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下》是一本由吴晓波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43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下》读后感(一)：待机守时
对一个辽阔而充满莫测的未来世界，临事而惧，保持必要的敬畏，不是一种怯弱，而恰恰是一种成熟的修养。
第1章 ·1993：扭转战局
中国社科院的金融学家刘煜辉认为，分税制改革后，一方面中央把财权高度集中，在税收上削弱地方政府能取得的比重，而留给地方的几乎都是收入来源不稳定、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的中小税种。另一方面，中央又把更多的实权层层下放给地方政府，甚至经常以牺牲地方税权为代价来完成中央的某些政策，“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现象大量存在。
国战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有学者将中国的此次贬值视为金融风暴的“起源”之一。
用人口乘以某一商品，从而计算出中国市场的规模，这是几乎所有跨国公司进入这个东方国家时最常用的一个算式，不过，事实很快将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玫瑰色的幻觉。
鲶鱼效应
日本渔民捕捞沙丁鱼，远洋归来往往会死掉一大半，后来他们就在捞上来的鱼里放一条鲨鱼，为了生存，沙丁鱼就会不停地游动躲避鲨鱼，结果存活率就大大提高。
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
来财必有才，有才财必来
第2章 ·1994年：青春期的骚动
海尔应像海。唯有海能以博大的胸怀纳百川而不嫌弃细流；容污浊且能净化为碧水。
——张瑞敏《海尔是海》1994年。
中国市场的非理性疯狂，由于疆域的广袤，消费者层次的参差不齐，以及媒体对新闻事件的冲动，使得某些产品可以依靠一个灵感或一套策划而一夜崛起。
如果说，野心迸发的地方，是一个时代的火山口，那么，1994年前后，中国商业的火山口，就在保健品和饮料食品领域，全中国最有野心的企业家们都亢奋地拥挤在那里。
黄河千年冰破，长城万里鼓鸣，一头东方雄狮昂然而起，仰天长啸，“只要努力，梦想总能成真――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
中国市场地缘广阔，东西纵横上万里，南北温差五十度，各地习俗和消费特性都非常不同，特别是在农村城镇市场，由于销售渠道的不完善，商业信用度的低下，所以在此之前，几乎所有在中国销售商品的企业都将中心城市视为销售的重点，对于农村市场则措手无策，只能浅尝辄止。
农村市场的四级营销体系，即地级子公司、县级办事处、乡镇级宣传站、村级宣传员，采用层层渗透的方式保证三株口服液得以广泛铺货。
无广告成本的“刷墙包柱战略”
广告传达上，三株极为大胆和富有创造性地走出一条“让专家说话，请患者见证”的道路，它首创了“专家义诊”的行销模式。
飞龙、三株的迅速崛起，彻底激活了中国的快速消费品市场，它们所秉持的轰炸式广告营销理念以及对产品功能的任意扩大，也如此长远而具有腐蚀性地影响了中国商业界。也就是从此之后，肆无忌惮、极端蔑视消费者智商的广告理念大行其道，对于很多商人来说，只要是能够带动销售的做法都是可以被尝试的，最基本的诚信底线被轻易地抛弃。
那些在改革开放初期创业的企业已经由创业的草创期迈入了成长的青春期，尤其是那批在1984年创办的公司，都到了具有标志意义的第十个年份。青春期是这样的一个阶段，企业象一个骚动而不安的青年人，对世界充满了憧憬，对自己能力的认知则交织着莫名的自卑与自信，它每天渴望再生，决策与行事则缺乏连续性。青春期内的企业家意识到，自己必须向职业化转型，在此之前，他们往往是那些天生敢冒风险同时又注重实际结果的人，富有创造力而无所顾忌，而此时，他们面临改变，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制度和管理成为了新的瓶颈。
Overall Every Control & Clear, OEC
在1994年，他首次提出了“日清日高”这个新奇的管理名词，日清指完成当日目标，但日清之后还有更高的目标，这就是日高。它的内涵是要求每一个工人和管理者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和目标。海尔的研究者们称之为“OEC管理法（OVERALLEVERYCONTROLANDCLEAR）”，意为全方位地对每天、每人、每事进行清理控制。
唯有海能以博大的胸怀纳百川而不嫌弃细流；容污浊且能净化为碧水。正如此，才有滚滚长江、浊浊黄河、涓涓细流，不惜百折千回，争先恐后，投奔而来，汇成碧波浩淼、万世不竭、无与伦比的壮观！
一旦汇入海的大家庭中，每一分子便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不分彼此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随着海的号令执着而又坚定不移地冲向同一个目标，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因此，才有了大海摧枯拉朽的神奇。
而大海最被人类称道的是年复一年默默地做着无尽的奉献，袒露无私的胸怀。正因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不求索取，其自身也得到了永恒的存在。这种存在又为海中的一切提供了生生不息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条件。
要靠一种精神，一种我们一贯倡导的“敬业报国，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同心干、不分你我；比贡献，不唯文凭。把许许多多的不可思议和不可能都在我们手中变为现实和可能
名词解释：B股的正式名称是人民币特种股票，它是以人民币标明面值，以外币认购和买卖，在境内（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1992年2月21日，真空B股在沪上市，是为第一例。
两个后来成就了万科事业的战略准则，一是“两个70％原则”，即万科集团70％的盈利必须来自房地产，而城市居民住宅项目又必须在房地产业务中占到70％，这使得万科的主业特征十分清晰；二是“高于25％利润不做的原则”
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成就了顺德企业群，而与此相关联的则是，政府也在企业的经营决策中扮演了十分重要而强势的角色――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不少企业家在创业时都具有半官半商的身份
借假修真
10年后，柳传志说，“今天看来，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而又聪明的事。因为当时大家分的是一张空饼，谁也不会计较，如果在今天，已经形成了一张很大的饼，再来讨论方案就会困难一百倍了。”
柳传志曾说，“有的人像一颗珍珠，有的人不是珍珠，不能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但他是一条线，能把那些珍珠串起来，做出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来。我想，我就是那条线。”这个比喻听上去非常的生动，但是却存在着“形象上的悖论”：当珍珠串成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时，那条线就会不见了，而事实上，“柳线”比任何一颗珍珠都要光彩夺目。
对于任何企业战略决策的评估，都让人陷入两难，“结果”往往是惟一可以参考的依据。
“贸工技”和“工贸技”是两大成长模式，其中，无一例外的是，技术都是核心能力中最薄弱和滞后的一环。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首富安德鲁·卡内基在遗言中说，“死而富有是一种耻辱。”
第3章 ·1995年：收复之役
“如果中国完全没有自己的民族工业，说到底又会怎么样呢？”他瞪着眼睛回答说，“没有什么怎么样，任人宰割罢了。”
原来外国品牌的决策机制也不灵活，反应很慢。当然也有可能他们太轻敌了。
从1992年之后，随着大批国际资本的潮水般涌入，以及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发力，各个行业的本土公司都面临空前的冲击，市场格局一日三变。与此同时，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本土公司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消费者对国产商品也开始有了一定的信心。在这样的背景下，振兴民族工业既成为一个中国产业成长的战略构想，也形成了一种浓烈的公众心理氛围。
“四个不漏：一个不漏地记录用户的问题；一个不漏地处理用户反映的问题；一个不漏地复查处理结果；一个不漏地将结果反映到设计、生产、经营部门。”
“凡是国外产品有的功能，我们都有；凡是国外产品具备的品种，我们都具备；凡是国外产品提供的服务，我们都提供；但是，在同等功能和同等质量下，我们的价格比国外产品低30％”。
“洋强国弱”的格局被全面打破。与此同时，摧腐拉朽式的价格大战也是一次残酷的行业大洗牌
在长虹的降价冲击下，大多数品牌迅速凋零，在以后的几年内销声匿迹。彩电业步入由五、六家大公司瓜分市场的时代。
在中外合资的过程中，国产品牌的弃用现象非常普遍，这被视为国际公司消灭本土竞争对手的策略之一。
1994年9月，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新媒体研究教授尼葛洛庞帝写出了《数字化生存》，在这本让他名闻天下的著作中，他大胆地提出“整个社会建构的基本要素将发生变化”，他认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成熟，物质性的世界突然向虚拟性转向，通过电子流的方式，知识、信息及商品制造与销售将可能实现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生存方式。
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三年前在《第三次浪潮》中所描写的景象似乎正在变成现实：这是一个无限开放的信息世界，打开网络令人头晕目眩的丰富信息纷至沓来。对于入网的用户，世界从来没有如此开阔而又如此亲近。
为了鼓动别人参与他的事业，马云拿大家熟知的比尔·盖茨来说事，他说，“比尔·盖茨说了，因特乃特网将改变人类的方方面面。”
很多年后，他承认，“这其实不是他说的，是我说的。1995年全国刚刚知道Internet，但是我说马云我说的话没有人相信。其实，95年的时候比尔·盖茨是反对Internet的。”
美国《新闻周刊》在一则报道中称，“人们在谈论金钱时，不再像过去那样的羞羞答答，谁拥有更多的金钱，成了一个最值得显耀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国，百万富翁以每分钟一个的速度在诞生。”
也就是从此开始，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渐渐成为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价值标杆。在一个物质化的商业时代，人们也许真的需要一个更为直接而易于计算的评价方式。
法罪错位：任何一场改革都无先例可循，因而，在一个变革的年代，很多改革的行为在一开始都是对现有体制的突破，因而“先天”地带有违法、违规的特质。这使得改革者必须冒有绝大的风险。而当其变革行动受到质疑的时候，当政者往往不愿意对其行为进行直面的辩正——很显然，这将对现有体制构成更大的挑战，于是假借一些另外的罪名达到处置的实效，便成了最便捷和保险的选择。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大变革时期，“法罪错位”几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三十年企业史，企业家落马无数，而喊冤申屈之声不绝于耳，一些被定罪的企业家往往犯事于东，却获罪于西，这就是非常隐秘的“法罪错位”现象。
第4章 ·1996年：500强梦想
后来的事实来看，这种制度安排使得中国股市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畸形的产物，它至少在四个方面存在先天的弊病，一是缺乏公平性，那些符合上市条件、经营效益好的民营企业很难得到上市的机会；二是上市公司的素质明显不好，很多指标被分配给了各地最大也是最困难的国有企业；三是存在大量的虚假报表现象，那些拿到配额的国有企业其实并不具备上市的条件，因此不得不进行大面积的、公开的财务作假，通过“资产剥离”、“产业重组”以及直接的做虚假报表等手段来达到上市的目的，由于通过行政手段审核上市条件，不仅资格审核机构不可能对自己的审批后果负责，而且在行政审核部门的默许下，就连负责资产评估及承担股票销售的各类中介机构，也会因其极强的行政性背景及行政手段，对自己的行为往往不负责；四，因缺乏必要的监督，存在大量的权钱交易。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则撰文认为：“我们现在把股票市场看作是解决国有企业困难的一种办法，而不是当作使有限的资源流向最有效率的企业、最有能力的企业家的融资渠道。这种为了扶贫而发展股票市场的思路是不健康的。政府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保证保护公平交易，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而不是保护少数人的特殊利益。”
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中国资本市场变成了一个充满了灰色和投机气质的冒险家乐园。
“抓大放小”的战略，看上去很容易理解，执行起来却决不容易。譬如“抓大”，抓哪些大，如何抓，都是难题。
在当时国内的经济学界和决策层，培植若干家能够进入世界500强的超大型企业集团几乎是一个共识，人们认为，这种规模庞大、无所不包的航空母舰式的财团式企业是抗击国际竞争风险的最好模式，也是中国经济崛起的象征。
进入世界500强的迫切憧憬以及对“大宇模式”的仿效，把前些年已经方兴未艾的多元化热浪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每一个行业都充满了无数的商机，所有的人都变得迫不及待，扩张、再扩张，企业家们还远远没有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日后的事实将证明，在多元化的浪潮中，那些失去了理智和控制力的企业家都将自食其果。
在企业内推行“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工资能高能低”的市场化管理
关于靠体制优势兼并企业，最著名的比喻是海尔张瑞敏的“休克鱼理论”。“休克鱼”指的是鱼的肌体没有腐烂，企业的硬件很好，但是企业的体制、管理及观念有问题，导致经营停滞不前，处于休克状态。所以，这种企业一旦注入新的管理思想，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很快就能够被激活起来。靠“休克鱼理论”，海尔从1988年到1996年，兼并了19家亏损企业。
美国经济学家、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斯蒂格勒说过的一段话被企业家们每天挂在嘴上：“一个企业通过兼并其竞争对手的途径成为巨型企业是现代经济史上一个突出现象。没有一个西方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方式的兼并而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主要是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
专注
专注是赚钱惟一的途径。可口可乐专心做可乐，成为世界消费品领域的领先者，丰田专注于做汽车，成为日本利润最为丰厚的公司，进入一个行业，专业化，然后全球化，这才是赚钱的惟一途径。
管理是一个连续反馈的过程，如果你只是这样‘浓缩’地学习，然后匆匆忙忙地采取行动，或者是让其他人来对组织进行改造，这简直就象个‘人造的孩子’。
“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是去赶超美国，而是应该造福于中国人。”
“学完美国学日本，到头来能不能解决中国企业的问题？中国需要研究自己，中国需要集体英雄主义。”
第5章 ·1997年：“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A new era
回归当夜，那满天烟花中，应有一朵专为他开放。
香港学者张五常的观点最为独特，他认为“亚洲金融风暴，我的诠释是起于中国的宏观调控。”他解释说，“该年中国的通胀率下降至零，下降得快。亚洲小国当时或宽或紧地钩着美元，而他们的国际产出竞争者主要是中国，物价跟着中国走。人民币一下子没有通胀，灰市币值上升了近三分之一，这些小国的币值就变得偏高了。这就好比，中国是泰坦尼克大邮船，钩着美国那艘航空母舰，钩得紧。航行中，泰坦尼克突然停下来，钩着母舰的小艇纷纷脱钩，不知飘到哪里去。就是那么简单的故事。”
1997
“深夜，我们刚刚从郊外回到家中，窗外大雾弥漫。在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由于雾太大，所有的车子都在减速慢行。
前车的尾灯以微弱的穿透力映照着后车的方向，偶遇岔路，前车拐弯，我们的车走在最前面。视野里一片迷茫，我们全神贯注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后面是一列随行的车队……我不禁想，这种情景不正是今天的瀛海威吗？”
中国的经济变革常常让人生发峰回路转、否极泰来的感慨。这一段历史，从来不是按照人们预想中的路线一丝不苟地前行着的。更多的情况是，一条又一条的岔路总是在最意外的时刻出现，它让人们的智力和承受力面临极限的挑战。
苏南模式的终结，意味着集体经济的一次脱胎换骨，在更广泛的时空跨度内，它标志着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试验的合作社制度及后来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基层经济组织中的彻底淡出。一种更为市场化的、以产权人格化为特征的企业制度终于成为了主流的企业成长模式。
亚洲金融风暴的袭来，给中国企业变革带来的另一个意义深远的影响是，它彻底击碎了人们对日韩财团企业模式的膜拜
丁磊无意中证明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的一个“真理”——惟有免费才能生存”。
在一个产业胚胎刚刚成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出口在哪里，于是有时候，偶然的机遇或不经意的一瞥竟会成为日后成功的起点。
技术领先+产权清晰
丁磊、王志东和张朝阳的集体出现，宣告了中国互联网元年的到来。在这个创始时刻，我们已经看到了门户网站、搜索引擎以及风险投资等全新的商业概念。更有意义的是，这些网络公司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自觉地置身于全球化的背景之中，并有着清晰的产权结构，它完全摆脱了过去十多年的所有制困扰。这是一个没有“制度原罪”的产业，是一次发生在阳光下的财富革命。
任正非想出了一个外国同行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方法：他游说各地电信局，由华为与电信职工集资成立合资企业。
从0到1
在华为的一份内部文件中，任正非如此阐述他的策略：“通过建立利益共同体，达到巩固市场，拓展市场和占领市场之目的。利益关系代替买卖关系；以企业经营方式代替办事处直销方式；利用排他性，阻击竞争对手进入；以长远市场目标代替近期目标……”
华为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客户肯选择我们的产品而不是别人的
如果仅仅靠这种颇为可疑的商业模式，任正非和华为很可能并不会走得太远。在一个转型的时代，法制的滞后以及对灰色行为的宽容让无数企业家获得了超越式的成长和获取了惊人的利益。而这中间潜伏着的种种毒素也同样让这些人无法从这种非正常的商业逻辑中挣脱出来。任正非跟同时代的企业家相比，他的超人之处是，在从事不无争议的原始积累的同时，他也正在进行一场坚决的自我救赎。
《华为基本法》还确定了两条十分惊世骇俗的原则，一是实行员工持股制度，“普惠认同华为的模范员工，结成公司与员工的利益与命运共同体。将不断地使最有责任心与才能的人进入公司的中坚层。
二是在技术开发上近乎偏执地持续投入
第6章 ·1998年：闯地雷阵
由于房地产业有广泛的关联度，特别对钢铁、水泥等资源性行业有很大的带动性，因而也确实起到了复苏经济的作用。复旦大学教授张军日后评论说，“这个政策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改善市场需求的转折点，其效应持续十年。消费信贷刺激了家庭的住房需求，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则释放着持续的投资品需求。大量的企业也就是在这之后开始进入投资扩张时期的。由于投资旺盛，整个经济对于上游基础部门的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保持了持续的增长，这为大量地处上游的国有企业提供了有利的市场环境。”
中国公司的变革如果按主题来界分的话，可以从1998年一刀切为二，此前的主题是经营机制的转变，此后则是产权的重组与清晰化，有区别的是，前者尽管成效微渺，不过，政策设计却是非常清晰的，而后者的改革，效果卓著但政策界定始终混沌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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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最重大的战略调整，“国退民进”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法制化改革方案，这是本次改革最奇异的地方，各地依然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国有资产的大释放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成了一条制造千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的生产线，后来在各种财富榜上出现的富豪们相当一部分都是这场改革的最大获利者。因而，它被人称为是一个“最后的盛宴”。
在一场没有底线和边界的财富游戏中，成败王寇，都在转瞬之间，命也运也，尽看各人造化。这中间，有弹冠相庆的得意人，自然也有令人扼腕的失落客。
1998年的中国企业界四处泛滥着悲喜难辨的亢奋。从中央决策层到思想界、企业家，每个人都感受到改革向深度推进的艰巨，同时，又对这场变革将把这个国家和自己的命运带向何方而有着莫名的亢奋与迷茫，在未来的几年里，人们日渐从“地雷阵”和“万丈深渊”的说法中咀嚼出更多、更复杂的意味来。
第7章 ·1999年：庄家“恶之花”
故事会
“由于上市公司质量的普遍低劣，使得股民根本无法选择到真正有价值的股票，这就给市场运作带来了极大的空间，中国股市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故事会’。”
几乎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决意铤而走险，视法律为无物，这些人都学识卓越，精通法律条文，个个看上去道貌岸然，为这个商业社会中的顶级精英人士，可是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所有人都放弃了自己的职业道德底线。
唐万新是这部企业史上继牟其中之后最著名的“资本经营大师”。两人不但在战略理念上颇为神似，甚至在其他方面也有几点惊人的相似：他们的祖籍都是重庆万县人；他们都属“龙”，相差整整24岁；他们后来都在武汉受审定罪，并被关在当地的监狱里。
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庄家这朵“恶之花”是一个制度性的产物。
资本市场投机色彩的浓重直接造成上市公司行为的扭曲，使中国股市的融资功能极度萎缩，基本上丧失了实业型公司借此壮大的可能性。
中国商业的游戏规则实在是非常的神奇，有时候，你辛辛苦苦做好一个产品，不如在某个夜晚喊出一个新概念，财富的聚与散往往随着大势的摇摆而动。
他们都以“儒商”自居，风流倜傥，让人寄托无穷期盼。然而，在一个放纵的资本游戏中他们相继的沉沦了，他们遵奉的信仰似乎来自早年美国华尔街的两句名言——“把自己变成野兽，也就摆脱了做人的痛苦。”、“成功是一种了不起的除臭剂，它能带走所有你过去的味道”，其各自的行径或误于“乌托邦”或迹近欺世，在商业伎俩上则表现得鲜廉寡耻和毫无商业道德底线。
“企业家＝知识分子+流氓”
在过去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有三个很独特而耐人寻味的人文情结，一个是“******情结”，一个是“红顶商人”情结，还有一个便是“儒商情结”。这些情结的弥漫，一方面诱发了公众对企业家群体不切实际的期望，另一方面也让企业家自身陷入了自恋式的道德迷圈之中。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是，凡是“儒商”涌现最多的地方，往往是那些最热门灰色、最有暴利倾向的行业，《中国经营报》的记者曾发现了一个秘密：中国的地产巨头几乎都自诩是儒商，而京城地产界更是“理念人人有，儒商遍地走”。
“毁灭的种子是什么？第一个就是繁荣自身。”
竞争未来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放松管制、全球化、私有化以及新技术正在使产业边界变得毫无意义，国与国竞争、企业之间竞争的假设边界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任何商业体的生存疆域显得动荡而不可测。
“今晚我们所在的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六年前还是一些简陋的住宅和农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生机盎然的金融贸易区。五十多年前，我到上海读大学，对旧中国的贫困落后和国势衰败有着深刻感受。正是在那个时候，我立志献身于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伟业，并一直奋斗到今天。”
也许所有伟大的时刻都是充满了戏剧性，100多年来，中国人一直试图以积极、平等的角色融入全球经济的大家庭，在20世纪的最后一个年份，我们终于握到了这张“入场券”。
胡润知道奢侈的意义就是把金钱浪费给别人看，他也愿意创造这样的机会。
第8章 ·2000年：曙光后的冬天
“渔灯点点，在海港撒下粼粼波光，渔民敲响大鼓，鼓声震撼黎明前的黑暗。海天之间，由浅黄而橘黄，转眼腾起万道光芒，映红长空，彩霞满天。”
这种不无浪漫而无比务实的笔调体现了那个时期的公众价值观。相对的，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周刊《南方周末》则在“新年发刊词”中用一种更为坚定而煽情的笔调说：
“这是新年的第一天……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往前走的继续走，让幸福的人儿更幸福；而我们，则不停为你加油。
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你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希望，因为你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我们看着你举起锄头，我们看着你舞动镰刀，我们看着你挥汗如雨，我们看着你谷满粮仓。我们看着你流离失所，我们看着你痛哭流涕，我们看着你中流击水，我们看着你重建家园。我们看着你无奈下岗，我们看着你咬紧牙关，我们看着你风雨度过，我们看着你笑逐颜开……我们看着你，我们不停为你加油，因为我们就是你们的一部分。
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整整100年前的一个星烛暗夜，27岁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赴日本流亡的海船上写下的那篇《少年中国说》，“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梁氏研墨为文之际，正是诸国列强瓜分中国的绝望时刻，而百年以降的今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终于成了一个令人血脉贲张的事实。
一种巨大的百年感慨让无数中国人心旌荡漾，情不能禁。
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以短短20多年的时间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自己，发生在这里的每一个变化在让人惊奇。不过，也许只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才真正能够体会到，在这场伟大的经济运动中所伴生着的失落、痛苦与彷徨。
国进民退
发生在石化领域的这场令人眩目的大变局十分生动地体现了垄断领域发生着的两个变革逻辑，第一个是“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以市场的身份盈利”，在资源性行业内形成国企之间的“内竞争格局”，民营资本被全力排斥在游戏之外；第二个是在垄断前提下加快资本化运作以及与寡头式跨国资本的结合。这样的“中国故事”发生在所有国有资本控制的垄断行业，它将在2003年受到挑战，然后又在2004年得到坚决的巩固。
电信公司的价格松动最后还是靠市场竞争来推动的。
“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应该是先有森林，后有大树。”
“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应该是先有森林，后有大树。”
价格战带来了双重危机：一是财务危机，巨大的库存、越来越多的应收账款正在侵蚀着所有的企业；另一个是创新危机，没有力量投入研发，当然也没有机会分享高技术的利润。
赌场
外表谦和温润的吴教授此次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直接将股市比喻成了“赌场”，他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现在中国市场上操纵股价的一类是中介机构；一类是上市公司的某些知情人，即有内幕消息的人；还有一类就是资金的供给者，可以是银行，也可以是其他的资金供给者。
他们共同密谋以后就低价吸纳。炒作的办法大概有两种：一种是关联机构互相炒作、互相买卖，买卖非常频繁，把价格炒上去。另外一种就是由有关的上市公司放出利好消息，然后把股价拉升上去。当他们发现有中小投资者或局外的大投资人跟进的时候，就偷偷地跑掉，把后来跟进的人套住，这时股价就不断地往下跌。”
经济学家的良心
“不要把股市变成寻租场，由于管理层把股票市场定位于为国有企业融资服务和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融资工具，使获得上市特权的公司得以靠高溢价发行从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钱，从而使股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寻租场”，因此必须否定“股市为国企融资服务”的方针和“政府托市、企业圈钱”的做法。”
Trust
“中国老话就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市场经济它需要一个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没有这样一种信任关系，如果靠尔虞我诈是发展不到现在的市场经济的。”
事实就在阳光下坦荡而残酷地呈现着，撒谎者却敢于肆无忌惮地横行天下，这便是资本游戏台面下的黑暗。
政治经济
“集体失语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象长虹这样的由地方政府控制的大型公司，其真正战略决策者在企业外部，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它们的失足是必然的。
在中国企业史上，国营企业的经营者们是非常独特而值得研究的群体，他们身陷僵化的体制，肩负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却在用毕生的精力和智慧试图将自己管理的企业带入市场化的轨道。
左冲右突，阳谋阴谋，不得摆脱。
这些新型国营企业家都面临共同的困扰，体制、产权、决策监督、企业成就与个人利益，这些话题如一个个庞大而难解的乱线团让这些国字号的当家人们日日苦恼。少数的先觉及侥幸者逃出了篱藩，大多数成为了变革的牺牲者和试验品。在中国商业界，国营企业的经营者应该是个人素质最为优异、责任心也相当强的一群，然而客观地说，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除了垄断性产业之外，我们鲜有看到真正的成功者，而且也无法总结出带有普遍性的成功定律。“家电霸王”倪润峰正是深陷这个巨大的“宿命”，左冲右突，阳谋阴谋使尽，终于不得摆脱。
第9章 ·2001年：入世与出局
磨难的意义
我们还太嫩，我们公司经过十年的顺利发展没有经历过挫折，不经过挫折，就不知道如何走向正确道路。磨难是一笔财富，而我们没有经过磨难，这是我们最大的弱点。
——任正非《华为的冬天》2001年
因一连串成功并购而当选2001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华润集团总裁宁高宁在获奖演说中出人意料地说道，“中国企业界在过去制造了很多很有害的词，资本运营这个词是其中之最。你在所有的成功企业特别是西方的成功企业辞典里，找不到资本运营这个词。”
我进入了大学
在当代史上，2001年便是一个发生了“本质变化”的年份。
在后来的很多年里，当历史学家开始叙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往往会以2001年9月11日作为起点。这几乎是一个没有预兆的日子
“9·11”彻底改变了人们，特别是美国人对世界的基本判断。《新闻周刊》把“9·11”看作是一个纯真年代结束的标志。在过去的10年里，随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诸国的变色，人们已经从“冷战”铁幕中走出，一个新的以全球商业主义为核心、以经济发展为主旋律的国际秩序开始形成。每个国家都在适应这个新的现实，一些过去为自身古代文明而骄傲的国家现在争当“新兴市场”，过去超级大国的峰会甚至联合国大会的风光都让位给每年在瑞士举办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推动历史的力量似乎不再是战争、意识形态和权力政治，而是经济、资本和技术。然而，“9·11”的发生突然打断了这一切，本·****以极端的方式宣告了一种新战争形式的诞生——恐怖战，恐怖组织成为一支非国家、却对国际安全产生重大影响的力量。全球的政治格局重陷混乱，至今混沌未解。世界银行在本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说，“当意识形态的战争刚刚告一段落之后，东西方再次以宗教见解的分歧展开了对峙，这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更为深远的。”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主编张力奋写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经济活力的一个标志是，几乎每隔几年，中外经济学家们就不得不换一套思路，采用新的语言或概念，来描述分析中国新的经济现象。中国经济的命运，正是在这些框架与概念的转换中，慢慢脱胎换骨，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共同语言日益投机，渐而接轨上路。”
94岁的加氏刚刚从另一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国家印度归来，他用敬畏的口吻说，“在那里，我一半的知识是错的，另一半是没有用的。”对于中国，他说，“我们对中国的很多预言都仅仅是一己的猜想。”
对于另外一个利益集团——跨国公司而言，中国加入WTO也同样意味着战略的重大调整。在三个层面上发生的变化是显著的。
一是跨国公司的行业选择出现了微妙的转变，它们开始从竞争性领域进入到垄断或准垄断领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曾经发现了一个很独特的“中国特例”，一般而言，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往往会选择资源性的、与政府关联紧密、资本投入较大的领域，如能源、金融、电信等等，然而它们在中国的战略却全然不同，在改革开放的前、中期，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绝大多数是在完全竞争市场领域，获得最大成功的是生产饮料和洗发水的可口可乐、宝洁，以及家电业的日本公司。很多欧美经济学家对此颇为不解。黄的解释是，跨国公司在一开始都从人口的数量上来想象中国市场，而国内企业又都不堪一击，其次，则是这些外国人还不知道如何跟计划体制中的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也不知道如何通过影响中央政策来博取利益。十多年之后，情形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2002年之后，黄发现的这个“规律”便失效了，在消费品领域跟中国新兴公司杀得难分难解的跨国企业——譬如在家电领域，如果不是本土企业犯下致命的错误，跨国品牌很可能全军覆没——开始转入到资源性行业，它们获得了优先的投资合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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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跨国公司的金融性投资大大增加。
2017年大家也许有了一个新答案
《经济观察报》记者写到：“摩根分享着中国企业海内外融资的巨大利润的同时，也遭到无数同行的羡慕和嫉妒……为什么是摩根？为什么是35％？据见证过当年合资全过程的人回忆，中国资本市场的准入并没有法律的硬性限制性规定，实质性的门槛在于政策审批“红线”。像当年大多数合资企业一样，只不过资本市场的开放更敏感更谨慎一些。也许是合资方更努力更积极一些吧。过来人也并不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三是跨国企业的独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三国演义
在跨国资本不断渗透、国有资本强势重组的同时，“第三力量”民营资本看上去像是一个棋局之外的旁观者。在这30年的中国企业史上，不同性质的资本之间的博弈一直是困扰和推进中国经济起伏的主要因素，随着中国加入WTO，三大资本集团的博弈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衍变，两大强势资本在利益分配和重组上达成了新的共识，在众多的竞争性市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的民营资本则越来越********了。只有极少数的人获得了象征性的成功。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在汽车史上，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件，因为吉利的出现意味着民营资本造汽车第一次得到了政府的正式首肯。它被解读成中国加入世贸后的重大产业开放新闻。不过，这一天距离跨国资本被允许进入中国汽车业已经过去了整整23年。
All in
1982年，高中毕业的李书福向父亲要了120元买了一架照相机，在台州街头巷尾为路人拍照赚钱。这是一个血液里流淌着豪赌基因的人，他曾回忆说，“小时候我赌过钱，比方说赢了一块钱，全放下，变四块了，全放下，变八块了，再全放下，变十六块。有些人赢了一块钱，就收回五毛，他赢的钱明显比我少得多。但我这种弄法，可能最后一次全没有了，一分也不剩。”就如同他描述的，后来的20多年里，李书福每次都把他赚的钱“全放下”赌到一个行业里。
“跑部前进”：中国商业界的一个特用名词，指企业到北京各部委去争取批文，“前进”一词语带双关。
当时中国的汽车产业可用八个字来形容，“暴利可期，布局已成”。
宁赠友邦，莫与家奴
让人吃惊的暴利，无疑意味着汽车行业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就产业现状来看，却是一派让人莫名感慨的景象，在1978年国门洞开之时，跨国汽车公司就被获准涉足中国汽车制造业，德国大众、美国通用、法国标致、日本丰田、三菱及日产等纷纷选点设厂，中国民族汽车产业原有的红旗牌及上海牌相继被巧妙地消灭，新华社记者、知名汽车观察家李安定曾用“百病缠身”来形容国内的汽车工业：投资分散，开发能力差，生产成本高，销售服务体系近乎原始。他断言，如果汽车业不能通过巨额资金的筹集来完成结构调整和重组，全军覆没决非危言耸听。
刘永好、吴鹰及李书福的“另类式成功”，各有际会因缘，同时却也生动展现出在利益重新调整的混沌格局中，市场与垄断之间犬齿交错的渗透、妥协与博弈。那些意外闯进垄断或半垄断领域的企业家们从此开始了一段获利颇厚却前途莫测的商业旅途，他们的成功带有很多机会主义的色彩，因而也显得非常的不确定。
导师的力量
他向好朋友、广东步步高集团的段永平请教出售网易的问题，段反问他，“你卖了公司干嘛？”丁磊说，“我卖了公司有钱再开一家公司。”段永平笑了，“你现在不就在做一家公司，为什么不做好呢？”听了这个话以后，丁磊如大梦初醒。
所有的成功都是抵抗诱惑的结果。
日后，走出危机的马云用一贯的戏嘘口吻说，“2001年以前，我们能生存下来的首要原因是我对于技术一无所知。”其实他的成功证明了一条商业铁律，那就是“所有的成功都是抵抗诱惑的结果。”
“无论对新浪还是对王志东，创业人的去职都是一件感情痛苦的事情……它将证明，在互联网浪潮中引进中国的，不仅有外国的资金与技术，还有与之相伴的成熟市场规则；它将毫无疑问地成为一个经典案例，证明资本的权利，亦证明企业家的理性。”
“一个人摔倒了，就要马上爬起来，否则，不摔死也会被人踩死。”
这是一段狼狈不堪的青春岁月。互联网经济曾经无比痛快淋漓地颠覆了过去的公司发展和财富积累模式，而在它降临人世的十年之后，永恒的商业规律却以十分残忍和直白的方式告诉所有渴望成功的人们，跟已往的每一个故事一样，所有的成长都必须经历煎熬和历炼，日后的辉煌将证明，危机是最好的老师，所有的苦难都是值得的。
柯林斯发现，公司从优秀到卓越，跟从事的行业是否在潮流之中没有关系，事实上，即使是一个从事传统行业的企业，即使它最初默默无闻，它也可能卓越。
他得出的其他结论还包括：“·技术以及技术推动的变革，实际上并不能激发从优秀到卓越的跨越”、“合并和收购在推动公司跨越过程中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革命性的跨越，不一定需要革命性的过程。”、“·卓越并非环境的产物，在很大程序上，它是一种慎重决策的结果。”这些观念对于曾经狂飙前行、如今深陷互联网泡沫的企业家来说，无疑是震惊的，它让人们重新思考成长的路径和真实意义
Role model
创造卓越型企业的“第五级领导”，“他们往往不会站在前台锋芒毕露，成为媒体的宠儿、谈论自己的理念或成为社会名流。他们大多象外星人，沉默内敛、不爱出风头，甚至有点害羞，谦逊为怀的个人特质和不屈不挠的专业精神齐集于一身。深藏在团队后面，协调着团队的交响乐。”
居安思危
“公司所有员工是否考虑过，如果有一天，公司销售额下滑、利润下滑甚至会破产，我们怎么办？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而且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winter is coming
“现在是春天吧，但冬天已经不远了，我们在春天与夏天要念着冬天的问题。IT业的冬天对别的公司来说不一定是冬天，而对华为可能是冬天。华为的冬天可能来得更冷，更冷一些。我们还太嫩，我们公司经过十年的顺利发展没有经历过挫折，不经过挫折，就不知道如何走向正确道路。磨难是一笔财富，而我们没有经过磨难，这是我们最大的弱点。我们完全没有适应不发展的心理准备与技能准备。”
第10章 ·2002年：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是2002年的某一夜冒出来的新名词，或者说它是一个老词，但在2002年被一下子激活，并赋予了新意：在世界经济发展萎靡不振的前提下，中国经济欣欣向荣，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比较优势等多种原因，使世界越来越感到了中国的存在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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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而言，在健力宝风波中，地方政府并没有搞垮企业的意图，官员们放弃李经纬团队，选择“宁与外客，不与家人”的策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担心经营层上下其手，难以控制。二是为了避嫌，害怕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
“国退民进”在各地实施过程中，始终只有战略而没有具体的法规依据，确实存在私相授受的现象，有很多企业通过暗箱操作的方式实现了产权的私有化，因此，有些政府官员害怕承担有关责任，出于避嫌考虑，宁可把企业卖给人际关系较为单纯的外来者。正是在这种“制度缺陷”的前提下，对现有经营者的强势排除，与对外来力量的盲目信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业家们被无情地阻挡在他们开创的事业殿堂之外，所谓的资本掮客们则得以轻易地从小门从容进出。在与这些娴熟的“门口野蛮人”的过招中，地方政府表现出了易于轻信和不善博弈的稚嫩。我们看到了中国公司改革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景象。
一个值得记取的事实是，在大面积的产权改制过程中，出现了“小企业易改，大企业难改，无名企业易改，知名企业难改，亏损企业易改，盈利企业难改”的景象，于是，一些盈利能力强的知名大企业的产权变革便成了难中之难。
在这场产权运动中，“可惜了”的显然不止李经纬、潘宁和陶建幸。由于没有制度上的保障和规范，使得几乎所有企业的产权变革都变成了一场巨大的冒险，是与非、合法与非法往往没有清晰的界限，企业家的命运突然变得无比的凶险和莫测起来。
牛根生做市场有特别的狠劲，而且很会体恤人心，此人读书无多，却天生懂得“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的道理，有一年，郑俊怀发奖金让他购买一辆高档轿车，他一转身就把这笔钱分拆成几辆低档车分给了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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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业产权改革的评价将成为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公众社会及政商学界观点分歧最严重的经济话题。其中有两个重要的争议焦点，一是如何看待“国有和集体资产的严重流失”，二是如何看待国有或集体企业的经营者“赎买”。
丑陋的真相
“不可能完全没有这种事情的，可是总是要慢慢改良的。你想把那么多人全部杀掉，你杀不了那么多人的。改革过程中，有些事情是无可避免的，是需要改进，但你不要因为有这种事情说这个国家不行。怎么可以避免呢？这个国企我把它买过来，我拿过来的手段未必很正确，但是我把输钱的国企变成赚钱的企业，这对中国的经济整体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冰棒理论”，一些专家认为国有资产就像太阳下的冰棒，如果不把它“吃掉”，那么它也会完全的融化掉、浪费掉。
新天地
“中老年人感到它很怀旧，青年人感到它很时尚，外国人感到它很中国，中国人感到她很洋气”。
它们像一堆已经被摘去了灵魂的躯体，艺术家们用各自的表现手法将之彻底地“波普化”，那曾经荡漾了40多年的劳动热情、革命纪律和政治崇拜突然被凝固了下来，并呈现出一种很夸张和怪异的神情。
印证了美国商业作家康尼尔在《大狗：富人的物种起源》中写过的那句话：“超乎想象的财富是任何人都难以适应的。财富是违反自然的，有钱人的行为往往表现出彻底的适应不良。”
仰融造轿车，并不像别的企业家那样，按部就班，沿台阶而上。他是中国首屈一指的资本运营大师，其胸怀、格局当然非常人可比。他在自主品牌的打造上实行的是双轨并行的战略，一方面，通过委托设计、自身滚动积累的方式培育核心研发能力。
另一方面，打破常规的合作模式，在中国加入WTO的大氛围中，和世界级别的汽车公司寻求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合作。
永远是情绪做出决定
在相关协议都签署抵定之后，仰融犯下了一个让他懊悔终生的决定。在这位优秀的战略构架师的算计中，招招精准，环环紧扣，所有的要素都已完美齐备。可惜，他偏偏漏算了一个似乎很不重要的一点：东北方面的心态。
第11章 ·2003年：重型化运动
如果说邓以开放的胸襟决定了中国变革的方向，那么，朱则完成了路径的选择。在今后十年乃至更长的时期，中国企业一直行走在他设定好的变革逻辑中。
美国杜克大学高柏教授对中国与日本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进行了对比，他发现，在与国际市场接轨方面，日本模式坚决发展本国的品牌，而中国模式则完全是为全球价值链服务。在技术创新方面，中国更多地依靠引进外资带来的生产技术，日本注重的则是以独立的知识产权为主的研发发明。在GDP对贸易的依赖程度上，日本在最高的时候也没有超过30％，而中国在2004年就已经超过了65％，在能源利用方面，日本一直是全球的节能楷模，而中国在2004年却使用了当年世界三分之一的钢铁与水泥，创造了大约相当于6％的世界GDP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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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资委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兼有多种行政及市场管理职能的机构，之前还从未有一个部门被赋予了如此众多的权力，其中包括：任命和撤销或提名国有企业负责人、制定国有企业重组计划、国有资产的分割、合并或撤销、帮助国有企业发债融资、决定国有股的转让、执行国有企业整体的报酬分配指导原则，并负责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国资委的强势出现，表明中央政府对国有资产的新型的管理制度终于成型，自1978年以来的“机制放活、体制创新”两大改革主题宣告完成。
计划经济顶层设计
国资委的成立及相关政策的出台，表明在决策人士心目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理想”中的企业格局：靠“轻小集加”起家的民营企业在产业下游的完全竞争领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大型国有企业则全盘控制上游的若干垄断型行业，如此“楚河汉界，经纬分明”。然而，现实的世界却不可能这样“计划”。
在官方人士的热情推动下，铁本项目一改再改，日渐膨胀
闯关
中国经济改革，向来有“闯关”的传统，所谓“看见绿灯快快行，看见红灯绕开行”，很多改革便是在这种闯关中得以成功实施，在日后流传为美谈，也有不少在这过程中黯然落马，成为违法的典范。这种改革发展与制度设计的落差，成为贯穿中国企业史的一个灰色现象。
彼得大帝
从1998年起，刘永行一直在寻找一个合适的项目，他对台湾石化大王、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很是崇拜，甚至冒出过一个有点“疯魔”和可笑的想法：“我要去跨国公司、特别是华人的重工业企业里去打工！我不要工资，义务服务三年，全心全意地为它做事。如果我为王永庆当3年助手的话，我一定可以做自己的大产业。”
铝电复合－电热联产－赖氨酸－饲料生产的庞大产业链
与民争利
“太赚钱的行业，往往不是我们的行业。”
屡败屡战是英雄
从钢铁到铝业、从汽车到石化，民营企业在2003年发动的这场“重型化运动”，在很多年后仍然让人津津乐道，市场的车轮似乎正在碾向坚硬的垄断地带。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民营资本力量在1987年和1996年先后有过两次突破所有制篱藩的努力而未能成功，那么，2003年的这次“重型化运动”则是第三次、也是实力最为强大的集体冲锋。
先知
著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他提出的“后发劣势”理论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他认为，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地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杨小凯进而警告说，“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这种短期的成功，可能又是'对后起者的诅咒'，它用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改革将产生很高的长期代价。
只要搞自由化而不必搞私有化。
还是界定产权
私有化涉及到产权的大的变动，短期内一般会使效率下降，所以应该慎重，而且应该掌握时机。但是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这里讲的自由化不是指自由价格，而是实行自动注册制，让私人经营所有行业。
华裔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的观点最为鲜明，他说，“我们看中国经济主体的时候，发现真正主导中国经济主体的不是中国的企业。中国对外资的依赖正在造成“拉美化”。
拉美化
一个叫张文中的民营企业家在一篇题为《对拉美化说不》的文章中写道：“从巴西乃至整个拉美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通过引进外资虽然可以获得短时间的经济繁荣，但无限制的、过度的开放给国家发展带来的危害却是根本的、长久的。事实上，我国的外资渗透程度已然十分严重，如再不警醒，恐难避免重蹈拉美化的复辙。我国外资存量所占GDP的比重已大大高于其他亚洲国家，甚至多出日本30多倍。我国的FDI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例已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之一。”
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
这些声音，既有对中国企业前景的理性思考，当然也掺杂了一些利益集团的诉求。它们十分清晰地呈现出这样的事实：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蓬勃发展后，巨大利益包裹着的那层意识形态的“外衣”已经悄然不见，三大资本集团――国有资本、跨国资本与民营资本之间的激烈博弈已经成了中国公司成长最重要而显著的特征。
珍惜失败
丁磊大难不死，在30而立之年完成了一次职业上的大磨难，后来他在一次大学演讲时说道，“在30岁之前，我最大的收获并不是赚到了2、3个亿，而是有过一段亏掉了2、3个亿的经历。”
互联网就是这样一个造就传奇的地方，这里好比是一个激情四射的大窑，烈火之中，偶然必然每每天人交战，绝美陶瓷时时惊艳出世。
起于贫贱，可入史传
孙的家庭极为贫贱，父母以捡破烂为生，他小时候上学买不起学习用品，父亲在茅厕里捡来别人用过的厕纸，裁下干净的边角做成练习簿，供他习字。
大爱
孙大午在大午集团的门口贴了一副自拟的对联：“安得淳风化淋雨，遍沐人间共和年”，他这样谈论自己的公司梦想：“我有一个梦，就是建一个大午城，一座世外桃源，人们很详和地生活在一起，这个愿望正在实现”。
法律不外乎人情
孙大午表面上违反了我国金融管制的规定，但实际上，非但没有使任何人受损，倒是有许多人得益，这样的社会行为如果算是犯罪，就要质疑制度本身是不是值得修订的必要。
第12章 ·2004年：表面的胜利
宏观调控的缘由
中央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不同所有制企业进行调控和再分配。而在这种调控和再分配中，国有企业、跨国企业以及民营企业获得不同“等级”的政策待遇。这种的景象几乎每隔三到五年就会出现一次，从而构成了三十年来的经济周期，2004年的宏观调控显然也没有背离这样的政策逻辑。
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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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跟历次宏观调控一样，总有一些人会成为倒霉的“祭旗者”
时也命也运也
在三十年企业史上，2004年是继1997年之后的第二个“崩溃之年”，昂然进军上游垄断行业的民营企业几乎全军覆没，而那些对宏观风险缺乏防范经验的企业也付出了惨重的学费
“应该主要采取市场经济的办法，而不是依靠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因为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采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常常是劳而无功，甚至对经济效益造成很大的损害。”
集权与分权
“宏观调控从来都是一种利益分配。当前宏观调控反映出来的深层矛盾是中央与地方利益之间的博弈，一方面，中央害怕地方、企业和银行联合起来骗中央，害怕物价全面上涨，害怕承担可能过热的后果，另一方面，地方和民间却希望搭上本轮经济增长的快车，特别是要赶在中央关门之前挤进门去，这大大加剧了目前的投资扩张态势，至于投资过后所导致的过剩与经济下滑的威胁，并不在地方和企业考虑之内”。显然，在这样一种博弈格局下，中央不搞宏观调控，则最终的呆坏帐要由中央银行来买单，中央搞调控，则所带来的损失和成本则几乎完全由地方来承担。在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博弈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一览无余，庞大的国有资本集团以及相关联的地方政府利益已经形成了一股惊人的“挟持力量”。
友邦与家奴
“同一产业，同一时间，同一省份，铁本和博思格，一土、一洋两家钢铁公司的命运何以相隔生死两重门？！有人在门里轻歌曼舞，有人在门外长歌当哭。”
玻璃门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用“玻璃门”来形容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尴尬局面，他描述说，“一些行业和领域在准入政策上虽无公开限制，但实际进入条件则限制颇多，主要是对进入资格设置过高门槛。人们将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现象称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
民营企业家“原罪豁免”
郎顾之争
郎顾之争很快升温、升级。郎咸平提出的质疑，事涉中国企业改革的路径抉择与道德正当性
“只能做，不能说，一说全是错”
在很多人看来，郎咸平好象是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小男孩，他大胆地喊出了真相，不过却说错了真相背后的答案。
苛求古人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在一篇《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的文章中说，“我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到底怎样郎咸平才觉得对。”周的观点是：“产权改革不是什么好事之徒策划出来的。就是把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全部枪毙，只要走市场经济之路，公有制企业还是要搞产权改革。问题是公有制企业的改革实在前无古人，困难自成一家。当初没有清楚的约定，倒回去厘清产权份额谈何容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认为实践具有第一位重要的品格。”
审事攻心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段永基在发布收购新闻的时候，竟直言“脑白金什么都不是。”他说，“脑白金就其技术含量来说，什么都不是。但是，就这么个东西他能卖得这么好，而且持续六年，现在还在持续增长。真的白金卖出白金价，不是本事；而把不是白金的东西卖出了白金价，那才是真功夫。”
捷克总统兼思想家哈维尔的一句名言：“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
一向激情四射的张瑞敏变得沉默起来，在过去的六、七年里，他一直在坚定地做着两大工作，一是海尔产权的清晰化改造，二是海尔的国际化战略，前一项只做不说，后一项鸣鼓而进。
默
视若罔闻，表现出强大的隐忍力
生于忧患
“如果没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对海尔的质疑甚至个别的恶意中伤，就没有今天思考更加冷静、思维更加缜密、心理承受能力更强、可以更加有能力驾驭复杂局面的海尔，我认为这是好事，这些质疑不管对错，对海尔都是一种提醒，我们会更好地思索这些问题。“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片赞扬声中企业不可能很好地生存。”
履冰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人类没有联想，世界将会怎样”
通过一个冬天的洗礼，让自己除掉这样的浮躁，使自己的心态更加健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收获。”柳、杨反思，决定“痛做减法，全面淡出IT服务、网络、软件领域，重新聚集力量于PC。”
柳说，“不冒险怎么办，不冒险在中国窝在这个地方也是不行的，不突破慢慢就只有萎缩。”
对于这位经历过无数风浪的企业家来说，他也许更愿意用历史的眼光来直面今日的风险。
经济观察家王巍更用一个新的名词……“江湖企业家”来形容陈久霖式的国有企业经营者。这类企业家“高度迎合市场需求，积极勾兑政府资源。巧妙地利用多种身份获益，刻意地回避所有规则。既无视公司治理规则，也回避政府的组织制约。成则安身立命实现个人抱负，败则振振有辞地推委于传统体制的束缚。”
“江湖企业家”正是无视公司治理规则也规避政府管制的特殊群体，他们非常善于用市场动作来绑架政府决策，用政府行为来掠夺市场利益。一方面，娴熟地把玩着政治技巧，利用政府的身份来高屋建瓴地控制资源和割据市场，挥霍着市场上无法抗衡的霸气；另一方面，又鼓噪市场观念，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下》读后感(二)：祝她挣脱束缚，奋勇前进
2017.12.20 读毕。大概读了一个多月吧，把上下册读完。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这段岁月，所以很多信息对于我来说是较为陌生的，只有诸如张瑞敏、柳传志，还有现在的IT界人物对于我来说还算熟悉。读完后有几大感悟：
1. 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不同地位。国有企业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资源、政策、金融支持），外企数十年的超国民待遇，民企的“迅猛发展”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国退民进”的政策中，国企形成了“大托拉斯”，牢牢把持着能源业（石油、电力）、银行等领域，民营企业的每一次进入都被无情的打压，以至于最终不得不全面退出这些垄断行业。
2. 当经济过热时，当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抢占资源时，宏观调控就把手伸向了民营企业。再次感叹民营企业是在夹缝中不易的生存。
3. 90年代后期的“产权清晰化”，所谓“小企业易改，大企业难改；不知名企业易改，知名企业难改；亏损企业易改，盈利企业难改”，由于没有清晰的法律依据和明确的制度做保证，“产权清晰化”依旧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产权清晰化”的方案游走在灰色地带，很多企业家的下场令人唏嘘不已（比如健力宝的李经纬，科龙的潘宁，春兰的陶建幸、伊利的郑俊怀等等）。由于没有严谨的法律和清晰的制度作为保障，事情的解决要依赖于“命运、时机”和各种盘综复杂的关系，让人不能不感叹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命运如此多舛。
4. 深感政府插手经济事情过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应起主导作用，希望我们的政府能更多地让市场自身去调节经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公共服务的投入和建设上。
5.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搭上国际列车，经济迅猛发展，GDP 猛增，“中国制造”功不可没。“中国制造”的最大优势就是成本低廉，但是随着东南亚地区越南、印度等国家的成本比我们还便宜，而我们在很多领域又没有核心技术，我们的竞争力自然就弱下来了，所以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值得深思。
6. 30年来，无数的企业成立，又有无数的企业倒下，生存下来的企业不是最强大的企业，而是在瞬息变幻的市场中对变化反应最迅速的企业。但是很遗憾，迄今为止，我们仍没有世界一流的公司。有句话说，中国的企业可能会是最赚钱的企业，但是不会是最伟大的企业。垄断会产生效益，如同集权会产生效率一样，但是真正的商业社会应该具有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垄断的大量存在是国家之耻。当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真正出现时，当垄断真正瓦解时，当我们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时，也许伟大企业诞生的时刻会真正到来。
尽管中国发展到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从文革后贫瘠的经济底子，发展到现在，谁也不能否认中国这几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很多。所以，这个国家还是伟大的，令人尊敬的。虽然现在中国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各方利益盘综复杂，向前一步很难，甚至有所倒退，但是依旧希望她能够挣脱束缚、奋勇前进！
：建议读这套书的同时，看看同名的纪录片（优酷、腾讯视频上都有）。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下》读后感(三)：我心激荡不如昨
一
想来这至少是我第五次读《激荡三十年》了。
初读，有拨开历史迷雾的酣畅淋漓痛快之感，改革开放的中国公司史在年代的线索下不再是历史书中僵硬而充满逻辑的概念、主义、条条框框，而是一条蜿蜒澎湃的江河激流，处处险滩，暗流汹涌。
对基本史实和商业逻辑有所了解之后再读，便有了前后互为因果遥相呼应之感，那几年有个土法读书，随手翻起《激荡三十年》，随便挑一个年份，读下去，读完便弃书。以这种“乱读”的方式又将这本“故事书”的各年份乱砍一番，对历史中的前因后果有了很深的体会，虽然不免有时间轮回错乱之感，但在这别样的阅读体验下偶尔思索，有在时间线的缝隙中游走的诡异快感。
在对各种年份进行了数次无差别随机性轰炸后，我又进行了一次顺时间线的深读，如果说第一次初读是填补空白，之后的乱读是竖向打通时间线的因果，那么第三次读时我已有横向拓宽历史可能之感，吴晓波在前言中留下的那些掷地有声的问题“国家在这次企业崛起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为什么伟大的经济奇迹没有催生伟大的公司？”，横向阅读已经在尝试回答这样有深度有颇具象征意义的问题。时间的光锥之外，横向截面的无限可能仿佛也在我面前展开。
这次再读《激荡三十年》，也是偶然。
去机场前随手抄起一本书，正巧是朋友又赠予我的纪念版（看来这本书的确畅销），而正值香港回归20周年，与激荡三十年之期几乎正好满10年（激荡三十年截至2008，但最后一年几乎只是总结）；加之前一阵与小河精讨论《激荡三十年》，我很疑惑为什么本书“记无可记”，便决意再读一番，毕竟，读史当真是最快感的读书。
在读到写出来的，读到写出来的前后因果，读到没有写出来的，这次读完，自己默默回忆了最近10年，只能以自己的时间节点默默填补，在多了些新感慨的同时，亦有对吴晓波写不出来的东西的新体会---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的确，这句话无可辩驳。
但他似乎和我一样，对激荡年代有复杂而又无力的个人情感：我很庆幸能生活在这个充满了变化和激情的大时代，但是说实话，我希望它快点过去。
这怕是我们对这激荡年代最为真实的心理了。
二
以吴晓波的作品线看，《大败局》是他酣畅淋漓彰显个人风格笔触和商业思考的代表作，而后宏大叙事的《激荡三十年》是其毕其功于一役的巅峰之作，此后的《跌荡一百年》尚且能勉力支撑，但再往后《浩荡两千年》《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已经是力不能及为“荡”而“荡”，最后到《吴敬琏传》已经有点坑蒙拐骗的味道了。
所以以吴晓波的个人史观看他的写作动机，在《大败局》获得前所未有的标杆成功时，他无疑从一个新闻记者上升到了历史的叙述者这一光荣伟岸而话语权巨大的“神祇”身份，因此，《激荡三十年》怀揣着他写作的全部初心和逼近伟大的英雄主义。
吴晓波在前言中叙述自己在哈佛大学那个阳光熙和的午后，突然感到巨大而沉默的使命凌空而降。他意识到自己无处可逃，即使意识到之后四年的劳累命中注定，但也欣然迎战，开始准备这项浩大的工作。
他说那一刻他真切感到了托尔斯泰写传世不朽的《战争与和平》的使命感、自信和即将开启一段充实工作的满足。我相信写这本书时他是真心的。因为当有机会叙述历史、构建历史、成为历史之时，这样的诱惑和吸引力是那个年代最后的火焰，他一定是感到了激荡的使命感。
而从激荡三十年花4年写成，到100年仅花1年，2000年仅花2年的反比例，也能略知《激荡三十年》是他最鼎盛的作品。
《激荡三十年》填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空白，虽然很难想象这个国家竟然对自己的当代史缺乏最基本的故事叙述，但正如三十年前不可想象的贫穷、僵硬与迂腐，“历史的空白”已经是一种历史本身，讽刺地加大难度叙述商业逻辑和公司历史的演变。
三
一个年轻人可能很爱思考国家命运这样大的主题，但不代表没有经过专业历史训练和专业知识的他/她能进行清晰的思考，甚至于这样的思考本身会让他产生“伪格局”优越的错觉，毕竟“指点江山”容易，“改变自己”很难。
所以，我想略去太多我浅薄而无知的关于国家或者我眼前内一丁点社会现象的思考，因为只有角度、专业知识、视野的提升，才能使思考量和思考层次指数级的提升。
中国改革巨大成功下层出不穷的贫富差距矛盾，知识分子莫名其妙的焦虑，年轻人的受伤感和绝望之情，必须直面而无法给出答案的社会矛盾，究竟是什么原因能高度概括并解释如此的历史现状？我曾经被困扰很久。
我第一次真正给出能说服自己的答案，是在墨西哥的路边摊吃卷饼的时候，彼时我终于体验了美国（发达国家）和墨西哥（第三世界国家）的真实，用心感受了发达的和谐和不发达的和谐，再回望大洋彼岸不和谐的和谐社会---我的家乡，我突然有了一个答案，以自己的角度理解了改革的原罪---发展的时间量不对等导致模仿中的失衡。
当时我用自己的语言建构了一套逻辑体系理解了我眼前的世界，但概念和层次的混乱却让我又如鲠在喉，直到我读到经济学家杨小凯的“后发劣势”理论，终觉豁然开朗，心明澄清。
“后起者的诅咒”，长期发展注定的隐患和失衡，垄断制度下的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大于技术但改革制度的阻力太大，这些论断精准拷问着激荡的三十年，乃至今日的四十年。
四
温州小官吏：“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
如果这就是改革的原罪，那么改革还算是有原则的盗亦有道。
1999年，26岁的陈天桥向人借了50万元创办了盛大。陈天桥从小就是个乖孩子，大学读的是复旦大学经济系，18岁就入党，毕业后分配到国营大企业陆家嘴集团，三年时间当上了董事长秘书。他决定辞职创业的时候，单位刚要分房子，领导挽留他说“小陈，我们这里快要分房子了，你等拿了房子再走。”
当时的陈天桥才毕业三年，就有一套上海的房子分他，应该说很幸运了，但陈天桥心想“难道我这辈子，自己还挣不了一套房子？”
这个自我的反问让乖孩子陈天桥义无反顾丢掉一套房子搞起网络游戏。
当时他的公司只有6个人，前途黯淡。
五年后，刚创业五年的陈天桥成为了身价90亿元的中国新首富。
想来有趣，刚毕业的年轻人，若无点“难道我这辈子，自己还挣不了一套房子？”的豪气和自尊心，一定是不足以三十而立的。
可随着时间流逝，年龄和房价线性或非线性的增长，“难道我这辈子，自己还挣不了一套房子”这句话后面的问号，怕是逐渐变多。
难道我这辈子，自己还挣不了一套房子？
难道我这辈子，自己还挣不了一套房子？？
难道我这辈子，自己还挣不了一套房子？？？
五
在聆听每个自称客观叙述历史者的时候，我都保持着一份谨慎的怀疑，尤其是商业史·企业史的叙述，更是利益潜藏交错。
所以这次重读前，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思考吴晓波背后的政治力量和商业阶级，从他作为历史代言人的角度反思这段改革历史。
可还没翻开书，我突然敏感地就好像发现了问题的答案---中信出版社。
1978年，全国政协副主席荣毅仁向邓小平建议“有必要建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集中统一吸收国外投资”，此议当即得到邓公认可，其他领导人也颇为赞许，于是乎1979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CITIC）正式成立，从此扮演中国引进国际资本的中介角色。
我黯然笑开了，中国的历史迷雾重重，但有个根本规律，想理解商业史，首先要理解政治的逻辑线。
纵然企业史再如何填补空白，缺少政治的完整叙述，依然还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历史，而此刻，虽然依然缺少历史的拼图，但至少可以由“中信”二字从历史叙述者的角度窥得一二。
不仅要看到历史，还要看到没有写出历史，以及理解为什么如此叙述历史。
六
每个试图去叙述宏达历史的人，都有一颗理想主义的初心。
或者说，他们曾经自己相信他们有一颗理想主义的初心。
我突然想起澎湃CEO邱兵的发刊词《我心澎湃如昨》里：“后来，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我们的男女主人公，再后来，后来嘈杂的年代就来了。我们从理想主义来到了消费主义，来到了精致的利己主义，我们迎来了无数的主义，直到我们彻底没有了主意。暗夜里抬起头的时候，发现星空里写着，“你正位于混沌的互联网时代”。那个夏夜，回忆起来，纠缠着，像无数个世纪，而之后的24年，却短得像一个杂乱无章的夜晚。”
他在离开复旦的时候，依然爱着一个叫小叶子的女孩，可惜那个女孩走出了象牙塔，可惜他没有埋葬自己的理想主义。
我在复旦的时候，有天深夜睡不着，曾经下楼独自走到已经没有水的燕园，抽了一根烟，祭奠80年代的爱情。
后来我回身走进历史的迷雾，我心激荡，不如昨。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下》读后感(四)：书摘——人的梦想永远不会终结
上部：
一个人要让自己快乐其实是一件不难的事，你只要给自己一个较长时间的目标，然后按部就班地去接近它，实现它。结果如何，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非常的单纯和满足。
——作者
放权让利改革有局限性，主张把改革的重点放到“物价管理体制改革”和“流通渠道的改革”方面去，逐步取消行政定价制度，建立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
如果当初按他的思路推进，中国经济改革将少走很多弯路。
——经济学家薛暮桥
他发现推着货车的列车员在向空无一人的车厢鞠躬。“这就是日本人100%的做事方式，秩序与细节，谨慎而努力，这是日本民族的精神。”
——唐骏
“有的人湮没无闻，他们死去，无人知晓，仿佛他们从未来过这个世界一样。”——《便西拉智训》
“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
“每个人对于他所属于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易卜生
下部：
“几乎所有人都领悟到了，这是一个强者第一、规则第二的竞斗场。”——某股评家
“不管怎样，总是要帮助/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你可能会被踢掉牙齿/不管怎样，总是要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献给世界。”——儿童之家希舒·巴满的墙上
“总有一种平凡，让我们泪流满面。”——纪念白芳礼的网页
“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种力量它让我们抖擞精神，总有一种力量它驱使我们不断寻求‘正义、爱心、良知’。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沈颢：《南方周末》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集体失语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刘姝威
所有的成功都是抵抗诱惑的结果——一条商业铁律
所有的成长都必须经历煎熬和历练，日后的辉煌将证明，危机是最好的老师，所有的苦难都是值得的。——另一条商业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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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资本集团——国有资本、跨国资本与民营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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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没有消灭你的东西，会使你变得更强壮。”——尼采
“追求梦想的人们啊，已经付出就要准备付出更多。”——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
1.在充分市场竞争的政策环境中，量大面广的中型公司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力量；
2.职业经理人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
3.管理作为一门技术被应用于广泛的经济和非经济领域；
4.企业家行为成为社会创新和新秩序建设的关键。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心目中的“企业家经济”
对一个辽阔而莫测的未来世界，临事而惧，保持必要的敬畏，不是一种怯弱，而恰恰是一种成熟的修养。——作者
这个国家要实现复兴，这个民族要摆脱贫困，这块土地要重回全球化的怀抱，这里的每一个人要享受平等、民主的普世权利。——作者
“提到过去，每个时代都承认它是事实。提到当前，每个时代都否认它是事实。”——英国思想家罗素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下》读后感(五)：随感
耗时一个多月终于把这本书看完了。出生90后，常对父辈出生和成长的年代充满好奇和迷茫，中国成立以来到80年代的历史经历对我来说一直都很遥远和模糊。这本书非常深刻而且系统的纪录了1978-2008这段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崛起的年代记，对了解中国的经济史非常有帮助。
围绕这三十年，最让中国企业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体制和产权。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财产都是国有。但从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变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爹不亲娘不爱的环境中亦步亦趋成长起来。
一路看下来，真的很为中国骄傲，虽然中国还有很多路要走，很多问题没解决，但是从三十年前看到现在，这段时间中国发生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即使是我也愿意用任何可能出现的后果来换着三十年后的盛世繁华。我想这场改革的主导者邓爷爷也没想到中国能走到这一步，本身中国的发展就是在不断试错中前进的，在经济有序发展的前提下逐渐放开管制，一直以来，国有企业是国家的亲卫队，民营资本常年不受宠爱，但几乎每次变革和前进都是由民营资本发起的，这很中国，因为基本上中国不管啥，啥就活的很好，最近几年的例子大概就是手机。
领导人说过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整个改革期间的主旋律，中国，是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地大物博，幅员辽阔，我们无法借鉴任何历史经验，只能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特色道路，一收一放的去尝试。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下》读后感(六)：朴素道理
继续。
摘：任正非参考《香港基本法》，写成《华为基本法》。1、为使华为成为世界上一流的设备供应商，将永久不进入信息服务业。2、公司与员工的利益与命运共同体。
看起来分工清晰，超屌。but，现实是，即便有超过2.5万的员工从事研发，资金投入都维持在每年七八十亿元以上，迄今为止，华为却没有一项原创性的产品发明。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也好，目标和达成的差距也好，这其中的沉没成本，往往无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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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化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最积极反应的物种。
这是查理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那段有关“丛林法则”的经典论述。而史玉柱史巨人也说过“成功至上，生存第一”。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下》读后感(七)：我的中国经济史启蒙之作
这本书应该是继《三体》（全集）之后我看的最厚的书了，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套书。作者吴晓波是我非常喜欢的财经作家，在看了他很多的报道和解读后发现他有出过书，最先知道的是《历史变革的得失》和《吴敬琏传》。但是初识这两本书的时候正是看《三体》正欢的时候，哪有什么心情去学习和研读呢？
当大三到来，未来沉重的压力压在身体上动弹不得，身边的朋友都有了自己的方向和未来，反观自己并没有多少条路可走，在这犹犹豫豫中与其在游乐中度过不如在这些书中汲取营养，我想这是我看这本书最真挚的初心吧。
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这是我接触到的这本书的第一句话，深有感触和认同。在撕开包装之前我还真没想到吴晓波会把企业史按照这样的方式展现给大家，因为在我接触到的历史书中还只是课本里那些编年体、纪传体、国别体之类的，这本看似编年体又有多位人物评说和时代沉浮的写作方法非常新颖（起码对于我这种读书少的人来说），非常清晰。
这本书教会了我如何认识一个企业，不是通过花边新闻和演讲，而是通过财报、年报和社会价值等角度来真正认识一个企业。这本书我看着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发现很多的企业、企业家我不太了解，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来了解和发现，书中的很多成语和词汇虽然看起来很熟悉，但是什么意思我查了一遍知道了，第二次遇到又不知道了，这也是我看书第一次暴露出了我词汇量太少的致命缺点，给我感触极深，用一句时髦的话：细思极恐！
这本书看到上册中下叶的时候很是愤愤不平，凭什么“阶层如此固化”，凭什么“阶层的流通如此狭小”，凭什么“大多数草根和年轻人如此毫无希望”。我觉得这时候我看到了社会的黑暗，自己的黑暗。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当再度读到这句话时我才平下心继续看，沉浮的今天终将是明天的历史，你自己所做的无非是创造自己的历史。今年我很喜欢的《大鱼海棠》里有一段话非常好：我知道你在做一段很危险的事，但是只要你的心是善良的，对错都是别人的事。
回头看，今天很多的中国企业都是如同书里所说的那样，都是沾着鲜血和灰色的金钱所换来的，但是他们相当多的企业现在不是支撑着蓝天和创造着自己和社会的价值的吗。
历史的发展无论从何角度去看都有其过错，我们能做的不是去避免错误而是直面错误，去发展、去完善。历史如此，企业如此，人也如此，20岁的人不能没有忧患意识和危机感，但是不能看到前方一片漆黑而不敢止步不前，而是应该创造烛火向前探路，没有烛火更不应胆怯，应当勇敢前行！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下》读后感(八)：读书总结-《激荡三十年》遇见未知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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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家阿柒♫（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10137846/
读书总结
《激荡三十年》遇见未知的自己
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作出最积极反映的物种。——《物种起源》
喜欢上吴晓波的书是从《大败局》开始，《大败局》讲述了中国几家曾经非常著名的企业的失败的案例，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从此迷上吴晓波及他看经济的视角。
《激荡三十年》是一本中国近代企业史，从1978年写到2008年，以时间为主线，围绕时间的大事件、大人物进行叙述，记录了中国30年企业发展的巨变。读这本书我最大的错误是读得太慢太散不够连贯，读完之后写读后感也要再重新翻一下才敢下笔，生怕对不起吴老师的著作。其实现在也不敢说能写出一个多么有总结性有意义的读后感，只是对自己的阅读做一个总结，至少对得住自己。
三十年的企业史中，主角之一是邓小平，客观地说，邓小平奠定了中国变革的思想基础，并在他掌握的时间里主导了整场变革的节奏。用吴老师的划分方法， 1978-1983年中国企业处在没有规则的骚动的时期。在中国现代史上， 1978年是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年代，在这一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恢复高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偷偷实行包产到户……这些内容高考前在历史书上死记硬背时，觉得那么遥远那么与自己不相干，现在惊觉这不过是三十多年前。在这个没有规则的骚动时期，“傻子瓜子”年广久雇用了12个人当帮手，就有人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结果“安徽有个年广久，炒瓜子雇用了12个人，算不算剥削？”成了一道十分敏感的命题流转在全国各地，一场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不停被争论、辩护，讨伐，邓小平对此事的批示是“先看一看”，在阻力巨大，情势不明朗的情况下，用时间来化解愚昧的人们的困惑。温州“八大王”事件震惊全国，8个小人物凭借着自己的头脑做生意赚钱，却因为“与国营企业争夺原材料”的罪被举国通缉。历史中的人物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人物，一类是小人物，大人物决定的历史的走向，小人物体现了历史的真实。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创办，签订第一块土地出租协议，深圳经济特区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步履维艰的存活下来，看这段历史，真的很感谢任仲夷、袁庚等当时的地方官员的开明、坚持和智慧。
1984-1992年中国企业像被释放的精灵， 1984年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公司元年，王石、张瑞敏、柳传志、潘宁、牟其中纷纷开始创业。福建55位厂长的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刊发，成为国营企业改革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之后，国营企业家们为自主权的全面落实抗争了十多年。也因为这段时期，各种制度的不完善、不健全导致中国出现了许多非常隐秘的“法罪错位”现象，也就是犯事于东，却获罪于西。
1993-1997年中国经济史上民族品牌在演奏进行曲，沈阳飞龙、三珠崛起到分崩瓦解，史玉柱成了最受争议的企业家，联想爆发“柳倪之争”，秦池酒场从杂草丛生到残联央视“标王”再到崩盘……民族品牌相继成立、大批倒下、继续蜂拥而上。
1998-2002年中国企业在暴风雨中转折，邓小平去世后，朱镕基总理进一步接起了经济改革发展的接力棒，国企改革进入国退民进阶段。越来越多的国营和集体企业开始通过种种形式的产权变革成为民营企业，外资也开始大量进入中国。然而，国有资本，跨国资本和民营资本之间的激烈博弈成为了中国公司成长最重要而显著的特征。在大面积的产权改制过程中，一些盈利能力强的知名大企业的产权改革便成了难中之难。一些地方政府与企业家对企业产权的处置发生了分歧，政商博弈直接导致了企业致命的危机，多少优秀的企业家也因此身败名裂，例如我们小时候最有名的饮料健力宝，九十年代最火的电视机品牌长虹，曾经的烟王如今的褚橙褚时健。同样在这个阶段，中国的房地产业开始苏醒，互联网也慢慢进入视野，马云创办阿里巴巴，盛大，携程，当当同年相继创办，早年创办的新浪，网易在这几年快速发展。面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因为刚起步本身还几乎一无所有而并未受到致命影响，却狠狠跟着随后的世界经济回暖乘坐了一把青云。2001年，申奥成功、男足出线、加入世贸，这一连串的大喜事齐齐挤到了2001年，令中国人在新世纪的伊始就赫然有一种大起的感觉，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幸福和满足感。
2003-2008年是大国梦想成真的阶段。
本想依年份重温一次，摘抄一些自己感觉有意义或者是受到震撼的事件，可是写着写着已经缺乏耐心了。如果不按年份写，这三十年又有太多的内容值得我总结，值得我去思考，感觉自己还没有能力构思出一个足够大的框架来写出自己想写的内容。总的来说，这样来看历史，感觉是挺残酷的一件事情。把时空拉长，任何人都是这样的渺小。然而，具体到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就绝没有这么轻松的感觉了。每个人对他所属的环境、社会、时代，都负有责任。
说实话这并不是一篇让我满意的读后感，虽然我写了几个小时。《激荡三十年》带给我的感悟和震撼太多太多，也让我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和无知，许多感悟想记录下来就需要去查找很多很多的资料，生怕自己的观点错误给看读后感的你带来误导。总的来说，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悟是企业家们的创业故事，时代背景、政治环境造就和影响太多太多，三十年来的创业者们如今有几人屹立不倒？谁又知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背后，是多少倒下的企业，以及艰苦挣扎数次创业的人？所以依旧用这句话来结尾“存活下来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种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种群，而是那些对变化作出最积极反映的物种。”
某一周周总结
周总结。说实话，这是本略晦涩需要用力读的经济史。经常一个小时才能读完一年。这两天看的是98-04年，也是中国经济出现明显转折的一个阶段。邓小平去世后，朱镕基总理进一步接起了经济改革发展的接力棒，国企改革进入国退民进阶段。越来越多的国营和集体企业开始通过种种形式的产权变革成为民营企业，外资也开始大量进入中国。然而，国有资本，跨国资本和民营资本之间的激烈博弈成为了中国公司成长最重要而显著的特征。在大面积的产权改制过程中，一些盈利能力强的知名大企业的产权改革便成了难中之难。一些地方政府与企业家对企业产权的处置发生了分歧，政商博弈直接导致了企业致命的危机，多少优秀的企业家也因此身败名裂，例如我们小时候最有名的饮料健力宝，九十年代最火的电视机品牌长虹，曾经的烟王如今的褚橙褚时健。同样在这个阶段，中国的房地产业开始苏醒，互联网也慢慢进入视野，马云创办阿里巴巴，盛大，携程，当当同年相继创办，早年创办的新浪，网易在这几年快速发展。面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因为刚起步本身还几乎一无所有而并未受到致命影响，却狠狠跟着随后的世界经济回暖乘坐了一把青云。不禁感慨，成大事，不仅要有九死一生的决心，all in的勇气，还要有强大的隐忍力，最后，生要逢时！晚安！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下》读后感(九)：《激动三十年》，名字实在取得贴切
身为90后的我，对于1978年到2008年，这三十年，我的出生才占据一半的时间，更别说去体会商业氛围。对于出生温州，长在温州的我，看过家家户户办厂，见过因金融问题被抓进所里的好些人（会钱），甚至也遇见成群结队的父辈们全国各地买房······难免产生想去仔细了解下过去商业环境。这本书满足了我的欲望，一些事实也无意间解释了我的疑问 ，只是没想到商业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动荡人心。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推动中，每一个政策的变化，都是几家欢喜几家忧。太多的企业，不过沉没在改革的波浪中。太多的人物，仅仅只是昙花一现。（小人物见证历史，大人物推动历史）书中有太多的人物，我印象比较深的几个人，其中悲剧的健力宝的董事长-李经纬，一手壮大的企业，却因为产权改革问题，自此被自家“婆婆”排挤，自此陨落，能力不行吗？或许可以说他的命运不济，生不逢时。然后王石（万科）、柳传志（联想）、张敏瑞（海尔）还是比较幸运的，结局毕竟是能顺利解决产权问题。这里不得不提一下任正非（华为），以前并不怎么听起他的名字，只是前段时间一则关于他下飞机后独自一人等出租车的新闻，一下子吸引住我了。看了这本书，发现他是一个能坚持原则（每年销售收入的10%作为技术研发），在企业繁华昌盛时，去思考“企业万一走向衰败，该何去何从’，实在是过去20年中，能坚持技术的企业少之又少。更多的企业家，为了眼前来钱快，更愿意走价格战和资本运作。
2000年以后，一个“房地产”，另一个“互联网”，两大行业实在深入人心，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马云、马化腾、李彦宏····都是现如今非常活跃的互联网新秀啊。不得不感慨，互联网将亿万富翁的年龄推向年轻化。一个传统行业，需要二三十年的积累，才达到几十亿，上百亿。可是，部分互联网企业只需10年的时间，从无到上千亿价值，是新科技改变世界？还是这个行业也是相当暴利？
最后，身为温州人的我，不得不去关注下温州的发展。第一批走私、第一个专业市场、第一个私营企业、第一个股份制公司······太多的第一次，难怪老听到说温州是犹太人。可是这几年，是很明显的感觉，温州企业衰败得蛮厉害。或许是温州人太喜欢投机取巧了，一个当初的炒房，一个这几年的金融机构，从事了来钱快的资本运作，很难平心静气实打实做事。或许，这本书中，总觉得温州的发展总是人民自发推动，却没有一个很好的领导人在引领。难道，还是盛极必衰？
《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下》读后感(十)：机遇
读完激荡三十年全本，感受到中国整个三十年来企业家们奋发向上，拍案而起，浪遏飞舟的梦想与情怀。每一个领导人都有他身上独特的品质，要么是枭雄，要么是保守派，要么是与公有制经济抗衡的，要么是国有机制下难以主宰自己的人，最后成就了自己造福了企业，或者成就了他人黯然退场。
其实，看这种经济类著作很让人心生向往，因为里面掺杂了大多数人的造富梦，每个人都想夺取财富，但每个人却又不知所措，站在现在看未来，似乎充满迷惑。看着这些企业起起伏伏，你会觉得自己也想从中借取一些教训和经验 ，自己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但是，在这些资本世界的背后，又有多少腥风血雨是不为人所知的，这本书很好的强调了资本市场的争夺和复杂。联想到许多概念炒作的词，如现在的人工智能，区块链，ICO，A股独角兽，我们不知道里面究竟含杂多少滥竽充数的伪君子，最好的风险规避就是不要去参与资本游戏，对于普通人来说，里面包含的暗庄操作是你想都想不到的，多一份谨慎，也就多一份财富。但是如果一味的保守，而不去追逐市场给你的机遇，很容易会沾沾自喜而坐以待毙。
如何区分黑幕和真相，这是每一个普通人需要做好踏入资本市场的预备工作，我是很不赞同抓住概念就炒作的投机行为，因为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你是会被上层牵着走的，譬如虚拟币现在已经跌破到令人心碎的程度，而在不久前因虚拟币的增值和ICO的增发导致的炒币热甚嚣尘上，所以，投机行为或许能使人一夜暴富，但也会拖你万劫不复。
再者是作者提出的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伟大的世界级企业，虽然我国很多垄断性企业在世界已经达到了市值前茅，利润率前茅等耀眼的地位，但是这些企业大多是国有垄断行业的公司，大多处在重工型，能源类，电信业，而不是诸如互联网，科技，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的公司。问题是作者十年前的书中提出的，他最近又出版了一部新作叫做激荡十年，水大鱼大，我目前还没有时间拜读，但我相信这本书应该会重现这一问题，而问题的答案应该有了雏形，那就是我国的互联网行业里面的阿里和腾讯，通信业务的华为和中兴，据我所见，阿里和腾讯的版图越来越大，华为的核心技术越来越深，这些高精尖的东西足以支撑一个企业的高度，伟大的企业不仅在于资本市场的占有率，市值多少，还应该有企业的管理机制和企业的精神内核，这些是需要细细考虑的，伟大的企业在同行在全世界都应该享有极高的地位。
民营企业家的企业生存艰难，因为要游走在国有体制和私有体制交叉的地带，稍有不慎就会被国有收购，或者被垄断性行业打压，因此，他们向来都会走一些灰色的道路，政策下放却少有遵守，如果真的依着政策走，想必海尔，TCL等一系列企业也不会达到之后所拥有的财富，毕竟束缚太多，产权不清晰，导致一系列利益集团的争斗，必然会对企业造成损害。
国有企业家自身也很为难，一方面要为国家做事，一方面却也要对自己负责，稍有不慎就被要求辞职，自己想要施展拳脚却又被行政干预打断，无法施展管理的才华，从而愤愤不平，自己打造的集团最后不得不被别人掌管，自己却落得个逃向国外或者籍籍无名的结局，譬如科龙的潘宁，难以翻云覆雨。
但是，这是十年前的中国企业，而如今我们看到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自主权被落实，一大批互联网公司成功上市，新的行业不断在创造记录，零售业尤为突出，但是我却觉得当前的互联网已经到了面临危机的时刻，因为没有新的技术，所创造的东西都是建立在互联网上，丝毫没有更进一步的突围，当互联网提供给企业的东西只有这么多，而企业只是做加法，将互联网与线下产业相结合，但毕竟资源只有这么些，当结合到达某种成果后，还能有什么空间可以填补呢？
这不是我自己凭空想象的，而是早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担忧，毕竟互联网发展了十多年，也该有动力不足的时候，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我们所做的只是预判，而不是真切的经济走向，要知道多年前人类就预测当今应该是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甚至机器人完全服务于人类的大时代，但是看看现在，我们的机器人还没有达到普及的状况，因此，不能因此就过度的担忧，但是担忧也是要存在的，毕竟互联网总会有资源枯竭的时候，只是我们不知道进度快慢，但做好发展下一代技术的前提工作还是很有必要，所以出现了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但是我不怎么看好后者的大规模普及，或许是我不专业，我只觉得区块链没有那么快投入应用，只能在金融领域发挥一些边缘功能，因为正如某位企业者说，区块链还不足以让我们放弃现有的技术采用它代替，但我认为人工智能是一个很好的接力者，因为人工智能进一步提高了生产力，完全有可能推动自动化发展。
总之，激荡三十年教会我们的不仅是对于中国企业发展的历程，经验教训，还教会了我们如何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竖立危机意识，保持大国自信，更好地积极地面对每一个潜在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