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的几十年中，源自各种传统文化的替代医学正越来越收到公众的关注和信任。
这种信任的主要根据是“古老”，即相信虽然没有坚实的科学理论支撑，但这些替代医学流传了相当漫长的时间，也就应该拥有现代医学不可比拟的丰富经验，必有其过人之处。
但这套观点完全站不住脚，一种实践能积累多少经验与它消磨了多少时间没有任何关系——就拿草药来说，它什么都没弄清楚。
－文字稿－
我们之前讨论过各种野生植物的毒，我们也常常将计就计，将它们用作治病救人的药物——但具体到应用的效果上，却大相径庭了。
茄科植物的莨菪碱等生物碱是一个已经了解过的例子，我们利用它们对神经系统的抑制作用治疗各种疾病。麻黄属的植物也与此类似，它们富含麻黄碱和伪麻黄碱，能促进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的活动，在周围神经系统起到镇痛和麻痹的效果——因此可以提取出来*，或者用于麻醉——但也必须控制用量，否则会有血压升高、心跳加快、神经亢奋、失眠幻觉等副作用，所以绝不能用在食品和保健品中——而且要注意，麻黄碱或伪麻黄碱还原后能制成强效中枢兴奋剂，甲基苯丙胺，临床治疗多动症和肥胖症时颇有疗效，但也常常会被滥用，俗称冰毒。
我们还能举出更加极端的例子：肉毒杆菌消化后产生的肉毒素是已知毒性最强的物质，半数致死量大约1ng/kg，几粒花粉的质量就能叫人全身麻痹而死——但我们只要提炼得精准，就能控制好剂量，成为抚平皱纹消瘦脸颊的利器。
乌头属的草药应用则是著名的反例了：它们富含的乌头碱能与细胞膜上的Na/K通道结合，使其持续保持开放状态，也就令神经和肌肉无法兴奋，小剂量使用可以起到镇痛的作用，但只要用上3毫克，大约1粒米的重量，就能令人全身麻痹心脏骤停而死。而乌头碱在乌头属植物中的含量并不固定，同一个物种的含量差异也有数倍左右，根本无法实现如此精确的剂量控制——传统草药却将它用来缓解全身各种部位的疼痛症状，每年都会毒死许多人。
马兜铃科植物的药用就更加讽刺：人们只见它花开像个张嘴的管子，低垂的果实成熟后又把种子撒在地下，就相信马兜铃能帮助喉咙里的气体下行，止住咳嗽；又看见它是四处蔓延的藤本植物，于是相信吞下它的茎叶就能让经络和气血畅通，也就能让风湿麻痹的关节舒展开来——却没想到弄清它们究竟有些什么成分。
但事实正如我们此前了解过的，马兜铃酸是致癌率极高的一类致癌物，奈何肝癌肾癌发病漫长，原始医学没有系统的临床统计，也就无从发现中毒与用药之间相隔数年的因果关系了。
弄不清剂量，弄不清有效成分，这都还则罢了，自古以来的草药往往连名字都弄不清楚。
就拿青蒿素来说，《本草纲目》把两种蒿属植物叫做青蒿：一种生长在低海拔的湿润沙地，现在统称青蒿（Artemisia carv）——但它根本不含青蒿素；另一种生长在高海拔的旱地，《肘后备急方》叫它青蒿，用来治疗疟疾，现在统称黄花蒿（Artemisia annua），却正是青蒿素最主要的天然来源。
所以毫不奇怪屠呦呦拿到了《肘后备急方》，也用青蒿做了很久的抗疟研究，好长时间的功效却连胡椒都不如——但这已经很幸运了。
豆蔻梢头二月初——豆蔻是常用的草药原料，姜科小豆蔻属的小豆蔻（Eletteria car）和山姜属的草豆蔻（Alpinia katsumadai）都能叫豆蔻也就罢了，没什么药效无功无过，肉豆蔻科的肉豆蔻（Myr fragrans）也能叫豆蔻——而肉豆蔻富含肉豆蔻醚（Myr）和榄香素（Elemicin），都是副交感神经的抑制剂，用错了就会抽搐、心悸、晕厥、脱水乃至癫狂幻觉。
的确，山药在山东就是指薯蓣，在山西就是指马铃薯，马铃薯在河北叫土豆，到福建花生才是土豆——如果连名字都不能统一，整日李代桃僵，草药研究还从何说起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如此需要科学的生物分类法，分类学又一定要用拉丁语——青蒿就叫Artemisia carv，黄花蒿就叫Artemisia annua，小豆蔻就叫Eletteria car，肉豆蔻就叫Myr fragrans，全世界的科学体系都不会弄错。
当然，背离了科学的体系另当别论：山慈姑在中国药典中的是指兰科的附片杜鹃兰（Cremastra appen）其有效成分可以抑制血管生成，缓解紫外线引发的炎症，而在云南的地方标准里，山慈姑是百合科的丽江山慈菇（ ），其中的秋水仙素毒性堪比砒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