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的共同体（增订版）》是一本由[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243，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想象的共同体（增订版）》读后感(一)：共同体得来不易！
容我先抱怨两句，安德森在书中的文笔实在是不好理解，或许这个锅也可以甩给台湾译者。当然，主要还是我学识浅薄，很多各国典故，即使译者都很努力的加上了中国化的译注，依然会将阅读过程打碎成一句一句的。不过话说回来，正文中注解那么多，有些不停下来看注解还不行，真是让人气沮。
共同体在近代社会开始后的流行，以及以民族为蓝本的共同体的拓展，是作者在主要章节所描绘的内容。那些看似熟悉的历史片段，听来耳熟的概念名词，作者梳理成了四种民族主义发展模式，不完全是递进式发展，但时间上的后者有以前者为借鉴的倾向。
比较熟悉的是语言民族主义与官方民族主义，比较不熟的则是早期移民式殖民地民族主义和现代土著独立式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不管哪种，细看作者找来的各种史料，都是看似熟悉的国家的新鲜事。光是生僻国家史料探奇，就充满了大英帝国独有的全球研究眼光，何况加上论证组织的也算新鲜结论。
有这样一句理解印在我脑中：与你一同受教育的人来自多广泛的区域，你们所共享的共同体基础就有多大（作者用法属西非，西属美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等地反复论证）；你的同学的就业去向与晋升天花板有多广多高，就勾勒出你们可能真正从属的共同体空间有多大（同样的，上述例子加上英伦本部、奥匈二元帝国、沙俄都能说明这点）。
做不到这些，共同体迟早会在外界强制变化的时机，散落成早已潜在形成的小共同体；做到了这些，也就只是个必要条件，还要经受政权、语言、经济基础、战争、传统、种族差异等多个关口，共同体才有可能稳定存在。共同体的形成是有多么不易！
同文同种与人员求学就业晋升一样，都只是个共同体存在的必要条件，如对待港台，只倚强力当然是不行，可躺在历史与同文同种上睡觉，更是远远不够。经济让利远远不如真实的人员来往有力量，而以境外人员而非内地相同方式的任何一种区分待遇，都会产生共同体的区分效果，而不是大共同体的认同。港台去则不易，那何不展开怀抱，让他们的中学生一并参加高考可以在内地上学，毕业后就业，对香港，参军也是可以考虑的，如此混合，方是维护中华共同体的长策。一两代人真正在一起的不区别对待生活，才能构成共同体的心理体验基础。
梁文道推荐这本想象的共同体，大概也是想到了这点的，必竟他是个大中华认同的人。但他又不愿说破，必竟他不认同斯大林体制，尽管他依然是个左派。
《想象的共同体（增订版）》读后感(二)：民族意识是如何建构的——《想象的共同体》读后
人类社会往往存在分层分类，比如阶级、宗教、种族、民族、性别、地域，乃至年龄、职业等。不同的分类会形成不同的共同体。设想一个“城管打商贩”的场景，如果这个商贩碰巧是个“来自西北农村的信奉伊斯兰教的维族女性90后”，那么你可以从职业之外作出更多的解读。商贩跟你的相同的元素越多，越容易让你认为她与你心心相连，抱有同情。这种“类我”和“非我”的区别，就是建构共同体意识的心理基础。
按照本书的观点，民族正是一种建构的共同体（community），基于想象而非客观实际。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关键词理解：
“想象”。按照作者的观点，民族的“想象”体现在“即使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大多数的同胞…然而它们互相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
“有限的”。民族是对地球上人类的区分，每个民族都是人类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把自己等同为全人类。
“主权”。民族与政治是高度相关的，民族“梦想着成为自由的象征”，衡量自由的尺度就是主权国家。
“共同体”。尽管每个民族内部存在不平等和剥削，但民族总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之爱。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驱使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去屠杀他族或被屠杀。
作者指出，民族是社会近现代化转型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是多种因素交织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印刷资本主义”。从某种意义来说，中世纪历史是说拉丁语的一群王公贵族带领一盘散沙的说各种语言大多数底层人民的历史。拉丁语是一门死去的语言，但是和天主教结合，变成王公贵族的“官方语言”。到了近代社会，带有神性的拉丁语逐渐被“去魅化”，出版商为了销量需要迎合本地语言，于是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逐渐统一规范，伴随着平民识字率的提高，第一次让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共同体意识。
作者历数了民族建构的几种途径（我的理解）。
一是殖民地民族主义，比如美国、巴西、墨西哥等。值得注意的是，宗主国的同一块殖民地可能会分裂成多个民族国家，比如西班牙曾经占据了几乎巴西外的整个拉美，但是并没有形成“拉丁美洲合众国”，而是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等多个国家；印度支那从法国独立后形成了现在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
二是古老王朝的自我转型。比如英国、法国、中国、日本。但是这种转型是有前提条件的，比如共同的语言。作者提到了一个案例，就是占据西班牙、奥地利、匈牙利等地区哈布斯堡王朝，为什么没有转型为一个民族国家。
三是国家层面的主动构建，既所谓的“官方民族主义”。以沙俄的罗曼诺夫王朝为例，推行“俄罗斯化（Russification）”，无论境内的是鞑靼人、日尔曼人、芬兰人、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都是“大俄罗斯人”。俄语第一次作为官方语言推行到全国，这个过程伴随着强制和暴力。以至于有人认为1905年革命既是阶级革命，也是“非俄罗斯人反抗俄罗斯化的革命”。
既然民族本身是建构的概念，那么自我建构为一种不同于宗主国的民族，往往是新独立国家保证其合法性的必要手段。泰国人，从国王到平民，可能都有一些华人血统。比如客家人（红衫军、他信）、福建人（阿披实、黄衫军）、海南人（素帖及其反政府团体）、潮州人（国王）。但是他们似乎并不认同自己的华人身份。——族裔或文化共同体不可能上升为政治共同体，即民族。民族是政治思潮（民族主义）的产物。
因为水平、能力有限，对本书的理解不是十分透彻。但是我觉得有几个例子值得继续观察，可以佐证（或反驳）本书观点：一是西部少数民族治理问题；二是台独问题；三是印度政府对境内多民族的整合。
《想象的共同体（增订版）》读后感(三)：《想象的共同体》脉络
一、概念
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p6）
二、起源
1.宗教共同体（religious community）
1）由神圣语言所结合起来的古典的共同体。（p12）“文明的精液”。（p13）
3)衰退。大发现带来的宗教信仰的相对主义（p16）；拉丁文的衰亡。（p17）
2.王朝。
君主制在一战时的衰亡。（p20）
3.时间的概念。本雅明“弥赛亚时间”（p22）：过去和未来汇聚于瞬息即逝的现在的同时性。
1）小说：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历规定的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恰恰是民族这一理念的准确类比。（p24）
2）报纸：新闻之间的关联是被建构出来的（p30）；创造了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p31）
4.“印刷资本主义”（p33）。
1）拉丁文固步自封，新交和印刷资本注意的结盟，对人们进行了政治或宗教目的的动员。（p40）
2）专制君主利用行政方言进行集权。在中世纪的西欧，拉丁文的普遍性从未与一个普遍的政治体系相重合。（p41）
3）印刷语言塑造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p43），固定了语言的现代形式（p44）。创造了和就得行政方言不同的权力语言。
三、阶段
1.美洲的民族主义建构。
1）专制主义下，世俗的朝圣之旅确定了民族共同体的边界。（p53）
2）地方性的报纸在特定读者中创造了一个共同归属的、想象的共同体——穿越时间的稳定的、坚实的同时行simultaneity。（p59）
2.欧陆民族主义的出现。
1）地理大发现先是作为存在于已知世界系谱之外的奇迹（p67），而后暗示了欧洲只是许多文明中的一个（p68）。
2）拉丁文降级。双语词典促成了语言之间的平等主义（p69）
3）民族语言的发展增强了政治凝聚力。奈伦“民族主义的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邀请群众进入历史之中那个，而且这张邀请卡得要用他们看得懂的语言写才行”（p77）。
3.官方民族主义
“把民族那既短又紧的皮肤撑大到足以覆盖帝国庞大的身躯的手段”（p83）。
当一个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正在浮现时，面临将要从这个共同体之中被便计划或被排除在外威胁的支配集团所采取的一种防范性的先期策略。（p96）是以群众民族主义为模式改造成的保守变体。（p103）
1）俄：俄语强制作为官方语言。（p84）斯拉夫族群间的历史、政治、宗教和经济有着密切关系。（p88）
2）苏格兰:在通往伦敦的朝圣者之路上没有任何障碍。（p87）
3）热带殖民地：麦考利主义造成帝国与民族内在的互不相容。（p90）
4.殖民地民族主义
1）朝圣之旅的发展。交通工具的进步；双语基层官员的增多；知识分子在受教育大众中影响力增加。（p112）
2）瑞士：内部叛乱促成寡头政权间充分的统一（p128）；瑞士有强烈的亲德国传统（p130），而毗邻法国、意大利促成了瑞士的政治中立。
两点补充
1.对官方民族主义的反思：
1）最坚决的基金革命家也在某一程度上从被推翻的政权继承国家。苏联共产党——克里姆林宫。（p156）
2）后革命政权的马基雅维利主义。（p157）
2.对“美洲的双重性”的认识：
1）革命家梦想重新安排帝国内部的权力分配，守护新旧伦敦之间持续的平行存在关系。（p186）
2）“亲戚之间的战争。”（p187）
《想象的共同体（增订版）》读后感(四)：《想象的共同体》读后感
本书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于20世纪末所写。主要运用比较分析法、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的方法和人类学等方法，通过对不同民族的民族主义崛起和散布的分析，认为，“民族主义”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崛起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庭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
作者先在第一章“导论”当中为民族下了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纵然是更大的民族，也不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驱使百万的人甘愿为民族去屠杀或赴死。
第二章和第三章讲民族意识起源的原因。在第二章“文化根源”中论述了宗教共同体和王朝这两个文化体系曾具有合理性的原因，及后来导致其解体的因素。宗教共同体基于“符号”建构了其合理性，又由于新领土的发现（北美等大陆）和语言的衰亡（以拉丁语为例）而解体。王朝的合理性通过战争与性建立，解体原因未单独说明。然而，两者的解体还应当有的一个原因就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的发展，很重要的是印刷术的发展，使人们用不同的方式理解着，思考着世界与民族。“特定的早报或晚报绝大多数会在这一刻和另一刻之间，这一天而非另一天被消费掉，……其读者们想象到和他自己那份一模一样的报纸也同样在地铁、理发厅或者邻居处被消费时，就能够想象一个同样的世界根植于大家的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
随后在第三章“民族意识的根源”中进一步补充：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生命，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体成为可能，这是民族意识的根本起源。
第四、五、六和七章讲述不同地方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其原因即有语言和印刷术的作用，也有官方的有意推动。其中，第四章（欧洲海外移民先驱者）讲北美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是通过举例，说明了由欧洲迁往北美的移民先驱，在面对欧洲殖民统治时，尽管二者拥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肤色和共同的祖先，但依然要建构出自己的民族主义，也就是北美的民族主义，以反抗欧洲人的殖民统治。因为——“出生地”决定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第五章“旧语言，新模型”讲述欧洲在发现了一个“不能编制在伊甸园里的东方”，之后，终于认为自己不再是上帝的中心或选民，开始意识到自己独特性的存在。而在欧洲内部，印刷术的推广推动了词典和文学作品的传播；在对不同书籍进行选择的过程中，人们开始想象能与自己阅读同样文字的人们所组成的共同体，开始想象自己的民族了。随即，官方为了维护自己的领土统治，或者更有甚者，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开始推动民族主义了（第六章：官方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主要是通过国家方言的形式，构建的民族主义，例子是英国、印度和日本。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王朝制时代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主义国家。各个官方的民族主义进程基本都比较成功，世界也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格局——以民族为单位的格局。在最后一波民族主义进程中（第七章：最后一波）讲二战后亚洲和非洲的民族主义，瑞典是个典型。它兴起于世界中中民族正在成为国际规范，并且人们能够以较前此要复杂得多的方式来“横塑”民族的时期。
第八章（爱国主义与种族主义）
第九章（历史的天使）
第十章（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讲述了促进民族主义的动力。分别讲了题目中的这三者使人们在想象民族共同体中所起到的不同的作用。人口调查能将自己的民族一个量化，激起人们对于共同体的意识；地图当然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各个帝国在世界地图上会把其殖民的土地涂上不同的颜色，这给被殖民者提供了某种关于其共同体的想象；博物馆更好解释了，因为它会让人明白自己的历史，进而让其明了与谁拥有共同的祖先，当然，这需要考古技术的进步和对考古的重视。
第十一章（记忆与遗忘）
附录（旅行与交通：论《想象的共同体》的地理传记）是想通过论述自该书出版以来的29个译本涉及了哪些出版社，其出版原由，及其国内的政治情况，得出一些结论。译本的文字有日文、德文、葡萄牙、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法文、荷兰文等等。其出版社大多是规模较小，刚刚成立不久，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是独立的，他们都是在为构建自己本国的民族主义而努力的，而在在20世纪80年代它是一本唯一对抗欧洲中心主义的书，具有批判精神和公民意识；它也是明显偏向于“小国”的民族主义论著。
把握本书的几个重点：民族主义的定义、文化起源、在北美和欧洲等地形成民族主义的过程以及民族主义起源和散布的原因。
启示：
要读一读欧洲史和美洲史，不然这本书不容易读懂，因为它大量引用的例子全是欧洲和美洲的。
看《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讨论
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1、 我们为什么会被外界“塑造”为“属于”中华民族？
2、 什么是中华民族？它始于何时？它是否忽略了那些少数民族？如何构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力？
3、 是选择认同这种塑造的结果——民族共同体，还是选择超越种族主义，做个世界公民？为什么？
4、 如果认同这种塑造，那么如何看待这种被塑造与个体人格自由之间的关系？
《想象的共同体（增订版）》读后感(五)：民族、民族主义与国家
民族、民族主义与国家
何为民族？何为民族主义？翻开任意一本汉语字典你都会得到大概一致的的概念：“民族是“民族：①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的共同体。②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民族主义是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民族与民族主义的概念似乎已经成为定论没有什么可以指摘之处。但是西方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却动摇了学术界主流的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定义。
“在我们这个时代，民族这一概念极不稳定，我们甚至不能断定它是在发展还是在衰落。”本尼迪克特借助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民族”进行定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想有主权的共同体。“但本尼迪克特并没有否定民族的存在，他从社会心理的方面揭示民族存在的根源，他将民族归结于一种“想象”，而并非是创造。并且他揭示民族的几个特点：
——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 也不可能认识大多数的同胞, 和他们相遇, 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 然而, 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
—— 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 就算他们或许涵盖了 10亿个活生生的人, 他们的边界纵然是可变的, 但也还是有限的。受到民族主义动员的成员认识到由族裔身份、文化传统和社会组织所产生的区隔, 从而做出了我族与他族的划分。在他们看来, 民族不可能无限制地包括全人类。
—— 民族被想象为拥有主权。因为这个概念诞生之时, 启蒙运动与大革命正在毁坏神谕的、阶层制的王朝的合法性。
—— 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存在着不公与剥削, 民族总是被想象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之爱。
他将“想象的共同体”出现的根源归为两个重要的历史条件。首先是在认识论的条件上，即中世纪以来“人们认识世界”的根本性改变。即世界性的宗教共同体、王朝以及神圣时间观念的改变。人们从旧的“宗教的，等级的，纵向的”认识观向新的“世俗的，水平的，横向的”的认识观念转变，正是在此种条件下人们才得以想象“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其次是作为“想象共同体”传播方式的改变，即“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资本主义和印刷术创造出一群群单一语言的阅读大众”。
在对“想象的共同体”出现以及传播进行概括后，本尼迪克特为我们构建出民族主义在全球扩散的蓝图。他否认了“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即民族主义的浪潮最先出现在欧洲，他主张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南北美洲的殖民地的独立是“第一波”民族主义浪潮，殖民地精英的朝圣之路受到阻碍，以及殖民地语言的出现使得第一波民族主义浪潮在美洲爆发。而第二波民族主义浪潮即语言民族主义在西欧的兴起而是对美洲民族主义的模仿。（民族）语言在中产阶级中大量的被采用，而中产阶级在工业革命时期向政府人员中渗入，由此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民族主义统治阶层。第三波民族主义浪潮既是对第二波民族主义的反动——官方民族主义——“当一个民族的想象共同体正在浮现时，面临将要从这个共同体之中被边际化或被排除在外威胁支配集团所采取的一种防范性的先期策略”。而最后一波民族主义浪潮则是20世纪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经殖民地统治者之手培养起来的“掘墓人”，殖民地现代教育的建立，土著居民双语人才的培养，以及在殖民地中心的“朝圣之旅”——殖民地精英共同体的构建——和民族主义思潮的传播使得最后一波民族主义兴起。
本尼迪克特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研究可谓影响深刻。在1995年美籍印裔学者杜赞奇出版的《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研究》中虽否认其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概念在中国历史研究方面的实用性问题，但杜赞奇在其书中还是大量的借用本尼迪克特的观点。杜赞奇提出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叙述结构中关于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而忽视了在“民族国家话语”下其他叙事的存在。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复线历史”的概念，“复线的概念强调历史叙述结构和语言在传递过去的同时，也根据当前的需要来利用散失的历史，以揭示现在是如何决定过去的。与此同时，通过考察利用过程本身，复线历史使我们能够恢复利用性的话语之外的历史性。”
本尼迪克特对民族的“想象”和杜赞奇对“民族国家话语”的怀疑使我不禁想问，中华民族是否真实的存在？中华民族是否是一个真正存在的共同体？从更大的层面上来将，我们是否构建了一个中华民族和一个内外一致的中国？
1939年在抗战相持阶段的大后方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战。1939年2月9日，顾颉刚在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指出“我们被称为汉人的，血缘既非同源（可以说国内什么种族都有，亚洲的各种族都有），文化也不是一元的，我们只是在一个政府之下营共同生活的人，我们绝不该在中华民族之外再有别的称谓。”其认为中华民族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血缘混杂，文化交融的一个整体。但是作为民族研究工作者的费孝通却对此观点不同意，他认为民族间的客观差异是存在，不能因此抹杀其他民族的存在。由于这次争论是在抗战的特殊条件进行的，费孝通对此争论很快就偃旗息鼓了。但是这并没有使费孝通停止对此问题的思考。1989年费孝通提出“中华民多元一体”的观点，显然费孝通是吸收顾颉刚的观点并对此加以改造。对多元“民族”而言，“民族”显然不是“nation”，而是更接近于“Ethnicity”或者“Ethnic groups”。显然中华民族是相较于“它者”的一个客观实体。
1998年美籍日裔学者罗有枝在其著作《最后的皇朝：清代皇家机构的社会史》（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中表达一种超越“中国史”的观点。这部著作很有趣，她主要论述的是，清朝能够成功维持三百年的统治，主要原因并非是像何炳棣等人所说的“汉化”或者“中国化”，而是满族作为一个入主中原的群体，不仅依赖保持本身的特点，实施异于汉族的通知方式，而且有效地得到蒙古等非汉族民族的支持，从这一点上来说，清朝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族的大汗身份，而不是中国传统皇帝身份出现的，满族只是利用儒家的东西，所以，清帝国和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美国兴起的“新清史”研究更是有着瓦解中华民族作为统一体存在之势。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强调清朝是作为一个“异族”的联合体进而统治中国的，而并没有真正的实现所谓的民族融合，这在实质上瓦接着中国作为多民族共同体的存在。
我们在这些关于对传统意义上的天经地义上的一些关于“民族”，“中华民族”和“中国”应该怎么去理解？在建国前十七年的中国史学一直围绕着“五朵金花”进行讨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关于“汉民族的形成问题”，范文澜在1954年的《历史研究》上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提出：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从此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东汉末年由军阀混战而分为三国,唐时由藩镇之乱而扩大为五代十国,两次封建割据在秦汉以后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可以说是短期的、变态的(十六国割据,汉族地主不是主要发动者;北朝与金是外族侵入,当别论),而统一则是长期的、正常的。中国为什么能够保持长期的正常的统一状态呢？因为自秦汉起,汉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自北宋起,由于全国范围内经济联系性的加强,这个共同体更趨于稳定。封建统治者因而有可能加强中央集权,压制地方割据势力,使不能公然活动,政治上统一又前进一步。秦汉以后的统一,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不过程度上宋前后确有些不同之处了。虽然当时关于“汉民族的形成问题”的辩论意识形态色彩很重，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范文澜的看法，其的确是个卓识。本尼迪克特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看法是建立在殖民地历史基础之上的，西方国家在中世纪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因此其民族国家的建构是从近代才开始的。而东南亚地区历史上虽曾经和中国有过相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但是在近代以来东南亚地区沦为殖民地，完全被西方殖民者所统治，而中国却是沦为半殖民地。所以说西方和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不能和中国作比较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牵涉到应该怎样去看待西方汉学研究，我们是应该不加分析的加以利用？还是其也是鱼目混珠应该加以辨别？
《想象的共同体（增订版）》读后感(六)：关于《想象的共同体》的一点笔记
民族主义的出现是世界近代史上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一个人对自己民族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素不相识的，却会觉得这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都是他的同胞手足，而他则是民族群体的一部分。对于民族的忠诚和热情，能够促使人们忘我地牺牲、屠杀异族或者从容赴死，这种心理是怎么产生的？它又是如何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获得认可的？这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试图解答的问题。
作者将历史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融合为一体，尝试从文化心理上阐释民族主义的起源和散布。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没有很好的解释民族主义的问题。这可能是由于前者强调社会经济的群体性，后者强调人的个体自由，缺乏必要的文化视角。因此作者采取了一种类似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的视角，把民族主义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第一章《导论》，P6）。如何定义民族主义，历来众说纷坛，也许它难以概括的特征，正表明了民族主义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同时，它的出现也并非能够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范式中推导出来的必然结论。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另辟蹊径，不但努力摆脱民族主义诞生于欧洲的“地方主义”观点，还尝试提出新的理论范式来解答民族诞生之谜。
在本尼迪克特看来，民族共同体是一种“想象”，但想象不同于虚构，它是一种自然形成的社会事实，并非人为安排的结果。人类总是需要通过某种想象的成分来建构和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民族并非唯一的共同体，在民族主义出现之前，人们通过宗教来维系精神的纽带。因此民族主义的出现，意味着宗教共同体被民族共同体所取代。马克思主义善于从宏观上看待社会历史的演变，往往不能就个体命运的偶然性问给出安定人心的解释，但宗教恰恰“对于人类苦难的重荷，如疾病、肢体残废、悲伤、衰老和死亡，具有充满想象力的回应能力。”（第二章《文化根源》，P10）因此马克思主义无法成为宗教的替代品。在宗教世界解体之后，人们需要通过一种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偶然转化为意义，让个体短暂的生命具备永恒的价值，而“民族”恰恰能构成这个缺失的支点。作者通过“想象”这个词语，暗示了宗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宗教并非出自个人的想象，也不是某种意识形态构建的结果，而是在漫长的社会传统中形成的文化幻象；而民族主义也有类似的特征，它总是或多或少地和特定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此外，“王朝”是中世纪晚期另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宗教共同和和王朝的观念，共同构成了中世纪欧洲人的精神纽带。民主主义的诞生是伴随着这两个文化体系的瓦解而出现的，它在观念上和着两个文化体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宗教的心理神圣性的消失源自于两个主要因素：第一，对欧洲以外的世界所进行的探险，大大拓展了欧洲人的视野，人们发现基督教不是唯一的普世信仰，在西方文明之外，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生活形态。第二，伴随着印刷术和印刷市场的出现，拉丁文丧失了作为欧洲上层知识分子专用语言的霸权地位。这种变化导致了人们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变化。首先是消除了对文本的崇拜。由于中世纪的经典都是用绝大部分人看不懂的拉丁文写的，知识或者真理在普通人心中便具有一种神秘的权威，人们认为拉丁文本身就具备神性，是真理的一部分。一旦越来越多的人用民族性的语言写作，这种神秘性就日渐淡化。在宗教改革之后，甚至连严禁翻译的拉丁文版《圣经》，都已经有了各种译文，可以让普通人接触，这就大大减少了知识的神秘性。其次，宗教和王朝的权威衰落，以及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发现，导致空间观念产生了变化，由单一空间变成了平行的多重空间。此前人们认为，宇宙具有一个由上帝或者君王规定的中心，四方上下都是按照这个中心的律则来组织和运转的，如此一来，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民族观念就很难产生。
更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宗教的衰落造成的时间观念的变化。中世纪的人们普遍认为基督的二次降临随时会到来，而这个“审判日”就意味着世界的结束和时间的终止。直到现在，末世情结依旧会经常在西方的各类灾难电影中频繁出现。这样一来，人们就会认为自己身处于时间的尽头，过去与未来的意义汇聚于现在，过去的一切只不过是审判的材料。本雅明把这种时间观称之为“弥赛亚时间”。民族主义者往往从对过去传统的尊重中获得精神寄托，也相信后来者必然对于自己所做的贡献也抱有同样的态度。时间不断延续，民族的传承才有意义。
随着文艺复兴等思潮的出现，宗教的式微以及科学的发展，对于同时性的认知才慢慢发展出来，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观”因而得以形成，时间不再是“预兆或者成就”，而是“由时钟或者日历测量的时间上的一致”（第二章《文化根源》，P23）。时间具有了一种不受任何事件干扰的确定性，这对民族观念的形成至关重要，因为民族往往被想象成在一个同质的、空洞的时间里稳定运动着的共同体。本尼迪克特举例说：“一个美国人终其一生不过能碰上或认识他2.5亿多美国同胞中的一小部分人罢了。他也不知道任何特定的时点上这些同胞究竟在干什么。然而对于他们稳定的、匿名的和同时进行的活动，他却抱有完全的信心。”（第二章《文化根源》P25）
阅读习惯以及时空观念的转变一旦和某些新生事物的出现汇合在一起，便产生了莫大的威力。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印刷技术的出现，成为了观念更化的现实载体和催化剂。资本主义产生了大量有阅读需求的市民阶层，在印刷技术和市场运作日趋成熟的情况下，一个盈利前景广阔的印刷市场便形成了。16世纪宗教改革使得宗教文本得以走入千家万户；此外，王权对神权的扩张，使得地方性的民族语言逐渐被各国规定为行政语言，这些因素都推动了出版业的迅猛发展。在1500年的时候，欧洲一共印行了大约两千万本书，到160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两亿。
印刷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一个想象共同体的形成。大量的书籍、小说、报刊构成了可供想象的素材。人们可以随着一本小说的主人公置身于各类，公共或者私人的场所，想象其身份与命运。反过来看，一本小说促进了集体的想象的行为，彼此互不相识的读者们能够在一本小说中经历共同的场景、人物和体验。本尼迪克特格外强调了报纸的例子。一方面，报纸作为一种定期出现的刊物，加深了人们对于“同质的、空洞的时间”的感知，在各地所发生的各类事件，事无大小都会按照报纸上方的日期——一种随着钟表的滴答声均匀流动的时间——出现在报纸新闻之中。一个人物或者一个地名，在某个日期报纸上被提及，但是它并不曾消失，也许在下次的某个新闻里，它又会重新出现。新闻不时地提醒读者，国家的领袖是存在的，经济的运转、名人的生活以及各类国际纠纷都是和他在同一时空存在着的。另一方面，报纸作为“单日畅销书”，容易生产，也容易报废，这种特性使得读报变成了一种“群众仪式”，报纸成了现代人晨间祷告的替代品。宗教仪式作为构建宗教共同体的作用，从报纸的身上得到了体现。一个人在每天类似的时间段里读报，并且意识到另有成千上万的人也在进行同样的活动，而且这个“仪式”每隔一天或者两天就会重复一次。“仪式”使得人们格外能感觉到一个想象中的“共同体”的存在。 拉丁语的没落、印刷术的出现以及地方语言的兴起，促进了地方语言学的兴起以及各类词典的编纂。民族语言不但得到了系统的整理，发展出各自的语言规范，而且被规定为各国的行政语言。因此，口头上存在着的民族语言变成了“民族印刷语言”。随着欧洲海外殖民运动的开展，许多欧洲之外的语言也开始受到重视，大量语言学、词典和文学著作开始作为印刷品出现并且固定下来。因此“原本可能很难或者根本无法彼此交谈的人们，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变得能够相互理解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感觉到那些在他们的特殊语言领域里数以十万计，甚至百万计的人的存在，而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感觉到只有那些数以十万计或百万计的人们属于这个特殊的语言领域。”（第三章《民族意识的觉醒》，P43）
以上种种都是民族主义得以兴起的文化心理资源，是作者为历史叙述所做的框架设定。在论述民族主义产生的具体过程的时候，本尼迪克特采取了与框架分析不同的历时性方式，但这个历时的维度又是和民族主义整体的心理框架交织在一起的，这使得他的整个论证复杂、缜密而又有很好的平衡感。在他看来，民族主义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西方主流学界向来认为西欧是民族主义的发源地，但本尼迪克特却认为这是一种“地方主义”之见。他主张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每周的殖民地独立运动才是民族主义的“第一波”。而美洲独立运动的产生，也不是像传统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知识分子和下层市民结合来推动的。他认为，由于美洲的殖民地母国对殖民地移民的制度性歧视，导致欧裔移民的社会与政治流动被限定在殖民地的范围之内。这种地域上的限定使得他们开始把居住地想象为自己的“民族”。民族主义的“第二波”，则是欧洲受到美洲独立运动的影响而产生的民族运动，在地理大发现所造成的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下，拉丁文和宗教走向没落，而语言学的革命、印刷市场的发展以及阅读阶级的出现，共同产生了民粹主义的思潮。“第三波”则是民族主义撞击欧洲王权之后所产生的反弹，即所谓“官方民族主义”，统治者们对民族主义既无法扑灭，便索性予以收编，使其成为巩固王权、聚集人心的工具。此外，还有民族主义的“最后一波”，针对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这一过程中，殖民者所培养的精通双语的殖民地知识分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他们像“第一波”中的欧裔移民一样受到政治和地域上的歧视，另一方面，又把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经验带入到本民族中来。这些过程在书中都有详细的论述。
在论述民族主义的“第一波”，即美洲独立运动的时候，作者又提出了另一个社会心理的结构性框架。他把欧裔移民尤其是官员的生活历程形容为“受到限制的朝圣之旅”。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比喻。它又一次体现了本尼迪克特从文化传统的视角来分析民族主义的态度。他认为在传统的宗教共同体中，总是存在一个空间上的中心。这个中心在现实的地理空间里就表现为诸如耶路撒冷、麦加、罗马之类的圣城，各种民族，各个地方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穿着不同的服饰，他们经过长途跋涉，从边远地区像朝圣之地聚集，他们把想象中的共同性转化为现实时空的共同性，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体会到宗教共同体强烈而神圣的意义。在世俗的世界里同样存在一种类似于“朝圣之旅”的社会运动。无论是在西欧封建社会还是后来的专制国家中，都存在一个政治中心，这个中心将一部分政治权力下发给贵族或者官员，而这些人爵位或者职位的变迁，就构成了从政治权力的边缘地带向着中心运动的“朝圣之旅”。但是两者的路径是很不一样的。在封建时代，朝圣之路的路径是：贵族A由于父亲的去世而继承了爵位，在权力的层次结构中向上移动了一位。为此他必须去一趟中心（国都）接受国王的册封，然后返回自己的封地即故乡，完成这次旅行，接下来他的子辈将重复这一旅程。如此一来，他世世代代都有一个封地和故乡。但是对于官员而言，这个旅程要复杂得多，他可能从一个县调往首都，之后又外放到某一个省，又或者派往别国或者某一贵族的领地，最后又回到首都完成其朝圣之旅。在这个旅途中，每个地方都只是暂时地停留，并无一个故乡可言——事实上官员最不希望的就是返回故乡。贵族的封地是不能随便换的，但官员却具有灵活的可互换性，在朝圣之旅的过程中，由于官员们不断互换，不断游历，他们经过了共同的地域，讲着共同的语言，因而在彼此之间产生了一种连带意识。但在美洲的欧裔移民中，这种朝圣之旅却是遭到了限制的。由于殖民国对殖民地居民的普遍歧视，无论这个人有多大的才能，他永远被排斥在母国之外，只能在殖民地本地担任职务。他的朝圣之旅永远被限定在自己的居住范围之内，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便对居住地产生了某种共同体的意识。而前面提到的地方语言的规范与普及，和印刷业尤其是报纸的出现，更加促长了这种意识。
在1991年修改版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作者在初版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两个章节，进一步阐述了一些深具民族象征意味的社会制度。如：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以此说明殖民政府如何通过制度化和符码化的过程，将自身对殖民地的想象转移到殖民地人民身上，并塑造了他们的自我想象。此外他还谈及殖民地对于殖民者既有文化传统的态度，即一个新的民族往往选择对其母国的文化传统进行遗忘。尤为有趣的是他在最后谈到民族主义要构成一个共同体，还需要对民族历史进行处理，选择性地遗忘那些民族内部自相残杀的历史。这一点更凸显了民族主义共同体作为一种“想象”的社会心理特征。
《想象的共同体（增订版）》读后感(七)：《想象的共同体》与中国民族问题思考
忍不住写点东西，水平有限，权当砖头，但愿不要砸到跨省者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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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看完了《想象的共同体》，书中列举了很多民族起源的原因，中心思想就是，民族是被想象出来的共同体（community）。为了论证民族如何被想象出来，也就是“民族的起源”，书中隐含着三条线索：时间线、因素线、族群线。边看此书，我就边在想中国的民族问题，越看越觉得有道理。拿着书中所论述的四种民族起源模型以及多个民族起源的促进因素来分析类似苏联、南斯拉夫、德国、朝韩、香港、台湾，感觉比以前清晰了很多。
一、内容概况
1. 时间线
“美洲”，18世纪末～19世纪初，政治区域性限制；
“欧洲”，19世纪初，群众性的语言区域性限制：美洲模型的“盗版”、“地理大发现”->文化多元论->”神圣语言“衰落；
“欧洲”，19世纪中叶，王朝主动选择和培养“民族”——对群众民族主义的反动和模仿；
“亚非殖民地”，20世纪初，双语精英推动的对前期各民族主义的模仿。
2. 因素线
“直接原因”：
a. 殖民地的政治体系被人为与母国隔断，无意间形成殖民地人群（移民）的想象共同体；
. 方言作为类似先天的属性在印刷业的帮助下推动形成想象共同体；
c. 旧有王朝统治者主动归化并推动在其王朝旧有边界内形成想象共同体；
d. 殖民地培养的双语精英（本地人）和殖民政策一起推动形成殖民地边界的想象共同体。
“间接原因”：
a. 宗教共同体的衰落
它为民族国家（以及王朝国家）的新的政治形式腾出了空间，还为方言代替“神圣语言”拉丁语创造了条件，同时还为“同时性”的时间观代替宗教的纵向永恒的时间观创造了条件。
. 王朝控制力的衰落
它为民族国家腾出了空间，同时也使得远离中心地带的领土及殖民地独立成新的民族国家创造了条件。
c. “同时性”的时间观
它使得人们有能力想象共同体的存在。
d. 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
它造就了大量的方言印刷品，而这些方言印刷品同时又让操方言的人有能力想象共同体的存在。
e. 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的作用
这三个都是殖民政府无意间培育出殖民地民族观念的因素：人口调查将人群分类，帮助他们确认共同体的身份；地图帮助人们对民族所在范围的确认；博物馆帮助人们对民族历史的确认。
3. 族群线
美洲的欧裔移民
因为母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限制殖民地移民的政治、经济前途，最终促进形成了美洲欧裔移民的想象共同体。因为语言因素，北美英语区形成了美国，南美西班牙语区短时间内还曾经出现西班牙语的大区，但最终还是分裂了。分裂的原因书中没有论及，或许跟地理环境有关；加拿大英语区没有融入美国的原因，书中也没说。
英法
基于方言的群众性民族主义情绪，在推翻了王朝统治的同时，建立了民族国家。
奥匈
哈布斯堡王朝的主动归化，形成了奥匈帝国。其中匈牙利主要是因为方言形成的想象共同体。
俄罗斯
罗曼诺夫王朝的主动归化，形成了俄罗斯帝国。
日本
王朝的主动归化。
苏格兰和爱尔兰
苏格兰与英格兰的合并是王朝政治的结果，而爱尔兰与英格兰的合并则是民族主义的结果，前者随着民族主义在不列颠的兴起形成了统一的民族认同，而后者则激发了爱尔兰人的民族认同。
泰国
王朝的自觉归化。
印度尼西亚和越、老、柬
印尼殖民地重合的政治体系和教育体系使分布在不同岛屿的、不同信仰的、拥有双语能力的“部落精英分子”，得以想象成共同体，当地人对荷兰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教育的“盗版”，也促进了印尼民族的形成。而原本同属于法国殖民地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则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形成金字塔型的殖民地教育体系，这是导致最终它们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的原因之一。
瑞士
因为政治、经济、地理形势而先有契约式国家，然后再自我归化为一个民族。
4. “民族”作为共同体的特异性
“民族”被想象为基于自然属性而非社会属性，是与生据来且无法改变的（母语的不可变更被偷换为自然属性），从而使人产生神圣感。这就如同中世纪宗教的作用一样。实际并非如此，这仅仅是想象。这一点和政治共同体、经济共同体都不同。
“民族”成员之间是平等的关系，没有层级，强调的是内部成员之间的爱，对外则强调历史上的怨恨和现实中的威胁。这一点和“种族”、“阶级”不同，它们强调的是内部秩序，对外则强调层级差异以及蔑视。
“民族”不要求“替代”，它可以和其他民族以及被想象出来之前的身份认同和平共处。这一点体现在民族独立和王朝更迭不同。
“民族”对历史的解读有明显的选择性，它会有意无意地遗忘掉民族被想象出来之前和民族身份有冲突的历史，它会刻意强调某些民族被想象出来之前的历史事件的民族性。
二、“中华民族”
清朝解体后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分裂，为什么最终形成了一个“中华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肯定是“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虽然蒙、藏、回并不一定认同，但占据政治中心地位的满、汉是认同了的。这种认同的形成有三个“直接原因”都起了作用：
1. 殖民地民族主义
接受了西方民族思想的精英人群（主要是有着共同的留学经历的学生群体，之后也是这同一批人掌握了政府，尤其是军队的领导权），主动推动了“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和扩散，尽管相互之间不断发生战争，但参战双方都认为是政治战争而不是民族战争。
2. 方言民族主义
至少在精英人群中逐渐流行开来的基于原本就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书面语言“汉语”的“报纸”，起到了巩固“中华民族”概念的作用。尤其是那些作为后来“民国特色”之一的“通电”，很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
3. 官方民族主义
清朝实际上并不是被推翻的，它更像是主动从王朝国家过渡到民族国家的，但作为统治最高层的包括爱新觉罗皇族的满族权贵，却并不是这一过渡的推动者或受益者，这一点和罗曼诺夫王朝不同。除了满族权贵以外的清朝政权的统治阶级，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清朝的政治权力，并将其重新建立在“中华民族”的权力基础上。
但不可否认，即使是经过后来一个世纪的几代政权的努力，“中华民族”的形成也并不彻底，现在的局面相比美国，族群间的矛盾要更尖锐一些。仍然围绕民族形成的几个促进因素来分析，对比一下中美两个“官方民族”形成过程的差异：
1. 方言因素
汉语并没有完成书面语言的统一，藏语、维语都仍然在作为书面交流语言而存在，更不用说口语中藏语、维语在各自聚居区的统治地位。美国在此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即它不存在方言聚居区，它的族群是随着移民过程逐渐分散进入美国社会的。而作为土著的印第安人，他们的保留地既分散，面积又小。
中国这一局面形成有其客观原因，即在中华民族概念形成之前，蒙、藏、回的民族语言已经成熟了很长时间了。王朝国家能够容忍不同的民族语言，民族国家却一定要有一种全民的语言。
2. 殖民地因素
即使是精通双语的精英人群，也没有获得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就职，虽然理论上他们有此权利。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包括文化差异、文明程度差异、自然属性差异（如维族人的相貌）、政策引导不足等等。根本原因还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太大，美国各地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没有那么大，人群的流动性也很大，政治经济权力所受到的地域性限制几乎没有（尤其是南北战争之后）。
3. 宗教因素
蒙、藏、回的旧有王朝因素已经被阶级斗争时期的暴力措施摧毁了，但宗教因素并没有根除，而且随着无神论宣传放松，信教自由观念强化，宗教因素与民族因素相结合，使分离倾向更复杂，尤以藏区为甚。美国少数族裔的宗教信仰比较分散，而且基本没有和民族因素重合，所以威胁没那么大。
4. 王朝因素
中央政府对于蒙、藏、回的聚居区的统治，更像是自王朝国家的继承，但并没有得到当时还没有形成民族概念的藩属政权的承认。蒙、藏、回均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事实上的独立，直至共产党中国用武力将其收服，并借阶级斗争的暴力摧毁了旧王朝结构。阶级国家体系下，民族意识被压制，一旦阶级意识形态淡化，民族意识就会抬头，蒙、藏、回的民族共同体的经验是现成的，而且还受到外国民族势力的怂恿。美国没有这个问题，它的公民社会由来自各个母国的移民组成，是主动摆脱原有的王朝国家秩序的。
5. 政策因素
阶级国家对民族问题不敏感，一些政策今天来看可能需要再检讨：
a. 56个民族的身份认定的人口调查
. 民族区域自治设置
c. 民族教育体系
以上三类政策，都在无形间强化了民族认同，阻碍了跨民族的人际交流。
总的来说，移民到蒙、藏、回地区的汉人保持了统一民族的想象，而当地的土著没有形成足够的统一民族想象。
反过来考虑，如果想阻止蒙、藏、回发展出（或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则需要阻断培育民族共同体的直接和间接的条件，某些阻断方式已经错过了历史时期，无法实施了，有些仍然可以做：
1. 政治体系区域性隔断
为避免形成事实上的政治体系区域性隔断，需要让蒙、藏、回的精英实际到全国各地及国家实权部门任职，而不仅仅是自治区及中央的民族机构或政协。为实现这一点，要避免当地权贵垄断教育及政治资源，要有措施让普通老百姓获得全国性教育和公务任职的机会。
2. 方言区域性隔断
为避免因为方言区的影响导致区域性隔断，应该在教育体系中以汉语为唯一教学语言，在公务体系中以汉语为唯一工作语言。但现在这么做已非最好的时机。现实条件可做的是，继续普及双语教育，尤其重视为双语人才提供更好的（全国范围内的）教育、就业、就职机会，吸引操方言者主动学习汉语并以汉语为工作语言。比如，应鼓励双语出版物，将汉语优秀的出版物翻译成方言，并与汉语并列。
3. 旧统治阶层的摧毁或驯化
避免旧统治阶层仍然意图接收原有统治区域的统治权，从而造成事实上的分裂。在蒙、藏、回，尤其是藏、回地区，宗教因素与旧统治阶层因素基本合一。为此，应该继续提升下层百姓的自主性和社会地位、经济地位，降低旧统治阶层的权威，尤其需要推动科学教育（例如医院，非藏医院），吸引下层百姓主动放弃宗教信仰。
三、一些误区
民族的形成是柔性的、情绪化的，而且是基于想象而非自然属性，单靠移民或者通婚，并不能阻止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移民或者会形成当地的“民族”，如同欧洲的海外移民；或者会加剧与当地族群间的对立，从而强化当地民族共同体的想象。苏联就是一个近代移民策略失败的典型案例：中亚各国当年移民了很多俄罗斯人，这些人都成了“当地”的精英，也是最终分裂苏联的推动者，他们所选择的道路就是典型的“王朝归化”道路，如果他们不选择成为当地的民族共同体，或许就会是被驱赶。
经济共同体也并不就一定能发展出民族共同体，因此，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也并不是决定性因素，有时也会加剧族群间的冲突，从而强化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欧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各国相安无事；一旦经济形势恶化，互相猜忌就出现了，即使是一个理性的、公平的经济政策也会被一方或双方理解为歧视或掠夺。
四、关于作者和译者
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自己的“民族经历”就比较复杂：祖父是英国军官，祖母来自爱尔兰热衷民族运动的家族，父亲出生于马来西亚，并在中国海关就职；安德森生于中国，由越南保姆抚养，二战中流亡于美国接受教育，战后举家回到爱尔兰，但他本人在英国受的高等教育，并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攻读印尼史，并在苏加诺统治下的印尼做了4年的田野研究，并经历了印尼的反西方民族主义运动；之后由于发表一篇揭露苏哈托政变与共产党无关的论文而得罪了苏哈托，27年被限制入境；之后把注意力转移到越南及其他东南亚国家，涉入了东帝汶独立运动，还学习了泰语和西班牙语（为研究菲律宾的“人民革命”）。
这样的经历让他对民族主义的凝聚力非常着迷，同情亚洲及各地的民族独立运动，骨子里有一种非西方中心化的意识。在他看来，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是基于成员平等并强调自我牺牲的一种美好的情感，这与强调对“非我族类”的歧视的种族主义不同。但同时，正如他书中所说，民族本身是一种虚构的实体，民族主义又同时是值得警惕的动乱之源。这样的矛盾在他撰写柬埔寨章节时显得尤为突出。
至少从本书的行文来看，作者不是学院派，尽管他在学院派氛围很浓的剑桥大学和康乃尔大学完成学业。本书远非教科书类型，文字中充满了感情，兴之所至还会引用诗文，每一条章末注释都像是一个故事而不仅仅是枯燥的引文。书中所给出的结论应该说是不严谨的，比如“民族主义源于美洲”这一点就在学术界有很多不同意见，它也无法解释早在16世纪就随着宗教改革运动而酝酿的“英格兰民族”的形成过程，但他基于丰富田野研究素材的阐述，很容易让读者“入戏”，正如他本人很容易在所处民族漩涡中“入戏”一样。
感谢作者。
不得不提及本书的译者，吴叡人，这位在芝加哥大学求学的台湾人。可以想象，他在翻译本书的时候是有所感甚至怀有激情的。他的导读看得出花了很大的精力。文字上的流畅就不用说了。感谢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