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欲望，绝对奇异》是一本由[美] 马克弟著作，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37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绝对欲望，绝对奇异》读后感(二)：日本帝国崛起的“生命政治学”

　　文/王绍贝（自由撰稿人，汕头）

　　时至今日，部分日本人对于日本如何在短短几十年崛起成为世界强国，依然停留在美化明治维新改革精神上，认为日本人是通过努力学习西方，用自己的奋斗和血汗成就的。类似司马辽太郎《坂上之云》那样切割明治维新与昭和时代，认为明治时代发动的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是与此后昭和时代太平洋战争、侵华战争性质不同的正义战争，于是日本向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学习，像他们一样为了自己的“生命线”侵略亚洲邻国，也并无不妥了。马克弟《绝对欲望，绝对奇异》一书正是对这种论调的有力批判，他运用马克思理论及福柯“生命政治”思想，对日本帝国崛起的原因做了深刻的剖析。

　　《绝对欲望，绝对奇异》读后感(三)：一种异化的全解析

　　如果本书再翻译得精准些，我觉得至少是九分，少一分，是给翻译的，翻得有些部分有点太过生硬，有些部分玄之又玄，有些部分答非所问。

　　整本书从生命政治，神经政治，死亡政治三部分，讨论了日本从明治以后，随着资本积累引发的思想意识变化，以及变化最终反作用于资本扩张异化扭曲的过程。可以说整本书的视角观点还比较新的，也是多种学科知识运用下的兼具可读性和理论性的好书。

　　本书大量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观点对资本主义在日本的发展，特别是畸形和剥削式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揭露，作者名为马克弟，第一个感觉马克思的弟弟，感觉作者也似乎想利用好马克思的观点，印证好其学说的科学性。但从书的整体来看，这样的写法之于理解书中关键内容还是表述得有点不清，也可能在于翻译问题。

　　比较喜欢本书第二部分，写得相当深刻，引用文献也比较具有代表性。一词以蔽之神经政治，就是“异化”。当暴发户式的成功到来之时，人的神经就已经异化为整个资本世界的附庸，资本超出的商业模式，带来的是社会为之变化的新的色欲-奇异。这一异化的思维形态又不断催生出资本主义日本变态奇异的心理暗示和殖民行为，对研究日本文学和日本思想，颇有见地。

　　《绝对欲望，绝对奇异》读后感(四)：凌驾在女性和奴隶之上的日本帝国

　　“资本主义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在接触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教科书之前，其实我对于这个西方国家发起并在如今成为主流的主义理念并不熟悉，而大量的文献也在强调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就是征服、奴役、掠夺、杀戮过程。我们无从得知在少数人掌握社会权利的时候，这个社会究竟发生过什么，但总有人会记得并恰当地表达出他的理念。

　　马克第，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日本与国际研究系副教授。在这本《绝对欲望，绝对奇异》中，他远离了主流所探讨的权利中心，并发散至围绕权利所发生的生命运动。短短几十年间，日本一跃成为亚洲资本主义强国，它的成功历史以及二战后的悲惨苦痛在作者的深度剖析下显得有迹可循。

　　在作者的视角下，日本的殖民主义和帝国扩张导致了社会形态下的错位，他将之总结为——“色欲-奇异文化”，在第四章附录一中，马克第罗列了包括石森、田中等日本作家，以及沿用了弗洛伊德、拉普兰奇对心理学的阐述，描绘了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的性欲殖民，SM（施虐与受虐）成为作者在这一章中的讨论主题，而通过全书也可以看到，日本的发展从未离开人性的扭曲以及色情的浸透。

“我的目的是要证明，在皮条客协助日本军队建立慰安妇体制之前的三四十年，他们业已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在亚洲获取霸权、占领市场的核心力量。”

　　人口买卖是最能有效快速积累原始财富的手段，另一半是鸦片。在马克第考察所得的日本军官通信文件以及皮条客商人们的采访口述中，贩卖劳力以及贩卖妇女成为日本打开沿途地区的钥匙。1909年《巴黎条约》中所有帝国列强签订了禁止人口买卖的规章，但唯独日本没有，他们在自己的殖民地和租借地里放肆地做的这些早已成为明面上的勾当，而帝国政府的支持也使得这项活动逐渐在后期战争中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

　　日本女性的性欲望释放速度远高过男性，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奇异的民族开始诞生出奇异的思想，而被作者成为殖民主义性学的概念中，日本诸多传统文化、历史、心理意识也都指向了女性与爱欲的标准。

　　本书的复杂程度是在我想象之上的，我本就书名看来只当做猎奇心理作祟的作品，但就马克第摘选的大量文献资料而言，简单的“猎奇”已经不能涵盖本书的主题。围绕着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残暴程度，作者不断的深入挖掘着中国苦力、日本皮条客、被拐卖的日本女性、朝鲜佃农等等阶级在权利外围的歇斯底里，意在从批判的角度来细数日本的罪证，但不得不承认在那个时期下日本选择的对内对外都无限残忍的做法如此有效和快捷。

　　以死亡和欲望发泄为主导的帝国道路，是无法持久的，《菊与刀》中刻画的恬静淡然却又刚烈残忍，在本书中得到印证，日本民族似乎天性中自带的狂热气质的确不免让人感慨。

　　《绝对欲望，绝对奇异》读后感(五)：中文版序

　　中国读者也许会感到吃惊：本书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性分析恰恰是我在日本期间的学习成果。我从1994年至1998年与中原道子、成田龙一、柄谷行人三位日本教授共事，除了上课以外，还参加东京各种工作坊和学术会议。因此，我不得不“忘记”自己曾经在美国学到的东亚史知识。这几位日本老师教我理解现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不同理路：性与性别、权力的殖民性、资本主义。我将这三种批评理论融入本书。

　　负笈东洋的原因之一是，那种抹杀1931—1945年日本侵华事实的历史观实际上是“美国制造”，而非日本。学界大多认为，这种为日本在亚洲所犯罪行洗白的行为最初是由美国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即“东京审判”）挑起的。大约到了1946年末，美国清楚地知道，需要依靠反共产主义阵营的盟友们来实现本国外交政策。因此，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美国在远东国际法庭的策略也发生变化，转而采取所谓“逆流”政策（reverse course）。美国不再诚心审判日本战犯，而是偷偷地为日军和日本平民犯下的暴行降调，这些罪行包括：慰安妇制度；日军向中国人民贩售鸦片和海洛因以牟利；731部队在伪满殖民地进行惨绝人寰的人体实验。

　　美国最重要的“逆流”是决定不起诉裕仁天皇和其他皇室成员——例如朝香宫鸠彦王——的战争罪行。我们现在知道，裕仁天皇参与了战争期间的重大决策，并始终支持对外开战和侵略。虽然最终有六名军官和一名政客被判绞刑，但美国领导人故意放过了日军的某些人以及最为恶劣的暴行，让日本帝国主义免受惩罚。我认为，美国包庇的主要对象是资本主义，及本书所述的生命政治、神经政治和死亡政治的三个资本主义阶段。我希望强调的是，在中国广为人知的“右翼民族主义史观”（实际上在日本不占主流，虽然首相安倍晋三颇为提倡）是由美国人建构的，是欧美版本的东亚历史。

　　所幸，“冷战”已经结束。但不幸的是，资本主义——富人榨取工人剩余价值（生命政治的资本主义），引诱消费者购买本不需要的商品（神经政治的资本主义）——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因此，按照米歇尔·福柯所谓的“当下历史”，本书着重于资本主义批判。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阐释有别于中国学界的一些典型做法，后者更强调所谓的“日本性”或“日本武士道”。我希望强调，这些概念是反历史的，是学者必须避免的政治虚构。“日本性”、“日本文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凭借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而在中国流行开来。这本书是1944年美国中情局（当时叫作“战略情报局”）付钱叫本尼迪克特写的，用以支持美国对日战事。质言之，该书不是西方的学术著作，而是战时宣传品，用来激发国民的抗日情绪。这本书问题非常大，本尼迪克特号称进行的是人类学研究，但她写这本书时从来去过日本，也没有学过日语；她主要听了两个日裔美国人介绍日本，而这两个人已经离开日本很长时间了。至于“武士道”、“侍”（武士）与义和团、四川的哥老会有相通之处，都是反对欧美列强不平等条约和半殖民统治的产物。这是我现在研究的课题，我试图证明武士道的反西方、反帝国主义与中国主要团体的反殖民主义，这两者的意识形态具有相似之处。日本武士大多亲华、憎恶欧美白人。有些日本武士的后人加入了中国的哥老会，例如日本革命家平山周。

　　换言之，我认为日本侵华的罪魁祸首是大资本家和商人阶级，例如日产的创始人鲇川义介。这个阶级如今也是美国和中国最有权势的群体。20世纪八九十年代涌向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自这些人，其中许多是日本人。中国读者请别忘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主要驱动力不是日本文化或武士道，而是经历三个历史阶段的日本资本主义——生命政治、神经政治和死亡政治。这三个资本主义阶段仍在伤害各国人民。其差异在于，现在的主要受益者不是日本资本家，而是美国和中国资本家。

　　本书仰赖好友朱新伟的努力，他尽心尽力地翻译全书，并为其寻找出版商。

　　马克弟

　　2014年2月10日

　　《绝对欲望，绝对奇异》读后感(六)：恐怖宠物店及其他

　　秋乃茉莉在《恐怖宠物店》的第一卷里讲了一个兔子的故事。刚刚痛失爱女的一对夫妇从D伯爵的宠物店领养了一个女儿，有着天使面容的爱丽丝。平时夫妇俩都严守只能喂食水和蔬菜的契约，但因过于溺爱而喂之以糖果以后，爱丽丝发生了可怕的异变，最终给当地街道带来了一场“吃人兔子”的大混乱。

　　没有看过漫画的读者可能比较难以理解，秋乃茉莉在漫画《恐怖宠物店》里采用的是一种相当具有欺骗性的叙述方式，当宠物们在爱着它们的主人面前并未暴露出兽性时，它们总会有一张人类的、干净忧伤的脸孔；而当它们兽性大发，或处于观测角度的人心境转变时，在秋乃茉莉的画笔下，宠物们回归自身的本相：一只食欲过盛的兔子，一只带来好运的猫，或者一条体贴忠心的杜宾犬。动漫及文学作品中对动物的拟人化是很常见的，但是反过来，将人类情感极端本能化、甚至反向异化为动物性的，却是少之又少。

　　而这种将人性扭曲异化，将人类动物化商品化的思考方式，正是马克弟在《绝对欲望，绝对奇异》中所专注讨论的话题。

土著居民的生命注定要自我毁灭，所以，这是一笔可以用来尽情使用的财富。

　　马克第在本书的结论中引用了孟比关于黑奴的评论，用于形容日本侵华期间伪满地区几千万中国苦力的所遭到的非人对待。资本主义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一旦不受人伦道义的控制，就会异化、极端化为马克思所称的非人状态，或者更为形象化的，孟比称之为“商品身体”。

　　在本书的第一章，马克第就用大量的史料和数据还原了1890年至1940年间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之一的真相——在影视剧中贫苦人民的雄心壮志背后，“闯关东”的实质却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苦力的吸纳。商品般被数据化分类的华北苦力在伪满的生存境况是，一方面在自愿或不自愿的情况下陷入毒品的绝望沼泽，一方面又被强迫劳动至死。相似地，从日本本土被拐卖到世界各地的日本妇女落入皮条客或军国主义的魔掌之后，因无法支付生活用品、衣食及鸦片的费用而被强迫卖身至死。显然，被剥夺了基本人权的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眼中，仅仅是用完就丢的商品而已。而在欲望-奇异的主题背后，马克第试图用更易理解的语言和更丰满的事例诠释赤神良让的分析：

当代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采用了商品化的根本形式——用没有生命的商品来代替活生生的、有欲望的劳动力——然后把这一转变过程追踪至1930-1931年左右的东京都市。这里，消费资本主义中的本真性的人类欲望已经被多重神经政治替换和取代，扭曲为“爱欲”，被意识形态引导着 跳入死亡的深渊中去寻找娱乐。

　　将《恐怖宠物店》的故事放在本文开头并非一时兴起。在这部猎奇漫画里，有着恐怖、灵异、欲望、本能，吃人动物和吃人社会，当我们将这一切联系起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延伸至今的日本色情猎奇文化有了新一层解答。人类渴求奇异之物。马克第在书中对当时在日本、伪满、上海等地各类色情杂志的创办发行，和对江户川乱步、梅原北明等人的小说进行了深入剖析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资本主义利用商品化的爱欲捕食人类注意力和好奇心，而这一情形所导致的情欲的绝对化，则进一步“导致生命扭曲为政治暗杀、集体强奸和帝国战争”。

　　田中香涯认为，“如果没有了性欲，也就丧失了‘人生的乐趣’，那么所在的这个社会就够不上文明”。变态的欲望，在当时的社会潮流下正逐渐接近“现代生活的一个自然方面”。因此当我们反观日本文学及动漫文化中异军突起的情色主题大军时，我们不难发现，正是现代人的性表现和性欲望对情感宣泄的渴求，给它们创造了巨大的市场。色欲-奇异文化在日本因顺应人的基本欲望稳步成长至今，而在我们周围，广泛流传的竟然也是相似的段子：情色，猎奇，重口，荒唐，一个女子身着比基尼穿行闹市的背影。

　　人类渴求欲望和奇异。由此，我们竟可以轻而易举地将19世纪后半至20世纪前半的日本帝国主义乱象与恐怖宠物店的字面形象结合起来，尽管在《恐怖宠物店》中，同一主题指向对自然众生的怜悯，和对绝对欲望的指责。而在D伯爵的商人形象里，我们亦可以从中分化出马克第笔下的日本人贩子、日本皮条客、中国包工头、中国人贩子、中国皮条客，以及并不归属于以上任何一种的，血肉心肠的本真之人。我们越是享受生活本身，我们就越是趋向于生命的死亡和人性的毁灭。

　　《绝对欲望，绝对奇异》读后感(七)：当身体成为商品，唯一的选择是死亡

　　《绝对欲望，绝对奇异》是一本分析日本帝国主义的书，从批判资本主义的角度出发，挖掘了现代生活的“色欲-奇异”对统治思想的影响。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我觉得这本书的观点新颖，让我这个原本对日本不感兴趣的人也看得津津有味。

　　在书中，我发现了两个刻板印象的由来：能吃苦的中国人和温顺的日本女人。

　　1、中国苦力

　　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伪满洲国，参与建设的大多是中国苦力，他们或是被虚假的广告骗去，或是出于穷困，不得不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活，来赚取微不足道的报酬。

　　他们吃得很差，住也接近露宿，让日本资本家感叹中国人艰苦耐劳，甚至曲解成了“中国人的基因天生适合奴隶劳动”。既然天生就不需要优越的生活条件，那么压榨他们就显得理所应当：苦力们“努力干活以求生存”被倒置成了“活着是为了干活”。

　　作者说，马克思使用“中国人的工资”一词来形容世界上报酬最少、受压迫最深的工人群体。

　　直到今天，中国人还是很喜欢说“艰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有一次上法语课的时候，外教让我们形容各国人的性格特点，因为词汇量有限，说到中国人的时候，大家用的是“工作很多、不抱怨”这样的短语来解释“艰苦耐劳”。老师说，这样的描述在她看来是soumis（顺从）。我这才发现，我们继承了这些所谓的传统，却从未思考其中的内涵：艰苦耐劳真的是一种好品质吗？

　　对于吃苦的迷恋也深深植根于老一辈人心中。王小波有一段话很经典，我就不多说了：

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对这个道理稍加推广，就会想到：人是一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种经历是崇高的。这种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过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有些人就据此认为，人必须吃一些无益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崇高。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有病。（节选自《人性的逆转》，出自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

　　不知道这种心态和中国人能吃苦的名声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2、日本妓女

　　林语堂有一句话广为流传：“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着美国的水电煤气等管子，有一个中国厨子，娶个日本太太，再找个法国情人。”

　　可见，很早之前“日本女人温柔顾家”的名声就很大了。这个现象大概和日本在殖民时期输出的妓女有一定关系。

　　让我吃惊的是，一开始拐卖日本妇女的皮条客是中国人。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人在长崎等地绑架诱拐穷苦的日本女性，把她们卖到中国各城市，甚至东南亚各国。

　　后来，日本商人看上了妓院这块肥肉，以“解救”日本同胞的名义从中国人的妓院里抢夺妓女。然而，那些日本女性却没有逃离卖身的命运，只是从中国皮条客转到了日本皮条客手中。

　　在运输过程中，她们几十人挤在船舱底，还会被转手好几次。活下来的人经历了强暴、殴打和恐吓，遭遇和黑奴相当。作者说“日本的性工作者在亚洲赢得了顺从和温柔的美誉，愿意与任何付钱的客人上床”，这大概是之前的虐待造成的结果。

　　由此我联想到《二十二》上映时讨论得很热的慰安妇事件。据说日本也有人在为此奔走，都是女性，她们从性别立场出发，支持中国、韩国等地的慰安妇。从这本书里看，就算身为侵略一方的国民，日本女性也遭遇了凌辱和压迫。战争说到底还是男人的游戏啊。我认为性别问题比民族问题更深层、更根本。

　　3、从生命政治到死亡政治

　　前面两点都属于书中的第一部分“生命政治”，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在剥削身体上，包括中国苦力和日本妓女（后来也有了中国妓女）。

　　到第二部分“神经政治”，帝国主义转而榨取人的生命活力，资本主义把爱欲商品化，刺激人的神经，这段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性学作品、猎奇的侦探小说。因为尺度太大，我就不多说了，大家自己看吧。

　　最后是“死亡政治”，此时殖民政府强制征用劳工。苦力连报酬都失去了，彻底成为奴隶，每天要无偿劳动13到14小时，连衣服都被夺走，不得不用麻袋蔽体，如果死了，麻袋就会被别的工人拿去穿。性工作者成了慰安妇，也就是性奴，每天至少需要接待29名士兵，遭遇非人的对待。

　　资本家为了控制劳工和慰安妇，就用毒品来麻痹他们。到这个时期，日本殖民者已经不像“生命政治”时期那样尽力维持苦力和性工作者的生命，他们成了用后即弃的商品，处于“活死人”状态。

　　想要逃离，只能通过死亡。劳工倒是可以逃跑，但是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再加上毒品的侵蚀，很难活着逃走。慰安所则禁止人自杀，但也挡不住有些女性的赴死决心。只有在死亡时，他们才拥有作为人的自由。

　　在殖民者眼中，他们不再是人，而是建立帝国过程中的消耗品，“既不可代替，又可有可无”。书中写道，“伪满洲国造成了至少250万中国强制劳工在劳动过程中死亡”，而女性受害者大约为20万人。

　　总而言之，当身体成为商品，唯一的选择是死亡。

　　《绝对欲望，绝对奇异》读后感(八)：日本、后殖民与现代性

　　东亚的日本，原来依附于中华帝国，但随着明治维新的快速推进，经济、军事，都逐步走上现代化——某种程度上，也即西方化——的道路。甲午中日战争，中华帝国败给昔日瞧不起的日本，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在此之后，日本将侵略的重心放在中国，从租借个别城市个别区域到占领某一地区，甚至扶植覆灭的满清王朝建立“伪满洲国”，直至1945年战败，在美国驻日盟军最高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改革下，日本才慢慢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化进程。

　　这是一段我们较为熟悉的历史叙述，但是否存在问题呢？中国历史科目的考试有时会追问，日本何以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大败中国，日本何以在1931年之后殖民中国部分地区达十几年之久。官方给出的思考线索，往往是启发学生关注日本、满清政府、中国国情，比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迅速走上工业化道路，日本提高了军费预算，满清政府衰落腐朽、倒行逆施，中国国内长期处于内战状态，难以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等等。这样的答案确实有助于把握历史，但也在无形之中忽视了历史，因为它简化了作为过程的历史，解释力有限。

　　与多数史学著作对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帝国的原因的解释不同，美国历史学家、北卡罗莱纳教堂山分校日本与国际研究系副教授马克弟（Mark Driscoll）的《绝对欲望，绝对奇异：日本帝国主义的生生死死，1895-1945》，从后殖民/贱民的角度出发，兼用马克思主义，评述了这一段历史，时间上，主要集中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1895-1945），地点，主要关注的是日本在满清/中国和朝鲜的殖民地。马克弟认为，“批判的焦点应该转向人的生命和劳动，特别是远离权力中心的边缘地区的生命和劳动。由此，本体论意义上的生命活力，以及被资本所剥削的剩余劳动，可被视为驱动帝国主义扩张的源动力。”于是乎，马克弟成功打破了日本帝国的进步神话。

　　《绝对欲望，绝对奇异》一书主要分为“生命政治”“神经政治”“死亡政治”三部分，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层层递进、紧密的逻辑联系。在这三个部分，“日本边缘地区的朝鲜和中国的边缘生命和边缘劳动力将走出历史叙述的阴影，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这些人是：“中国苦力、在通商口岸活动的日本皮条客、被拐卖的日本女性以及穷困的朝鲜佃农”。

　　在“生命政治”中，马克弟考察了中国苦力、日本皮条客、日本性工作者以及朝鲜失地农民在日本殖民地的生活，中国苦力以“自身的血汗建造了日本在关东州的基础设施”，所得却极其微薄，他们的“免费苦力提供了日本资本在殖民地的全部利润”。日本皮条客利用身份优势，逐步打击中国皮条客的生意，将日本女性贩卖至殖民地，用皮肉钱促进国内的发展。日本性工作者有的“逃离父权”，“成为第一批日本女商人”。而朝鲜的失地农民，通过自己的起义/反抗迫使日本殖民者改变对朝政策，却也为此承受着高额地租的代价。

　　在“神经政治”中，随着“一战”后日本社会的繁荣，日本国内的资本主义文化也得到勃兴，日本的性文化研究得到兴盛。不同于“生命政治”时期日本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行为——“形式吸纳”，在“神经政治”阶段，资本主义倾向于“实际吸纳”，将殖民地人民牢牢裹挟进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控制他们的欲望生成与满足——主要体现在“色欲”和“异奇”两个方面，而“神经政治形态下的日本资本主义，它不断地将工人非人化，并麻痹消费者的感官，把人民变成巴甫洛夫实验中反应机械的生物，易于操纵和丢弃，满足资本主义商人的资本积累需要。”

　　至于第三阶段“死亡政治”，对应的则是“解形吸纳”。这一阶段，日本殖民者或帝国主义者“完全不考虑维持或再生产中国工人的生命”，商业不再是战争的延续，相反，战争是商业的延续，这与日本殖民地军方的“总体战”思想相呼应。对中国苦力来说，“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逃跑，要么等死。”因为死亡将其“当作随时可丢弃的消费品。”因此，马克弟可以很好地回答那个问题：为何日本帝国主义者，会对中国人做出如此残暴的行为？他并没有止步于道义上的批判，而是从学理上分析了为何日本帝国主义者将中国人不当人。也正如此，《绝对欲望，绝对奇异》将自己与一般的历史著作——单纯叙述所谓历史真实的书——区别开来。

　　历史是一种叙述，而任何叙述，都存在着叙述者。如何组织材料，如何根据先定的结论选择材料或从材料中得出结论，都需要慎之又慎，毕竟，无法准确知晓叙述者本身是否很可靠，即便可靠，叙述者所言不一定完全为真，更何况，叙述还涉及到权力问题。日本侵华或殖民中国的历史，固然给“二战”后的中国留下了一定的工业设施，但重要的是，日本自己无意帮助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日本在华设立的工厂、修建的铁路，其目的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避开政府关税、加大对中国的商品倾销，而且，还不能遗忘的是，日本在中国曾经大肆进行鸦鸦片、海洛因等毒品贸易，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在他们眼中，中国人不是人——的健康甚至是种的繁衍，更不必提南京大屠杀等惨绝人寰的行径。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也要警惕简化历史带来的风险甚至是毒害。

　　《绝对欲望，绝对奇异》读后感(九)：【转载】李公明：日本帝国梦之中的身体奴役与……死亡政治

　　美国学者马克弟（Mark Driscoll）的《绝对欲望，绝对奇异：日本帝国主义的生生死死，1895—1945》（朱新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2月，原版杜克大学出版社，2010年）无疑与日本历史研究的主流范式拉开了较大的距离：从大的方面来看是运用后殖民理论、马克思主义和文化分析理论研究劳动转化，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史的特殊性；而从深层角度来看，以身体叙事为核心的现代性研究视角与方法渗透在对帝国梦崛起的批判性研究中，在对生命与政治、中心与边缘、欲望与异化等核心概念的运用和研究之中，提炼出一种极富想象力和挑战性的资本—帝国暴力叙事，从中让人们看到资本、帝国、文化在帝国梦急欲崛起中的邪恶合谋以及普遍性的反人类罪恐怖深渊。的确如杰拉尔德·菲加尔的推荐语所言，其勇敢和挑衅挣脱了那些让人昏昏欲睡的论述，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使人感到被直截了当地扔进日本现代性的泥沼里，不管那里多么肮脏、多么兽性。

　　这是历史阅读中相当少有的双重体验：首先，在来自档案文献、新闻纪录、当事人供词、文艺文本等等实证史料与马克思理论、后殖民理论与文化研究等分析武器的精准配合之下，从被遮蔽的边缘叙事向历史叙事的中心挺进的学术勇气与想象力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历史思考视野；其次，深刻并且锋利的批判锋芒始终指向资本主义与帝国战争践踏人性的罪行，并且提升为对以暴力奴役生命、以专制消灭自由的普遍性质的反人类罪的控诉。如果说前一种体验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研究的思考乐趣的话，后者则更应该唤醒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激情。

　　想起之前读过的美国日本思想史专家哈利·哈如图涅（Harry Harootunian）的《日本的“现代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血缘关系》，虽然该文的切入角度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思想与文学中的知识倾向和理论特点，但仍然提到了在“现代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血缘关系之中一直被遮盖的边缘地区问题，认为正是在这些边缘地区凸显了既不可化约又无法摆脱的资本主义普遍逻辑；后发性与地方性仍然遮掩无法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的必然展开。这也是马克弟的“绝对欲望”中的核心议题，虽然看起来它不像身体政治议题那么突出、鲜明。马克弟十分强调殖民主义如何通过对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暴力掠夺以获取超额利润、喂养帝国巨兽，他认为罗莎·卢森堡说“暴力是资本的永恒武器”一语道破资本主义的伪自然化面目，正呼应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话：“一面是财富的积累……一面是惨剧的积累，劳动、奴役、残暴和道德堕落。”因此他在研究中一再引用罗莎·卢森堡关于资本积累过程的隐匿真理：它只能通过暴力产生，他不断强调这正是对资本隐匿的本质与逻辑的深刻揭露。从暴力、奴役、扭曲人性等核心议题来说，在日本帝国梦的崛起中并没有什么在本质上是独特的、只此一家的“日本经验”。相反，从对闯关东的劳工剥削（包括以包工头为招揽与管理体制的方式，以及1860年马克思以“中国人的工资”一词来形容世界上报酬最少、受压迫最深的工人群体）到奴役性的强迫劳动，从通过走私毒品而中饱私囊的日本权贵到侵华军队及特务机关在掠夺财富中的特殊利益与垄断特权，从打着禁毒牌子的官方机构本身就是毒品贸易最大获利者到以狂热的军国主义宣传毒化本国人民心灵，最后回到“不言自明的历史事实”：如果没有中国苦力的劳动和可怜的‘中国工资’，没有日本性工作者和皮条客寄回本土的汇款，没有对劳动主体的隐形剩余价值的剥削，没有发展到对死亡生命的无情压榨，日本帝国梦的崛起根本无法实现。所有这些都折射出贪婪的权贵集团与资本家在帝国主义生长史上的共同特性。如果深入到马克弟在书中论述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种种剥削与奴役的细节，可以更明显地认识到暴力剥夺与奴役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普遍性本质。

　　马克弟自述：“在本书中，产生于日本边缘地区的朝鲜和中国的边缘生命和边缘劳动力将走出历史叙述的阴影，而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因为生命和劳动的具体存在物是身体，劳动的身体、欲望的身体、上瘾的身体和死去的身体，……中国苦力、在中国通商口岸活动的日本皮条客、被拐卖的日本女性以及穷困的朝鲜佃农——这些身体输送能量与劳动剩余价值给日本帝国主义。”（序言）与劳动、欲望、死去的身体相对应的是日本帝国主义扩张中的三个阶段：生命政治、神经政治、死亡政治，无辜身体的牺牲是日本帝国梦崛起的基本垫脚石。在日本史学界，1970年代受法国学界影响而兴起的社会史研究也开始关注对“身体人”的研究，从学于法国年鉴学派的二宫宏之教授反对在史学研究中仅仅把人看作是“政治人”、“经济人”、“思想人”，认为首先要退回到人作为“身体”和“心灵”的存在来重新把握历史，否则政治史、经济史最后也会成为“表层的历史”。如果放在日本帝国掠夺与侵略战争的研究语境中，离开了马克弟所揭示的身体奴役与牺牲史，更加会成为冷漠的“表层的历史”。

　　然而，正如马克弟所指出的，“日本现代研究由于受数十年冷战地缘政治知识生产的误导，长期以来忽视了日本资本家在这场帝国主义飨宴中吞噬中国和朝鲜人民的劳动果实的事实。研究者们……把眼光局限在日本历史的‘光明面’，要么完全无视日本所设置的亚洲外圈，要么将讨论局限于殖民主义机构与行政运作，而不去考虑对亚洲劳工的大规模暴力管制。”（同上）关于鸦片问题，在日本有山田豪一的专著《满洲国的鸦片专卖》（2002年），总括地探讨“满洲国”的鸦片政策、生产等议题。华裔日本籍教授伊原泽周在《抗战期中日军的对华烟毒政策》一文（《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中华书局，2003年1月）中则指出中国史学界对于日军的烟毒政策甚少给予具体而充实的研究与批判，他认为日军的烟毒政策的目的是：充实日军侵华的机密费、维持傀儡政权的财政、搅乱中国的战时金融、麻醉中国人使其身心败坏。（506——507页）并且揭露烟毒政策是由关东军特务机关主其事，他们贩卖、制造烟毒，一攫千金，以此暴利作为对华的种种策划工作。（521页）其实，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已有不少中国学者撰文研究日本对中国的鸦片侵略，这些研究基本聚焦在对台湾、东北、华北等地区的鸦片毒品政策与毒化行为，真正的问题是这些具体研究成果仍然无法成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崛起与侵华罪行的核心叙事，无法在资本掠夺与战争罪行的核心关系中占据应有的重要位置。马克弟在“序言”中说第七章“中国人民的鸦片”描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占领中国期间对毒品生意的依赖，“毒品作为死亡政治资本主义的核心商品，成为日本从中国人民的死亡和补充生活能量中榨取利益的重要工具。伪满大约百分之五十到五十五的利润来源于毒品生意；到1944年为止，伪满统治下的四千万中国人当中，有百分之二十染上了严重的毒瘾。”令人感到有点奇怪的是，这样明显的罪恶竟然没有使一直对鸦片战争那么重视的中国史学界在抗战史的主流叙事中给予应有的重视。

　　关于闯关东，国内学界过去一般认为九一八事变前是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事变后则是被作为“苦力”招骗而来，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关内劳动力的强制性掠夺。实际上这是很笼统并且不准确的说法，李秉刚、高嵩峰、权芳敏三位作者撰写的《日本在东北奴役劳工调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4月）以大量中国国内保存的档案文献、数据统计、幸存者法庭口述等第一手资料进行实证调查，全面而具体地揭示了日本骗招、强征和残酷奴役中国劳工的真实历史，遗憾的是马克弟未能采纳该书提供的资料与调查成果。

　　在马克弟的研究中，有些我们原来比较熟悉的人物显示出他们的复杂性。例如日本思想史上的福泽渝吉，他曾“公开鼓励贫苦的日本女性移民到亚洲各个通商口岸做妓女，……坚持认为女人对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没什么用处，唯一的好处是可以用来挣外汇……。”（82页）与他相同的是著名作家二叶亭四迷，他认为日本妓女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至关重要，因为她们对俄国人和中国人的色情蛊惑力表明这些男性顾客会很快被“日本化”，然后会购买日本商品，进而认为自己参与买卖日本妇女是“爱国责任”的表现，是以实际行动支持亚洲的日本进程。（83页）而那位在佐藤忠男笔下尚有几分正面形象的“满映”董事长甘粕正彦，在马克弟的聚光灯下被还原为帝国特务头子和毒品王。

　　原载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7-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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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欲望，绝对奇异》读后感(十)：日本帝国的身体政治

　　去年在日本访学时，曾听过一位在日台湾商人的演讲。他是台南人，在日治时代长大，机械工程学校毕业后成为技术员，为日本空军维修战机。一九四五年盟军进逼，台湾不守，他随日军一起撤退到到本土，战败后定居东京，生儿育女，经商也颇有成就。那天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其实乏善可陈，是典型的绿营历史观：台湾本就是个自给自足的岛屿，只是近代轮流被荷兰人、郑成功、清政府、日本、中华民国统治，但在所有的“外来统治者”中，日本人无疑是最好的。 对于他的观点，我持保留意见，但这种论调在台湾年轻一代中却很有共鸣。究其原因，作为明治维新后第一块海外殖民地，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台湾的建设，思虑之深，用力之勤，耗时之久，都超过了后来的朝鲜和满洲。同时，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日治时期，又恰好是台湾从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关键时期，结果就是今天的台湾，从建筑风格、日常用语到饮食习惯，都处处留下了日本殖民的影子。 日军在带来铁与血的同时，也带来了秩序与进步。对于这一点，就连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我到台湾以后，看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过去在这里的许多建设，心中有无穷的感触……阿里山入山铁道由山底升到海拔三千公尺的山巅，其计划的伟大，工程的艰巨，以当时台湾的情景，实在足以惊叹”，在1949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委员长试图以日本殖民者为榜样，激励手下部队：“这种孜孜不辍，践履笃实的精神，也才是真正的建国精神。” 对于蒋介石的观点，美国学者马克弟（Mark Driscoll）恐怕会嗤之以鼻。在《绝对欲望，绝对奇异：日本帝国主义的生生死死，1895-1945》一书序言中，他批判《剑桥日本史》的主编、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詹森（Marius Jansen），认为后者过于美化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只看到光明面，“要么完全无视日本所设置的亚洲外圈，要么将讨论局限于殖民主义机构与行政运作，而不去考虑对亚洲劳工的大规模暴力管制”，与之相对，这本书“始终围绕外圈问题进行分析”，即从阴暗面入手进行研究。 作者一边批判“英语学术界后殖民主义研究的某些保守倾向”，一边高揭左派旗帜，认为日本帝国成功的秘诀，就是在殖民地和帝国边缘掠夺了大量人力和自然资源，榨取巨额利润“用于喂养大日本帝国这头巨兽。”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种说法恐怕早已是耳熟能详，但在欧美学界，它还是极具冲击力的。马克弟这部作品半是历史叙述，半是政治学理论，化用马克思、卢森堡及福柯的观点，将日本的殖民地统治，按时间先后分为生命政治、神经政治、死亡政治三个阶段，并以此展开论述。 没有明治维新，就没有日本帝国。但在任何国家，现代化改革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资金来源问题，因为无论办学校、建新军还是派官员出国考察，都会导致财政支出猛增。一般政府，又通常是在危机深重的时刻才会被迫改革，此时步伐太慢，会被革命追上；步伐太快，又可能触发革命——萧功秦用“急诊室效应”描述晚清这种既不能改又拖不起的两难处境，明治初年的情况虽然没有这么严重，但也与之类似。 最终，明治政府最终找到了一种保险的筹款方法，即拣最富裕、又无力反抗的群体榨取。鉴于日本神道教国家的特殊国情，明治政府遂磨刀霍霍向寺庙。“明治灭佛”的结果如何呢？据民俗学家南方熊楠的调查，和歌山一地原有寺庙3700多座，到1911年时，已经被政府关闭了3100多座，寺庙的土地被出卖，由政府与腐败的和尚们瓜分利益。南方熊楠将这一财产私有化过程，称为“内部帝国主义”，他与日本民俗学奠基人柳田国男辩论，指责后者对此视而不见。 熊楠认为，民族国家体系向边缘地区渗透的倾向，其实是日本古老国体的一种“变态”，他虽然没有使用“帝国主义”一词，但很多结论已经与马克思殊途同归。因为言论过于犀利，他最后被政府投入监狱。通过对图腾的田野调查，南方熊楠曾发现，政府“不惜用人的牺牲来建立各种体制，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马克弟从中提炼出了“生命政治”这一概念，来描述日本帝国初期通过榨取苦力和性工作者，依此获得财富的行为。 “生命政治”始于1904至1905年日本虎口夺食，击败沙俄，夺取朝鲜和满洲（尽管未直接控制）之际。与从清政府手中获得台湾不同，获得这两块殖民地，标志着日本帝国从此从海洋国家，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大陆国家。战争刚结束，德富苏峰、夏目漱石的知识分子就欢欣鼓舞，认为满洲的广袤土地和苦力劳工，象征着日本帝国的未来，记者安达金之助更加露骨，他说中国人天生适合苦力劳动，“历史上没有一个种族能够在追逐物质欲望的坚韧和毅力当面胜过中国人。” 由于东北是女真人的发源地，清初禁止移民开垦此地，这一禁令直到1878年方才放开。吕思勉曾评价清政府这一关东政策道：“藏舟于山，夜半，有力者负之去矣！”二十世纪初，通过日本公司的主动招聘及同乡帮带，来自山东、河北的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涌入满洲，对于他们的勤劳肯干，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第二任总裁中村是公盛赞道：“沉静得像舌头被割掉了似的。”因为能够忍受极为低廉的工资，截止到1915年，满铁的非技术劳工岗位中，中国人的数量已经一举超过了日本人。 廉价劳工再加上日本的工业技术，仅过了六年，满洲的主要基础设施就基本完工，大连也被建设为当时亚洲最现代化的大都市。单看这些表面成就，很容易得出日本在满洲的经营成功的结论，但马克弟的兴趣明显不在于此，他花了大量笔墨，讨论支撑起这一切的两大阴暗面：色情业与毒品贸易。 在书中，作者抛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即在日本取得东亚军事霸权之前，其经济扩张的支柱就已经是色情业：“倘若没有20世纪80年代起十万日本性工作者和活跃于东亚、东南亚地区的人贩子寄回本土的侨汇，那么日本这些地区根本没法承担帝国主义发展的费用”，换句话说“他们业已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在亚洲获取霸权、占领市场的核心力量。”没有这些针对本国贫民的生命剥削，日本的资本主义就没法进入更高级的形态。 作者罗列了很多证据，包括日本现代化先驱福泽谕吉鼓吹日本女性去亚洲各个通商口岸从事色情业，以身体赚取外汇的言论。而根据人口贩子村冈伊平治的日记，1885到1915年间，大约有三万到四万日本女性，被中国和日本的皮条客绑架和偷运至海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亚太地区最有名的出口商品，还是煤炭、生丝和女人。 不可否认，日本的海外色情业确实对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但将其硬拔到“核心力量”的高度，仍然显得过于草率。首先，大正、昭和两版的《福泽谕吉全集》中混入了大量门生代笔、甚至伪窜的文章，而且福泽究竟是在什么场合、语境下有此言论，作者也未清楚说明。其次，正如马克弟自己在脚注中所说，1960年由河合襄编辑出版的《村冈伊平治自传》，其内容的真实性还存在巨大争议，山崎朋子甚至在采访了大量亲历者后认为，村冈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作者在缺乏其他史料旁证的情况下，过度依赖《自传》中的村冈日记，而且结论宏达，其准确性令人怀疑 不过作者指出，“大多数皮条客是贫苦农家的次子或第三个儿子”，这与二战期间日本军队中的情况相同。沟口雄三早已指出，日本传统的长子继承制与中国迥异，却与西欧相近，其结果是除了长子以外，其他成年男性只能离家自谋生计。他们在国内前途暗淡，为了出人头地更愿意远渡海外殖民地，但行径往往让人不敢恭维，最早去朝鲜垦殖的日本人，就是这样一批“臭名昭著的投机分子、人贩子和商业诈骗犯。” 1908年，日本国会通过了东洋拓殖的公司章程，其主要目的是协助无产日本农民移民朝鲜，成为那里的地主。传统上，朝鲜佃农需要将收成的四分之三交给地主，但日本人扶持的地主收租率更高，竟然达到了百分之九十。由于大部分粮食被运回日本本土，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朝鲜人的平均身高开始萎缩，劳动者的平均收入也较以前减少。这自然引发了朝鲜人的激烈反抗，但最终被日本殖民者一一镇压，比如在1919年的“三一运动”中，就有四万人被捕，七万人被杀。 在台湾东海岸，宜兰、垦丁、花莲一带，也有日本殖民者的聚居区，但引发的反抗远没有朝鲜那么激烈和持久。由于统治异常艰难，日本殖民者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制药公司生产了大量吗啡和海洛因出口欧洲，战争接近结束的时候，这些毒品开始在首尔、釜山等地出现。短短数年内，有近十万朝鲜人毒品上瘾，不但给日本公司赚取了巨额利润，还多少平息了反抗力量。 以毒品的泛滥为标志，日本帝国主义进入到了其最高阶段：“死亡政治”。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军事侵略和东北殖民方式有了很大转变：“死亡政治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伪满洲国有着毒品、强制劳动和性奴隶，这些都不是为了再生产劳动力和消费者投资，反而是直接地或渐渐间接地联系着他们的死亡。”简单来说，随着“总体战”程度的加深，日本帝国此时连本国人的生命都不顾惜，更何况殖民地人口？一种漠视生命的制度诞生了，“它指向的是完全的、系统性的毁灭。” 马克弟描述了一个充斥着秘密警察、苦力和毒品的满洲。鸦片由政府推销，它们被掺入香烟中，被分割成“儿童剂量”，吸毒致死者的尸体，则被抛入万人坑中草草埋葬。有学者估计，伪满洲国时期，将近十分之一的中国人有严重毒瘾，个别地区瘾君子比例高达三分之一。似乎是预知最终的失败必将到来，伪满洲国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种杀鸡取卵式的统治：“鸦片，死亡政治的终极商品，使日本人能够一边杀戮中国人一边赚钱。” 尽管作者反复强调中晚期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变态”的一面，但在如果带着东亚古代史的视角看的话，很多方面毋宁是野蛮的“回归”。日本帝国仅花了三十年时间便基本完成本土工业化，跃升至世界一流强国地位，尽管从政府到社会都反复强调西化，但传统不是那么容易摆脱的。南方熊楠早就指出，图腾制度与“内部帝国主义”在精神层面有相同之处，比如仪式牺牲、榨取女性等等：“以图腾等形式掩盖自己的吸血行为。” 昭和时代的日本，就像是穿着西装的野蛮人，枪炮换长刀的武士。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原有机会将满洲模式应用至沦陷区。在他们看来，中国有四亿人，死掉两三百万以达到某种更高目的，根本没有关系，正如某日本宪兵所说：“中国人大大的有。”值得感慨的是，即使在日本帝国崩溃之后，类似的想法还要延续很久。 （已发表于《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