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苏慧廉》是一本由沈迦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52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个从没听说过的英国传教士汉学家怎么在近代中国生活的？他对近代中国又什么影响？
五百页的精装书，从2015年4月开始就拿起，读到第二章。后来家中有事，放下。一直在未读中，有些碍眼。在十月份又开始重读，终于在年底读完，感慨万千，眼界大开，也很多疑惑。
苏慧廉，英国传教士到温州传教，后来到山西大学做西方总教习，曾经参与庚子赔款的调配，与胡适都是朋友，后来是牛津大学汉学家，他的继任者是陈寅恪。他在晚清中国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我在没看到这本书之前对他一无所知。
读完此书，很佩服作者沈迦，苏慧廉沉寂于中国近代史的名字中文名有很多个，英文名只一个，她怎么将这些中文名联系起来，又怎么耙梳这些文献史料，从浩瀚文献之海找到这些资料并整理成文，很谢谢他将相关的文献史料一一列举，让我们能自己根据文献去认知。看他搜集资料的过程，横跨几大洲，在图书馆里到处找寻资料，又到处走访知情人，努力留下第一手资料。真的很佩服。前几天把他的新书《一条开往中国的船 : 赴华传教士的家国回忆》也买来了。读者能做支持的也只有购买作者的新书了并且认真再读了。
”苏慧廉，英国人，传教士，著名的教育家，欧洲一流的汉学家。他一生最好的时光都在中国度过，他的故事，却少有人知。在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这三个字与许多历史大事件、历史名人关联密切。
二十岁出头的他，漂洋过海从英国来到中国，他的未婚妻也追随而来。他的孩子出生在这里，并由此开始了一生与中国的缘分。
他在温州定居二十余载，设立禁烟所，修医院建学堂。学习温州方言，编撰便于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向西方介绍中文典籍。
由于他在教育方面的杰出才能，被聘为山西大学堂的总教习。随后受聘牛津，成为牛津大学汉学教授。而苏慧廉之后的继任者，正是陈寅恪（因二战未成行）。苏慧廉的女儿，长大之回到中国，创办培华女校，这是林徽因的母校。他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英方代表，是让英国庚子赔款最终退还中国的有力推手。
苏慧廉经历中国最动荡的时期，而他的历程，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理雅各、李提摩太、赫德、严复、王国维、蔡元培、吴佩孚、胡适、顾颉刚、费正清，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都与苏慧廉有着或近或远的联系。”
作者沈迦的文字洗练，叙述简洁，严谨耐读。勾勒苏慧廉在中国的这一线索，反映晚清的近代中国的变化。和教科书中不一样的中国。很想再读一下教科书或者更中立的近代史教材，看看各方视角下的晚清中国。后来买了人大张鸣教授的 中国近代史。还没开始读。
风起云涌的时代，到底中国是如何变迁到现在这个样子的。西方列强又是如何影响中国的，他们传教，设立医院，建立学堂对建设中国各有贡献，但是他们带给中国民众的又是什么？
《寻找·苏慧廉》读后感(二)：寻找一种精神
这本书是近年来难得的一本好书，许是因为细节中介绍书是有关山西大学堂和苏慧廉在太原任总教习的缘故，多次忽略推广之后终于买下了。书内容主要叙述温州，自始至终没有什么共鸣。8年前曾跟妈妈同游江南，去了扬州、无锡、镇江、苏州等等地方，过温州而未入，总感觉是小商品和富商的聚居地。如今《寻找苏慧廉》已经列入一定要重读若干遍的书单中，更是深切自责，希望能有机会去温州看看。
首先，佩服沈迦。该书资料之翔实至少令我瞠目，尤以附录为甚。带着全书看完之后的景仰发现原来附录中将所有文献堆积起来是更加有震撼力。近年来，习惯了各种传统出版社无性价比的出书，猛然间有回到读书做学问的日子里。内心触动更大的是自己的浅薄。近年来因常年在外，习惯了一系列的社交网络，视书如命的我必然成为了Goodreads上的活跃分子，每当读完一本书，定要精心为书写评论，分类上架，自己也成了Goodreads的作者和图书管理员，私下窃笑，满以为Goodreads囊括所有英语图书，其他语言亦在扩充，但是，当我希望把沈迦所查阅的那些由“洋人”，比如苏慧廉等人著的专著录入时，竟找不全。虽说那些书都是牛津图书馆的馆藏，但也未过两百年，居然不在现在可分享的互联网读书网站之列，心中顿觉失望。这不是真正的学问。扪心自问，在网络数字时代的冲击下，究竟是不是也跟着自我陶醉于虚拟世界，任由浮夸的信息左右着。
其次，这本书极有见地。初期疑惑便是怕此书仅仅是洋教士的传教使，殊不知，晚清的另一面、山西的过往、温州的曾经、以及很多大师的相互关联都呈现出来。不论是与李提摩太在太原也好、还是与胡适谈唯物、做费正清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一切的历史都在一两个人间串了起来，加之一些尘封已久的史料，很多事情都以一种新的角度呈现给了读者。
最后，不太喜欢写很详细的书评，自己的水平也有限，仅限于偶尔点评作者文笔，但是沈迦的作品几乎无以可挑之处。再道一句，难得。而千里迢迢买到了沈迦的签名本，更是锦上添花的喜悦了。
《寻找·苏慧廉》读后感(三)：传 家----姜平
传家
——姜平
姜平，现为加拿大烈治文（Richmond）浸信会福音堂（Richmond Gospel Baptist Church）牧师。曾外祖父夏正邦，曾是苏慧廉的书童，亦是温州第一代华人牧师；外祖父夏廷耀是我国第一位华人税务司。
作为温州早期传道人的后代，我一直对百年之前的温州传教士及教会历史十分关切。在这个如今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的城市中，什么人最初来点燃了福音之火？在这个有着独特方言的小城里，福音的先驱者们曾如何工作？在这个地理环境特殊、交通不便的地区内，第一代的基督徒有怎样的经历？这些问题多年来一直是我心中的未解之谜。但除了长辈留下的一些零碎口传之外，我所得到的信息实在是少之又少.
信主之后便听家人说，曾外祖父是温州早期的传道人。他为了传福音甘愿去了瘟疫蔓延的玉环岛，在那里受传染而病逝，为主献身。他的六个孩子中最大的就是我的外公，当时只有十岁左右。从外公后来留下的记忆我们得知：那一天父亲来到他跟前，拿出一串上面挂了一个小小鸡心相框的项链，问他：“孩子，看看这是谁？”孩子回答说：“这是你，爸爸。”“以后若是想爸爸，就看看这照片吧。”他就这样离开了自己年幼的孩子和年轻的妻子。这是我以往对于曾外祖父夏正邦的全部所知。
我也从未见过外公夏廷耀，因为他去世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从三舅夏建民为温州文史资料撰写的夏廷耀小传中，我得知外公是一位学业优秀、事业出众的学者型官员。他精通多国语言，曾受国家嘉奖，为近代史上第一位华人海关税务司，而同时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多年在此位置上从来不愿妥协收礼而放弃任何原则。母亲告诉我们，外公最喜欢唱的一首赞美诗就是《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歌词的开头就是：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要立刻舒服；但我记念我主基督，如何忠心受苦……
使我最感不解的是外公和外婆的婚姻。他俩在个人经历、受教育程度，以及文化素质方面有着太大的差异。外公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外婆却是一个来自农村、目不识丁的村姑。然而从外婆的讲述以及其他长辈的谈论中，我都可以确证他们俩非常恩爱，且彼此尊重。因为外公职业的原因，他们还常常分局两地。但是外公教会了外婆用罗马拼音写信，他们多年来的交流就是通过温州方言的罗马拼音进行的。每当他们在一起时，家里总是充满了快乐。以至于母亲和她的兄姊们都一直怀念在这个和睦相爱的家庭氛围中成长的年岁。是什么使文化素质不同的夫妻能够如此和谐？
十年前有幸认识沈迦弟兄，从他为写早年温州宣教士而搜集的各样资料中，我渐渐得知了许多以前不知道的，关乎我祖辈的事情。我不但知道了外公的父亲叫夏正邦，最初是苏慧廉的书童，后来成为温州第一代华人牧师，还了解了外婆的父亲徐定鳌。这位淳朴而忠心的乡村基督徒，经历了百年前“枫林教案”之逼迫。在夏正邦去世后，他资助了我的外公夏廷耀去北京读书，之后还将女儿徐玉洁许配于他为妻。正是这种在基督里共同的追求和彼此间真诚的爱，使两个早期的基督徒家庭走到一起，共同承受了从主而来的祝福。在沈迦的写作期间，我不时地得到一些新的资料，也一直期待着该书的出版。
近日，终于得以一读这本积累着沈迦数年辛劳之新书《日光之下：苏慧廉和他的时代》（大陆简体字版书名《寻找•苏慧廉》，新星出版社出版）。这本洋洋洒洒三十余万字的力作，不但重现了一个世纪前的历史，也将主内前辈们的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读此书时似乎回到遥远的从前，看到那个世代基督徒的榜样。书中的主人翁苏慧廉，是许许多多在温州工作过的传教士之一。他在中国作出的贡献，在我们今天的人看来几乎无法理解。无论是将新约圣经译成温州方言，还是将《论语》等书译成英文，或是编撰华英袖珍词典，都是许多人尽其一生仍无法完成之事。而苏慧廉却是在担负教会发展、开办学堂医院等多项繁忙工作的同时，完成了如此之多的杰作，由此略见当时传教士勤奋与忠心的典范。
《日光之下》这本书有着严谨的史学风格，同时又不失文笔流畅生动之美。沈迦弟兄在此书中展出了自己搜集的大量珍贵史料，也倾注了对书中前辈们的钦佩与热爱。这本书不但是对一段历史的记载，更是对那些为中国的福音和文明文化作出贡献者的纪念。就如牛津玫瑰山墓园上苏慧廉墓碑上的铭文所书：Their work abideth —— 他们的功绩长存。
《寻找·苏慧廉》读后感(四)：（金丹霞 ）寻找历史真相的入口——沈迦和他的《寻找•苏慧廉》
我们这一代从历史教科书上读到的很多史实，后来才发现似乎离真相很远。胡适那句名言“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年少时也常挂在嘴边，可不经一定的阅历，如何能体味出其中深意？
真相是什么？柴静说，真相是“无底洞的那个底”。
沈迦，一个亦儒亦商的温州人。基于十多年前的一个念头，对清末来温传教士苏慧廉发生了浓厚兴趣。这个在人们有限的视野中面目模糊的人物，冥冥中竟成为此后沈迦人生使命中的一个路标，引领着他六年追寻，跨洲越洋，突破重重障碍，力图接近“无底洞的那个底”。
说起来，追寻的源起我也曾有幸参与。在《寻找•苏慧廉》一书的序中，沈迦提到，新千年的第一年，他还是温州日报的编辑、我的同事时，我俩心血来潮打算合作弄本关于老温州的书。有着基督教家庭背景的他提出从“传教士”这个题目入手。
于是，我们一起去采访。在庄严肃穆的城西教堂，支华欣老牧师领我们参观教堂主殿，仰头看黑色粗壮大圆柱支撑的穹顶，一字字读着百多年前苏慧廉亲撰的碑文……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我平生第一次踏进教堂的大门，颇感神秘，而印象中那天教堂的灯光很昏暗，更加重了我内心陌生、紧张、敬畏等等纷乱杂糅的感觉。
那时“传教士”在我的心目中，基本就是中学历史教科书上所描绘的形象：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遣队。他们蛮横傲慢，与腐败的官府勾结，包揽诉讼，欺压百姓。
但在随后搜集到的文史资料中，我一点点惊讶地发现：温州的现代教育、现代医学无不和传教士有着密切关联，特别是那个叫苏慧廉的英国人。
不过也就仅限于此。最终，这个超出我们当时能力的合作计划宣告流产。
而十多年后，独自出发的沈迦捧出了厚厚一叠书稿。他沿着苏慧廉的足迹跋山涉水，从温州到太原，从上海到北京，从香港到澳门，从牛津到剑桥，为我们还原了这位传教士、汉学家传奇般的一生。
在中国，在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的温州，在刚刚抹去了教案斑斑血迹的太原，苏慧廉度过了近30年的光阴，从仍嫌稚嫩的青年到沉稳练达的中年，恰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他的勤奋聪慧今天听来还像个奇迹——他很快学会了鸟语般的温州话，竟能操着一口熟练的温州方言布道；他创办了学校，建起了医院，而这些都是温州历史上最早的现代文明的曙光。
温州、太原，一南一北的两个城市，都不过是彼时帝国的一个缩影。最可贵的是，沈迦努力将苏慧廉置于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大背景下考量，借着苏慧廉那双深邃洞察的眼眸，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骚动不安乱云飞渡的年代，一个枭雄草莽争相登场的年代，一个东西方文明激烈碰撞的年代，世劫汹汹中隐含了多少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啊！
当看到苏慧廉夫妇对1898年戊戌变法的关注，并在不经意间亲历了全北京城搜捕康有为的惊魂一刻，我读懂了他们对第二故乡的期待：中国的未来需要耐心，也需要持续的同情。
当看到1915年古稀之年的李提摩太说中国学校的教科书缺乏四种东西：一是缺乏真正的科学；二是缺乏真正的历史；三是缺乏真正的经济；四是缺乏真正的宗教。我和沈迦有同样的感慨：这四种缺乏，我们今天补齐了吗？
当看到苏慧廉的女儿谢福芸笔下的1926年的上海：没有哪个城市像上海一样霓虹闪烁，这无疑是很幼稚的品味，但却受到大众的欢迎。……我禁不住笑了。的确，“谢福芸这句话，对今天依然是很好的描述。”
沈迦以时间为纵轴，以寻访为横轴，在历史与现实间穿梭，串起了每个时间节点上的重要细节，编织出了一幅近代中国风云图。在这幅图上，有地方民变的动荡，有维新变法的鲜血，有八国联军的炮火，有辛亥革命的枪声，有学生运动的激情，有庚子赔款的曲折……同样的历史事件，不同的视角观察，看到的是全然不同的景象。历史幽暗如长长的隧道，其复杂和多面又如莫测的迷宫，沈迦的探寻颠覆了我们习以为常的认知，让我们循着另一条路径——一条被掩埋了多年的路径，赫然发现很多早年被灌输的定论是多么粗暴和简单。
那些宏大的历史事件如是，而那些小小的细节也同样可见沈迦对真相的执着。温州市图书馆珍藏着苏慧廉、苏路熙夫妇的两本英文著作，对此温州本地媒体一直以来的说法是：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温籍学者夏鼐先生在北京街头旧书摊上购得两书，后赠送给温州市图书馆作为善本加以珍藏。这个故事常常被作为夏先生情系家乡的典型事例广泛引用，没想到被沈迦发现了破绽。他并未放过这个无碍大局的小细节，坚持查阅第一手资料，夏鼐日记以及当年图书馆馆长梅冷生先生留存的信札，这才发现两本书原来是温州市图书馆向夏先生借阅的，在夏先生多次催还未果后便留在了图书馆，成为温州学界了解苏慧廉及温州近代宗教史的重要史料。
内心深处，我真的感到很遗憾，好端端的典型事例被揭开了另一面——竟是借书未还。不过遗憾归遗憾，我们终究要鼓起勇气面对大大小小的真相。它让我们知道，很多真相并不美好，甚至是残酷的，但真实总是让人更清醒、更理性。
沈迦说自己这本书是“雄心和能力失衡的产物”，我倒觉得它是知行合一的收获。满世界的搜寻一个几乎要被遗忘的人物，线索渺茫，语言障碍，明知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结果亦未可预料，但他还是不计成本全身心的投注了进去。在写作过程中，为恶补历史，阅读了一两百本书，查阅了大量资料，甚至有相关当事者后人翻箱倒柜找出的长辈日记。那些隔了数十年岁月侵蚀的字迹让他读得很辛苦。“辨认十来页，即要闭眼让眼睛歇一歇”，他一度因此罹患眼疾，视力严重受损。
不过，沈迦最终用六年时间以及这本30万字的著作验证了那句老话：苦心人，天不负。无巧不成书的小说情节居然真的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他绕了地球一圈寻找的人最后发现竟是温州文坛前辈；在海外偶遇的中国牧师竟然是温州早年本土传道人的后裔……上帝必是眷顾勤奋的人，将这些奇遇作为他努力的回报。
了解历史是为了观照今天。恰如《寻找•苏慧廉》台湾版的书名《日光之下》，语出圣经“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已发生的，未来必还会发生。
对历史真相的探寻，远未结束。
《寻找·苏慧廉》读后感(五)：一个人的朝圣路
拿到这本书时吓了一跳，近五百页的厚实精装，在接下来两个星期舟车劳顿的行程里始终压在肩头，同行人以为我一路上都在研习一本字典。四十万字啃到最后，发现传主基督徒苏慧廉最知名的作品居然是一卷《中英佛学辞典》，不禁苦笑。这个曾经声名远播的传教士孤独的背影就像他的墓碑一样渐渐被历史的风尘掩盖，让人无端地为他塑造出一个背负着荒原的拓荒者形象。包里还塞着一本名叫《一个人的朝圣》的书，恰好可以送给最初和最后的他。
苏慧伦比较熟，但苏慧廉这个名字对于我这个历史门外汉完全陌生。即使读罢全书，对于传主仍然难以直接定位：他曾经最重要的身份自然是极具影响力的传教士，然而似乎并不如几位明星同行知名；他当然也是深具造诣的汉学家，然而他从来未曾以此博取长久的关注与名声；他还是当时极富行动力的教育家，然而即使是倡议并操办退还庚款用以办学此等大事也似乎总居于幕后；修建医院、戒烟所、教堂……
但无论如何，他都应该是那个时代顶级的活动家、演说家、学者，无论在教会组织、学界还是政坛都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并且与中国的关系极紧密，然而此前竟全无耳闻，不可谓不奇怪。这本传记的作者沈迦穷尽心力的探寻过程证明了这种被忽略与被遗忘似无心实有意，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他在极敏感的时期以极敏感的身份进入中国，即使目的单纯并得到一定程度的理解，但脱离了当时当地，他的事迹更多地被盲目排斥者和别有用心者进行了曲解。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和做法与主流思想并不一致，内部改良者的失败可以被看做铺路的壮举，而外部“侵入”的改良者却注定成为唱革命反调的不和谐因素，崇尚暴力夺权的国度不能容忍这种偶像的存在，而他的祖国其实并不重视他穷尽心力在受奴役的土地上撒下的善与美的种子，他似乎与历史的荒冢最为相配。
怀揣着一个单纯的目的，几乎是被迫来到一个“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穿行于最荒僻的乡村，向最愚昧又最狡黠的人群传递福音，并且做全了无人敢想的“大事情”，经历着改造人和环境的快乐与各种深刻的历史变故，终于把这个遥远的地方变为故乡般的精神寄托之地，事业学问家庭全源于此地，获得了为数不少的名声、奖项、赞誉与诋毁，暮年回归却发现一切都已经偏向甚至毁坏，逝去多年后连名字都被扔进了历史的角落。这是个不能不令人唏嘘的简单故事。
年轻的他临行前祈祷：“主，我愿意去，但除了中国，除了中国！”而离世前却用更大的力量说：“国家是不会亡的，一个人可以死去，一个民族绝不会消灭。短时期的受外国压迫，在长久的历史中，不算什么一回事，你们不要太悲观。努力，努力向前去。”这种转变要比课本中那些高尚纯粹的外国人事迹动人许多。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历史人物如果排成方阵，有些类似足球场上的球员，有能够翻云覆雨的球星，也有完全跑龙套的板凳球员，更不乏机缘巧合一战成名的妖人，但苏慧廉像是每个队中最不出众的工兵型核心，不停地调度和清理，提升着士气，却并不引人注目，然而一旦某天退出，会发现整支球队忽然像被抽走了灵魂。这也许是我们的历史教材有时绝类干尸的原因之一。
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么多年仅以各种不同的译名存在于善本孤本里、方志角落里、名人日记里……如何展示这个材料被无限压榨为三百字简介的人的一生，作者沈迦用六年时间做了一次近四十万字的“混搭”实验，他自言这本书“历史、游记、传记、评论，好像都杂糅其中”，其实是做了一次类似散点透视的全景描绘。他大量描写了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和小事件，再通过现代对普通人的探访勾连起人物和事件间的联系，放弃对众所周知的历史大事件的详细介绍和描写，也放弃扩大传主与历史事件和名人们想像中的关系，顺便放弃了一些可能讨好读者的机会。带领历史人物肆意见证后世认定的激动人心的重大时刻也许是电影导演才有的特权，对于一个传记作者来说，可以有取舍有态度，但不能专断和失去真诚。
当然从推理小说惯用的手法看，作者选取的多线程表现方法显然并未用足，也许是篇幅和题材所限。但阅读时仍有种紧张感，有种类似赛跑的感觉。现代寻访者与旧日材料的流失赛跑，匮乏的资料与渐趋巨大的命题（似乎是传教史的缩影）的赛跑，改良主义与暴力革命的赛跑，有限精力与混乱中流逝飞快的时间，误解构陷妖魔化和实干……这让我开始理解作者这样一个颇为感性的非专业史学人选择这个冷僻命题的原因。
其实冷门选题也有热门写法，比如一本顺着年谱流下来的传记，一部可以充分演绎材料的穿越小说，甚至一部利用传主与诸多名人的交集（理雅各、李提摩太、赫德、严复、王国维、蔡元培、吴佩孚、胡适、顾颉刚、费正清……）敷衍出的有噱头的“苏先生伟业集”。但前面说过，作者放弃了更有表现力的手法而采取了这种“引用原文过多”的模式，看上去有着出力不讨好的危险。然而之前本地有过刘海军的《束星北档案》、薛原的《检讨》这种采用类似手法的优秀作品，让人相信有时候史料本身比转述者过多的解析更加有力量。作者永远不应该低估读者的理解能力，他们并不轻松的梳理工作只要有独立思考的灵魂支撑，就绝不会被埋没。
书中某写侧写的部分又让我想起广受欢迎的《上学记》，不夸大历史的戏剧性，有种专属于参与者和旁观者的淡然。
书读至末章时又收到另一本大书《费正清中国回忆录》，此时恰好来到1929年，二十出头的美国青年学生约翰•金•费尔班克从哈佛来到牛津攻读博士学位，苏慧廉作为他的导师给予了尽可能的帮助。1936年他带着中国名字费正清回到牛津完成博士论文答辩时，苏慧廉已经去世近一年。
看来书痴足不出户也能感觉字纸间构筑的缘份。题外话。
布莱希特的剧作《伽利略》中曾有段对话，伽利略的学生安德烈亚感叹：“没有英雄的国家多么不幸！”刚经历过宗教裁判所审讯的伽利略回答：“不，需要英雄的国家才不幸！”好在传教士苏慧廉从来没有成为这个国家的英雄，他的功业在倾注最多心力的土地上甚至几乎已经被遗忘了，这也许算是种另类的幸运？
然而这本关于他的大书终究还是来了，就好似他从小就要女儿背诵的那段《圣经》经文：“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虽然，也许，因为种种无法言说的原因，书中隐匿了许多观点，书中人也仍会被正统历史教材选择性遗忘，但这扇门既已推开，便不会再关闭。
《寻找·苏慧廉》读后感(六)：日光之路永存
《寻找·苏慧廉》静悄悄地穴居在贵阳折价书店“五之堂”的某个角落里，孤零零的等到我近日甫回到贵阳时邂逅相遇。这是一个温州人满怀对温州的深情，漂洋过海、穿越无数档案、书信和图书馆，走访无数人士，探访考据的一段温州旧事，是温州千百年厚厚历史里的一页，也是山西大学堂历史里厚厚的一页，是整个中国近代史里异乎寻常的一页，是可以一窥晚清传教士在中国生活工作的一页。
记得每次从青岩回来的路上，都会思绪连篇，那场轰动天下的“青岩教案”已经尘埃落定，成为历史里厚重的一笔，其中面目狰狞的传教士，以及教案里那些所谓曾经的“暴民”今世的“民族义士”，还有那些居中调停的乡绅，镇压各方势力的官吏，总觉得有些事情并非那些种种文字说明那么简单，后来再接触一些教案的时候，依然带着这样的疑问。只是我从未真正用心探寻答案。
现在，通过《寻找·苏慧廉——传教士和近代中国》，特别是其中记录的资深传教士狄考文在《传教士与民众问题》里声称传教士式“中国的朋友”，而非西方列强的政治工具，忽然明白，一如因《狼厅》而获得布克奖的英国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所说“历史下面还有一层历史”。
翻开这本书，如临苏慧廉所在的晚清，走近那个似曾相识的温州，看见那个在“中国的犹太人”中辛勤学习浙江话中相当难懂的温州话，并最终能娴熟地用本地语传教的年轻传教士，看见他在温州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看见他在山西治学，完成《论语》翻译，一如1907年苏慧廉出版的回忆录《中国传教纪事》中，当年陪同他来到温州的老牧师阚斐迪为该书所写名为《温州之声》的书评——“温州的生活——类似传教士们在其他地方的真实生活——意味着虔诚的祈祷、奋发的努力、长久的忍耐以及对主的工作绵延不绝、牢不可破的忠诚。”那个词“忠诚”深深地打动了我。特别是苏慧廉明明知道“因为传教士居然到世界上最现实的民族面前出售的一个纯粹的理论，这个理论不能给他们带来现世的利益”，他还是来了，这便是对他所信仰的理论的“忠诚”。从此，他就与这个最现实的民族无法分开了，直至从事针对中国的教育事业，甚至帮助华工翻译等等，最终成为了牛津大学汉学教授。
在作者沈迦的眼里，光绪九年（1883年）的早春，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这个年仅22岁的英国青年只身漂洋过海来到温州，成为温州近代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是促使他在130年之后漂洋过海“千万里追寻”的逊因，更因为“他是理雅各的学生，是李提摩太的追随者，是费正清的老师，是胡适的朋友，是陈寅恪的前任。 ”“他的名字，与温州方言版的《圣经》、英文版的《论语》、《中英佛学词典》紧紧相连。 ”“他的劳作，留在温州第一所西医院、第一所西学堂里。 ”“他的相片悬挂在牛津大学的墙壁上。”苏慧廉，那是对他故乡对他祖母有着重要意义的人，是迄今他能找到当年温州影像的源头；而对世界而言，苏慧廉出版的所有关于中国著作都具有深远影响。
慢慢在筑城夏日凉爽的清风里读完此书，不仅渐渐对如李华庆、苏慧廉、狄考文、甚至宋耀如这样的传教士所来自的偕我会略有所知，更多的是发现曾经读过的历史书上写的那种固定的面目狰狞的家伙，他们其实对近代中国有着许多正面的影响，比如那个被历史学家丁则良定位为“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李提摩太，他与苏慧廉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苏慧廉非常赞赏他并为之立传，李提摩太将“山西教案”的赔款化作了“山西大学堂”成为后来用庚子赔款建立的“清华大学”的前例，他大力办报、办刊等“文化传播”，第一个给中国带来“马克思”这个名字，“他坚定地认为，是为社会福音，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中国”。的确，那些传教士为民众提供最具有实际效用的西医院、西学堂至今依然存在各地，成为无数医院和大学的前身。
历史，依然保留着无数的教案此起彼伏的发生，在苏慧廉出生的那年，“震惊海内外”的贵州“青岩教案”发生了，苏慧廉到达温州不久“甲申教案”发生，苏慧廉离开温州前往山西之前，血淋淋的“山西教案”刚刚发生，此前此后，在传教士更多的江南和中原教案频发，终于，苏慧廉离开中国之后三个月“辛亥革命”爆发，撇开“傲慢无礼”“言而无信”的当局那些反复无常的政策，其中更多的深层次原因依然值得探寻，或者其中很多的人值得重新审视，甚至如与苏慧廉一家知交颇深的山西翁家和渠家都没有信仰基督教这样的异例，跨文化交流依然是数个世纪来的不变的课题。
不管在各方面的历史记录里的苏慧廉有着怎样不同的面目，或善或恶，或真或假，留在苏慧廉墓碑上的却那两句出自《圣经》铭文“The path of the just shall shine .Their work abideth.” ——日光之路永存。
沈迦并非专业的历史人士，而此书却具有史学家端正公平的态度，兼引了各方的正反论述，丰富的注释和引证，同时，又具有怀旧诗人的情怀，且文笔简洁明朗，慢慢读来，不仅读到苏慧廉，还读到当时当世的种种东西方文化世事的纷纭，却能不因历史的沉重而抑郁，而因历史的沧桑与作者感同身受、感慨万千——“欲辩忘言”。从苏慧廉在温州的种种经历读到他到达山西之前一段有关山西大学堂成立前后的往事，读到他爱妻苏路熙以及爱女谢福芸留下的近代中国的种种辛酸、种种善恶，沉寂在历史深处的各色灵魂隐隐浮现，那个许多人颠沛流离的时代，仿佛历历在目，历史里留下名字的灵魂，一个个闪现，带着与之前见过的几近不同的面目。沈迦在第六章留下了丘吉尔的名言“你往后看多远，就能往前看多远。”
掩上书的时候，想起来苏慧廉夫人苏路熙写在《中国纪行》的最后一句话：“……东方和西方，美丽和力量需要彼此互补，当他们结合在一起，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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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苏慧廉》读后感(七)：追尋蘇慧廉的身影 - 蔡登山 （转自《苹果日报》）
本书评转自“苹果日报--苹果树下”
追尋蘇慧廉的身影
蔡登山
2013-03-24 11:10:27
對於蘇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我曾在耿雲志編的《胡適及其友人（1904－1948）》一書中，見過一張他和胡適、丁文江等人的合照，除此而外，餘皆茫然。沈迦以六年的時光，寫出了《日光之下──蘇慧廉和他的時代》一書。他說除了就近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查閱資料外，還去了英國國家圖書館、英國國家檔案館、大英博物館、牛津大學圖書館、劍橋大學圖書館、香港大學圖書館、台北胡適紀念館、台灣大學圖書館等地。而北美哈佛、康奈爾、明尼蘇達等幾所名校的圖書館也調閱過資料。還走訪了蘇慧廉曾經工作、生活過的城市，從溫州到太原，從上海到北京，從香港到澳門，從牛津到劍橋。記者出身的他說當年採訪寫作課老師的教導是「好文章是用腳寫成的」，的確如此，想當年我拍攝《作家身影》紀錄片的情景，惟有將文獻檔案資料和田野調查的歷史現場，相互映照，耙梳整理，才能逼近歷史的真實。沈迦說在英國牛津的玫瑰山墓園（Rose Hill Cemetery），一塊沒有墓碑的墳地，他們挖開界石邊的泥土，歷史終於抖落塵土，當蘇慧廉、路熙等熟悉的名字清晰地展現在眼前時，他有些感動。對於他這種「千萬里，追尋着蘇慧廉」的執着，我也相當感動，宛如我們當年扛着攝影機，從北國到江南、從日本仙台到印尼蘇門答臘、從美國到英倫到巴黎，追尋着傳主的足迹，只為捕捉那短暫的身影。
沈迦讀到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宇宙風》第四十三期有篇筆名「華五」寫的〈英國的漢學家〉一文，記錄了蘇慧廉臨終的一幕。然後他又查出華五的真名叫郭子雄，是徐志摩的學生，曾留學英倫，讀的是政治經濟。華五文章說，英國《泰晤士報》上有蘇慧廉的傳略。但沒有具體的日期又如何去尋找到這篇傳略呢？幸運之神，似乎總是眷顧努力不懈的人。二○○七年秋天，沈迦在美國Ronald Purmort書店淘到蘇慧廉著的《儒釋道三教》初版本，在封二竟然有原書主人貼的殘缺剪報，開頭兩句寫着：「《紐約時報》電訊：倫敦，五月，十四日，牛津漢學教授威廉．愛德華．蘇西爾今天去世，享年七十四歲。」由此線索，他找出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五日《泰晤士報》，果然看到蘇慧廉的訃告及頗為詳細的生平資料，這應該就是華五認為有點推崇過份的那篇文章。沈迦說買到這本《儒釋道三教》的半年前，他已開始在尋找已去世七十多年的蘇慧廉了。
沈迦憑藉蘇慧廉、路熙這對夫婦留下來的兩本回憶性質的小書（是當年考古學奠基人夏鼐借給溫州圖書館而被保存在善本書庫裏的），展開他尋訪探索之旅。一八八三年（清光緒九年）一月十二日，年僅二十二歲的蘇慧廉以傳教士的身份飄洋過海，遠到中國的溫州小鎮傳播福音。他在溫州前後工作了二十五年，儘管他不是溫州新教傳播的第一人，但無人懷疑，被後世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的溫州，所以能福音廣佈，其功首推蘇慧廉。同屬溫州人的沈迦，藉着蘇慧廉的行迹，有意將他所知道溫州的歷史細節寫得相當詳盡，如同溫州地方誌及溫州地方基督教史一斑。「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這正是別的作者無可取代的。
離開溫州後蘇慧廉短暫回到英國，一九○七年七月，他又抵山西太原，出任山西大學堂西齋總教習（相當於校長）。該西學齋，可說是英國倫敦大學的一個預備學校。以英語為其教學語言，它的師資以外籍教師居多，而且都具有較高的學術地位。一九○七年，就有二十五名學生被送到英國去留學。在山西的這段期間，蘇慧廉英譯了《論語》，「長年的耕耘甚至讓他得了『孔夫子』這樣的綽號」，這也開啟了他後來卓越的漢學家之端。而當時還年僅二十出頭的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在一九一○年夏也到山西大學堂任教，他想研究中國方言，蘇慧廉無私地幫他找到山西各地講方言的人。高本漢後來寫出《中國音韻學研究》，被稱為「首開中國歷史音韻學研究的先驅」，其中有着蘇慧廉的勞績。
在中國近四十年的時光，蘇慧廉結識了大批的各階層的菁英，學會流利的中文，並熟研中國的經典，他儼然已成為一個「中國通」。在一九二○年蘇慧廉接受英國牛津大學的聘請，回國擔任漢學講座教授。他一生筆耕不輟，一九二四年他出版《李提摩太在中國》，至今還是研究李提摩太最權威的著作。之後還有《中國與西方》、《中國簡史》、《中國與英國》、英譯《妙法蓮華經》及編著《中英佛學辭典》（與何樂益合編）。尤其是他前後花了十年時間來編纂佛學辭典，對於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外國人而言，是令人可敬又可佩的，這是他學術生涯的壓軸之作，也是扛鼎之作。
一九二六年二月，蘇慧廉以中英庚款訪華代表團的成員之一，再度訪華，途中也轉道香港，是應當時香港總督（兼任香港大學校監）金文泰（Cecil Clementi）之邀，可能與港大爭取庚款有關。沈迦「上窮碧落」地查考當時一些名人的日記，他發現蘇慧廉訪華期間和吳佩孚、胡適、吳宓、顧頡剛、嚴惠慶、黃炎培等人都有見面，從這諸多日記中，作者豐富了蘇慧廉此行的行迹與活動細節。同年六月，蘇慧廉還應胡適之邀，赴北大參加該校學術研究會閉會儀式，並以介紹中英關係及牛津大學的狀況做演講，而胡適以庚款代表團中方代表身份於七月二十二日與蘇慧廉前往英國，他訪問牛津大學，也由蘇慧廉接待。
十年磨一劍，成功非偶然。一個在歷史上被遺忘的名字，一個只有幾百字傳記資料的人物，經過沈迦不斷地打撈，不斷地拼貼，最終以近三十萬字，千餘條的注釋，一百六十三幅的珍貴圖片，五百一十頁的篇幅，寫出蘇慧廉和他的時代。沈迦以細針密縷，嚴絲合縫地拼出蘇慧廉飽滿的形象，還原了許多歷史的現場。使得蘇慧廉不再是一個陌生而遙遠的名字，他活生生地從那個時代走來，屬於英國，屬於溫州，屬於山西，更屬於中國。從晚清到三十年代，蘇慧廉的一生是中國近代史的一部份，是傳教史、是教育史、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沈迦以一手資料，廣徵博採，慎思明辨地穿梭於史海之中，多少不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在他信而有徵的文筆中流淌出來。例如他考證蘇慧廉和翁同龢的後人翁斌孫的交往，甚至透過翁之熹的後人，提供翁之熹的旅歐日記未刊稿。他還比較蘇慧廉接待徐樹錚（翁之熹是徐樹錚的英文翻譯）和一年後接待胡適參觀牛津的路線，幾乎一樣，而認為這個導遊有點「死板」。而蘇慧廉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死後，第四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是誰？據香港程寶美教授查閱檔案資料，發現他們找了三年才找到陳寅恪，但因二次戰亂的炮火及後來陳寅恪雖到倫敦治療眼疾卻無效，雙目失明，使得他不得不放棄牛津的職位，第四任漢學教授在陳寅恪的身上「空轉」了八年，這一方面也顯示出牛津的「求才若渴」。雖然「日光之下，並無新鮮事」，但若不是有心人去挖掘耙梳，那被歷史塵埃遮蔽的一角，又如何重見天日呢？
《寻找·苏慧廉》读后感(八)：文明的改变
不得的说近代中国是一个屈辱的时代，但也是一个孕育了现代文明与现代精神的时代，鸦片战争以一种血腥的方式撕开了已经固守了明清两个封建时代六百多年的中国，伴随着战争侵略而来的还有现代文明的曙光，虽然这种曙光在今天来说处于一种尴尬的位置，因为很大程度上来说是部分外国人用一生来践行的，比如说这本书的主人公苏慧廉，他本想在温州传教，却发现务实的中国人更在乎的是他带来的现代医疗和教育，在实际利益之后再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打动从而信奉了上帝。
围绕着苏慧廉，有诸如李提摩太、赫德、胡适、费正清、陈寅恪等一些列与之相关的名人，才发现那个时代的人才总是或多或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候不得不说这个世界很小，小到文明总会碰撞
《寻找·苏慧廉》读后感(九)：不一样的传教士
如果不是老师的推荐，大概不会去看这本书。
一本类似于人物传记的书，说他是真正的人物传记有失偏颇，因为原始资料只有寥寥几百字。而如果说这是一本虚构的书，却是对书本身和其作者的否定。作者沈迦花费六年时间，从温州走到牛津，在历史残存的光影中努力寻找，试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人物——苏慧廉。
作为一个特殊年代具有特殊身份的外国人，他的到来恐怕并不受到中国人的欢迎，作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他的任务是"向世界上最现实的国家传播一套纯粹的理论”年轻的他临行前祈祷：“主，我愿意去，但除了中国，除了中国！”可见当时的苏慧廉也深切知晓在中国传教的艰巨性。但让我动容的时，在几十年的传教事业结束之后，在回到英国牛津大学之后，在人生弥留之际，他却用更大的力量说：“国家是不会亡的，一个人可以死去，一个民族绝不会消灭。短时期的受外国压迫，在长久的历史中，不算什么一回事，你们不要太悲观。努力，努力向前去。”这种转变要比课本中那些高尚纯粹的外国人事迹动人许多。
我大概用了3天的时间把这本厚厚的，将近500页的书看完。看书的仓促使我无心品味文中的句子，待合上书后，脑海里竟无太多的书籍内容，说来也是惭愧。但是对待一本人物传记，也许一开始我也没有准备把其生平的每一件事都了解清楚。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并没有信教的欲望。所以有时会疑惑：这些不辞辛苦，跋山涉水来到另一个国度的人，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传播主的福音”？信念的力量真的有那么大吗？苏慧廉已经不能回答我了，但我透过书的厚重感觉到，如果他可以和我交流，他可能会微笑着，同时眼神里又充满了对上帝的崇敬，用流利的温州话告诉我：是的。
中国人的排外意识很强，尤其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一个国家受到西方的枪炮攻击，又无法还手时，它对西方国家精神上的传播活动便格外敏感。苏慧廉不幸的选在了那个时候来到中国。所以当他受到温州民众的好奇的目光，受到民间力量的打击时，作为一个了解中国历史的人，我没有感到丝毫奇怪。在那个年代，外国人就是邪恶。
而年轻的他，并没有被这尴尬而又艰难的处境吓到，而是尽力的去寻找方法了解这片神秘的东方大地。当他意识到可以利用当地瘾君子众多时，他想到了开设戒烟所来布道；当他看到当地医疗落后时，他利用见效快的西医来布道。也许此时的他并不是无私的，但确实是聪明的。
此后，他的事业越发成熟，信徒也越来越多，而他本人也在学习温州方言，试图用当地人的语言向当地转播福音。看到这里，我脑海里想到的是一个忙碌但是充满干劲的外国人。
他在中国看到了中国国民性之复杂，我不了解他是否失望过。听闻山西巡抚对外国传教士的集体屠杀，他是否对这个国家咒骂过。而面对那段历史，国人看到的也许是反抗西方压迫的豪迈气概。
我无意对苏慧廉的一生进行概括总结，书籍后面的目录已经总结的十分完整。而我想要说的是，当一个历史人物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为什么会想当然的把他归到好人和坏人里。尤其是当我们了解一段过去的历史时，我们是否真正的接触到历史，还是说我们接触的只是片面的是别人希望我们接触的历史。我不赞同对传教士进行过多的美化，但是也不是太喜欢对传教士队伍里的所有人一概而论。人性是复杂的，正如作者在书中提到，梁渠对李提摩太的定性是帝国主义分子，而苏慧廉对他却是充满了敬意。我想两个人应该都没有完整的了解李提摩太。
有意思的是，当我刚看完《寻找苏慧廉》中的对于李提摩太的描写后，无意间在《中国近代史纲要》里也同样看到了对李提摩太的描写。当然，后者突出的是他粉饰西方侵略意图的野心，而前者突出的是他用庚子退款办山西大学堂对中国教育的意义。他们都不是客观的。
我乐意去了解一些不同于日常视角的观点，这不仅对我个人的视野有莫大帮助，也是对一些历史人物的正名。当然，这里的正名不是为了抹掉黑点，而是尽量客观的去评价一个人的功过。我能理解不同观点下对人物的功过进行选择性表达的想法，他们有他们的目的。而我的任务就是将他们的选择性表达凑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尽可能不偏不倚的观点。
历史不会告诉我们真相，需要思想去探寻。
《寻找·苏慧廉》读后感(十)：从最浅薄的边缘开始行走
如果不是《寻找•苏慧廉》，我不会知道白岩松口中的那个踏踏实实做学问的知识分子里面有一位叫沈迦的人。在一期《壹读iRead》杂志对白岩松的专访中，他提到现在的中国在他看来是“AB”面，“我一方面看到一些我不喜欢的公知，另一方面又看到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研究真问题，比如我翻金雁的《倒转红轮》，翻《寻找苏慧廉》、我看《工厂女孩》……”
从毛细血管到历史巨人
沈迦在书的序言里说，“我仅是感慨于这一发现，并试着想借苏慧廉的酒杯，倒下中国一个世纪的歌哭，并期待苏慧廉及他的师弟啊成为我们进人回首百年时一个可资分析和咏叹的角度。当然，我更希望，读者在阅读时能感受到，我将这一对象置于宏观背景中进行思考的努力，尽管它可能是一个雄心和能力失衡的产物。”
记录历史应该有怎样的维度，一直是知识分子们所不懈完善的工程同样也是一个无底洞。我们既不能盲目拔高历史进程，又无法完美地把握过去人物中的心思熟虑。好的文学作品或是影视作品，无一不是主人公跨越了时代而又在时代之中颠沛流离。而好的历史文学作品则无疑不是诚恳地记录了一个一个真实的人。
沈迦记录的苏慧廉便是如此一人。他普通到有些卑微，同时也高尚得让人无法企及。从沈迦真实的还原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英国人在中国历史上的成长。从传经布道到建设医院，从劝人向善到开设学堂，从逃离石块的攻击到斡旋于中英两国间的条约。我们能看到苏慧廉走来的一路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幕幕回放。在沈迦笔下一条毛细血管式的细微描写，慢慢还原出来了一个历史巨人的清晰轮廓。
用脚写出好文章，注入生命的浓度
仅有情怀和笔法是写不出《寻找•苏慧廉》这部书的。几乎每一页都有大量的引用和注释，这甚至让人有点怀疑此书的定位，难道是一部学术性传记吗？
其实这是作者的刻意为之。沈迦认为中国的历史离今天越近竟然越模糊，稍一深入就会发现与教科书里讲的大不一样。在这个缺乏信任的时代，他必须尽量用这些来自一手、第一人称的记述材料来提醒读者，这才是当事人中实实在在的历史细节与角度。
另一方面，作为记者出身的沈迦也一直没忘记老先生的教诲——“好文章是用脚写出来的”。不是玩儿杂耍，而是一种对事实的负责态度。写这部书期间，沈迦补读了一两百本书。要知道在这个全民一年阅读量仅是个位数的的现在，一两百本书是一个什么概念。在这样的兢兢业业下，也难怪白岩松会肯定这是一踏实做学问的知识分子。
回看当下这个浮躁的时代，人人想用最快的方式发财成名。别说踏踏实实做学问了，就连安静下来读几本书都沦落成了极少数人的习惯，沈迦能在这个境况下维持自己的信念潜心研究，实属难得。
在一次和“中国式合伙人”王强的对话中，他说：“当李丹、方于夫妇用尽一生翻译出《悲惨世界》时，他们将自己生命的全部都注入了这部作品。我们看到的文字下面凝结的是一位伟大译者的精神和灵魂，这样的作品，不可能不好。”一部好的作品取决于作者对其注入了多少生命的浓度，沈迦对于《寻找•苏慧廉》注入的是对故乡的温情和对信仰的回归，这样的作品，不可能不好。
信仰的力量从最浅薄的边缘开始
我们是怎么定义伟大的？冯仑有本书，《伟大是熬出来的》。熬，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好像是在砂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深色粘稠泡泡、飘逸出诡异味道的中药。这条通往伟大的路，似乎只有最自虐的人，咬着牙才走得通。
看完《寻找•苏慧廉》我想起了另一本关于天主教徒德兰姆姆的书。她在伟大的另一面完美地验证了铃木俊隆禅师的那句话，做任何事，其实都是在展示我们内心的天性，这是我们存在的唯一目的。余英时曾说，一种文化传播，总是从最边缘、最浅薄处开始。苏慧廉的时代是中国最薄弱的时代。他最大的力量来源就是他的宗教信仰，孜孜不倦的传播让更多迷失的人找到了自己。他也许痛苦，但是他永远坚定。
《寻找•苏慧廉》里面有一段话，混乱的日子里，在灿烂的小院子里，耸立着一株中国常见的可爱的粉色月季花，这也是领事妻子送来的。它像是对美和秩序的敬礼，也像是对周遭的喧嚣做出的一个迷人的抗议。
这本书也像那朵可爱的月季花，在字字句句地对历史敬礼，在对那些心灵和精神之美的秩序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