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重量》是一本由[美] 阿瑟·克莱曼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7.00元，页数：27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道德的重量》读后感(一)：直面真实的现实
问问自己是否可以看清所处的现实？看得真实吗？好象没那么简单。
再问自己是否可以直面真实的现实？也不容易。
刚看过阿瑟·克莱曼博士的一本著作《道德的重量》。该书的目的，就是要我们面对真实的现实，无论是好的和不好的方面。道理太简单，难做到吗？他研究的案例告诉我们：很多的人做不到。因为在高度发展的社会里，“真实的现实图景越来越多地被各种专业人员所遮蔽”。
恰好又从电视里看了一遍《乱世佳人》。戏中跌荡起伏和最吸引人的主线，自然是郝思嘉和白瑞德的爱恨情仇。他们矛盾的根源，在于郝思嘉念念不忘自己的初恋情人 - 艾希理。他们后来都各自成了家，有了孩子，但郝思嘉多年来一直沉浸在自己想象、还有艾希理暧昧暗示、周围人认为的“现实”里。在这个“现实里”，艾希理爱她，她也爱他。戏里戏外的人都会认为她和白瑞德才是最般配的一对，但郝思嘉宁愿固守她的“现实”。直到有一天，艾希理为死去的妻子痛不欲生时，郝思嘉才茅塞顿开：艾希理所爱的人并不是她！爱她的人应该是白瑞德。可此时的现实是：他们的一个孩子胎死腹中、可爱的女儿堕马而死、心灰意冷的白瑞德去意已决......通定思痛，郝思嘉这才决定直面真实的现实，调整她的人生坐标，回到生她养她的土地，从新开始......
好莱坞的影片大都喜欢用皆大欢喜的结尾来粉饰真实的现实（当然不能否认也给我们带来过欢乐），《乱世佳人》独特经久的艺术魅力，也许就是它不落俗套、比较“现实”的结局安排。
现实生活中的你我，不知还有多少人愿意沉浸在“美好现实”的鸦片里？有曾想过这种心理的对己对人的祸害吗？看看阿瑟·克莱曼博士的《道德的重量》，也许会有些启发。
《道德的重量》读后感(二)：读《道德的重量》
其实，打开这本书时，我带了错位的期待。我希望它能触动到、或多多少少影响到一点我的道德观。尤其在今天这个对金钱狂热、狂热到已经过渡性补偿的社会，没有不能买卖和交易的东西，很多的不道德，都有现成的逻辑来狡辩的年代。我自己都能感觉到，我的道德尺度，也在受到社会的侵染而下滑。我希望这本书，给我一点对道德的新认识——但这本书，并没有响应我的期待。
这是一本讲道德的书，但作者却开篇花了很大的篇幅，去铺垫，无常和危机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么必然。（作者甚至说「迷信科学技术“能解决所有生活本身问题” 的至高魔力，是另一种典型的美国式的、对付现实生活问题的文化反应，当问题达到危机的程度时，人们只能诉诸于技术帮助。但从根本上说，这些专业误导了必然性的概念，把某一领域的具体概念和技术，当成能控制人类社会事务的手段。如此种种、试图缓解或解除人的焦虑的专业技术和文化对策，都在迷惑我们，使我们看不到人类生存环境的本质」，他在说无常和危机是必然存在的，不可能用科学技术解决）
为什么要强调，危机和道德的关联呢？因为作者认为，只有在面对危机时，一个人对道德持什么样的认识，才最清晰的展现出来；反过来也是，当人们处在极端严重的危机中时，他们本身也会变得更加危险——后面这点是很重要的（例如文革） ，因为「第一轮危险，即外部力量威胁到那些，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事，又会引起来自我们自己的第二轮危险，即为了维护我们的价值利益，我们自己也会违反人性，威胁他人的生活」
所以，后面的故事对道德抉择的讲述，都是基于主人公在面对“危机”这一情景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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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故事，给我浓烈的道德形而上的感觉。故事讲述一个曾经受过勋的士兵，现在是个成功的法律专业人士，当他回忆起太平洋战争中，他犯下的暴行时（尤其是残忍的杀死一位正在抢救伤员的医生），他感到非常痛苦和抑郁。主人公说，「在和平或平常的情况下，当我们没有生命危险之虞时，我们所尊崇的道德观念，与我们面临你死我活的生命威胁时（他指的是战争），我们实际能够做的，其实是不一致的。主人公对此感到义愤，认为这是伪善。这种双重行为标准，也许有益于活命，但这实际上是冠冕堂皇地，把不道德的行为正义化」。
——我理解他的痛苦，但我不认同他这段话，这种观点的背后，是假设我们人人头顶上，都悬着一个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适用的道德观念，但这是真的吗？在这个真理都已经被消解掉、不再静态存在的年代，还有一个放之四海皆应该遵守的道德观念么？我知道这样说会显得封闭、浅薄乃至幼稚，但这就是以现在的成长度，我所感受到的。道德和国家一样，也是想象和建构出来的，道德观是从具体的场景中拔地生长起的，不是先验存在的。我如果在主人公的场景中，也会做出和他一样的选择，并且至少现在来看，我不会像他一样懊悔。这让我想起第一届华语辩坛老友赛的一道题：在绝境中，一个人为了自己活命，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做？普通人的第一反应，大多是反方。但正方给了我不少新的启发。
作者提到的另一个有趣的点，是抑郁症真的是糟糕的吗？这个点似曾相识，像之前读过，霍妮就说，神经症不只是个体罹患的疾病，不只是个体不正常，还有一种神经症，是个体正常，但社会和世界不正常，内外冲突引发的焦虑，体现在个人身上，我们叫它作神经症。这和本书提到的抑郁症的积极作用，倒是一脉相承的。这个故事中，主人公杀死了手无寸铁的、敌方的一位医护人员，为此感到深深的罪恶感和自责，这种痛苦被社会规约界定为抑郁症。但是，这种抑郁症真的是糟糕的吗？是社会真的应该去治愈的抑郁症吗？一个没有良知的人，是不会罹患这种抑郁症的。进一步说，常人的不幸，与病理学意义上的抑郁症，究竟是否有区别呢？这种利用权力，对抑郁症的下定义行为，是社会共谋的一部分么？
第二个故事，我觉得除了呼唤爱，作者什么都没说，呼唤爱呼唤了几十页……
不过主角自己和本书作者，在后半部分，都缓和了这种道德白莲花的立场。主角的立场后退且不说了，作者说，他并不认为持有 「极端的道德虚无主义、势力、为获得成功不顾一切的野心」的徐医生，是恶魔。这并不是又一个刻板的英雄与邪恶较量的故事，而是关于生存竞争的、灰色地带的故事——这点也显出了作者的专业立场——也就是说，在危险的困境中，在好像环境逼着我们做不道德的事、才能苟活下去的时刻，其实我们仍然是拥有选择空间的，能够以一种相对道德的选择生存下来，就像书中的严医生一样：「当严医生有机会报复、加害徐医生时，却出人意料的放弃了机会，开创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显然也更道德的现实局面」。即使环境逼迫着我们做出不道德抉择时，如文革、如纳粹德国，在本地环境的压力夹缝下，我们仍然拥有相对的选择空间——这也是本书给我的唯一的、突出的新启发。
至于第四个故事，整一篇都是跟宗教相关，共鸣太少了，所以也快速跳过。——鉴于已读的四个故事中，新启发太少了，于是读到这里就中止了。
∗ ∗ ∗
最后一个引起我关注的点，是伦理学的功用和伦理学家自身的立场。
显然，伦理学学者的工作是研究伦理学，但是，这不等于在伦理道德修养方面，伦理学学者就高过一般人。知识积累的高，不等于道德实践的高。那么作为伦理学学者的作者本人，在讲述这七个故事时，是带着怎样的立场呢？
我觉得差强人意。大部分时候，作者自己的立场，在这些故事中藏得非常深。他主要是刻画和展现，并没有明确的提出自己的倡导。正像作者说的，「这些故事逼主人公面对自己的本质问题，也驱使主人公们重新思考和接受我们人类的本质、我们共同的人性问题……昭示了平庸的道德折衷导致的事与愿违的后果，使人们看到道德生活难以如人所愿的特性」，作者尽量在述而不论，在「寻找各专业人士间的对话空间」。但是，即使作者非常克制，也还是不时流露出倾向性。在第二个故事中，作者就把自己的立场，暴露的太张扬了，站在宇宙中心呼唤道德……在其它章节中，也不时含蓄的指出，「创造性的合乎道德的生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甚至假如我们的最重要的意义受到了威胁，我们也可以首先做到，不伤害我们自己和他人」——依然在劝人向善。
从这个细节局部上，我觉得这本书带给我的冲击，并没有典型的西方哲学给我的启迪大。后者对于为什么道德生活是值得人追求的（甚至是不值得，这点更令人震惊） 、它对于人类团结起着怎样的作用……都有更深刻而又精彩的阐述。
至于伦理学的功用，读了这本书后，我更加喜欢刘小枫的一段话了，因为这本书与我碰撞起的化学反应，恰恰是这段话的佐证：「叙事伦理学在个别人的生命破碎中呢喃，与个人生命的悖论深渊厮守在一起，而不是像理性伦理学那样，从个人深渊中跑出来，寻求生命悖论的普遍解答。理性伦理学的质料是思辨的理则，叙事伦理学的质料是一个人的生活际遇。理性伦理学要想搞清楚，普遍而且一般地讲，人的生活和生命感觉应该怎样，叙事伦理学想搞清楚一个人的生命感觉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这并不等于叙事伦理学根本不理会应然——那样就谈不上伦理的道问学了，它只是不从与具体的人身不相干的普遍理则，而是从一个人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的生命感觉来摸索生命的应然。听故事的人为叙事中的"这一个"人的个体命运动了感情，叙事语言的嘘气就不经意地形塑或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感觉，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听故事和讲故事都是伦理的事情。如果你曾为某个叙事着迷，就很可能把叙事中的生活感觉变成自己的现实生活的想象乃至实践的行为。叙事伦理学的道德实践力量就在于，一个人进入过某种叙事的时间和空间，他（她）的生活可能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道德的实践力量是理性伦理学没有的」。
是的，这种道德的实践力量，乃是无用之用的文学，更有巧劲儿的地方。
《道德的重量》读后感(三)：《道德的重量》---一类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
《道德的重量》的作者阿瑟·克莱曼（又名凯博文）在导言中这样写道：“本书记叙了一些普通人的故事，评述了他们在平常和非常时期最看重的事。这是一本关于道德经验的书，聚焦于个人和团体如何认真处理和对付生活中的危机和无常。人们往往倾向于把危险和意外事故看作是生活环境中的反常现象，或者是某种不可预测的力量侵入到原来大致可预期的世界中。我在本书中提出与此不同的看法：危机和无常是生活本身不可逃避的一面。事实上，就像我们将要从这些故事里看到的，危险和非常状况对故事的主人公们而言生死攸关，所以也可以说，它们显现了人的本质和意义。我们将从这本书中认识这些普通人，他们亲身经历了这类挑战，却仍然努力尝试有道德地生活。”
有些遗憾，这本书仿佛是不太适应我国读者的胃口，一些读者认为书中提出的观点不适用---至少不适用于中国人。这其中的原因也已经被总结得很精炼：外国人不了解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更无法理解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历史延续中总结和维系的那种独特的道德观。
那么，作者到底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观点？
通过七个不同却真实的小故事，作者提出了“道德生活”的概念，甚至认为：“不断细化的医疗发展已经破坏了道德的基础，在专业技术的指导下，我们正在逐渐适应一种抛弃道德标准的生活。比如，现代医学将人们生活中的不愉快、丧妻的痛苦等等变成忧郁症，而我们对日常生活的忧虑和担心变成了焦虑症，诸如此类，很多本来正常的、生命进程中的痛苦体验统统被归类到了精神疾病的范畴中。在这样一种情境下，道德不再成为衡量精神状态的标准，道德的谴责和规制也不得不让位于精神健康的界定和各种不同的医疗手段。”
不记得从何时起，精神上的疾患被堂堂正正归列到亚健康的范畴中。身陷现代生活中的我们，生存的压力日益沉重，仔细体会---每个人仿佛都在不同的时刻、在不同程度上曾经怀疑过自己是否在精神上需要来自专业医生的帮助。从某种意义讲，这种对精神疾病的担心及其带来的多余的困扰在一定程度上恰好反映出了我们某些与生俱来的能力正在退化。或者，如今的我们活得越发的精致了？我们害怕可能在某一天遭遇痛苦、不愿意在生命中承受苦难的洗练、不愿意受到哪怕是对自己有意义的挫折！我们以为自己无法承受折磨，我们太需要获得别人的帮助，太依赖飞速发展的医学帮助我们逃避生活中那些不尽如人意的生命体验。
作者在书中讲述了一位经历过越战的美国士兵的故事。在太平洋战争中，这位美国士兵射杀了一位正在医治伤患的日本医生。他对自己的心理医生，也即该书的作者回忆道：“当我冲进帐篷时，那位日本医生正在抢救一位胸部受伤的战士。他看到我，便将双手高高举过头顶，然后就是沉默地等待，脸部的表情扭曲而悲伤，但他只是静静地等待。。。”之后的若干年，这位美国士兵一直受到那一幕场景的折磨，直到被医师成功治愈。可是，这位士兵却对医生说：“其实，你没有医好我，你不明白我灵魂上的重量。我让自己粘上了污点，没有解决的方法，所以，我只好带着这污点一直活下去。”这位士兵的困境就是作者定义的“道德困境”，这种困境是无法通过现代的医疗手段被彻底治愈，因为这根本就不是病！而这种困境的存在不过是某一个心灵在道德上获得了更高的认知，而这种认知本身让他看到了自己的污点，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污点的存在恰恰印证了这位士兵的心灵已经超越了普世的价值，到达了道德的另一层台阶。
《道德的重量》读后感(四)：直面真实的现实
问问自己是否可以看清所处的现实？看得真实吗？好象没那么简单。
再问自己是否可以直面真实的现实？也不容易。
刚看过阿瑟·克莱曼博士的一本著作《道德的重量》。该书的目的，就是要我们面对真实的现实，无论是好的和不好的方面。道理太简单，难做到吗？他研究的案例告诉我们：很多的人做不到。因为在高度发展的社会里，“真实的现实图景越来越多地被各种专业人员所遮蔽”。
恰好又从电视里看了一遍《乱世佳人》。戏中跌荡起伏和最吸引人的主线，自然是郝思嘉和白瑞德的爱恨情仇。他们矛盾的根源，在于郝思嘉念念不忘自己的初恋情人 - 艾希理。他们后来都各自成了家，有了孩子，但郝思嘉多年来一直沉浸在自己想象、还有艾希理暧昧暗示、周围人认为的“现实”里。在这个“现实里”，艾希理爱她，她也爱他。戏里戏外的人都会认为她和白瑞德才是最般配的一对，但郝思嘉宁愿固守她的“现实”。直到有一天，艾希理为死去的妻子痛不欲生时，郝思嘉才茅塞顿开：艾希理所爱的人并不是她！爱她的人应该是白瑞德。可此时的现实是：他们的一个孩子胎死腹中、可爱的女儿堕马而死、心灰意冷的白瑞德去意已决......通定思痛，郝思嘉这才决定直面真实的现实，调整她的人生坐标，回到生她养她的土地，从新开始......
好莱坞的影片大都喜欢用皆大欢喜的结尾来粉饰真实的现实（当然不能否认也给我们带来过欢乐），《乱世佳人》独特经久的艺术魅力，也许就是它不落俗套、比较“现实”的结局安排。
现实生活中的你我，不知还有多少人愿意沉浸在“美好现实”的鸦片里？有曾想过这种心理的对己对人的祸害吗？看看阿瑟·克莱曼博士的《道德的重量》，也许会有些启发。
《道德的重量》读后感(五)：道德生活
李文倩
对道德生活的讨论，在今天的中国大陆，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从历史的角度看，一种由强权政治所主导、宣扬的虚假道德曾经过度支配着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但那是一种反人性的虚假道德，注定无法长久地主导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人们所愿，这种虚假的、带有浓厚禁欲主义、蒙昧主义的道德观念，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逐渐坍塌。而到了今天，在一般大众的观念中，尽管那种道德观所支配下的生活因《山楂树之恋》这种烂片的出现而激发出浓郁的怀旧氛围，但事实上已没有人愿意重返过去。尽管如此，那种高调的虚假道德所遗留的后遗症，还是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少人根本不愿意讨论道德问题，这与他们对政治的冷漠态度是一致的。在他们的心目中，道德与强权政治是一致的，是对正常人性的压抑，是对自由的限制。但这只是一部分原因。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在于，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以及巨大社会震荡的人们发现，在中国大陆这片土地上，几十年来根本上就无所谓正义。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人们怀着恐惧与绝望的心情，开始为过日子而忙碌。而从现实的角度看，对道德生活的讨论，必定意味着对生活的重新规划与限制，尽管这种限制一定是自身决断的结果；但对过惯了“消费”生活的权力人而言，对道德的讨论，无疑是奴隶的行为——因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超人。流风所及，每个人的心中，都是一片灯红酒绿。基于这样的历史和现实，有人甚至认为，讨论道德问题的人，智商估计都有问题。有必要指明的是，能做出简单的道德判断（往往是成见），并不表明你对道德问题有多深的理解。在我看来，道德生活的问题，是人类生活中最紧要、最复杂的问题，值得深思、讨论。
关于道德问题，已往的讨论多集中在哲学领域，这当然是重要的。但也往往忽视了具体而微的道德经验，错过了很多重要的问题。读人类学家阿瑟•克莱曼的《道德的重量：在无常和危机前》一书，带给我与以往不同的收获。作者讨论道德问题的方式，简单说就是讲故事，并对此有充分的自觉。他说：“我相信从这些故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哲学家式的精深的道德沉思，这几乎已经太多了。”在这本书的写作中，作者有这样一个前提，即“危机和无常是生活本身不可逃避的一面。”在我们日常性的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偏见，即似乎健康、舒适、顺心的生活才是正常的，而那些疾病、无常和危机，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严格说来，本真的生活并非如此。无论健康还是疾病，都是我们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必须正视它。而且，“当我们与这个看来是令人失望的现实世界发生冲突时，我们无法控制也不能脱离现实社会，只能一边忍受无奈，一边自己思考和想象。”
在这里，道德不再是某种个人品性的象征（或光环），它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琐碎、细小，让人生厌。道德与我们的决断相关。具体说来，就是做什么与不做什么的问题。说到此处，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种是某人做了什么坏事，但他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他可能为自己辩护说，当时的处境很危险。作者指出：“在危险的时候必须做不道德的事才能生存，这只是借口。”一种是某人不曾做什么，并进而认为自己与某一种恶是无关的。海德格尔认为，这是对良知的泯灭。他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指出：“确知〔gewiss〕自己不曾做什么，这根本不具有某种良知〔Gewissen〕现象的性质。相反，这种确知倒可能意味良知的遗忘，亦即出离了能被召唤的可能性。这种所谓‘确知’以安定方式把愿有良知这回事加以压制；亦即压制最本己的、常驻的罪责存在的领会。良知的‘无愧’既非独立无依的又非另有根基的良知形式，也就是说，它根本就不是良知现象。”
在《道德的重量：在无常和危机前》一书中，作者对超越地方主义这一论点的反复强调，令人印象深刻。他指出：“我们应当看到，道德生活是与伦理观念紧密相连的，这里伦理观念的意思是，我们要追求超越地方环境的、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生活的价值观。”“我们必须探索一种既高于地方共同体利益和立场，又能为地方共同体所接受的道德取向。”“如果道德指导不能使个人（和集体）突破道德经验的本地方种族语言的局限，那么它会加剧危机。这是因为，当我们误以为至关重要的东西受到威胁时，本地方的道德经验会推崇暴力，动员非人道的反应对付这些威胁。”我们知道，讨论道德问题有一学理上的难题，即文化相对主义。有些人类学家基于经验性的研究，指明在不同的共同体那里，人们所持有的道德观念差异甚大；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观念多多少少都有其道理。因此，如果有人想以某一种道德观念来衡量、评价其他族群的道德生活，从根本上来讲毫无道理。其中蕴含的思路，是对普适价值的拒绝。这一问题极为复杂，我在这里只能简单谈一点。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个人比较认同本书作者的观点，即我们必须探索一种超越地方环境的伦理观念或道德取向。在我看来，就是用哲学人类学的思路，来克服文化相对主义。而诸如后殖民主义对西方中心的批评，我认为要有一个区分。一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一种是伦理意义上的。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尽量用他者的眼光看待他者，从而获得更完整的信息，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是从伦理的角度着眼，就不应持有所谓“地方的就是世界的”之类经不起推敲的观念；而应从哲学人类学（人性→人权）的角度，检视所有的伦理观念（既有的和正在生成的）是否正当，并进而探索一种符合人性本身的伦理观念。
道德生活需要想象力和激情。除人之外，我们之所以很难想象某一种动物会过一种道德的生活，在我看来，一个主要的理由，就是动物没有想象力。从这个角度讲，动物是没有生活的，而只是活命。因为完整意义上的生活，是一种充满想象力的生活，当然更是一种道德的生活。关于激情与道德生活的关系，阿瑟•克莱曼指出：“在驾驭人类经验的不平等竞争中，激情是绝对需要的，否则我们就会沉溺于自我安慰的幻觉，满足于机械的无意识的社会生活需求，最终导致道德颓废、意志消沉。怀疑的热情是对有道德的生活的追求，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伦理志向引导道德经验，当怀疑点燃我们的激情，而激情引发我们的使命感时，伦理的询查和道德的行为就会被推动。”
无论是想象力，还是激情，在我看来，都是人性的一部分。而“精心创建有道德的生活，是我们人性的义务”，本书作者对此有精彩的论述：“勇敢地直面生活中的失败和失意对我们维护自己的自尊固然很重要，对我们的环境和周围其他人也同样有重要意义。我们每个人都有道德上的义务，确保让其他人认识到，在这个世界日常产生的不正当和不公平中，也包括我们自己的行为的作用。我们应该对改变社会的不正当和不公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这是我们的道德责任。”“精心创建有道德的生活，是我们的人性义务。道德生活不是一部机器中的一个齿轮的机械反应，而是人类对自我认识的潜力的反映，也是对集体重建我们的本质和前途的潜在力量的反映。这是人类经验的伦理要求，当然不会轻松，也从来没有彻底完成过，总是卷入政治的和社会生活的种种限制，被我们自己生理的心理的激情打断。然而，最终人类将会建立道德生活应有的一切。”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美]阿瑟•克莱曼（Kleinman，A．）．道德的重量：在无常和危机前．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道德的重量》读后感(六)：最后还剩信仰
社工课上，老师让我们做一个选择游戏：按顺序一个个放弃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无论是与自我相关的因素，如理想、信念、智慧等，还是我们外部的一些因素，如亲情，爱情，友情，都必须放在天平上被逐一衡量，然后被一件件“卸下”，直到剩下最后一样东西。而这，就是你生命的核心与航标。游戏虽然残酷，但却也能说明问题。我最后剩下的，是信念。
《道德的重量》一书，作为一本类似心理学案例的手札，包含了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诸多方面的理论阐释，但其中最让我感触的，还是“信念”二字。
对于道德的阐释，作者并非持传统的非黑即白的态度，而站在一种客观理性的非英雄主义立场，以超然的态度，对其进行跨地域跨信仰的评述。全书在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阐明，“道德在伦理学中并非好与善的同义词”，道德经验也可能是对强权或恐怖行为的妥协。而所谓的道德行为，是从我们的地域立场出发的，它会受到外部的伦理的批判。当外部的伦理出现严重畸形或变质的时候，道德也不再是纯粹的道德，它可能只是伪道德，甚至是罪恶的帮凶与掩护者。这样的观点，对我而言是石破天惊的。和广大中国大陆大学生一样，我从小接受的的道德教育可能过于平面化，思修课中关于道德的阐释也过于粗糙，甚至带有理想化的英雄主义色彩，现在看来，这样的道德观的植入，并不是完整而客观的。
当我们对道德有一种非英雄主义的客观的时候，或许才能稍稍了解一下之前我们认为已经很了然的世界。有时候，所谓的道德行为可能是罪恶的有悖人性和伦理的。正如本书第二章的病例的主人公温思罗普•科恩，作为一名为国浴血奋战的二战太平洋战争的退伍美国军人，在旁人眼里可能就是一个坚持正义之战的英雄、勇士，因为没有人会否认反法西斯战争的道德立场。但科恩还是得了比较严重的抑郁症。原因就在于，他在战中开枪杀死了一位正在救治伤员的日本医生。“以后当我逼迫自己回想起这一幕时，总感到他是个那么有智慧、富有同情心的人，他的脸就像画像一样，悲伤地等着我。”负罪感深深地折磨着他，他的心灵难以安宁、释怀，他活得太累。其实科恩的负罪感不仅来自自身所犯下的罪行，更在于外部的道德淡漠。或许在多数国人看来国而战是光荣的，但国家所鼓吹的“为正义而战”可能是不道德的，偏偏有很多人相信了这种盲目的英雄主义，热血沸腾地杀戮着，自己在犯下罪行，然而却浑然不觉，甚至自诩高尚。这种社会风行的价值观与科恩的愧疚产生冲突，科恩的内疚看似是站不住脚的，因而，科恩的内疚无人能解。这是时代的价值弊病。
不仅是科恩，严仲舒的遭遇也是如此，个人与社会的价值观产生断层。读文革这一章，我惊叹于阿瑟•克莱曼的观点如此平允，他没有旨在指责什么，也没有给任何人戴非黑即白的脸谱，所有人都有自己的道德经验。像徐有庆这样的极端漠视道德的人，作者也没有提出尖锐的批评，只是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进行了冷静的分析。他认为这只是一种充满道德虚无主义多数生存方式。在我看来，严仲舒和徐有庆最大的区别，就是信念的问题。我相信，信念没有好坏，但有些人的信念是始终如一的，有些人则是墙头草般随时代大潮变化的。我们没理由就批判徐医生是个畜生、伪君子，他可能在人性的最初有过正面的道德因素。在文革中，他背叛迫害好友；群众运动后，他揭发党支部书记；他为了扩大医院利益，不惜放弃学术精神与操守……这些有悖道德的行为，一方面是他自己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社会后他建构在他身上的，文革中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难道就是合乎道德理性的吗？说到底，徐有庆也是个身不由己的时代傀儡。我们可以去批判去否定甚至去谩骂，但别忘了，可能，不知不觉中，我们也会成为这样的人，如果我们没有足够强大的内心，足够坚定的立场。
信念如此重要，它是支持着我们活下去的动力。书中最令我感触钦佩的非艾迪莫属。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她原本可以像许多学者一样安逸地研究学术，乃至“两耳不闻窗外事”，但艾迪千里迢迢赶到极端危险的中东、非洲等地区，在当地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间斡旋，争取为当地存在生存危机的人减轻点压力。艾迪的努力也许实际效用是微乎其微的，但她却正在冒着生命之虞：在这些出于无政府组织的混乱地狱，作为一个外国人，她很有可能会死于流弹之下。但她还是坚持了下去，在自己面临心理问题的时候，她极力想找到一位倾听者，去倾听她的恐惧，她的迷茫，以及她的信念，因为，与她同样抱有济世信念的人实在太少。艾迪是寂寞的，因为当下的所谓“信念”，是多么理想主义的一词。
我会竭力去坚持自己所相信的。前提是，我的信念并不有违道德和伦理，有违作为一个人的良心。哪怕是世界末日，最后还剩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