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开》是一本由韩邦庆著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50元，页数：35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海上花开》读后感(一)：人，各种各样
两三年前跟朋友一起看过侯孝贤导演的电影，画面很文艺，蛮喜欢。上个月偶然在书店看到这本书，就买回来看。可能是因为看过电影的缘故，没有在电影中出现的人物的段落看得不是很仔细，为了看看沈小红的结局又买了下册。囫囵吞枣地看完了，看了后记，发现人情世故都藏在细节里，跳过之后，对一个人的评价就很不一样了。
人生大抵也是如此，远观，随意看看，觉得都还不错，并没有什么特别。仔细看起来，林林总总都来了，人也藏不住了。什么时候打算再看一遍，把之前漏掉的人物补上。
《海上花开》读后感(二)：花开花落终有时
张爱玲评价《海上花列传》是可以和《红楼梦》媲美的书籍。看书看到一半时，觉得甚是枯燥无味，都是喝酒啊、出局之类的，里面的人物多而杂，很多时候都是一笔带过。
当时的民风，很多嫖客和妓女倒不像做生意的，倒像是谈恋爱处对象的。里头最鲜活的一对是王莲生、沈晓红还有张蕙贞。沈晓红可以为了王莲生去做张蕙贞的生意，而在公众场合大打出手，整个正室抓小三的范儿，王莲生还要做小伏低赔礼道歉。王莲生对沈晓红还是有情义的。可惜，戏子无情婊子无义，沈晓红其实内心不过是为了王莲生拿钱去养别的男人。王一气之下就娶了张蕙贞，结果张蕙贞在家里给他戴绿帽子。王最后调任到江西，还洒了一两滴眼泪。三人也没有个好收场。
里面还有赵二宝，这个形象也挺深入人心的。因为不成器的哥哥，自己也被富贵迷了眼，带着兄弟老娘在上海做皮肉生意了。然又幻想着做富太太，嫁给史公子，结果史公子不过玩玩她而已，癞公子打砸抢毁了她做生意的名头。最后做梦竟然梦到史公子，真是可笑而可悲。
真心评价，海上花里面写了各种各样的花儿，低等的，高级的，他们与各自的相好相处之道，以及最后各种命运。人生百态，不论好坏，都是各自的选择，都得受着。
与市面上流传的才子佳人话本不同，本书倒是没有什么太香艳的情节。都是活生生的市井之人，为了钱，为了名，为了利，你争我夺，伤人伤己。掩卷而思，一声叹息。
《海上花开》读后感(三)：写给同学的信，谈到《海上花列传》的时空问题
现在想来，《海上花》中的时空，跟我读到的其它明清小说很不一样，我能想到的有2点：
一个是小说对时间和地点的记录十分严格和准确。《水浒传》中有一些地理错误，比如一个好汉出了某个州往东走，却走到了西面的州，还有XXX老师说《西游记》里面号称取经走了14年，但是有人一年一年去数，并不止14年等。但是《海上花》里的地理描述，完全是上海真实的情况，里面的地名也全是真实的名称。《水浒》里面对时间的记录很宽松，比如林冲风雪山神庙的情节发生在冬天，作者就可以让时间过去四五十日，然后开始写冬天的场景。但是《海上花》据说是一天一天对时间进行记录的。《三国》的时间跨度是一个世纪，《水浒》和《金瓶梅》都是十几年，而《海上花》只有8个月。
另一个是整个小说的情节发展。古代小说总给人以历史的轮回的印象，比如《三国》写了一个“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朝代轮回，《水浒》和《红楼》是某一个集团或家庭的一盛一衰，《西游》是取经旅途和最后的到达等，好像都是写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是《海上花》却不是这样。它的开头是极其简略的，全部64回几乎完全是平行关系，写的是它其中的妓女和客人这一复杂共同体的伴随时间的演进。它的结尾也很具有“现代性”，写到一个地方就忽然停止了，造成了之前的一些故事的悬案。而且这个共同体的演进很难说有什么规律，并没有展现出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从这方面说，张爱玲把它翻译成国语的两卷本，起名叫《海上花开》和《海上花落》是不准确的，因为小说的前半部和后半部并不呈现“花开”和“花落”的趋势。事实上，我们看最后周双宝的结局，是比较好的，并不是每个人都必然走向悲剧。这给人一种城市共同体向未来无限伸展的感觉，也许跟安德森他们说的现代的直线发展的时间观和历史观有一定关系。
同时还附有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前面十几页。只要看看其中的cultural roots或者其中的apprehension of time就可以了。《海上花》的时空是很特别的，但是我不确定它是否就能用安德森的理论来解释。Des Forges的文章用安德森来理解《海上花》，写得很长，我不确定他是否取得了成功。但是他谈到小说连载的问题，而《海上花》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连载小说。
《海上花开》读后感(四)：海上花开,海上花落
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两本书,只是因为买了张爱玲全集,最后两本便上它们.不知道为什么,看见它们,总会想起孽海花……
全集终于看到了这两本,拿起又放下,一直不敢打开.看
前言,已经知道是吴语方言小说,张爱玲对它的评价很高,胡适也是.怕看不懂,也看不了.虽然比不上<红楼梦>,但也是可以比拟的.哪怕开始看起来了,一开始也没有什么兴味,看不出什么来.就觉得乱糟糟.一群嫖客,一群妓女.
等看完了,才有自己的一点点小想法,小理解.
这确实是一部讲述妓女们和嫖客的故事.海上,即上海.花开花落,应该也就是一个个妓女的繁盛到落漠.看不清里面的主角究竟是谁,有人总是贯穿全书,有人虽是后来出现,却更加重要.比如,文章开头出现的赵朴斋,原来也不能算是主角.从乡下来上海,准备制造舅舅做点小生意,因为进入了这烟花之地,异常落魄.后来终因妹妹母亲寻来,生活得以改善,最后还娶了老婆,也算是圆满.
而他的妹妹,本来只是来寻哥哥,却被引入了这烟花巷,做起了倌人.终于遇上个史三公子,满心欢喜要从良了,却不知这些人口是心非,满嘴谎言.最后以她的房间被混混砸了,她做了一梦而终结.花开花落,我觉得指她赵二宝最合适.
他们的舅舅洪善卿,亲情味少了很多,因为朴斋的落魄,而不再管他.因二宝入风尘,也不再联系.对朋友倒是事事关心,这样那样的事情总是要来寻他解决,他也有的是办法.不过这样积极的目的也是为了中间拿抽成.感觉是个老好人,却又如此虚伪.
再那个年代,倌人就不太可以嫁入好人家,进了那一行,还想着做王公贵族的正室,有点愚蠢.就像李淑芳,虽然玉甫真心待她不错,自己也有意要娶她为正室,但敌不过家人周围人的力量,她郁郁而终.对于她不肯搬出的原因,倒是我当初不能领会.经提点才明白,如果搬出独居,即没有正室的理所当然管制玉甫,也不能像倌人时时关注,随时防着.于已十分不利.这里面的学问真是一下子不能懂的.
沈小红和张蕙贞,前文看看是蕙贞知书达理,小红蛮横无理,终蕙贞嫁了王莲生,小红生意冷冷清清.然后最后却是莲生将蕙贞大打出打,偶尔关心小红现状.反正我是没有看明白为了什么,但知道,王莲生和小红才是最配.
琪官瑶官,还真有点红楼的感觉.
这部小说看一遍,只是看个大概内容.看完确实要细细回味.细节也要像红楼那样慢慢领会,慢慢研究.
《海上花开》读后感(五)：其实这并不是书评 只是想表达这俩人好像林黛玉贾宝玉
漱芳歪在榻床上，渐渐沉下眼睛，像要睡去。玉甫道：“还是到床上去睡罢。”漱芳摇摇手。玉甫向藤椅子上揭条绒毯替漱芳盖在身上。漱芳憎道：“重！”仍即揭去。玉甫没法，只去放下那一面窗帘，还恐漱芳睡熟着凉，要想些闲话来说，于是将乡下上坟许多景致略加装点，演说起来。浣芳听得津津有味。漱芳却憎道：“给你说得烦死了！我不要听！”玉甫道：“那你不要睡。”漱芳道：“我不睡好了，你放心。”玉甫在榻床一边盘膝危坐，静静的留心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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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黛玉自在床上歇午，丫鬟们借出去自便，满屋内静悄悄的。宝玉揭起绣线软帘，进入里间，只见黛玉谁在那里，忙走上来推他道：“好妹妹，才吃了饭，又睡觉。”将黛玉唤醒。黛玉见是宝玉，因说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儿闹了一夜，今儿还没有歇过来，浑身酸疼。”宝玉道：“酸疼事小，睡出来的病大。我替你解闷儿，混过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着眼，说道：“我不困，只略歇歇儿，你且别处闹会子再来。”宝玉推他道：“我往哪去呢，见了别人就怪腻的。”……黛玉也倒下，用手帕子盖上脸。宝玉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些鬼话，黛玉只不理。宝玉问他几岁上京，路上见何景致古迹，扬州有何遗迹故事，土俗民风。黛玉只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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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时，漱芳伸手要茶。玉甫忙取茶壶凑在嘴边。吸了两口，漱芳从容说道：“我妈是单养我一个人；我有点不舒服了，她嘴里嚜不说，心里急死了在这儿。我也巴不得早点好了嚜，让她也快活点。哪晓得一直病到这时候还不好！我自己拿只镜子来照照，瘦的呵是不像个人的了！说是请先生吃药，真正吃好了也没什么；我这个病哪吃得好啊！去年一病下来，头一个先是妈急得呵要死；你嚜也没一天舒服日子过。我再要请先生了，吃药了，吵得一家人都不安逸；娘姨大姐干活都忙死了，还要替我煎药，她们自然不好说我，说起来到底是为我一个人，病嚜倒是还是不好，不是自己也觉得没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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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日宝钗来望她，因说起这病症来。宝钗道：“这里走的几个太医虽都还好，只是你吃他们的药总不见效，不如再请一个高明的人来瞧一瞧，治好了岂不好？每年间闹一春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什么？不是个常法。”黛玉道：“不中用。我知道我这样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别说病，只论好的日子我是怎么形景，就可知了。”………………“你方才叫我吃燕窝粥的话，虽然燕窝易得，但只我身上不好了，每年犯这个病，也没什么要紧的去处。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这会子我又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姐姐这三个人便没话说，那些底下的婆子丫头们，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丫头两个，他们尚虎视眈眈，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于我？况我又不是他们这里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了。如今我还不知进退，何苦叫他们咒我？”
《海上花开》读后感(六)：读《海上花开》《海上花落》
我所熟悉的上海，或者说我所接受到的上海，只有两个时间节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那个东方魔都，和最近几年里的上海。所以，当《海上花》把那个还带着些旧朝烟气，洋气尚未风靡时的上海展现在我的面前时，我是感到十分的陌生且新奇的。
堂子。清倌人。先生。出局。种种做派、规矩倒是有点像曾在《艺伎回忆录》里所读过的。任何行当往深了做大概都是这样的规矩森然，所以当沈小红娇嗔撒娇，各种无视行业规矩时，看似胡闹反而显得真实可爱。明明为正统所不齿，可卫霞仙一顿说辞将姚大奶奶羞的满脸愧惭时，也让人禁不住拍手叫好。
旧时的家庭夫妻之间，碍于礼教束缚，强调举案齐眉，却不敢提情投意合。这些老爷们在家未免要板起面孔来作样子，倒是在这堂子里能够找到些人间烂漫。王莲生和沈小红的感情纠葛，放到现在就是一对欢喜冤家，沈小红的泼辣放肆，王莲生的深情无能，鲜活形象。周双玉和朱淑人之间的吸引算计，完全就是一出心机女遇上闷骚男的青春剧。周双珠和洪善卿倒是做出了点举案齐眉的样子，但恰恰也是因为二人之间无情的缘故。难道真是应了书中汤啸庵的那句话，越是深情，越难长情。
堂子里的先生们每天和男人们忙于各种社交应酬，看似享受着恋爱的自由，如情侣一般的吵架、算计、安慰、妥协，却终究难以获得社会的认可。这里面的矛盾之深刻，即使今天依然尚在。前有李漱芳，后有赵二宝，还有一个要死要活的周双玉，为了一纸文书，搭上身家性命，让人无限叹息。粗苯如双宝，反倒阴差阳错地获得一些安慰。聪明者如周双珠，黄翠凤，能够在不动声色间保护住自己，也是历经多年风浪的结果。
旧语讲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这是站在恩客的立场。他们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希望可以换得一些情感的回报。但恩客们自身的见异思迁、冷酷薄情又该谁来声讨？王莲生的无能，朱淑人的懦弱，史天然的寡情，这些恩客们什么时候又真的在乎过彼此的生死。话语权永远只能掌握在地位优势的一方手里，他们兴致来了，当然可以组织起几个姐妹结拜，写诗作文，极尽风雅之能事，可满足的终究也只是他们自己那点可怜的虚荣心。
赵二宝真是全书最让我喜欢也最遗憾的人物。从她初到上海时的贪玩放纵，到后来落魄时的委入风尘，始终都保持着自己坚定的自尊和对家人的责任。她和史天然的一段情，即便到了书尾，也让我难以放弃圆其所想的念头。陶玉甫和李漱芳的爱情故事不仅在租界成就一段传奇，即便放诸古今，也是同样感人至深。甚至几次反感李浣芳这样幼齿少女天真的爱恋。
一部《海上花》写尽旧时妓家故事，几乎从中找到各种文学艺术作品中出现过的妓女形象。作者也是一个不怕麻烦的人，每天洗脸、吃饭，写起来总是不厌其烦。出局，开宝，如此种种色彩浓烈的事情，娓娓道来，倒像是普通家常一般。书末的戛然而止，虽然让人有意犹未尽，难以尽兴之感，但再仔细一琢磨，还能怎样，也不过如此了。春花开不尽，一年不过一年景。
《海上花开》读后感(七)：对海上花的一点感想
原本想看的是《海上花列传》，然而看不懂吴语也就作罢，偶然从图书馆里看到张爱玲翻译成国语的《海上花》，便借了回来，看的过程只觉得人物冗杂而语言却流畅至极，风月场上的人心纠葛声色犬马也跃然纸上了。然而毕竟这书的最大特别之处还是在于用吴语写成，为了弥补这缺憾，也为了更好的感受这本书的魅力，我又观看了侯孝贤导演的吴语电影海上花，虽然有一些人物形象的表现和我自己对书的理解有些不同，但听着吴语的对白也的确是另外一番感受，配合着电影中极富艺术表现力的情节安排手法和极美的人物场面，清朝末期上海的高级妓院的生活样貌也愈加清晰的展现在眼前了。
故事以洪善卿的外甥赵朴斋来到上海欲创出事业起到他的妹子赵二宝沦入风尘又为人所弃止，描绘了一幅宏大的围绕着清末上海高级妓院而展开的上层社会人们纸醉金迷的生活图景。其中主要人物有洪善卿与周双珠，葛仲英与吴雪香，朱蔼人与林素芬，朱淑人与周双玉，陶玉甫与李漱芳，罗子富与蒋月琴黄翠凤，王莲生与沈小红张蕙贞，以及齐韵叟和他的众嫔妾等。这本书的出场人物实在繁多，每个人都自有自己的一番故事，主次分明亦不清晰，然而每个人物的个性分明，其中的感情纠葛亦读起来各有所感。
洪善卿可以说在整本书中算是一个牵线式的人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商人形象，从他对外甥赵朴斋的前后态度可以看出他的薄情寡义和唯利是图。然而他对双玉双宝之间矛盾的调和和对张蕙珍的同情也能看出他人性中的善。在故事中他与双珠在一起多年。双珠可以说是故事中性情最为大方平和的倌人。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物。她是老鸨的亲生女儿，自然不会吃太多的苦，这也是她性情淡泊的一个原因。而这淡泊又赋予她一种端庄之感，同时她在处理双宝与双珠之间的矛盾时也公平公正，对于缺少心计又不会做生意的双宝多加爱护，表现出了作为姐姐的气度。虽为倌人形象，却自给人一种不可侵犯之感。她与洪善卿的关系也自有一种相敬如宾，默契稳定。
罗子富是文中少见的豪气角色。他因黄翠凤的个性而尊重她，进而喜爱她，同时信守承诺，与翠凤在一起后再未见过蒋月琴。黄翠凤也是小说中人物个性非常鲜明的，有主见有胆识。为争取自己的主动权甚至不惜性命相逼，赎身之后更是决定为爹娘戴孝三年，性情之中透着一股逼人的锐气。然而这个性却因着她的对罗子富的敲诈欺骗而逊色许多。她让子富钟情于她时的一席话可谓让读者觉得这是个用情颇深令人敬佩的奇女子，但她其实所钟情之人却又不是子富，子富对她可谓用心，她在赎身之后又与黄二姐合谋敲诈子富，其实际作风与其言语可谓判若两人，其本性中的虚伪狡诈可谓显露无疑。
除去这几段我比较喜欢的故事，其余如卫霞仙反击姚姥姥时精彩的口才，漱芳与浣芳的姐妹情深，双玉的娇纵心计，齐韵叟的风流，尹痴鸳与高亚白的深厚情谊，琪官的聪慧，赵二宝的干练痴情亦描写的惟妙惟肖，一众人物特色分明，跃然纸上。组合串联成了一副庞大的海上风月图景。
我曾一度不解为何文中的这些达官显贵会对倌人产生真正感情，结数年之好，甚至迎娶为妻妾，偶有失败者还为之黯然神伤。读了张爱玲的一些 见解后才了解在封建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良家女子很难与人拥有自由恋爱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结成的婚姻虽说也会因为日久生情或其他原因而产生爱情，但总缺乏了一层神秘和心动。且良家女子崇尚敦厚贤惠，缺少青楼女子的灵动惑人。于是风月场便成为了达官显贵寻获自由爱情的最佳场所。尤其是最高级的长三书寓。书寓里的先生可谓才色俱佳，各有风韵，且舌灿莲花。看书的时候尤其感慨于先生们的口才，真可谓八面玲珑，圆滑世故。举四十八回中孙素兰与赖公子的例子。素兰极不喜赖公子，赖公子碰坏了保险灯欲赔，素兰却不让，见赖公子不悦马上改口说：少大人的赏赐可有什么不要啊，这时候说赔我们，我们不要。”把个赔字改成赏赐，抬高了赖公子的地位又表示了自己对其的崇敬，哄的赖公子喜笑颜开。其思路之灵活，临场之变化可谓令人称奇。倌人们肤若凝脂软玉，貌似丹彩流光，钗光鬓影之间几杯温热暖酒，几句情话晏晏，不论情真意假总归是烛火昏黄醉卧红帐了。但其间凄凉如漱芳之伤逝，二宝之被弃又有几人能知。看书时二宝一句“你既视我为妻，我亦不当自视为妓。”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然而最终仍是落得个人财两空的悲惨下场。真真是应了姚文君一句：“上海滩上，客人骗倌人，倌人骗客人，通通不要面孔。”的话了。纵使如金凤之伶俐，双玉之娇纵，终也不及珠凤之俨然命妇，双宝之儿女成双。当年的时髦倌人命运却不如呆笨的小丫头，世事难料，令人不禁唏嘘慨叹。
抛却故事中客人与倌人的情感纠葛这本书展示给我们的就真的是一副盛大的华美图景下的末日腐朽了。故事的背景在清末。清政府腐败无能，中国处于前所未有的为外族所欺凌的屈辱时期，底层贫民的生活艰苦无比，几块洋钱于他们可能就珍贵无比了，然而这些达官贵人动辄酒宴茶局，还要叫众多倌人相陪，千百洋钱谈笑间便一挥而尽。贫富差距之大，官商之勾结，对贫民之压榨可谓触目惊心。书中注释写到：流氓徐茂荣原是华界衙役，正如赖公子手下的水师将校也都是流氓。当时中国官场之样貌，可见一斑。书中描写众人物于齐韵叟的一笠园，摆酒游乐，做行酒令以示才华，淑人双玉于其间的小天地里斗促织儿，好不闲适快活。岂知一笠园之外国恨家仇，人间疾苦，万里江河之壮阔旦夕归于他人，只顾附庸风雅，儿女情长，流连烟花之地，当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其本质的虚伪，自私，软弱暴露无遗。试问有着这样一群人的存在，家何以不破，国何以不亡！
书的结尾戛然而止，许多人物的结局只在跋中做了粗略交代，关于珠凤金凤，双玉双宝之戏剧化的结局也似乎刻意为之，留有余味，意蕴悠长。
《海上花开》读后感(八)：张爱玲与《海上花》之翻译始末
2.1张爱玲的翻译始末
“生命像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了上海话。那未免有点隔膜。”张爱玲短篇小说《封锁》中这个经典的比喻，似乎是对不同语系间的语际翻译与同一文化内的语内翻译都保持了悲观的认识，仿佛再完美的翻译也不过是更好看的窗户纸，归根结底总是予人间离。但言语间，也让人进一步看见，除却字面上“语言的障碍”，更有生命中“语言障碍外的障碍”，后者的幽微与艰深，几乎足以使前者相较而泯然。也许正是这种悲观却坦然的态度，一鼓撑持起“译者张爱玲”的身份，以及张爱玲对《海上花列传》长久且多样的翻译实践。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日，张爱玲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曾言：“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里面对白的语气非常难译，但是也并不是绝对不能译的。”而在前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寄与胡适《秧歌》的随书附信中，张爱玲提到很久以前因为读到胡适关于这两部小说的考证，才找出书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了不少益处”，寄去《秧歌》，也是因为自己以为“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至于“平淡而近自然”这个《中国小说史略》中关于《海上花列传》的经典评语，张爱玲一向是把它同胡适引用此句的那篇序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另外，延续胡适的观点，张爱玲也相信采用吴语并非《海上花列传》不能风行于市的唯一原因或重要原因，因为“亚东版附有几页字典，我最初看这部书的时候完全不懂上海话，并不费力”，而一九二六年有胡适、刘半农作序的亚东版《海上花列传》竟经历同一八九四年原版一样的绝版冷遇，大概都是因为国内读者普遍对“平淡而近自然”的叙事风格缺乏阅读兴趣，觉得“太欠传奇化，不sentimental（三底门答尔）”。因此“译《海上花》最明显的理由似是跳掉吴语的障碍”，但张爱玲最初的用心，却在于译介给不曾受过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影响的英语世界，虽然“英美读者也有他们的偏好，不过他们批评家的影响较大，看书的人多，比较容易遇见识者”。
一九六八年二月，张爱玲在《香港明报》月刊发表散文《忆胡适之》，最哀恸的段落也不肯多言，只惘惘的，说：“直到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要不是现在有机会译这本书，根本也不会写这篇东西，因为那种仓皇与恐怖太大了，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痛失了胡适这样一位她也许最甘心借重的批评家，张爱玲在英译《海上花列传》的实际过程中也遇到了另一些有问题的地方，使她颇费思量，比如，如何对待《海上花列传》中穿插的诗文，毕竟张爱玲自己十二三岁初读《红楼梦》时，不知八十回后是续书，枯淡到耐烦不下去，才翻回前面，宁去看被跳掉的作诗行令部分，而《海上花列传》的诗文并不比《红楼梦》中的那些相宜称心；再比如，如何处理《海上花列传》中藏闪的细节，张爱玲自己在一九五七至一九六四年间写作了英文长篇小说《雷峰塔》与《易经》，内容尽是早年回忆中的珍贵与琐碎，她却自得其乐，表示“我用英文改写也不嫌腻烦”，因为张爱玲对于西方小说传统一直存有“他们向来是解释不厌其详的”印象，但《海上花列传》的描写极简，叙事又经济且现代，如果面向本就没看惯夹缝文章的英美读者，单是回目与姓名的翻译就很难再现原书精准的分寸感。即便从初初着手英译《海上花列传》以来，张爱玲就已决定对第一个问题采取删节补缀的办法，对第二个问题采取逐处注解的办法，还是不由得一边翻译一边疑惑，“中国读者已经摒弃过两次的东西，他们能接受？”
一九八一年，距一九六七年张爱玲开始英译《海上花列传》已有十四年之久，译稿也似乎颇具规模，加上夏志清的帮忙介绍，张爱玲十分愿意将英译本《海上花列传》交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甚至也欣然接受夏志清的邀约，写出译者序言。但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张爱玲在第二年放弃了这个出版英译《海上花列传》的决定。后来，只有最初的两回发表在一九八二年的香港《译丛》杂志上，但那一整批英文手稿却逐渐淡出了众人的讨论与视线，甚至在张爱玲的朋友间留下了这样迫人默然的一个印象：英文版《海上花列传》还未被翻译完全就已经在多次的搬家辗转中遗失不见。倒是那一篇应运而生的英文序文，经过张爱玲本人的中译与改写，作为散文单独发表于一九八四年一月，标题便是《<海上花>的几个问题——英译本序》。
一九八二年四月至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张爱玲翻译的国语本《海上花列传》在台北《皇冠》杂志连载，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又由皇冠杂志社出版单行本，题为《海上花》。后来收入《张爱玲全集》，《海上花》被分为上下两册出版，上册至第三十二回“诸金花效法受皮鞭，周双玉定情遗手帕”而止，题为《海上花开——国语海上花列传I》，下册则题为《海上花落——国语海上花列传 II》。张爱玲在《译者识》中写道：“《海上花》在十九世纪末出版；民初倒已经湮灭了。”又有写：“现在仅存的亚东本，海外几家大学图书馆收藏的都算是稀有的珍本了。清华书局出的想必绝版得更早，昙花一现。迄今很少人知道。我等于做打捞工作，把书中吴语翻译过来，像译外文一样，难免有些地方失去语气的神韵，但是希望至少替大众保存了这本书。”像用英文翻译一般，将书中的吴语对白翻译成国语再出版，似乎不得不直面最初的疑问：到底什么才是《海上花》没人知道的真正原因。如果是因为吴语误书，那么这一次的国语本出版，就应该可以扭转《海上花》一次次绝版的命运；如果是因为体裁先锋，那么在小说风气已开的二〇、三〇年间，亚东图书馆的再版与胡适刘半农等人的推荐便不该使《海上花》失落至今；如果是因为“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那么这一次的国语本出版，大概也很难让《海上花》得到大多数人的欣赏与赞叹。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张爱玲的悲观，第一种可能的成立，不仅可以推翻她与胡适的判断，更证明了读者对书面语言与文学语言的接受是如何的局限且惫懒，那种可能的失望，大概就像她看到绍兴戏的观众每逢旦角出场，不是笑声不绝地说她难看相，就是始终不绝地夸着相貌好，不禁使她想“无论哪个城里女人听到这样的批评总该有点心惊胆战，因为晓得他们的标准，而且是非常狭隘苛刻的，毫无通融的余地”。第二种可能已不成立，而第三种可能的成立，则注定了她的语内翻译一时间内也不过是徒劳无益。因此在《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中，她坦然地说：“虽然不能全怪吴语对白，我还是把它译成国语。这是第三次出版。就怕此书的故事还没完，还缺一回，回目是：张爱玲五详《红楼梦》；看官们三弃《海上花》。”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张爱玲去世，简单的遗嘱的第一条就是“我去世后，我将我所有一切都留给宋淇夫妇”。一九九七年，经由南加州大学张错教授出面，宋淇夫人邝文美将一些张爱玲遗稿捐赠给了南加州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其中包括一部分英文打字稿。同年十月，南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举办了“张爱玲遗作手稿展”。浦丽琳女士对其中一部分幽微难辨的手稿十分感兴趣，经过仔细研究，又参考了夏志清的著述与其它资料，最终得出结论：这就是曾经被认为遗失了的《海上花》英译稿。而这一批译稿，不仅有翻译了全书六十四回的初稿，还另有两个改写过却不完整的版本，在对比细看了这三个版本后，浦丽琳选出各回改写得较好的版本来合成一部，并将这个反映了张爱玲对原稿改写意愿的百衲本《海上花》交付给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二〇〇一年，经过夏志清、刘绍铭等人的帮忙介绍，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找到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孔慧怡博士，希望由她来对张爱玲的《海上花》英译稿进行整理修订，从而达到出版要求。作为长期研究中国翻译史的学者，孔慧怡十分慎重地接受了这个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合译任务，同时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译者与作者，她也看到了既有张爱玲《海上花》英译稿的许多问题：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并未统一，音译时也没有使用统一的拼音体系，有些地方存在着一段或者一页的缺文，但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张爱玲似乎有意采取了一种逐字对译的翻译策略，译文往往拘泥于中文而非英文的语法，而原书中的文字游戏、成语典故、书面辞令本身就已经构成了语际翻译的巨大阻力。因此，经过二十二个月勤力尽心的修订，孔慧怡在尊重张爱玲英译稿对《海上花列传》原书删节补缀的基础上，从翻译策略、语言表达、行文节奏，以及人物译名的使用等方面，都对张爱玲《海上花》英译稿进行了深度的改写，这个改写的比例甚至高达百分之六十。
二〇〇五年，张爱玲与孔慧怡合译而成的英文版《海上花》（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最终仍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其实，在《海上花列传》英译之外，逐字对译是张爱玲用英文翻译、改写、创作一贯的异化策略。在张爱玲开始英译《海上花列传》之前完成的英文长篇小说《雷锋塔》与《易经》中，张爱玲甚至利用中文成语中的故事性来结构英文段落。《雷锋塔》第二十二章，因继母生事而被父亲禁闭的琵琶，一点点看清弟弟陵对父亲与继母的依赖与倚仗，“倒让她想到了为虎作伥。老虎杀死的人变成伥，再也离不开这头老虎。跟着老虎一齐去猎杀，帮着把猎物驱赶到老虎的面前，打手一样，吓唬小动物，也在单身旅客前现形，故意引他们走上歧途。陵也让老虎吃了，变成了伥”。《易经》第三章，为了营救明哥哥落狱的父亲，姑姑倾尽全力地帮明打官司，甚至动用了露出国前托付她打理的一大笔钱，“营救表舅爷的事仍继续进行，两人携手同心，不抱太大希望，而是像神话中的愚公，一铲一铲移走门前大山。有天清早一开门，山不见了，被他的傻劲吓着了，飞到另一个省份去了。只不过她是被山压住了。一边等露回国，她常想到自杀。她最介意的是两人的事到末了，明摆明了是个无赖，而她是个傻子”。以上两个段落，张爱玲都是在面对潜在的英美读者时，用中文成语的故事与英文小说的情节构成叙述的对照与意义的婉蜒，巧妙地造成一种可以理解与玩味的文化异质感。而具体到句子内部，逐字对译的异化策略，在张爱玲用国语翻译《海上花列传》的吴语对白时，也有非常充分的体现。
《海上花开》读后感(九)：张爱玲与《海上花》之国语对白
2.2张爱玲的国语对白
在一九七七年八月出版单行本的《红楼梦魇》中，张爱玲细详《红楼梦》不同本子某处改写的时间顺序，常常会以“语言上的修改”作为分辨的重要依据。如，“统观第六、七、八回，这三回戚本、甲戌本大致相同，是文言与南京话较多的早本，戚本稍后，已经改掉了一些，但是也有漏改的吴语，甲戌本里已经不见了的。庚本趋向北方口语化，但是也有漏改的地方，反而比戚本、甲戌本更早。全抄本的北边话更道地”。这是因为《红楼梦》改写的二十年间，其中一个重要的改写特点，就是“吴语特多”的早本逐渐北方口语化，甚至用上了“更流利的京片子”。如第二十七回宝玉想找黛玉，“又想一想，索性再迟两天，等他气叹一叹再去也罢了”，吴语“退”“叹”同音，所以误写为“叹”，后来索性改为“等他的气消一消”；又如第七回薛姨妈说起宫花，“白放着可惜旧了，何不给他姊妹们带（戴）去”，改写为“白放着可惜了的”。这种改写，往往只变更原文特别是对白中不甚惬意的一两个字，或使北方人读来不眼生，或使书中人说来更生动。一九八二年四月开始连载的张爱玲国语本《海上花》，对《海上花列传》中吴语对白的翻译处理，大概也很有一点《红楼梦》语言修改的影子。以《海上花》第二十五回“翻前事抢白更多情”为例，张爱玲认为“书中的普通人大概可以用商人陈小云做代表——同是商人，洪善卿另有外快可赚，就不够典型化”。在这一节故事中，洪善卿来寻陈小云，两人见面后只一答对一问，须臾间就结束了生意上的讨论，“词穷意竭，相对无聊”，虽然当天还要同赴庄荔甫处吃酒，却不得不先去陈小云相好的金巧珍家消磨到晚些时候，“在全国最繁华的大都市里，这两个交游广阔的生意人，生活竟这样空虚枯燥，令人愕然惨然”。而到了同安里金巧珍家，两人刚坐定，巧珍就问“西棋盘街有张票头来请耐，阿是吃酒？”，小云说了庄荔甫请吃酒的事，巧珍又接说“庄个该节倒吃仔几台哉”。这两句张爱玲分别翻译作：“西棋盘街有张票子来请你，可是吃酒？”“庄这节倒吃了几台了。” 前一句逐字对译后连字数都保持了一致。后一句中，吴语动词后缀的“仔”字与句末语气助词的“哉”字都归结为普通话中的“了”字，但前面加姓氏表示“姓某的人”的“个”字却没有翻译，想来若按吴语直译为“姓庄的”未免轻浮，若按堂子规矩称呼作“庄老爷”则又太巴结，倒不如不翻译，只提一“庄”字，既不失口语的平淡，又显出巧珍与小云彼此间家常闲话的自然。
小云又将庄荔甫处的前情后事解释了一番，说到“宣卷”。宣卷，也叫“讲经”，所宣讲的“宝卷”，即是《雷峰塔》第四章秦干买回的那种迷信色彩很重的讲唱卷本，内容类似“生来莫为女儿身，喜乐哭笑都由人”。巧珍便接说，“划一，倪廿三也宣卷呀，耐也来吃酒哉啘。”小云沉吟道，“吃酒是吃末哉；倘然耐再有客人吃酒末，我就晚一日，廿四吃也无啥。”这两句张爱玲分别翻译作：“对了，我们二十三也宣卷呀。你也来吃酒啰。”“吃酒是吃好了；倘若有客人吃酒嚜，我就晚一天二十四吃也行。”仍是逐字对译，只是吴语中“倪”字既可指代“我”又可指代“我们”，不像小云话中的“我”字意义单薄，为了将巧珍用“倪”与小云用“我”这之间微妙的区别保留下来，便将“倪”字译作“我们”。巧珍道：“无拨呀。有仔客人末，倪也勿教耐吃酒哉；为仔无拨了，来里说啘。”小云故意笑道：“客人无拨末教我吃酒，有仔客人就挨勿着我哉。”这两句张爱玲分别翻译作：“没有呀。有了客人嚜，我也不教你吃酒了；就为了没有了才说嚜。”“客人没有嚜，教我吃酒；有了客人，就挨不着我了！”玩笑间，很接近第十八回“补双台阜财能解愠”中朱霭人、林素芬对酌闲谈的光景，但正是如此，下文方显出金巧珍与林素芬个性上的对照与不同。
巧珍本想去拧小云的嘴，却碍着洪善卿在一旁，只笑一笑，说，“耐倒再要想扳差头哉！陆里一句闲话我说差嗄？耐是长客呀，宣卷勿摆台面，阿要坍台？生天耐绷绷倪场面，勿然为啥要做长客？倘然有仔吃酒个客人，耐吃勿吃就随便耐，耐是长客，随便陆里一日好吃个。我说个阿差？”张爱玲翻译作：“你倒还要想挑眼了！我哪一句话说错啦？你是长客呀。宣卷不摆台面，可坍台？当然你替我撑撑场面。不然为什么要做长客？倘若有了吃酒的客人，你吃不吃就随你便。你是长客，随便哪一天都好吃的。我说的错了？”“扳差头”是吴语成语，即是找茬儿、挑错儿。较容易理解的吴语方言词，如表示酒筵的“台面”、表示丢脸的“坍台”都直接沿用保留。“陆里一句闲话我说差嗄”是典型的话题优先的吴语语序，直译过来是“哪一句话我说错啦”，张爱玲调整为“我哪一句话说错啦”与最后一句的反问“我说的错了”形成呼应。也许正因为对“我”字的提顿，中间的“生天耐绷绷倪场面”再次出现将“倪”字翻译作“我”还是“我们”的问题时，张爱玲选择了“我”字，并巧妙地将“当然你来撑撑我的场面”宛转为“当然你替我撑撑场面”，“我”不再是与“我们”相较而略显尖刻，反过来与“你”并称，显出二人间特殊的亲昵。三言两语间有平地起波澜的分寸感，“这显然是他们俩维持热度的一种调情方式”。
果然小云劝慰一回，巧珍又娇嗔一句，引得坐在一旁的洪善卿也笑起来。巧珍睃见，便说，“难末拨洪老爷要笑杀哉！四五年个老客人，再要瞎三话四，倒好像坎坎做起。”小云便道，“说说末笑笑，阿是蛮好？勿说仔气闷煞哉。”这两句张爱玲分别译作：“这可教洪老爷笑死了！四五年的老客人，还要胡说八道，倒好像刚做起！”“说说嚜笑笑，不是蛮好？不说气闷死了。”头一句话里的“难末”多用来叙述事件由此及彼的联系，类似“因此”与“然后”，“难”即是指“从今”或“以后”，“末”是语助词，等同“说说末笑笑”中的“末”字。若将整个逻辑转译为国语很难不辞费，而张爱玲最终的翻译更加贴近北方口语的习惯。这或许与张爱玲童年的一桩经验有关，那时候张爱玲父亲的姨太太老七，同她讲话总是“微微做作的声口，说官话的时候就会这样。跟堂子里的姑娘一样，她也应该是苏州人”。因此《海上花》国语对白，在逐字对译不能完全实现的情况下，往往宁愿保留原书中空气般的生活感，使之自然。
小云先前故意激恼巧珍，后来明说是为了解闷，巧珍当然不会相对无言，又说，“啥人教耐覅说？耐说出来就讨人气，倒说是笑话。耐看洪老爷做个周双珠，比仔耐再要长远点，陆里有一句打岔闲话？单有耐末独是多花说勿出描勿出神妖鬼怪！”张爱玲翻译作：“谁教你不要说？你说出来就教人生气，倒说是笑话！你看洪老爷一样做周双珠，比你还要长远点，哪有一句瞎打岔的话？单单只有你嚜就有这许多说不出画不出的神头鬼脸！”“覅”字是《海上花列传》作者将“勿要”二字并写一格而创造出来的新字，来表现苏白中急呼“勿要”的神理。张爱玲一九四四年四月发表在上海《杂志》上的散文《有女同车》，写电车上的一次经历，听到一位中年太太念叨家里做错事的儿子，“难末喊伊送杯茶，讲一声：‘姆妈覅动气。’一杯茶送得来，我倒‘叭’笑出来哉！”在散文开篇，张爱玲就强调“这是句句真言，没有经过一点点剪裁与润色，所以不能算小说”，可见“覅”字在语音上的记实与神情上的写意，但翻译成国语也只能还原成“不要”两字，难免输情输意。
洪善卿听见巧珍说到自己，忙笑着插话，“耐两家头来里相骂，做啥拿我来寻开心？”巧珍便也笑着说，“洪老爷，耐勿晓得俚脾气。看俚个人末，好像蛮好说闲话；勿好起来，故末叫讨气。有一转俚来，碰着倪房间里有客人，请俚对过房里坐一歇，俚响也勿响就走。我问俚：‘为啥要去嗄？’俚倒说得好，俚说：‘耐有恩客来浪，我来做讨厌人，勿高兴。’”这两句张爱玲分别翻译作：“你们两个人在吵架，为什么拿我来开心？”“洪老爷，你不晓得他脾气，看他的人嚜好像蛮好说话，不好起来，这才叫气人！有一回他来，碰着我们房间里有客人，请他对过房里坐一会，他一声也不响，就走。我问他：‘为什么要走哇？’他倒说得好；他说：‘你有恩客在这儿，我来做讨厌人，不高兴！’”张爱玲一九九〇年二月九日发表在《联合报》副刊上的散文《“嗄？”？》，专门讨论“嗄”字，提到“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中的吴语，语尾‘嗄’字却音‘贾’。娇滴滴的苏白‘啥嗄？（什么呀？）’读如《水浒传》的‘洒家’”，却是“带点嗔怪不耐烦的意味”。早在《金瓶梅》里已经有许多吴语，因此也用“嗄”字，“‘嗄’字一经写入对白，大概就有人简写为‘吓’，笔画少，对于粗通文墨的说书人或过录者便利得多，因此比‘嗄’流行。流行到苏北境外，没有扬州话句尾的‘嗄’，别处的人不知何指，以为就是最普遍的语尾‘呀’”。正是明白这一连串因果，张爱玲在《海上花》的国语对白中，从不简单将“嗄”字译作“呀”字，而是随处宛转，如前文的“陆里一句闲话我说差嗄”译作“我哪一句话说错啦”，这里的“为啥要去嗄”却译作“为什么要走哇”，将语气词中的语气尽量转达。
巧珍翻出旧账，提起小云当年一句呕人的话，小云不等说完就问，“前几年个闲话，再要说俚做啥？”巧珍瞟他一眼，便带笑而嗔，“耐末说过仔忘记脱哉，倪是勿忘记，才要说出来拨洪老爷听听。洪老爷到该搭来末，总怠慢点，就不过听两句发松闲话，倒也无啥。”这两句张爱玲分别翻译作：“前几年的话，还要说它做什么？”“你嚜说过了就忘了，我是不忘记，都要说出来给洪老爷听听！洪老爷到这儿来嚜，总怠慢点，就不过听两句逗笑的话，倒也不错。”除了吴语独有的用字译成国语，句子都还依旧保持着原书的短句，并非偷懒，而是张爱玲特别欣赏这种“录音机耳朵”似的对白形式。分析《红楼梦》改写问题时，张爱玲说起“乾隆百廿回抄本，前八十回是脂本，有些对白与他本稍有出入，有几处更生动，较散漫突兀，说话本来是那样的”，“如果是后改的，那是加工。如果是较早的稿子，后来改得比较平顺，那就太可惜了”，因为即使是分析最为艳异的《红楼梦》第五回，张爱玲欣赏的几处改写，除了更加“工稳”、“似较蕴藉”，还有“由夸张趋平淡”，“也较浑成自然”的特点。
小云听见这几句话，便搂住巧珍不依，一旁的洪善卿看见了，也惊讶以前不知道小云是这样会“噪”的人。虽然虚情假意是巧珍职业的一部分，但“没有感情她决不会一句玩话几年后还记得”。在《译后记》中，张爱玲显然把“翻前事抢白更多情”这几乎纯是对白的小半回视为陈小云、金巧珍两人的“正文”，又结合全书，给出结论：“两人性格相仿，都圆融练达。小云结交上了齐大人，向她夸耀，当晚过了特别欢洽的一夜。丈夫遇见得意的事回家来也是这样。这也就是爱情了。”陈小云这个人物形象，很接近张爱玲笔下那些“营姘居生活的男人”，“他们不敢大放肆，也不那么拘谨得无聊。他们需要活泼的，着实的男女关系，这正是和他们其他方面的活泼而着实相适应的”，陈小云的人物形象是建立在同金巧珍的男女关系之上的，而这种“相互之间还是人与人的关系”，在《海上花》中，往往是建立在生动自然的对白之上的。
虽然《海上花列传》全书对白皆操吴语，却有一处例外，第四十四回“赚势豪牢笼歌一曲”中，姚文君用计脱身，“赖公子并不介意，吃酒看戏，余兴未阑。却有几个门客攒聚一处，切切议论，一会推出一个上前请问赖公子，缘何放走姚文君。赖公子回说：‘我自己叫他去，你不要管。’门客无言而退”。这是全书唯一的一句北方官话对白，表明惯于胡闹的赖公子与他周围近似流氓的帮闲门客都是北方人，但在张爱玲的《海上花》国语译本中，这句非吴语对白便不再刺心醒目，不得不另注出来。此外，书中几处吴语对白造成的玩笑与误会，也需要为国语读者注解出来。如《海上花列传》第三回“议芳名小妹附招牌”，公阳里周双珠家新买了一个讨人，洪善卿为这个清倌人取名“周双玉”，巧囡在旁笑道：“倒有点像大先生个名字。周双福，周双玉，阿是听仔差勿多？”这是因为吴语中“玉”音“虐”，与吴语“福”字押韵。再比如，《海上花列传》第六十一回，赵朴斋来到一笠园，为妹妹赵二宝打听史三公子是否到了上海，高亚白回复传话的小赞说：“俚听差哉，到个是赖公子，勿是史公子”。张爱玲的《海上花》国语译本中有详细的解释：“吴语‘三’音‘赛’；‘史’音‘斯’，‘史三’急读亦音‘赛’，与‘赖’押韵，故‘赖公子’误听作‘史三公子’。末回‘阿虎道是赖三公子，不是史三’，始透露赖公子也行三，显系略嫌牵强的补笔，因吴语区外人不懂‘赖公子’怎会听错为‘史公子’，不得不追加解释。”可见韩邦庆一路用吴语对白写下来，也曾有过细节处的改动来照顾非吴语区读者的理解。但是这些终究都只是“语言上的修改”，不是“文艺性的改写”，张爱玲《海上花》国语译本对《海上花列传》的文艺性的改写，主要还是体现在对原书进行的“删节补缀”。
《海上花开》读后感(十)：海上的繁花梦——张爱玲、上海、我
《海上花列传》
成书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是第一部专写妓家的吴语方言小说[1]，鲁迅、刘半农、赵景深、胡适和张爱玲都给予此著高度评价。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将其归类于人情小说，又具体归类为狭邪小说，认为是继《红楼梦》之后的杰作：“实写妓家，暴其奸谲”，风格“平淡而近自然”；刘半农对小说“穿插藏闪”的叙事结构与“描写事物的技术”倍加推崇；赵景深赞其对人物个性拿捏得很到位；胡适称赞《海上花列传》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认为“《海上花》是一部文学作品，富有文学的风格与文学的艺术”，作为一部“海上奇书”，“结构实在远胜于《儒林外史》”；张爱玲更是极力推崇此著，自我调侃道此书还缺一回目“张爱玲五详《红楼梦》 看官们三弃《海上花》”，把《海上花》提到与《红楼梦》并重的地位，并将书中吴语对白译成国语，以利于普及，并撰写《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从写情的角度对此著进行评述。
思想上，《海上花列传》超过了当时一般的“狭邪小说”，而在艺术方面，更可谓是独步一时。
一、《海上花》之梦
小说第一回叙述花也怜侬之梦。花也怜侬“身子飘飘荡荡，把握不定，好似云催雾赶的滚了去”，在不能自控的情形下来到了非“本原”之地——“花海”[2] 。“浩渺苍茫、无边无际”，“寻不到一条道路”，不可逃离。是花也怜侬以“一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耳”，“欲觉晨钟，发人深省”。
花也怜侬[3]一跤跌醒，道：“竟做了一场大梦！”而小说的结尾处亦是赵二宝的一场梦魇惊醒。拈花室主评《海上花列传》“以梦起，以梦结，感概深情，流露言外”。“花海”表面繁花似锦，实则“没有根蒂”。滞留或寓居上海租界这个洋场梦魇的芸芸众生，无论是欢场赔笑的倌人亦或是混迹其中的官绅士民们其实都是失魂落魄的“异乡人”。
他们浑浑噩噩，魑魑魅魅，在迷梦之中不能自拔。在温柔乡、烟花榻上烧就的寥寥烟霭中消损了肌肤，碾碎了柔肠，在面黄菜色中虚耗着生命。上海这片土地从来不属于他们，他们就像无根之木、无蒂之花，在彬彬有礼名士风度的道貌岸然中,亦或是看似风光无限的嬉笑怒骂下,抑或犹自痴演一出折子戏，却不料灯已黄昏，台下寂无一人。
1、乡下人走进城市
作为乡下人典型的赵朴斋，初次从乡下来到上海，本欲托其舅——参店老板洪善卿替他寻生意做。可是上海这个花花世界太过耀眼夺目，把人看得眼花缭乱。一个畏畏缩缩、没见过世面的小人物即被一种富贵繁华的迷梦轻漾漾的托在空中，洋洋自得，仗着口袋里几块洋钱充大爷，整日留恋烟花丛中，混迹与幺二花烟间，将寻生意的打算抛之脑后，不思进取，满脑子的淫秽享乐。
在被倌人、老鸨伙着骗尽了仅有的几块洋钱，当了长衫，欠下客栈的伙食费，仍然执迷不悟，想尽办法赖在上海。甚至在被舅舅派人送上船的情形下，还偷偷潜回了上海。哪怕穷困落魄，被辱骂侮打，受尽冷眼嘲笑，从一个体面的乡下“少爷”变为一个衣衫褴褛的黄包车夫，只要能看着堂子间的灯红酒绿，闻着一片歌舞升平，“便胜似人间无数”，足足见上海的繁华对于异乡人的魔力之大，毒害之深。
而赵朴斋的妹子赵二宝为了寻回丢人现眼的“哥哥”，和母亲赵洪氏、邻家姐姐张秀英带着大包小包千里迢迢地坐船来到了上海。原先计划寻着人就立马回去，可是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再玩儿几天”。坐马车兜风、去大观园看戏、游明园、吃大餐、买漂亮的衣服。
上海的繁华、新奇与不可思议同样让这些原本淳朴善良对未来充满美好幻想的女孩迷了神智，沉醉在物质享乐的欢愉中欲罢不能，在声色娱乐的上海租界越陷越深。在花光了盘缠，欠下了债务，断了回家的路，不得不挂起牌子做生意，沦为娼妓后，终于被困在这片繁华的土地上。其中虽有迫不得已的成分，却也是主人公自主的选择。甚至赵朴斋在得知妹妹要挂起牌子，不但没有阻拦，竟是十分的欢喜。
上海的繁华就像是鸦片烟一般，沾染不得，一旦吃了那么一口，就再也丢不下了。从赵二宝挂牌起，日子过得也像是富贵人家一般。赵二宝翘起小姐的架子，赵朴斋亦是吃得脑满肠肥，赵洪氏也是糊里糊涂满心迎合着称“好”，一派喜乐祥和。
然而当忠厚老实、刚烈要强的赵二宝撕下条子，冷淡了生意，满心欢喜地等着史三公子信守承诺回来娶自已，当期望落空，一朝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美梦破碎，不料已欠下三四千的外债，母亲洪氏又突如其来的重病，甚至于不懂曲意作势得罪了癞头鼋，仅有的家当也被砸地粉碎。一下子栖栖遑遑，满目萧瑟，直逼得人过活不下去。二宝喊道“我这人就像押在了上海了呀！”。
被繁华所迷，亦被繁华所困。可是到头来，一场繁华不过一场可怕的梦魇，谁又能美梦成真呢？
2、奔波混迹的小商人
小说开篇就说了“海上自通商以来”，殖民经济冲击下的半殖民地化的上海租界的商业经济也就此发展开来。没落的“士”和渐渐发达起来的“商”出自各自需要的动机，通过狎妓冶游，依托于堂子间“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的假象，交流信息，笼络人情关系，寻求生意。
“上至达官政客、巨贾富商的贸易往来，旧家子弟、文人清客的诗酒联欢，下至店伙西患、买办流氓做掮客拉外快，都要借花酒碰和的场面和左拥右抱的氛围。”十里洋场的妓院成为一个公开的商业社交场所。
而作为小商人的代表——洪善卿、庄荔甫、陈小云之流，他们穿梭于达官贵人中帮买帮卖，从中盈利。看似给朋友帮忙，却从中讹钱。
当王莲生在新旧倌人中，左右为难焦头烂额之时，洪善卿周旋安抚，谁也不得罪，帮忙买首饰，置办家具，把握好一个精明商人应有的分寸，得到双方的信任。在朱淑人深陷周双玉的“逼着殉情”的麻烦中，他也不失时机，乘机敲诈了朱淑人一万洋钱。等到王莲生离开上海后，对周双珠那里“也不大来了”。看似情意笃笃，相知无间到相敬如宾的情谊到头来也不过利益使然。没了做生意的需要，长三书寓到底是个不必要的花销所在。这些都足以可见一个商人的精明和势利。第四六回的回目“欺复欺世道薄于云”更是直接地道出商人的欺诈本性。
然而陆秀林说“今年做掮客都不好”，庄荔甫“眼看着总知客斜行前导，领了陈小云前往赴席，不胜艳羡之至”，陈小云结交上贵人的欣喜，都反映了他们做生意的不易。赵二宝曾冷笑道“他看不起我们，我们倒也看不起他！他做生意，比起我们开堂子做倌人也差不多！”不仅说明洪善卿一类的小商人做生意有不光彩的一面，也说明了他们地位的卑微。他们在上海这个近代大都市里奔波谋生，像每一个小人物那样都活得不容易。他们大多混迹在幺二的堂子间，来来回回的奔波盘算着。
士人们一方面与其交往，依靠着他们的“跑腿”“说话”，另一方面又瞧不起他们。一笠园的大观园中没有他们的身影，他们隐藏在幕后，隐藏在奢华光亮的彩灯背后，依附着达官贵人们的金钱势力，同样的在做着自已的“黄金梦”。蝇头小利，茕茕而生，在繁华的霓虹灯下是他们灰色而臃肿的匆匆而去的背影。
洪善卿在和姐姐一家断绝关系后，看到衣着体面的外甥竟也“点一点头”，但在外甥请求他去看望母亲时，他“着实踌躇了半日，长叹一声，竟去不顾”。“长叹一声”的无奈似乎是“花海”沉浮中的小商人们最好的写照。
3、外来暂居者的爱情
像未带眷属的官吏王莲生和来上海办差的罗子富。他们作为一个无家无室的外来者，既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地位，不需要像小商人那样把欢场间的应酬作为谋生的工具，也不用像没钱的乡下人、一些不能娶妻的下人们为了性欲的满足（混迹于价钱低廉的花烟间和台基等下等妓寮找“野鸡”媾合）。
他们讲求文士的风度，“彬彬有礼”。他们来妓院消费，不仅仅是为了弥补暂时的性需求，也是在消闲中带着文人的落拓不羁逐猎着爱情（张爱玲在《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中写道，“过去同行早婚，因此性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婚姻不自由……不像堂子里……来往一个时期……也还不是稳能到手，较近通常的恋爱过程”）。
在政治乱离、传统经济瓦解的社会形势下，传统士阶层面临一个尴尬而没落的阶段，经济政治地位的削弱和精神上的失落使得他们幻想在与“有才情的名妓”交往中重温过去文士们高洁雅致、自我标榜的美梦。
于是在这种心理的诉求下，装腔作势俨然风尘奇女子的黄翠凤应运而生，直迷得罗子富晕头转向。一番表面大义凛然的表白让子富“不禁大惊失色，站起身来”，“深深作揖下来”，说你这人倒稀奇，我今天真正佩服了。可是实际呢？定情之初的晚上，黄翠凤从热乎乎的被窝里爬出来再去接待另一位客人，临到清晨才回来。与之前的表白形成惊人的对照。作者轻描淡写，两笔带过，婉而讽。而赎身之初，翠凤亦是义正言辞地不要子富帮贴赎身费，却是为了诳更大的一笔钱来置办头面。再后来又利用黄二姐敲诈罗子富，演了一出天衣无缝瞒天过海的戏，自已则扮演一个楚楚可怜需要英雄救美的“难女”角色。作者藏文其中，曲笔带过，只在回目中点明“攫文书借用连环计”。这才让看官恍然大悟，而一个心机颇深、手段高明的“爱情骗子”的形象也俨然脱出。
张爱玲一度误认为王莲生与沈小红之间算的是真正的爱情了。可是沈小红甘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姘戏子”，和小柳儿混在一块，足足可见小红对小柳儿倒多了一番真情。至于对王莲生的种种撒泼，看似是情人间的嫉妒，却是为了让王莲生帮着还债，怕王莲生不做自已的生意，这一家老小的花销就没了来头。说起来，他们之前的感情物质利益的成分更大了些。即使为王莲生闹地要撞墙，嘭嘭有声，亦不过是磨破点皮。又是道歉，又是说自已委屈得要死，为着娘不好的缘故。可直到后来，沈小红也依旧没断过与小柳儿的私情，倒是愈演愈烈由“私情”变成“公情”了。
王莲生、罗子富等人看似有情却无情的草草下场，恰恰道出了“婊子无情”的道理。可是这份婊子无情也正如姚文君所说“上海把势里，客人骗倌人，倌人骗客人，大家都不要面孔”。
外乡暂居者终究也没能获得他们的爱情。欢场中，本就逢场作戏，谁又认真了谁呢？罗子富一下子弃了做了有四五年的仁厚随和的蒋月琴，王莲生也是发现被欺骗后作为替代娶了张惠贞，这些人汇总又哪有什么真情长性在呢？
4、倌人的梦
欢场中沉沦的妓女们，无论道一句“先生”[4]，说一句“小姐”[5]，亦或着被蔑称为“野鸡”，似乎都有个不幸的身世，迫于无奈吃把势饭。她们中有像周双珠一样，世故虽深但宅心仁厚，厌倦了风尘场，想着从良，找个人嫁了，有个归宿总比在欢场里打滚的好。有像黄翠凤那样泼辣有心计，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客人间，把人心世情看得透透的，甚至颇享受于其中；有像双玉那样争宠逐利，野心十足，拼命想往上爬。但无一例外，她们不是还在欢场中挣扎，就是争得个以死殉情。
李漱芳与陶玉甫算是逢场作戏的欢场中少见的真情了。陶玉甫走到哪里，李漱芳家的娘姨，大姐，相帮都要跟着，找不见了就要发急。漱芳生病了，玉甫衣不解带地照料前照料后，嘘寒问暖，急的背后抹泪。在漱芳重病时，玉甫为了漱芳能安心养病，想寻一处安静的房子，让漱芳搬离堂子，可是哪怕嘈杂的环境如何难受得紧，漱芳也不愿意就此作为被豢养的“妾”而因此失去了派人看管跟随的便利。
他们之间的深情哪怕漱芳死去，玉甫也是一日痛哭几回。然而，这份“不合礼仪”的情太过炽热，家族的脸面容不下一个倌人做大老婆（正妻）。而像林黛玉一样过于敏感纤细的漱芳，哪怕单单做了个玉甫，实际上算不上个倌人，却也终身背上了倌人的恶名，被玉甫的叔叔伯伯们所诟，在他们的爱情中始终处在一个被旁人指指点点、贴上 写着“卑贱”字条的位置上。
与爱人的结合不能为世俗所认可，游离在正统规范之外，终于含恨而终。而一心想着麻雀变凤凰嫁给史三公子的二宝，忠厚老实如她也情知要做大老婆恐不易，柔情蜜意地跟史三说做不得大老婆就做个妾也没什么，左右就托给你了。尽管二宝也隐隐知道欢场中的客人说的话恐怕当不得“真”，可是这个梦太过美好，太有诱惑力，让人不自觉地就沉醉其中，嘴巴里说着做不得也没什么，却还是心心念念。
在史三离开上海要消局帐时，二宝固辞不要史三的钱，以为你既视我为妻，我亦不当自视为妾。可是史三这么一去就终不复返了。小说的最后二宝凄凄惨惨地看着满屋的狼藉，恍惚中梦见史三敲锣打鼓地回来迎接自已去当太太，可是梦中的人一个个变作妖魔鬼怪“前来摆扑”，梦碎魂惊，醒来后还是惨淡的现实，挣脱不得。
而双玉呢，尽管和淑人约为夫妇，发了生死合同之誓。但一旦淑人的哥哥介入，做主让淑人娶了门亲，淑人也不则一声，还生怕双玉知道了要闹，隐隐地期望再来个哥哥替自已解决了事才好。等到双玉闹开，逼着他一起吞食鸦片烟殉情，就一下子暴露了丑相，什么誓言、真情、爱儿的，都抛到了脑后。还算双玉有气性，看穿了淑人怯懦不堪的本性，宁愿要得一万大洋，也不愿再嫁给淑人了。可是，看似美好的东西到头来却是“钱比情真”。
这些倌人，她们不仅仅想的是从良，更是做着当“大太太”的美梦。你也许笑她们的痴，笑她们的傻，笑她们太过贪心，笑她们不自量力。可是对于大多数的倌人而言，爱情从来就是一种奢望，她们要不起，等不起，也守候不起。带着天生的卑劣感，她们也没办法去相信一份来自高高在上的“老爷们”、“客人们”赏赐的“爱”。欢爱、性爱、情爱、真爱？几分真情，几分假意？
对于倌人而言，她们其实从来都没有要过爱情，也不敢去要。爱情是其次的，她们想要的恰恰是一个潜藏在“大老婆”梦中的渴望——被认可，被尊重和被平等对待的诉求。
她们看似红极一时，同时玩弄几个客人于股掌间。可是客人看得起你、抬举你，你是“姑奶奶”、“活祖宗”；客人玩厌了腻烦了，你就什么也不是。倌人打开门做生意，整个身子都是给出卖的。她们要代酒，代牌局，要给客人动手动脚开玩笑“吃汤圆水饺”，饭桌上的酬酢要懂得活络气氛，巴结得不够生意稍不好还要给老鸨打得要死要活。
漱芳去世后，客人作揖，倌人要代跪。而同是妓女送奠仪，陶云甫对自已相好送的，“觉得好笑，不去理会”，而对齐韵叟代送的，则是“大人真正要格外周到！其实何必呢？”吴雪香给葛仲英怀了个孩子，双双拜个香烛就算做亲了，而香雪略劝仲英一句少喝点酒，仲英便不依，几乎相骂。而曾经红极一时算是一笠园上门熟客的赵二宝一行在离开没多久，就已变作冷眼下的“陌客”。高门大户，拒之门外，不得而入，巍巍的府宅门院高高的带着不屑和狡黠俯视着妄图攀附的贫民贱人。
高门豪宅你入不得，凤凰枝头你攀不上，麻雀只能是麻雀，更何况连麻雀也算不得的娼妓呢。倌人的梦何处可寻？不过镜中的花，水中的月，一场空罢了。
二、《海上花》——繁华下的一场骗局
“秀幄鸳鸯柱，红情密”、“花梢钿合，锦屏人妒”，可是秋雨灯寒，章台残柳，花衢柳陌、秦楼楚馆处，又怎有真情？那一番款款深情，耳鬓厮磨都不过一场虚情假意。
欢场，本身就是一个钱权交易的场所。官商士人在这里借助妓女营造一个繁华太平的假象。互相恭维称道，相交甚欢，交换着信息，勾连着人情，苟合着私欲。妓女的身体本身就是被贩卖的，连同爱情也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高昂的“出租品”。倌人和客人之间的情谊更多是介于爱情与无情之间的应酬之情。像漱芳和玉甫之间的真情代价之惨烈，实“非什百庸众之流所能梦及”。
1、士
晚清时国家一片风雨飘摇，政治腐败，经济凋敝，面临着列强的殖民入侵，整个国家处在分崩离析中，秩序不再，强梁压迫，人人自危。
伴随着对国事的担忧和对政府的失望带来的巨大精神压力，科举不兴仕途偃蹇断绝了“以国事为已任”的传统士人“修齐治平”理想的希望。与此同时，是社会地位的下降和人生定位的丧失，数千年来在精神物质上享有高度优越感的士人一下子被自已一直所信仰的朝廷抛弃，一向奉为至理的价值观一夜之间变成一钱不值的“废理”，士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失落与迷惘中，何处是归宿？
壮年的危机感，生存的压力让“手无缚鸡之力”的士人深感无力，及时行乐、得过且过的享乐情绪滋生。“为了摆脱危机和维持生计，许多人奔向上海人情绸缪，谋得一官半职，寻个买卖生意；或是流连都市歌馆舞榭，借名妓名优寄托情怀，于园林酒肆消磨时间，获得精神的安慰和人生的自由感。”
2、商
外来经济文化的冲击，也让中国这个固守了千年的封建制度开始瓦解，传统的商业模式已经难以在现有的社会坏境下生存。
小商人纷纷走出店铺门面，依托着还有一定祖宗积淀的官绅贵公子，做他们的代理人，收取着佣金。把妓院空间作为办事所，也可以观之当时民族商业经济在对西方经营模式借鉴中的摸索尝试以及尚不健全。
而他们生存之不易亦是半殖民地社会下封建经济、官僚资本、外国资本挤压下的民族商业艰难的写照。他们有了一定的资本，渴望被上流社会认可，希望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他们作为新兴发展的民族资本，他们想要有所作为，有平等的经商谋利的权利，而不是被苛捐杂税和官僚外商所压榨。他们想要的是地位的提高和发展的权利。然而官老爷们还带着昔日的尊荣作威作福，洋人们还带着蔑视的眼光横行霸“市”。
这个这座看似开放看似自由给所有小人物以“一夜暴富”美梦的“名利场”——上海却没能给他们以真正平等的发展机会，他们始终被排斥在制度之外。
3、妓
随着外国平等自由观念的传入，女性意识的滋长，妓女这个中国被压迫最深的妇女团体也开始希冀着有朝一日可以做“大”，可以和那些太太们平起平坐。可是历史交替前的时代是黑暗而让人绝望的，它让你窥见光明，让你产生希望，却又狠狠地把你抛下悬崖。
根植在封建小农经济下的“男尊女卑”的道德礼教深深烙印在人们的心中，难以摆脱。在情场欢场的觥筹交错中，在官绅士人的追逐吹捧中，她们不免产生一种幻想。可是琉璃易碎美梦易破。妓女，她们从来就只是被利用的工具，被玩弄的对象。
4、国
倌人骗客人，客人骗倌人，倌人骗倌人，客人骗客人，整个社会互相欺骗，共同织就一张密密的网，偏安一隅，窝在榻床的一角，妓女的怀中，在鸦片烟腾起的雾霭中摇头晃脑，尤做着天朝大国的美梦。
作者韩邦庆在这里看的深刻，他勾勒了一个畸形社会下的芸芸众生相，让我们看到一个腐烂到骨子里的国家。列强环伺，却尤不自知，还以为天朝上国，洋洋自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靡靡之音，正是一场繁华梦魇。同时的花月痕，取花月了无痕之意，海上繁华梦，都是独独强调一场幻梦之意。是民族的幻梦，是亡国灭种前的靡音，表达了作者对民族现状的痛心疾首，和对国家前途的深深的担忧，实可谓字字泣血。
三、永远的异乡人
“风月大教主”齐韵叟最喜欢撮合倌人客人成双，更叫人编撰《海上群芳谱》让倌人们都来结拜姐妹。他有钱有势，众人都阿谀奉承，惟他马首是瞻，顺着他的心意来。
而琪官说的形象，“三个人为了要好，拜的姐妹，拜了也不过更要好点。此刻大人教我们拜，要好不要好，我们自已主意，大人不好管我们的”。而原先极力撮合双玉和淑人的齐韵叟在淑人因被哥哥定了亲而寻求帮助时，说听哥哥的话也不错，把双玉一块娶了做妾也不要紧。前后态度不一俨然可见。
李鹤汀被周少和通同差役倌人作弊，输了大把大把的钱。而伙同的倌人恰恰就是一直耳鬓厮磨的杨媛媛。杨媛媛一听，白瞪着眼，问“可是你报的官？”。等到他们说清是另一件事（和周少和作弊无关）时，杨媛媛方默然。曲笔带过，而深意尽现。还有“诸三姐善撒瞒天谎”、“明弃暗取攘窃瞒赃”、“监守自盗云水无踪”、“甜蜜蜜骗过醋瓶头”、“欺复欺世道薄于云”、“合上合合赌暗通谋”到处都是欺骗，到处是伪诈和谎言。繁华一场，不过是飘零的盛宴。“随波逐流，听其所止”，“沉沦汩没于其间”。“蝶浪蜂狂，莺欺燕妒”、“蚱蜢蜣螂虾蟆蝼蚁之属一味的披猖折辱，狼藉蹂躏”。“幸亏这一跌倒跌醒了，回想适才多少情事，历历在目，自觉好笑道：“‘竟做了一场大梦’！”
《海上花》，一场繁华的梦魇，醒了之后不过怆然悲戚而已。繁华梦下，谁又扎住了根，成了上海这片光怪陆离土地上真正的主人，都不过是个过客。没了民族的根基，建筑在半殖民中的繁华之景不过是一场镜中花水中月，而更为可悲可怜的是尤不自知的自负自得，梦魇之下的每个中国人都不过是个“异乡之人”。
黑云压盖，海浪滔滔，灯火辉煌的秦楼楚馆在疾风骤雨中的海上一片风雨飘摇，危危欲颓。飘摇的花衢柳陌所折射的实在是近代中国的风雨飘摇。国之将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亡了国，谁还有家？没有根的繁华之下，这片土地上的国人却只能是永远的“异乡过客”。
参考文献：
[1]张爱玲.《海上花开》《海上花落》.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2]侯运华.《晚清狭邪小说新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
[3]韩邦庆.《海上花列传》.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
[4]李永东.情陷上海洋场的外乡人——评《海上花列传》.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2.
[5]欧阳丽花.论《海上花列传》中转型上海社会的世俗人生.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1.
[6]赵炎秋.《海上花列传》的人物塑造艺木.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9.
[7]<美>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1] 叙事人语言是当时通行的官话（相对于现在的普通话），人物语言用的是吴语方言
[2] 象征着上海租界情欲膨胀的花街柳巷所代表的异质性文化
[3] 即作者韩庆邦
[4] 长三书寓中对妓女的尊称
[5] 幺二堂子中对妓女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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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家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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