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徒与罪人》是一本由[爱尔兰]艾德娜·奥布莱恩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147，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如果说有世界上有一个国家的人永远生活在追忆与思乡之中，这个国家一定是爱尔兰。这片世界上最田园的土地上却郁结着世界上最深的忧伤，这或许与这个国家苦难的历史有关，总是流亡，总是思念，总是荒凉。爱尔兰的作家也多有流亡的经历。不管是因为爱情，携女友私奔欧洲大陆的乔伊斯，还是童年换了十三所学校的威廉•特雷弗，亦或是曾飘泊美国的科尔姆•托宾。而这种爱尔兰式的迷失与乡愁在这本《圣徒与罪人》的作者，爱尔兰老牌女作家艾德娜•奥布莱恩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艾德娜出生于一个虔诚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童年颇为压抑沉闷。1984年她在与菲利普•罗斯的访谈中谈到，她对于生活中很多事情都不能宽恕，而那个未被宽恕的人就是她的父亲，“他的愤怒、他的性生活，他的贪得无厌”。而对于母亲，她则是倾注了过分的爱，母亲留给她的是一种“包揽无遗的愧疚”。可能正是这种爱恨交织的人生初体验造就了她叛逆的性格，包括在修道院爱上一个修女，包括后来不顾家人反对，与比自己大十六岁的离异爱尔兰作家欧涅斯特•格布勒结婚，并移居伦敦，包括十年后的离异，包括她最终选择承受作为一个作家的孤独。可以把她的童年看成是一种心灵的剥离，注定了她一生漂泊的灵魂，从童年的经历开始，她一生的跌宕似乎就顺理成章地开始了。
我们试试在书中寻找她人生的节点。
在谈到母亲的篇目中，父亲总是一个口述的影像，如果没有直白的劣迹，也是用刻意的回避来暗示其消极的角色；而对于母亲的描摹则是全方位的。《绿色乔其纱》中的母亲和艾德娜的母亲一样早年赴美生活，后又回到了爱尔兰，在美国的经历成为她用来喂养自己尊严的重要食粮，多年积存于记忆，经过加工、修整，在市井琐碎的生活中为她提供了一种自认为高贵和成为道德裁判的资本。《我的两个母亲》中的母女在家庭中制造了一个诡异的二人世界，父亲与其他孩子几乎就不存在。她们默契地在穷困中扮演高贵，这种过度精密的心理维系运行顺畅，却异常脆弱，一个关节少许的异位就会导致整个仪器的故障。当女儿与年轻的艾德娜一样违逆母亲的意愿与自己心仪的男人私奔，当十年后母亲预言的破裂最终发生，当彼此休憩的枝头不再是同一个时，母女俩的心灵各自流浪，最终才发现，原来彼此的家园还是彼此，漂泊了一辈子实际上是在寻找对方。这种亦谑亦切的一生背负应该也是艾德娜母女的写照。
相比较其他女性气质极为明显的篇目，《铁铲王》显得相当男性化，不禁让人感慨，一个女人对人生的体验需要多到位才能描摹这样的沧桑。被称为故乡的地方需要有终身眷恋的东西，于拉弗蒂，故乡就是树林中母亲的那丛越橘，于母亲，故乡就是她最爱的儿子，于玛奇，故乡就是她与比利出双入对的舞池……拉弗蒂一生都在思念故乡，在异乡每个有故乡片段的地点蜷缩，直到他记忆中故乡温暖的一切都逝去，他成为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和所有背井离乡的爱尔兰人一样，故乡永远在彩虹的那一头，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好心的渡船夫把他们载到心爱的人身边。拉弗蒂就是艾德娜，永远在寻找自己记忆中的故乡，却再也回不去，对的，“回家的路很多，很难”，因为“他们都化作了尘埃”。
《罪人》是特别的一篇，因为很多人会认为这不可能是艾德娜本身感同身受的状态。其实，这篇中作者本身的情感投射也是很明显的，只是艾德娜在用虚构的迪莉娅的情感经历描摹自己的精神状态，就如同一种病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症状。艾德娜曾经说过，作家都一样，都企图无中生有地创造一些东西，焦虑是极度的，“福楼拜对他的房间的描写伴随着诅咒和沮丧的哭声。那可能是任何作家的房间。”这种独孤无援便是《罪人》的原料，是艾德娜深得体会的领域，她只是在扩展这种状态的内涵，探索这种状态的终点，迪莉娅是是她笔下诸多窘境中需要情感宣泄的女性之一，是艾德娜身患孤独绝症的自己。
可以看到，本书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在讲述某一种流离失所，身体、爱与灵魂的放逐，不能为主体所左右的命运造就了所有残酷的顺理成章。不经意中，人就成了罪人，不经意中，又获得了救赎，不经意中，人便成为了自己的难题。因而这是一本苍老的书，艾德娜经历了作为女人可以经历的所有的情感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是她的情感子集，在她这本情感大书中找到自己的情感碎片，找到感同身受的某个交集。
值得一提的还有她蓄能式的情感表达。沧桑的情感表达不是年轻的喷泉，而是伤口渗出的血浆，带着亿万个尖叫狂奔的细胞滚烫地缓缓流出，她的怨恨，她的激情，她的愤怒，经过人生的历练，化为克制的一声叹息，无需喋喋不休地倾诉，经历过的人，都明白。2011年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的评委托马斯•麦卡锡对于艾德娜在《圣徒与罪人》中的表达方式这样评价：“艾德娜•奥布莱恩的才华有一种烈性， 一种与冷静对立的勇猛。这本书情感浓烈，但是这种情感却被各种手铐和枷锁所束缚。”他明白她经历了什么。
《圣徒与罪人》读后感(二)：愁怨与芬芳 ——《圣徒与罪人》，世上所有的伤
愁怨与芬芳——《圣徒与罪人》，世上所有的伤
我们不一定到过江南，但一定听说过江南的雨，淋漓敲打在窗前，是小巷里，郑愁予描绘的“像丁香一样的姑娘”；我们未必会有机会到纽约，但一定耳闻过第五大道的声名，杜鲁门·卡波特笔下那金光闪闪的店铺，里面有Holly最为钟爱的情人——钻石和身份；我们没有飘洋而过，在日式低矮的屋檐下听风吹过晴天娃娃下的铃铛，也没有在大雾迷蒙的伦敦遇见红色双层巴士上那个格子风衣的少妇，甚至没有去垦丁看晴天大海、去旺角吃早茶、去胡同或者大宅门里的某户人家打过一场悠闲的牌……但是当华灯初上，我们打开一本书，透过作者笔下流淌的文章，我们就仿佛也走进了来自作者人生的路途与描摹的世界中，那里有他们的惆怅，也有他们的理想，有愁怨与芬芳。
我们打开奥布莱恩的书，可以听到爱尔兰竖琴与风笛的声响，从流淌出的涓涓的情感中，变换成世界上所有的忧愁，世上所有的伤。
离乡的爱尔兰人庆祝圣帕特里克节的时候，一杯爱尔兰咖啡伴着《戈尔韦披巾》，免费的小碟家乡炖菜穿透过伦敦的夜，他们是在异乡生存的他乡客，城市的角落里面似乎传来了他们聚会的热闹，而乡魂已经多年未归，只有梦回时失落了身份的惆怅。《铁铲王》里，“他不适应英格兰，也不适应爱尔兰”的“无可救药”的“精神上的流亡”，是无数在路上的中国“新城市人”曾经或者正在经历的苦痛；又或者《米尔克》里MILK找寻他们生活的街区的艰难与彷徨，《伊豆的舞女》里纷飞远去的雪花和老去的丽影——他们都某种程度上都在回应失落的心怀——当时间静止在梦醒时分，生活的苦涩就隐隐从舌尖与心头透露出来。
《罪人》里女房东隐忍的关于家庭和爱的破损的梦，又何其相似《生活秀》中姐姐的无奈和伤感；《求赐甘霖，滋养我根》里，吉而胡利小姐推开的是一扇能够勾起她回忆的酒店大门，当她离开的时候带走了每个人等不到幸福的凛冽的晚风和孤寂，而穿梭在胶片世界里面的《幸福终点站》则从孤寂中走出，用寻找幸福的9个月开启未来——他们都是在某个节点去找寻人生的幸福转角，擦身而过或者终将抵达；《曼哈顿杂记》中，游走在外遇难言的爱情的悲伤里面的“已成定局”的黑暗，我们仿佛无数次从讲述香艳桃色绯闻的伤心女子那里——无论她们在虚构中还是在真实中——听说……抛开背景音乐的民族风，关于人们生活的细节与忧愁，仿佛在地球上每一个角落，都是这样相似和雷同的。
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但当我们把那些不幸的生活堆积起来，却又发现，忧愁难遣的人眉间的苦闷却存现在世间所有的真实里。而表现离愁是爱尔兰人的强项，又或者我们在“长歌当哭”的时候，所有人的语言都穿过胸腔包膜的阻挡，正中心房最软弱的地方。不幸的原因不同，但忧伤的苦痛却如此相似，酸胀地，将泪腺充盈，一不小心就红了眼眶。
苦痛是那样地能够唤起共鸣，失意与诗意却能巧妙转换。当愁怨的篇章揭开，我们就在聆听生活。花儿的芬芳总是在将要凋谢的忧伤里的，而注定结束的那种宿命一般的忧伤却让芬芳更为浓烈，放不下、求不得、忘不了、找不到……生活中那些点滴的忧伤汇成的河流奔涌而来，成为薄薄的纸张无法抵挡的洪水猛兽。我们从《圣徒与罪人》里面找不到一个鲜明的人物，他们模糊的影子在故事间荡来荡去，而正是这些飘荡着的放不下过去的缚地灵让我们见到了我们自己，我们在生活的笼子里面囚禁着自我，而正是因为无法挣脱，才化成了今天。
奥布莱恩的短篇不需要我们有太多阅读的技巧，因为当我们打开它的时候，它已经与我们的生活相互映照；生活也许难懂，可心却总是在哭泣的。
《圣徒与罪人》，愁怨与芬芳，世上所有的伤。
By 林怿
2013年5月14日9:19:13
写于履坦巷119#
《圣徒与罪人》读后感(三)：负能量短篇集
本书为读者呈现了11篇短篇小说。先来详细说说第一篇《铁铲王》：小说以拉弗蒂为中心人物，少年时期从爱尔兰来到英国的拉弗蒂最初的工作是挖掘工，也短暂地干过一点其他工作，但最后还是“重新沦落到铁铲下”。他接触到的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暴戾的工头、敌视爱尔兰人的社会环境；工作中曾发生令人心痛的工友死亡事故，工作之余沾染上酗酒恶习并再也无法解脱，即便受到个把女人的垂青也会因自身恶习难改而分道扬镳……拉弗蒂身处一个无法受到起码尊重的、自身朝不保夕的社会，而又不知自重，因此他只能一步步沉沦下去，后来连形容也变得衰老丑陋。终于，拉弗蒂似乎迎来了好运，受人之托回爱尔兰照顾别人年迈的亲戚。欣喜不已的拉弗蒂作了种种美好的设想。然而事情的结局却是，不久之后（不到两星期），拉弗蒂悄然回到了原点——依旧坐在英国的小酒吧里原来的位置上重复以往的生活。原因是回到爱尔兰后，“没什么不对的地方，可又什么都不对”，“不适应英格兰，也不适应爱尔兰”，“精神上的流亡，无可救药”。这篇小说具有很强的概括性。拉弗蒂的际遇，代表了一批在英国的爱尔兰打工者的灰暗的人生，也象征了很多背井离乡而又困顿一生的卑微人物的生活境况。这样的人，在很多国家、很多地区都存在。对这些人而言，故乡可以重返，心境却无法重建，人生就这样彻底迷失了，他们不会再有美好、安定的生活，一辈子注定如草芥、如尘埃。这篇小说残酷地揭示了这样的事实。
再简要地说说其他各篇：
《罪人》疑似指涉一桩乱伦事件，可涉事人物的身份并不确定。结尾处，在自己的想象中目睹事件的女主人公的痛哭让人有点不解，可能是觉得自己违反了宗教的什么教诲。
《卡珊德拉夫人》可看作是一位痴情的女人对不忠丈夫和失去的爱情的哀哀以告。
《黑花》叙述一个犯人出狱后被仇杀在山谷小山村的案件，笔调冷峻。
《劫掠》讲述一对母女先后被军人强暴的事件，透出无限的痛苦、凄凉与绝望。
《内心的牛仔》讲了一个年轻人替朋友窝赃后不幸意外身亡的故事，牵涉开发商与居民尖锐对立的事件。故事结束时危机并未过去，还会有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绿色乔其纱》描写了一个贫民家庭因一个小小缘由与富贵家庭短暂交往（两天）的故事，表现出富裕阶层对贫民阶层根深蒂固的歧视和贫民阶层难以消解的自卑。
《曼哈顿杂记》在杂乱无章的一连串小事件记述中表达一个女人对与情人相处时的追思和强烈的欲望，以及对感情的无望期待和忧思。
《求赐甘霖，滋养我根》运用意识流手法，描述一个女人在酒店等待自己仰慕多年的诗人到来前的所思所想。最后，诗人爽约了，原因可能是害羞。而女人却理解了诗人，因为她明白了在诗人的生活中，凡事都会走向“成就一首诗的爱与荒凉”的方向。
《我的两个母亲》描写了一个前后性格判若两人的母亲。与女儿共生共栖时，亲情美好而又纠结，而分离后，母亲则由痛恨文学（强烈反对女儿搞文学）转而自发地利用书信（数百甚至上千封信）向女儿传情，“信里的内容从恳切的请求到诗意的抒怀、哲理的思辨，及寻常的寒暄，无所不包。”母亲对失落亲情的不懈追寻，自身拥有文学天赋（与之前痛恨文学形成强烈对比）却浑然不觉，令人唏嘘。
《旧伤》叙述了一对堂兄与堂妹，在有着种种过节的上辈人都去世后化解恩怨、寻求和解的故事，表现出人性和亲情的微妙与复杂。
艾德娜·奥布莱恩这11个短篇，有的篇目很可能具有自传色彩，几乎每篇都色调阴郁，气氛沉重，可谓是蕴含了满满的“负能量”，表现出作者由于复杂、曲折人生而形成的消极人生观。文学成为艾德娜排解万般心绪的最好方式，她并因之而成名成家。
《圣徒与罪人》读后感(四)：孤傲的流浪者
记得在电影《勇闯夺命岛》的结尾有一幕场景：肖恩-康纳利饰演的梅森被一名美国大兵伏击，美国大兵一边痛殴梅森一般说：“英国佬，我老子是爱尔兰人”。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不禁笑了出来，但不了解爱尔兰历史的朋友肯定不知道两国之间的恩恩怨怨。现在再去回味这段情节，我体会到的已不仅是那种具有民族仇恨式的宣泄，还有爱尔兰民族身上似乎与生俱来的孤独感、荒凉感。而给我带来这种思想转变的原因就在于——阅读爱尔兰的文学作品。虽然从幅员辽阔的程度上来说爱尔兰仅仅是一个小国，但在文学世界则绝对称得上大国：叶芝、乔伊斯、贝克特、托宾这些被世界读者熟识的作家都来自于这个让我们感觉颇为遥远的国度。对于爱尔兰籍作家的作品我仅仅是略有涉猎，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印象就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能够读到沉郁、孤独、迷失等情愫。这本《圣徒与罪人》的作者艾德娜-奥布莱恩也与这些爱尔兰作家一脉相承，同时又具备很多女性的独特视角，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小说集。
不过爱尔兰作家的作品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着实难读——我们没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宗教背景，那些作品中的生活场景也是我们难以经历到的，因此在阅读的时候我们着实无法“感同身受”。另外艾德娜-奥布莱恩虽然具备了女性作家共有的细腻、敏锐、富于情感，但多少也有些跳脱、缺少逻辑，因此就更加难于理解了。因此我们在阅读奥布莱恩的作品是应该尽量在互联网上先了解一些关于作家及其民族的背景知识，少纠结于书中那些陌生的典故、难于理解的片段，方能更好的欣赏这位作家的才情。
全书由十一个故事组成，每个故事的主题都有所不同，但大体都与前文提及的孤独、迷失有关，另外还有涉及爱情的苦闷和对于亲情深思。我最喜欢的两则故事是《铁铲王》和《内心的牛仔》，也许这两篇算是书中最男性化的文章，也是最易于理解的文章了吧。两个故事的主人公拉弗蒂与柯里都有着自己内心难于被外人理解的痛苦，二者面对生活的困境时也选择了不同方式的逃避，再加上作家在故事中融入了拉弗蒂与母亲、柯里与奶奶的亲情，使得这两则故事更加催人泪下。
而在诸如《卡珊德拉夫人》、《曼哈顿杂记》等篇目中，作家又运用了很多的意识流手法，说实在话让情节看上去很不真切。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为作家艾德娜-奥布莱恩在向她的偶像英国作家伍尔夫致敬，但对于普通读者，尤其是对于情节的阅读需求大于对文笔、情感、技巧有需求的读者来说，阅读这些篇目可谓有些煎熬。至于《黑花》、《劫掠》等作品中又充斥着很多“恶”的元素，《绿色乔其莎》、《我的两个母亲》中触及的母子关系则可以看出作家对于社会、人性全方位多角度的细致观察。
我觉得这本书的名字颇值得人玩味，试想《圣徒与罪人》，书中有一篇小说叫做《罪人》，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同名短篇。纵观全书的人物和故事，很多读者的感受是“充斥着负能量”，但我认为即便如此也没有一个人物能满足圣徒或者罪人的任何一个称谓。想到作家奥布莱恩本人的经历我不禁这么想：作家因为违背父母的意志结婚并移居英国（后离异），其作品也尖锐和奔放著称，这些完全与爱尔兰保守的天主教传统格格不入，也许作家相对于自幼生活的环境来说是一个“罪人”。但是奥布莱恩始终保持着对于文学、爱情的人情，并从不放弃，也许对于她的内心来说，她是一个“圣徒”。
回到文章开头所述《勇闯夺命岛》的那个片段，我又联想到爱尔兰人作为一个经常漂泊的民族，既没有落拓不羁，也没有犹太人的市侩（也许都是文学作品中所述，未考），他们具有一种不妥协的傲骨，他们似乎很不愿意被环境同化。纵然《大河之舞》中吸收很多弗拉明戈、芭蕾舞的元素，但爱尔兰踢踏舞依然是其中的灵魂。爱尔兰文学更是如此，我们往往会爱尔兰作家引领一个潮流，却鲜见爱尔兰作家作为潮流的跟风者，就像叶芝与现代诗歌，就像乔伊斯与意识流，就像贝克特和荒诞派。奥布莱恩虽然在作品中体现了自己复杂的人生经历，但却始终保持着爱尔兰文学的特质，这也许因为不论爱尔兰人在外界如何颠沛流离，他们心中的那块净土还是自己的祖国。
《圣徒与罪人》读后感(五)：生命的孽缘
《圣徒与罪人》收录了爱尔兰小说家艾德娜·奥布莱恩的11个短篇作品。奥布莱恩和她的文学老乡威廉·特雷弗、科尔姆·托宾、克莱尔·吉根一起，彰显了爱尔兰当代文学的一种独特格调。在这组富有深度的和谐格调里，奥布莱恩在我看来，最懂得将生活转化成语言写作。开篇《铁铲王》是一首体悟迷失的挽歌。岁月如梭，四十年一晃而过，主人公拉弗蒂讲起自己从前的故事，还是历历在目，仿佛一切都是身边人眼前事。他始终没有适应英格兰，回到故乡，发现自己也无法适应新的爱尔兰。步入暮年的拉弗蒂，和每一个活在过去的爱尔兰人一样，不断透支自己的过去，不敢亲近陌生人，以此孤独又洒脱地走完一生。这个短篇可以和《内心的牛仔》对照着读，后者像是前者的一个年轻版本，只不过里面的主人公柯里最后死了。奥布莱恩对小说蓄能式的情节把握，流露出一种真实的悲观，那就是人心没有那么强大的自由和弹性，它总是被生活中蛮不讲理的琐事意外给包围着。人们努力保护他们脆弱的幻想、信仰，到最后发现生命太过漫长了，它们早已被啃噬得不堪入目。
这点在《罪人》这篇中表现得尤甚。寡居的迪莉娅因为更年期长期失眠又敏感自私，内心不自觉地筑起了碍于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围墙。当家庭旅馆的客人半夜不小心打破了她的牙杯，她高度压抑的报复心和内心斗争在第二天客人离开时爆发了出来。“罪孽”的代价就是让她失去了日常生活的快乐和温暖。她其实和拉弗蒂一样，在中年失意或陷入精神困顿时产生一种自发性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却是非常无助无力的。正是这种真实的悲观，让奥布莱恩笔下的人物都活得伤心痛苦。
另一方面，用“罪人”作为这个短篇的标题，也展露了奥布莱恩作为小说家的一种写作企图：捕捉平常人和他们周围环境的各种回应，让人性的内涵和人类的幻想、困境无从遮掩。如《旧伤》写“我”和堂哥努力尝试弥补两家宿怨遗留下来的罅隙，到最后堂哥逝世，发现这种恩怨的和解似乎无从下手，而落寞的“我”只有对“人心的困惑”。细读可以发现，作者试图把握生活中看似波澜不惊的事件、细节，去映射每个命运的拐点，隐喻了一个人和他生命的所有孽缘。
总之，《圣徒与罪人》互补性地铺展出一幅众生微不足道的圣洁与罪恶之图。《绿色乔其纱》的小镇沉闷生活，《卡珊德拉夫人》自述的婚姻危机，《曼哈顿杂记》吐露着叙述者对爱情疲软无尽的悲哀，这几篇和《求赐甘霖，滋养我根》放在一起，在絮絮叨叨中让小说中的人物变得无可救药——他们都被生活绑架了。一切人心妄念的渊薮，垒砌在“圣徒与罪人”这个书名上，非常清晰地传达了这个短篇集对生命孽缘的追索和探求：活着并非易事。一个人要和生活达成默契，就得学会接受一切的恩赐和打击、所有平淡无奇的岁月和意料之外的人生。
《圣徒与罪人》读后感(六)：可求而不可得的精神原乡
流离、孤独、哀愁，是现代爱尔兰文学的三张名片。这也许跟爱尔兰偏狭寒冷的地理气候有关，又或是其苦难多舛的历史命运使然。这些因素构成爱尔兰作家如本雅明所说的“土星”气质，“一颗充满迂回曲折、耽搁停留的行星”，他们所透出的文学性格，从根本上来说也是抑郁寡欢和悱恻难定的。2011年获得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的《圣徒与罪人》，即在两种悖谬、极端、不可调和的情愫间辗转徘徊。“圣徒”与“罪人”自然是隐喻，它们在集子中演绎出十一段迥异的人生，但归根结底，讲的还是同一个故事、同一个主题。本书作者艾德娜•奥布莱恩1930年出生于爱尔兰一个严苛的天主教家庭，沉闷的童年对她日后的生活和创作影响极大。在集子中颇具自传色彩的《我的两个母亲》中，人渣一样的父亲始终在作者的生活中缺席，这个家，“仿佛没有丈夫或其他孩子的存在”。那么母亲呢？奥布莱恩写道：“她是全家的中心，屋里有了她才有生机……她是活生生真实的母亲，又具有抽象的典型性”。可当奥布莱恩读书、写作，将伏尔泰“幻想是人类心灵的女王”作为座右铭，这个母亲却坚称“文学是罪孽和下地狱的先兆”。而当奥布莱恩与心爱的男人私奔，母亲更是搬出宗教伦理亲情三大利器恳求、威胁、诅咒女儿的抉择。直至暮年，母女的心灵流浪才在彼此间的夙愿中找到归宿，但正如另一篇小说《旧伤》所言，和解也好，回归也罢，“那不是出于爱，不是出于恨，而是出于某种没有名字的什么”。
这“没有名字的什么”，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称之为“思乡情结”，这其实是个涵括极广的概念，意指那如永动机一般驱使人不断寻找不断渴求的“精神原乡”，并非单指思乡一端。奥布莱恩后来经历了移民和离异，其情感的涨落与人生的丰富同样决定了《圣徒与罪人》题材上的纷呈多元，其中一篇《铁铲王》即是“精神原乡”的最佳写照：在英国打工的主人公思乡成疾，但又屡屡推迟返乡，待到真正归乡，他惊愕地发现家乡“没什么不对的地方，可又什么都不对”。是的，感觉“什么都不对”的是他的心，是下意识中对家的失望，这个家全然无法承载起他心中积攒了无数冀望的情感重量。对此，伯林有一个精彩的论述，他说如果赐予这些人“正在寻找的家园、给予他们谈论的和谐与完美，他们却会拒绝这样的赐予。原则上来说，这些东西都是可求而不可得的，而这正是现实的本质”。
因此，奥布莱恩笔下的人物注定漂泊流浪，这些永不满足又四处碰壁的人，其命运始于轻蔑、渐入恶习、走向犯罪、沉沦于恐惧甚或绝望，其心的“圣徒”与形的“罪人”，恰是同一执念的一体两面。于是，我们读奥布莱恩的故事，即使其中不乏杀戮、叛逆、通奸，我们也不会轻易将之送上道德的审判席，而是给予深刻的怜悯和同情。如《罪人》一篇，老寡妇开家庭旅店，招徕一家三口入住，晚上寡妇游弋人家门外，想象不堪入目的色情画面，入睡后大作春梦，早上则以道德面目严厉斥责，弄得一家人瞠目结舌。这篇小说好就好在，色情大约是有，但作者未证其实，而寡妇的寂寞和欲望，则被实实在在衬托了出来，她的伪善反倒成了可笑又荒谬的因子，足见其人生的凄凉和无奈。
《黑花》是集子中我最喜爱的一篇，它集中体现了奥布莱恩的创作特色。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为一项“别人不信奉的事业”（民族独立）犯下谋杀罪，作为英国的囚徒斩断与故国的羁绊，彻底成为一个精神上的流浪者。小说最后他死于仇杀，奥布莱恩的笔触仿佛摄影机，从含蓄哀婉的工笔素描，慢慢上升至一种空灵抽象的宏阔高度：“天下起毛毛雨。大地弥漫着森然的静谧，树吸饱了水分。在一连串漫长冷酷的复仇行动中，他的死，将会用另一人的死去化解，接着还有另一人另一人。谁想得到杀机就潜伏在这山谷中，草地上连一声呢喃都没有，像婴儿般酣睡的羔羊，对杀戮一无所知……”
这段堪与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今夜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媲美的描写，既诗意又残酷——那心中怀揣原乡的人，络绎不绝地汹涌而来，湮没无闻地绝尘而去，而我们大部分人就如作者所言，“像婴儿般酣睡的羔羊”，对此一无所知。耐人寻味的是，奥布莱恩讳莫如深的“父亲”、“丈夫”，不也是这群人中的一员，其“罪人”的一面恰是“圣徒”的扭曲反映？奥布莱恩将之从创作中剔除，显见其呵护心伤的用意，但不能不说，这样的缺失让人稍觉遗憾。
《圣徒与罪人》读后感(七)：哪来的圣徒，哪来的罪人？
这是一本读一遍两遍三遍也绝对不够的书。
每一篇之后，稍一回味就会觉得背脊发凉。
人人都说世界很可怕
其实世界不可怕，它可无辜了，可怕的只是人世。
人在哪，哪里就可怕。
如今，没有哪个人是全然的正能量体质。
圣徒、罪人之隔，就像迷雾
即使看不清，可在不经意、不自觉中就突破。
这里没有一个人是完完全全的圣徒，同样也没有完完全全的罪人。
升华版的人性描写，可是作者抒发了情绪，倒是让入书太深的读者会抑郁。
如果你本身负能量就快爆表，建议别看。但还是要说，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一本书。
《圣徒与罪人》读后感(八)：痛苦即桥梁
艾德娜•奥布莱恩的小说就像平铺在爱尔兰文学中一块贵重的地毯，虽然没有什么跌岩起伏、构思巧妙的情节，但是仍给人技巧精湛的感觉。小说运用最能代表人生轨迹的事件——就像无法被似水流年溶解的命运残碴——描写人生的况味。她将一些看似不搭边细节聚在一起，巧妙地配比出触人心弦的力量。她的故事既看不到轮廓也没有线性结构，就是一堆轻重不等、形态各异的事件及其细节，每个事件都没有指出事物的核心，但每个事件都使结局无可挽回。艾德娜•奥布莱恩（1930－）是具有世界声誉的爱尔兰女作家，其作品包括诗、小说和戏剧。一段违背父母意愿的婚姻促使奥布莱恩移居英国。就在这期间她发表了小说处女作《乡村女孩》（The Country Girls，1960），但因其涉及尖锐的社会问题和大胆开放的性描写而在爱尔兰遭禁，她家族所在教区的神父甚至公开烧毁了这本小说。现在她仍居住在英国伦敦，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1984年曾采访过她，说她金棕色的头发、绿色的眼睛加上甜美流畅的说话声非常具有爱尔兰特征。
在这篇访谈中，菲利普•罗斯对奥布莱恩“记忆的广阔与精确”大为赞赏，说她“似乎记得成长过程中眼睛所触及到的任何东西的形状、质地、颜色和大小”，还说“她的散文就如很漂亮的网络，将汹涌澎湃的渴望、痛苦和悔恨都编织于其中。”《圣徒和罪人》代表了奥布莱恩最成熟的风格，出版后获第三届（2011）弗兰克•奥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这本书的语言更凝练扎实，就像抓住了生命的根须。
第一篇小说《铁铲王》里的爱尔兰劳工拉弗蒂与中国农民工相似。他们都被日益贬值的土地所驱逐，又被一个陌生的世界异化。拉弗蒂十五岁跟随父亲英国打工，他们找的第一个工作是挖电缆沟，在伦敦住了很久都不知道伦敦什么样。“只知道房子有四面墙，床里有断了的弹簧……”给母亲写信要装作很高兴，害得她还担心他会忘了自己是什么人。
拉弗蒂最终没有再回家，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她母亲在他临走前说的一句感人的话“爱他胜过世上的一切，”使他后半生大受伤害。他开始酗酒，生活颓废。生活一团糟，但他皮箱中那套暂新的睡衣始终没有动过——为进医院准备的。他的生活被彻底毁掉，“既不能适应英格兰，也不能适应爱尔兰。精神上的流亡，无药可救。”
和这篇小说类似的还有《内心的牛仔》，后者写一个与奶奶相依为命的爱尔兰打工仔柯里，他老实本份，天真纯朴，但因举止笨拙、智商不足常常犯错。被警察教育几次之后就成了惊弓之鸟。老板强迫他为一次生产事故出庭作证，他因害怕法庭上庄严的气氛而逃亡，最后惨死在沼泽，只留下孤苦伶仃的奶奶。
拉弗蒂和柯里的故事都很平凡，但是不写出来，其痛苦就无人得知。在这两个故事里，拉弗蒂像一个流亡的圣徒（对爱尔兰怀着虔诚的情感），柯里是一个逃跑的罪人（他逃跑之前为表兄藏匿赃物），但他们遭遇着类似的痛苦，痛苦就是架在圣徒和罪人之间的桥梁，他们是同一类人。
托尔斯泰曾以《圣经》里的一句话“既使有一人理解并描述了这痛苦，这痛苦也就得到了补偿”表彰莫泊桑的文学成就，在艾德娜•奥布莱这里也是如此。这部短篇小说集涉及的人群是平凡、广阔而分散的，虽然找不到统一的主题，但切入现实的角度和深度基本相同。奥布莱恩能够从分割开的时空中找到事件的主要关系，并从生活的潜流中悟出情感发生质变的原因。她理解的痛苦不是一个短暂的刺激，而是长久的感受；就像瓷瓶上一个不断增长的裂纹。
奥布莱恩与母亲的关系曾经非常亲密，她母亲始终不赞成她的文学职业。这本小说集里有两篇写到她与母亲的关系，《绿色的乔其莎》和《我的两个母亲》。前者写她童年时期与母亲一起拜访新邻，明着是写新邻的隐秘生活，暗地里却在描写母女之间的默契；后者写她母亲之于她的两种态度，以及她们之间就像恒星与行星那种互不接触却又割不断的关系。
艾德娜•奥布莱恩很喜欢弗吉尼亚•伍尔夫，还为她写过一个剧本。奥布莱恩笔下的母亲形象与伍尔夫笔下的母亲形象（《到灯塔去》的主角）有一些相似，她们都是家庭主妇，但又睿智、坚定，稳稳地居于家庭的中心，“屋里有了她才有生机，她不在了就死气沉沉。”虽然伍尔夫的母亲是英国上流社会的爵士夫人，奥布莱恩的母亲只是一位爱尔兰小镇上的平凡女性。但她们对生活的相同的态度形成了她们相似的人格魅力。人们对她们的尊敬，源于她们对生活的尊重。
这组小说还有一个更个性化的特征，即每篇结尾都会用一个诗化的句子寓示着一个更广阔的生活远景。比如《黑花》的结尾：“谁想得到杀机就潜伏在这山谷中，草地上连一声呢喃没有，像婴儿般酣睡的羔羊，对杀戮一无所知。”这实际上是优美的电影语言，一个拓展视野的推、拉或摇镜。总体上说，这本书很电影化，可以从中找到类似于影像叙事、闪回、蒙太奇等电影技巧相似的写作手法。而且它本来就是用生活中沉淀下来的细节来重构生活的质量，就像电影用实实在在的影像来还原现实的图景。如此也可以理解为何菲利普•罗斯对奥布莱恩“记忆的广阔和精确”大为惊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