疗养院召开笔会，我那时也是刚刚进入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月刊《山西文学》编辑部不久，作为看大同地区小说稿件的责任编辑参加了这个笔会。会上有些作者把手稿拿给我看，看看有没有机会在《山西文学》上发表。也有些作者只是想让我看看，听听这个省里来的编辑能说些什么。那时候我年轻气盛，说话也没有什么婉转之处。我记得那个会上乃谦也带了一篇小说，是不是这篇《我与善缘和尚》已经记不得了，应该不短，但肯定不是温窑家。看罢稿子，大概是给乃谦泼了冷水。那次笔会有机会让乃谦接触到圈子里的同好，有机会直接比较一下自己的实力，所以在会议结束的那天他对我说：“请记住，两年后我会让你大吃一惊。”对大家说：“我有力量！我要将你们一个个都打倒！”转过年的春天，1987年文学杂志《云冈》2月号发表了他的小说处女作。
再过一年，到了1988年，这一年《北京文学》的6月号发表了他的《温家窑风景》系列中最初的五篇，尊重汪曾祺老人的意见，标题用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那时候，乃谦参加了《北京文学》的文学创作学习班，这年学习班在山西大同召开一个学习班学员的笔会，所以乃谦有机会把这组《温家窑风景》带到了会上，汪曾祺读到了，照汪曾祺的话：“一口气读完了，脱口说：‘好！’”他接着写：“这是非常真实的生活。这种生活是荒谬的，但又是真实的。曹乃谦说：‘我写的都是真事儿。’我相信。荒谬得可信。”汪曾祺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因右派问题下放河北张家口，吃了几年土豆。张家口与乃谦笔下的大同新荣东西相距不足两百公里，同处北纬40度至41度之间,自然条件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相近。汪曾祺熟悉这苦寒、封闭、吃莜面的农村生活。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痛楚的记忆。汪曾祺写了专评《读〈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北京文学》同期发表。乃谦还应该获得了这一年《北京文学》的新人奖。这组小说又在大陆的《小说选刊》、台湾的《联合报》和香港的《博益月刊》发表，先后被收入十几种小说选集当中，后又被马悦然翻译介绍给西方读者。照汪曾祺老人的话：“一举成名天下闻。”
这也是我的遗憾。我应该是这组小说其中几篇手稿最早的读者之一，乃谦写好以后一定是先寄给了我。如果《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能在我服务的刊物发表，我是这几篇小说的责任编辑，今天我一定有许多自满。遗憾的是没有能在我的手里发表出来。
2005年11月乃谦带着他刚刚出版的繁体字版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到香港参加浸会大学作家工作坊，距离1988年6月发表第一组《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至今已经将近20年。这些年里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生活在今天的环境里已经不大容易弄得明白20年前的社会气氛。中国社会不是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24个小时里就放开到今天这个程度。放开，不放开，有限度放开，在多种力量的作用下，20年一路走来，才有了今天这个样子。1983年10月，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思想战线范围很广，我现在主要说理论和文艺战线……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在文艺方面，邓小平指出：“一些人对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示淡漠，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淡漠，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对社会主义事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少站在党的积极的革命的立场上提高群众的认识，激发他们的热情，坚定他们的信心。相反，他们却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1984年初，在思想文化界开始清理精神污染。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1987年1月28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1987年上半年开始报刊整顿。这就是乃谦的《温家窑风景》发表时的背景。
照乃谦自己的话，他的《温家窑风景》写的就是人的食色二性。用小说中的人物下等兵的话说：“油炸糕，板鸡鸡，谁不说是好东西。”板鸡鸡是山陕一带的方言，要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就是两个字：阴门。这两样东西温家窑的下等兵顺嘴就说，合辙押韵。乃谦要把它记在纸上，印在书上，事情就有点儿大了。油炸糕还好说，板鸡鸡就难了。在简体版的文学作品中有两个事儿不是随心所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禁忌，一个是政治，一个就是这个板鸡鸡，弄得不合适了，精神污染，都能划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圈儿里头。
1988年，乃谦的第一组《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能在《北京文学》发表，那真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当时《北京文学》的主编是林斤澜，副主编是李陀。那次大同的笔会上《北京文学》请了汪曾祺。汪曾祺西南联大毕业，1958年划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汪曾祺和林斤澜是朋友，文学观念相近。汪曾祺1920年生人，林斤澜1923年生人，三个人里李陀最小，1939年生人。有人这样描述李陀：称他是新时期文学最早的形式主义文学探索者，他的创作和理论最初恰是以反抗当时僵硬教条意识形态的“纯文学”姿态出现的，“现代派”技法下掩饰着一种崭新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以后他成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先驱人物。这老少三位都不平凡。乃谦能在《北京文学》发表这组小说也是顺理成章。这几位应该是乃谦出道的贵人。
而后，《温家窑风景》系列也陆续在我服务的文学月刊发表过几组，但是几乎都做过删节。
比如《吃糕》，在1989年3月发表的时候，细小的删节就不说了，结尾部分完全删掉。删去了：“末了，他俩又嘴对嘴地吸。谁也怕吃亏，把对方搂得死死的。嘴唇吸得兹兹响。”这是两个光棍酒后公然在众人面前纠缠在一起亲吻。接下来，完整地删去了结尾的高潮。
整个社房吵雾了。
“闹球啥？”队长进来了，“一个个都吃到嗓根窝里了。还不回家。”
人们这才不吵闹了。都朝那两个大笸箩看。笸箩里头还有不少的糕。
“好了，”队长说会计，“干脆一人再分几个。拿回去让家人们也尝尝鲜。”
人们顾不得看下等兵和五圪蛋了。一齐把笸箩和会计给团个严严实实。
下等兵和五圪蛋两个人不滚打了，也不死命吸对方的嘴了。他们你抱住我的头我抱住你的头给嚎开了。
“呜，呜，噢噢。”
“呜，呜噢，噢。”
他俩像丢了娃子的母娘，给嚎哭开了。
1991年3月发表的《福牛》的开篇就删去了极细小的一处：“夜儿个早起，福牛出窑门就哗哗哗的尿，尿得很急，硬是把很干的地皮冲出一个不大不小不方不圆的坑儿。” 接下来的一句删了：“他觉见得这个坑儿很像个啥。很像个下等兵说的那种叫做天日的东西。”天日是方言。《天日》一篇是这样写的：“啥是个天日？”女娃子说：“就是女人腿巴旮旯的那。” 删了这句以致于接下来的几个细节失去了支撑，不明不白。结尾的这一段完整地删了。
福牛觉出浑身滚烫滚烫的，脑袋晕麻旋倒的。翻过来调过去睡不着。
福牛把盖窝揭开，眼睁睁地瞪着黑洞洞的房顶。瞪着瞪着，他觉出有只手在摸自个儿。摸胸脯摸肚皮，还摸他的那个地方。
原来，刚才摸来摸去摸自个的那只手，不是他以为的温孩嫂子的手，还是他自个儿的手。
“你不是个男人。狗日的福牛。”福牛骂。
“男人里头没你。狗日的福牛。”福牛骂。
“死去哇死去哇。狗日的福牛。”福牛骂。
福牛恶狠狠地不住气地自个儿骂自个儿。骂完，大巴掌往脸上一捂。“刷刷刷”的，就有泪蛋蛋从眼里滚下来。
福牛哭了。
福牛让自个儿给骂哭了。
这些删节都是为了减弱小说中性的因素。
所以，《楞二疯了》中的母子乱伦写得极其隐晦，因为其中的几句对话：
“吃了？”有人问担水的楞二妈。
“吃了。”
“好了？”
“好了。”
“咋好的？”
“好了。”
我看到过一篇评论就把楞二性饥饿的煎熬误读为强烈的食欲，把板鸡鸡弄成了油炸糕。
当年，马悦然先生就注意到了《山西文学》上发表的《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马悦然写道：“我一看就发现他是一个很特殊的、很值得翻译的作家。1994年我的瑞文译文发表在一本瑞典的文学杂志上。”台湾的《联合文学》、《联合报》也陆续刊出了《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20多题。乃谦自己在《命运的安排》一文中介绍了《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发表以后，在海内外文学界引起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其中香港的许子东认为乃谦的小说是“沿着沈从文而不是柔石的思路，将男人的羞辱感放在民族情绪的象征意义上给予放大处理”，上海的王安忆则认为乃谦的小说“精致却天衣无缝，平白如话又讳莫如深，乡情郁郁古风淳淳，将短篇小说做到了极处”。马悦然说他“简直简不能懂为什么大陆的文学评论家没有足够地注意到曹乃谦的作品”。马先生所说的大陆的文学评论家一定说的是大陆的主体文学评论家。我想也是因为乃谦小说的那些食色二性中那色一性造成了主体文学评论家给予足够注意的障碍，而且照主体评论家的色彩学分析，乃谦的小说多是一种阴暗的、灰色的调子，这也是不可以鼓励的。尽管马悦然已经在多个场合面对媒体褒奖了乃谦，由马悦然这样一个世界级的文学人物、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多次公开地、毫无保留地赞扬，而且老人在乃谦的家宴上宣布与陈文芬订婚，乃谦送给老人“黑夜里想你没办法”八个字的条幅做为贺仪，《黑夜里想你没办法》这本小说集的可以热炒的几个卖点应该是足够了。然而，至今简体字版除了在1996年出版的山西青年作家作家创作丛书乃谦的《佛的孤独》收录了《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中的15题，《曹乃谦短篇小说选——最后的村庄》收录了《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6题，另外还有些篇什散见于多种小说选本，《黑夜里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完整的一个简体中文版仍旧没有消息，不难理解。
马悦然说乃谦是个天才的作家。乃谦的艺术天赋极高。前几年，我曾经企图写一篇关于乃谦的短文，开篇说马悦然先生喜欢乃谦写的小说，可惜他没有听过乃谦唱的民歌，那是很大的遗憾。我觉得乃谦的民歌唱得一点儿也不比小说写得差。乃谦6岁开始学习音乐，笙管笛箫，二胡，三弦，扬琴，小提琴样样能行，他的二胡和扬琴的演奏技巧已经是当地一流水平。近几年更是一根竹箫不离左右，这回到香港参加浸会大学的作家工作坊也带了这根长箫，平添了许多文人的飘逸。
2004年9月，马悦然有机会听了乃谦唱的雁北民歌要饭调。
红瓤西瓜撒白糖，
不如妹妹的吐沫香。
那时，乃谦刚刚做了胆结石手术康复不久，底气稍嫌不足，而且那是乃谦第一次见到马悦然，我想他不敢放肆，一定唱得中规中距，所以我觉得先生还没有能听到乃谦最忘情的歌声。
我最近一次听乃谦唱歌，是去年秋天陪浙江作家到大同，在酒桌上众人请乃谦给大家唱歌，乃谦自然不能驳了大家的面子，站起来就唱，唱得从容不迫，抑扬顿挫，张驰得当。坐在一边，我知道乃谦也就是那么随便一唱，真神未动。这些年里，乃谦的歌不同的场合也听过了几回，要说动了真神，唱得尽兴，唱出魂灵来的也就只有那么一次。要让乃谦把歌唱好，一是得把酒喝好，我认识乃谦时他已经不喝白酒，只喜欢啤酒，过了5瓶，才有了那么一点儿微醺，心湖才有了一点儿荡漾，二是现场得有一个冰雪聪明让他心仪的听众，按照表演上的话说，唱情歌总得有个内心视像。这两样，缺一样那些歌就唱不出真味道。那次是在盂县的梁家寨，那天中午乃谦就已经唱得高兴，下午去藏山的车上还唱，晚上接着中午的酒劲又喝。那天人合适，气氛也好，乃谦唱出了状态，那真是唱得按都按不住了。就那次听他唱了“家住内蒙古凉城”的要饭调，他坐在中央，比划着学瞎子拉个二胡，唱得那个好呀。后来再没有那样的一回了。马悦然说他觉得乃谦的写作方式类似音乐的演奏，所以在乃谦小说的语言中能够读出音乐的韵律节奏。
1986年，乃谦37岁开始文学写作。37岁开始写作，并不迟，鲁迅先生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也已经37岁。尽管乃谦在1992年至1994年脱产做了3年山西省作家协会山西文学院的合同制作家，他始终也不是一个职业作家，文学创作还是处在业余状态。这也使他的创作一直处在一种松驰和随心所至的状态，他除了《温家窑风景》系列小说以外，还创作了其他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目前除了繁体字版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已经出版了简体字版的短篇小说集《佛的孤独》和《最后的村庄》。当他逐渐进入自己写作高峰的时候，母亲病了，照乃谦自己的话，得的是“疯魔病”，生活不能自理。乃谦是个孝子，服伺母亲多年。这些年里除了做些零星的笔记以外，再没有写过一篇完整的作品。他在2000年年底写到：“等老母亲天年后，我再动手写我的《离天二尺八——伤逝九章之九》，把这个长篇献给我的伟大的恩重如山的老母亲。”现在，乃谦可以写了。已近花甲的年纪，无论回首，还是前瞻，都有了更沉着的思想，我对乃谦有着更多的期待。
马悦然希望乃谦的小说繁体字版出版以后，大陆的出版界会发现他是当代最优秀的中文作家之一。我衷心希望我们的出版界不要让先生失望。但是虽然过去了20年，禁忌依旧。先生说：“我简直简不能懂为什么大陆的文学评论家没有足够地注意到曹乃谦的作品。”如我这样生活在其中的人倒也不难明白，所以寂寞真也难免。我觉得其实对乃谦来说，写作不过是他自己生命的一种形式，倒也并不一定就要有很多人喝彩。
2006-3-21
《最后的村庄》读后感(二)：最后的村庄，悲情的结局
喜欢这类乡村气息浓郁的文字，比较喜欢的孙犁、陈忠实、汪曾祺、郑小驴等，我看的不多，当然还有曹乃谦。喜欢雁北代表的山西风土人情，那里的民谣，那里的方言，还有那个守着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村庄的老妇人；这是雁北农村的缩影，也是整个中国农村的缩影。城市和工业的发展，让我们失去了美好的童年，岁月的记忆，善美的人格，最终也失去了人类的家园。开篇的几个故事，看的我悲伤至极；后面一些故事，倒是有了更多的案件、警察等因素，但几乎每个故事都是一个悲情的结局。让我感受深刻的，作者并不是每个故事开头结尾、来龙去脉都交代的很清楚，或许那样反而显得故事拖沓，还不如像“低俗小说”，箱子里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人物刻画深了，写活了，这样才好。半天功夫读完，晚上居然还做了几个可怕的梦，可见影响之深。喜爱之中也稍有遗憾，其中有些故事的确不太出色。
《最后的村庄》读后感(三)：最后村庄的原版方言
山西作家曹乃谦以方言的陈述，温家窑的生存方式活活地迷翻了瑞典的汉学家马悦然。
既然老马都如此，紧跟其后的中国评论家与作家们都争先恐后地阅读曹乃谦，读了之后，自然也是落在老曹的方言上，原汁原味的方言。
其实，方言只是表述表层，重要的曹乃谦的淳朴的思维与情感方式，一种充满苍天厚土的人性。以身体与自然的换喻出来的男女情欲。
“男人真他妈的日怪，就好听女人在这个时候的这种‘噢噢’的呻唤声。这有什么好听，可就好听。他攥呀攥的捏揣改娥的奶牛牛，捏得改娥直给他噢噢地叫。他觉得改娥的奶牛牛软软的绵绵的，像两砣儿凉粉。摸够了奶牛牛，他把手从改娥的胸怀抽出来，撩起改娥的衣襟往裤带底下探。改娥大大地一吸气，肚皮就吸出个洼洼。这样，裤带就松了，好让他往进探手。正在这个时候，他让大麻炮的响声震醒了。（曹乃谦《山药蛋》）
“肚皮就吸出个洼洼”，以大地换喻肉体的状态，极为准确而有情感，同时也是隐喻女性与大地的相似。人体似的大地，与大地似人体。没有现代性的干扰。
日常生活最本质。曹乃谦的小说却惊涛骇浪地表现温家窑——最后的村庄的日常生活。《山丹丹》里，杀人犯山丹丹杀过人后又自杀了。小说没有直接挑明杀人者杀人的真正动机，却让一个旁观者二豁子傻傻地偷瞭女尸的胴体，将人性本能暴露。又揣测出杀人的动机：“她为啥要杀她呢？大盖儿帽们只说证据确凿，可大盖儿帽们就说不出她为啥要杀她。大盖儿帽们实在是太蠢笨了。这有啥难懂的。要叫我说的话，穷得过。有时候人一穷了就想杀杀人。”
曹乃谦果真为隐喻的高手，其实作为全知的叙述者他也同意二豁子的说法：“蓝蓝的天上没有一丁点儿云，就有两个光不溜球的圆东西滚来滚去。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山丹丹闹不机明为啥日头都两树高了月亮还没落？管人家，你一个快死的人了管人家日头跟月亮干什么。”
最后，山丹丹想找棵上吊自杀的树，那地方太穷了，树没有找到，摔死在山崖下。而她杀死的“这个死人不是别人，正是给他们村扶贫的下乡干部黄凤姑娘。”
无愧是讲故事的高手，曲笔。不过，语言作为思维的载体，即为观念，也表面。作为方言上的出色，仅仅为叙述的响亮。曹乃谦的温家窑风景系列，让人想起汪曾祺乡土小说系列、还有刘庆邦的系列。他们的共同点是语言，准确生动的方言，底层的人性的表现。
沈从文的湘西，曹乃谦的雁北。这是目前最高的评价。
瑞典的汉学家马悦然为什么抬举曹乃谦，他有发现之功和汉语方言的喜悦，可是那方言的泥土风味又怎样妙处传译呢？
套近乎，与作为关注历史、世界、文化文明冲突与和谐，人性的深层与普世价值的诺贝尔奖？这可能是曹乃谦本人在酒后也不会想的事情，如果有也纯属忽悠。
《最后的村庄》读后感(四)：风格与惯性
我们这一代搞小说评论的知道曹乃谦，恐怕都是因为马悦然的一句话。他说：“曹乃谦是中国最一流的作家之一，他和李锐、莫言一样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还对大陆文学批评界忽视这么一位艺术上有很高成就的作家而感到不解。既然执诺贝尔文学奖之牛耳的汉学家马悦然这么说了，国内出版商便纷纷出动：2006年12月曹乃谦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村庄》出版不久，2007年7月，早因马悦然的推荐而蜚声海外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大陆版终于正式出版。距离曹乃谦写作第一篇小说，已经20年过去了，小说评论界对他的评论依旧寥寥，那么曹乃谦果真是被大陆文学批评界埋没多年才重见天日的么？
读罢曹乃谦，脑海里便牵出一连串的名字。曹乃谦的小说语言很特别，如果说赵树理是将方言“化”为小说语言，那么曹乃谦是直接把方言照“搬”进小说语言里了。这种瓮声瓮气的生活语言落到书面上，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声音，使小说的肌理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现当代文学史中，以方言入小说的企图此消彼长，似乎从未终止。从韩邦庆用吴侬软语写《海上花列传》，到废名用黄梅方言、唐人诗境写《桥》，再到林斤澜以温州方言写《矮凳桥风情》，方言的运用令一些作家在众多风景中脱颖而出，另辟无限风光。方言是一出怪招，也是一出险招，倘若用得太厉害，就难免因理解的障碍而失去大多数读者，敢于那么坚决的作家毕竟不多。曹乃谦也算是做得比较彻底的一位。“隔上个一月两月的，年轻些的光棍们就要朋各着打一顿平花。充充足足讲讲究究滋滋味味地吃个大肚圆”；“人们尽说狗子，可狗子就是闹不机明撞上啥鬼和发上啥灰了”；“老柱柱家这两年简直简红火翻了”；“东房的土炕上日每日黑夜不安生”，这样的方言是即使赵树理、李锐也不敢用，即使能用也用不到如此彻底的。况且，小说家们写村里的生活，顶多不过是让人物模仿模仿农民的口吻，而曹乃谦的小说里，连叙述语言都是和农民一模一样的村言俚语，从语法到用词，乃至于思维方式，全方位地“土化”了。曹乃谦就这样豁喇喇将它直接倒到纸面上，不经文人的墨水浸泡酝酿便吐出，散发出浓烈厚重的泥土味。那是雨点打在干渴土地上散发出的土腥味，它热烈地说出了渴望，朴素地直奔主题，油泼辣子一般三下两下就点着了火。这样的语言是有冲击力的，当人们被当代小说那些泛滥满纸的大白话弄得审美疲劳之后，看到这样独特而简捷的语言时，确实眼前一亮。曹乃谦是有风格的，人们凭语言一眼就能认出他。
然而，当这些小说叠加在一起时，曹乃谦的语言便显得过于朴素了。他的语言像木刻，全是粗线条地白描与勾勒。这固然可作为小说语言的技法之一，但若篇篇处处如此，既单调又缺乏节奏变化，不免让人怀疑作家若非笔力不足就是在偷懒了。
她又圪挤住眼，又流出两行泪蛋蛋，又是那只涩巴巴的大手给她抹去了泪。
她紧紧搂住他的脖子。
快起开快起开。你也甭哭，哭也没用。一村人尽得黄病死了，我也得上了，我也要死了。他说。
你死我也死。她说。
你快起开快起开。你快走哇，到河套去寻你爹。要不，会带害你的。他说。
几行字就交代过去了，像一个不够敬业的人讲故事，总让人觉得不够咂摸。读着读着不免让人怀念贾平凹的丰腴袅娜，莫言的恣肆铺张。在某种程度上，语言的简化在省略对生活精细入微的描绘的同时，也省略了对生活精细入微的观察。曹乃谦小说中的描绘和观察与农民无异——光棍看见了女娃的渴，荒年时见到油糕的馋，都依循着直勾勾的本能。或许这样的语言也是对那种的生活的一种适应。那里的生活本来就如此简单，照实了写，语言也便简单了起来。倘或不是这样，能用这种语言写现代都市生活吗？
至少这种语言还能应付得了温家窑的生活，我们姑且不去求全责备。比起语言来，手法的单一才是曹乃谦真正面临的问题。汪曾祺先生在二十年前就向他提出过：照这样写下去，顶多写两年。一个人不能老是照一种模式写。汪老真是一语中的。从《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到最近的作品集《最后的村庄》可以见出，二十年来曹乃谦始终是按照一种固定的模式在写作，如同他所喜欢的陕北山西一带流传的民歌小调一样，表现手法均一。“哥哥在山上嗖喽嗖喽割莜麦，妹妹在山下圪嘣圪嘣挑苦菜”，这种民歌手法几乎概括了曹乃谦创作的一切：他的小说常常是以意象如莜麦或苦菜等作为一种人或命运的象征，由这意象起兴，设置一种对仗式的结构，哥哥与妹妹因贫困而生的食与性的不能满足的故事就通过“割莜麦”、“挑苦菜”等农事铺演，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封闭的村庄，无非是“山上”与“山下”这么大的范围。在描写时，他最擅长“嗖喽嗖喽”与“圪嘣圪嘣”这样简练、利落的白描手法。
于是，两本集子看下来，当初看一两篇时所有的那种印象深刻的“惊艳感”和悲凉感反而渐渐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疲惫和乏味。原来他所有的故事都是一个故事，所有的人物都是一个人，所有的母题也只是一个而已。这些母题虽全是人类最简单的欲望不能满足的悲剧，却没有像万花筒一样呈现出形形色色的角度和花样，那些故事只是一味地重复重复再重复，呈现出一种执拗的单向度，使小说整体陷入闷局之中。痛苦是有层次的，但在曹乃谦的笔下，它们呈现出单一化的倾向，而且，它们被过于内在化了。导致人物悲剧的根源似乎仅仅是贫穷，但贫穷之外的文化之根却不在作者的追问之列，这使得曹乃谦的小说难以深入地层深处，因而缺乏一定的深刻性。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也由于故事过多的相似性、作者笔法笔力的单一、性格内涵的一致，而呈现出某种同一性。他们的区别仅在于痛苦的程度不同而已，痛苦的内容、成色几乎一样。当这些人物叠加起来，反而让人想不起形象鲜明的“这一个”，似乎都成了“这一类”。
曹乃谦确实是一个有风格有个性的作家。不过，几十年来总使一套拳脚，作者或许是得心应手，轻车熟路了；读者却失去了新鲜感。风格固然难得，但也要提防惯性。从总体上看，评论界不给予这样一位特异气质的作家足够的关注固然不当，但若像马悦然先生评价那么具有压倒性，恐怕会让人看轻诺贝尔奖的分量了。
《最后的村庄》读后感(五)：沈从文的湘西，曹乃谦的雁北
自称“乡巴佬”、“村香瓜”的作家曹乃谦近日风光无限。本月初他在北京首发小说集《最后的村庄》并在西单图书大厦进行签名售书，“遭遇”媒体火热追捧。首都主流媒体第一时间大篇幅地报道了曹乃谦----这个被马悦然称为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之一的大同人。
返同后的曹乃谦第一时间约见了记者。看起来他依然春风满面，他告诉了记者这次活动的盛况，并向记者展示了首发式现场的几幅宣传海报。海报上有一张曹乃谦拄着他那管箫站在一个山坡下的照片，背后是缤纷的落叶。色彩绚丽的背景衬出曹乃谦的端然和凝重。还有他和汪曾祺的合影，正是风华正茂的时节；和马悦然的合影则透出他的朴拙和憨厚。
曹乃谦和记者的谈话一再被北京方面的来电和短消息打断。《中国青年报》记者与他约专访，并且发来了采访提纲。新浪网方面想请他在该网站开博客。还有几家出版社想要争着出他的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
最先报道他小说集《最后的村庄》首发式将高调在京举办的是12月4日《北京晚报》的“书香周刊”版。该报以“墙里开花少人识 墙外诺奖评委赏”为引题做了《乡巴佬曹乃谦内地首度正式出书》的长篇访谈。这篇访谈从有关名声、评价、语言、文风、职业、阅读六个方面对曹乃谦进行了采访。
12月9日，上午，曹乃谦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参加《最后的村庄》首发记者见面会；下午，在西单北京图书大厦进行签名售书。两个现场气氛之热烈均超出预想。要求签名的读者规矩地排着队。有一家三口来买书的希望与作者合影留念，有想让签上自己名字并且写一句话的，曹乃谦都一一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因为想采访他的记者太多，曹乃谦不得不继续留在北京，又呆了三日。
首发式的次日，即12月10日，《北京青年报》、《京华时报》、《北京娱乐信报》分别以半版和整版的篇幅报道了曹乃谦和他的作品。《北京青年报》从“打赌走上文学之路”、“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看好”、“小说里有一股莜面味”三个视角讲述曹乃谦这个在国内毫无知名度的乡巴佬作家的故事。《京华时报》从曹乃谦笔下的人物都是真名实姓的角度报道《最后的村庄》的出版和该小说的主要内容、艺术特点。在回答该报记者有关他的经历的问题时，曹乃谦说“你看我没文化不说，走路还摇摇晃晃，说一口难懂的方言，怕城市，怕热闹，典型的农民。”《北京娱乐信报》则图文并茂以一个整版的篇幅来关注这个有关曹乃谦的传奇事件。“当我打听到曹乃谦竟是山西大同的一名普通警察时，觉得难以相信。他念书只念到高一，37岁才开始创作，而且还是因为和别人打赌，真是奇人。”信报记者对曹乃谦的评价是“他是个奇妙的结合体。一方面，他像个农民，写的也是农民的事儿；另一方面，他又琴棋书画无所不能，而且全部自学。”
圈里的朋友都知道，曹乃谦民歌唱的极棒。这次在北京自然逃不过这一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录制他的专题节目时，要求他唱三个歌，然后自己选一个向全球播放。曹乃谦说：“唱完，我一听录音，哎哟，我没想到自己唱的那么好，好象和平时自己耳朵听见的不一样。”记者多次领略过曹乃谦的“要饭调”，那叫一个甘肠寸断。“山在水在石头在，人家都在你不在……”这个歌在温家窑给“二明”上坟时候曾经应马悦然的要求唱过，当时，曹乃谦是声泪俱下，马悦然是无语凝噎，文芬（马夫人）、蒋韵泪洒衣襟。“上了一道坡，下了一道梁，瞟见小妹妹我心发慌……”。“白天我想你，拿不起针，到黑夜我想你，吹不灭灯……”这些歌让京城的记者们听得心颤心酸。有人问他这些歌到底有什么魅力让他如此沉浸？曹乃谦的回答是：“我觉得民歌（我叫它要饭调）实在是太好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它好。用我们土话说就是得劲。我一唱我们的要饭调就能把情感投入进去，唱到伤心的地方就要流泪。”
在对曹乃谦的众多报道中，警察，作家，诺奖，方言，要饭调，墙内开花海外香等是几个关键词。
曹乃谦是市公安局一个普通警察，自己说是“穿着警服的农民”，是“乡巴佬”。“因为不讲究穿，连公安局的保安都看不起我。保安一换人，我上班进大门总会被喝住，问我是干什么的。其实穿便服上班的人很多，但他就是叫住我。”
曹乃谦是１９８６年３７岁开始写作，１９９１年加入中国作协。但他始终不是一个职业作家，他的创作一直是随心所至的状态。写得很慢，就像老牛耕地，慢腾腾的。拿鞭子抽，也是这种速度。他说，要写就写出最好的。石头蛋蛋一坡，不如夜明珠一颗。
至于诺贝尔奖，曹乃谦说：“不说这个，不说这个。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而那些让听者心颤的民歌，证明曹乃谦有着极高的艺术禀赋。他六岁开始学习音乐，笙管笛箫，二胡，三弦，扬琴，样样皆行。有次笔会在一个什么遗址的土垣上，曹乃谦拿出一管洞箫悠悠吹起，众人无不凝神敛气。去年赴香港浸会大学作家坊访问，曹乃谦依然是箫不离身，他的民歌和洞箫让他有了文人的飘逸和暗香盈袖，自然也愉悦了众多海外的读者和他的粉丝。
在回答《新京报》记者的提问时，曹乃谦说，我的小说写的都是下层人的下等事，用汪曾祺和马悦然的话说就是透着一股子莜面味。《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在台湾出版时，编辑找过我，说方言读者看不懂，让我加上注解。我说不要注解了，谁看得懂谁就是我的知音。就这个事情我还问过马悦然，他也不赞同加注解的做法，说“这成了拿着小勺给读者喂奶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件事。策划出版《最后的村庄》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还与新浪网联手推出阅读《最后的村庄》参加“寻找最后的村庄”的心灵之旅活动，并推出“最后的村庄的博客”为这一活动推波助澜。出版社方面希望通过这一活动，一方面推广雁北文化，带动区域旅游；另一方面也是对该书销售的多层次深度开发。一个作家带动一个地域的文化乃至旅游，我们所知道的大约要数沈从文和他的湘西凤凰县了。“沈从文的湘西，曹乃谦的雁北”，曹乃谦小说里独有的雁北风情，雁北文化，以及那股子独特的“莜面味”恐怕也正是汪曾祺之所以喜欢他，马悦然之所以欣赏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最后的村庄》读后感(六)：曹乃谦的小说
曹乃谦对自己的写作十分自信，他笔下的人物和事件，除了他，不会有人写，也没有人会写，他写的每一行字，几乎都是独家新闻。这是讲故事的最高境界——我有一个你绝对闻所未闻的故事，而且你绝对猜不到下文，这些人，这些事，只有我知道，你永远不会知道。当然，曹乃谦的那些雁北乡村的老乡，尤其是那些当事人一定没耐心听曹乃谦讲故事。如果他们知道曹乃谦尽写些谋杀、盗窃、强奸、诱奸、重婚、乱伦、贩卖人口之类的事情，一定会辩解说可能有这回事，但确实是极少数情况，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他们且会私下里质问曹乃谦的不道德和目的何在。这是奇闻轶事类作家所无法避免的尴尬。
在中国的体制序列里面，曹乃谦是一个偏僻地方的三等警官和业余作家，他的官吏身份使他时刻处在制度与土地的终端连接点上。当他将体制的触角小心翼翼地伸到雁北乡村的角落里时，或者反之当他脱下制服和面具还原为一个乡巴佬时，他就遇到了中国人通常所说的“情理法”三者的激烈冲突。有些事情合情合理不合法，有些合情不合理也不合法，有些不合情不合理却合法……矛盾犹豫彷徨踟躇三十多年後，曹乃谦最终选择了抒情，他深知生存与繁衍、性欲与食欲才是情感的基础，制度与伦理不过是软弱无力的幌子。他因此成为一位深谙人性的大家。他的情感被压抑了三十七年，当他拿起笔来的时候，勇敢地指向了大地而不是虚空。他既没有美化或者丑化，他只是拿起他可爱的笔杆子，象一个犯人写口供那样如实招来，就已经构成了震惊世界的力量。他甚至顾不上谋篇布局，他的作品看起来像是油画写生或者速写——按照这个比喻说下去，幸亏他掌握了一些油画的技术，色彩素描和造型等等，他才不至于成为蒲松龄那样的白描作家。
曹乃谦用中国人都能看懂的北方官话写作，非常接近现代十几亿人所使用的普通话。因此他的语言不能称为方言，最多只能称为一种风格。这种风格的基本特点是质朴而强烈，不讲究辞藻和传承，翻译成别的语言也不会损失太多。中国南方的没有这样的幸运，他们无法将方言转化为风格。不幸是曹乃谦这样的作家是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发现的，难免要被人说成“墙内开花墙外香”或展示国人伤疤迎合洋人。他还有一处可能会被诟病——不会写长篇，无法操作整一结构。什么年纪大了气血不足，底子太薄学养不够之类的屎盆子，少不了要落在他的头上。
目前中国市场上能够买到三本曹乃谦的小说，准长篇《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短篇集《最后的村庄》和中短篇集《部落一年》。“温家窑风景”是全景式的客观角度，不见作者的丝毫影子，篇章之间虽有关联，但这种关联是内容的而非形式的，总得来看还是象一本短篇集子。“村庄”和“部落”大部分是作者的主观角度，曹乃谦给自己安排的角色是复员军人、警察、乡村教师或者过路人，这两本书更为真实可信，但没有“温家窑风景”看起来那么漂亮。
现在问题是究竟有多少读者会买黄土高坡的老账呢？都后物欲娱乐消费时代了，全球文学资源全都进来，中国还有那么多礼乐文章等在那里，古今中外的经典都顾不上看，谁有闲工夫去理会这种偏僻的情感呢？他曹乃谦能算老几？除非马悦然老当益壮真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曹乃谦，中国文学才不至于没有在世的伟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