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孽的报应》是一本由[荷] 伊恩·布鲁玛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66.00，页数：3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罪孽的报应》读后感(一)：唯有亲身体验过才能有深刻的反思

　　由于政治体系的不同，造就了一个反思过度的德国和一个拒绝认错的日本。德国彻底清理的那批纳粹，所以普通德国民众可以坦然的承认过去自己的从犯身份，积极讨论害怕自己再次犯这不可饶恕的罪孽。然后日本却全然相反，作为当年精神领袖的战犯天皇却被小心翼翼的保护起来，主要战犯却依旧存在政府内部主宰国家的命运，普通日本民众由于没有亲眼看到或者体验过战争的残酷，一厢情愿的认为由于美国的原子弹自己才是战争中最无辜的受害者，自己整个民族才是纯洁的。多么荒谬的认知！

　　《罪孽的报应》读后感(二)：日本和德国战后思想变化的不同之处

　　本书对于德国和日本在二战后对战争的态度的不同的原因进行了比较学术、理性的分析。对于日本来说，第一，他们没有进行屠犹那种种族灭绝的罪行，他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惨绝人寰但并没有系统性灭绝种族的目的；第二，他们是唯一经受了原爆的国家，更愿意认为自己是西方势力的受害者；第三，战争归根结底是天皇发起的，战争结束后，天皇并没有被推倒，日本并没有建立一个新的，与战争时期的政府不一样的政府，政治思想并没有像战后的德国那样逐渐成熟起来；第四，日本始终没有摆脱民族主义的影响。

　　《罪孽的报应》读后感(三)：从新浪军事为《太平洋的奇迹》叫好说起

　　quot;战争是为民族存亡而进行的斗争，日本军人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军人更坏，而就荣誉心和牺牲精神而言他们甚至更优秀。"从《永远的零》到《太平洋的奇迹》，日本的电影传递的正是这样一种肤浅粗鄙的价值观(前者的结局是男主凭借高超的驾驶技术撞中了美军航母为国捐躯，后者则是孤岛残兵在美军战后多年围剿不得的情形下奉命投降)。而驱动这些军人白白葬送青春和生命的皇道精神与军国主义思想则完全被选择性忽视甚至美化。更为可怕的是，今日的中国有许多人和媒体陶醉于这种浪漫的民族主义和扭曲的爱国主义情怀中不能自拔，甚至让革命的人民军人去学习深受武士道荼毒的日寇军人的战斗意志，尤为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与反思。

　　《罪孽的报应》读后感(四)：一些感想

　　不少网友说的对，其实这本书更像是一本游记。 战后德国和日本都对战争罪行进行反思，总得来说，德国的反思比日本稍微彻底一些。日本战后没有废除天皇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后的清算，老兵对此很愤恨不平，战友为天皇出生入死，最后天皇连句道歉也没有。西德和东德的战争记忆是不一样的，西德的教科书强调纳粹的罪行，知识分子认为“大屠杀”、“纳粹”等罪行和贝多芬、歌德等民族文化成就都是国家民族认同的一部分。而东德作为反法西斯主力之一kpd创立的国家，则强调地下反法西斯运动的斗争，反纳粹、反希特勒，但不反对德国本身，所以东德人没有西德人那么强烈的“耻为德国人”的感受。 对战争的反思如何都会影响到民族认同，作为罪孽深重的国家，同时也作为战败国，德国人和日本人认为爱国是不正常的（右翼除外），如今德国军队的差劲也被不少中国人嘲笑。很多人说联邦死宅、令和废除，但“死宅精神”有时候不一样是不好的。德国的问题很多留德的华人都反应，过度的政治正确，以及拼命隐藏的民族自豪感；日本教科书的问题我们都很清楚。其实德国和日本的反思其实做得都还没到位。 话说这本书是在1994年写，作者其实错过之后挺多事，他在序言也说了，德国轰炸南斯拉夫，日本军队问题。之后还有君特·格拉斯被揭露党卫队员的身份问题，安倍的所作所为……我很好奇作者是会怎么看的。

　　《罪孽的报应》读后感(五)：日本战争责任的消失

　　德国和日本对于在自己二战中行径的反思为何不同？德国和日本对于各自罪孽的态度完全不同，德国是以积极悔罪的态度寻求国际社会的原谅，而日本要么选择性遗忘，要么抵赖逃避战争责任。两国对于法西斯罪行的态度存在天壤之别的差异，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一、政治制度因素

　　德国（民主德国）在战后建立起完全不同于政治制度，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基础也就没有了制度土壤，有了新政府才能有新公民，德国人在自由民主宪政中选择深入反思过去。

　　但日本战后的政治制度虽然经过麦克阿瑟的改革，但本质上保留了天皇制度，原本也应该承担战争责任的天皇甚至免于审判，那听命于天皇的军部以及内阁都认为自己没有罪，只是效忠于天皇。甚至有被审判的罪犯继续在战后的政府中任职。

　　二、国民心理的矮化

　　这与天皇制度以及对天皇的崇拜有关，天皇权威下个人是不被承认的，并且被污名化，国家不是自愿组成的的有机共同体，平民乃至整个社会被矮化，接受天皇的权威，同时也迷失在天皇的权威中，国民都是沉默的大多数，也是无知的大多数，对真实的历史毫无了解。这在日本学者丸田真男的《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中有更详细的论述。

　　三、受害者心态

　　广岛和长崎记忆是日本的悲情记忆，作为战败国国民，不少日本民众把自己视为“受害者”，趋向于无视自己侵略者的身份，淡化自己在战争中恶行，在教科书中美化历史，将日本塑造成领导亚洲对抗美国的形象。

　　以上各种原因以及综合因素是日本不愿正视、反思、承担战争责任的原因，这也成为日本和中国以及周边国家正常交往的芥蒂。

　　《罪孽的报应》读后感(六)：罪孽的报应——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记忆

　　没有危险的民族，只有危险的情境。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其种族或文化的固有本质特征，而是政治结构。 国籍、种族、文化不足以解释人类野蛮的根源。当领袖掌握的权力不受限制，追随者又获准可以欺凌弱者时，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称为危险分子。必须先有政治变革，接着才会有心态变化。政治上的不成熟，限制了国家对过去罪孽的记忆与悔悟。战后德国和日本战争记忆的差别，主要出于几方面原因: 宪政的差别:德国战后的政体重建很大程度上由德国人自己主导，德国战后有明显的文化断层，通过广泛而积极的宪政讨论，在政治上迅速成熟。战后日本的宪法是美国人出于自身利益主导，日本没有德国的思想断层和活力激荡，社会里充斥沉默和糊涂的大多数，美国的政治安排扼杀了政治辩论，阻碍日本人走向政治成熟。 浪漫民族主义:战前日本同德国一样，精英人士借助浪漫民族主义，来抵消某种民族自卑感。战后西德人竭力想要摆脱，日本继续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恋旧。 “受害者”心态:日本人选择了受害者的记忆，消除了作为对亚洲其他国家加害者的记忆。广岛记忆成为日本人作为二战受害者和牺牲者的象征，无辜受害者的记忆排斥了日本是侵略者的记忆，使日本获得道德权利，可以“审判”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 天皇制度:纳粹德国是现代极权的一党统治，它的对人民进行的洗脑与德国人的自由精神违背，德国人被纳粹意识形态改造了。日本是一种古老的宗教—神道教，日本人并不是裕仁天皇时期才被神道教改造，一直到今天，这种国家宗教仍在延续。战后天皇作为权威象征被保留，象征物必须和以其名义犯下的罪行撇清干系，而通过免除天皇的罪责，所有人都得到了赦免。

　　《罪孽的报应》读后感(七)：罪孽是否真的有报应？

　　最后两章是在值班的时候囫囵吞枣般的读完的。全部读完后，和书评里另一位书友的见解一致——在读到德国的部分总觉得有点阅读障碍。可能是因为二战时期我们国人对于侵华战争这一段宣传得比较多、也因为我们作为受害者，对于侵略者有种仇恨感，并时刻绷紧了神经注意着对方的一举一动，担忧对方死灰复燃。所以在读到对于日本的描写时，自然会更具感触。另外在描写日本时，不可避免得会写出我们国家与其他亚太地区受害者在战争时受到的磨难，譬如第十章里提及的“花岗事件”。讲的是中国劳工集体逃跑的事件，但事实上倘若不是在这本书中看到，我可能至今都不知道在远离国土的地方，还发生过这种可怕的事情。

　　除此之外，作者对于日本人战后左右翼两党、普通民众等的心理描写和分析也写得引人入胜。尤其是日本将天皇视为神明、当天皇脱罪，借口说“自己是受了军阀蒙蔽后”日本人民也跟着一起脱罪了；日本人把自己当作二战的受害者，并将自己塑造成和平使者的形象；政府引导青少年认为过去的侵略战争是解救亚洲人民不受西方势力入侵的圣战，所有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都是为了和平而战的。

　　站在一个普通民众的角度去翻阅，政客们为自己国家的罪行推脱和辩解令人愤慨，青少年的无知使人悲伤。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战争里那些随波逐流的普通人。那些平时良善却拿起武器随着警察上山追捕逃跑的华工的普通日本民众，那些只是随口应下上司的命令大肆杀戮的士兵。

　　第六章里有句台词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只是在履行职责，所有人都是，

　　就算这往往很难办，

　　就算我们会很沮丧。

　　但是今天，

　　既然我们的国家再次

　　跻身强国之林，

　　我们就应该忙于其他事，

　　而不是指控，

　　因为这么做早已过时。”

　　《罪孽的报应》读后感(八)：伊恩布鲁玛的观察力

　　《罪孽的报应》读后感(九)：反思还是继承？--小小的感想

　　在谈到东西德对待纳粹历史的方式是，针对教科书的教学目的和意义是这么说的：......这种做法，我们也许能称之为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思路。学生再也不用被要求对国旗、歌曲、英雄或某种精心打造的历史延续性的观念产生认同。认同对象换成了自由民主秩序。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质上，这都和东德的社会主义秩序形成了反差，因为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相信个人基本权利，而是秉持为集体理想献身的信念为了灌输这种信仰，使用的却尽是旧政权的那套繁文缛节：旗帜火炬游行、伟大领袖、军事化青年团体，等等。崇拜共产党抵抗领袖，就是崇拜名义上由他们所创立、实际上间或由他们所支配的国家。哈贝马斯和西德课本编写者构想的宪法爱国主义，则明确反对国家崇拜。在哈贝马斯看来，既然自由爱国主义“端赖”奥斯维辛才能产生，这就意味着要斩断和过去、和“文化民族”的联系。

　　《罪孽的报应》一书中，多次提及的一个词就是“认同“，对历史的真相、价值判断的认同，基于历史认同过程中对本民族身份的认同和反省，以及基于民族认同后对国家、政府未来引领方向的认同，有着很好的启发。冷战时期的东西德国分治过程中，对待编撰教科书的方式，态度，内容等颇能反映这这些问题的实质。遮蔽或矮化主流真相，并强制灌输基于意识形态需要的不那么主流的所谓的历史真相，东德这么做，并没有在学生中产生对国家主义崇拜，个人崇拜的警惕，反而是强化了，而且东德也确实是继希特勒政权倒台后的第二次极权体制的斯大林升级版，所以不可能在根源上清楚极权体制的毒瘤。而西德则采用了强调对普世价值宪法原则的尊重，而并不是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教学方法，并针对“政治不正确“也采取了包容态度，旨在保护学生对历史和现实的独立判断能力并鼓励大胆发言。

　　这本书所指出的是，一些对待历史的态度，与民族性，文化差异没有特别强的相关性，和政府和社会采取的政治导向和意识形态有关。从东西德对待教科书，德国和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端倪。

　　简而言之，对待历史的问题，在某些国家，就是在重复和继承，根本谈不上反思和修正。比如日本，比如东德等。

　　《罪孽的报应》读后感(十)：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非黑即白

　　书本身的可读性很强，给出了一些不一样的思考角度，感谢它让我又少了一些狭隘。不过这是一本政治随想+采访游记，想系统了解历史的话，可以做其它的补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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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对于被描述的历史抱有怀疑态度，毕竟连当下自己经历的时代都无法被准确重现。太多的罗生门，太多的立场，夹杂着被加工的记忆，各自呈现拼图的一角，各圆其说。

　　但选择完全不去看纷繁的历史是不负责任的，就像作者的某个采访对象说的那样：“至于年轻人，他们很容易受大众媒体影响，不是倒向这边，就是倒向那边。”

　　而更可怕的，是那些谈及历史和政治，就把文化扯进来混为一谈的人。相信大家都认识这样的人：你跟他说历史，他旋即用现代流行文化将过去的政治记忆一笔勾销。他对于最易接触的、别人有意呈现到他眼跟前的文化的认识，成为了他懒于正视历史的借口。

　　然而即使做好准备要来对历史一探究竟的人，也难以摆脱“立场”这个人性里如影随形的东西。你瞧，连中文译名里“罪孽”这个词，似乎也是带着“受害者”立场的怨念？（这里求助一下专业的翻译人士，我觉得guilt是否应指发动战争的国家对于其行为的“内疚”？而非站在正义立场上对其指责的“罪孽”？）

　　非常同意作者说“世上没有危险民族，有的是危险的情境，这既不是自然法则或历史规律造成的，也不是民族性格使然，而是政治安排的结果。”历史的必然在于人性的必然，任何劣根性几乎存在于所有的人群，是否能被点燃，取决于其所在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而我们看到的“好的社会，好的人民”，大体是因为好的制度。英语里有个形象的说法叫“bring out the best/worst in people”——人人心里都有最好和最坏的一面，只是环境会带出人们不同的面来。

　　所以高等或卑微的人群在这个定义下是不存在的，而由复杂人性所创造出的历史也难以是完全的黑或白。单纯的责难或是辩解都是无效的，已发生的历史就站在那里，以一种你可能永远也无法观其全貌的姿态站在那里，你多看它一些，你看到的也许——只是也许，就能更接近它的全貌吧。

　　这样说起来似乎显得无力而被动，但即使最终无法观其全貌，仍不能放弃正视历史的努力，因为这是减少灾难重现的唯一机会：尽量放弃受害者、侵害者或是自恃无关者的立场，发现罪恶的端倪，然后尽量绕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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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东城区图书馆能让我借到这本一直就想看的书，感恩沉甸甸的好书能一点点减少这个尊重金钱、不屑思考的消费主义社会给我带来的浮躁和狭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