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传（上、下）》是一本由[俄罗斯]贝科夫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101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帕斯捷尔纳克传（上、下）》读后感(一)：革命是对于强暴的复仇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顾蕴璞曾主持翻译《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他提醒读者注意贝科夫对帕斯捷尔纳克革命观的独到阐释：“在帕斯捷尔纳克的世界观中，怜悯作为一种主要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他的情欲观念。这种女性观也投射在革命方面，准确地说，是投射于现实：按照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学，现代性之于历史，犹如少女之于妇女……在他眼里，革命是对于强暴的复仇。”
《帕斯捷尔纳克传（上、下）》读后感(二)：“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是刹那间幸福的刺痛。”
《帕斯捷尔纳克传》第一章第一句便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是刹那间幸福的刺痛。”
译者王嘎认为，在贝科夫看来，在惯于书写失意与民怨的俄罗斯文学语境下，帕斯捷尔纳克对幸福的追寻令人怦然心动。
翻译此书花费的时间几乎为原著写作的九倍。王嘎解释，耗时长主要出于两个困难：
一是此书的庞杂。书中几乎涉及所有文学体裁，内容则远远超出文学范畴。比如其中有超过3000行以上的引诗，没有任何注解。为此，王嘎在中译本里添加了1300个以上的注释，介绍相关知识背景，力求每句引诗均有出处，并查明准确的创作时间。出自其他作者的诗文及书名，均查对既已出版的汉译本，书名译法尽可能统一。传记中引用到《日瓦戈医生》《人与事》和《安全保护证》的地方，王嘎参考了力冈和冀刚、蓝英年、桴鸣和乌兰汗（高莽）的译本。“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书信也非常难译，大量天才思想火花的闪现非常难以把握。”
二是作者的文字风格。“贝科夫的语言也非常难，有大量跳跃性的思想。翻译的过程当中我跟贝科夫的斗争丝毫不亚于解读帕斯捷尔纳克。”
《帕斯捷尔纳克传（上、下）》读后感(三)：穿过苦难，做幸福的人
1955年12月，帕斯捷尔纳克完成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他欣喜若狂地给朋友写了一封信：
“你无法想象我做到了什么！我给那些所有导致痛苦、迷惘、惊愕和争辩的事物命了名，而且是用最简单、直白且悲伤的词语。同时我还重新定义了那些最重要的事：天空与大地，激情与创新，生命与死亡。”
1958年10月23日，瑞典皇家文学院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苏联作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表彰他“对现代抒情诗歌以及俄罗斯小说伟大传统做出的杰出贡献”。帕斯捷尔纳克此前曾数度获得诺奖提名，1958年凭借《日瓦戈医生》实至名归。得知获奖后，他给皇家文学院发去电文，“非常感谢、欣喜、自豪、诚惶诚恐。”然而接下来的遭遇让他不知所措——他的祖国并不打算和他分享这份喜悦。
苏联国内掀起了声讨《日瓦戈医生》的风波，苏联作协决定开除作家本人的会员资格，《真理报》《文艺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指责帕斯捷尔纳克的文章。更卑鄙的是，当局从作家的身边人入手——如果他决定领奖，那么他的爱人伊文斯卡娅将面临牢狱之灾。在政治压迫和爱情危机面前，帕斯捷尔纳克被迫宣布放弃诺奖。
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日瓦戈医生》事件”，消息传到彼时的中国，却几乎无任何反应——正处于“大跃进”时期的中国，大部分人还从未听说帕斯捷尔纳克这个名字。
“《日瓦戈医生》事件”过去近三十年后的1987年1月，由蓝英年、张秉衡合译的《日瓦戈医生》中文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首发，读者陆续能直接阅读这本被长期封存的“苏联禁书”。此后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含泪的圆舞曲》（1988）、回忆录《追寻》（1988）等作品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时至今日而不绝。
作为一个承接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和现代主义发端的抒情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诗的创作。北岛、柏桦、王家新等这些与帕氏未曾谋面的习诗者狂热地阅读他的诗歌译本，王家新曾写下姊妹篇诗歌《瓦雷金诺叙事曲》和《帕斯捷尔纳克》，表达他和他所属一代人对帕斯捷尔纳克的“灵魂上的无言的亲近”。
的确，中俄两国经历了何其相似的沉痛历史，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帕斯捷尔纳克存在一股难言的亲切。帕氏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沧桑境遇，他作品中体现的对俄国历史的承担意识和“负债感”，足以让中国知识界在作家独立人格的烛照下反观当下的自我。
2005年，俄罗斯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杰出人物传记丛书”推出作家、诗人德米特里·贝科夫撰写的《帕斯捷尔纳克传》。作品甫一问世就摘得俄罗斯2006年度畅销书奖，且一版再版，迄今为止印数超过六十万册。这是一部“大书”——不仅因为超长的篇幅，也因为内容演绎极为繁盛，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本人那贯穿生命始终的、甚至显得“过剩”的激情。
2016年九月末，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由译者王嘎耗费七年心血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传》（上下），这本厚度达1014页的帕氏传记，将文本、命运和帕斯捷尔纳克三者等同起来，打破了传记题材通常的线性叙事模式，以“夏天”的季节隐喻作为对诗人履历和精神气质的“模仿”，这是一本抒情诗人写给抒情诗人的传记。
从翻译到阅读，几乎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随意翻开某个章节，都能感受到一股夏天的热浪扑面而来——一个将“在沸水中越来越好的虾子”自喻的人，在俄罗斯漫长的20世纪苦难中，以生活为姐妹，以体验的姿态穿越加之于个体与民族的苦难之境，以己身捍卫自由和独立的知识分子品格，成为一个与20世纪俄罗斯民族命运共呼吸的精神符号。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他自己——一个穿越苦难后依然醉心于生活的人，一个不幸的幸福之人。
□新京报记者 柏琳
《帕斯捷尔纳克传（上、下）》读后感(四)：他的名字，是“刹那间幸福的刺痛”
鲍里斯·列昂尼德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之一，个人命运与时代翻覆相互交错，阅尽世间悲苦与欢欣。他站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捩点上，凭借天赋感知这一切，并以诗歌和散文形式加以呈现，从而在现实生活中超越现实，创建（或开创）自由。
与复杂艰辛的人生历程相对应，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学风格也经历了由混沌到明澈、由繁复到简白的发展过程。他用数十年时间终于完成了漫长的成熟期，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以及由此衍生的组诗，即是悲欣交集的生命见证。
等待飞升
站在时代的门槛边耳语
1890年2月10日（俄历1月29日，也是普希金的忌日），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出生在莫斯科。他的父亲是一位画家，后来成为托尔斯泰的“御用”插图画师；母亲则是钢琴家，情感异常纤细。这个世纪末的俄国知识分子之家，笼罩在契诃夫所云“所有人都神经兮兮！”的氛围中。帕斯捷尔纳克也养成了知识分子冲动的脾性，易动肝火，喜欢悔过。
帕斯捷尔纳克的青少年岁月，正值俄国历史空前的变局，从“一九零五年革命”到一战爆发，是他对浪漫主义艺术最沉迷的时期。其间他先后学习过作曲和哲学，继而开始跟一些未来派艺术家交往，包括与他惺惺相惜的马雅可夫斯基,但他对未来派激进反传统的旨趣始终保持着审慎的距离。
他的第一部诗集《云雾中的双子座》发表于1913年末，这是他在文学上稚嫩的起步，但一开始就透散着鲜活的气息，对自然景物人格化的描写更是意蕴深长。
从1917年3月到10月直至内战燃起的1918年，帕斯捷尔纳克接连经历了俄国历史雪崩式的变革，连同无果而终的恋情。他随后在诗中写道：“那旧的一年，时常在窗边/朝我耳语：跳出来吧/这新的，则用狄更斯的圣诞童话/驱散了一切。”（《1919年1月》）
一个新的年份，站在时代的门槛边，向世人许以革命洗礼的幻象，用氤氲在岁末的节庆，给那些惶然失措的人们带去慰藉。个人命运与时代如同平行的链条，让帕斯捷尔纳克初次意识到自己并非这场狂欢的局外人。所有这些关于自然、历史和命运的复杂体验，投映在《生活，我的姐妹》中，将他推送到一流诗人的行列。
一种泛神论式的奇思异想贯穿于整部诗集：与其说人在世界中感知和塑造着万物，不如说万物在世界中感知和塑造着人。茨维塔耶娃读到《生活，我的姐妹》后预言：“您将变得非常老，等待您的将是漫长的飞升。”
帕斯捷尔纳克的早期创作延续到二十年代末，除了几部堪称经典的抒情诗集，他还试图增添散文叙事的经验，而长篇叙事诗对于他似乎具有更大容量，用以包纳宏大时代的变迁，揭示其中的谜题。此类实验很难说是成功的，但一些未完成的篇章日后却与《日瓦戈医生》的构思衔接起来。
落入沉寂
文学还是政治？与时代争辩
1930年，以先锋主义的反叛姿态著称，却被官方指定为头号诗人的马雅可夫斯基开枪自尽。对于这位昔日好友的悲剧，帕斯捷尔纳克一反批判自杀的社会舆论，写下了《诗人之死》。在他看来，那些在时代威迫下偷生并苟活在流言中的人们，才是真正“怯懦的男女”和“病夫”。他对诗人之死则不吝赞颂，认为这是英勇之举，尽管两人因观念冲突早已貌合神离。
帕斯捷尔纳克写给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人之死》，无异于对苏联社会的公然争辩。与此同时，面对各种人为强制所带来的流变，以及“生活越来越好”的假象，帕斯捷尔纳克似乎更多地甘愿顺服，内里则以使徒保罗的训示作为自我持守的方式，即所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相形之下，他的另一位诗歌对手、永恒的“对蹠者”曼德尔施塔姆则如飞蛾扑火，投向绝对自由的烈焰。三十年代的曼德尔施塔姆，俨然沦为时代弃儿，越来越像旧日的癫僧。他不停地要求对其文学地位作出公断，生活变成了一场悲怆的滑稽剧。
在大恐怖行将来临的1933年，曼德尔施塔姆写下他著名的政治讽刺诗——《我们活着，感觉不到脚下的国家》。他偶然遇到帕斯捷尔纳克，当面诵读了此诗，后者的反应迅疾而冷漠：“我建议您不要再向任何人读这首诗。这不是诗，是自杀。我可不想参与您的自杀。”1934年5月，曼德尔施塔姆被捕，1938年，死于苏联劳改营。帕斯捷尔纳克后来对诗人的妻子说，这是一首“肮脏的作品”，“超出了艺术的界线”。
许多文献都提到，斯大林本人曾经亲自打电话给帕斯捷尔纳克，试探他是否有心营救自己落难的“诗歌兄弟”，那个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几乎将帕斯捷尔纳克逼向道德两难的绝境。他对曼德尔施塔姆的冷漠自有衷曲。而文学也绝非依据道德勇气论功行赏的舞台，当文学遇到政治，单凭一具肉身与之抗争，未必是合宜的选择。
1933-1943年间，是帕斯捷尔纳克创作上的沉寂期，未出版一部原创作品，只能根据“订货”，依靠翻译维持困顿的生活，但也因此留下了俄语中最出色的《哈姆雷特》与《浮士德》。
选择幸福
在悲剧中提炼生活美感
《帕斯捷尔纳克传》的作者德米特里·贝科夫认为，在惯于书写失意与民怨的俄罗斯文学语境下，帕斯捷尔纳克实属凤毛麟角的异数，他的名字是“刹那间幸福的刺痛”。事实上，帕斯捷尔纳克的幸福感首先取决于对悲剧性的认知，早在苏联社会趋于恐怖巅峰的1936年，他就宣称：“离开悲剧性，我甚至连自然风光都无法接受……悲剧性，喻义人的尊严、人的庄重、人的充分成长。”
帕斯捷尔纳克善于将一切灾祸转化为幸福的机缘，在他看来，只有当灾祸降临，才是事物内在本质浮现于外之际，人才有可能真正认识自我，从非自由的存在状态中完全得解脱，成为一个幸福的完人。
说到这里，不妨回顾一下帕斯捷尔纳克晚年名诗《在医院》。1952年，诗人突发心肌梗塞，死神与他相隔咫尺。病愈四年之后，他在诗中想象和预见着“病床上的结局”，并把感恩的凝望投向窗外：“‘上帝啊，你的这些事业/何其完美,’病人暗自想起/这些床褥、人群和墙壁，/这死亡之夜和夜的城市。”当听到诗人流着激动的泪水，转向上帝发出礼赞，并不会让人感到突兀或造作，因为这是事件发展的结果，事件将人裹挟，合乎逻辑的选择除了礼赞（“像一声压抑太久的叹息”），并从中获得崇高的美感，别无其他。置身于人世间万般遭逢，诗人始终相信，相对于当下，还有另一种现实。而美是通往幸福的终极道路，引领人在永恒事物中向上飞升。
作为一名社会意识天生敏锐的艺术家，帕斯捷尔纳克从不排斥人与人的交往，反而时常身处各类遭逢的核心，众多人环绕着他。所有这些汇集起来，形成一幅惶然而不失美感的画面，早在近百年前，这种景象就已浮现于帕斯捷尔纳克笔端：“讲完可怕的故事，/它们留下准确的地址，/敞开门，相互问询，/像在剧场里一样走动……”（《夏夜群星》）。
【帕斯捷尔纳克主要作品年表】
1913年12月，诗集《云雾中的双子座》出版。
1922年4月，诗集《生活，我的姐妹》出版。
1923年9月至11月，长篇叙事诗《崇高的疾病》首次发表。
1928年7月，长诗《一九0五年》和《施密特中尉》单行本出版。
1929年秋天，完成长篇诗体小说《斯佩克托尔斯基》。
1932年3月，自传体随笔《安全保护证》单行本出版。
1932年8月，诗集《第二次降生》在“联邦出版社”出版。
1946年1月-1955年，创作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
1956年春，完成自传体随笔《人与事》。
1990年2月-1991年2月，俄罗斯“文学出版社”出版五卷本《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文集》。
□王嘎（《帕斯捷尔纳克传》译者）
《帕斯捷尔纳克传（上、下）》读后感(五)：他们，成为彼此的镜像
该如何在帕斯捷尔纳克、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这几位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明星之间一较高下？也许这是个伪命题，正确的做法是——听从另一位“白银时代”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那句话：“不应拿伟大诗人们相互对比，应当为我们拥有如此之多了不起的诗人们而喜悦。”
虽然不能对比，这些人却成为彼此的镜像，显现出迷幻的映照风景——其中，帕斯捷尔纳克仿佛一颗恒星，不由自主地吸引同时代那些伟大的诗人们围绕在他周围。
马雅可夫斯基
固执地寻死VS热烈地求生
他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帕斯捷尔纳克热烈地求生，马雅可夫斯基固执地寻死，后者在1930年用自杀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抒情命题。但二人的共性——“博大的形式和宏伟的诗学体系”（德·贝科夫语）让他们相互亲近，但这只是短暂的蜜月期，二人很快就分道扬镳。
狂暴的激情
当帕斯捷尔纳克在文坛初露头角时,以马雅可夫斯基为首的未来派诗人正积极探索新的艺术形式，作品充满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在帕斯捷尔纳克的青年时代，曾把浪漫主义当做感知世界的方式。自从与马雅可夫斯基相识，年轻的鲍里斯就为他夸张的诗歌朗诵激动得“神魂颠倒”，“我被马雅可夫斯基迷住了，见不到他大有一日三秋之感”（引自《安全保护证》）。马雅可夫斯基曾为帕斯捷尔纳克朗读自己的诗歌《悲剧》，那股“狂暴的激情”让鲍里斯“震惊”。
渐行渐远的爱
20世纪20年代中期，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创作长篇叙事诗《施密特中尉》和《1905年》，此时他对浪漫主义愈发排斥，“它那不适合我的华丽风格会限制我的技艺”。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中的浪漫主义成分加重后, 帕斯捷尔纳克和他逐渐疏远。十月革命后，马雅可夫斯基“从造反派变成一群空谈者的头领”，写了很多混乱的诗歌，帕斯捷尔纳克对他那近乎疯狂的革命激情忧心忡忡，他公开劝说马雅可夫斯基离开“列夫”（全称“左翼艺术阵线”），离开未来主义圈子，未果。
20年代末，马雅可夫斯基日益失宠，帕斯捷尔纳克却走向舞台中央。1927年3月的讨论会上，马雅可夫斯基引用批评家阿勃拉姆·烈日涅夫的一篇文章：“当时代推出帕斯捷尔纳克——马雅可夫斯基便隐没在阴影中。”1928年4月，为了安慰被国家抛弃的马雅可夫斯基，鲍里斯给他写信，“我理当更加热忱地以更加实际的行动来爱您”。随后，马雅可夫斯基退出“列夫”，两人却深陷冲突。
未达成的和解
1929年12月30日，两人最后一次尝试和解。在文艺界一场晚会上，帕斯捷尔纳克对马雅可夫斯基说，“不管怎样自己都爱着他”。但还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整个争吵中，马雅可夫斯基说：“不，就让他走吧。就这样他还什么都不明白。”四个月后，马雅可夫斯基自杀，帕斯捷尔纳克徘徊在卢比扬卡路口的一间屋子里，对着马雅可夫斯基的灵柩放声痛哭。之后，他写下《诗人之死》。
二十七年后，帕斯捷尔纳克越来越想撇清两人的关系，他在自传性散文集《人与事》中说，“我们之间从未有过亲密的交情”。随着与自己过去的梦幻告别，马雅可夫斯基的形象终于从他心中淡去。
茨维塔耶娃
书信中相遇VS生活中相会
两人都不能抗拒诱惑，“渴望尝试一切，然后才加以拒斥”（德·贝科夫语）。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之间存在一种神经质般炽热的亲近感——长达13年的书信往来足以说明一切；然而，由于彼此异质的热度，两人始终不能将梦幻的通信转化为美好的相遇。
十三年书信诉衷情
茨维塔耶娃是一个流亡国外17年之久的“白军眷属”，她需要精神和文学上的双重支柱。1922年到1935年间，帕斯捷尔纳克给予了她慰藉。他们起初不了解对方的诗作。1922年6月14日帕斯捷尔纳克写信给她，称其为“亲爱的、可贵的、无与伦比的诗人”。随后鲍里斯给她寄去了自己的抒情诗集《生活，我的姐妹》，茨维塔耶娃评价这是“光的骤雨”。
此后，两人展开13年的书信往来，逐渐从探讨诗歌转向互诉衷情。
两人的书信罗曼史在1926年有了新插曲——这一年帕斯捷尔纳克给崇敬的里尔克写信，里尔克感动于帕氏这封“无比惊奇”的信，于是给茨维塔耶娃写信表达快乐。由此三人展开了书信交流，却横生枝节——茨维塔耶娃此后绕开了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和里尔克通信。
1927年后，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通信越来越少，其中原因复杂，除了与女诗人“不论实现与否都要绝对掌控一切的愿望密不可分”外，“不再有相见的期盼”是最关键原因。
迟到的尴尬邂逅
1923年在两人的书信往来中，帕斯捷尔纳克向茨维塔耶娃提出建议：1925年5月在德国魏玛见面，此后两人又想出许多相会方法，却始终未能实现。茨维塔耶娃对是否见面一直内心矛盾。蓝英年在《俄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之死》中分析：“一旦有了相会的机会，茨维塔耶娃却又失去相会的兴趣。因为相会对茨维塔耶娃意味着生命的结合，如无法结合相会便多余了。”
1935年6月，帕斯捷尔纳克去巴黎参加国际反法西斯作家保卫文化代表大会，两人在回廊里“尴尬地见面了”，他们敷衍了几句，未等帕斯捷尔纳克离开巴黎，茨维塔耶娃就走了。帕斯捷尔纳克在苏联终日惶恐，茨维塔耶娃在巴黎靠借贷度日，彼此却由于不知道对方的惨淡加深了误解。茨维塔耶娃的大女儿在回忆录《缅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中写：“如果两个诗人只能在书信和手稿中交谈，而不能在生活中相遇，那么，最后的结局就是——挥手道别，各走各的路。”
曼德尔施塔姆
要自由VS非自由
帕斯捷尔纳克和曼德尔施塔姆之间该如何比较？德·贝科夫在《帕斯捷尔纳克传》中援引了阿赫玛托娃一道著名的简答题：茶还是咖啡？猫还是狗？帕斯捷尔纳克还是曼德尔施塔姆？这个问题代表了两种诗人的选择——“咖啡、猫、曼德尔施塔姆”和“茶、狗、帕斯捷尔纳克”，在各方面都相互对立。前者需要自由，后者需要非自由。
一封“侮辱信”
他们于1922年1月相识于莫斯科，此后却甚少见面。由于气质和经历上的迥异，两人关系并不亲密。帕斯捷尔纳克读过曼德尔施塔姆所有的诗，但后者对前者所知甚少，尚未完全认识到他的价值。漂泊不定的曼德尔施塔姆缺少日常生活，他追求的艺术之美是“面包圈中的窟窿”（曼德尔施塔姆《第四散文》），他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不过是做面包圈的“面团”。
1928年到1929年，曼德尔施塔姆深陷一场意外事件的争斗——他和翻译家霍恩菲尔德由于新出版的《蒂尔·乌兰斯匹格》译者署名错误，在报纸上抨击对方，被文坛好事者议论。在此情形下，帕斯捷尔纳克1929年在一封写给吉洪诺夫的信中谈到曼德尔施塔姆的困境，建议他对“触手可及”的体验加以利用，“欣然接受集体的公正，而不是沉湎于公正所带来的‘痛苦的妙处’”。曼德尔施塔姆将这种言行视为粗暴的侮辱，他们几乎闹翻了。
在1932年一场《文学报》为曼德尔施塔姆办的晚会上，帕斯捷尔纳克忍不住对他道出肺腑之言：“您需要的是自由，而我需要非自由。”
来自斯大林的神秘电话
1934年前夕，他们的关系破裂。这一年，曼德尔施塔姆因写了被认为是讽刺斯大林的“反诗”（诗句中有“肥胖的手指”这样的字眼）而被流放。帕斯捷尔纳克一听到曼德尔施塔姆被捕的消息，马上跑到《消息报》找布哈林，恳求他向斯大林为曼德尔施塔姆说情。
有一天，帕斯捷尔纳克接到斯大林从克里姆林宫打来的电话。斯大林问，曼德尔施塔姆是一个天才吗？帕斯捷尔纳克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和斯大林谈“生与死”的大问题。斯大林又问，如果他是你的朋友，你为什么不营救他？帕斯捷尔纳克想做出解释，但斯大林挂断了电话。营救失败了。这个故事有很多版本，在《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中，曼德施塔姆的夫人娜杰日达没有多谈。但据公开的资料看，帕斯捷尔纳克终生都在为当初的辩护不够有力而自责，在后来的《日瓦戈医生》中，仍能感受到他的道德压力。
在曼德尔施塔姆被流放期间，曾给帕斯捷尔纳克写过两封信，请他去看望自己，但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去。在人人自危的年代，帕斯捷尔纳克只能向他暗施援手——由其妻子代转一些钱财。至于为什么不去看望曼德尔施塔姆？德·贝科夫认为，这一切都源于帕斯捷尔纳克那“难以释怀的愧疚”。
撰文/新京报记者 柏琳
《帕斯捷尔纳克传（上、下）》读后感(六)：敬佩帕氏，羡慕他能保有知识分子的尊严
对国人来说，很长一段时间内，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和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是等同的。这部帕斯捷尔纳克的巅峰之作，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被他本人断言“在全世界仅次于《圣经》，排在第二位”。《日瓦戈医生》以浓郁的抒情性和对时代充满承担意识的历史观，在中国知识界赢得了持久不息的敬意。我们采访了《日瓦戈医生》经典译本的译者、反思苏联文学的文史专家蓝英年教授和活跃在当代俄语文学界的翻译家刘文飞教授，在他们眼中，《日瓦戈医生》和中国知识分子有着深刻的关联。
●蓝英年（译者、反思苏联文学文史专家）
日瓦戈的悲剧是知识分子的悲剧
新京报：提起中文版《日瓦戈医生》，总绕不开你当年的“翻译之功”，你和这本书是如何相遇的？
蓝英年：1958年我因“中右”身份下放青岛李村劳动锻炼，在报纸上看见整版内容都是苏联作协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的批判，说它是一本“反苏维埃”的反动书。作为毕业于人大俄语系的正规生，我从没听说过帕斯捷尔纳克。出于好奇，我写信给远在美国任联合国秘书处译员的叔叔要这本书。这本1958年版的苏联禁书就在一堆科技书里来到我身边。
新京报：国内最早读到的《日瓦戈医生》的中文版是你和张秉衡的合译本，被奉为经典，当时翻译这本书的契机是什么？
蓝英年：1983年夏天我去人民文学出版社，聊天中提到这本书。第二天我把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拿到出版社。时任人文社外文部主任的蒋璐要我翻译。书很厚，我找来精通俄语的老编辑张秉衡合译。当时“反精神污染”运动在全国展开，我们搁笔了几个月。运动过后，人文社领导孙绳武来我家定下交稿时间。我和张秉衡每天工作近十七个小时。每天译完一段，编辑张福生就骑自行车来取稿，当天编校印刷。一个月后译完。1987年1月，《日瓦戈医生》首个中译本诞生。
新京报：《日瓦戈医生》上市后，据说并没有立刻掀起强烈反应？而且中国文艺评论界对这本书的评价都显得“过于小心翼翼”，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蓝英年：确实没有大动静。很多人闻风购买，却读不下去。这书是诗人写的小说，情节不够，抒情和隐喻太多。“反精神污染”运动过去没多久，谁敢大肆宣扬这本书？“文革”十年动乱过后，中国知识分子心头的沉重负担还在。最近几年人们才认识到这本书的价值，出了很多版本，我2010年重译了《日瓦戈医生》，最近又加印了5000册，台湾也出了繁体版。
新京报：你曾在反思苏联文学的系列文章中，谈到在苏联“大清洗”时代，给斯大林“唱赞歌”的第一人居然是帕斯捷尔纳克，当时他为何做出如此举动？他后来逃脱了“大清洗”命运，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蓝英年：帕氏肯定仇恨斯大林，但他确实歌颂过斯大林，还和格鲁吉亚朋友一起写了给斯大林的赞美诗，这是为了生计。帕氏受过西方教育，仇恨布尔什维克和极权主义。斯大林没迫害他，是因为没必要。帕氏对斯大林完全没有伤害性。
新京报：帕氏和《日瓦戈医生》在中国知识界经历了缓慢但持续扩散的精神冲击，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对帕氏有一种特殊亲近感，为什么？
蓝英年：书里的主要人物拉拉、安季波夫、日瓦戈都是优秀的知识分子。这本书表达了一种悲哀：知识分子在极权下如果坚持真理，就只有走向死亡。《日瓦戈医生》的悲剧结局和作者个人的悲剧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共鸣。中国人敬佩帕氏，羡慕他能保有知识分子的尊严。
新京报：尽管20世纪对俄罗斯来说无比艰难，但还是产生了《日瓦戈医生》这样的杰作，相比之下中国当代文学难有自豪感。为什么我们不能在那个艰难时期也写出一部“中国版的《日瓦戈医生》”呢？
蓝英年：苏联作家对西方作品的接触比中国知识分子要多得多，他们懂外语，受到更多西方文明的影响。很多俄罗斯人都去过欧洲，看到了和宣传不符的一面。中国那个时期非常闭塞。再有，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破坏性过大。过去知识分子遵循“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理念。新中国成立后连学校都搞阶级斗争，不可能有辩论。怎么能写出反思性的文学作品呢？
●刘文飞（俄语文学翻译家）
日瓦戈是“20世纪俄国的耶稣”
新京报：你最初阅读帕氏的记忆和故事是怎样的？翻译了那么多俄国文学作品，你觉得帕氏在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中是否存在坐标意义？还是说他自成一体，没有模仿的可能？
刘文飞：我最早细读帕氏是1989年在莫斯科访学时，在普希金语言学院宿舍里读刚买来的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帕氏在20世纪的俄国文学中当然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但说他自成一体倒未必，其实他是白银时代和俄国文学的传人，诗歌和小说的创作风格也为之后很多俄国诗人和作家继承，无法继承和模仿的只是他写作的时空处境。
新京报：《日瓦戈医生》长期遭遇争议，其中一个说法是：“日瓦戈医生面目不清”。你在《日瓦戈何许人也》一文中提到，日瓦戈的形象是作者个性的投射，是一种发展了的、更具典型性和概括性的自我。然而，帕氏让日瓦戈死于灾难来临的前夕，未给他“第二次诞生”的机会。德·贝科夫认为帕氏“或许更愿意把重生的机会从生命中剔除”，你是否赞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日瓦戈也许不只是帕氏的“自传主人公”，而是一种理想化的实现？
刘文飞：我那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说明日瓦戈的多元身份和复杂构成：他是医生也是诗人，是哈姆雷特也是耶稣，是生活的象征也是与历史的对峙，是帕氏的抒情主人公，也是20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之一。日瓦戈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作家自画像的内涵和表征。贝科夫是后现代作家，对帕氏的解读也具有后现代特征。“更愿意剔除”就是他对帕氏的调侃。帕氏在上世纪30年代初写了一本诗集《再生》，表达他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欢欣鼓舞，这种举动或许迫不得已，但问题是：是否可以据此推定帕氏之后的深刻忏悔呢？
新京报：你曾译过《三诗人书简》，在深入茨维塔耶娃、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这三位同时代诗人的生命世界后，你可否比较一下三个人？
刘文飞：他们三位都是杰出的抒情诗人，性情自然有相近的一面：强烈的冲动、敏感的内心和永远过剩的爱。如果说茨维塔耶娃是一道喷涌而出的岩浆，里尔克就像刚刚冷却下来的岩浆，而帕斯捷尔纳克则是还闷在地壳之下的岩浆。
新京报：帕氏在1926年写给茨维塔耶娃的信中说，他要把“你我同属的、显然脱离了历史的这一代人再还给历史”。根据阿格诺索夫所著的《20世纪俄罗斯文学》，《日瓦戈医生》中“‘人与历史’成了小说的主题，只不过作者对人的历史存在本身有着自己的理解”。可否谈一谈帕氏在这部小说中的历史观？
刘文飞：《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历史小说。1945年，帕氏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在给表妹的信中写，他要对近四五十年的俄国历史进行一次形象的概括，要表现一个人在历史中的生活。帕氏注重的是历史中的个人，人与历史的冲突和抗衡。在他看来，人的存在价值不亚于历史的存在。历史的存在意义在于创造人，而不是相反。正是因此，他坚决反对任何假借“历史”名义对“个人”的强加和凌驾。他似乎想通过这部小说表达：历史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之间或许是充满矛盾的，历史进步的目的与达到目的的手段之间或许是构成冲突的。
新京报：贝科夫认为，帕氏性格中有浓厚的基督教意识，他“以基督自命”，认为自己生来就是为了救赎世界，《日瓦戈医生》中的日瓦戈形象也有鲜明的宗教色彩。你如何理解帕氏的基督教精神？
刘文飞：帕氏将《日瓦戈医生》称为“我的基督教”。相比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斯科夫等俄国作家，帕氏并未体现出更多“基督教精神”，但《日瓦戈医生》却远比同时期的小说有更深厚的宗教意识。小说与俄国文学中传统的“使徒传”体裁十分相似，年代和日期多采用宗教日历上的说法，大量采用宗教词汇和《圣经》引文，这些在苏联时期的小说中极为罕见。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性格、形象，还是经历、命运，日瓦戈都是一位“20世纪的俄国耶稣”。
新京报：虽然存在诸多争议和误读，《日瓦戈医生》在西方依然非常流行，这部小说打动人心的特质是什么？
刘文飞：在西方的流行无疑与东西方冷战的时代背景，与好莱坞电影有关。但小说中哀婉的爱情故事，个人与历史的冲突主题，将诗与散文、抒情与悲剧等因素融为一体的史诗风格，具有更普遍、更恒久的阅读价值。
04-B05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帕斯捷尔纳克传（上、下）》读后感(七)：“第二次诞生”后，他得到了净化的明晰
“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是刹那间幸福的刺痛”，《帕斯捷尔纳克传》开篇的这一句，闪电般击中了我，它也为这部长达千页的传记定下了最隐秘的基调。
传记也是一种塑造。怎样来书写这样一位在创作上如同大自然一样丰饶、其人生又贯穿了二十世纪所有历史的诗人？这部传记中，作者这部打破了通常模式的传记作品，分为三部五十章，以“幸福”的获得及其付出的代价为主题，以“六月 姐妹”“七月 诱惑”“八月 变容”为三部曲各自的乐音标记。帕氏本来因为癌症死于初夏（5月30日深夜），但传记作者却把其生命的尾声放在了苹果成熟、压弯枝头的八月。耐人寻味的是，帕氏的“替身”日瓦戈即死于八月末，那时他身处一辆拥挤的电车内，相信自己看到了车窗外的拉拉，挣扎着向她奔去，却因心脏病发作猝死。——你相信这个神话吗？你是否从中感到一种令你战栗的“更高意义上的真实”？
“良心烛照下的艺术”
滴落在生活中的诗歌
悲剧的主人公完成了他自己，也超越了他自己，在传记作者贝科夫看来，连他在“诺奖噩梦”之后的英年早逝也死得恰到好处，“四周的世界绽放了，用初夏的全部美好为他送行。……所有罪错都已洗赎，所有苦难都被战胜。剩下的只是告别。”在某种意义上我认同这样的诗意描述，虽然我还很不满足。但贝科夫以“六月 姐妹”作为传记第一部的副题，在我看来却恰到好处。
对于早期的帕氏，全部诗学就是“生活，我的姐妹”，诗人和他的“生活姐妹”（这包括了大自然）一起成长。在以赛亚·伯林看来，帕氏比任何人都更生动地诠释了文艺复兴的理念，“即认为艺术家是可与大自然本身相匹敌的创造者”，他所拥有的天赋也使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将人与事物“鲜活的品质和生命的律动”传达出来。（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
而王嘎所译的这部传记中的帕氏的早期诗，也使我对一个诗人的天赋有了新发现。王嘎的翻译，不仅进一步揭示了帕氏特有的诗性感受力和隐喻才能，也让我感受到了一个诗人的脉搏跳动，如《麻雀山》一诗的开头和节尾两节：
“你被亲吻的双乳，仿佛在净瓶下洗过。
夏日如泉水涌溅，却不会绵延百年。
我们让手风琴低鸣，却不会踩踏节奏
夜夜起舞，任由音调与尘土飞扬。”
“透过树影，浮现出正午、漫步与圣灵节，
小树林要让人相信，世界向来如此：
就这样被浓荫顾念，被林间空地感染，
被我们承担，仿佛云朵滴落在印花布上。”
这里，诗一开始的“净瓶”，它不仅使肌肤相亲具有了诗性的净化意味，也给全诗定下了音调。而全诗最后的“滴落”，不仅富有诗意，也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帕氏的诗。在帕氏看来，诗歌之泉的“涌溅”，首先来自于“吸收”，生活姐妹比我们想象得还要“慷慨”。因此他会钟情那云朵浸润的印花布。
这样的诗，借用茨维塔耶娃的话来说，“吻过（读过），就会爱上”！但问题在于，就在帕氏写下这些诗篇的年代，俄罗斯大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且不说阿赫玛托娃在三十年代恐怖时期创作的令“高山低头”的《安魂曲》，曼德尔施塔姆早在1921年就已写下了他那首预言般的《夜晚我在院子里冲洗》。正如曼氏的遗孀娜杰日达所说：“曼德尔斯塔姆和阿赫玛托娃是最早意识到斯大林时代之实质的人。”而在帕氏早期的诗中呢，并没有那种阿赫玛托娃式的令人心惊的句子，人们不会明显看到如布罗茨基在谈论曼氏时所说的“诗人与帝国对立”这一“原型困境”和对应关系。
的确，当曼氏挣扎在流放地沃罗涅日的那间小房子里，人们有理由说那个“生活在别列捷尔金诺别墅中”的童话诗人“受的苦不够”。谈起这位被官方和民间都视为“俄国第一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讽刺语）的诗人，人们有理由给予道德上的责难。这就是为什么诗人希尼会说二十世纪俄罗斯诗歌的历史构成了一个“审判席”。
读了这部传记我深感欣慰，因为它再次证明了帕斯捷尔纳克一生的创作，仍是一种如茨维塔耶娃所说的“良心烛照下的艺术”。历史的检验是无情的。除了偶尔流露、很快就被自己删去的“鬼才知道是谁下的”的歌颂之辞，帕斯捷尔纳克的一生经受住了这样的良心的拷问。
“永恒的童年奖”
受难者临终前说“我快乐”
话再回到阿赫玛托娃那句“永恒的童年奖”之类（“他被授予了永恒的童年奖，/在慷慨和光辉的星辰映照下”），它是对帕氏的赞美，但也暗含了讥讽。但是帕斯捷尔纳克并不幼稚。他在二、三十年代的《主题与变奏曲》、《崇高的疾病》、《施密特中尉》、《第二次诞生》等作品，都显现了对历史过人的洞察力，并隐含了着日益严峻的时代和个人良知的冲突。对于俄国革命，帕氏和他那一代人中的许多人一样，并不持一种拒绝的态度（他曾称革命为一场“了不起的外科手术”）。但他后来渐渐发现，革命的音乐变成了恐怖的噪音。
在由早期的异教徒式的，泛神论式的世界观转向一种基督徒式的信仰后，帕斯捷尔纳克“几乎愿意跟一切和解，曼德尔施塔姆正相反”。帕氏很不理解曼氏为什么写那首讽刺斯大林的诗，虽然他私下里对斯大林的厌恶并不亚于任何人。
说到斯大林，帕氏与他的关系，成为这部传记的一个焦点。帕斯捷尔纳克与斯大林，诗人与暴君，这是典型的“俄罗斯命运的对位”。对此，这部传记有耐人寻味的揭示：“联结帕斯捷尔纳克与斯大林的，不仅是相互的吸引与排斥。使他们相联的还有彼此间的制约。”
他们互为“镜中人”。在权力的周旋中，帕氏大体上保持了诗人的尊严。很早我就听说过斯大林讲过“别动这个天上的神人”。看了这部传记，我才知道斯大林这句话很可能是帕氏自己编撰出来的。他之所以这样编撰，是因为他了解斯大林，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洞悉俄罗斯精神之谜。因而传记作者会借题发挥：“人们将记住我，也将记住你。所以，你这鞋匠之子，可别忘记我——艺术家之子。”
如果说他早年的态度是“照单全收”，到了创作《日瓦戈医生》前后，“他拒绝了极权的诱惑，不惧结果。他又重新开始写诗……”（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日瓦戈的孩子》，董帅 译）
而到了决意将《日瓦戈医生》交由国外出版时，帕斯捷尔纳克真像奥登的诗所写的那样“我们必须去爱并且死”了。之后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1957年在国外发表《日瓦戈医生》，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迫于国内巨大压力，他不得不拒绝接受，成为“追猎的喧声”中的受难者。
但是这样一位受难者临终前对家人说的最后一句话却是“我快乐”。是这样吗？就像维特根斯坦对自己的发问：“我的工作真是值得的吗，是的，只有当一道来自上苍的光芒笼罩然着它时如此。”即使在受难中，帕斯捷尔纳克也是幸福的，并曾因这幸福而泪流满面，因为他通过牺牲、受难和奉献达到生命更高层次，因为他以全部的勇气和创造力，承担了一部伟大作品的命运。
即使就艺术发展而言，传记作者也为我们做出了精当勾勒：“帕斯捷尔纳克以极其主观的抒情为起点，直抵散文叙事，由有意识的印象主义的朦胧归于经典的、传统风格的明晰。”
他所说的经典的明晰，是指《圣经》式的质朴和启示性。去读《日瓦戈医生》最后部分收录的《圣诞之星》吧。有人说仅凭这一首诗，诗人就可以不朽了。
□王家新（诗人，著有诗歌《帕斯捷尔纳克》《瓦雷金诺叙事曲》）
圣诞之星（节选）
严寒的夜晚像一个童话，
不知是谁从暴风卷集的雪堆
悄悄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狗缓步徐行，小心张望，
向牧人的帮手乞怜，等待灾难。
有几个天使夹杂在人群中间，
也走在这路上，经过这地方。
他们没有实体，无影无形，
所到之处只留下他们的足迹。
众人乱哄哄地围住一块巨石。
天放亮了。雪松显露出枝干。
“你们是什么人？”马利亚问道。
“我们是游牧民和上天的使者，
前来为你们两个唱响赞歌。”
“不能都进去。请在门口稍等。”
……
他浑身闪亮，睡在橡木的马槽，
宛若照进树洞的一缕月光。
驴嘴和牛鼻孔
代替了他身上的羊皮袄。
人们站在阴影下悄声说话，
就像家畜在窝棚里低语。
忽然，不知是谁从昏暗中
把星相家推到马槽左边不远处，
他转身一看：那圣诞之星
像一位宾客，在门边望着童女。
（1947）
（王嘎 译）
《帕斯捷尔纳克传（上、下）》读后感(八)：抒情是一道光，穿越极权的坚壁
上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日瓦戈医生》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诗歌逐渐在国内荡漾开来。从1988年出版的抒情诗集《含泪的圆舞曲》开始，帕氏诗歌中的热度与深度开始借助诗歌技巧层面的发力，强烈影响了北岛、王家新、多多等一批致力于中国现代诗歌创作的诗人。帕氏抒情诗的影响力鲜有代际隔阂，70年代出生的诗人桑克、席亚兵等人，在诗意的撞击中感受到的幸福感并不会少于前辈。对于桑克来说，读帕斯捷尔纳克，就像听一个老友在面前朗诵诗歌，让他潸然泪下。而如今几乎隐匿于诗坛的诗人席亚兵，阅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就像一种私人的秘密，一场抒情的奇迹。
●桑克（诗人）
读老帕的诗歌，我感受到了幸福
新京报：你曾说过最喜欢的诗人之一就是帕斯捷尔纳克。“他和我有相像的地方。我有一盘帕斯捷尔纳克晚年朗诵诗歌的录音，每次听我都想哭。”你认为帕氏和你相像的地方在哪里？
桑克：就是一种身边人或者对话人的感觉，他不仅出现得及时，而且说出的话也比较贴切。当年我和几个写诗的朋友都叫他老帕。其实他生活的年代距离现在有七八十年，几乎就是一个“古人”了。那盘磁带是一个朋友翻录的，效果也不太好，但是那是老帕的声音啊，他读自己的诗，读普希金的诗，虽然我不懂俄语，但仍能感受他内心深处的情感波澜。至于我和他相像的地方，比如说隐忍、克制、离群索居。
新京报：说说你第一次接触帕氏诗歌的故事吧？帕氏晚年朗诵诗歌的录音，为什么听了想哭呢？
桑克：在大学里看到老帕的诗，但是当时并未着迷。因为在他之前和之后，我非常迷恋与他同时期的曼德尔施塔姆的诗。直到接触《含泪的圆舞曲》才被他的细节和深沉所迷。老帕的声音非常低沉，和他在照片之中展示的冷峻面容极其匹配，而且他的声音是颤抖的，与略微带幽默感的艾略特的声音截然不同。这种颤抖的声音之中既有恐惧，也有不甘心，容易让我产生同理心，或者唤醒我的悲伤，使我想立刻站在他的身边，与他一起抵御日瓦戈遭遇的西伯利亚风雪。
新京报：《含泪的圆舞曲》你读了很多遍，这本诗集为什么让你钟爱？据说你在读帕氏的诗歌时“感受到了幸福”，可以举例谈谈这种“幸福感”吗？
桑克：读了至少十几遍，每次都能发现新东西。我在书里看到了我在生活之中刚刚遭遇的东西。或者说，我在生活中总是不由自主想起老帕的句子。老帕说雨水是紫色的，起初我觉得这不过就是一种想象。有年夏天，我从北太平庄电影洗印厂看电影出来，正好下雨了，我就举伞在雨里走，一个闪电把眼前的雨水都变成了紫色——是闪电把雨水变成了紫色啊。老帕其实是相当写实的。这种喜悦在老帕的诗中很多。如果让我推荐一首，我会推荐《二月》，他的诗选大多都把它列入其中，还有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后面附录的第一首诗，是写看戏的，也非常不错。
新京报：从早年的抒情诗《云雾中的双子星座》《生活，我的姐妹》，到叙事长诗《1905年》《施密特中尉》，再到《日瓦戈医生》中的附诗，帕氏的抒情风格从早年的混沌激情走向简明和秩序感，你如何看待他的抒情诗风格的蜕变？
桑克：这些变化是随老帕的人生而变化的。人是越过越明白的，肯定也会反映到诗上。有的批评家把从晦涩到明朗视为艺术规律其实是比较外行的，用一个诗人的晚年来反对这个诗人的早年完全没有必要。老帕始终写得极稳健。他的诗比较丰富，抒情诗也与之前普希金的抒情诗不同，即使和他同时代的阿赫玛托娃的句式、构成等相比也都非常不同。他没那么简单。他的叙事诗反而是有些简单了，但其中仍保留了我称之为老帕式的精彩成分。
新京报：以赛亚·伯林评价帕氏和曼德尔施塔姆：两人在创作上有某种相似之处——“全部作品都透着诗人的气质，散文也是诗人的散文”。伯林认为，这种“一切都是诗人的特质，有时会危害到他们的整体作品”，你是否这样认为？
桑克：我以为伯林说得有道理。当然，我觉得老帕的散文还是很棒的，比如《人与事》等等，并没有见到什么伤害性的东西。最初读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时，我觉得他的诗人气质对他的小说可能会有一些被小说家诟病的不良影响，但是最近几年，这种感觉越来越淡了，而且所谓的诗人部分几乎都已融入小说家的部分了。
新京报：帕氏在抒情诗上的创造和探索对中国新诗写作有影响吗？对你本人的诗歌创作有怎样的启发？
桑克：老帕精妙的比喻，从容不迫的古典形式，还有对事物明亮的书写。他坐早班火车，莫斯科迎接着他。我去莫斯科的时候，头脑里冒出来的就是这句。老帕确实自成一体，他的精心、努力、音乐性，都值得学习。
●席亚兵（诗人）
经历极端年代,却从未逃离现场
新京报：说说你第一次接触帕氏诗歌的故事吧？
席亚兵：我最早读到帕氏的诗歌是九十年代《日瓦戈医生》的附诗。后来我看了英文版的《生活，我的姐妹》，从中选译了六七首诗，包括非常神秘的《巴拉绍夫》。通过这次看传记，这首诗写于十月革命帕氏爱情生活的高峰期。我自己是学俄罗斯文学的，感觉帕氏的诗在俄罗斯感性和俄罗斯性上承接得最准，所以他的同代诗人跟他一比就纷纷离我而去。从写诗角度，帕诗音形色俱是一流，贯穿着激动气质。我模仿《生活，我的姐妹》写过一首，应该说是临摹它写过一首。我最喜欢的是《生活，我的姐妹》《黎明》《哈姆雷特》《倾诉》。
新京报：帕氏早年曾认为浪漫主义是感受世界的方式，曾为马雅可夫斯基所倾倒，但后来他感到它那“游艺表演式地理解人的生平经历”的倾向是与自己格格不入的，逐渐放弃了浪漫主义，而逐渐摸索出一种带有浓厚主观色彩的现实主义，一种“变形的真实”，你如何看待这种帕氏所提倡的“艺术中的现实主义”？
席亚兵：他早期参与了正在向现代主义变形的白银时代诗风，但他抑制不住，很早就按旧俄文学的路线转向了。他把普希金、莱蒙托夫、布宁这条俄罗斯民族抒情诗风格加以拓展，吸收了时代养料，在这个传统消亡的最后一刻成了集大成者。其现实主义有两个层面：文本层面，能在抒情诗中纳入俄罗斯地理风物（带有点草原性）和日常生活意象；态度方面，跟俄罗斯大地和民众之间发展出独有的斯拉夫主义和托尔斯泰主义的联系。
新京报：上世纪80年代后，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在中国的影响逐步扩大，影响到了极具个人抒情意味的中国现代诗歌创作，为了写诗，你也曾钻研过他，感受是怎样的？
席亚兵：帕氏诗歌的俄罗斯特性对中国诗人来说有天然的亲近感，但帕氏诗歌保守（主义）的一面（非世界主义的）使他未成为中国诗人学习的主流。我现在尚不知道他的诗歌是否有较完整的译本。我个人集中钻研他的阶段也已远去，但我把他置于我最喜欢的外国诗人之列。他的诗是诗歌各种要素达成有机体的最高样本，这个没有之一。
新京报：1926年到1927年，帕氏在创作《施密特中尉》和《1905年》时，已经开始把创作精力转向散文，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说：“帕斯捷尔纳克的散文无非是他的诗歌的延续”。你是否同意？
席亚兵：俄罗斯文学“诗如散文，散文如诗”的传统一直强大，普希金、莱蒙托夫、布宁都是。纳博科夫诗写得少，但散文也是如诗的，也属这个序列，但他论述布宁这点时，却用的哈代的例子。“散文如诗”是这样一种状态，质朴质感而高昂，直观混沌而无所不包。它对一个理性破碎的世界来说，也许缺乏直接对应，对心灵不足够丰富的人也会显得隔膜。
新京报：帕氏认为《日瓦戈医生》中的25首附诗才是自己最好的诗歌，之前的诗歌都是习作，“我仍然觉得它比我早期的诗歌具有更大的价值。它比我青年时代的作品更加丰富，更富有人性。”你如何看待这些诗歌和他早期诗歌的关系？
席亚兵：这些诗歌带有中年的炉火纯青的气质，激情更沉潜，文本归于一种形而上的质朴。尤其经由人世历练散发着人性光辉的宽广光谱。那些有点冗繁的宗教题材更是需要从头了解，是帕氏自己说的“前基督教的”，也就是普世存在主义的。
新京报：有一些批评者认为，帕氏的抒情诗中历史主义意识是很淡化的，但帕氏的作品鲜明地表现了20世纪前期俄罗斯的风云历史变幻，对大历史进程中的人的命运是非常关心的，你如何理解帕氏对历史的诗意性感受？
席亚兵：帕氏抒情诗的历史意识是结合基督教世界观深埋在作品中的，即便如此，他也写过“国有抽水站”、“五年计划”、“红旗”和“列宁”，帕氏对苏联文学的参与可比得上老舍。他的《黎明》这首诗就把人民性和自然景观和存在主义结合在了一起，“这也是我的胜利”。有这种诗情机遇的诗世界诗歌中只有这一首。帕氏是经历过“极端年代”所有形态且从未逃离现场的成功的诗人：一战、共产主义、二战和冷战。享受这些磨炼而善终就是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