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亲人》是一本由黄灯著作，理想国 | 台海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49.00，页数：38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地上的亲人》读后感(一)：非虚构乡土书写的应有姿态 ——读黄灯《大地上的亲人》

非虚构乡土书写的应有姿态

——读黄灯《大地上的亲人》

如果把梁鸿《中国在梁庄》视作返乡书写的开端，到如今黄灯《大地上的亲人》出版，已经过去了将近七年时间。这七年中，“非虚构”与“返乡书写”一直是被不断讨论和实践的文学热点，但我始终认为，非虚构作为一种文体，或者说书写策略，对乡土的表达，不应仅限于“返乡书写”，因为这种“逃离”乡村后的“回望”，往往带有很大的遮蔽性。恰此时，《我是范雨素》突然进入讨论视野，为我们讨论非虚构乡土书写提供了一个“在地写作”的范例。由此，我们可以把“非虚构返乡书写”扩充到“非虚构乡土书写”范畴来讨论，尝试探讨非虚构乡土书写的应有姿态。

1、

首先，我们还是从黄灯《大地上的亲人》谈起。2016年春节，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经由“当代文化研究网”公众号推送后引发了全国乡村问题大讨论，藉此看似偶然的机会，黄灯将她多年来以离乡和留乡亲人为书写对象的文章整理、修补成这本《大地上的亲人》。

《大地上的亲人》主体部分分为三章，作者黄灯从个人经验出发，讲述了与她关联的三个村庄：嫁入丰三村、生在凤形村、长在隘口村。丰三村是黄灯丈夫杨胜刚出生的村庄，经由婚姻关系，黄灯与这个村庄产生交集。在多年对亲人命运观察基础上，黄灯写成《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可以说，《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是全书第一章的总概括，以速写的方式呈现了丈夫家庭的“细小家史”，但这种“图景”的展现更多来自于旁观视角。作者在经过自我反思和调整后，将之前被刻意过滤掉的感性片段重新纳入到文本中来，使得这种所思所写不再是旁观后的图景呈现，而是带有个人情感的浸入式书写。

同样，在“生在凤形村”与“长在隘口村”这两章中，黄灯依旧不避讳个人情感在字里行间的浮动。就像黄灯在本书后记《如何直面亲人》中所说：“因为本书的聚焦对象是亲人，亲人的视角，固然会让我在处理情感和真相上面临一些先天的遮蔽，但情感浸淫的好处也显而易见：在直面其不合逻辑的生存状貌时，我会自动的回避道德指责，而更留意到他们困惑背后的真实心理，也更能设身处地的理解亲人面临时代变迁的冲击时，个体的无奈和无力。”

2、

重读《中国在梁庄》，能够强烈的感受到“返乡者”介入式呈现的印记。尽管梁鸿在前言里也写到“我想要抛弃我的这些先验观念”，但她紧接着又说“后来的调查表明，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你的谈话方向无一不在显示着你的观念，并试图引导你的谈话对象朝着你的方向思考”。所以，在《中国在梁庄》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与“他者”的分野。当“我”在面对菊秀时，文字中隐藏着“逃离者的庆幸”，当“我”面对王家少年时，那种奇观式的故事呈现，这些讲述都让“我”成为一个具有天然优势的回乡采风者——“我”可以就一切我认为不合理的状况随意指摘、评点，而这些都不会对“我”这个讲述者的合法性造成任何威胁。

如果将《中国在梁庄》的写作者称为“强势的介入者”，那么，《大地上的亲人》的写作者可以视为“自省的浸入者”。在《大地上的亲人》自序中，黄灯一开篇就进行了坦诚的自我反思：“无可否认，当我不得不目睹亲人的不堪和不幸，深感无力的同时，内心也隐隐升起一种逃离的庆幸。”黄灯与梁鸿一样，作为成功逃离乡土的知识分子，这种庆幸不可避免，但黄灯作为一个非虚构乡土书写的后来者，能够充分认识到前人之不足，做到清晰的自我审视。“我特别害怕自己不由自主的优越感会凌驾于他们的讲述之上，更害怕他们不经意中讲出的人生经历，会在我的笔下，被文字轻佻的包装成为他者的故事”。

也许是因为黄灯的书写对象是自己的亲人，在她的书写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而不再是“我”与“他者”。她是亲人故事的全程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在讲述“大地上亲人”的故事时，黄灯时刻保持着对自我审视，从而动摇了叙述者绝对安全的地位，发展为一种双向批判。同时，黄灯在呈现故事的时，不把这些故事仅当作个人书写的病例，而是尝试以“浸入式的交流”深入到亲人们的精神层面，完成“对亲人精神世界和时代关系的勾连”。

从《中国在梁庄》到《大地上的亲人》，非虚构乡土书写由其写作者经过视角和策略的调整，越来越靠近它的应有姿态，但仅凭知识分子的“返乡书写”，很难全方位地呈现乡土。

黄灯在《大地上的亲人》前言里说道：“因为对我的信任和爱，亲人们在讲起各自南下的经历时，哪怕谈起最悲惨是事情，都带着笑意，也不懂的煽情。我提醒自己，必须意识到他们讲述背后的情绪过滤与我文字背后情绪膨胀之间的客观差异。”她认为亲人们平静叙述的原因是“不懂的煽情”，讲述的故事都做过“情绪过滤”，但我恰恰认为这是黄灯作为一个离乡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暂时意义上的“我们”之一员，在非虚构乡土书写上的无解难题：她努力消除“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别，却始终无法摆脱诸多的先验观念去感同身受地刻画亲人们的精神世界。人很难超越个人经验，这是非虚构返乡书写呈现乡土的一大难题。

3、

如果仔细阅读范雨素《我是范雨素》，我们会发现这一“在地书写”的文本，呈现了非虚构乡土书写的另一翻景致。从写作者的身份来看，范雨素应该是梁鸿和黄灯的书写对象，然而，这个书写对象现在开始拿起笔来自我书写。当然，在范雨素之前，也有郑晓琼、许立志等“打工诗人”，有余秀华这样的“农村诗人”，但与他们不同的是，范雨素主动拒绝媒体炒作。在一个拍摄于2015年的视频中，范雨素略带紧张的表达了自己一个观念：艺术家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农民工也不应该是带有贬义的，两个群体应该是平等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范雨素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人，她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媒体在做什么。她不想被炒作，不愿被贴标签，就像她自己所言：我对文字没有自信，我也没想过靠文字改变生活，我也习惯了靠苦力谋生了，而且我对劳动并不惧怕。

在对《我是范雨素》这篇文章进行讨论时，很多人拿“文学性”这柄利器来指摘范雨素的作品。但我个人认为，相对于关注她“写的怎么样”，讨论“为什么写”和“写了什么”更有价值。文本中，范雨素基于个人经历和主观情感，呈现了乡村征地、城市农民子女入学等诸多社会问题。在讲述这些“悲剧”时，范雨素并没有上演“悲情戏”，而是呈现一种不卑不亢的姿态，并在表述层面带有很强的个人化幽默风格。范雨素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有对自身现状的清醒认知，她清楚现实世界仍有诸多不幸和不公，但她绝不会去刻意地贩卖苦难。她在自己的作品中能表达出这一阶层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知，对个体命运的认知，而这些都是返乡写作者无法获取的精神层面的信息，需要由他们自己来表达。

黄灯在《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结尾处写道：“尽管对于底层的书写，我一直心存警惕，但刻骨铭心的感受，还是让我担心这个世界的声音将变得无比悦耳。当像哥哥这种家庭的孩子、孙子，很难得到发声的机会时，关于这个家庭的叙述也不容易进入公众视野，那么关于他们卑微的悲伤，既失去了在场者经验的见证性，也可能丧失了历史文化的可能。”正是《我是范雨素》这个文本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底层自己发声的可能：相对于梁鸿和黄灯这样的返乡者，范雨素作为在地者和亲历者，摆脱代言者之后的自我书写，应该更能接近非虚构乡土书写的应有姿态。

　　《大地上的亲人》读后感(二)：让人无法回避的真实

在读《大地上的亲人》时，我被一种深深的坦率所震撼。我不知道作者是出于一种怎样的勇气写出这样的文字，自剖，反省，我在序言中看到了这些。我看到有人质疑写作不应该写亲人，我感觉与其质疑写什么，不如质疑怎么写。在我看来，黄灯写作时，显然是将自己和亲人放置在一起的，她没有将自己拧出来，她的困惑、她的疑问甚至伤痛，和她对身后的亲人群体的命运的描述，连在一起。她没有高高在上，没有从乡村走进城市的读书人的清高，因为在没有走进学院以前，她的生活和亲人并没有太大差别，她在序言中曾提到自己在九十年代的时候，下过岗，经历过人生的阵痛。我相信，正是这份内心的伤痛和灰暗，让她难以忘记曾和她一样，陷入困顿中的人。她是一个认真的写作者，是一个对待亲人满怀深情的人。她用文字记录普通人，她没有消费亲人的苦难和伤心。我们的时代，需要这样真实的声音。

　　《大地上的亲人》读后感(三)：大地

为什么总是不看乡土类的书籍，《大地上的母亲》，老师在谈她的书的时候，轻松，干脆，那样无助而难以改变的课题，这样沉重却没有在她的声喉上压出一丝哽咽。乡村的贫瘠与破败像长在农村人身上的原罪，渴望出人头地的年轻人走到繁华都市，认知被一一打翻，另外开启的世界字正腔圆，精致繁华，乡下人重新建立的审美与追逐却无力负担这样的奢侈。从朴拙的乡音，土气的银链手表，到无可辨识牌子的鞋，乡下人也轻易被区别划分，成为城里人“毕竟还是不一样”的某种优越感。
年轻人不知如何从故乡的原罪脱胎，像抽筋剥骨一样煎熬漫长。
我想我不看乡土类的书籍，是因为不想触碰自己心里隐隐的确切的不可言说的晦暗的伤痛。

　　《大地上的亲人》读后感(四)：站在两个世界的边缘，还是念念不忘我从哪里来

还记得2015年春节第一次读到黄灯老师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微信一文，一字一句都刻入我心，因为其中所描写的一切都是我身边在不断发生的事情。近期，黄灯老师的文集《大地上的亲人》出版了，期待久已。有人说黄灯老师的文字是“悲情渲染”，此观点真是不敢苟同。这岂是矫揉造作，无病呻吟，我只想说，黄灯老师是真实还原了乡村景象。无论你了解与不了解，乡村农民复杂、多样的生存状貌始终都存在。如果你对这类群体带有任何偏见，那是因为你的血液里没有乡村基因。
回想自己的成长历程，再读这本书，内心确实是有些隐痛。即使你通过高考进入了城市这个群落，成为了其中一员，但是我发现自己只是城市里的流浪者。也并不因为我从事与乡村无关的工作，就忘记了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哪怕走得再远，也走不出家乡乡村的记忆。
每一个想要改变自己农村家族命运的个体，都是要付出诸多代价的，且是那么无力与无奈。无数“民二代”前赴后继进入城市，农村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待再回到那片故土，发现自己也成了这片土地的弃儿。待父辈们渐渐老去，子孙后代就连如何耕田，如何插秧，如何编织竹筐……一切的一切都忘得一干二净。他们变成了城市里的洗碗工、建筑工、运输工、保姆、办公室白领、销售人员……这个群体的标签在这个社会中渐渐变得模糊不清，你说不清自己到底属不属于这个群体。
但是作为自己而言，不能忘根，根在哪里，心就牵挂哪里。

　　《大地上的亲人》读后感(五)：黄灯：我为什么写作《大地上的亲人》

（本文为《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序言，原题为《用文字重建与亲人之间的精神关联》）
《大地上的亲人》终于出版了，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为：在近三十年刺眼的乡村书写中，如何与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建构一种文化上的关系？这种追问是中国知识界无法回避的难题，也是我无法回避的难题。
作为整个家族唯一获得高学历的人，我的成长，隐喻了一种逃离乡村的路径。长久以来，在知识包裹、理论堆积的学院生活中，我以为个人的日常和身后的亲人失去关联，是一种正常。事实上，在一种挂空的学院经验中，如果我愿意沉湎于概念的推演和学术的幻觉，我的生活确实难以和身后的群体产生太多交集，无可否认，当我不得不目睹亲人的不堪和不幸时，在无能为力的同时，我内心也隐隐升起一种逃离的庆幸。
2002年9月，在逃离九十年代大厂下岗的人生低谷，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没有选择工作，而是南下广州继续攻读博士，“南方”作为一个实在的场域，突兀地进入我的视野。对我而言，人生的宏图再一次展开，理论的诱惑让我沉迷，在学院的高深中，我一次次感激命运让我逃脱国企下岗的厄运，庆幸个人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只要拿到学位，顺利毕业，我的人生就会自然而然驶入早已预设好的人生轨迹，从此远离底层，远离辛酸与泪水，在个人奋斗的路线图中，每一个环节严丝密缝，与闪闪发光的时代交相辉映。确实，十几年前的博士头衔，还有足够的含金量让任何一个底层青年摆脱卑微。
我从来没有想到，在广州打工多年堂弟的一次偶然造访，让我将目光转向了另一个群体。我记得2002年中秋傍晚，堂弟敲开我的门，看到我没有外出，怎么也掩饰不住四年未见的高兴，他兴奋地告诉我，如何巧妙躲过门卫的盘查，顺利进到了在他眼中神秘不已的中大校园，至此我才知道，我可以自由出入的校园，并不是对所有人开放，十四五岁就来广州打工的堂弟，无论有着怎样年轻的脸孔，终究难以掩饰属于农民的阶层气质。我留意到他手中的物品，一包是“广州酒家的精装月饼”，一包是“蒙牛牛奶”，这些今天看来极为普通的东西，对念书的人而言，也很少享用，我没想到十九岁不到的堂弟竟然给我送来这些。
我责怪他花钱，他只说了一句，“你第一次在广州过节，一个人太冷清。”我问他手头是否还有钱，他毕竟是个孩子，仿佛为了让我放心，很开心的告诉我身上还有50元，我事后才知道，堂弟因为当时年龄太小，手艺不精，也只能靠打零工混口饭吃。他甚至没有接受我请他去食堂吃饭的邀请，就匆匆赶回了工地。在此以前，我尽管听父母说起，故乡的很多亲人，都蜗居在广州一个叫塘厦的城中村，但我从来没有动过念头去看望他们，甚至因为有些亲人赌博、吸毒，总和一些说不清来源的人混在一起，为了避免给自己带来麻烦，我潜意识和他们保持距离，划清界限。
堂弟的到来，让我感动并震惊，多年思考的一个问题逐渐清晰，在城乡二元对立结构中，逃离的群体，是如何在知识的规训中，以个人成功的名义剥离一种本真的感情，并在内心注入更多上升通道的算计和权衡？又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不动声色中塑造精英的感觉，逐渐疏远身后的亲人？我隐隐感到竭力营构的优越感轰然垮掉，自我审视悄然出现。
——这是我内心深处最大的隐秘。这个偶然的场景和事件，堂弟压根就不会放在心上，但却总是自动校准我人生的方向。在此以前，我一次次逃离人生的险境，在周密的计划和有效的努力中，越来越接近成功人士的轨迹，在貌似精英化的个人路线图中，逃离故乡是摆脱厄运的起点，远离亲人是重塑精英感觉的开端。我在暗中使劲，众多亲人不体面的容颜，在城市的傲慢和学院的高深中，被我涂抹成忽略不计的背景，我并非有意远离他们，但不同的人生境遇，确实让亲人之间普通的交集，变得遥不可及。
我得承认，在堂弟身上，有我很多难以理解的谜底，我不知道一个五个月就失去母亲，在被父亲多年舍弃，不得不和哥哥相依为命，初中都没有读完，为了获取进城打工的机会，不惜将年龄改大四岁的留守孩子，在广州多年的辛酸辗转中，是如何保存一种悲悯和爱的能力？不知道在塘厦如此混乱、肮脏的环境中，一个底层的打工孩子，在被打、被骗、被拖欠工资、被抓进收容所饿饭三天后，为何对生活没有太多抱怨，依然懂得去关心亲人？
这些基本的东西，恰恰在我多年的求学生涯中，被日渐生硬、冰冷的知识稀释，我反观自己的生存，发现知识的获取，不过让我冠冕堂皇地获得一种情感日渐冷漠的借口，然后在规整、光鲜、衣食无忧的未来期待中，逐渐模糊对另一个群体的注视。从此以后，我意识到单纯从“经济层面”来简单观照打工的亲人，并搭配一份来自身份差异的道德优越感，或者敷衍地施以廉价的同情，是多么世故、浅薄而又不可理喻。对他们精神世界和时代之间关系的勾连，成为我此后多年的心愿。
堂弟稚嫩的身影，彻底接通了我和亲人之间曾经畅通的爱的通道，在知识包裹中，因为眼光的转向，我感觉心灵重新获得了活力。在念书阶段，我多次接受他们的邀请，去白云区的塘厦村和亲人共度传统节日，我陪着前来接我的堂弟，一次次穿梭在城中村的街道，真真切切地见识了什么叫一线天，什么叫握手楼，什么叫蜗居，什么叫暗无天日。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场景在我眼前展开，故乡的美好记忆与他们南方的生活场景，构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在时空的错落中，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村落命运推到我眼前，一旦将目光投向他们，注视他们的生存，时代转型的隐秘就昭然凸显：在时代的裂变中，他们和我一样，共同承受个体和时代共生的命运。没有谁可以漠视时代呼啸而去的滚滚烟尘，没有谁的命运可以割舍与大时代的深刻关联。
在关于乡村的叙述中，他们不是作为一个偶然的个体存在，而始终作为一个庞大而隐匿群体在默默承担。乡村的面相如此复杂，我亲人的命运也各不相同。我将审视投向自己，猛然发现，在近三十年刺眼的乡村书写中，如何与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建构一种文化上的关系，事实上成为知识界无法回避的难题。在时代狂奔的脚步声中，资质、运气、机缘在成功学的价值包装下，被叙述为决定个体命运的关键要素，从根本上瓦解了乡土中国的缓慢、恒定的气质，但只要稍稍冷静做一种整体的观察，会发现这些偶然的要素，根本无法推导出一个群体的必然命运。
我决心书写这个群体。一旦他们进入我的视线，而且调动起了我越来越强烈的表达欲望时，我意识到，在进入他们的生存肌理时，首先要从心底避免介入式的冒犯，而要尽量采用浸入式的交流。我特别害怕不由自主的优越感，凌驾于他们的讲述之上，更害怕他们不经意中讲出的人生经历，在我的笔下，经由文字被轻佻地包装成他者的故事。因为对我的信任和爱，亲人们在讲起各自的南下经历时，甚至都带着笑意，哪怕最悲惨的事情，他们也不懂得煽情。我提醒自己，必须意识到他们讲述背后的情绪过滤，和我文字背后情绪膨胀这两者之间的客观差异。
 
本书的成形尽管来自一个偶然的机会，但如果要进一步溯源，就必须回到十几年前，我不再将乡村仅仅视为一个寄寓乡愁的载体，而是将其作为一个“问题的场域”。2007年，经由婚姻的关系，我作为一个亲历者，目睹了另一个场域的普通农家，怎样在社会转型中经受种种挣扎，这种因为深刻嵌入家庭而带来的血肉关联的疼痛，让我进一步确信个体命运和时代之间的深度关联，意识到农村作为社会问题的终端场域，如何承受社会转型的洗礼，不得不遭受难以摆脱的厄运，这种近距离的观照，让我深刻感受到，场域的差异不是构成困境的原因，共同的身份才是他们领受相同命运的秘密，《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不过是多年观察的一次偶然出场。由这个视点出发，我将目光投向了与我生命产生关联的乡村场域：丰三村、凤形村、隘口村。我在地图上无法找到那些村庄的具体位置，但它们却经由亲人的泪水和气息，流转到我的笔端，面目逐渐丰富和清晰。
我书写的立足点来自对三个村庄亲人命运的透视。丰三村，我作为一个外省女子嫁入的普通村庄，位居湖北，离我的故地几百公里，若不是姻缘，它和我的生命产生不了任何交集，直到今天，这里依然生活了我大部分兄弟姐妹和第三代亲人；凤形村，我出生的湖南村庄，尽管因为别的原因，我并未在此居留多久，但爷爷奶奶墓碑铭刻的孙辈名字，毫无疑问明确了我人生的来处，经由父母的转述，我知道任何一个家庭生老病死的所有消息，今天，我父辈那边的大批亲人依然生活于此，很多并未摆脱生存的困境；隘口村，外公外婆带我长大，陪我度过快乐童年的村庄，是我一生精神的滋养地，这个闭上眼睛，我可以说出任何一条道路的村庄，尽管和我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身份依附关系，但从情感而言，它却深入骨髓，最能勾起我对故乡的深刻记忆。尽管从经济层面而言，这里很少陷入触目惊心的窘状，但败坏的社会风气还是将它拖入无法摆脱的绝境。
在本书中，我企图通过以上三个村庄亲人生存的描述，以此观照转型期中国农民的整体命运，并试图勾勒其生存和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这注定此书的写作，既不同于纯粹的文学写作，也不同于纯粹的学术著作，甚至因为创作主体的专业背景，及其和所叙对象之间的情感牵连，对感情的过滤都难以做到彻底，但这并不妨碍本书的写作，是问题推动下的真相呈现，这样，杂糅性和不纯粹性，就构成了它的基本特征。
也许，和很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比较起来，此种表述带有过于强烈的主观色彩，但我恰恰认为，对本书而言，因为对亲人命运的流转建立在陪伴、熟悉基础上，甚至资料的获取都在拉家常状态下进行，没有刻意采用面对他者所用的田野方式，这样，弥漫其中的主观色彩，因为渗透了来自情感的理解，附加了一份切肤的体恤，也并非完全没有价值。甚至，和很多侵入式的研究比较起来，这种知根知底的表述，因为姿态的平等和下蹲，更能将他们还原到各自的语境，从而更好地凸显其行为动机及内心秘密。
我始终认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城市与乡村命运的纠葛，在中国语境下，对任何一个家庭的透视，对任何一个群体的透视，都能获得隐喻时代的效果，实现对真相的指证。作为一个亲历者和介入者，我目睹了亲人命运的变迁，关注他们的任何消息，这无法保证我的专业解读，但却能以经验的真实、复杂，让我找到一个切口，对转型期中国问题进行思考和透视。
毫无疑问，此书直面的是农村问题，而农村问题多种面相的差异，是真实的存在。说到底，农村的问题从来不只和农村有关，它的背后连着更广阔的世界，农村是社会一切问题的终端场域，社会所有的问题之流，最后都要进入这个末端，当全球一体化的序幕拉开，信息化伴随现代性的强势渗透，农村的生存，从细处看，是一幕幕揪心的悲喜剧，但从大处看，却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互相竞争、交融的必然结果。对农业大国的中国而言，当下农村问题的尖锐性在于，在城乡的二元体制中，整个社会承受不起农村衰败的代价，承受不起农村青年上升通道堵塞的代价。
关于乡村的出路，我在本书中并没有提供面容简洁的答案，这固然来自乡村境况的复杂，更来自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转型早已呈现出疑难杂症的症候，任何单一的药方都无法做到药到病除，更来自乡村作为所有问题的终端场域，它与各种要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从空间上，农村与城市紧密连接，无法分割，从发展层面上，对农村而言，经济维度与文化、政治、精神维度产生了真实较量。
无论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广大的乡村伴随经济的凋敝、价值的失范及人心的荒芜，早已成为广袤国土的一个个触目的伤疤。也正因为这样，我对当下依然停留于“经济的维度”来观照、理解农村深怀警惕，对种种外在、依附型的行动并不看好。今天，农村的诉求，不应简单地停留于经济层面，精神和文化的需求，也应得到重视，否则，就算如隘口村这样并无太大经济压力的村庄，在价值失范的状态下，同样会面临难堪的挑战。
费孝通在写作70年前的《内地的农村》曾坦言，“我在这本书里所说的，我相信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我是个极力主张社会科学一定要从实地研究开始的人。10多年来，我一直为这主张而工作，而且常希望我们这种实地研究的工作能有一天挽回现在风行的空谈和官僚性闭门造数字的空气。我宁可因求真实性而牺牲普遍性。”跨越时空，我相信他“宁可因求真实性而牺牲普遍性”，在今天依然有其生命力。
对我而言，从熟悉的农村场域，进入到社会转型期诸多难题的考察，是我目前能找到的最有效的介入方式，尽管在现有的知识谱系中，个体经验依然面临有效性指证的风险，但我相信，在一个事实上的大时代中，没有谁可以和时代的裂变逃脱干系。说到底，乡村镜像是整个中国和时代的隐喻，只不过，在直面城乡关系时，越来越多的知识人认同城市视角，并由此带上优越和强势的眼神，难以从内心承认城市与乡村的事实一体。
本书的写作，是我作为短暂身份上的城市人，向永久文化上的乡下人的回望和致意。
2016年5月26日

　　《大地上的亲人》读后感(六)：时代转型下的“新”农村——读黄灯《大地上的亲人》

时代转型下的“新”农村——读黄灯《大地上的亲人》
文/凡悦颜
当大家都在喜气洋洋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候，黄灯看到了那一幢幢新楼房里暗藏的阴影。她替那颓败的老屋、失足的青年以及天聋地哑世代循环遭受厄运的乡村群体发出声音，振聋发聩。
黄灯，1974年出生，她称自己是幸运的，赶在读书就能改变命运的年代，作为整个家族唯一获得高学历的人，得以远离乡村。她是生于农村，长于农村最后又嫁入农村又“逃离”农村的真博士。家乡于她，和大多数离乡的知识分子一样，是生命的根，提供着情感的养分，走的越远，越感受的真切。这次她携新书《大地上的亲人》（ 台海出版社）归来，想用文字的形式，对家乡来一次“反哺”，本书里的家乡，少了些许乡愁与诗意，多了些反思与困惑。
本书副标题《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其同名文章作为论文发表，曾在去年（2016）引发了全国乡村问题大讨论。全书以生她（凤形村）、养她（隘口村）、嫁入（丰三村）的三个村庄为蓝本，描述了时代转型下“新”农村的生存图景。阅读过程中，仿似昏沉沉的天空，笼罩着一层低气压，给读者带来了些许压抑，但与此同时，作者描述的很多情况又能引发很多“农二代”的共鸣，使之看到这根救命稻草引向的光明。
大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没有任何一个个体可以脱离时代独立存在，农村也不例外，但与此同时形成的裂痕也愈加明显，就好像“灵魂跟不上身体的脚步”一样。
丰三村与凤形村，虽然地理上相去甚远，但在时代变迁中，农村人的生存困境却遥相呼应。同样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两地外出打工的流动人口和留守儿童等现象比较明显。人们倾尽全力挣来的工资只能勉强维持现状，一旦有天灾人祸等突发情况，便陷入捉襟见肘甚至世代背债的境地。但即便这样，其昂贵的彩礼却能和一线城市比肩，一来是男女比例失调，不容易娶到媳妇，再者他们觉得成亲是一生唯一风光的时刻，宁可因此背负沉重的债务。
相较于前两者，隘口村的经济发展相对来说要快速的多，赶上了经济发展的大潮，很多家庭经商富了起来。但由于文化与价值观念的不足，让他们难以守住打下来的江山，加上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观念的冲击，尽管表面是个富裕的村庄，财富却流转于不同的人手中，其间暗藏的危机也不小。
时代转型大潮下，作者笔下的三个村庄是个案，也有共性，从她跨越十年细致的观察、如实的记录中能窥到全国“新”农村的现状，其中最令人忧心的当属教育。城乡二元结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随着坚守乡村，将教育视为己任的老师们退休，后续师资力量要么被更好的条件吸引到城市，要么被浮躁功利的气氛所影响，使得农村教育质量每况愈下。时代变了，高昂的教育支出不再能换来铁饭碗，这样胜算不大的博弈在农村越来越失了分量。
物质与精神两手抓，必然是当前新农村发展的重中之重，作者在文中也提到重建传统文化或许是唤醒失足青年、重塑价值观的可行之道。当人人都有实力在赚钱之余填补精神食粮；当人人都有勇气和信心对du品du博说不；当传统文化的精髓能得到有效流传；当人们不再单纯地以金钱（工资）的多少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或许只有这样，城乡的壁垒才真正被打破，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才能建设好。

　　《大地上的亲人》读后感(七)：为冷酷的现代文明指出了回家的道路

黄灯的这本《大地上的亲人》。让我读到了久违了的知识分子的情怀。
这种感觉从作者的序言里就温暖到我了。
这本书没有居高临下的对当下的乡村做了没有冷酷批判，而是出于一种还乡省去矫情的审视。我觉得用自我审视这个词为佳。也许更加准确。来还原。她所见的中国大陆农村现状。她好像在提醒。我们这种现代到，没有了文化道德。只剩下利益。的后工业殖民文化。是怎么以。牺牲本源获得暂时的荣光的。她甚至不屑对这种事物做出判断。因为她只是希望人们在每个空闲中看到，那块生养我们文明的。就要枯竭的脆弱河床的危机。
作者甚至没有使用。被滥情到极致的。“打工”。“草根”。以及。现在流行的“游民“。抢眼的。符号。
这是本让我们重归温暖的书。它为冷酷的现代文明指出了回家的道路。

　　《大地上的亲人》读后感(八)：【界面】如果说农村病了，我就是那个写病历的人

《一个农村儿媳的乡村图景》一文的作者黄灯，在新书《大地上的亲人》中回望了她生命历程中三个村庄的人情家事与历史流变。她是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也是农村人的女儿与儿媳。

2016年的春节，一篇名为《一个农村儿媳的乡村图景》的文章传遍了朋友圈，继2015年王磊光的《博士返乡笔记》之后，知识分子的返乡书写再次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公共话题。但对于作者黄灯来说，这篇文章并不是所谓的“返乡体”，不是一年一度的春节返乡随感，而是她对家族历史的梳理，是她多年观察的一次偶然出场。由这个视点出发，她又将目光投向了与她生命产生关联的三个村庄：丈夫的老家丰三村、自己的出生地凤形村、和外婆生活的隘口村，对这三个村庄的回望和关照构成了她的新书《大地上的亲人》。

作为整个家族里唯一一个获得高学历的人，黄灯的成长经历，隐喻了一条逃离乡村的路径。然而堂弟的一次偶然造访，却打破了她隐匿城市、沉湎学术的平静生活。一切还要从2002年的中秋说起，彼时黄灯还在广州读博士，在广州打工的19岁堂弟敲开她宿舍的门，兴奋地告诉她，自己如何巧妙地躲过门卫的盘查，进入神秘的中山大学。堂弟的手里还拎着一盒“广州酒家”的精装月饼和一箱蒙牛牛奶。

黄灯坦言，堂弟的造访对她的冲击，就好像鲁迅在仙台医学院看到国人围观屠杀同胞的幻灯片。她开始反思，在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中，逃离乡村的群体，是如何在知识的规训中，以个人成功的名义剥夺一种本真的感情，又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精英的感觉，逐渐疏远身后的亲人。一个出身卑微、年幼丧母的孩子，在戾气横生的坚硬现实里、在广州多年的心酸辗转中，都没有磨灭悲悯与爱的能力，她又有什么资格，每天坐在条件优渥的办公室里，写一些不知所云的论文，让知识稀释了人之为人最基本的情感。

因此，对于黄灯而言，书写乡村，书写自己的亲人，首先是一种自我清理，她试图在书中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和她同呼吸、共命运的亲人建立一种关联，“农村滋养了这么多人才，贡献了这么多资源，作为一个城市里的农村人，应该想办法回馈农村的父老乡亲。现在城市里的中产，面对困境一个最直觉的反应就是移民。我个人的经验告诉我，逃离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是完美的解决方案，逃得开这个地方，逃不开你内心的困惑。我觉得还是要有人留下来，建设我们的家乡，守护我们生存的土地，解决我们实实在在的问题。”

其次，作为一个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黄灯也明显地感觉到，现在很多作家的生活越来越同质化了，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是名牌大学毕业，毕业之后就立即进入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有了自己的社交圈子和资源，利益团体很快就形成了。而另一方面，我们整个社会的异质性却越来越强了，转型期社会对抗的激烈程度没有办法进入作家的视野，因为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圈子之间的隔膜太严重了。因此，如何进入乡村，呈现乡村，与乡村建立关联，也是知识界必须清理的问题。

在黄灯看来，这本书既有别于纯粹的文学写作，也不同于专业的学术著作，加之作者与叙述对象之间的情感牵连，也使得她很难滤除掉其中的主观色彩，但这一切都不妨碍这本书的初衷，那就是在问题推动下的真相呈现，是知根知底的表述：“如果说农村病了，我就是一个写病历的人，我只能尽力把病历写得完整一点、真实一点，至于开药方，我还没那个资格，要交给三农专家们去做。”

界面文化：这本书收录了你从2003年到2016年的文章，你是一直都有写这样一本书关于家乡、关于中国乡村的书的想法吗？

黄灯：我的确是从03年就开始写一些关于农村的文章了，那时是用一个文学青年的笔法在写。从06年起我就已经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了，我在“天涯”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故乡：现代化进程中的村落命运》的文章，写的就是我的老家。那时我最想写的是我家乡的乡亲在南方打工的故事，那个对我的冲击是最大的，我出生的村庄里每家每户都有人在南方打工，这些人的离开，彻底颠覆了整个村庄的结构。这本书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确实是酝酿了很长时间，是因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以下简称《乡村图景》）这篇文章，才让我有一个契机，把这么多年的想法表达出来。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提到，成长对你来说就是不断逃离乡村的过程，那你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主动亲近、关怀和回馈乡村的呢？

黄灯：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觉得我会一直在农村生活下去，我特别向往外面的世界，又很喜欢读书，从书本里面接触到的世界跟现实世界的差距非常大，我很向往那种精神性很强的世界。所以对我来说，走出农村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后来出去读书了，对于农村人来说，如果你出去读书了，他们就会把你当成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就会觉得他们的生活跟你没有太大关系了。后来我到广州去念博士以后，又有机会跟那些来广州打工的亲戚在一起，目睹了他们的生活，就觉得我们就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只是我们来到城市的方式不同——我是通过读书，而他们是通过打工。以前城乡的二元体制更僵化，农村人都没有机会出来打工，只能守着老家，来自一个村庄的不同人群又在同一座城市团聚，这样的现实也促使我思考。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多次提到，这本书的写作有很强的主观色彩，还引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宁可因求真实性而牺牲普遍性”，如何理解乡村书写中真实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张力？

黄灯：《乡村图景》发表之后，我也听到一些批评的声音，很多人批评说我写的只是一个个案，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乡村的境况。我自己肯定也知道，一篇文章不可能把中国乡村整体的境况展现出来。因为这篇文章的影响大，很多人就会认为里面的内容代表了中国乡村的普遍状况，实际上，我自己写作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意图，我知道我写的只是个案，只能代表我的家庭。所以对于写作者来说，我更注重一些细节、肌理，而不是刻意去寻找一些结论和框架。这就是我理解的真实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写作的目的，不是要得出一个结论，而是要呈现真相，让大家看到现实是什么样的，而至于现实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以后会怎么发展，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够解答的。在我看来，丰三村（注：黄灯嫁入的中原村庄）和凤形村（注：黄灯出生的湖南村庄）的状况还是可以代表大部分中国村庄的，是有一定普遍性的，但是这种普遍性是没有一个先验的结论的。我不觉得中国的农村研究只有一个模板，只能得出一种结论。

界面文化：你曾经在一篇反思返乡书写的文章中提到，你经常在反问自己，隐匿城市与知识为伍的生活与亲人在乡村生活中的挣扎和困顿，究竟哪一种才是你需要面对的真实，这可以代表成功“逃离”农村的“农二代”的普遍心态吗？

黄灯：我觉得是可以代表的。我在广州的时候，每天面对一些学院派的知识分子，跟学生、老师、媒体打交道，我会觉得我的生活就是一种知识化的生活，但是我每次回老家的时候，面对你的父老乡亲的生老病死、吃喝拉撒，是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人就会觉得生活是错乱的。因为事实上，老家的生活是无法摆脱的，即便在城市里，与故乡的联系也是割不断的，比如你要定期打电话回家询问家里的情况，家里有没有人生病，需不需要钱，只是这种生活在平时隐匿于城市生活之下，对我来说，它们是同样真实的。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多次提到农村婚丧嫁娶的高昂花费，作为人生重要的仪式，婚礼和葬礼在村民的生活中主要产生了那些意义？

黄灯：以前的意义是跟传统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现在是跟消费主义联系在一起。一个农村人在外做一些很苦很累的工作，并不单纯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为了争一口气、挣个面子。如果他的婚礼特别热闹，那在整个仪式之中，他就确认了他的价值，乡亲们都对他另眼相看，觉得他很风光地把老婆娶回来了。他的人生价值来自于别人的认同，而这种认同的标准又来自现在流行的消费主义观念。

另外，结婚和生育依然是农村人一生最重要的事，因为他们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也没有别的压力，不像读过书的城里人，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都不重要。现在的90后婚育年龄都大大提前了，一个男孩子到了二十二三岁，如果还没有对象，村里人基本就认定他找不到对象了，女孩子倒没这个问题，因为男方娶亲的成本太高了，男女的择偶标准都严重地物质化了，就是双方把各自的条件摆出来，由媒人在中间做媒，如果大致觉得还看得上眼，婚期马上就定下来了。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写到，现在农村的社会保障主要依靠熟人社会中的家庭成员互助，这种模式的脆弱性在哪里？

黄灯：以前子女很多，总会有个把情况好些的，现在孩子少了，最多两个，所以以后就只能靠社会了，现在农村的社会养老也比以前好了一些，虽然钱很少，60岁以上的老人每个月有几十块钱，但是对于农村人来说，自己有房子住，能种地有粮食吃，几十块用来买点油盐，也还过得可以，反正他们要求非常低，只要能活下来就可以了，不需要别的享受。

界面文化：您在书中写到现在村里的农民种地都不用自留的种子了，而是向跨国公司买种子，我看到很多学者也在关注这个问题，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的问题，也是一个粮食生产主权的问题，能具体讲讲这个问题吗？

黄灯：我小时候，在我外婆家，自己种的菜自己肯定要留一棵。如果种黄瓜，就会自己留一条大黄瓜，让它长得很熟很熟，就把种子留下来了，放在屋檐下晒干，但是现在没有了。我很长时间以来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只是觉得菜越来越不好吃了，我就去问我妈妈，现在的菜为什么没有小时候好吃了。她说现在的种子都是从种子公司买的，买的种子又不生虫、产量又高、长得又快，但是这样结出来的果实是没办法留种子的，而且留种子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风险也很大，万一我留的那条黄瓜被人偷偷摘走了怎么办，被老鼠吃掉了怎么办。种子的保留期又很短的，老种子最多能保留一两年，所以现在老种子基本上的绝迹了，只有在一些特别偏僻的山区，跟外界没什么接触的农民，还保留着留种子的习惯。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也提到了农村基层组织和集体生活的缺位，很多村民甚至会怀念集体经济时代，认为有好的领导，带领大家搞集体经济才是农村的出路，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灯：现在农村的社会组织基本上彻底溃散了，村干部和村组织对农民是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的，以前的村组织是很有机的，财产也是属于集体的，所以号召力是很强的。我觉得农村要想发展的话，还是要组织起来，没有组织的话很多问题没办法解决。比如说公共卫生，现在农村的污染很严重，垃圾和农药对水和土壤的污染都很严重；还有很多新建的房子的下水道，都是各家各户自己挖一道沟，污水都是随处乱排的，虽然房子都很光鲜，但是只要稍微追问一下那些污水都排到哪里去了，就觉得不堪设想，这些问题是必须通过一些公共机构来解决的。90年代的时候，村政府主要负责收税，抓计划生育，公共服务提供得很少。现在在公共服务方面好一点，因为现在是国家拨款，村政府负责把这些钱分到每一个农户头上去，但这又带来了新的矛盾，甚至比以前还多，比如怎么认定贫困户，就像去年的杨改兰事件，就是这个问题。

界面文化：你在书中将进城务工的“农二代”和城市蚁族做比较，认为他们又形成阶级联合的可能，你认为这种联合的可能性在哪里，困难又在哪里？

黄灯：可能性就是阶级接近。我在大学里面教书，我的很多学生毕业以后所面临的问题和我老家那些没读过书的打工者是一样的，但是那些读过书的孩子会觉得他们不一样，他们可能不愿意去跟打工者联合，他们不甘心，认为“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凭什么说我跟你一样”，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境况真的差不多。因为即便你是大学毕业，但如果家里没有更多的资源，那大学文凭的含金量也打折扣了，甚至需要自降身价，才能找到能养活自己的工作，所以说我觉得“蚁族”这个群体真的是非常尴尬的。我在书里写到一个例子，就是我大姐的大女儿，是读过大学的，她的三女儿可能小学都没毕业，最后她们两个住在一个小区里面，找的老公也都是在外面打工的，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她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差别。

界面文化：在一篇对您外甥女的访谈中，她提到她不喜欢看写打工者生活的《佛山文艺》，反而更喜欢看写城里人生活的《读者》。您觉得打工者自己的创作和自己办的刊物，在打工者中间真的有市场吗？

黄灯：我在广州上班的时候，我就喜欢看《佛山文艺》，因为那些打工者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很陌生，所以当我听到她这样说的时候，我也觉得非常有意思，说明人换一个视角，看问题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也就是说，她从内心觉得《佛山文艺》太土了，写的都是工厂的生活、宿舍的生活，在她看来太日常了，她觉得她要看一些《读者》这样的心灵鸡汤，能够满足她对生活的幻想和另一种期待。

所以我觉得可能像《佛山文艺》或者皮村那些工友的作品更多地还是知识分子在读、在研究它们，知识分子迫切地需要这些第一手材料。比如那个叫李若的女孩子，是皮村里面写的非常好的，她的作品几乎是没有任何虚构的，是可以作为可信的研究材料的。至于这些作品在和他们同一阶层的人看来怎么样，这个就很难揣测了。

界面文化：你在书的最后提到，乡村建设的一条可能出路是从当地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中汲取养分，可以具体讲讲吗？

黄灯：我主要是从隘口村（注：黄灯外婆生活的村庄）近几年的变化中受到的启发。隘口村所在的镇叫做长乐镇，长乐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以前是岳阳的首府所在地，岳阳城的历史都比不上它，因此有很多传统文化，比如说“玩故事”（“玩故事”又称“故事会”，是长乐流传了几百年的民俗形式，内容以民间传说为主，包含了忠孝节义的价值传播；形式以台阁展示为主，通过上下街的竞争对垒产生故事， 充分调动了普通村民的热情），从明朝的时候就已经很流行了，而且一直没有中断。“玩故事”是一个集体活动，不像是一种技艺，只能传给少数人，它是几百人共同参与的活动，每家每户都要参加。一个地方常年受这种集体生活的影响是会产生一种精神的，所以长乐镇的农民性格和其他地方的农民很不一样，组织性特别强、很团结、很讲义气，也爱虚荣、爱面子，活色生香的，每个人都很“有劲儿”，有那种很质朴的、粗鲁的原始生命力。但是这种生命力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指引的话，是很容易导致很多极端问题的，所以在90年代，那里吸毒、赌博是最厉害的，这和那里的人感性、不怕事、喜欢刺激的性格分不开。

但是从2010年开始，我感到村子的风气明显在变化。新农村建设以来，很多钱拨到村里，给村里修了很多公共场所。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面，每个村子都有很多公共场所供村民们集会，比如晒谷坪就是村里人活动的公共空间，每家每户在那里晒谷子，小孩子在那里玩耍，晚饭后所有的妇女都聚在那聊天，但后来公社解体之后，晒谷坪就被瓜分了，用来建了很多房子，村里也就没有公共空间了。2010年开始，村里又重新建起了文化活动中心，村民们就开始自发组织腰鼓队、跳广场舞，这些集体互动多起来了之后，打牌的风气自然就淡了。后来腰鼓队还到北京来演出，“玩故事”也申请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村民们的虚荣心就调动起来了，村里的风气就转向了。像隘口村这样的村子，如果从传统文化方面来引导的话，其实还是很有希望的。每年在大广场上几千人一起“玩故事”的时候，如果有社会力量介入，做一些演讲，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原文发表于界面新闻http://www.jiemian.com/article/1137855.html

　　《大地上的亲人》读后感(九)：回不去的故乡

黄灯的书，讲述了三个村子，她老公老家的亲人、她父亲的亲人以及她成长的外公外婆那边的亲人的经历遭遇。
此书勾起了我的回忆，看书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的是自己的亲人，黄灯在书中说到亲人打工、辍学、吸毒、游荡等，我看到的身边或多或少的亲人也这样。
不同的是，黄灯带有学者知识分子特有的敏锐和心态在记叙，同时她内心里更多的柔软和克制。言语中，虽然饱含感情，但是没有一味地抒情。
而我的心情，我的心情属于逃离的心态，再也不想回去。
同辈成长起来的很多人都离开了家乡，真真正正扎根农村的人很少。
回去聊什么呢？
除了血缘纽带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维系。也不想沦为“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沉寂在往事的回忆中。
看完此书，我最想追问的是？
是什么导致了农村的贫穷，是什么导致了个体的沉沦？
这种问题，根本没有统一的答案，因为人和人不同，成长环境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习性不同，性格机遇不同，时代大环境差异。
书里面提到的几个点，特别值得思考。
黄灯说到，丈夫的哥哥们似乎陷入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确实看到了弟弟通过读书，在城市安家，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绩变好，通过这条路出人头地。但是孩子成绩不好，他们也无可奈何，有点认命但也有点不甘，总之很复杂矛盾的心情。
黄灯二舅对孩子的教育，可以看出来，他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但是在农村里算是文化成绩高的人，农技员，不管是对生活还是对知识还是对孩子的教育，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虽然花了四百元买了琴，但是舍不得四块钱路费，自己扛回来，这是他心态的一种写照。琴，代表着投入，代表着他的教育理念。四块钱代表着他所在农村的一种观念，四块钱，好贵。（买琴几百块觉得贵，但是没办法，但是四块钱，自己一定可以省下来）。
乡亲们在获得财富的同时，不知道怎么运用，转而陷入一种消费主义的扭曲价值观中。所以买码，妄想一夜暴富，几万几十万的赌博。年轻一代智能手机更换的频率，农村结婚，请婚庆婚车等等，根本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内，所以结婚还欠下一屁股债。
亲人的分离，孩子与父母的分离，夫妻的分离，好像成了一种常态，这种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很奇怪的存在，留守儿童留守妻子，说他奇怪是，没有朝夕相处何来教育何来感情。但是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了生活。书里黄灯有个亲戚就是看透了这种，所以再辛苦，也想带着孩子在身边，哪怕是打工。
说到底，谁愿意背井离乡呢？
城市机会多，留给农村的有什么呢？
未来的农村，除了极个别的走乡镇企业、发展旅游文化、复兴传统文化的村子外，大多数村子还会更加凋敝。

　　《大地上的亲人》读后感(十)：一个女博士眼中的乡村图景

一个女博士眼中的乡村图景
                                 崔海波
  纪实作品《大地上的亲人》的作者黄灯是湖南人，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广州一所大学。全书分三个部分，详细地剖析了婆家、娘家、外婆家所在的三个村庄，展示了当今乡村的沉疴宿疾、人世浮沉。2017年2月，在“新浪好书榜”排名第二。
 第一章《嫁入丰三村》介绍的是婆家的人事。黄灯的丈夫杨胜刚是她读博士时的同学，湖北人，2007年两人结婚之后，每年寒暑假，黄灯会随丈夫前往湖北省孝感市一个叫丰三村的普通村庄小住，在与婆婆以及兄弟姐妹、侄子侄女的交流接触中，黄灯耳闻目睹了他们或贫穷或坎坷或无助的人生境况——
哥哥嫂嫂到北京打工多年，后因业主单位拖欠工程款，十多万元的工钱打了水漂，等于白干了好几年；侄子侄女作为第一代留守儿童，从小由祖辈抚养长大，缺少父母关爱，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基础教育，勉勉强强混到初中毕业，他们在户籍上虽然是农民，但从小没有干过农活，向往外面的世界，却没有傍身的技能，且吃不起苦，因此不被城市接纳，前途迷茫找不到出路；三姐由于不服从父母安排好的婚姻，被继父毒打一顿后，服毒自杀；婆婆对唯一通过读书考学改变命运的博士儿子寄予厚望，希望他“做官，最好做大官”，然而身为大学教授的儿子除了从工资中匀出一部分来接济穷亲戚之外，在很多方面比不上一个乡镇干部或者会赚钱的包工头……
2016年春节前后，这一章中的开篇之作《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在新媒体的推送下，迅速传播开来，引发了全国乡村话题大讨论，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组赶赴湖北，制作了一档时长43分钟的节目《家在丰三村》。我在阅读《大地上的亲人》的同时，从网上找到这档节目认真看了两遍，书中提到的婆家大多数成员在节目里一一亮相，让观众直面华中大地上一个普通村庄里的普通家庭的真实面貌，他们面对镜头诉说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就像邻居拉家常。去年底，《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还获得了首届“琦君散文奖”。
第二章《生在凤形村》记录的是黄灯自己的出生地-----湖南省汨罗市凤形村，黄灯的父亲是名乡村教师，还做过几年校长，母亲勤劳能干，所以，娘家的境况比婆家要好得多，但是大家庭中的几个叔叔由于种种原因，过得并不好，黄灯的父亲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大半的精力都用来应对亲人的求助 ，以至于她妈妈感叹 “帮忙的没一个， 麻烦的一大堆 ”，家族成员中出现麻烦事的根源无非是贫和病：
叔叔黄河水对土地有一种天生的厌恶和畏惧情绪，从来不安心于在故乡的土地上耕种，26岁那年丧妻，他抛下两个年幼的儿子，南下广州讨生活，一去就是19年，住在出租房里，没有固定的工作，大部分时间用在赌博上； 堂弟职培在广州打工期间，为了讨薪，竟然站到了一幢高楼的楼顶；婶婶瑛国靠一台缝纫机在广州的街角做点缝缝补补的小生意，攒钱供儿子读书，儿子大学毕业后没多久，她自己却得了乳腺癌……人生无常，对大多数漂泊异乡的人来说，安居乐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第三章《长在隘口村》介绍的是作者的外婆家----湖南省汨罗市隘口村，黄灯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光。在与她人生经历紧密相连的三个村庄当中，外婆家所在的隘口村经济条件是最好的，但是物质生活上的优势带来了精神上的空虚，由此导致社会风气败坏。2006年前后，隘口村吸毒、赌博之风达到了顶点，外婆家很多亲人深陷其中，建舅的儿子吸毒女儿爱赌，舅妈不得不去当保姆维持一家生计；满舅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办过织布厂，生意红红火火，1983年还买了村子里第一台电视机，后来，多年的辛苦积累被一个合作伙伴骗了个精光，从此一蹶不振；表弟鲁智年纪轻轻，但赌博、吸毒、偷盗、坐牢却已经历了好几轮；只有二舅的生活最阳光，他只有一个女儿，舍得在女儿的教育上投入，女儿也不负厚望，大学毕业后到深圳创业， 2015年收入突破百万……
  家事即国事，个体即全部。大地上的这三个村庄都很不起眼，也正是因为普通，所以更具代表性，起到了样本的作用。作者忠实自己的眼睛，不掩饰、不违避、不矫情，深入村庄的肌理，以笔代刀，解剖社会现象，做时代的记录者，很多学者称《大地上的亲人 》为“微观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