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直面的人生（修订本）》是一本由王晓明著作，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页数：3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无法直面的人生（修订本）》读后感(一)：读书有感

　　在读鲁迅小说的时候，常常感到文字中透着刺骨的寒意与绝望。我过去说不上来那绝望来自何处。十多年来鲁迅在我心中一直是骨头最硬的战士，从不迷茫的勇者，是神像。 当他回归为人，那些“摆脱冷气”的话不过是对世界失望的他用来安慰人们的笔墨，我不由彻骨生寒。 他也不信，他也不认为中国会变得光明。 鲁迅创作《狂人日记》前有五六年的时间蛰居在绍兴会馆内抄碑文，他前半生不断的碰壁，不断的穷途。去南京，去日本，回绍兴，去北京，每一次都是此路不通那就换一条吧。 后半生他活成在酒楼上的孤独者，绝望中抗争。他不为国府所容故与左联结盟，精神独立的知识分子与手段灵活的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从一开始就显露了出来。 二十年前在东京参加光复会不愿意回国当刺客，二十年后也不可能去当政治子弹被人利用。

　　《无法直面的人生（修订本）》读后感(二)：胡兰成「今生今世」-蕊浪花浮与戒定真香

　　

今生今世，这本书我真是很喜欢的，常常带在身边来读。韶华胜极、有凤来仪、天涯道路、雁荡兵器、民国女子……这些标题，单看了名字就让人欢喜。白话文百年以来，能深具中国古典之美的文字太少了。

我很留意的是，胡兰成的文字中，常能看到的一种独特直觉与本能映现，类似于宗教体验的一鳞半爪。

“她走路这样安稳，没有一点夸张，亦只是人与天地为三才，日月丽于天，江河丽于地，而她的人则在天地间，与世人莫失莫忘，仙龄永昌。

原来对好的东西亦要像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落情缘，才得性命之正。

秋天到楼上望见稻田墙外直接天边，一片成熟的金黄色，与村落路亭，远山远水，皆在斜阳蝉声里，如我此生的无穷尽。

天道悠悠皆是人世无尽。”

“我每回当着大事，无论是兵败奔逃那样的大灾难，乃至洞房花烛，加官进宝，或见了绝世美人，三生石上惊艳，或见了一代英雄肝胆相照那样的大喜事，我皆会忽然有个解脱，回到了天地之初，像个无事人，且是个最最无情的人。”

“我于女人，与其说是爱，毋宁说是知……情有迁异，缘有尽时，而相知则可如新，虽仳离诀了的两人亦彼此相敬重，爱惜之心不改。人世的事，其是百年亦何短，寸阴亦何长。桃花扇里的男女一旦醒悟了，可以永绝情缘，两人单是个好。”

“原来人世邪正可以如花叶相忘，我做了坏事情，亦不必向人谢罪，亦不必自己悔恨，虽然惭愧，也不过是像采莲船的倾侧摇荡罢了。”

且不说对错，各位，先不以道德是非去评判。这些文字里透露出一种对无常、是非、永恒、本我的直觉隐现，这种直觉是极为灵敏的。

就我所见的作家中，很少有人提及此种体验。我想，胡兰成若愿意修行，是有一定根器的。

因此，你时而能见他“情薄义寡、蕊浪花浮”，时而也能见他仿佛翻作“竹叶水色、戒定真香”。

可惜，是“仿佛翻作”而非真的“翻作”。佛家说止观双运、寂照不二、定慧一体，修行人在真正得了止、寂、定之后，尚要能观、照、慧，于“无情”返归于“有情”。何况胡兰成无丝毫的修行，只得了个皮相而已。

这种灵敏直觉背后，没有深入内省，没有进一步参悟与锤炼，最终离道一层，去天万里。

　　《无法直面的人生（修订本）》读后感(三)：鲁迅：一个“不合时宜”的启蒙者

　　

文|纵横四海

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鲁迅在五四以降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谱系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他没有胡适的活泼与热烈，缺乏陈独秀那样的“文坛领袖”气质，更不会像王国维等对过往的传统一味报之以温情和敬意（甚至最后自戕以明志）。当然，民国大家行文处事方式各异，不必因为这些而非要论出高低，若如此，那不过是削足适履而已。但“鲁迅风格”的形成及其背后的原因，却是颇值得研究的话题。

说实话，有鲁迅风格的文章并不好读，而且不易懂，国内学者在谈及鲁迅的《狂人日记》时，直言其根本没有看出来“礼教是如何吃人的”（吴飞《人伦的解体》）。《狂人日记》这部白话文小说的开山之作尚且如此，先生在五四运动后所作的现代诗与杂文则更充满了一种“曲高和寡”的意味。当然，这也在意料之中，因为正如王晓明教授所言，《野草》一类的现代诗作相比其早期创作的小说，虽然语言上晦涩，但却是鲁迅写给自己看的。既然是立意写给自己看，自然不会顾及太多“他人接受与否”的问题。因此，当他逐渐走下神坛，不再被强加于“心灵导师”一类的光环时，鲁迅及其作品，不可避免的会“落寞许多”。

但是，为什么鲁迅先生的作品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后，会在20世纪末、乃至于今日的中国会引起极大的共鸣呢？

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并不难理解，因为鲁迅先生本身便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矛盾。鲁迅先生的作品与人生是多面的，是“丰富而痛苦的”，这样一种特点，让他开始真正的“走向民间”，而关注他的人，也从他的文字中，寻找到了某种共鸣。

鲁迅先生曾称自己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新些。他抗拒母亲强加给自己的婚姻，但在自由选择了新的配偶许广平女士、双方即将过上同居生活时，他又对公开双方的感情而表现出“不合时宜”的犹豫，以致于当时鲁迅在文坛的对手中，竟有人把许广平视作鲁迅的“姨太太”，对他横加攻击。

生活中的鲁迅尚且无法与传统彻底一刀两断，在民国初期已经趋向政治化的“思想战”中，其“身份”则显得更加模糊。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与上海的左翼知识分子开展合作，批判国民党政权治下的社会问题时，“左联”的组织者曾经在上海饭店为鲁迅举行生日宴，表示对他的崇敬与感谢。但是，当人们围绕着鲁迅，希望聆听他的“教导”时，鲁迅的发言却刻意的把自己与“无产阶级”区别看来，可以想见，鲁迅这样一种做法，无疑会让很多在场者感到“不合时宜”。

事实上，从辛亥革命结束后旧势力的回潮，到“清党”的白色恐怖时期，这二三十年间，鲁迅一直是“一个人、一条枪”的单枪匹马的作战，他几乎没有加入过什么强制他完成某项任务的组织，即便有，他也会先思考一下上级让他这样做的“价值”。例如清末的革命党人要派鲁迅携炸弹刺杀某位朝廷高官，鲁迅却担心起自己若死后母亲谁来奉养；中共领导人之一李立三要他实名写抨击蒋介石的文章，鲁迅却又担心起自己是否会因此而难以在国内立足，而对方“你可以坐船到苏联去”云淡风轻般的回应，更让他感到无法接受。于是，这类的事情每到最后，都会以下命令者感到扫兴，而匆匆中止与鲁迅的合作而告终。

鲁迅并非畏惧无法直面的惨淡人生，也不害怕国民党政权的暴力迫害。当南京的政府向他下达通缉令的时候，友人担心其安全，而鲁迅却以“真抓我就不会用下通缉令的方式来多此一举”来安慰身边人；当鲁迅得知好友杨杏佛因组织自由大同盟而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宋庆龄女士寓所附近时，他一面写文章痛斥当局这种做法的卑鄙，告诫身边人小心行事，一面却不惧当局的恐吓，执意前去参加杨的追悼会。由此可见，鲁迅先生真正在意或信奉的，不是“跟敌人拼个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更不会是怂恿别人去牺牲一切，而是要去学会做“有韧性的反抗”。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样理性冷峻的头脑，恰恰是那个时代下最为缺乏的。

除了“打阵地战”、“打堑壕战”的斗争智慧，还有一点也让鲁迅对于当时高歌猛进的革命狂飙感到怀疑甚至抗拒，他曾在辛亥革命后的家乡，看到了革命党人王金发继续接受着士绅和旧官僚的阿谀，甚至封禁了自由议论的报馆，这些简直于革命前没什么差别。无比讽刺的现实，让他对于过往革命的目的和本质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因此，人们有时候才会觉得，鲁迅看问题会那样的深刻。因为对思想性的追求和对现实不断地拷问，正是讲究效率和服从的天敌。

可是，鲁迅对于社会问题的深刻体察，并没有让他感到多么振奋。相反，他常常为自己明知道却无能为力而感到痛苦，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原是宋儒推崇的一种修身之道，但洋溢着却是一种终究“不可为”的悲观主义。而更让鲁迅感到犹疑彷徨，则在于他是否要去把自己眼中所发觉的现实一面，告诉更多的人。因为那样做的话，自己不一定会收获“启蒙者”的赞誉和鲜花，而更可能是被启蒙对象的仇视和抵触。如鲁迅笔下的《药》中革命者为启蒙“装睡之人”遭官府处死，华老栓得知后，忙花重金买来蘸着烈士鲜血的馒头，喂给儿子去治疗肺病。也许，这也是鲁迅不愿轻易为他人指路的原因之一。于是，当鲁迅先生发现自己“不合时宜”的思考结果无法被时常分裂成不同营垒的人所接纳时，他只能“不愿彷徨于明暗之间，而选择在黑暗中沉没”。

这是一个多么“不合时宜”的启蒙者！有学者曾将鲁迅这样一种对很多事“犹疑不定”的态度，理解为是虚无主义的表现，甚至试图寻找罗列出这样一种根源，东方的老庄思想，西方的尼采强力哲学等等，但是，所谓的“虚无”，不正是一种怀疑一切、推倒一切的能量。这个童年时期便因家庭变故冲击而思想过分早熟的斗士，看待世界的过程中能够不时流露出一些理想主义的气质，这恐怕才是最为稀奇和难得的。

但是，上天似乎并没有让他长期沉浸于五四新文化旗手那样的角色，而是把军阀迫害爱国学生的惨状暴露于他的面前，去折磨他那本就敏感的心理。这些惨死于枪口下的学生曾经是鲁迅灵魂上的追随者，却过早地凋零于寻路的途中。当鲁迅南下广州，试图摆脱掉以往压抑的记忆和身上的“鬼气”、“毒气”，重新开启一种新生活时，他又遭遇了“不独青年人被杀，青年人亦扮演告密者和刽子手”的清党悲剧。

是的，鲁迅本可以活在一个文学化的世界里，倘若他愿意三缄其口，把自己“明哲保身”的生存哲学发挥运用到极致，那么他还可以像胡适之那样，过上一种无需躲藏的体面生活，但是，隐藏在他心灵深处的怀疑和虚无，却提醒着他，对肉食者无原则的妥协和屈服，最终会沦为自己曾最不屑的“帮办”和“帮闲”。他本没有享受过一天真实的自由，更不会对令他不快的事保持廉价的容忍。

记得李欧梵先生在研究鲁迅的思想传记《铁屋中的呐喊》一书中曾写道：“革命者不是基督徒，不能依靠那更高的权威——神，不能凭借任何超现实的来源解决终极意义的问题，这也是鲁迅人道主义的悲剧”。

但是，鲁迅又自觉，导致近代中国社会没有出现像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中描摹的“现在比过去好，未来比当下好”那样不断进步的问题根源，不是人们耳闻目睹所见的暴力或看得见的枷锁，而仍然要从历史文化中去寻找答案。因此，当一个游离于体制边缘、怀揣着良知的知识分子预备好了随时的自我牺牲，真正关注融入社会问题时，他依然可以从容的去运用以往写作小说或杂文时所获得的独特人生体验，从中寻找线索或答案。理想与现实，竟然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连接在一起，而他自己，又不自觉的回到了启蒙的荆棘小道上。

有时候我也在想，虽然鲁迅几乎没有对古代士大夫的“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表现过好感，但这并不妨碍他向埋头苦干和舍身求法的人报以敬意，也不会阻碍他观察社会的痛苦并隐晦的表达自己的不满，这是一个人的“绝望抗战”，孤独而悲壮。

当局对鲁迅自无好感，而曾经同鲁迅建立过友谊的一些左联成员对他本人不够激进的化名讥讽，更让他感到从友军营垒射来的暗箭之残酷。的确，一个时刻在服从或反对夹缝中追问“价值”的思想者，一个曾经置身于革命和复辟漩涡之中、被人利用却迟迟未能醒悟觉察的“过客”。这样习惯了“不合时宜”的偏执性格，又该如何才能让他卸下自己过往积攒起的思想重担，去无条件的相信别人呢？

参考文献：

鲁迅《鲁迅全集》，同心出版社

钱理群《鲁迅与当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浙江人民出版社

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无法直面的人生（修订本）》读后感(四)：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三联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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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版序

这是第三次为《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的中文版写序了。最初是1992年，台北的业强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分别印行这本书的繁体和简体字版。其次是200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换了封面和版式，要出修订版。当时我身在异地，缺乏仔细修订的条件，就只是改正了误植和错讹的字句，又增加一个由5篇长短文字组成的附录，以显示几个在正文中论述不够的方面。所以，2002年的那一版，纸本的样貌气派了许多，实际却只是“再版”，称不上“修订”的。

这一次，三联书店要再出新的版本，我是仔细改了一道了，虽没有在史料上多做增补，论述方面的长长短短的修改，却几乎每一节都有，越到后半部分，改得还越多。段落和字句也有调整，把长段截短，用句号和问号，取代过多的反问号和惊叹号。当年的阴郁和激愤自有其缘由，但我今天觉得，平实的叙述和尽可能不动声色的议论，是更合适的吧。总之，2020年将出的这一个版本，是真修订过的了。

这是一本鲁迅的思想传记。一些在别人眼中饶有趣味、值得细细铺排的事情，我从“思想”的角度来看却觉得意思不大，就都一笔带过，甚至略而不提了；另一些在别的角度上似乎不甚重要、可说可不说的事情，我却盯住不放，即便为此钻进了牛角尖，也不肯退出来。

当初之所以这么来讲鲁迅的生平，并不只是因为，在我动笔之前，已经有了多本堪称全面的鲁迅传记，我要再写新的，就该有所侧重；更是因为，我深信在现代中国的范围里，鲁迅不但是最重要的文学家，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1] 他在诗意的创造上，自是明显高过了几乎全部的同时代人，就是在思想上，在对那个时代的人生和社会的体认上，他也比无数的同时代人，明显高出了许多。我不止一次地对朋友感叹：“他怎么能看得这么透？他的很多想法，怎么跟其他人这么不一样？不可理解啊！……”

鲁迅像，上海虹口公园

我现在当然知道了，这份惊叹其实是来自无知。随着对现代早期 [2] 的中国思想的了解一点一点增加，那种觉得鲁迅在思想上也是横空出世的崇拜之心，是逐步消退了：他并非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孙悟空，无论衡人看世的眼光，还是立身行事的思路，他大都是其来有自，甚至表现出相当清晰的师承路线的。譬如他早年的五篇滔滔不绝的长文，其中那些令我惊佩的视角和论断，[3] 就多是来自从龚自珍到章太炎一路的思想脉络；他在中年时期稳定成形的“绝望的抗战”的意识，也分明刻着上一代思想家的诸多印痕。[4] 至于勾勒天下的“大同”式的气魄，书写纲目分明的救世方略的雄心，他更是不如前一辈中的许多人，年岁越长，他似乎越少充沛的激情，再发《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那样的宏论了。

应该修正我当初的认识：如果跟上一辈中的佼佼者，例如康有为、严复和章太炎，甚至梁启超相比，在思想的宏阔和开拓方面，鲁迅都是明显不如的，在我所理解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地图中，他的原来的位置，是应该移动了。

但是，我依然确信，鲁迅的思想，对于整个现代中国，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而且，这“现代中国”不仅是指他那个时代的中国，也包括此刻，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中国。[5]

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解释我的确信，但置身于如此纷乱的现实，我却只想这么来说：跟他的同辈人相比，更不要说跟直至我这一代的后辈相比了，他的思想的透彻和特别，一直都是那么耀眼，那么逼人！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内文《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内文《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内文

尽管本书的很多篇幅，都是在描述这个“透彻和特别”，我还是忍不住要借这个短序，再对他的思想的这两个特点，粗略地勾勒几句。

如果问今天的中国人：你怎么判断社会的好坏？大概十个里面有九个，都首先是看“经济”吧？只要GDP和工资单上的数字一直往上，我们就会觉得：嗯，这世道挺好！即便有些人关心“政治”和“社会”，因此对现实多有不满，但看看自己的产权房、旅行机票和特斯拉轿车，多半就也半闭眼睛和嘴巴，不再慷慨激昂了吧。

鲁迅却不是这样。他也看重经济，看重物质，但他判断社会的第一指标，始终都是“人”，是这社会中的普遍的“人心”。年轻时候他就断言：一国能不能“立”，全看这国的人能不能“立”，终其一生，他都坚持这个标准。

这不奇怪，在一般的意义上，人不是别的，就是他所处的环境的产物，是他置身其中的各种社会条件——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态的，等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反过来也一样，我们的社会或时代会怎么样，通常取决于我们自己大致长成了什么样。

所以，无论从哪一头看，人心的现状和趋向，都是把握社会状况的最可信的依据。制度可以虚设，数据可以伪造，杀鸡取卵或饮鸩止渴，都能造就经济/物质的一时的繁荣，唯有人心，是难以普遍作伪的。大家心里都只顾自己，一心想当缩头乌龟，行动上却互相帮扶、血气方刚：你见过这样的事情么？

这样的看世界的眼光，自非鲁迅所独有，中国的文化人，从来就讲究“人心”二字，判断世事，品评人物，都往往先从人心入手。我甚至觉得，在前人传下来的人生和政治智慧中，这恐怕是最可珍视的一笔。即便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换用其他的标尺去衡量社会了，一到人际交往的时候，多数人还是在意“人好不好”，倘若人品太差，就算官阶和“身价”都很高，还是要被许多人暗暗嫌弃的吧。

当然，“人心”常常显得模糊和抽象，倘是一个唯数据主义者，大概还会觉得这根本就是无从把握的。因为眼力和经验不足而误判人心，也确是常有之事。但这在鲁迅不是问题。他的敏锐善感的文学禀赋，他的逐渐开阔、绝不限于“华夏”的视野，他对读人生与书本所养成的洞察力，他受激于革命时代而澎湃的道德理想，他的因此而几乎终身保持的自我剖析的习惯…… 这一切都赋予他一种强大的心力，令他不但能见微知著、以小见大，洞察普遍的人心，而且在多数时候，能承受因此涌来的阴暗心绪的重压，不中断对人心的深究。

从这个角度看，聚焦于“人”和“人心”的眼光，是要有相应的思想和精神能力来支持的。这样的眼光能一代一代延续、形成一种传统，就说明后人继续葆有——甚至发展——了这些能力。什么时候这个传统破散了，也就意味着，这些能力正在大面积丧失：从这里，我清楚地体会到鲁迅思想的一层特别的意义。

主要正是这个眼光，成就了鲁迅的思想的透彻。

这不只是说，他常能避开对时势的乐观的误判，尽管有时候，他也跟许多同时代的奋斗者一样，被号称“理性”和“科学”的分析领进了这样的误判。更是说，他能用一系列类似“愚民的专制”这样发人深省的论断，明白地刻画出社会和时代的根本特征。譬如他笔下的“愚民”一词，就指向一个从“精英愚弄人民”到“愚民充任精英”的演变的过程；他的“专制”的概念，更揭示了其“造就愚民”和“靠愚民支撑”这二者的持续的循环：现代的中国人，看了他这样的分析，都会有“真是说透了”的感叹吧？不单是我们这里，看看过去和今天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政治状况，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论断呢？

他的透彻还有一个表现：他能掘进人民的麻木的更下一层，指出那些我们本能地不愿正视的东西，用他的话来说，麻木和顺从的底下，其实多半是“怯懦”，看上去像昏睡，实际却是醒着的，是因为觉得逃生无望，才这么装睡，并因此特别讨厌那些拼命唤醒他们的人。

这当然不是说，在这普遍的人心的深层，就不再有麻木了，那一定是有的，而且堆积得很厚，但同时还有别的：总是消极地判断世事的习惯、不自觉的胆怯和放弃、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泯灭的不甘，以及常会发泄错方向的愤怒…… 是所有这些因素的混杂叠积，构成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的底蕴，而在鲁迅看来，这也就是现代中国的社会的底蕴了。

不用说，他的那些当时显得奇怪，却屡屡被以后的事变所证实的时势论，例如“失掉的好地狱”和“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也都是依据这样的深掘而形成的。一旦看清楚整个地基的糜烂，别人再怎么赞叹大厦的亮丽和值钱，他都只能说：“它不久就要倒的……”

鲁迅曾这么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透彻，说他不但写出了光鲜底下的污浊，还写出了这污浊底下的“光耀”。[6] 但当刻画中国社会的时候，他的笔锋却总是指向污浊，甚至竭力要揭发出污浊底下的更为不堪的糜烂，可以说，他的思想的透彻，是明显偏向于揭发黑暗的。他当然知道，社会和人心不可能只有黑暗的一面，他有时也大声称赞，说中国人一直都是有“脊梁”的，但他显然相信，社会最需要的不是歌颂和粉饰，而是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揭发。他虽然痛恨中国的丑陋，却并不轻看中国，以为它禁不起这样的痛恨，我觉得，这样的不轻看，才是他真正相通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方吧。

他没有看错，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会，摇摇欲坠，百废待兴，却还能够激励和承受他这样的批判和揭发，并没有孱弱到一声刺耳的呼哨就稀里哗啦不可收拾的地步。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式的思想的透彻，未尝不可视为社会还是有救的一个证据，哪一天出不了他这样的人了，社会就真是走到尽头了。

明白了鲁迅的透彻，也就能认识他的思想的特别。

首先当然是，我前面也说了，鲁迅的思想不但多半以文学的方式来表达，更是以他一生对黑暗的反抗、以他在这反抗中形成的人格来表达的，有很多时候，他实际怎么行事，和他在各种非公开的文字——例如私人通信——中怎么评述这行事，是比他公开发表的文章，更能表现他思想中较为深刻的部分的。

其次，更重要的，是鲁迅对上一辈人的革命共识的修改。这个共识大体是这样的：社会的病根，在国人的愚昧和孱弱，只有造就新的中国人——梁启超所谓“新民”，才可能造就新的中国和世界，而这造就的第一步，是少数先觉者起而奋斗，以“呐喊”打破“无声”的现实。鲁迅和许多同辈人一样，是自觉地继承这个共识，以之作为自己思想的底色的，而这个继承的关键，是他自视为先觉者，第一代“新”之“民”中的一个，当高声呐喊的同时，也配享因此而生的骄傲。

但是，他那个盯住人心不放的敏锐的眼光，却使他很难一面洞察身外的黑暗，一面却无视这黑暗对自身的侵蚀，毕竟他和阿Q同生于一地，共享“奴隶”的身份。进入中年以后，他对自己内心种种暗影的体察还日渐深入，这使他不得不正视自己的另一重身份，用他的话来说，他不只是“战士”，也是“破落户”。

他不断地用“中间物”一类的通达之论，帮助自己安心于这双重的身份。他更重新给自己定位：虽已从黑暗中反叛出来，却并不属于光明之地，他只是踏在两边的交界线上，用他早先的话说，是“肩住了黑暗的闸门”，让年轻的一代冲入光明。[7] 这话听上去颇为自负，其实却含有一层牺牲的悲哀：肩者再怎么大力，终究是要被闸门压死的。所以他又说，革命的诗人，往往以自己的“沉没”，证实社会的前行。[8]

鲁迅是为了站稳战士的脚步，才这么曲折地给自己重新定位的，但这个新的定位也会打击战斗的信心：先觉者的身上，尚且这么明暗交织，那黑暗的完全的消灭，势必就很遥远；对于光明世界的疏隔，更容易瓦解奋斗的意志，前途茫茫而还能坚持跋涉，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要想呐喊不懈，他还得在思想上再进一步。

他开始修改从上一辈人继承来的那个共识——并非只因为当初是它引自己走上呐喊的道路，更因为此刻他看来看去，还是这个共识较为切近中国的实况，适宜充任奋斗的依据。

他的修改的关键点，是“先觉者的呐喊”与“新民的完成”之间的关系：严复和梁启超们大多只强调从前者必然抵达后者，把其间的距离说得很短，他却大幅度拉长二者之间的距离，说至少会有一段不短的时间，社会进进退退，人心晦暗不明。他甚至说，将来到底有没有光明，其实是不知道的，而且这也不重要，我们是在黑暗中太憋闷了，才奋起叫喊的…… 这修改的尺度未免太大，有时候他就退回一步，检讨说：“我的思想太黑暗”了。[9]

但唯其如此，鲁迅思想的一个最特别的地方，清楚地表现出来：为了给自己确立一个无论怎么挫败和失望都还能继续抗争的意志，他不惜放弃所有对于外部支援的企求，无论那是来自“同志”，还是来自“未来”；他现在就只从自身发掘抗争的动力，而且这动力主要不是来自乐观的理性，而是来自对身外和心内的黑暗的“憎恶”。这是他从未怀疑过的情感，也是一旦置身如此现实，就不大可能消退的意识，因此，从这当中生长起来的呐喊之心和战士之志，是真正稳固、可以放心倚赖的。于是，他重新命名自己的奋斗：“绝望的抗战”。[10]

倘说严复、章太炎、梁启超和孙中山那一代人，是以他们的气魄、理想和不羁的想象力，为现代中国勾勒出了一条通向世界大同的振奋人心的道路，鲁迅则为同时和以后无数在这道路上遭遇挫折、心灰意冷的跋涉者，示范了一种自我磨砺、化悲观为动力，坚持前行的可能。越是意识到“悲观”在现代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的重要地位，我们对鲁迅的这一思想贡献，就越能体会得真切吧。

从十五六岁读《阿Q正传》到现在，我读鲁迅已经五十年了。虽然脑筋并不灵活，我对他的感受的重点却时常移动。这除了说明世事对人的影响之大，更说明鲁迅的丰富和深厚，即便同一个读者，也能因年岁的增长，从他那里获取新的启发。他不止一次地说，他不希望年轻人继续以他为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期待自己的文字的“速朽”。但是，在这本传记的初版序言里，我就写道，他这个愿望是要落空的，他还将长久地引发后人的共鸣。今天，我再次确信，我那个话没有说错。

最后，要特别感谢两位读者，他们分别在本书的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和2001年版问世之后，寄来他们自己做的勘误表，第一份是手写的，第二份是电子文档，它们都不只是指出文字的不当和误植，还指出史实的错讹。因为不知道两位读者是否愿意，我就不写出他们的姓名了。之所以特别在这里写出我的感激，是想借此警醒自己，像我这样在动荡中长大、欠缺学养，又容易被世事激怒的人，下笔为文的时候，应该尽可能仔细和从容，才对得起认真的读者。

2020年3月 上海

注 释

[1] 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思想，其中只有——主要是——中世纪以后的西方，和18世纪以后全盘西方化了的地方的思想，才越来越以“理论”为主要的表达方式。即便19世纪的俄国，它的最重要的思想，也有很多是在小说里才得到最有力的表达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鲁迅少有长篇的“哲学”式的思想论述，就觉得他够不上被称为“思想家”，是一种错觉，鲁迅的许多散文和短篇小说，乃至他的复杂的人格和人生历程，都和他那为数不多的论说性的长文一样，可以被视为表达了他的思想的符号文本和生命载体的。

[2] 在本文中，“现代早期”是指1870—1940年代。

[3] 例如“立人”、“内曜”、“伪士当去，迷信可存”和“驱之适旧乡，而不自反于兽性”等论述。

[4] 例如严复对于“运会”的“莫知其所由然”的强调、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和杨文会一路从佛学视角展开的历史观念。

[5] 我在《现代思想文选》（王晓明、周展安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初版）的序言中，特别说明过这个判断，就不赘述了。

[6] 鲁迅：《<穷人>小引》，《集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93页。

[7]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05页。

[8] 鲁迅：《在钟楼上》，《三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9页。

[9] 鲁迅：1925年5月30日致许广平信，《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版，第62页。

[10] 鲁迅：1925年3月18日致许广平信，同上书，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