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印象中的秦始皇，为政暴虐、刑罚严酷、焚书坑儒，当然还有被孟姜女哭倒的万里长城，一直是历史上的反面教材。但如果仅仅是这样，恐怕不能称之为“千古一帝”。你可曾知道，秦始皇在作为秦王赵政时，其果决明智令人称赞；统一中国后，宵旰夜食，是一位勤政皇帝；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制，并延续了二千多年之久。秦始皇真是说不完、道不尽，且听王立群教授为我们细细解读一个不一样的秦始皇。
异人奇缘
秦昭襄王在位长达半个多世纪，他的长子没能熬到继位的那天就与世长辞了。昭襄王死后，他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继位，安国君就是秦始皇的祖父。作为次子的安国君竟然意外地当上国君，可谓人生奇缘。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排在中间，按照立嫡立长的原则，庶出的异人是没有可能当上太子的，然而当时在邯郸做质子且不被看重的异人，最终既意外又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太子，这一切都与一个精明的商人密切相关。这个商人凭借着家累千金的经济基础、精明的商业投机头脑，在贩贱卖贵的商业环境中，瞄准了目标，以商业的操作方式，对异人进行了全面的包装、宣传与公关，水到渠成地完成了异人人生的重要转型。这个商人是谁？他是如何把异人推上了太子宝座的？
落魄王孙：看似无缘未必无分
异人是怎么当上秦王的呢？可用四个字形容：苦心经营。说“苦心经营”，主要是因为异人根本没有资格、没有条件成为太子。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异人也没有成为太子的奢望，他只不过是秦国派往赵国的一个无足轻重的质子，一个落魄的王孙。
异人没有条件成为太子，缘于这样几个因素：
第一，异人在赵国做人质时，他的祖父秦昭襄王还健在，父亲安国君还是太子，他是王孙，不是公子，这中间隔了一层，他的祖父是不会想起这个远在异国他乡的孙子的。第二，安国君妻妾一大堆，儿女成群，光儿子就有二十多个，异人刚好处在中间，不是长子，不具备立为太子的条件。第三，异人的母亲夏姬很不得宠，经年都见不上安国君一面，异人不但是庶出的孙子，还是不受器重的儿子，在他祖父秦昭襄王、他父亲安国君心中，就好像根本没有这个人存在一样。也正因为地位无足轻重，他才具备了“光荣”入选作为“质子”进驻赵国邯郸城的资格。所以，作为落魄在异国他乡的邯郸城内的异人，自然不敢奢望成为王位的继承人。
战国时期，有一个习惯，就是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常常互派公子为人质，简称质子。质子制度在秦国也是一个惯例。秦国自商鞅变法开始，人人都要为国立功，国君的儿子（公子）也不能例外。当然，国君的儿子立功不一定非要上战场，他们可以到另一国去做人质，这是公子为国服务的一种方式。表面上看，各国在结盟时，推心置腹，互派质子，质子的地位非常尊荣。其实，质子就是人质，国与国之间一旦翻脸，质子是首先遭殃的，是泄愤的对象。何况在那个时代，诸侯国之间说翻脸就翻脸，今天歃血为盟、明天就兵临城下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
虽然在有些国家做质子并不坏，而且有时甚至是太子做质子，特别是强国为了表示怀柔而派在弱国的质子，弱国臣民都要奉迎他、巴结他，全国上下也都怀着近乎感恩的心情将其视为上宾；但异人作为强秦的质子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这是因为赵国一向是合纵之约的“约长”，再加上秦国不停顿地东进，力图并吞六国，秦赵之间的战事经常爆发，所以异人时时刻刻都是在“刀架在脖子上”的环境中生存，两国稍有风吹草动，首先祭刀的自然是质子，何况秦国根本就没有放弃东进统一步伐的打算，这也恰好说明异人在秦国王室中地位是如何不值一提。秦国人都不在意质子，赵国对质子异人就更不客气了。本来，各国国君对派在异国或他国派在本国的质子，或者为了要面子，或者为了表示内心的歉疚，在经济上都尽量供应。然而，生活在邯郸的异人没有享受到这种待遇，他在赵国的生活非常窘迫困顿（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史记·吕不韦列传》），上轻下慢的事情似乎成了家常便饭。
异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落魄王孙，在秦国无足轻重，在赵国邯郸更没有受到礼遇（子楚，秦诸庶孽孙，质于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史记·吕不韦列传》）。所以，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公子异人基本上无缘太子之位。
不过，“缘”是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外部条件的集合，一旦加入某个新元素，无缘可成奇缘，无缘未必无分。如果说异人的父亲安国君意外地继承王位是他人生中的个奇缘，那么此时他正遭遇人生的第二个奇缘。
在异人的第二次人生转变中，有个精明的商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商人凭借着家累千金的经济基础、精明的商业投机头脑，在贩贱卖贵的商业环境中，选准了目标，以商业的操作方式，完成了异人人生的重要转型。
这个商人就是阳翟（ｄí，敌。阳翟在今河南禹州一带）人吕不韦。
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按说，他已是财经巨子，可以笑傲江湖了。但金钱对于他来说不过是账户上的数字，吕不韦有更大的欲望。他的这一欲望，可以《战国策》中记载的他与父亲之间的一番对话为证：
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见秦质子异人。归而谓父曰：“耕田之利几倍？”曰：“十倍。”“珠玉之赢几倍？”曰：“百倍。”“立国家之主赢几倍？”曰：“无数。”（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秦策五》）
吕不韦问了三件事：一是耕田，二是经商，三是从政。耕田之利最薄，只有十倍；经商之利次之，可达百倍；立主定国之利，无数倍。当然，一项比一项困难，但利润一项比一项更具有诱惑力。对利润永无止境的追求的欲望使这位财经巨子不满足于仅仅在商界“贩贱卖贵”了，他要把这套商业规则在政界运营。于是他以极其敏锐的政治嗅觉盯上了奇货可居的质子异人。
异人是秦国公子，这具备了日后成为秦王的最基本的条件，所以进入了赌博天下、投资政治的大商人的视野。腰缠万贯的吕不韦虽然从商，却与各国政界要人有密切的关系，对政界的操作规则更是熟稔，而且，他相信自己有翻云覆雨、点石成金的能力，自信凭自己精明的商业头脑，能够重新包装一个准秦王。
隔行如隔山，经商与从政能够兼容吗？
经商要讲究投入与产出、付出与回报，这与政治非常接近。在商界与政界的相互转换中，《史记》记载了两个非常典型的范例：一个是范蠡，一个是吕不韦。范蠡是政治家经商，吕不韦是商人从政。
能！因为政治家经商有其独到的资源，但是，能否最终成功，还有其他诸多因素。范蠡是一个成功的个案（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史记·货殖列传》）。反过来，一位出色的商人能够从政吗？也能！因为经商与从政看起来虽然毫不相干，其实，二者做到极致之时是完全相通的。
任何一个执政大党都经历过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在至关重要的发展过程中靠什么？靠三条：战略、人才与管理。同理，一个小公司，从最初的几十个人，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最终成为一个巨无霸的跨国公司，靠的是什么？也是三条：战略、人才与管理。因此，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能够经商，也能够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反之，一位优秀的商人也一定能够从政，成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不但从政与经商可以相通，世界上任何职业只要做到极致，都能够相通。这是一条铁律！但是，这是就大的方面而言，个体差异的因素尚未计入其中。
所以，作为一位优秀商人的吕不韦，要上岸从政，与作为一位优秀政治家的范蠡下海经商，看起来是背道而驰的，其实，只要优秀，无论上岸从政还是下海经商，都能够获得成功。
安国君有二十几个儿子，他凭什么独独挑中穷困潦倒的异人呢？异人能否就此改变人生走向、点石成金呢？
这就要看吕不韦的经商策略了，他之所以发家，完全是依靠“贱买贵卖”，依靠囤积居奇，在吕不韦锐利的商人眼中，异人是一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所以，他称异人是“奇货可居”。所谓“奇货可居”，就是说异人是一种稀缺资源，应当预先收购，等待升值。那么，异人真如他的名字一样，有什么奇异之处吗？
吕不韦打定了弃商从政的主意后，立刻去拜见异人。异人此时在赵国生活得正非常郁闷，连乘车都很困难，经济拮据，听说有一位大商人要来拜访自己，便立刻接见了。看来，异人潦倒并不颓废，在逆境中寻求突破。
吕不韦见到异人之后，劈头句话就说：我能够光大你的门庭（吾能大子之门。《史记·吕不韦列传》）。
异人听了，淡淡地说：你还是先光大你自己的门庭，再说光大我的门庭吧（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史记·吕不韦列传》）！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异人尽管潦倒，却不卑怯。在中国古代，商人的地位很低。你吕不韦不过有几个臭钱，怎么就敢吹破牛皮？本公子门庭再落魄也是王室子弟，是你能光大的吗？
吕不韦听了异人的话，不急不恼、不紧不慢地说了第二句话：你不知道，我的门庭要等待你的门庭光大了才会光大（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史记·吕不韦列传》）。这个吕不韦也不得了，竟敢把自己的生死和王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一个是虽然落魄却并不颓废的公子，一个是雄心勃勃又非常现实的富商。这样两个男人一相遇，怎么能不做出点改天换地、气吞山河的大事业呢！
异人闻此一言，立即发现吕不韦非同寻常。一句“为之奈何”，您认为该怎么办呢？放下架子，向智者问计。这公子果然虚怀若谷，有王者气派。
一是安国君继位在即。秦昭襄王已经年迈了，安国君作为太子，很快就会即位。
二是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物。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无子。华阳夫人虽然无子，但是她却拥有确立太子的能力！
三是异人比不过自己的兄弟。异人有二十多个兄弟，异人不是长子，又长期在外做质子，如果秦昭襄王仙逝，安国君继位为秦王，异人肯定比不过天天在安国君面前的那些兄弟。
四是异人本人无经济实力包装自己。异人客游他乡，毫无经济能力，因此无法结交达官贵人，更无从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推崇。也就是说，在上流社会，没有经济实力进行自我包装，就拉不到足够的政治选票。
吕不韦一席话，让异人彻底折服了。而当吕不韦分析完秦国国内的形势，竟然声称要包装他为嫡嗣（正妻之长子，此指当作正妻之养子）时，异人发现吕不韦是一个出色的营销策划人，一位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于是他坚定地对吕不韦说：“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ldquo;分秦国与君共之”就是“共享天下”。能够说出“共享天下”这种话的人，在整个秦汉史中只有两个：一个是异人，一个是后来的刘邦。
刘邦在彭城之战大败于项羽之后，曾经问张良：我想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出去给别人，共同来对付项羽，你看看可以给谁？张良说：如果汉王能把函谷关以东的土地捐给韩信、彭越和黥布三人，一定能打败项羽（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倨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史记·留侯世家》）。
刘邦立即采纳了张良的意见，最终打败项羽，当上了皇帝。
可见，敢于说出这种话的人，本身就很了不起，他一定知道这句话对于普天之下的英雄才俊的杀伤力是致命的！世间敢为君王者，无外乎贵族、无产者。前者有本钱赔，后者无所谓输。恰恰是大多数的有产者，梦想只能止于一个之下、万人之上。“共享天下”，多么动听和承诺啊！尽管只是一纸空头支票，依然引无数飞蛾竞相扑火。
mdash;—本文选自王立群着大象出版社《千古一帝秦始皇：全2册》，详细精彩内容请读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