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势转移》是一本由罗志田著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33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1,近现代中国人不论是信仰还是反对孙中山的,都是比附或援据西洋思想来信仰或反对。P3《权势转移》读后感(二):葛兆光教授的推荐
本书在对世纪初中国社会与思想变化的历史追踪中,改变了过去的简单思路,更深一层地讨论一种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复杂性,重新描绘了世纪初的思想文化地图。它在讨论关于“新”与“旧”的权势转移中,把思想与社会史联系在一起,体现了近来研究的新趋势,其中特别是他在对近代社会和思想的分析中,加入了“边缘知识分子”的概念和因素,使近代很多复杂的问题可以有一个更合理更深刻的解释。《权势转移》读后感(三):一些细节
第98页,以钱穆的回忆说明新学堂的地位高于旧式私塾,并以此为特例。但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的回忆中有很多不靠谱的地方,钱锺书就曾经指出过。此处钱穆认为自己家乡民风淳朴,尊师敬长之风由私塾延伸到新学堂,或许只是钱穆的自夸,不能完全当真,也不能为谁辩护。历史学家对任何人都不应该有回护的态度。 第182页,以黑格尔为例说明西方传统重视时间而中国传统重视空间。对西哲不太懂,但黑格尔似乎是很重视时间的了,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这种精神上的进化论似乎正是为生物学的进化论以及近代历史学和人类学奠定了基础。并且说中国传统重视时间所以史学发达的论点我也不能同意。中国传统史学的荒服制度,以蛮夷配四方,不也正是重视空间吗?对任何截然的中西二分法都要持谨慎态度。 第26页,说西方传教士认为文化体系完整不可分,而中国士人在文化可分论的基础上提出“中体西用”,并且在五四时期掀起了非基督教运动(第44页)。但其实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准确。所谓”文化整体论“和“文化可分论”似乎找不到西方理论的对应词,况且清末之后不是“西与西战”了吗,怎么到了五四时候还有中国传统的”文化可分论“呢?事实上我觉得用”文化整体论”不如用literalism或scripturalism更好,这种返回原典,不讲调和的“原教旨“,正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并且当时的新教传教士是以culture为local,而religion为universal的,文化与宗教发生对比才有意义,并没有什么”整体论“或”可分论”。 总之,有这样的小瑕疵似乎正说明罗志田并没有跳出余英时“近代激进思潮一浪高过一浪”的论断,在这样大的解释框架下才会有书中这样的论证。但是,激进有什么不对呢,作者一直主张回到当时的语境,正是当时的语境选择了激进的道路啊。 PS.虽然如此,写的还是不错。另外,很多人说罗老师行文零散,但我觉得是零散而不零碎。一次听讲座的时候,罗老师一直强调要重视过程,这种广泛的引用,虽然显得支离,但却凸显了作者思考的过程。
《权势转移》读后感(四):初版目录
初版目录《权势转移》读后感(五):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尴尬境地
在读再造文明的时候 就有一种心疼胡适的矛盾与落寞的“同情” 如今读过权势转移 无疑使我更加深入地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尴尬与无奈。《权势转移》读后感(六):繁复吊诡的近代大变局
阅读本书是个痛苦的过程,因为它不但学术性强,还引用了大量枯燥的文献材料,虽在作者看来本书是“偏重于通论的文字”,对我来说已经古奥到极限了。一路读得懵懵懂懂,又不忍放下,最终囫囵吞枣通读完毕,书中研究的问题仅仅给自己开了眼界而已,真是糟蹋了这本书。《权势转移》读后感(七):小结
近代中西之间进行了激烈的“学战”亦即文化竞争,但中国士人自觉意识到这是文化竞争已是西方发动一系列进攻之后了。西方传教士以寻求富强的名义向中国士人灌输科学的价值,承认西方有“长技”,与中国是平等的,开始学习西学,并不断拓展"西学“的范围,并赋予“西学”以普世性的“新学”之名,本应是普适于天下的“道”由是一分为二。与此同时,“争”也被赋予了正面意义,《天演论》更是将其系统化。这种进化论的确立使战败的中国人意识到自己文化之劣,于是学习西方。但愈加学习西化,受西方文化整体论的影响,中学也就不能为体。加之领土主权的基本完整和“反求诸己”的取向,在进化论的影响下,既然面向传统毫无富强之可能,那么面向未来显然成了唯一的选择,中国社会在这样的条件下为了寻求富强形成了对“新”的崇拜,并导致了更进一步的激进。(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于是清季人区分“国学”和“君学”而批判后者,民初人则基于文化整体论,并出于现实和想象双重的传统的压力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对传统的“负面整体化”认知。(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清季民初反传统倾向的演化)
在上述权势转移之下,晚清新政亦是意义深远:
(1)一则废科举,兴学堂。A这首先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拉大。新学堂办学经费巨大,应用不广,不能得到农村的信赖;学堂又多在城市,城乡的教育差距导致了菁英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乡村中出现了从士绅向土豪劣绅的转化。(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B这其次导致了四民社会逐步解体。从耕读到政教的传统之路已不通,意味着上升性社会变动途径的整体转向——旧的士人谋生既难,新的士人也不能产生。又随着“去神圣化”和“去经典化”所导致的经典的淡出,读书人学习的“道”也逐渐蜕化为“专门知识”。可是过渡时期的读书人身已新而心尚旧、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以其不充足的准备又不得不承担救亡图存的责任,为此“狗耕田”之事。(过渡时代读书人的困惑与责任)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疏离于其他社群的他们走向了边缘化。同时,缺乏了正常的官僚养成体制,近代军人、工商业者和职业革命家等新兴权势社群很快因“市场规律”的需求而崛起,客观上也使读书人日益边缘化。学堂也无法满足那么多期望社会向上流动之人的需求,并在高等、中等学堂容量差距很大的情况下产生了大量的“高不成低不就”的边缘知识分子。他们于城乡、精英大众两头不沾而又认同于前者,文学革命又提高了使用白话文的他们的地位,边缘知识分子于是成为极具实力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中介。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在新旧之争中获胜,新派必须争得边缘知识分子的支持,由是产生“老师跟着学生跑”的现象。知识不多的边缘知识分子行动能力又极其之强,在激进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
(2)二则国进民退。文中以刑名和钱谷改革为例,表明传统的中国式公领域已被破坏并淡出,国家不得不承担一切责任,却又没有一个足以让民众达成共信的政府。随着一波波的国进民退,“民间”已非复往昔,社会也已失去重心;只剩下一盘散沙式的众多“个人”,面对肩负着空前责任而不知所措的“国家”。(国进民退:清季兴起的一个持续倾向)
由于民初宪政危机和一战的影响,原本完美的西方形象在国人心中产生分裂。十月革命和巴黎和会之后,国人的学习榜样也转为苏俄和科学社会主义,诸多思潮也都以社会主义为名,蔚然大观。随着“西方”的分裂,再加上中国读书人潜意识中以夷制夷的愿望仍在其作用,不同的西方“主义”遂在中国大起征战。后五四时期思想界的西与西斗现象非常明显,清季已还的中西“学战”逐渐变为中西名义下实际的西与西战。(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
此外,近代中国各种思想有一核心,即在中外矛盾和冲突的背景下通过群体认同和忠诚对象的再确认来体现人我之别——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在西方学理的“收拾”下,潜存的民族认同感得以激发,激烈反传统和向往“超人超国”成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色。由于民族主义力量的强大,在政治运动中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已成为当时中国政治活动的一个倾向。国民革命的一个主要感召力恰在其以统一国家的目标号召天下,并以军事胜利证明其具有统一的能力。而即使在以国家统一为号召这方面,也只是在北伐后期对其成功起到较大的作用;国民党军队在前期的南方战场上,很大程度上反依靠的是一般认为与国家统一相对立的南北地方意识而以弱胜强。这样一种特殊而曲折的关系,是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所必须注意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色与反思)
《权势转移》读后感(八):修订版序
修订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