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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读后感100字
日期:2021-03-17 04:12:33 来源:文章吧 阅读: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读后感100字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是一本由郑天挺 / 俞国林点校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56.00元,页数:13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读后感(一):人名地名不该简写的别乱改

  若伍“俶”,整理者改为“倜”,鬼知道是谁,人死了以后现在还用的俶好吧。太出名的就这样,不知道一般人名是否有修改,对近现当代史查阅造成了新的阻隔-/————————另外,日记不完整,当日事当日做,当日事现在不在当日而在月,于 常识不符———————标点错字没得说,不可能没有错误,总体来说这两本书还算好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读后感(二):90包邮!当当网正品!全新出!

  实在没耐心看下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读后感(三):所用屠龙

  本作为郑毅生先生西南联大时代日记结集。时间跨度抗战,自1938年1月1日起,终于1946年7月14日,日课不求多,但问不间断,持之以恒可也。不知底本如何历尽劫数,如何辗转偷生,背后隐现作者本尊、后人及编辑出力,极感!极感!本作末句,颇有深意也。

  字里行间,作者深介政治,时局、校务甚至琐事愈多,烦心扰静,分心学术,想必此为先生所恶也,此所以应接西南联大教务长之逡巡犹疑也。随时间推移,作者心境转圜,跃然纸上,抗战艰滞时,常伴腹泻(ibs?与余同,苦笑),遂重视饮食起居,午睡几乎日日都有;1940年代后,日机轰炸成为常态,跑警报亦然,后频率渐增,作者无惧生死,只嫌其误时耳;通胀始于抗战末期,胜利后其势转烈,物价腾贵,当局束手,为祸不可挡也。

  几处内容扞格,余存疑:P523,奉化所料殊异现实,日德果会师西伯利亚,如何于我有利?美帝何为?P589,奉化(1942)预测日将攻俄,其尚不知3年前(1939)诺门坎战役日本之完败乎?该战之后,日人不敢北进矣。除非存特别原因,不料决策人常识视野若此也。

  排版字大距宽,极易捧读,若能竖排正体字印刷,或全版影印,必更近实况,希望中华书局再版时考虑。

  余照猫作虎,初定每日读50页,全书1198页,大概24日毕,后虑时长难免中辍,意断神竭,精气不复矣,遂一气而下之也。

  Typo 1 处:P814,倒数第5行,“然烛改文”应为“燃烛改文”。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读后感(四):起码是真实的生活

  两个来小时快速翻了一下,第一次读别人的日记,起码是真实的生活,即使外面兵荒马乱,这个人还是日常的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读书、备考、教授、治事、作息、会面、旅行、三餐、收支…

  后记即介绍“记录了郑先生“七七事变”后苦撑北大危局,带领留京教授南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并筹建蒙自分校,以北大秘书长身份承担行政工作,负责恢复北大文科研究所,一九四〇年初受梅贻琦校长之邀,出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在形势复杂多变、敌机随时轰炸、资源极端匮乏、物价不断飞涨、经费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团结敬业之精神,践行刚毅坚卓之品格,为国家培养人材等的一段重要经历。”

  “日记所阙一九四一年五月至十二月部分,为郑先生曾借与罗常培先生撰写《蜀道难》参考,一直存罗先生处。“文革”期间,罗先生日记并郑先生此部分日记,不幸同时被付之一炬”

  所以文革时期的私人日记都写不的了?

  一般都是流水账日记,9年31册。

  1、七八点钟起床,后面有时候就是十点起,晚上十二点睡觉。

  2、早晨起来就是读书,备课,到处都是书名号,绝大部分都是史书。

  3、几点几点跟谁在干嘛,吃了什么,游了什么,处理上了什么事情。

  4、最开始的那年早晨习字临帖

  5、经常拉肚子,我起码看过五次,只是翻了一下书看到五次。吃了一点点油腻都会拉肚子。这种肠胃还吃烤牛肉?后面经常买黄油一个月花3900买黄油!老买饼干面包黄油牛油

  6、后面记账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比如烧饼十个100块,卖进口铅笔赚了六万,鸡蛋十个150。在后面就有月收支,月收入二万到七万,吃饭四千多,应酬两千多,然后还有赊欠几千,一直都有。后面更是,请客花个三千啥的。

  7、后半部分写的多是行政琐事,几乎不会记录读书习字这些事情,都是这些行政事件、会面和记账。每个月都有个收支总记录。

  8、理发从刚开始41年二十多块到后面45年八十块钱、130…,500,1200…

  9、期间买过美金储蓄券,六万还是七万的。

  10、社交咖,各种应酬会面,专门有个人名索引

  以上,也就是我能看到的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读后感(五):半部联大校史,一代学人心路。

  半部联大校史,一代学人心路

  比《不问西东》剧情更生动鲜活,更详尽全面的西南联大往事

  西南联大总务长郑天挺

  ·亲笔记录与梅贻琦、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傅斯年、钱穆、林徽因、金岳霖、罗常培、闻一多等人的交往轶事

  ·书写清贫与坚守,叙说至真,一代学人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治校治学治生的全景记录

  ·记叙“刚毅坚卓”精神的朴实文字,跨度大,涉及广,记载周详,行文严谨,

  ·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极具价值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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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读后感(六):物价问题--《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札记

  西南联大师生回忆资料不少,但多就人际关系、教育学术思想、时政来谈,于经济生活着墨不多,即使有,多也仅仅谈一点模糊的印象。因此,《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关于当时物价的记录就显得格外珍贵。因为经济是生活的基础,物价又是经济的最重要指标,而生活对思想、文化的影响虽然显得并不直接,却是深刻的。举一个例子,若不是金圆券改革引起物价失控,蒋管区中产阶级普遍破产,民不聊生,原来一大批拥护中央的学者也不太可能会对国民党集团完全绝望。 1938年后,西南联大的诸位教授南迁,饱受流离战乱之苦,这些痛苦除了亲友别离,旅途劳顿,兵凶战危,精神上紧张,肉体上疲劳,感情上郁闷,更有因为物价飞涨引起的生活水准的急剧下降,而生活的清贫带来的屈辱与挫败感也是在38年前物价低廉享受丰富的北京所没有体验到的。从《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不难感受到物价飞涨带来的巨大冲击。西南联大教授是当时社会的高薪阶层,职位也是在当时战乱环境下最稳定和有保障的,从他们的生活情形可以想象不如他们的其他工薪阶层的窘迫。

  据《日记》。抗战时期昆明物价呈现出明显与持续的上涨态势:以米价论,1940年1月7日,近日米价54元一石;1942年2月4日,“昨今两日米价尤飞涨,前日尚260元一石,昨已涨至320元,今日已400元,不知何人在操纵。”到1943年,则米价已经到700-800元一石。米为政府管制物资,涨价幅度是最小的一种。

  服务行业随行就市,1938年3月21日,作者在昆明理发“每人国币角二,0.12元”,到1943年3月10日,“理发19元。”涨了15倍有余。

  而酒席饭菜,1938年11月12日,作者在香港六国饭店吃饭,“港币一元菜四味:一水鸭、一油鱼、一石斑,一蔬菜,合国币1.85元。”到1943年,单人最简单的午饭在18-28元之间。下馆子吃菜,其价格更是吓人,同年10月8日,“六时诣蔡枢衡,同往蓬莱春便饭.....每菜之价80-100不等,此昆明之小馆,他可知矣。”

  肉价1940年1月7里记载,一斤1.2元,到1943年6月21日“付猪肉一斤45元。”3年中涨了近40倍。《日记》里常记录鸡蛋价格, 1940年9月,蛋.025元一个;1943年3月25日支鸡蛋20个36元,1.8元一个 。1943年5月11日鸡蛋2个5元,2.5元一个 。到了1943年10月18日,鸡蛋10个50元,5元一个。3年中,鸡蛋价格上涨了20倍。

  因为经济问题压迫,郑天挺先生到了1943年,每日在日记里详细列出收入、开支与物价状况,由此可见当时联大教授的经济生活: 如2月20日,至四如春便饭,食面四碗八十元,包子二十个六十元,粥一碗一元,葱包一盘四十元,茶四杯八元,共价一百八十九元,此昆明限价后之物价也。

  1943年联大租赁之教员宿舍,每间900--1200元。3月作者购一暖水壶,价格245元。要给女儿作一长袍,非四千元不能办,只好拆自己的旧衣请人做,工钱也要245元。鞋子尤其涨价惊人,1939年作者十一月昆明买鞋一双2.2元,1943年5月25日,“泰然为够毛呢制鞋一双,价一百六十五,此战前百双之值也,然在今日尤涨价之最少者”。1943年12月4日,作者买了“花生糖四两23元,核桃糖半斤,46元”,他感叹“此战前三百斤之价也!”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1943年,女孩用的美国香皂已经是奢侈品,一块180元;短袜一双68元,长袜一双320元,雪花膏一瓶200元。如果加上衣服、鞋子,首饰之类,则当时一位的年轻女郎打扮要稍微精心时尚一点,非六七千元不能。

  实际上,民国还是有优待士大夫的传统,尤其重视教授待遇,抗战南迁,教育部就不断以各种名义补贴他们生活,以1943年十一月来说,作者收入如下: 入10月薪580元 10月生活补助1470元 10月学术费348元 9月米贴1600元 9月房贴200元 10月车费 200元 补发米贴1084元

  合计收入5282元,看似不少,但若以米价每石900元计算,不到6石米耳。比之抗战前,米价每石5元,每月500元收入计算,则其购买力是战前的九分之一。其生活程度下降之大,生活之窘迫,可想而知。西南联大的教授如此,何况普通工薪阶层。

  一个单身汉若有此收入,也蛮过得,但教授们有家室之累,比如汤用彤先生9个子女,陆续夭折死亡5位,依然还有一大家要养活,日子过起来尤其艰难。郑先生为鳏夫,但子女有四人,他就屡次感叹自己入不敷出,每月亏空数百元。教授们应付的办法,或者集资合股委托人做生意以求利润,或者搭伙办理伙食以节省,或者兼差捞外快,郑先生在1943年11月6日日记中写道:教授中大多数兼差,且有兼至三四处者。莘田尝言,闻一多在中法兼课,并有家馆,月修至四千五百元,选译新诗,一次送二万元。唐立厂家馆月修至六千元。又有在他校兼院长及系主任者。

  即使如此,西南联大教授们还是普遍穷困潦倒,他们在给学校的陈晴状中说五年以来,家财当尽,服装褴褛,这大概不是夸张,因为读日记,西南联大教务长郑先生也是五年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的。

  在这样的经济压力下,在战乱的局面下,在天天跑警报的环境中,西南联大培养学生,发表学术质量之高,却是中国教育史上罕见的,为什么呢?据回忆者与研究者不约而同的总结,无他,自由耳!于是,如今中国大学问题根本症结何在也就可知了,无他,不自由耳。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读后感(七):郑天挺对自己日记之看法

  1940年6月27日:八时起。天雨,欲往图书馆不果。近读《越缦堂日记》, 觉余之日记大可废。时事不书,个人之胸臆感想不尽书,读书所得又别书,每日徒记起居行止,大无味也,况余之生活又无风趣逸韵足述乎?然莼客以日记为学问,自不可及,亦不必及。苟能于起居外略有论述,以矫己弊,庶几可矣。检旧作,平质无文,虽略得简练之法, 殊无跌荡藻绘之观,年逾四十,文行未著。奈何!奈何!

  1941年3月16日:下午装钉二十七年以来日记,本用散叶,虑其散失,用旧法以纸作钉缀之,仅成两年,每年分四册。余读书所得,既不全入日记,而生活又无可存可传可惊可歌之事,存之无益,但日日之心血,不忍弃尔。

  1941年4月20日:九时半偕莘田步至岗头村,检札记并订日记。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

  文学院院长 冯友兰 篆文

  中国文学系教授 闻一多 篆额

  中国文学系教授 罗 庸 书丹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1938年10月6日:成立“编制本大学校歌校训委员会”,聘请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为委员,并请冯友兰为该会主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16页)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1938年11月26日:本校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17页)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1938年11月26日:本大学建筑设备委员会、防空委员会、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二十七年度战区学生救济及寒苦学生贷金委员会、参加西南经济调查合作委员会、行政机构调整委员会、出版设计委员会等,自二十八年度起,一律撤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24页)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大事记》1941年3月7日:常委会第一七〇次会议,规定以本大学前身长沙临时大学民国二十六年在长沙开始上课之十一月一日为本大学校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34页)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读后感(八):小释罗常培《蜀道难》与《日记》间的疑窦

  ①“日记所阙一九四一年五月至十二月部分,为郑先生曾借与罗常培先生撰写《蜀道难》参考,一直存罗先生处。‘文革’期间,罗先生日记并郑先生此部分日记,不幸同时被付之一炬, 因此不存。而罗先生《蜀道难》亦按时日铺写,故将该文系于是年之下,作为必要之补充。”——《点校凡例》,第四条 ②“三十年十月十六日写起,十二月二十三日写完。”——附:《蜀道难》,页500 ③“晚饭后补去年川游日记。去年六月二十六日在泸州写当日日记未毕,遂收拾行李作上船计,其后至李庄、叙府、乐山、峨眉、成都、内江、青木关,虽各有数日勾留,故无从容作日记之机会,惟以铅笔登大略于手册而已。既归昆明,亦无暇移录,忽已一年馀矣。今日检出,拟逐日补之,除手册而外,更就记忆所及补登一二,但绝不杂以事后之情绪,以存当时之真。”——1942年7月10日,页578 ④“此篇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一九四六年四月上海再版,署名罗莘田。后收入《罗常培文集》第十卷,山东教育出版社二〇O八年版。单行本原有冰心序,罗氏自序,因与日记内容不甚相关,故从略。兹据一九四六年再版本录入,并参校《文集》本。”——附:《蜀道难》小注,页417 ⑤“他的讲义——《汉语音韵学导论》经过了二十五年,修改了八次,才在1949年印行。这本书虽然只有七万多字,而都是从他个人研究的结果提炼成的,偶有采取前人意见的地方也是经过批判才接受的。出版以后,他自己仍不满意,还想用语体彻底改写,以便使较多的读者看得懂。可惜他已为高血压病所苦,没有来得及改写。他每写一篇文章或一本书,总是谦逊地请旁人提意见,而对正确的意见又总是虚怀接受,就是在出版以后,如有新的发现,来得及的,再版时一定改,来不及的也一定加以说明。我们在他的许多著作的自序和再版序言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探微集·悼念罗常培先生》,页623、页624 ⑥“晴热,幸无警报。”——《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6月26日,页62 ⑦“二十三和二十六两天又在新村东华建筑公司躲了两次警报”“二十六日躲完警报以后”——附:《蜀道难》,页429 ⑧“罗常培就是因为写《蜀道难》,把郑天挺日记中去四川的这部分拿走了。‘文革’中罗常培的儿子把包括郑天挺日记在内的日记和信件全部烧了,所以郑天挺的这部分日记就没有了。 这部分日记我们也没看到过,前几年罗常培之子还未去世的时候,我弟弟问过他,他说之前郑天挺的一部分日记的确在他家。”——《专访郑天挺之子郑克晟:父亲最初并不想做西南联大总务长》,2018.2.1澎湃新闻 由③可见,郑天挺先生1941年5月与罗常培先生、梅贻琦先生一起到四川办事(据《蜀道难》,本来三人是计划1941年5月16日一起走,且机票已买好,但由于其他原因,梅贻琦先生当天飞走,而郑、罗二人直到5月28日才出发)后的日记,郑天挺先生当时并没有全部按日记格式写好(至少在6月26日后是如此)。这部分日记(可能是截止到郑天挺先生回到昆明,据《蜀道难》即1941年8月23日)时隔一年后,郑天挺先生在1942年7月10号才开始补写,而且据后面7月14日“补旧日记”与17日“归补日记”又可知,这部分日记郑天挺先生可能花了不少天才补写完。但我们结合①、②、⑧便看出矛盾来了。罗常培先生的《蜀道难》最后落款日期是三十年(1941年)10月16日~12月23日,那就说明《蜀道难》在1941年底就写完了,既然如此,①中所言日记“曾借与罗常培先生撰写《蜀道难》参考”又如何解释? 对于此问题,我乍读到郑天挺先生补日记那段时,真是疑惑不解。马上翻了翻《日记》附录的《蜀道难》下面的注(④),读到“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句时,觉着可能是因为1941年罗常培先生只是写了个文章稿子,到1942年7月以后,罗常培先生又借了郑天挺日记的补记部分修改了这篇文章。但这只是纯粹的猜测,没有证据来佐证。 想到当时去四川的实际上是三个人,除了郑、罗两位,还有梅贻琦先生,而《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我手头也是有的,于是按日期查了查。不查不知道,一查更是发现了有趣的事,也更加激起了我想把这问题搞清楚的念头。因为两人的记载竟有完全不同处(见⑥与⑦)。更巧合的是,③处提到日记没有写完的日期,也正是6月26日! 从现有情况看,梅贻琦日记是当天记载的,既是当天所记,他所记录的是否跑警报的信息肯定是不会错的,那么罗常培先生的所谓二十六日躲警报就是一处错记了!他为何会错记呢?从①及⑧记载看,罗常培先生当时应该是没有记日记,那么我大胆猜测,极有可能正是罗常培先生抄补了郑天挺先生时隔一年后补写的日记,而郑天挺先生在补记日记时把情况弄错了,罗常培先生便把这错误的“躲警报”抄补进了自己的文章里! 那么郑天挺日记可不可能出现记错的情况呢?当然是有的,比如1939年3月13日记“偶检李印泉先生《云南金石目略初稿》……有《圆通寺观音阁碑记》,题崇祯二十年,大奇之”,到了1944年8月12日,日记却又写成“往读李印老《云南金石目》,圆通寺有崇祯十八年碑”。从事理上来说,1939年3月13日的“崇祯二十年”是当日所记,是不会错的,错误的必然是后来追忆的“崇祯十八年”。检索《云南金石目略初稿》可知,碑刻年份确实是“崇祯二十年”。郑天挺先生“大奇之”后仍然出现了记忆错误,这就不能排除他在其他情况下也出现记忆错误的可能了。 还有没有别的证据可以佐证1941年罗常培先生只是写了《蜀道难》的初稿,到1942年7月郑天挺先生补记日记以后,罗常培先生又借了郑天挺日记修改了这篇文章? 仔细读④,其中说“单行本原有冰心序,罗氏自序,因与日记内容不甚相关,故从略”,那么修改文章的情况,罗常培先生的《自序》里会不会有提到?网上百般搜索,终于找到了这篇《自序》,出自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苍洱之间》。《自序》中并没有提到参考郑天挺日记的事,但是落款时间是“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离平五周年纪念,在昆明”。而③中提到的郑天挺先生补日记时间是1942年7月,距罗常培先生《自序》落款的“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还有三个多月之久,足够罗常培先生借郑天挺日记来修改自己的文章了。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我的猜测。 但还有一个疑问。 从郑天挺先生《探微集》收录的《悼念罗常培先生》的文字(⑤)来看,罗常培先生可说是一位极其严谨认真的人。现在还能有人为了区区七万多字,耗费二十来年的么?严谨认真的人写文章一般会有个特点,那就是自己写的文章如果稍有大改动就会做个备注,比如郑天挺先生《探微集》里《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一文末尾则记有“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大雨中初稿成于昆明靛花巷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讲于西南联大文史讲演会”,《多尔衮与九王爷》末尾也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北平旧作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日改定”。我觉着罗常培先生作为一位七万多字也需斟酌二十五年的严谨的学者,他写文章后期又有改动,应该也会有类似备注的。但他没有备注的具体原因暂时没有发现任何材料说明,就难以揣测了。《圆通寺观音阁碑记》“崇祯二十年”《自序》(1)《自序》(2)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读后感(九):見微知著之宏文卓識 —《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閱讀筆記一則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七日【今日詳檢《張文襄書翰墨寶》,見“燕齋”之名,其人即孟心史先生詢之許溯伊,而許以為即瑞璋者。翻檢再三,疑其誤,其人當姓蔣,非旗下人,當詳考之。】

  二十八日 【考“燕齋”之名,檢光緒東華錄,雖未得,然檢得瑞璋於光緒十一年十月己丑,簡放江西按察使(案十二年二月丙子張之洞奏內有“據署按察使瑞璋”之語。又丙戌張之洞奏內有“據廣東按察使于蔭霖”之語,則瑞璋曾署粵臬也),則不能在粵為鹽運使可斷言也。】

  五月一日【檢東華錄。】

  十五日【翻檢張文襄奏稿,電稿,今日自校中圖書館所借也。】

  十七日【閱張文襄奏稿,證明所謂燕齋者,蔣澤春也,當別為文。】

  十九日【檢東華錄。。。復檢東華錄。】

  二十二日 【讀東華錄。】

  二十六日【檢東華錄張文襄奏稿。】

  六月二日 【因念暑假將至,當乘時稍事學問。去年暑假匆匆過去,一無所成。今年萬不可再蹈此失,擬以讀英文為主,有暇則將年來蒐集之材料草成論文:一.《明末流賊十三家考》;二.《明初之正統議》;三.《張文襄書牘跋》。此外擬讀明清筆記。】

  十五日【草《張文襄書翰墨寶跋》。】

  二十二日【晚飯後草《張文襄書翰墨寶跋》,迄夜半而成。此文在辨許同莘致孟心史書以“燕齋”為瑞璋之誤,而定為蔣澤春。此事本無關宏旨,然其方法或可為初學考證者之一助也。去歲草《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一文時並不知“燕齋”之非瑞璋,今春偶得《文襄書翰》,見燕齋之名,遂欲詳考之。文襄自通籍,揚歷中外,垂五十年,年七十而卒。故首就《書翰》內容考訂為督粵時所作;再就《書翰》所述之事與奏稿參證,知其為光緒十一,十二年所作;再就《書翰》內容與稱謂,知“燕齋”之姓氏為蔣,曾署鹽運使,於是就其時察其官,審其姓,遂得蔣澤春之名。一時就寢。】

  二十三日 【八時起,繕正文稿。。。繕正文稿,至一時始竣。】

  三十日 【張文襄書翰墨寶跋 (文略)二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始草,二十二日夜成,二十三日繕定於昆明青雲街靛花巷三院北大文科研究所。此文惟辨燕齋之為蔣澤春,本無關宏旨,但可為初學考證方法者之楷模。天挺自識。】書注曰:【此為底稿,後經修改誊抄,刊《文史雜誌》第一卷第六期,一九四一年。後收入《探微集》,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

  一九四一年三月八日 【抄舊作《張文襄書翰墨寶跋》,因盧吉忱(逮曾)在渝,辦文史雜誌,索稿甚急,繼以質責,欲抄以貽之。未竟一頁,已及夜午,乃寢。】

  三月九日 【七時半起,抄錄舊稿。】

  四月十三日 【盧逮曾寄來稿費六十元,酬張文襄書翰墨寶跋一文也。】

  曾讀《鄭天挺先生學行錄》中孫衛國先生文章談及鄭天挺治學精微考證翔實,以此為例,印象深刻,今特摘錄日記所載學 習之。

  【郑老读书之细,治学之精微,在《<张文襄书翰墨宝>跋》一文中表现得最为典型。此文虽只两千余字,却是一篇功力深厚的著作。孟森生前,曾致函张之洞的幕僚许溯伊,询问张的僚佐“燕斋”是什么人。许复信认为“燕斋……大约为广东盐运使瑞璋。”信未到手,孟森即归道山。郑老偶得《张文襄书翰墨宝》,如获至宝,细加研读,遂写出此文。文中根据《张文襄书翰墨宝》中函札,举出五证,考定燕斋姓蒋,主要证据是同一性质、内容的信件,有时称燕斋,有时则称蒋大人,这是用内证的方法对照而得出的结论。又从函札中对燕斋官衔的称呼,据这一线索,再查阅《文襄奏稿》中的三件奏折,考出此蒋大人是署两广盐运使蒋泽春,这样就把孟森先生之疑难解决了。多年后,他还给学生们提及此文,认为这是运用历史考据学的一条有效途径。此文提供了在没有直接史料的情况下,如何找出线索,从而解决历史疑难问题的范例。从中可见郑老读书的精细和运用考据方法的纯熟。(資料來自 孫衛國 治学致精微 微处见大义——谈郑天挺先生的治学方法 http://www.iqh.net.cn/info.asp?column_id=4178)】

  鄭氏讀書之細,用功之深,看似愚拙,然多於細微處有所創見。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 【建功昨來未晤,留《永曆十年重修凌雲寺記》拓本。今晚張之壁間,假中擬寫跋尾一通。】三月七日【校課結束,檢永明諸書,草《四川樂山重修凌雲寺碑記拓本跋》。】六月二十三日【上午改作《樂山凌雲寺碑記跋》,記中銜名原有“囗王駕前”之文,前定為秦王。近詳察石刻,“王”字甚似“主”字,當為“國主”也,補訂之。】鄭氏文中提到:【“王”字上畫低微,疑當為“主”字,蓋“國主駕前”也。】孫衛國文章點評道,【他注意到該碑列銜之第一名“囗王駕前”四字,從而證明孫可望不僅自號“國主”,而且他的部下“亦以國主稱之”。由此可知孫可望之專橫跋扈。此文篇幅不長,但史料充分,亦是扣住關鍵的“微”觀問題,推導出正確的論斷,從而展現出大的歷史畫面。】日記彼時鄭天挺與蔣夢麟多有談論書法用筆,故會留意碑刻筆法而有此創見。

  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七日 【讀清史稿至夜半。余前論巴圖魯勇號,清字,漢字無軒輊,後人強分上下,蓋濟爵賞之窮,意恐有例外,今日竟一日之力讀《史稿》二十九卷,得例一百五十七條,而後證余說不謬於實。此類愚拙工夫,今人絕不肯作,記作亦不自作,而以命助手,不知其不可信賴也。一時半就寢。】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凡事親歷親為,“扎硬寨,打死仗”之治學精神,可為後來者讀書所效法也。

  又,一九四四年四月三日致傅斯年函。【近疑愛新覺羅先世蒙漢姓曰童曰佟,蓋本於《金史.國語解》“夾谷曰仝”。出於當時規制,非為一時詭冒,而“覺羅”即“夾谷”也。《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於“愛新”注“華言金也”,於“覺羅”注“姓也”,不稱華言。(此與其下“黑禿,華言橫也;阿喇,崗也”之例不同,彼為一注,故華言可以冒下,此則分為二注也。)後人以姓氏泛稱解之,竊疑其不然。覺羅乃一姓專稱,愛新覺羅謂金之覺羅姓也。此說不知可通否,務請正之。】

  四月十五日【改論文“氏族”中一段,成《清國姓愛新覺羅得姓臆測》,擬先發表,將來仍以入之“氏族”論文中。此“覺羅”即“夾谷”之意,前已有之而未寫入,後晤徐旭生先生,深然之,故再寫一過,而於舊文中加別有說一注。】以注解體例不同稽疑考證清國姓之由來,見微知著,宏文卓識誠可為之贊也!

  鄭天挺治學如此,指導學生更是循循善誘,因材施教。一九四〇年三月二日 【學生穆廣文來,談論文事。穆,回族也,意欲作雲南回亂事,而此題目吳乾就亦從余研究。兩人同時同地作一題,恐多重復。余勸其另議題目,意殊不願。命其先覓材料,然後定其取捨。。。與楊志玖談研究題目,楊欲作《元史》補。余意作《元史》補,必以《元史》記傳表志為綱,非博徵群籍不能著手,段期間不易成也。如必欲作此題,當先作長編,以書為綱,先就一書錄其《元史》未收史實,以備採擇。一書畢,然後更讀書。兩年中若能讀十部,亦足矣。】

  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三日。【讀元史。十時楊志玖來與之縱談治史途徑與現時風氣,並可作之研究。復勸其留意東西學者對於史地譯名之意,作一對照表,十一時去。】楊志玖讀元史,考證出馬可波羅離華時間,“持論有據,考證細密。”為史學一重要貢獻,後來也成為公認的元史大家。(事了曾撰文 《關於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的故事 http://bbs.tianya.cn/post-books-602871-1.shtml 可資參考。)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 【四時蔣相澤來,清華研究生也,原從心恆作貴州苗亂及改圖歸流論文,今日請改作雍正對政治制度之改革,請余指。余在班上講雍正時代之重要屢矣,意欲北大學生中有人注意之,竟無人,去年何炳棣來談,余述及此,炳棣甚興奮,而以考取留美治西洋史,不能兼顧,再三向余言必須有人切實注意之,炳棣與鵬毓相稔,以為或勸其作之,亦未然,今相澤來請,允之。又關於包衣制亦一好題目,余在歷史系晚會嘗發其端緒,今日相澤亦請作。】衷衷教誨,啟迪指導學生深入學術研究,可謂用心良苦。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師友叢憶第一篇即為紀念鄭天挺先生,對其學問做人,辦事才幹和負責精神都很佩服。文末附有鄭天挺1944年評閱清華留美考試日記所載閱卷打分原則,【今日僅甄拔一人,更不敢稍懈也。】

  何炳棣評論道【評閱清華留美考試試卷如此慎重,也是反映鄭天挺先生處世為人的道德,確是足為後世法的。】何炳棣曾於1974年回國在南開大學作學術報告,【楊石先校長致辭後,我未開講正題之前,先追述了以上真實的故事,並聲明無論國內文化革命如何破舊立新,我在海外是永遠改不了我的"封建"觀念,內心上一直稱毅生先生為恩師。】此語事了讀來幾欲淚下。。。

  以上僅就日記所閱略作筆記一則,書中所記著作講述學術考證以及指導學生命題考試等,要言不煩,惠我良多,受益匪淺。待有時間再作筆記哈。。。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读后感(十):微信读书笔记誊写(更新中)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全二册) 郑天挺著 俞国林点校

  ◆ 序

  ● 姚从吾

  《李敖:我的老师姚从吾,他一大把年纪,却对我们满口自称“兄弟”》—— 姚从吾老师长得一副中原农者相,这副相其实救了他。他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在乱军之中,能够逃出,吉人农夫相之故也!吴相湘老师在《姚从吾师尽瘁史学》中回忆,说姚老师当时“化装为一老农”得以逃出,我看了,一直暗笑。姚者造型原装即一老农,又何须化装啊! 姚从吾老师学名姚士鳌,从德国留学回来,做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他虽喝过洋墨水,但是出身河南襄城,人还是土土的。学生们乃把“姚士鳌”戏呼为“姚土鳖”,深为他所忌,乃用姚从吾之名代之。 ● 查良钊:现代武侠小说大家“金庸”(查良镛);近代诗人“穆旦”(查良铮)

  ● 作古,读音是zuògǔ。 释义: 1、对去逝者的一种文明雅观的说法。 如:昔时驰骋疆场的英雄好汉,如今均已作古。 2、 谓不依旧规,自创先例。 如:他这种自我作古的精神使他在艺术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 日记内人名字号,用字不一,多同音互作者。遵循“名从主人”原则,凡名、字、号本人有互作者,如立厂立庵、今甫金甫、枚荪梅荪等,俱从原稿;如无互作者,如慰堂(有作渭堂)、序经(有作序金)、觉明(有作觉民)等,则为改正,并出校说明。 ●脱讹衍倒

  脱:缺字 讹:以讹传讹、错误的 衍:后人增加的、不该在文献中出现的 倒:顺序颠倒的 ●揭橥:jiē zhū 意为标记。 ●点校者 丁酉白露 一九三八年

  (这是序言最后的注名,仅仅只有“丁酉白露”四个字,未留下真名。十三年的热忱、诚恳和等待,俞国林先生值得被记住、被敬仰。对于西南联大那段历史的详细记述少之又少,更何况是当时作为“领导阶层”的个人日记。能够有那份细致留意到它、有那份耐心等待它、有那份热忱校对它,实乃伟人也。) ● 四阅月

  阅,犹数也。 例:“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几百几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天簇拥在寺的前后左右,总共持续【四个月】才散市。

  ◆ 一月

  ● 晴煊和暖,不似寒冬。

  ● 徴

  [ zhēng ] 1.“征”的繁体字。 2.召集:“徵兵”。 3.責問、詢問:“徵詢意見”。 4.驗證、證明。 5.公開尋求、招請:“徵婚”、“徵文”、“誠徵女工”。 6.課取、收取:“徵稅”。 7.預兆、跡象:“吉徵”﹑“凶徵”。 ● 乘肩舆,登山崖,径幽曲,林木丛翳。经爱晚亭、麓山寺、张墓、古佛崖,至白鹤泉小憩,饮泉水。更登云麓宫,道经印心石屋,仅一楹门,扃不得入,不知即陶文毅读书处否。 ● 天色已晏

  晏 1、迟,晚:~起;~驾。 2、天清无云:天清日~。 3、鲜艳。 4、同“宴”。 5、通“旰”(gàn):迟。你们今天怎么回来得这样晏?——巴金《家》 6、安定,安乐:~宁~处(chù)(安然处之);~安;~然。 7、温柔,和悦:如“言笑~~”。 8、姓,晏姓。 ● 肃文月前丧偶,今日以挽内联相示,并询伤恸何时始可稍杀,告以应善自排解,少思,求若伤恸,固无时可杀也,言竟不禁泫然。 ● 泫然:xuàn rán 水、眼泪落下的样子。 ●巫觋:wū xí 古代称女巫为“巫”,男巫为”觋“,合称“巫觋”。后亦泛指以装神弄鬼替人祈祷为职业的巫师。 ●染疴:kē 病:沉~(重病)。染~。养~。 ● 曾文正尚有“天下无难事,天下无易事;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一联,尤为名言 ● 今日偶思及规划筹谋,不患不精明而患不周密,不难于忠尽而难于无私。凡事不可有我,而不可无人。 ● 善旂装鳔

  ①旂,读作qí,是形声字,“㫃(yǎn)”为形旁,“斤”为声旁。“斤”也表意,表示征伐。现代汉语已将“旂”归为“旗”的异体字。“旂”本意是古代的一种带铃铛的旗帜,上面有龙的图案,这个义项的“旂”不能写作“旗”。 ②淑旂,指绘有交龙的旗帜。《诗·大雅·韩奕》:“淑旂绥章。” 毛 传:“淑,善也。交龙为旂。” 郑玄 笺:“善旂,旂之善色者也。” ③褾,读音biǎo,汉字。主要字义是袖端;衣服上的绲边;书皮、皮套。 ④装褾,同“装裱”,读音zhuāng biǎo,汉语词语,意思是装饰书画的方法。

  ● 跋尾 写在书籍或文章的后面,多用以评价内容或说明写作经过等,是一种文体,又称跋文、题跋或跋尾。 ● 跋

  1.在山上行走:~山涉水。 2.一般写在书籍、文章、金石拓片等后面的短文,内容大多属于评介、鉴定、考释之类:~语。题~。本书的~写得很精彩。 ● 綦 ①“綦”,在甲骨文里,上部的“其”是一只鞋的形象,下部是“丝”,指古人系鞋的带子,而用在祭祀等重典上则表示庄重。 ②綦,还有苍青色(青黑色)的含义,《诗·郑风·出其东门》:“缟衣綦巾,卿乐我员。” ③“綦”,还有“极”的意思。写信时有“言之綦详”、“念子綦切”的用法。 ● 癸亥:gǔi hài,癸亥为干支之一,顺序为第60个(最后一个)。 ● 攘善 攘 rǎng 侵夺,偷窃:攘羊(指暴露亲人的过失,语出《论语·子路》中的“耳父攘攘,而子证之”)。 攘夺,攘窃:攘善(掠人之美)。 ● 自喜其力 在《圣经》的某个译本里出现过“自喜其力”——He paws fiercely, rejoicing in his strength(它在谷中刨地,自喜其力/自己劳动自己收获的喜悦) ● 玩物丧志,而贪嫉之念随之。今后拟不再寻求,且不复为友好寻求矣。念之念之。 ●午作书告诸儿,家书第十六号。

  家书竟然还会有妥帖细致的“编号”,大概这就是那个“破国山河”中的“万金”吧。

  ◆ 二月 ● 余南来,闻先生已出院,以为宿疾已疗,作书以贺,久未得复。今日始知已作古人。伤哉!伤哉! ● 先生必能速痊。不意余之言不验也。 ●下午湘潭转来养富上六哥书,封用墨栏,大惊,急启视,果系四婶母梁太夫人于一月六日仙逝。 “封用墨栏”指的是黑色信封还是黑色“封口”?如果是后者,那可能是火漆? 火漆封缄是一种用点熔火漆、滴于信函(物件)封口,结硬前钤印,防范被拆的封缄形式,是古代竹简、木牍封缄的延伸与发展,是特定条件下的历史产物。 火漆,亦称“封口漆”、“封蜡”(SEALING WAX),以松脂、石腊、焦油加颜料混合加热制成,呈块条状,一般为红色或棕红色,也可要求制成蓝、白等特殊颜色,易点燃,面粘,专供瓶口、信函封粘之用。 ● 今日为先室周稚眉女士周年忌。此一年中,春间则晟、昜两儿病猩红热;夏秋则危城孤守,苦撑残局;及冬,复离家远征。忧难相寻,无可告语。每当谈笑极欢,或危患卒至,恍若君犹在室,及一凝思,始觉隔世。此情此景,最为神伤。竟日未出,扃户独坐。 ● 亲舍空云海,家书匿姓名。戈声惊独夜,万马正东征。 ● 泪沾衾茵

  衾:被子。 茵:古代车子上的垫子。泛指铺垫的东西:~褥。 ● 摛藻:chī zǎo,铺陈辞藻,指施展文才。 ● 南来多暇,乃摭意之尤喜者,不次先后,不求故实,录为一编

  大概意思就是说,最近比较空闲,就挑选了一些自己尤为喜欢的内容汇编成册 ● 摭,zhí,拾取,摘取:~拾,采~。 ● 自国难日急,学者好读遗民诗文,余则主读中兴名臣集,以为遗民诗文固可以激励正气,而中兴名臣之所作,于激励正气外,兼可以振发信心。当千钧一发之际,不有匡济之术,乌可以复兴哉? ● 遗民诗:指的是易代后不仕新朝的“遗民”的诗作。在文学研究上,一般特指宋元之际、明清之际这两个时期的遗民诗歌。其中宋代遗民诗代表诗人就是文天祥。 ● 樯桅万树,素练千寻 ● 投止:投奔托足、投宿。 ● 桂时较他地时刻约迟一小时,桂时十一时即他地十二时也。

  我国地跨五个时区:东五区、东六区、东七区、东八区、东九区。 我国统一用东八区的北京时间,所以北京0点时,东九区次晨1时,东五区21时,东六区22时,东七区23时。 文中的“桂”即云南属于东七区。 ● 宋颜延年读书处也 指南朝宋诗人颜延之。他与谢灵运合称“颜谢”——《宋书·颜延之传》:“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 他“少孤贫,居陋室,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嗜酒,不护细行,年三十犹未婚娶。” ● 关于“桥” 原帖: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8466953.html 《史记》里“信如尾生”一辞来自桥的典故(尾生:古代传说中战国时期鲁国坚守信约的人。传说尾生与一女子约会于桥下,女子未来,这时河水上涨,尾生仍不离去,抱着桥柱被水淹死了。比喻非常讲信用,有“尾生抱柱,至死方休”。) 《阿房宫赋》里,“长桥卧波”一辞来自桥的成语。 “蓝桥”,在陕西蓝田县蓝溪上,“传其地有仙窟,即唐裴航遇云英处”; “枫桥”在苏州,唐张继有《枫桥夜泊》诗; “断桥”在杭州西湖,唐张祜诗:“断桥荒藓合”,明朝莫仲有《断桥残雪》词等。 有的与桥畔景物有关,如“花桥”,福建宁德县、湖北长阳县及广西桂林都有,桂林的有“花桥烟雨”之称; “柳桥”,在杭州西湖,宋周邦彦词:“水涨鱼天拍柳桥”等。 过浮桥为市街,街尽为天柱桥,桥九孔,旧名嘉熙,俗称花桥。所谓花桥烟雨,是其地也。

  ● 凭崖西望,万峰隐约,烟苍中竞奇争长

  ● 不值

  表示去某地方不合时,未能见到想见之人。例如叶绍翁《游园不值》:“应怜屐齿映苍苔,小扣柴门九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 四年尽瘁今归去,不负斯民只负身。 ● 渔人用木棑为舟,携鸬鸟二三以捕鱼。连岸阡陌纵横,绿色如油,瓦屋三数,散缀东西,远山含黛,疏木浮烟,大似江南春色。其北二峰横障,其西孤岑高耸,两者之间露远峰十数,其下寒林一遍,画图无此景界也。桂林山水甲天下,其谓此乎! ● 水清如镜,疾流有声。 ● 车行山道中,万峰环拱,若展画屏,岑峦重叠,竞怪炫奇,使人目不暇接。语云“桂林山水甲天下,惟有阳朔峰最奇”,不吾欺也。 ● 柳子厚,即柳宗元。 ●刻意经营 刻意:用尽心思;经营:计划管理。指用心筹划。 ● 原野平阔,大道迂回,重山皴赭,远树被青 ● 皴赭 皴,cūn,1.(皮肤)因受冻而裂开:手~了。2.皮肤上积存的泥垢:一脖子~。3.国画画山石时,勾出轮廓后,为了显示山石的纹理和阴阳面,再用淡干墨侧笔而画,叫做皴。 赭,zhě,红褐色:~石。 ● 其上则竹木参天,葱郁苍翠;其下则细流激石,澄澈疾清。 ● 桂币

  所以当时的广西有“桂时”——自己的时间、“桂币”——自己的钱币。 ● 于晓色弥濛中望山峰,别饶清趣。

  ● 车开,穿行群山中,依山势以盘桓,深涧疾滩当其下,丰林茂草临其上,峰岭雄奇,峦谷峻邃。车行蜿蜒,乍左乍右,时高时低,而景色随之变异,真大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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