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考证》是一本由胡适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2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红楼梦考证》精选点评：

　　●略懂大意

　　●这也太短了吧。。。

　　●胡适之批评前辈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为猜笨谜，蔡先生还专门辗转借来《四松堂集》给他做证据，有风度。（此书收入胡适之二十至六十年代红学文章。）

　　●啊，可算看到亦舒笔下“君初见我，怪我落落，转而因此，赏我标格”的出处了，原来是姜宸英祭纳兰成德的文，我就说这一句忒像古人说的了，然而百度不到原文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开山之作。胡适都研究的差不多了，后学者若没有什么新材料，空口白话，实在是无力翻过这座大山。

　　●红学基础书

　　●第一次尝试考证类读物，纵然我并不十分喜欢胡适本人，本书实在不错

　　●是一些《红楼梦》版本的序跋 对曹雪芹家世生平的考证。 校勘学氛围浓厚。

　　●2018-01。

　　《红楼梦考证》读后感(一)：大家读红楼

　　一本好书会让人回味良久，所以有时对某些人说看《红楼梦》就困倦的人嗤之以鼻，他们多半不是传统文化的粉，对旧生活元素并不感冒。这只是一点题外话，偶尔想起八卦一下。手上的这本《红楼梦考证》一书是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大家小书系列精装图书，这一系列我都非常喜欢，多收录上个世纪的文人、艺术家、历史学等各行各业做出卓著成绩的学者们的著作。这如同岁月拾遗的方式，将那些早已绝版，早已淡出人们视线的大家好书们重归我们的视野，光是这一不功利的壮举，便让人赞叹不止。

　　让人赞叹的还有经典的胡适与红楼梦的故事。胡适爱红楼，张爱玲也爱红楼，看起来都是索隐考据，寻章摘句，但与张爱玲爱红楼爱索隐又有不同，张的索隐太过曲折，以至于后来不和就是因为在张的眼里，胡适的考证不严谨，虽是新解读，但过于“新”，索不够。张爱玲爱红楼是一痴，自述考据《红楼梦》“是一种疯狂的情形，故得句‘十年一觉迷考据，嬴得红楼梦魇名’”。而张爱玲的痴迷，也取得了许多成果。比如张爱玲一语道破后四十回的伪续“天日无光，百般无味”，又说，“百般无味”。这就为《红楼梦》后四十回定了调，解了这桩疑案。当然我也不是说张爱玲是红楼第一人，因为索隐派里，张爱玲之前还有王梦阮，沈瓶庵，甚至蔡元培等等诸多大家。有点爱乌及屋，张爱玲的述评言之有理有据，言语犀利，句句中的。所以，比起其他大流的红楼梦评述，多读读张爱玲的评，也许更乐意，虽然有时引经据典，有时会比较枯燥。

　　比起张爱玲，胡适的红楼梦评述要中正一些，也许与其个性温润，谦谦公子有关。胡适在红楼梦的研究方面指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作者，一个是版本，这也是后来考证派重点研究方向，甚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红学基本都围绕这两个命题打转。版本问题上，后人对胡适与红楼梦的关系也做过仔细的研究，认为胡适因为自己手上只有积本和戚本，所以，只依自己喜好定戚本晚于程本等观点就流于个人喜好了。不过，这些都只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的事。胡适在指正红楼梦考证研究方向上，还是非常难得的事。

　　《红楼梦考证》读后感(二)：三件轶事

　　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红楼梦》版本大致分为两个系统，一为程高本，主要是程乙本为底本；另一种则是以脂评本中章回最多的“庚辰本”为底本。现存《红楼梦》底本大约有十几个版本，其中的“甲戌本”为胡适1927年于上海购得，因其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的字样，所以简称“甲戌本”。胡适购得这套书纯属偶然，最初听人说有人愿意卖给他，他并不当回事，觉得此书价值不高。直至所有者将书送至，胡适看过才发觉此书的重要性，从而开创了新红学。

　　胡适之前对红楼梦的研究大约分成三种：第一派以王梦阮为首，认为《红楼梦》是写清世祖顺治帝和董鄂妃，而董鄂妃则是秦淮八艳之一、冒辟疆的妾董小宛；第二派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认为《红楼梦》是写康熙朝的政治小说；第三派认为《红楼梦》记的是著名词人纳兰容若的事。这三派被统称为“索隐派”，各种牵强附会，妄生穿凿。至胡适方开启考证功夫——《红楼梦》的作者生平、续书作者为谁、后四十回题目等等。说胡适是“新红学”的奠基人一点不假，后来的许多人都是站在胡博士的肩膀上的。

　　书中的三件事很有趣：一，胡适批驳蔡元培“索隐派”牵强附会，蔡元培不以为忤，反而借书送至胡适家中，供其考证。读蔡先生此举，也就不难明白他任北大校长时所提倡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这种精神今日恐再难寻觅。

　　又及，周汝昌曾经在自己的书中不止一次地提到，当时还是燕京大学学生的他，得知胡适拥有“甲戌本”之后，提出借阅誊抄。两人虽素未谋面，但胡适欣然应允将这部宝贵藏书借给周氏兄弟，并托孙楷第先生带至。

　　再及，1954年开始批判红学家俞平伯，李希凡和蓝翎发表文章，“俞平伯先生未能从显示中医的原则去探讨《红楼梦》鲜明的反封建的倾向”，“俞平伯先生不但否认《红楼梦》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同时也否认它是一部显示主义作品”，“俞平伯先生的唯心论的观点……”，等等非学术性的讨论在当时并不鲜见。随后M指出，“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读海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最高领袖发话，运动一触即发，批判的就不只是俞平伯和他对《红楼梦》的研究方法不够马克思主义了，对胡适的思想批判全面展开。“我的朋友”胡适之朋友遍天下，此时也难以逃避，朋友学生亲人齐上阵，批判胡适的文章被三联书店汇总，1955年出版了8本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大约共200万字。这些文章不知胡适自己是否全部读过，但对批判他的人始终带着“理解的同情”。1957年胡适写下《俞平伯的<红楼梦辩>》，文后记“1957，7，23夜半纪念颉刚、平伯两个《红楼梦》同志”，可见当时心境 一斑。

　　《红楼梦考证》读后感(三)：新红学的基础，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新红学的基础书。要了解曹雪芹身世背景、《红楼梦》不同版本，这是一本不能跳过的书。这本小书对红楼梦研究如此重要，主要在于胡适一直提倡的“拿证据来”的基于实际材料的研究方法。

　　胡适主张“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反对索隐派对《红楼梦》过度牵强附会。在《红楼梦考证》中，他首先就从证据方面对索隐派的观点提出反驳，而后才重点针对曹雪芹的身世背景和《红楼梦》的诸多版本的差异进行详细梳理和考证。他的每一部分结论，比如确定曹家的具体世系，都列出了所依据的具体材料，很有说服力。并且，每个读者都可以参考同样材料进行再确认并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很能带动其他人的研究。可以说是，既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

　　实际上，胡适与这本《红楼梦考证》，也的确迅速推动了其他人的红学研究。顾颉刚在为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所作的序中赞扬了考证的研究方法，“……红学研究了近一百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之后，不过一年，就有这一部系统完备的著作。这并不是从前人特别糊涂，我们特别聪明，只是研究的方法改过来了。”新方法开辟新思路，也的确带来了新方向。

　　《红楼梦》因其版本诸多，在研究上分歧很多，但学者之间公开讨论的开明态度却不受影响。周汝昌在《师友襟期》中回忆了上个世纪学界红学研究火热的时期，许多师友曾经给他的《红楼梦》研究提供各种帮助，其中就提到过胡适曾大方地把手中珍藏本借其阅览。当然，两位重要的红学研究者也有过分歧，比如在曹雪芹小像的看法上。周汝昌坚信曹雪芹小象是真的，在《师友襟期》中也专门讲到与这幅小象结缘的来龙去脉。而胡适则在《所谓“曹雪芹小象”的谜》中明确提出这幅小象并非曹雪芹，并罗列了他的根据。从这些公开的问题讨论中，可以看到那个时期红学研究盛况的一角。

　　文学作品的创作离不开作者的知识和阅历基础，像《红楼梦》这样展现庞大家族兴衰和社会风貌的作品更是如此。如果脱离开社会背景，只单纯去看故事线，自然是隔靴搔痒的。即使对普通读者来说，《红楼梦考证》中对曹家世系的梳理，以及曹家仕途背景的辨析，都为理解《红楼梦》深层的社会结构起到必要的指导作用。

　　《红楼梦》的版本很容易让人眼花缭乱，《红楼梦考证》中花费许多篇幅来整理《红楼梦》的不同版本。“甲戌本”、“程乙本”、“庚辰本”……每一个版本具体情况，都可以在书中找到对应资料。这一点对于不了解的人来说，也很有帮助。

　　书中有两个小观点对我来说很新颖。一是关于脂砚斋的身份，多数人猜测脂砚斋是曹雪芹的亲友，胡适认为脂砚斋可能就是曹雪芹本人。另一个是关于不同章节的创作，胡适认为部分章节是先行跳过、之后再补写全的，这一点在增删五次的背景下倒比较好理解，但以前的确没了解过。

　　2020.02.07雾凇

　　《红楼梦考证》读后感(四)：当胡适与《红楼梦》“相遇”

　　据说有过这样一道题：1932年，清华大学招生，语文试题是陈寅恪先生编制的，除了一道作文题之外，仅有的另外一道题就是联对：上联是“孙行者”，要求考生对下联。陈寅恪先生的“标准答案”是“胡适之”。这个“胡适之”就是现代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胡适先生。抛开政治上的选择姑且不说，胡适不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革命运动有较大贡献，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而且在学术上也堪称一代宗师，治学方法上具有徽派朴学遗风。

　　胡适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也曾提出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这一点在他考证、研究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红楼梦》的《红楼梦考证》及其诸篇里有着很鲜明的体现。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成书后即引发一时轰动、深远影响。毕竟，在中国文学史上，还真的很难找出哪一部作品能够把爱情的悲剧写得像《红楼梦》那样富有激动人心的力量，也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像《红楼梦》一样把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揭示得那样全面而深刻。也正是因为这两个特点，所以才产生了“红学”。所谓“红学”，即是指研究《红楼梦》的学问，而且基本上横跨了文学、哲学、史学、经济学、心理学、中医药学等多个学科。“红学”可以分为“旧红学”与“新红学”：前者是指清代学者运用题咏、评点、索隐等传统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后者指五四运动前后，王国维、胡适、俞平伯等人引进西方现代学术办法来研究《红楼梦》。

　　胡适是“新红学”的开山祖师，1921年即以《红楼梦考证》一文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时代，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运用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用主义方法论，首先批驳了所谓《红楼梦“系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说、《红楼梦》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之说以及主张“红楼梦》记的是纳兰成德的事”等“附会说”三派观点，认为要想做好《红楼梦》的考证，“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等。胡适认为，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

　　在《红楼梦考证》这本“大家小书”里，除了“根正苗红”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胡适还通过《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所谓“曹雪芹小象”的谜》《康熙朝的杭州织造》诸篇以及他关于《红楼梦》的九篇序跋和题记，对《红楼梦》进行了极富有胡适特色的研究。相比较现代动辄就敢号称“红学家”或者“红学研究者”的各色人等，堪称一代宗师的学者胡适对《红楼梦》的研究还是能够起到相当的启迪作用的，值得好好钻研一番。

　　《红楼梦考证》读后感(五)：红楼梦考证

　　胡适先生是一代学术大家，他的贡献不仅在于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红学等方面的开创性，也不仅在于他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也在于他为国内学术界引入了研究与考据的方法。仅从这本薄薄的《红楼梦考证》，我们也能对胡适先生的学术方法有所了解。

　　红楼梦大概能够荣登中国人最喜爱书籍第一名的宝座，读者们对书中的情节人物故事津津乐道，学者们也发展出了专门的“红学”以研究这本奇书。但是确实如作者所说，之前的红学研究多是不讲求考证的附会，胡适先生在书中也有介绍，一派是影射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一派是为“清世祖和董鄂妃”而作，还有说记录纳兰性德的故事，这倒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古代文学作品中多有指代，文士们常做闺怨诗而抒郁郁不得志的心境，《西游记》与《水浒传》均是涵义丰富的小说，所以大家也将这种研究方法用到了《红楼梦》之上，可惜《红楼梦》不是一般的古代小说，采取的也是新的技法。所以研究这部作品也应该采取更加科学的方式。

　　胡适先生在《红楼梦考证》开篇就说道：《红楼梦》的考证是不容易做的。确实如此，年深日久、书籍残缺不全以及作者扑朔迷离的身世、大家对于这部作品的喜爱以至于版本过多，无形中都为考证增添了很多困难，胡适先生的考证方法看起来毫不出奇，就是从现有版本与其他相关材料入手，著述的年代与版本等，考定作者及其家世，线索清晰，讲述得也是明白晓畅，令人茅塞顿开，读之可喜。以作者研究著者是谁这一问题时，先从《红楼梦》的开篇列出曹雪芹这个名字，然后结合《随园诗话》、《小浮梅闲话》、《扬州画舫录》、《有怀堂文稿》等等文献，又下功夫寻找敦诚的《四松堂集》并最终得到，结合顾颉刚、杨钟羲的研究，最终考证出了作者为曹雪芹，以及他的生卒年月，可见做考证，首先要拥有尽量多的第一手资料，其次是要进行综合整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得出令人信服的有依据的结论。应该说作者考据《红楼梦》是花费了很大功夫的，包括康熙朝的杭州织造，包括一直流传的曹雪芹的小像是否其人真实的照片，《永宪录》中关于《红楼梦》的事，都有非常详尽的考证，这一番考证的功夫，令人心服口服。

　　比红楼考证更可贵的是，作者展出的治学理念与治学方法，在《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中，胡适引用了顾颉刚的一段话：“我希望大家看着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知道从前人做学问，所谓方法实不成为方法，所以根基不坚，毁之一旦而有余。”我想这也是作者的心声，历来我们在研究方法上总是不成体系的，这或许是属于我们东方的传统美学，但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胡适更提倡以证据与史实来做学问。这种考证不是终点，而是始点，在这本书中，胡适就曾在文章中推翻自己四十年前的研究成果，我想，随着史料的披露，研究方法的发展，不仅是《红楼梦》的研究，所有科学研究都是在推陈出新的，我想这是作者所乐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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