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是一部由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执导，Teo Yoo / 伊琳娜·斯达申鲍姆 / Roman Bilyk主演的一部传记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个小礼堂里满满当当地坐着一百多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目不转睛盯着台上，轻轻摇晃着脑袋， 时而变换着口型，却又紧靠着椅背生怕弄出过大的声响。礼堂四周有教官或保安模样的人来回踱步，也紧盯着他们的言行举止。
这是一场摇滚音乐会的现场，没有跳水更没有pogo，电影一开始，我们便随着两个姑娘钻窗偷偷遛进了这一个“乖乖的”摇滚现场。摄影机穿梭在狭窄的后台和紧凑的舞台，台上一个带着墨镜的摇滚乐手，右手重重扫过电吉他的琴弦，嘴紧凑着麦克风。他叫麦克（Mike），年轻人圈子里最炙手可热的摇滚明星。
《盛夏》简洁的故事线索围绕麦克展开：麦克和妻子娜塔莎（Natasha）遇到了麦克的崇拜者维克多（Viktor）。维克多自己也是一位词曲作者兼歌手，他日渐显露的才华得到麦克的赏识和慷慨相助，与此同时，娜塔莎也与维克多陷入爱情。维克多将麦克视为导师，三人开始了一段看似平稳的三角关系，然而琴弦、鼓槌和声带的震动之下是他们三个谁都躲不掉的痛楚。在逼仄的公寓里哼唱一段旋律、临摹一张封面，或在朋友家客厅偷偷开一场小型音乐会，亦或是回到俱乐部的礼堂正式上台演奏，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Kirill Serebrennikov）将三人的交往浓缩进几个特定空间，散落在列宁格勒这座诺大城市的几个黑白角落。显然导演在布光和场面调度上深思熟虑，令封闭的小空间复杂起来，娜塔莎的隐瞒与坦诚和麦克的洒脱与失落，都随着维克多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初见雏形而交织。
但导演还是好心肠地为这些列宁格勒的年轻人们留了一个发泄的出口：虽然《盛夏》大部分现实部分叙事以黑白呈现，但穿插在叙事中的四个超现实片段则以动画形式展现，即该片摄影师Vladislav Opelyants口中的“幼稚现实主义”——伴随着四首经典摇滚乐，覆盖在真人影像上的白色粉笔画为沉闷的火车车厢开启了一场西红柿大战，也可以在列宁格勒撑起整个宇宙，或令这座城市在深夜大雨中拥有一抹有温度的红色。在这些MV式的片段中，摇滚乐调动起了各种年龄、身份的路人和乘客的律动，暗示着这座灰暗城市中的动力正喷薄欲出，而转机亦已暗流涌动。
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历史上，麦克·诺门科（Mike Naumenko）是Zoopark乐队的主唱，而维克多·崔（Viktor Tsoi）是Kino乐队的主唱和创始人。片名《盛夏》便取自Kino的一首歌名。正如对他音乐创作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性手枪乐队一样，崔本人在80年代末的创作中积极为政治发声。曾作为演员出演谢尔盖·索洛维约夫（Sergei Solovyov）的cult片《Assa》（1987)的他，在该片结尾处一身黑夹克紧握话筒，以他创作的歌曲《改变》为影片作结：“我们眼睛探寻改变/融入我们痛苦欢乐/融入我们跳动血脉/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啦。” 然而，他最终还是没能等到变革的到来；但时至今日，《改变》仍在几年来俄罗斯民众的抗议示威中传唱。
在影片中，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对政治的表现非常收敛，并没有试图戏剧化或浪漫化这些年轻人在1980年前后的政治参与。导演本人自2012年起担任莫斯科剧院果戈理中心总监，因所制作的戏剧作品多次挑战和挑衅政权而被反复审查，一年前突然被扣上“涉嫌贪污“的罪名而遭拘留至今。然而，就《盛夏》本身来说，导演并没有把政治当做影片的卖点，反而选取了维克多·崔一生中最为平和的一个阶段，专注人物和故事本身，政治的紧张感对于影片来说更多是支撑着故事的客观现实。但即便没有正面冲突，我们依旧可以从字里行间读出他们对现实、对政权的种种不满，同时，导演也巧妙地将政治氛围的紧张感通过与歌词审查老师的周旋和观众们听演唱会时的正襟危坐传达给了观众。
纵然对于某些资深摇滚乐迷来说，这些苏联的摇滚乐手们有着“蜜汁品味”——他们爱披头士、爱滚石、爱伊基·波普，却也爱比利·乔尔、黑色安息日——但我私以为，这样大杂烩的品味便的的确确是那个时代苏联年轻人们眼中的西方摇滚乐，是他们所热爱的：他们爱狂躁的riff也爱流畅的旋律，爱小情小爱的呢喃也爱愤怒的吼叫，说到底，他们不在乎这是朋克、是硬核还是金属，不在乎这摇滚乐是否血统纯正。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像在炎炎夏日的夜晚脱光衣服冲向清凉的海水，他们只想接近它，更接近它，一切标签都可以被拆除、被撕碎、被遗忘，又或许他们根本不曾看到标签。像呱呱坠地的婴儿疯狂地吸吮着整个世界的灵气，牙牙学语，他们模仿着一种嗓音、一个和弦进行、一段riff，蓄足精神向往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正是这些单纯而莽撞的时刻构成了影片中真正击中人心的瞬间。
再回想那些有轨电车上被画上太空服的醉醺醺的乘客们，和那个跨域半个国家被红色画笔着上一袭红裙只为在雨中痛哭一场女人吧。他们执拗地跑调，打着各自的节拍，管他唱的是神经兮兮的Talkings Heads还是狂妄的娄·里德（Lou Reed），对于这些活生生的人来说，他们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宣示着个体的存在，以自己的方式期待着变革的来临。
在影片结尾，导演还是选择落回音乐与爱情。回归俱乐部的小礼堂，回归最初望向台上温柔大胆的眼神，回归摇滚乐带来的冲动和纯粹私人的情感记忆。这份记忆之于我是高中时周五晚上骑车10分钟飞奔向的鼓楼MAO Live，也许之于你是一年四季从排练室穿到舞台上都不愿脱下科特·柯本同款开衫，之于他是绑在手腕上的音乐节门票，至于骚柔还是硬核，记忆本身就与这些定义无关，又或许，和摇滚乐也无关。
首发深焦DeepFocus
《盛夏》影评(二)：献给摇滚的一个深鞠躬
应该算是在FIRST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电影了，毫无争议的年度十佳，黑白色调下拥挤的人流，稀薄的氧气，嘈杂的高频喊叫，低频低噪与长镜头污染着80年代的摇滚，那时的摇滚是秘密的，压抑的，不被允许的。
三处超现实幻想用漫画的方式顽皮戏谑，列车上的那一段直接梦回《欧洲特快车》。在Mike冲向屏幕的那一瞬间我激动的流下眼泪。他们是一群最自由的人，一丝不挂，奔向焰火，奔向大海像海鸥一样叫喊，他们是一群最真实的人，妻子毫不掩饰对丈夫说着对Viktor的迷恋。MV式的叙事方式，原声都好听到哭，黑白的色彩主调不卑不亢，这正是80年代摇滚最初的样子，这是摇滚乐对那段历史的宣言，这也是对摇滚乐迷的一记深鞠躬。
摇滚的旋律，扫去夏天的阴霾。
《盛夏》故事建立在1980年代的苏联，彼时苏联社会一片死气沉沉，勃列日涅夫热衷于军事扩张，国内政治经济僵化凋敝。摇滚成为了再次背景下，通过苏联体制看不到希望的年轻人，向往西方文化，给生活增添些活力，并消遣时间的方式。因为在其他渠道上年轻人们找不到可做和想要做的事，国家计划不能保障每个人的就业，也不能合乎每个人的个性需求。
别具一格的摇滚音乐迅速穿越铁幕，成为风靡苏联年轻人的崭新流行文化，把传统和呆板的苏联爱国民族音乐打的一败涂地，超过《芳华》中邓丽君歌曲带给刚刚开放视野的年轻人的震撼。人们的各种情绪随着摇滚的旋律得到释放，尽管多数时候摇滚俱乐部的地下演出观众们都做在椅子上，以免动静太大被苏联内务部门发现取缔。
维克多和麦克等几名年轻人组成乐队，从演唱外国作品开始自己的摇滚夏天。
歌手和观众们留着披头士的发型，穿着洋气的演出服，开始他们的排练和演出。找寻灵感的创作中，他们来到海边，脱下衣服放飞自我。直到在火车上遇到痛恨他们的苏共拥护者们。
火车上是一段小高潮，导演为此设计了花式表演，一边演唱摇滚，一边逃避车上克格勃的抓捕，交互性的把摇滚乐者、车上乘客、克格勃警察通过摇滚乐互动起来。这也是摇滚乐跨越铁幕早起传播途径的戏剧化。人们接触摇滚是通过设法夹带的磁带和黑胶唱片人手相传，使这项来自西方的流行音乐得到传播。
摇滚乐队的舞台演出是一大看点。尽管是业余乐队，他们的台风有一种燃炸的舞台冲击感，看电影表演能找到之前《创造101》孟美岐组《撑腰》这样嗨翻全场的感觉。嗨翻之后的演唱又有沉郁的布鲁斯风格。舞台演出风格的对撞是影片的一大看点。
小高潮后会有波折，暑期征兵，乐队鼓手应征入伍。为了不影响队员们的情绪，鼓手之前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征兵体检那天。
失去了鼓手，乐队没有散，以更新的风格开始新一轮的俱乐部演出。乐队带给人们的精神：遇到困难，不言放弃，不随波追流。摇滚的活力同死气沉沉的苏联社会形成鲜明对比。
演出一场接着一场，所幸没有克格勃干扰，盛夏就在摇滚的演出中结束了。乐队成员也在携手共进中收获爱情的喜悦。
《盛夏》的故事关注两种文化的碰撞。以摇滚乐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碰撞弘扬革命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的苏联文化。以崭新的活力，碰撞古板的僵化。大篇幅描绘的精彩的摇滚乐演出，给这片暮霭沉沉的土地带来清风，更加符合年轻人朝气蓬勃的气质，也就能赢得年轻人的喜爱。
递推到本国文化，主旋律作品不少难以达到走心的效果，原因在于不接地气，不贴近文化受众所思所想。
在音乐电影作品的艺术性上，《盛夏》相比《爱乐之城》能带来更强的视听享受和冲击。类比《舞出我人生》，《盛夏》的故事思考更加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