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君明珠香港琐谈》是一本由严飞著作，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39图书，本书定价：26.00，页数：2008年4月，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还君明珠 香港琐谈》 序/李欧梵
严飞先生寄来这本书稿，并附上一封情文并茂的长信，请我作序。我至今（一个多月后）才把这本书稿匆匆读完，不禁大吃一惊：非但惊讶于他和我的关注点有许多相同之处，而且更佩服他的观察入微，在资料和数据的掌握上更远在我之上，因此读来真是获益匪浅。
我和严飞只见过一面，但记忆犹新，总觉得他和我的背景甚为相似：我们都是“半个香港人”——他来自中国内地，我来自中国台湾和美国；用他在信中引用的天津作家冯骥才的言说，我们的论述角度都是“门槛上式的”：“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因此内外可以兼顾，但有时也内外夹攻，自相矛盾。我发现自己在香港住久了，反而逐渐走向门槛里面，对香港的批评越来越厉害，但严飞仍然能保持一个既深入又不失客观的立场，往往更能发人深省，特别是对香港本地人。
譬如他对香港人的认同问题，以及对“八字头”（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香港人的看法，就一针见血：“八字头既不大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也不为香港人的身份而骄傲。简单一个‘我者’、‘他者’的划分，简单一句‘香港明天会更好’，都难以圆满解释香港八字头一代的自我定位，以及身份认同”，“而在此以后更年轻一代的香港‘九字头’，则在‘心系家国，爱我中华’的公民教育下成长，对中国的认同更加浓厚和强烈。”
他的看法，从实质意义而言，是绝对可以成立的，这也许是他源自内地人的立场的表现。可能我更“国际化”一点，总希望香港人能维持双重身份：既是中国人，也是香港人，而更把“中国人”这个概念领域扩大，变成“华人”；家和国是政治身份的定义所在，但文化上似乎应该更虚一点，也许“爱我中华”这四个字的意义也应该是从文化的层次作解释和思考。除此之外，香港人更有资格作“世界人”，但不失中华本位。
除了这个基本立场不尽相同之外，我发现对香港的所有看法，我们都是一致的，我尤甚欣赏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香港回忆丢失在哪里？”“香港风格正在消灭？”这两大命题都打了一个问号，但答案却不同。严飞认为，香港的集体回忆的确在丢失，基本上就是官僚主义和地产主义交相夹攻下的牺牲品，这我完全同意；他又说，一个城市的居住条件与品质是一个层面，文化观念和历史风格又是另一层面，往往两者求其一的窘态就构成了城市改造的棘手问题，其实这两者应该是彼此依存，彼此映照的。真是一语中的！我们不禁要问：香港的“官僚文化”的文化品位是什么？他（她）们对于历史和记忆的了解又有多少？天星码头的一夜被拆，可谓是政府的一大失策，完全低估了港人“下意识”之间所积存下来的集体记忆，现在又想亡羊补牢，可能为时已晚。
但对于“香港风格正在被消减”的命题，严飞答案却是否定的：香港的城市建筑仍有其风格（这一点和胡恩威——《香港风格》一书作者的看法不同），但这是一种在夹缝中生存而显露其特色的风格，真是一个洞见。今后香港的这种“杂种文化”如何继续生存下去，甚至开花结果（在“石屎森林”里开花，当会是另一种景观？），则有待大家的努力了。
在全书的末尾，作者才透露他的年龄：原来只是一名“八字头”的青年人，所以不好意思参加“三十会”。如此年轻的才俊，又能写出如此精辟老练的评论文章，我只有羡慕的份儿。我不但要向内地广大的读者推荐这本书，也要向香港人推荐这本书。如果我是“三十会”的主席，必定立刻邀请严飞入会，并委以重任。这位跨在香港门槛上的年轻人，非但在观察上早已经登堂入室（但又免于偏激），而且在修养和识见上绝不亚于香港的本地知名文化人。
2007年6月于香港九龙塘
《还君明珠香港琐谈》读后感(二)：“门槛上人”看香港
罗豫/文
香港人有身份认同吗？香港回忆丢失在哪里？香港还是个文化沙漠？香港明天会被边缘化？
这四个问题，尖锐而逼视，稍予注意即能明了一点：严飞的这本《还君明珠》，副题虽然名曰“香港琐谈”，却绝非一般的泛泛而叙。较之大量对香港符号化的平面描绘，严飞这位有着复旦法学学士、牛津比较社会政策学硕士背景的旅港年轻学人，问题意识非常明显，其中关于“香港人身份认同”的问题，即可谓一语击中港人的精神要害。
考察香港文化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香港人的概念，并不随着开埠就天然形成。虽历经百余年的殖民统治，香港真正形成其本土身份认同，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随着经济起飞，以香港为本的粤语流行文化逐渐成形，战后一代香港人在成长过程中守望相助、拼搏奋斗，从而孕育而成香港社会的共同价值观：自由、法治、勤奋、廉洁、平等、民主、公平。
正是由于这种价值观来之不易，尽管回归后政治上依附、经济上依赖内地，香港身份与中国意识的情感冲突，在回归后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但在严飞看来，“中国人和香港人，这从来就不是一个对立性的论题。”香港人对身份问题百感交集，体现的是他们对公民社会的重视。而这恰恰也是我们在进行公民教育时，所应该特别注意的。
由此引申开去，作者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香港，所用的是“门槛上的视野”（李欧梵语）。正如安替评论的那样，“作为在香港工作的内地人观察香港，虽然失去了身份认同的张力，但也因此有了相对超然的立场可以讲述香港的尴尬。”“超然”二字，并不能苟同。严飞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切身参与的现场感，与其说“超然”，不如说“独立”。而独立观察背后的直言而白（尽管在内地发表时有所删改），终能突破言说的重重禁忌，更属难得。毕竟，从实用角度对待香港，尽力发扬“为我所用”的一面，而不去追问个为什么，本就是内地长久以来的惯性使然。
诸多迹象表明，香港已不再只是香港人的香港。香港的明天往何处去，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大陆有识之士的问题意识中。尤其在港沪双城记、港沪京三城记越唱越high的今天，当严飞以其“八零后”的视角，不无忧虑地写下《上海和香港：你追我赶中的压力》、《北大VS港大：尚能饭否》、《香港VS内地：我们结婚吧》、《外来媳妇本港男》等篇什时，我们或许应该想见，香港人的危机感，比香港的危机，更值得我们重视。
《还君明珠香港琐谈》读后感(三)：买“读”还珠
买“读”还珠
《还君明珠:香港琐谈》,严飞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版,26.00元。
成庆
□自由撰稿人，上海
对于一个上世纪80年代在内地长大的孩子而言，台港流行文化几乎塑造了那10余年间所感受到的全部文化内容。我们可以轻易地列出一个长长的影星、歌星的名单，如数家珍。而我心目中的香港，则是一个依靠香港电影和音乐构建起来的形象，那里面有《旺角卡门》的地下黑帮，也有“难舍难分”的怨女痴男，如今回想，把罪恶、真情还有种种欲望混杂在一起的香港形象，对我而言丝毫不觉惊讶，而且还认为是如此和谐统一。
事实上，今日看来，我所接触的香港文化，只不过是80年代中期以后商业文化的主要内容，更早时段的香港本土化文化运动我们只能隐约感觉，无法分辨出香港文化复杂的光谱。
由于偶尔的机缘，我开始为一份关注国际政治的电子刊物撰写每周香港的时政评论，于我而言，香港是一个通过记忆与冷冰冰的新闻构造起来的观察对象，每当我搜刮所有的想象力去试图理解香港的政治社会变化时，总会自问一句，香港人到底如何自我理解？
在这个时候，刊物里新来一位撰写香港文化的同仁———严飞，其深入浅出的笔调与绘声绘色的描述让我顿时心生愧疚，过去所对香港时事分析的种种判断，大部分都在严飞的具体描述下化为无支撑的臆断。从此之后，每当我撰写某件香港时事的分析时，总会翻出严飞所写的香港文化评论，来对照自己的判断是否符合香港人的基本常识经验。
如此下来一年有余，我几乎认真拜读了严飞所有的香港文化评论，无论是从“麦兜故事”背后的香港人的心理基础，还是“天星码头”、“皇后码头”的复杂情感历史，都让我逐渐触碰到一个更为鲜活的香港。
这样一个香港，在认同上并不是简单的一分为二，他们既有英殖历史留下的对英帝国的复杂情感认同，也有从60年代开始的香港本土认同，而 97之后，也有对“大中国”的认同想象。在这样复杂的历史过程中，进行简单的“爱国/不爱国”的划分都有违香港人的心理经验。因此在这样的氛围下，最激进的保钓人士与最亲英的香港绅士能同处一地，互为呼应。而严飞对香港人的认同描述也让我对应起香港流行音乐的回忆，如许冠杰的“铁塔凌云”中就有“檀岛滩岸，点点鳞光，岂能及渔灯在彼邦。”香港人对“香港”的地方认同之深厚，恐怕难以用一个所谓的“大中国”认同所替代与取消。
在文化上，香港固然是商业为先，我们也时常诟病其为“文化沙漠”。这一判断固然大不错，但是如果要了解香港，自然不能以文化精英者心态高高在上，毕竟在这样一块弹丸之地，也有数位了不得的文化人物，比如饶宗颐这样的国学大师。而对于香港人复杂的文化心理，我们似乎更应细细揣摩。比如香港对 “玉女偶像”的狂热追求，以及对性解放、八卦“咸湿”的强烈需求，都集中于香港人一身。
这样一种保守且激进的道德文化心理，到底源自何处？这本书中有对香港中文大学刊物《中大学生报》情色版的分析，也给我提供了一个理解的方向。香港人对自由价值的崇尚，导致这种自由被滥用，甚至为了打破所谓的“一元性论述”，而冲突基本道德的底线，甚至还以《圣经》中的性描写作为自我合理化的依据。如此复杂的香港文化心理，谁敢说我们都能清晰的了解？
在经历了香港购物、游玩迪斯尼的疯狂冲动之后，内地公众渐渐开始感受到，今天的香港，固然可以勾起80年代开放之初国人现代化想象的回忆，但是这种复杂的情绪却在内地经济的高速发展中逐渐把香港去魅化。于是香港人自己也在焦虑，难道未来的香港，不仅难以回复昔日的“四小龙”荣光，而且还会自我边缘化，成为无足轻重之一隅？而这种种情绪，于我这种虽然关注香港，但却一次未踏上港岛一步的局外人而言，哪能体会纤毫毕见？于是，在这样的关切底下，严飞这本描述香港日常经验为主的书，或许能够让让关心香港历史与未来的读者们买“读”还珠，恢复一个更为丰富的“东方之珠”的面目。
《还君明珠香港琐谈》读后感(四)：《东方之珠》本不是不朽香江名句
内地旅港学人严飞先生“门槛上式的”“香港琐谈”书名起作《还君明珠》，使我不由得想起罗大佑那首脍炙人口的《东方之珠》。二者同样将香港喻为“珠”，这是一种物化的比喻。因此虽然《东方之珠》中采用了拟人的手法，但它吟唱的其实是（泛指的）“中国人”这个有着“永远不变黄色的脸”的“我”与“香港”这个用“泪珠”“说出尊严”的“你”之间，在国族关系上的交缠。这样的“宏大叙事”在某种意义上与香港几百万升斗小民并非那么地贴心贴肺。故而，真正身在“门槛内”的港人，他们认可的“市歌”乃是一阕本港连续剧主题曲《狮子山下》：
人生中有欢喜
难免亦常有泪
我地大家
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难以绝无挂虑
既是同舟
在狮子山下且共济
抛弃区分求共对
放开彼此心中矛盾
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誓相随
无畏更无惧
同处海角天边
携手踏平崎岖
我地大家
用艰辛努力写下那
不朽香江名句
《狮子山下》与《东方之珠》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关怀的是一个个有喜有泪的、具体的香港人和他们结成的同舟共济的市民社会，而不是后者着力刻画的整体的、高度概念化了的、中国遗珠（或还珠）一颗的“你”。
同样地，不管是在门槛内、门槛外还是象严飞先生这样“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要想读懂香港（或者任何一座城市），就不能不将心比心地去体会广大当地居民的所受、所感、所思。
不无遗憾地说，仅以本书观之，严飞先生还未能做到。他固然自觉地去观察香港的方方面面，从这个城市的风格与文化，到它的集体记忆与未来走向，力图把握它的细节、勾勒它的全景；但问题在于，他始终把“剖析香港人对国家民族身份的探索”置于这一切之上，过份执著于香港人并不太看重的这种抽象的国族认同，并常常因此扭曲了他的视角，得出一些异于大多数香港市民正常认知的见解和结论。比如，《香港的日本矛盾》所夸大的港人亲日/反日情绪之“矛盾”、《偷拍与政治》对当年阿娇走光事件之过度诠释（“艳照门”后看这一篇，尤为可笑），以及《清拆、消减、破坏、毁灭》对老式澡堂“浴德池”歇业原因的错断（认为“原因仅仅是高昂的地租和城市日新月异的变迁需要”，却不明白洗浴文化的改变才更根本，内地城市亦莫不如此）。这些误解与误读，究其因，莫不在于：作者回头看时，力图割裂香港的“集体记忆”与“殖民传统”；着眼当下和展望未来时，又过于看重“普通市民的祖国意识及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感”。
其实，我在《读书》杂志上读到知名学者强世功先生的一组《香江边上的思考》，就曾对以强氏为代表的内地背景的人文学者观察香港时片面强调中西间、中港间的政治博弈与算计、将香港“物化”为各方争夺对象并忽略作为活生生的“人”的香港市民的感受深加诟病。（严飞的文字当然已经比强氏的“思考”感性和柔性许多，对香港普通市民也有更多的贴近。）他们往往无视或视而不见，以大陆为参照系，英治对香港兼有殖民统治和保护伞这正反两面的意义。整个英治时期，大陆来港（包括逃港）的新移民一直是香港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换句话说，他们是在经过“个体”与“国族”的权衡之后，主动接受了英治（殖民统治）这一现实。因此，英治不仅是香港城市传统最重要的来源，甚且造就了香港这个城市本身。而对香港英治时代本能的敌意和斤斤计较港人“对中国的认同”，的确如李欧梵先生在他为严著所作序言中指出的，“这也许是他源自内地人的立场的表现”。李欧梵先生也含蓄地表态说：“可能我更‘国际化’一点，总希望香港人能维持双重身份：既是中国人，也是香港人，而更把‘中国人’这个概念领域扩大，变成‘华人’；家和国是政治身份的定义所在，但文化上似乎应该更虚一点，也许‘爱我中华’这四个字的意义也应该是从文化的层次作解释和思考。除此之外，香港人更有资格作‘世界人’，但不失中华本位。 ”他特地言明了与作者严飞先生在“这个基本立场”上“不尽相同”。
我对香港有特殊的感情，不仅因为我有众多亲戚长辈居住在这个城市，更因为在我的童年（甚至直到现在），香港都是我“精神食粮”的供应站-我想读的许多书刊必需从它那边弄过来。而这源于香港相对于内地最珍贵的特质-自由。它体现在香港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这一特质基于中央政府的国际承诺，尚在勉为其难地保持着。
因此，身为内地旅港学人的严飞先生，其实不必担心“香港明天会被边缘化吗？”（本书最后一组文章的总标题）只要大陆在“自由”这个指标上还追不上香港，她的吸引力在本质上就不会被削弱。我们更应该做的，反而是思索内地如何“借鉴与学习”“它的开放、多元和民主的另一面”（作者自序语）而不是伤害之。
香港并非谁的“明珠”，香港（或许还包括台湾）如何保持自己的重要性和风格，靠的是它们各自“同舟人”的“艰辛努力”（尤其是各自对所传承的基本价值的守护）。《东方之珠》本不是不朽香江名句，《狮子山下》才是。
《还君明珠香港琐谈》读后感(五)：闾丘露薇：告诉你一个这样的香港
告诉你一个这样的香港
闾丘露薇 序
香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给了我一个公平的起点，让我有机会实现我少年时候的梦想，成为一个记者。
在很多人的眼中，香港是一个小地方，特别是香港的媒体，总是在那几个话题里面打着转转。其实那是对于香港的不了解，只要静下心来仔细想一想，香港的那些话题，从政治性的选举议题，到财经类的市场动态，对于内地来说，都有着示范性的作用。身为香港媒体人，应该说真的很幸运。虽然从地域来说香港很小，但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要把它说清楚，完整地展现在外人的面前，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严飞是我的朋友的朋友。接到严飞的邮件，我正在美国的哈佛，而他则身在香港。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写序，有点违背我的原则，但是他很诚恳，把所有的文稿给了我，还写了一封很感性的信。被他信中引用的一段作家冯骥才的话所打动，“评说一个地方，虽然可以采用很多种方法，但是最好的位置是站在门坎上，一只脚踏在里边，一只脚踏在外边。倘若两只脚都在外边，隔着墙说三道四，难免信口胡说；倘若两只脚都在里边，往往身陷其中，既不能看到全貌，也不能道出个中的要害。”
算起来我和严飞也算是有点点联系，当年我在复旦的相辉堂演讲的时候，他就坐在台下，而现在，我的这名师弟的生活轨迹已经有了如此多的转变，从上海到伦敦，然后从伦敦又到了香港。正是因为他的这样的生活轨迹，给了他一种财富，可以用比较的眼光看待自己生活工作的这个地方。而这一点，也是我自己一直以来觉得人生赋予我的最为珍贵的东西。
读完他的文稿，话题很新，都是刚刚发生过的事情；话题很杂，这不是贬义的评价，从一个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观察一个社会，话题就是需要杂一点，因为香港这个社会本身就是如此的多元和多彩。正是因为他到香港的时间还不算长，很多在香港人眼中熟悉不过的事情，在他的眼中是如此的新鲜；很多对于香港人来说已经平常的懒得思考的问题，变成了他对这个社会的观察。我不是完全认同他在书中的所有观点，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生活的时间长短不同，我们各自的生活经历不同，也因为我们分属的年代不同。但正是因为这样的不同，让我更加愿意去读这个年轻人所写的文章，因为了解一个地方，就是需要从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去解读。
香港是一个资讯流动自由的地方，香港人有着得天独厚的获取资讯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并没有给大部分香港人培养出一种宽广的视野。我一直觉得，回归十年了，香港人现在需要的，是认真听听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这些评价肯定有正面和负面，生活不就是这样吗？真实展现的永远不会只是自己的优点。
这些年，每次和内地的朋友聊起香港，不少人都会摆出一副很不以为然的表情——在他们的眼中，香港只是一个依靠内地游客的购物天堂而已。这正是他们对香港的不了解——香港的法治精神，香港人的务实和公民意识，香港对于民主的一次次的实践，这些都是内地人可以学习的地方。
年轻人的优点在于直率，在于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们不需要认同别人的观点，但是却可以从别人的观点里面学会多角度的思考，然后自己为自己描绘出一个心中的香港。
闾丘露薇
2007年5月于哈佛大学
《还君明珠香港琐谈》读后感(六)：这一代香港人的怕和爱
这一代香港人的怕和爱
李华芳
处 于十字路口的香港，并没有丧失其活力。这得益于其多元文化交集的地理位置。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香港有很深厚的基础，传统的新年深入到每一个香港人的心 里；另一方面，香港又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圣诞节的气氛也一样浓郁。因此香港人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感情颇为复杂。香港城市大学的严飞最近出版了一本《还君明珠 》的书，虽说是“香港琐议”，但小事情可以见大文章，从中可以一窥香港人的怕和爱。而了解香港人的怕和爱对于理解香港未来的走向，是大有助益的。
97 之后的香港人，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身份认同难题。金耀基认为香港在政治身份上一直是一个“依赖性的政治实体”，从依附于英国到“一国两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这一体制的转变也导致港人身份认同问题变得饶有意味。香港殖民城市的心态导致了严飞所谓的行为短期化和犬儒主义盛行，这种身份认同并不纠 结于“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一类的伪命题，因为中国是国别定位，而香港是城市定位。难以转变的是占了英国的光，到被一个更为贫穷的主体接收的落差。好象是 一个富人家的仆人见乡下的穷亲戚也要骑到自己的头上，多少有点不满起来。
但这种尴尬也的确是 香港经济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英国政府殖民香港的初衷，就在于使香港成为一个商业中心港，作为英国商船通商远东的中转站。得益于宽松的经济政策和全球化贸 易的发展，香港的金融业也迅速成长起来，到80年代，香港已经成为世界级的金融中心，东方之珠冉冉升起。一直到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香港还有值得骄傲 的资本和理由。但97之后，政治上的回归和经济上遭受经济危机的考验，使得部分精明的香港人已经意识到大陆才是新的增长点，而香港将不可避免被“边缘化 ”。因此掀起了一波到大陆定居的潮流，尽管可能还算不上潮流，但也算得上波澜了。这与通常想象中的情形极为不同。
以 定居为例，香港回归前，到内地定居对很多香港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而在回归十年后的今天，香港人返回内地生活的现象增多。根据香港规划署2006年的调 查发现，2001年到内地定居的香港人有4.1万，2003年则有6万多，而到了2005年，则增加到9.1万，意即每两年就以几乎50%的速度递增。调 查结果还显示，约有39,900个住户约161,100香港人（约占香港居民3%）表示会在未来十年内举家迁至内地居住，居住理由主要是“生活费较低”、 “退休”和“居住环境较佳”。经济学上，用脚投票是对局势判断的最终选择。如果一个人表面上说香港很好，但是却到大陆来定居。那么这种说香港好的话，大抵 只能算是一些客套，算不上真心实意。因为他的实际行为告诉我们，其实大陆才是真 的好。这种显示偏好理论善于从结果去推断一个人的动机，就好比说一个人要说一个东西好，就看他肯不肯为这东西花钱，肯花多少钱。
实 际上，不仅是底层百姓用脚投票，香港的政府高官也已经意识到这个“边缘化”的问题所在。港府政务司司长长许仕仁就指出，珠三角基建迅速发展，可能令香港物 流业被边缘化；而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也发出警告，认为内地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香港作为内地与境外的金融中间者，这个地位亦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事实上，挑 战早已来临。2003年广东省GDP第一次超越香港时，就已经不愿视香港为珠三角龙头，对香港的态度更多是竞争而非合作。同时，人民币的走向强势，对港币 的汇率亦已突破一比一的“情感线”，货币一体化的问题也是困扰香港的大问题。若非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港币”作为法定货币的特殊地位，使得货 币一体化受到修改《基本法》的阻力限制，人民币很有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对替代港币。这对于香港这个拥有自己货币的特殊的金融城市而言，绝非利好消息了。同 时，人民币走强显示出来的信息是，大陆的金融市场的吸引力将会进一步提高。伴随着内地银行业扩大开放，在香港的持牌银行总数这十年来不断下降，已经从 1997年底的180家减少至2006年底的134家，显示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不断减弱的趋势。
身份认同、边缘化等等，都是香港目前面临的不利因素。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香港人的坚持和长久浸淫在商业环境中的商业意 识，可能会为香港带来新的机会。任何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都必然是一个人才中心。人才的流动是与资本的流动紧密关联的。另外重要的是，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 人才流动到一个地方会带来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和知识的溢出效应一样，会为金融中心带来正面的效果。
熊彼特在自己的理论中最重“企业家精神”和“创新” 两个概念，而“创新”意味着对原有的知识和环境十分熟悉，并且能基于此提出新的东西，包括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制度。香港企业家成熟的商业意识，使得他们能够 认识到大陆将会作为一个新的市场，提供新的增长动力。同时，企业家的创新，尤其是在金融领域的创新，有可能使得大陆的金融发展也获得益处。尽管目前还没有 明确的标准来衡量企业家的贡献，但从大批香港的金融从业高级管理人才纷纷北上来看，是有理由对香港和内陆在世界金融版图中的前景保持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