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西装喷香水的我去给人讲“追求卓越”
1998年秋天，我离开澳门，跟女友回厦门结婚，然后第二次回了成都。老板Eric和厂长刘生婉言劝了几次，不再坚持。Eric有点失望，有些生气：澳门就要“回归”，他忙着改朝换代前的权力争夺，一会儿去北京拜见高官，一会儿在澳门跟几个企业家同道为将来的特区发展献计献策（但他最终鲜有收获），而我在紧要关头溜之大吉，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却也非常“烂尾”。然而，继续留在澳门，我和女友很难改变自己的大陆劳工身份，一切无从谈起，我们必须回来。女友在澳门就快七年，我在殖民地前后也差不多五年。回到大陆，我们都很自信，尤其是我，上次回来，几乎每份工作都来得那么轻松。中国经济正在“起飞”，成都虽是内陆省城，也比当初繁荣。机会不少，我们相互打气。
不像上次，我没去外商服务中心；我对趾高气扬的跨国公司不抱太大希望。报上几乎天天都有招聘启事，何不到人才市场碰碰运气。穿着套装喷着香水（这次回来前，我又添了新的行头，仿佛这样可以让我找到好工作），我去了好几个招聘会。心高气傲，我对这些乱哄哄的农贸集市没啥好印象，更因为没什么让我心动的公司。有了之前经验，我觉得自己只能做做“高级”文秘或策划，然而招聘的大多销售职位。人民南路展览馆里面一家人才中心不肯给我登记，说我没有正式文凭，对我是个小小打击。我和妻子寄出去的数封应聘信也无回音。不着急，我们还能撑一阵“海归”门面。刘气功的老婆让我妻子去做穿着紧身衣和短裙的洋酒洋烟促销小姐，她当然不愿“低就”。还在厦门时，妻子应聘了戴尔电脑公司一份职位，现在人家要她马上面试，但是人在成都，她只好放弃。更让我感动的是，妻子嫁到美国的二姐让她去纽约大学读书，但她不去，而是跟我回了内陆省城。
我很快发现好运气没了。盐市口一家民营百货商场即将开业，我去应聘“高级”文秘，聊了半天再无下文，也许我的叫价太高，不合“国情”。报纸登出招聘启事：省城新创立的《商务早报》需要大量记者编辑。虽没受过专业训练，但我在殖民地天天读港澳台报刊，也编过几年登在报上的工商论坛，借着Eric的关系，还在《澳门日报》发表一篇半译半写的企业管理文章。投身纸媒，做个编辑，应该不坏。一开始，我运气不错，顺利通过面试，有了笔试资格。然而我的笔试并不理想，榜上无名。好吧。再看。生产电脑的民营企业托普集团如日中天，需要高级助理。在通锦桥集团总部的首轮面试过关，人事部把我推荐到位于郫县的托普科技园。就像前两年在假日酒店，跟我面谈的也是一位五十出头的外籍华人：技术总监。我们谈得不错，可是依然再无下文。我开始急了，听从妻子劝告，把最新个人资料寄到皇冠假日酒店，指望好景重来。
假日酒店没回复。我打电话去问，一个女职员，声线平稳，说已收到资料，有需要会通知我；当年让我不要放弃“难得机会”的那位女经理，也许早已离开，我只好死了这条心。幸运的是，从我母亲那里被迫搬到新租的房子不久，我妻子找到一份工作，做了省城一家大型民营食品集团董事长的秘书，起薪两千。靠着所剩无几的积蓄和这份工资，除了租房吃饭，我们继续撑着“海归”门面，我也继续高不成低不就。(经典文章 www.wenzhangba.com)
那位董事长年纪跟我相仿，只念过高中，原是郊县农民。从海边到内陆，妻子人生地不熟，身为董事长秘书，第一次开会做笔记，她连老板的四川话也听得云里雾里。但她很会处理公司内部的复杂关系，凭借熟练英语，跟公司高薪聘请的德国总经理相处也很愉快，愈来愈得农民董事长的赏识。渐渐，我跟着妻子去和德国总经理中国董事长喝茶吃饭聊天。妻子那么厉害，老公想必非凡。一听我在澳门做过大老板“高级助理”，董事长开始频频“示好”。
经不起董事长再三邀请，一天下午，穿着套装喷着香水，我去远郊县城的集团总部，给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讲了一堂课：追求卓越。现在想来，我很像中国机场书店的液晶屏上反复播放的那些“营销管理大师”，一上台仿佛充满电，滔滔不绝，无比亢奋，全身每个毛孔散发真理在手战无不胜的正能量。不论新旧，我用Eric那里学来的国际和港台管理术语轰炸这帮“土包子”，不时夹带令人敬畏的英文（吃了那么多没文凭的亏，听从妻子，我只得冒充大学毕业学的英语）。纸上谈兵，坐而论道，然而他们听得频频点头。散场后，这个老总那个厂长跟我握手，这个经理那个主任向我讨教。比起前两年皇冠假日那堂培训课，我上了不止一个“台阶”。董事长很开心，带着“核心高管”，坐着宽敞的卡迪拉克回城晚餐。饭前，在高档餐厅休息室，我和大家寒暄。身材矮胖长相马季的董事长坐在远处，脑袋放低，眼神很毒，暗自看我，像要看穿这个上过大学见过世面的“牛人”。
这次“试讲”过了不久，我正式到集团在高新区的市内总部上班，月薪四千（我妻子的薪水已从两千变成三千）。我的职位很“飘浮”：董事长有个二十来岁的弟弟，喜欢开一辆当时还很少见的德国大众甲壳虫。大哥觉得弟弟稚气未脱，也没见过世面，各方面都需要我这样的“高人”协助。可是弟弟多数时间都在郊县，对我敬而远之，我也不知如何“指点”，难道让我陪他开着甲壳虫吃喝玩乐？几乎每天，穿着套装喷着香水，我在写字楼闲坐。负责销售的农民总经理，三十来岁，个头很矮，朴实又狡黠，是跟着董事长“打天下”的“子弟兵”，座位与我相邻，不时跟我吹吹牛。为了打发时间，也不辜负老板好意，我只得为公司“设计”中英对照的人力资源表格，见见前来应聘销售经理的求职者。负责生产的德国总经理六十来岁，那时已经“失宠”，跟我一样成天闲得无聊。我和德国老头成了露水朋友，听他不停抱怨，帮他解决笔记本电脑的小故障，跑去电脑城给他买盗版的成人光碟。
农民董事长爱读中国帝王传记，管理企业有如伟大领袖治天下，不断“调整”“换血”“斗争”“平反”。我去没多久，我妻子从董事长秘书意外荣升副总经理，跟着德国总经理频频出差省外推销西式食品。有天夜里，董事长在郊县的集团总部召开“扩大会议”，当场撤掉跟随多年的“子弟兵”农民总经理，换上高薪挖来的另一位农民总经理。这个新官远比前任辣手，把灰头土脸的德国总经理和我妻子架空，弄得公司一片混乱。很快，德国老头辞职了，回到泰国去跟女人孩子团聚。虽然董事长没给冷脸，但我每天闲坐更不自在。就像前几年第一次从澳门回来，我和妻子都盼望逃离省城，她一直不习惯这里的气候和饮食。澳门回不去了。老天有眼，我们在澳门认识的香港某位“爱国”富商的半唐番孙儿（Eric的外侄），要我和妻子去深圳，帮他创建动画公司大陆工作室。坐在高新区写字楼白拿三个月高薪（依照当年标准），我率先辞职，等着再度逃离省城。这一次，我依然希望：不管将来如何，我再也不要回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