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夏河流进北河的时候，分了一个岔，一端向东，一端往西北。油爷爷家在往西北去的河边上。他是村里唯一的榨油师傅，虽然他比我爷爷还高一辈，我们还是喊他“油爷爷”。他的家就是油坊，四间草房子。
第一间空空的，中间放了一口半人高的陶缸。靠大门摆着一个小矮桌，边上是两把竹子做的小椅子。油爷爷总是坐在小椅子上，戴着副老花镜，一边喝茶，一边看书。他小时候上过几年私塾，认得字，家里有不少的旧书，这在村子里是很罕见的。我常常去，就是想借他的书看。可是不能借了就走，要坐在他旁边，听他说话。他说的都是几百年上千年前的事，说的那些人，就像都是他认识的，熟得很。“张良这个人哪，就是能忍。能忍才能做大事。”说起他们，就像说起我们村里的某个人。
油坊太偏了，没人过来。大半天的时间，就我们一老一小坐着，说些奇奇怪怪的话。
我们聊天的这间屋子算是油爷爷的客厅，后面的一间砌了一座大灶台，可大了，上面放了两口大锅。一口锅上放着一个高高的木甑子，放的时间长了，落了许多灰。油爷爷不用这个灶烧饭，他做饭的灶台小小的，在外面的棚子里。
再后面的一间，靠墙的地方横放了一根大木头，有五米多长，是根老榆木，据说还是油爷爷年轻的时候从外省买来的。木头中间有一段挖空了，这叫榨槽木。用稻草扎好的豆饼就放在空槽里。屋梁上悬挂了一根木撞杆。尖的一端朝前，打油的时候，推着它撞榨槽，油就打出来了，像线一样，流到下面的铁锅里。
最里面的一间是磨坊，两扇大磨盘架在房子中间。木杠子、牛轭和牛的眼罩搁在磨盘上，积了一层薄灰。磨子只有在榨油的时候才用，用牛拉。油爷爷没有牛，要向生产队借。生产队取消后，就跟篾匠爷爷借。
“爷爷，我们家哪天啊？”
油爷爷戴上老花镜，翻开一个油乎乎的本子，在上面画一画，抬起头，把眼镜摘下来：“‘大雪’后一天。”
豆子都是各家自己准备的，一担一担挑过来，蒸油籽的柴火也要从自家带。一般都是晒干了的玉米秸，每捆都不重，所以就由孩子们弓着腰，一趟趟背过来。
妈妈在灶上烧火，爸爸去帮油爷爷推撞杆，小孩子呢，可以照看大石磨，拿个瓢，不断朝里面加豆子。
榨油可复杂了，看得人眼花缭乱，只有油爷爷知道先后的顺序和各个环节的火候，一切都要听他的。一般都是几家合在一起来榨油，每一个环节都有几个人在忙碌。这拨人榨完了，又来一拨。人来人往，油坊成了一个香喷喷的、嘈杂喧哗的小集市。我还是常常来，可是油爷爷已经没有时间跟我说话了，他不停地跑来跑去，原本干干凈净的一个人，变得油乎乎的。布围裙因为沾的油多了，发出兽皮一样的光亮。手上、脸上、头发上，都黑油油的。最让我惊讶的是，他这样一个不高也不壮的老人，竟有那么大的力气，那么重的撞杆，在他手里像一件玩具。一边打着号子，一边跑动着，推过去，撞过去。打号子像在唱歌：“嗬呀——嗬哈！”而撞击声就是节拍。第一声“嗬”是往后拉开撞杆，第二声“嗬”就是向前猛力撞出了。所以第一声十分悠扬，第二声就是从肺腑里发出的吼声了。而配合他的年轻人，就跟着这个节奏，使劲地推撞杆。
这种喧闹，要从立冬持续到小年夜。这几个月里，油爷爷的屋里从早到晚点着一盏油灯。油灯不能熄，这是敬油神的。熄了，再好的豆子也榨不出多少油。油灯放在一根窄窄的贴着红纸的木板上，木板横放在油爷爷第一间屋里的陶缸上。
油爷爷一直在油坊里面忙碌，几乎不到放陶缸的这间屋子里来。每家榨过油了，用桶把油装好，跟油爷爷打个招呼：“爷爷，走啦。”油爷爷就朝他们点点头：“好！”又忙自己的去了。
拎着油走的人，经过这陶缸时，都要朝缸里倒一些油。倒多倒少，没人看，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倒多少。这缸油，是油爷爷一年的收获。
过了春节，油爷爷就不忙了，一直闲到开始榨油的冬天。这几个季节，他也不是全闲着。有时去帮篾匠爷爷照顾大黄牛，有时去帮忙看守晒场上的粮食。有人喊他帮忙，他就去。无事可做，他就在油坊里待着，翻来覆去地看他的古书。
没几天就开学了，要离开家了，我把借了好久的一本书拿去还给油爷爷。
“怎么？跑那么远的地方去念书？”
“是我自己想去的。”
“要住在学校？”
“学校里有宿舍。”
油爷爷最快活的，就是跟人说秦叔宝、程咬金，说赵子龙。可是除了我，村子里没人听他说这些闲话。每个人都忙，每个人的心思都不在这里。他住得偏，除了住在附近的剃头匠偶尔会过来坐一坐，没人来这里。现在，我也要走了。
天渐渐暗下来。我说：“爷爷，我回去了。”
“等等，等等。”他进了里屋，拿出一只扁扁的巴掌大的玻璃瓶，掀开大陶缸的盖子，拿勺子舀油，装了满满的一瓶。
油爷爷递给我：“这次榨的油好，香还不算，醇。学校的饭菜我晓得，找不到一点油星子。”
“爷爷，我不要。”
“给你的，拿着。在外面孤身一个的，不比在家里。”
我把豆油带回家，交给妈妈，妈妈埋怨我不该拿。爸爸知道了，又狠狠骂了我一顿，然后跟妈妈嘀嘀咕咕，要拿点什么还回去。
我什么也没说，说也没用，心里一阵难过。
我去上学了，学校离家有二十多里。我是插班进来的，跟周围的人都不认识。他们已经同学两年了，彼此都很熟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好朋友。因为是住校，放学后有大把的空余时间，我装作认真学习的样子，拿一本书，一个人到操场边的河岸上坐着。
看着河水发呆的时候，我才突然明白，油爷爷竟然是我唯一可以说话的人。他和我都喜欢有英雄的古代，我们这个世界呢，太平淡，没意思。现在，我们都没人说话了。
我一直要在河边坐到天黑，等看门的老人敲钟了，才回宿舍。其实也不是敲钟，他敲的是一段铁轨。铁轨就挂在校门口的一根柱子上，敲起来很响，脆脆的，传得远，可是没有余音。
回到宿舍后，立刻就要去食堂打水。每个人有一个热水瓶，洗脸、洗脚、喝水，都靠这一瓶水。不过洗脸、洗脚，我们都是接自来水，大冬天也这样。热水只够喝。没有热水，就没办法吃饭。我们只有饭，没有菜，也没有汤。
蒸饭的米要从家里带。每周六的下午回家，周日的下午返回学校，从家里带来够吃一周的米和山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只不锈钢的饭盒，上面用油漆写着自己的名字。一早起来，用饭盒淘好米，放上水和山芋，送到食堂。中午下课了，跑到食堂去取。从教室去食堂的路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飞奔。没有菜，那块和饭蒸在一起的山芋就是菜。吃得干了，就喝热水。
至于晚饭，和早饭一样。到时候了，食堂的师傅们会在每间宿舍的门口放一桶带米的大麦粥。先抢到勺子的人很快活，因为米总是沉在桶底，他可以先挖一勺。后来的，只好喝薄薄的几乎没有米的稀粥。所以，中午这顿就重要了，必须蒸满满一大盒。
周日来学校的时候，妈妈用爸爸的一条旧裤子作口袋，一条裤腿里装着大米，另一条裤腿里装着山芋，正好搭在我的肩上。我就扛着，走二十多里的路去上学。最怕的是下雨。一路泥泞，每一步都会陷在烂泥当中，只能光着脚走。如果雨下得大了，雨披挡不住，米被淋湿就完了，我得在学校里晒我的粮食。只能在操场上晒。把米铺在一张报纸上，就扔在操场边上，随它去，因为我要上课，我不能守着。鸟儿爱吃多少就吃多少，等晒干了，还要细细地从里面挑出鸟粪。
在我上学一个多月后，有个星期天从早上就在下雨，到下午下得更大。学校不能不去，走到半路，又刮起了风，轻而薄的雨披被卷来卷去，根本盖不住肩上的袋子。原本两个多小时的路，我走了近五个小时。到了宿舍，脱了衣服躲到被子里，焐了好半天，我还一直在抖。那个星期总是在下雨，我没法晒我的大米。到了周四天才晴朗，可是米已经被泡得发胀了，发出一股难闻的馊味，一定不能吃了。我只好蒸了几只山芋当中饭。
下午本来有课，英语老师请大家去帮他割稻子。他家就在旁边的村子，家里有很大一块地。趁天晴，得赶紧抢收，再不割，就來不及了。他一个一个，亲切地喊每个男同学的名字，被喊到的人都很兴奋。他没有喊我，也没有看我，他不认识我。我几次想举手，说我割得好。在家的时候，妈妈还没我割得快呢。可是我没有，我什么也没有做。之后大家就兴奋地拥了出去，剩下的全是女同学，就我一个男生。我没办法坐在那里，只好回到宿舍。宿舍里安静得可怕。我又去了操场，操场上也没有人，旁边的河也是安安静静。我脱了衣服，跳到水里，仰着脸浮在水面上。天上的云一动不动，我就随着水漂着，突然很想家。
这是我第一次想家，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不停地用手擦，可是擦过了，又涌出来，我就随它去。我想，我要回家，立即就回家。我有很好的借口，我没有米了，米坏掉了，我得回家拿米。
回家的路仍然不好走，雨把泥土泡得太烂了，每走一步都在打滑。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没进家门，远远就闻到肉的香味。我看到妈妈在厨房里，坐在小板凳上，正往炉灶里添柴，火光照在她的脸上。堂屋里几个人在高声说笑，有爷爷、父亲，还有两个陌生人。真不巧，家里来客人了。我没有进堂屋，直接去了厨房。妈妈看到我吓了一跳。
“怎么回来了？”
“米坏掉了，我回来拿点米。”
“你看，身上全是泥，去井边上洗洗，洗完过来。”
“家里来人了？”我看到锅里烧着肉。
“不是的，请了木匠来，给爷爷做棺材。”
“啊？”我吃了一惊，“爷爷好好的做什么棺材？”
“他要的。早早做好他心里踏实。”
爷爷最担心的是他死了之后被火葬，他逼着父亲早早给他准备好棺材。这棺材，后来在他的床后面放了整整十年。
我从井里打了水，洗过了脸和脚，从包里拿出鞋子穿上。妈妈盛了一碗饭，在里面浇了一勺肉汤。我狼吞虎咽，几口就吃完了。刚放下碗，父亲过来了。
“啊？你怎么回来了？”
“他的米坏掉了，回来拿米。”妈妈说。
“回来拿米？今天星期四，过了明天，后天就回来了。一天就饿死了啊？”父亲瞪着我，“花钱让你上学，你不上，跑回来。你说，你回来做什么？”
我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倒在脸盆里洗手。
“你说啊，你回来到底做什么？”父亲朝我吼道。
听到父亲的吼声，爷爷从厅里走过来。
“回来就回来了，你嚷什么？家里还有匠人在。”
父亲接过母亲盛给他的一碗肉，狠狠瞪了我一眼，转身出了厨房。爷爷咳了一声，想对我说什么，终于没说，回过头对母亲说：“还有什么菜没有？”
“还有一个青菜豆腐。”
爷爷点点头，去陪木匠了。我知道爷爷的意思，他是担心菜都端到客人桌上了，我没吃的。
“妈，你帮我装点米，我走了。”我说。
“天都黑了，明天一早再走吧。你再吃点饭。”
“不了。”
“你犟什么，明天早点走不一样啊？”
我不说话，自己走到米缸的边上，打开盖子，拿碗往袋子里装了十几碗。装好后，我坐在凳子上，把鞋子脱下来，塞进我的书包。因为外面的路还是泥泞的，脚一踩，就会陷进去，穿鞋子一步也走不了。
妈妈从靠墙的柜子上拿了个手电筒给我，停了一下，又从柜子里拿出那瓶油爷爷送我的油，放在我的包里。
“每天往饭里浇一点。”她说。
我点点头，把米袋子扛在肩上。
“妈，我走了。”
外面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团。我拧亮手电筒走出去。
走出家门不久，就到了村外的路上。路直直的，不用看也不会走错。我赤着脚踩在泥里，路上走不快，可是脚并不难受，软软的泥，走一步脚就被包裹一次，冷冷的、湿湿的，甚至有着一种柔和的抚慰。我是带着一时冲动离开家的，看着手电筒小小的光圈在前面引着路，等过了半夏河上的小木桥，慢慢就平静了。然后，心里没有了难过，没有了悲伤，没有了痛苦。走了二十多里，后半夜到了学校，我拍打着传达室的窗户，看门老人睡眼惺忪地披着衣服给我开了门。我到教室旁边的厕所里面，打开水龙头把自己冲洗干净，回到宿舍，静静地在床上躺下来，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从这一天之后，我就再也没想过家。也因为不再想家了吧，我离家也就越来越远了。
这瓶油我吃了好几个月。每顿在饭里只倒一点点，用筷子拌一拌，虽然什么菜也没有，可是香得很。等吃完这瓶油，已经是冬天了。然后就听说油爷爷病了，住到了村子另一头的儿子家里。
放寒假的时候，我去看油爷爷，他已经不认得我了。油爷爷是在芒种之后去世的。油爷爷一去世，村里就一个读小说的人也没有了。他去世没多久，儿子拆了老油坊，把那块地用犁翻了一遍，变成了耕地。河岸上什么也没有了，只剩下两盘石磨，一直扔在半夏河的岸边上。
（林冬冬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半夏河》一书，沈 璐图）
知识培养不出道德。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教一个孩子明事理，这就是道德;教他明事理和欣赏美，这便是宗教。
——赫胥黎
实际上别人就是最敏感的你，附托在另一个躯壳上。
——纪伯伦
应该捍卫的不是人本身，而是人涵盖的各种可能性。
——西蒙娜·薇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