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认同伍尔夫的一个观点：坚守自我比什么都重要。假设，一个人什么都有了，名、利、权，啥也不缺了，可是就没了自己，这样的人，就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人。妖魔鬼怪中往往有他的嘴脸。《圣经》有云：一个人要是失去了自我，即使拥有了全世界，又有什么意义呢？诚如斯言。没有什么比坚守自我更重要了。
可是，尘世中有太多的人却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或者随波逐流，或者阿谀奉承，或者步人后尘，或者损人利己，或者无恶不作，等等。就是说，在他们的世界里，真、善、美的东西逐渐减少甚至销声匿迹了，所谓自我，在他们眼里几乎一文不值，他们看重的，是物质，是享受，是对欲望的满足。这样的人，在他们的心中，几乎没什么定力可言，即使一棵花，一棵草，都会把他们的心给带走。他们不讲原则，底线随时都可以丢。
而要坚守住自我，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定力。《景德传灯录》中记载了道树禅师的一件事。当年，他在寿州三峰山上修建了一座茅草庵住了下来，可是，没想到山上经常有野人出没，野人衣着破烂，言语诡异，甚是吓人。他的弟子们见了，对此深感疑惑，这样过了很多年，这些野人居然都不见了，弟子们都感到好奇，禅师解释说：“野人用各种伎俩来迷惑人，只要老僧我对其不见不闻，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他们的伎俩总有用完的一天。我的‘不见不闻只要坚持下去，那就是无穷无尽的啊！”那些没有守住自我的人，要是有此定力，就没有坚守不住自我的。
而一个人要有如此定力，就必须对自己有个正确的认识，知晓自己适合做什么。着名作家王鼎钧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我的诗“很有特色”，用的“都是诗家的语言”。我的一些文友看见后，就对我说，你赶紧写诗吧，你看看大文豪对你的诗歌都做出了这样高的评价，说明你的诗歌写得好。而我却没有写诗歌。因为，这些年，我最喜欢写散文、随笔，诗歌几乎不再写了。这一点我很清楚。正如作家汪曾祺所言：“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我只能用平平常常的思想感情去了解他们，用平平常常的方法表现他们。这结果就淡。但是‘你不能改变我，我就是这样，谁也不能下命令叫我照另外一种样子去写。”如果汪先生没有这个认识，去写了别的文体的内容，那么他就没有现在的成就和名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有多深，他的定力就有多深，成绩就有多好。
显然，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很重要，而把力定在什么内容上更重要。选项有两个：一个是真、善、美的内容，一个是假、恶、丑的内容。当然，我们必须选择前者。台湾诗人纪弦就曾把自己的人格形象定在“一棵树”上，他在诗中写道：“我也许开一些特别香的、白白的、小小的花，结几个红红的果子，那是吃了可以延年益寿的。但是我是不繁殖的，不繁殖的，我是一种例外。我也许徐徐地长高，比现在高些，和一般树差不多，不是一棵侏儒般矮小的树，也不是一棵参天的古木。我将永远不被移植到伊甸园里去，因为我是一棵上帝所不喜欢的树。”显然，他把力定在这上面：为自己活着，不受制于他人和世俗，无视命运的捉弄，不求上帝的照顾，只愿活得我行我素、平凡简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一个正确的、自在的甚至洒脱的自我。
可是，在坚守自我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往往会遇到很多的不尽人意。但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丢了自我，就像一条溪流一样，如果断流，那么遥远的大海只能成为虚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