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面对人生梦想，你是否吃过苦头呢？来看看这个故事吧！
北海道“大逃亡”
子夜12点，乌黑的天空飘着冷冷的细雨。日本北海道最东部的小镇阿寒镇，一群中国学生在夜色的掩护下疾步穿行。
凌晨3点，他们穿过了小镇，穿过了机场。被淋湿的衬衫皱巴巴地贴在身上。他们每个人的手中都握着一根木棍，那是准备用来与随时可能扑上来的野熊、野狼搏斗的武器。几小时的徒步疾走，让他们的小腿肚酸肿发胀。
渐渐地，四周的黑暗化成了茫茫的白雾。前方就是钏路市，逃亡者带着一身疲惫，悄悄在钏路站后面一间无人的小棚里换上了干衣服。当开往札幌的电车还有一分钟就要发车时，他们奔进车站，几乎是在关门的一刹那跳进了车厢。随着电车发动，他们的“逃亡”成功了。
这是1989年6月的日本，阿寒镇这群中国学生的此次夜行，后来成为震惊全日本的北海道“大逃亡”。
丁尚彪是“逃亡者”之一，时年35岁。“逃亡”的半年前，在上海，这名青年花了5角钱从别人那里买了一份飞鸟学院阿寒镇分校的资料，并举债4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万元），将妻女留在上海，独自一人来到了日本。
早年由于“下乡”而错过读书机会的他，本想在日本重新建立自己人生的出发点。
按照设想，念完阿寒镇的语言学校后，他会考入日本的大学，日后再将妻女都接来日本一起生活。而到了阿寒镇才知道，这个“蜷缩”在北海道角落里的小镇人口极其稀少，几乎全是老人和儿童。政府之所以同意招收这批学生，是为了解决该地区人口过少的问题。
对中国学生来说，他们本打算边学习，边打工还债，可学校一带连便利店都没有，到哪里去打工？怎么还债？
飞鸟学院阿寒镇分校首批的56名学生，半年后只剩下7个人。
一家三口天各一方
当年，丁尚彪一路逃到了东京，一待就是8年。他的签证很快过了期，他沦为在日非法滞留人员。
在东京打工还债的这几年里，他逐渐确立了自己的新目标：努力赚钱，将来把女儿送去国外一流的大学深造——把自己无法实现的求学梦，寄托到女儿的身上。
这是东京丰岛区一栋30年前修建的木板楼。丁尚彪做饭、洗澡、如厕、睡觉都在楼上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内。洗澡的设施是丁尚彪特制的：一个澡盆大小的塑料袋，花洒就是洗碗用的热水喷头。洗澡时，人必须站在塑料袋里，水才不会流到地上。洗完澡，再把塑料袋拎起来，从洗碗池的下水口把水倒出去。
“刚跑来的时候，家里人想不通，总猜测我在这里是不是有了其他女人。其实我就是想为女儿拼命赚些钱。”望着墙上女儿的照片，丁尚彪哽咽了。离开上海时，女儿还只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而如今（1997年）她已在毕业班里做着高考前的最后冲刺。
“文革”风暴中，1970年，丁尚彪被安排到当时中国最穷的地方——安徽五河县。他每天都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就是在那种忍受着饥渴、令人痛苦绝望的日子里，丁尚彪邂逅了他的妻子陈忻星。
陈忻星和丁尚彪一样，也是从上海到五河县的。在那个没有电灯、煤气，连自来水都没有的环境中，他们两人共同许下“要同甘共苦，协力共勉生活下去”的誓言。不久，“文革”结束，他们回到了上海，随后他们的女儿出生。
丁尚彪上海的家，在一栋70年前所建的老房子的二楼。一楼的公用厨房昏暗、狭小，陈忻星每天下班后做了饭，再端到楼上房间和女儿一起吃。晚饭后，女儿在角落的书桌边做功课，陈忻星就在一边读报。两人共睡一张床。为了贮备留学费用，母女俩相依为命，过着简朴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