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读者》是一本由[加]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页数：3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理想的读者》读后感(一)：阅读，看似是在阅读别人的故事，其实读的是我们自己。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 (Alberto Manguel)，是小说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和出版家，同时是博尔赫斯失明期间的朗读者。

　　和博尔赫斯一样，阿尔维托•曼古埃尔也成长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父亲是前阿根廷大使。得益于父亲书房中的藏书，他的阅读生涯早早地便开始了。作为一个搬家时需要考虑自己三万册藏书的人，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有资格称得上是一位爱书者。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也出版过小说，但最为出名的，还是其谈论阅读的两本随笔《阅读史》和《理想的读者》。

　　《理想的读者》是一本精心编排过的随笔，在书中，作者用《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内容串联起每一篇的主题，给《爱丽丝梦游仙境》套上了更深一层的含义。

　　理想的读者是什么样的呢？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用数十条定义回答了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本书只有以“理想读者定义随笔”和“理想图书馆随笔”照应了本书的题目，但是这一条条定义读起来却显得有些随意，就像随机讲出脑海中蹦出的一句话一样。

......理想的读者，什么都读，一本本书全像匿名之作。理想的读者，爱用字典。理想的读者，单看封面就能做出判断。理想的读者，读到千百年前的图书，觉得自己恍若不朽。......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有关“理想的读者”的定义，部分来自于博尔赫斯在《通天塔图书馆》中提到的永恒的图书馆——宇宙便是座座连起来的、无穷无尽的图书馆，里面保存着所有文化和智慧，而通过阅读，迷惘的人能找到方向、错乱的人能得到秩序。作为博尔赫斯的朋友和朝夕相伴两年的“助手”，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能成为人们了解博尔赫斯的捷径之一。但是，曼古埃尔并非博尔赫尔斯的发言人，他在认同博尔赫斯的同时，期望告诉读者在这个“图书馆”存在的基础上，人们能从中获取什么。

　　在这本书的背面写着“理想的读者，是与作者一起完成作品的人。他以阅读为创造，经阅读通往万物，用无数作者照亮自我。”

　　阅读，看似是在阅读别人的故事，其实读的是我们自己。

　　《理想的读者》读后感(二)：身为读者的幸福

　　身兼作家和藏书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谈起读书自有见地。散文集《理想的读者》非作者自况，而是得自其中一篇《理想读者定义随笔》。曼古埃尔在文中列出数十条理想读者的标准，让读者忍不住揽镜自照。不过，据此标准，世间恐怕难有理想读者——跟着故事走不是理想读者，塞入自己的见解不是理想读者，重读时记性太好不是理想读者，考据记载真伪的也不是理想读者。 不是理想读者，未必体会不到阅读的快乐。倘能无视这些定义，自由自在地读书，离阅读第一重快乐就很近了：随性而至。本书首篇，曼古埃尔谈到了挑选书目的问题。权威书单至今不绝，知识焦虑随之愈甚。曼古埃尔的经验是，“最好的指南莫过乎一时兴起，以乐趣为依归，奉随性为信念——这有时可以引领我们进入临时的恩典堂，供我们纺纱成金”。不掺杂责任和目标，因无所求而深深沉浸。 我们会主动去书本中寻求庇护，就像有本书叫做《小说药丸》，作者就对各种身心不适开出了小说药方。曼古埃尔讨论的现实话题或许沉重又令人无奈，遁入书本中多少会予人一丝慰藉。譬如，我们如何寻找身份认同、厘清自己的位置、公允看待他人，如犹太人？有些群体被无情地贴上的标签，如同性恋，如阶层的划分，问题在哪儿？历史被篡改、名词被误称，如何在扭曲作怪中穿透表象不至迷乱？我们需要深入的阅读来抵御荒诞，这要比混沌地附和幸福得多。 当然，接近现实也会将黑暗面拉扯出来，令人不安，但读者皆是见证者、发言者。个体的言论微不足道，却自有力量，不思考、不说话，真相才会喑哑。在《真相的韧性》一篇中，曼古埃尔就“记忆韧性”提出了“真相韧性”一词。前者指的是集体的记忆会出现扭曲和修正，因先前的信以为真太过强烈，其后纵被推翻，亦无法抹掉，它可被别有用心者利用。与之抗衡的是“真相韧性”，即了解并坚持真相的声音，譬如世间谴责第三帝国暴行的声浪、为亚美尼亚人发声的抗议团体，“没有谁的声音是没有用处的”，曼古埃尔如是说。真诚涤除谎言，是我们共同的期许。 在辨不清真相的时候，书中的隐喻也能帮我们一把。听起来这是舍近求远了，但若有“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惑，拐个弯反而能让人看得清。在此，不必受限于文字游戏，不必担心过分解读，甚至读者可以放心代入其中，只关注于己联结的线索、以之自况。愉悦的阅读体验捎来一条通途，帮助我们把握世界、重识自我。 在不读书的人眼里，读书是苦差，他们会质疑，读那么多书干嘛呢？然而，能从书中收获幸福的读者——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几种幸福——或许未曾在意读书之用，它是一种本能的选择，有如挚友、有如药物、有如多巴胺。读者能体验这种心动足矣，是不是某作家的理想读者，哪里该是读者要操心的事！以《爱丽丝漫游奇境》和《爱丽丝镜中奇遇》串起全书的曼古埃尔当是刘易斯•卡罗尔的理想读者，而我们才不必羡慕：出版物那么多，掌握阅读的主动权，亦是身为读者的幸福呀！

　　——己亥年读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理想的读者》

　　《理想的读者》读后感(三)：阅读者的三种漫步

　　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有幸从少年时代就成为博尔赫斯的另类“伴读”——为晚年失明的博尔赫斯读书，这样的角色让他得以同时进行三种阅读：通过为博尔赫斯阅读而同他一起品味文学；在接触中了解他的思想和阅读兴趣，“阅读”他的人生与生活；在阅读时收获和融入自己的个人体验。在曼古埃尔的《理想的读者》一书中，这三种阅读似乎集中在了一起。

　　本书的重点之一是书和阅读，曼古埃尔谈到文学中的色情、恐怖，以及同性恋文化，但又不仅限于文学或阅读本身。例如，他在讨论同性恋文学时，就指出文学是同性恋“延续”繁衍的方式，因为他们在生理上没有自我繁衍的可能，而社会长久以来的偏见与压抑又进一步缩小了他们生存的空间，只有文学才能留下他们的精神，影响后来者，为他们解释清楚曾经处于相同困境者的困惑。

　　文学从来都不只是文学，而是复杂的结合物，糅合了情感、理想、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同样，文学家也不仅是文字的巧匠，而是饱蘸上述多种要素的毛笔，观察他们本身的“轨迹”就是在进行特别的阅读。在《恋爱中的博尔赫斯》一篇中，曼古埃尔集中讲述了博尔赫斯的爱情故事，而这些恋爱细节又丰富了博尔赫斯的形象以及他作品的内涵。他的众多恋人名字在作品中的出现，似乎是文学之外的事情，但恋爱对作者情绪和灵感的影响也会反馈到文学之中；而那些恋人对博尔赫斯的评价、细微到具体动作、眼神、口气的描述，都让我们更加理解作者，也更易阅读他的作品。

　　《格瓦拉之死》一篇是曼古埃尔的另一种阅读。切·格瓦拉是拉美乃至世界的不朽形象（当然，对拉美地区的人民来说，他更重要的是作为“拉美之子”的形象），他的身上综合了革命、信仰、传奇等多方面因素，而他的死亡尤其让人印象深刻，更为他的一生添上最后浓重的一笔——他最后时刻的谈话在被公布前吸引众人的猜测，他死后的照片因为类似耶稣受难的形象而被蒙上神圣的色彩。

　　在格瓦拉牺牲时，曼古埃尔还是学生，正处在充满浪漫和幻想的年纪，甚至带着火热的“解放拉美”的热情与理想，但格瓦拉近乎殉道和完美的死让他看到，同时也让其他一腔豪气的年轻人看到，自己与真正英雄的距离。但差距无论如何大，都未影响英雄格瓦拉的继续“存在”，他不断与认定的错误事物斗争，不断变换自己的人生角色，不断为理想奋斗，最终因为“越俎代庖”地为了消灭他人未曾觉察或逆来顺受的不公而献出生命，这些都在彼时年轻人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并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人们。

　　文学演绎和纪实概括不了格瓦拉的丰富形象，电影同样只能薄弱地摘取他的人生片段，或许他传播最广的那幅照片——格瓦拉头戴缀有五星的贝雷帽，目光如炬——是最合适的描述，他的简单和丰富都蕴藏其中。曼古埃尔谈及格瓦拉时如数家珍，像瞻仰和抚摸雕刻在岩壁上的巨型雕像，他漫步于雕像之下，走出文学的境地，走进与格瓦拉交织的世界，此刻的曼古埃尔成为了记忆、现实、时代的读者。

　　融入自身的“阅读”经历是本书最吸引我的地方，曼古埃尔处在特殊又微妙的位置中，他能够享有机遇与便利，漫步书中和书外，漫步在“大文学”的多维空间中，进行多种阅读，或许这就是理想的读者。

　　《理想的读者》读后感(四)：阅读的末日？

　　

博尔赫斯曾经想象过的“通天塔图书馆”，在21世纪，以一种近乎魔怪的形貌达成了现实：他所渴求的，“收藏了宇宙数之不尽的藏书”的图书馆，不正是眼下人们行旅必备的电子书么？

阿尔维托在《理想的读者》中写道：

电子书的页面比起博尔赫斯的想象之书，其恐怖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电子书的页面一概没有反面。由于内文可以不断添加到电子书的分卷中，电子书没有中段。电子书的页面就是一个框架，读者用来框住实质意义上的博尔赫斯说的永无止境的文本。

我忽然一个激灵，想起那个著名的“魔术”：至少要有几面镜子，才能获得无数面镜子？答案是两面，因为只要有两面镜子互相“观看”，它们彼此就生成了无穷尽的存在。

《理想的读者》一书的“入场”和“退场”，也是围绕镜中故事，阿尔维托作为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偏选取了文学史上最轻盈却也最有深意的童话《爱丽丝镜中奇遇》来譬喻整个阅读的世界，不可谓不奇妙。

爱丽丝的镜中森林，被阿尔维托一针见血地指为经验世界，那种故事里不确定的游荡摸索，像极了依凭直觉生存的周遭，但阅读，就像是金手指，开始帮助我们应对这混沌世界的种种，帮助我们准确说出事物姓名，帮助我们稍微脱离实际，开始一些思维上的飞升。

书名《理想的读者》具备了多重含义，即是作者本人的身份，也指向阅读此书的你我，更指向某种尚未达到但全体读者必定心向往之的一种状态。只是我们当然要问：这切实际吗？

所谓切实际，是面对博尔赫斯的梦想图书馆被电子书这样的形态开了大大的玩笑之后，我们是否还能够稍微原教旨一些地，做一个更追求内容而非形式，更崇敬先贤而非鄙薄的理想读者。

阿尔维托提出的“积极的失明”可能是不坏的解决之道。倘若我们的心能借镜上古的失明游吟诗人，譬如荷马，或许我们就能不被周围环伺的浮华，营销术语的注水以及预设的俗套思维所俘获，就能在用双眼看到书页前，先不相信任何无谓的站台、吹嘘甚至蛊惑。心明眼亮，是心明在前，眼亮在后，理想读者，应当有自己的准绳。

当代人恐慌的阅读末日，可能更像劣币驱逐良币。人们普遍不愿意再奋力做一个更好的读者，心理上进而更愿意相信其他人也这样想，否则将陷入自我焦虑。他们先声称情势一定会坏，而他们只是顺势而为，可为什么我们不愿在逆势里做一个不妥协的人呢？

《理想的读者》对“理想的读者”和理想的图书馆都进行了恢弘的排比式描绘，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理想的读者，颠覆文本；

理想的读者，会有坏坏的幽默感；

理想的读者，从来不算藏书的数量；

理想的读者，既慷慨，又贪婪；

理想的读者，读到千百年前的书，觉得自己恍若不朽。

理想图书馆内，每一本书都有另一本书与之呼应；

理想图书馆，作编目但不贴标签；

理想图书馆，没有关闭的时候；

理想图书馆，不冷落任何一位读者；

在理想图书馆中，每一页都是第一页，没有一页是最后一页。

书里引哈罗德·品特领取诺奖时的发言，再次阐述了镜子与书籍的关系。他说，作家是打碎镜子的人，是用理性决断力冲决怪象的人。书写是一种义务，甚至人人责无旁贷。

这与阿尔维托对理想读者下的第一个定义不谋而合：

理想读者，是还没将字词在页面写成文章的作者。

人类是以说故事和听故事而代代传承的生物。阅读这件事其实俯拾即是，有没有书都没关系，甚至在未来是否是用眼睛来阅读都不一定。但阅读必定不死，而阅读者的任务，从来，始终，都是跳出狭隘，进入“更浩大、更丰沛，尤其是更含糊的语言世界……去想象，便是去消融障碍，打破壁垒，推翻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世界观。”

是的，《理想的读者》一直都存在于此地此刻，你凝视阅读，阅读回以更加自由与更加无限可能的你。

　　《理想的读者》读后感(五)：为什么要读没用的经典

　　读书有什么意义？这是热衷于读书本身的人，都会遇到的问题。相反的，对一个并不看重读书这一行为本身，而是把它当成获取实用知识的渠道的人，这个困扰并不存在。就像一个整天读《五年高考三年模拟》的学生，和一个整天读闲书的学生，只有前者会问后者：你读这些有什么用？

　　我的学生时代，就经常因为读一些课外书（通常都是公认的世界名著）而遇到这种诘问。

　　如果要轻率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完全可以含糊地说：所谓的闲书，就是一辈子有益的书；开卷有益，读书能陶冶性情、培养气质；读书能增长经验，体验不一样的人生等等。

　　但这很显然是在给自己挖坑。因为我不得不面对接下来的问题：读这些书如何给你的人生带来好处？你混的那么惨，凭什么说读书有益？读书能培养气质，那你怎么长得这鸟样？别人的经验对你的人生有什么作用？体验了不一样的人生就能过好自己的一生吗？

　　当你的阅读范围是所谓的经典文学，以小说、诗歌、散文为主，要回答读书何用，实在很为难。

　　仅以扩展人生经验论，它们看上去还不如鸡汤、成功学里的名人事迹和成功人士法则来得直接、可感。阿伽门农如何打下特洛伊，远不如马云如何创立淘宝来得有吸引力和借鉴意义，除非你能从中总结出通往成功的人生道理——

　　罗振宇就是这么教人读书的，从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里读出小组织如何打败大组织、人们应该如何U盘化生存，从《南明史》读出中心化组织的弊病、U盘化生存的优势。这种带有强烈的实用导向，具有很浓厚的商业忽悠气息的解读法，完全可能把历代先哲气到跳出棺材板。

　　而且你细品一下，这些结论，恰恰证明了读这类书的不必要，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中心化组织的弊病”、如何“U盘化生存”，完全可以找出更贴切、更现实的商业实例，实在没必要了解古希腊神话、读《南明史》。

　　这更像是一个热衷于读书，但又实在说不出读书有什么用的阅读爱好者给自己找的借口。

　　剔除掉这些自我安慰的借口，再剔除掉如“开卷有益”、“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一类纯粹的溢美之词，就像撕开所有的遮羞布和盔甲一样，让读书这一行为不得不直面现实的拷问和责难：你读这些书，除了消遣之外，有任何意义吗？

　　幸运的是，这世界还是有一些读书人，能替我们给出一些答案的。加拿大作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就是其中之一。

　　在《理想的读者》一开始，曼古埃尔便对人下了一个定义：人是阅读的动物。“我们来到人世，随时随地都在找故事讲，万事万物无不要读：读大地，读苍穹，读人脸。当然，还有读我们这一物种创造出来的图像和文字。”

　　而阅读文字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对世界之所是的认信，由我们使用的文字即可判知。”

　　举个例子，《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横遭厄疫，居民们罹患失忆之症，开始忘记周围的东西是什么，有什么用。他们的解决方法，就是在物品上贴上小纸条，上面写着“这是树”、“这是房子，可以住人”、“这是母牛，可以挤奶”等等文字。由此，人们才能保持对世界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能把经验保存下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字，万事万物的名称，便在为经验勾画外形”，通过对文字的阅读，“我们得以掌握族人专有的准则和要求，分享共通的文字记载库。”

　　但这样的勾画，是有危险的。危险首先在于，我们很容易忘记，纯粹的经验世界是没有名称的，我们很容易“把事物跟对事物的指称混为一谈”，会忘记“纸页的幻像根本不等于世事”，真实的经验世界往往是无法命名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我们的人际关系，总是由几个简单的词汇命名：朋友，好友，知己，甚至炮友等等。问题在于，这些名称只是一些方便我们称呼的标签，真实世界里的关系总是比这个标签来得更复杂，有更多暧昧的、说不清的空间，对此，我们根本无以名之。

　　更何况，如同伟大的革命导师、咆哮帝马克思说的：“人类与生俱来的诡辩伎俩！借改变名称以改变事物！”

　　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来到镜中世界的爱丽丝就遇到这种情况：柴郡猫把低声咕噜说成是“咆哮”，加拿大总理把拆毁铁路称作“进步”，瑞士商人把走私称为“贸易”，阿根廷总统把包庇杀人凶手称为“特赦”。

　　我们的现实世界，并不见得比爱丽丝所进入的那个荒唐的镜中世界来得高明。

　　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依赖于词汇，依赖于文字命名，而文字名称只是“纸页的幻像”，不等于真实的世事。人们可以轻易地“借改变名称以改变事物”，因为每一个名称都带着特定的含义，像一层薄薄的油纸，覆盖在真实世事的表面上，我们不得不透过它们去看万事万物，而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也因此失真，至少有所偏差。

　　即使是一个时代公认的常识，也往往是在这种偏差的基础上得到的共识。所以黑格尔才说：所谓常识，往往是时代的偏见，为了超越这种偏见，人们必须阅读经典。

　　所谓的经典，是这样的一种著作，它们发轫于作者的个人经验，但作者并不满足于单纯地把这份经验用现有的词汇，进行一个简单的命名，或者他发现真实的经验，超越于词汇所涵盖的能力，真实的体验总是“比我们的理解还要博大”，所以他需要通过自己的创造力，把我们带入到一个文字世界中，撕开名称的油纸，带来真实的、超越时代偏见的人生经验。

　　阅读经典的意义之一，也即在此：“不将经验密封在约定俗成的话语结构，而容许混沌循其自有的迷乱轨道挟创造力往前推进。不迷信话语灿烂夺目的表相，而挖掘探寻幽暗之地。”

　　而关于人性的秘密，关于人生的智慧，关于世界的真相，往往都隐藏在那个难以言说的“幽暗之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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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的读者》读后感(六)：“理想的读者，手握一本书的重生契机”

　　对于阅读这件事，搬家要首先考虑约三万本藏书如何安置的作家兼译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自然具有充足的发言权。在他的随笔集《理想的读者》中，他不但以身作则展示了自己是怎样阅读的，更明示了有创造力的读者对文学作品有多重要。在他看来，“文学是读、写双方的共同责任”，而“理想的读者，手握一本书的重生契机”。

　　曼古埃尔特别强调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参与感。一部作品单单在作者手中成稿还不算完，要在读者细细揣摩之后，才能焕发出无限生机。而阅读是很个人化的事，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的文本，不同的人总能给出各自的理解，这种“创造性诠释”正是曼古埃尔所认为的“读者无上权柄的所在”。

　　当然，这里所说的诠释，绝不是凭空揣测、牵强附会式的胡乱理解，而是读者调动自己的经验、直觉、知识，充分融入到作品当中，发挥思考力和想象力，运用智慧、灵感对文本重新组织最终使其“成为全新的有情生命”。这样阅读的结果往往是，一份文本，得到了多重解读，听一个故事，能听出一架子的书。

　　比如说，在很多文学作品中，先知、流浪诗人这些具有点睛作用的角色却总会有个遗憾的共同特征——失明。可能每个读者脑子里都闪过相似的疑问：为什么智慧的角色偏偏是个盲人？仅仅是天妒英才所以非用眼盲的缺陷来均衡才智上的天赋异禀么？是暗示其缺少眼光、判断不足取信还是恰恰借此隔绝现实、打开了通灵的视野？失明的寓意引人遐想，没有定论。

　　曼古埃尔在《失明记账人》中讨论了失明问题，并用“清醒而慈悲的记账人”来解读吟游诗人荷马，这个角度就很独特。在曼古埃尔看来，荷马用他的诗句忠实记录着世人的愚蠢行径，正如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人在泥板上郑重刻下账单一样。失明的荷马才能保持清醒，得以看清战争的真相而不被表象蒙蔽，同时又不乏对众生伤亡的怜悯，以慈悲之心记录而不至于尖酸刻薄。用曼古埃尔的话说，荷马的失明，正是用来“防止被感官误导，被俗套的现实分神，被预设的思考模式‘程式化’”。作为读者，也许同样要学会这种“积极的失明”，才能把荷马这位“清醒而慈悲的记账人”的诗歌消化吸收。无怪乎曼古埃尔会说，“诗人字斟句酌、百般推敲的创作，在写下最后一个句点的时候告终，在第一位读者的眼中复活”。

　　不管荷马是真人还是虚构的人物，曼古埃尔对失明特征的解读，的确为理解荷马诗歌以及类似角色设定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拓展了对文本本身的理解。

　　对作者及其创作背景的了解，对有创造力的读者来说也很重要。曼古埃尔曾经做过博尔赫斯的朗读人。这份独特的经历，让他得以近距离接触和了解博尔赫斯，也让他能够在《恋爱中的博尔赫斯》中从身边人的角度去解读博尔赫斯的作品。

　　博尔赫斯从情感的角度解读过但丁的作品，“认为但丁写《神曲》，为的是要和贝雅特丽齐重聚片刻”，曼古埃尔认为，“博尔赫斯对但丁命运的解读，有助于我解读博尔赫斯”。其实，贝雅特丽齐对于但丁，就像是一个完美恋人对于博尔赫斯的一样，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向往和无法弥补的遗憾。“博尔赫斯于近百年的人间岁月，以不急不躁的规律追寻爱情，而他对爱情的向往，也以不急不躁的规律一再落空”。博尔赫斯总是渴望那种理想化的两情相悦、单纯、无纠葛的恋爱关系，没有耐性经营感情，连曼古埃尔都忍不住说一句，“没人多想一下：博尔赫斯多年来屡屡将诗歌题献的旧爱名字换成新欢，像小孩子一样喜新厌旧……”。这样看来，博尔赫斯缺乏对女性真正的了解，于是，他笔下的女性角色总显得单薄无力，没有存在感，甚至性别特征都相当模糊。

　　作者的生平、好恶、思想特质，的确能在其作品中寻得蛛丝马迹，多少都给作品带来了些弦外之音。读者也乐于去捕捉这些弦外之音，从多层次来理解作品。那么，伪作的阅读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读者借由不同人的思想特质去理解相同文本，总会有不同结果。换个角度来看，这也许给了读者更宽广的发挥空间。博尔赫斯在1976年参加莎士比亚大会做《莎士比亚之谜》的演讲时，却因为麦克风离得太远导致听众无法听到演讲内容，可是，相信每一个听众对博尔赫斯所认为的莎士比亚之谜都有自己的答案。

　　除了作者以外，译者作为原著的特别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同样影响深远。信达雅的译文以译者对原文的准确理解和晓畅表达为基础。但是，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让纳博科夫所认为的那种“用完全对等的词语重写原作，以飨不懂原文的读者”的理想方式很难实现。曼古埃尔直言，“译事绝无‘无辜’可言。凡译，必有所解读”。翻译的过程中多少都有所改变，或增饰或减损，把译者的理解纳入其中传递给译本的读者。所以，一位优秀的译者，就是通过恰当的解读赋予原著一次新生，为读者奉上优美的译本。

　　在《理想读者定义随笔》中，曼古埃尔列出了许多条标准。这未必是说，务必要集所有标准于一身的完美全能读者才称得上曼古埃尔眼中的“理想的读者”。在我看来，一个有创造力的读者，就足以称得上“理想的读者”。很显然，曼古埃尔正是他口中有创造力的读者之一，是少有的阅读大师。那些优秀的译者们同样是有创造力的读者。作为普通读者，能融入作品中，有所思考，理解甚至为之注入内涵，深得其中三昧，便赋予了文学作品一次新的生机，可以算得上是好的读者、有创造力的读者。

　　曼古埃尔巧妙地以爱丽丝漫游仙境故事中的对话为引，串联起《理想的读者》中的篇章。说到底，阅读总是朝着不可预知的终点，这不正像是爱丽丝的奇遇嘛，只要读所欲读，有所收获，真正享受到了阅读的快乐，存乎一心即可。

　　2019.11.20雾凇

　　《理想的读者》读后感(七)：在自由与博爱中，和书谈一场恋爱

　　卡夫卡曾说：“所谓书，必须是砍向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头。”一本好书给予读者的，不仅是知识的丰富和时间的消磨，更是心灵的慰藉。

　　阅读这件事情，在我来看一直是一种非常私密的行为，每个人对于同一本书的认识和看法，自己阅读的方式和习惯，总是会有着各式各样的差异，就像我们在寻找一本理想的书一样，其实书籍也在寻找它理想的读者。

　　对于理想的读者的看法，加拿大作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有一番独到的见解和认识，他在自己的读书随笔合集《理想的读者》中做过这样的阐释：“理想的读者比作者聪明，理想的读者也不会拿这去和作者比较。”

理想的读者，便是还没将字词在页面写成文章的作者。 理想的读者，存在于提笔作文前之一刻。 理想的读者，才不再现故事，而是重写故事。 理想的读者，才不跟着故事走，而是投身故事当中。

　　一个理想的读者，其实往往做不到那么“冷静”，他会将自己的身心融入阅读之中，那时候的读者更像是这本书的主角，看着那个故事，也讲着那个故事，即便是自己喜欢的作家的书，也不会一味地去称赞和夸耀，有时候适当的“吐槽”反而是他更为专注、更为真实的阅读结果。

　　这种状态就如村上春树所说：“埋头阅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就会迁移到‘并非此地的世界’中去，在那里久久滞留。”

　　写作的名家浩瀚如星辰，可是真正的阅读大师却寥寥无几，如今，教人如何“阅读” 的人和课程并不在少数，可是在我看来，正如上面所言，阅读是“自我”而“私密”的，当真正走入书本当中，每个人在其中所探得的东西不尽相同，更是不该被那些所谓的经验和规则所禁锢的，生命从不是凝固的，阅读也可以灵动，拥有阅读这件事已经何其有幸，走进阅读则更是一件让人畅快的乐事。

　　“理想的读者”其实是曼古埃尔的读书随笔合集《理想的读者》中，其中一篇的题目，这个译本以此为书名，感觉再适合不过，因为在这本书中，曼古埃尔是完完全全地将自己置于一个读者的位置和状态之中，以《爱丽丝漫游奇境》作为引题串联全书，对博尔赫斯、切•格瓦拉、略萨等人物和作品进行精彩的解读，极其富有自传的色彩。

　　《理想的读者》中的这些读书笔记，恰如在带领着读者漫游奇境、穿越森林一般，觅得太多的奇遇。

我是谁？

　　这个被柏拉图不断追问和思考的难题亦是曼古埃尔写在《理想的读者》中的开篇第一章，其实这也是曼古埃尔在书中对于自我认知以及自我认同的探求过程。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曼古埃尔曾经引用注明心理学家荣格的论述进行过阐释：“我存在的意义是，人生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或者相反，我自己是一个向世界提出的问题，我必须说出我的回答，不如我就依赖于世界给出的答案。”

　　如他所说，曼古埃尔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对于已知的思考，对于未知的探索，他不会过于依附众所周知的经验之谈，而是更喜欢用自己的思考去对那些问题加以解答，这种“好奇心”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长期的习惯和积累过程。

　　曼古埃尔在文学作品中探寻“我是谁”，因为有时候，文学作品其实正是审视心灵的一面镜子，这也是他在《理想的读者》中，利用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作为引题来搭建整体架构的用意。

　　《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的小女孩在镜中那个世界不断地探寻，就像曼古埃尔在书籍这面镜子中的“奇遇”的本质是相同的，在阅读的过程中，充分地认识自我才不至于迷失。

　　而“我是谁”这个议题，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其实也是有涉及到的，小女孩爱丽丝遇到坐在蘑菇上吸水烟的毛毛虫的时候，就被它问过“你是谁？”这个问题，爱丽丝回答说：“我也不知道，早上我起床时还知道自己是谁，但是打那以后我已经改变了好几次。”

　　忘掉自己的不仅仅是爱丽丝，还有和她成为朋友的小鹿，它甚至忘记自己是一只鹿，可是当小鹿认识到自己是鹿，而不是人类小孩的时候，它选择了逃避。

　　曼古埃尔也借此隐喻自己犹太人的身份，他是作家，是翻译家，是文集编纂者，他也是犹太人，犹太人这三个字成了一种特定的身份，也让他受到了很多的限制，所以他说，“我相信存在一种阅读伦理，这是一种阅读的责任一种不管在政治上和私下里翻动书页浏览文字时应有的义务”，有时候只有忘记一种身份，忘掉我是谁，才能在另一个世界中找到“自我”。

　　“我们阅读的书塑造了我们”，曼古埃尔如是说。

和博尔赫斯在一起

　　曼古埃尔和博尔赫斯的渊源是极其深厚的，他甚至被称为是博尔赫斯的朗读者，这是因为在博尔赫斯晚年失明，而被剥夺了用眼睛观赏这个多彩世界的权利的博尔赫斯，从没有放弃和书籍的交游，他会在麦伊普大街994号的幔幕之后，等待着他的朗读者——16岁的曼古埃尔到来。

　　在之后的时光中，这个少年不仅成为博尔赫斯的朗读者，更是成为了他的学生和密友，然后在这位伟大的文学家辞世之后，写下了《和博尔赫斯在一起》，来回忆和评述了他与博尔赫斯交往过程中的场景，以及与博尔赫斯的阅读、写作及思想密 切相关的人与事。

　　在《理想的读者》中，曼古埃尔讲起了大师的“八卦”，谈起了“恋爱中的博尔赫斯”，甚至还跑去和博尔赫斯曾经的恋人坎托见面。

　　博尔赫斯的爱情世界并不十分顺遂，对此曼谷埃尔这样评价说：博尔赫斯近百年的人间岁月，以不急不躁的规律追寻爱情，而他对爱情的向往，也以不急不躁的规律一再落空。

　　这样的评价不仅源于曼谷埃尔对他的熟悉，其实从博尔赫斯的很多作品中更是可寻踪迹，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诗歌中，博尔赫斯爱过的人的名字总是不断出现的，遗憾的是，在爱情里博尔赫斯对于两情相悦不断追寻，却并不曾得到命运的垂青。

　　除却对博尔赫斯恋爱往事的追忆，曼谷埃尔也重新审视对于博尔赫斯其人以及作品的理解和认识：

“令人惊讶的是，重读博尔赫斯的书，我发现博尔赫斯的中心题旨不仅在于迷宫，还在于这一概念：一物涵盖万物，一地囊括世界，一人等于众生，片刻尽纳古往今来。”

　　“一”就是“一切”。

　　作为读者，曼古埃尔无疑是阅读中的大师，正如文艺批评和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曾评价曼古埃尔的那样：

　　曼古埃尔与他心爱的文本的幽会是亲合的、有占有欲的、“十足私密的”。每一次艳事都是在险象环生中完成，且有着对刺激的详细记录。他就是图书馆的唐璜。

　　阅读本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做一个理想的读者，体会阅读对于生活和心灵的真正意义，真正的走进一本书去探寻属于自己的真谛，比玄乎其玄地发表一些看似犀利的“洞见”要有意义得多。

　　阅读是砍向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头，也是让我们内心世界变得更为辽阔的源泉，爱书如盐，不读书以专，不急不躁，去体会曼古埃尔所述的这种境界：阅读之乐，始终绝无二致。一书在手，展读之际，却见一串字句蓦地勾起惊喜、会意、寒战抑或是暖流，窜过心头，还说不出缘由。

　　读书至此，也是快哉。

　　《理想的读者》读后感(八)：为略萨辩护：《上帝的耳目》一文的偏颇

　　（本文原载《上海书评》，2019年10月29日）

　　我译过几本书，到目前为止最难译的是西班牙作家豪尔赫·卡里翁（Jorge Carrión）的《书店漫游》（Librerías），说难译是因为作家游历众多，阅读量巨大，笔下引经据典，有时还会用上法语、德语、英语甚至是泰语。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1985年加入加拿大籍的作家阿尔维托·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也是如豪尔赫般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曾经写过《阅读史》这样的著作，读类似作家的文字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如果读者能或快或慢地跟上他们的步伐，那么通过阅读收获的知识有时会比读其他作家更多。因此，在得知阿尔维托的《理想的读者》有了中译本后，我立刻将之加入了自己的阅读计划（还有一个原因，阿尔维托很喜欢写西语作家的故事），可是待读的书目实在太多，于是一直没有真正把这本书买来看。直到有一天无意中读到一条此书的介绍，说阿尔维托在这本书中“批评略萨对遗忘的辩护”，才立刻下单把书买了回来。

　　略萨对我而言意义非凡，我是略萨作品的书迷，正是读了他的书才促使我下定决心当了老师和文学翻译，后来我又成了略萨作品的译者和研究者，略萨令我痴迷的地方不仅是他高超的文学造诣，还有他面对拉美诸多历史弊病时永不妥协的战斗精神。当然，好斗之人必然会四处树敌，对略萨进行批判的人自然不在少数，但我还是很好奇阿尔维托在《理想的读者》中会怎样批评略萨，而所谓的“略萨对遗忘的辩护”又是什么。

　　《理想的读者》是本好书，阿尔维托在书中聊到了许多有趣的话题。实际上批评略萨的只是其中一篇题为“上帝的耳目”的文章，这篇文章讨论的主题是对阿根廷军政府在“肮脏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进行清算的问题。

　　1973年至1982年，荼毒阿根廷的“肮脏战争”导致三万多人遇难，然而针对在此期间涉及侵犯人权案件的军方人士，阿根廷政府却多次颁布赦免令或大赦令，一方面企图免去其刑，另一方面也希望免去其罪。阿尔维托指出，“阿根廷军方在1995年席林戈和伊巴涅斯先后公开自白之前，始终不肯承认他们口中说的‘打击恐怖活动’有何失当之处”。席林戈和伊巴涅斯的公开自白给了阿根廷人民清算军方在“肮脏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以新的例证。然而就在二人公开自白后不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西班牙《国家报》发表题为《玩火》（Jugar con fuego）的文章，这篇文章也成为了阿尔维托撰写《上帝的耳目》一文的导火索。

　　略萨在《玩火》一文中写道：“（对席林戈和伊巴涅斯的自白）任谁只要良知尚未完全泯灭，皆会觉得恶心作呕。（……）因此，犯下这般难以置信暴行的人，一一被送上法庭接受制裁，当然最好，却殆无可能。因为追究起责任，该负责的人远远超过军方这一块领域，牵连到阿根廷社会各阶层。即使现今大声疾呼、严词谴责过去暴行的人，有不少也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当了共犯。”

　　阿尔维托据此认为，略萨是在为阿根廷军方进行辩护，认为阿根廷各界坚持追究军方在“肮脏战争”中犯下罪行之人责任的行为无意义，也不可能实现。他同时臆断略萨的言下之意是“往事已矣，忘掉岂不更好？”

　　就在《玩火》一文发表后不久，阿根廷作家胡安·何塞·赛尔在西班牙《世界报》发文回击。“先是纠正略萨文中几点重大的失实之处，例如指处于伊萨贝尔·庇隆任期的政府是‘民主政府’，罔顾阿根廷人民从1955年到1983年，得以自由选举国家领袖的时间几乎未满六年。（……）还指出略萨的‘人人有责’说，很可能害他陷入微妙的处境，因为，在阿根廷的知识分子备受酷刑虐待或是被迫出逃的那些年头，这位秘鲁小说家可是向来乐见自己的文章登上阿根廷的官方报刊。”

　　阿尔维托和胡安·何塞·赛尔对略萨的批评令我想起了拉美文坛的另一场论战。1977年，左翼知识分子卡洛斯·蒙西瓦伊斯（Carlos Monsiváis）因为感觉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所写的一篇文章影射到了自己，于是撰文回击，批评帕斯对拉美左翼的看法犯了“普遍化”和“权威化”的毛病，却对右翼态度宽容，进而指责帕斯在宗教问题上因循守旧，只顾埋头批评，罔顾被帕斯批评的各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帕斯的回击则更加犀利，他说：“蒙西瓦伊斯不是思想家，而是诡辩家。（……）在他的文章里，体现出了三个可悲的‘混’：混乱、含混、混淆。”在蒙西瓦伊斯的理论中，帕斯发现了诸多不通的逻辑：歪曲论点，删掉对之不利的信息，不断地做着暗示，大喊口号，一切都是为批判“右翼人士”或“右翼同情者”而服务，却从不分析具体事例，只是在讨论些抽象的意识形态问题。

　　帕斯对蒙西瓦伊斯的回击论点似乎还可以被用来评价阿尔维托和胡安·何塞·赛尔二人的文章。

　　首先，二人没有搞清楚略萨在《玩火》一文中最主要的论点是什么，这就犯了“歪曲论点”的错误。首先，略萨花了大量篇幅对阿根廷军政府在“肮脏战争”期间犯下的罪行进行批判，甚至多次用到“独裁”一词。其次，略萨所提出的“殆无可能”指的是对该为“肮脏战争”罪行负责的所有军方人士进行完全正义的审判是无可能的，而非强调追责行为无意义。略萨的文章常常喜欢以小见大，《玩火》一文也不例外。表面上看，略萨是在谈论阿根廷的社会问题，但实际上文章表现出的却是他对拉丁美洲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一种恶性循环的担忧，即：独裁统治-政权更迭-政治清算-新的独裁。我们要注意《玩火》一文发表的时间点：1995年，其时略萨刚刚在秘鲁总统大选中败于藤森之手不到五年，而藤森能在大选中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反向种族主义竞选策略，他在秘鲁人民面前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和之前历任执政者（包括竞选对手“白人富翁略萨”）都不同的“新人”形象。似乎藤森的上台会给秘鲁政坛带去一股清流，会将之前的种种政治弊病一扫而空。然而事实却是藤森发动自我政变，下令抓捕前总统阿兰·加西亚，逐渐成为了只手遮天的政治强人。因此，略萨对于类似的政治清算始终是抱有戒心的。追究责任会不会成为新一轮打压政敌的政治报复（所谓的“殆无可能”，指的更多是不可能准确认定谁有责谁无责，也不可能恰到好处地按责施刑）？会不会促使新的强权政府出现？这些是略萨真正担心的问题。

　　其次，阿尔维托，尤其是胡安·何塞·赛尔，也犯了“删掉对之不利的信息，不断地做着暗示”的错误，他们只截取了可以用来支撑自己论点的信息。例如指责说“这位秘鲁小说家可是向来乐见自己的文章登上阿根廷的官方报刊”，可是却既不提及是何报刊，也不提及发表的是何文章。可以想象，如果略萨是在军政府操纵的媒体上发表歌颂军政府的文章的话（当然这绝无可能），胡安·何塞·赛尔必然会毫不掩饰地加以引用并给予批判，可见事实并非如此。使用这样的论据只是对读者的误导，使读者进行联想，认为这种发表文章的行文就代表了略萨对军政府的支持，这无疑是在偷换概念。此外，胡安·何塞·赛尔自然也不会提到略萨在1976年当选国际笔会主席后，“曾借助该组织进行密集的文学活动，来对抗阿根廷军政府的打压”（此为Enrique Krauze在Redentores: ideas y poder en América Latina一书中所言）。

　　另外，我们还应该意识到，所谓的阿尔维托“批评略萨对遗忘的辩护”本身就是个假命题，因为略萨通过《玩火》一文想要表达的想法并非单纯是“遗忘”，反而恰恰是“记住”。阿尔维托的问题在于只看到了前者，而忽略了后者，这也正是略萨一直以来坚信的拉美进步迟缓的原因之一：人们总是在关注错误的焦点。举个较近的例子：2019年3月，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尔多要求西班牙政府为大约五百年前入侵墨西哥后屠杀土著居民的历史道歉，这一要求很快就遭到了略萨的批判，略萨重申了自己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词中的观点，他指出：尽管西班牙人对美洲大陆的征服是残忍血腥的，可是在脱离西班牙而独立的两百年来，拉美人却并没有解除对印第安人的压迫，没有为印第安人过去所遭受的侵害还其公正，反而继承了征服者的贪婪和残暴，继续对印第安人进行迫害，所以在他看来，要求西班牙道歉的做法是在转移焦点、逃避责任，因为该道歉的不止是西班牙，还有拉美人自己。这一事件与《玩火》事件的逻辑体系极为相似，自然有人会指责略萨是在为西班牙人开脱，是希望拉美人“遗忘”那段血泪史，可是略萨想要表达的重点是，拉美人民更应该“记住”自己不正确的所做所为，而非以他人的过错为挡箭牌。在《玩火》事件中，略萨想说的也并非是阿根廷人民应该“往事已矣，忘掉岂不更好”，而是应该“记住”很可能正是如今要求对军政府追责的同一批人，曾经在1976年军队发动政变、推翻合法继任总统的庇隆夫人时为军方摇旗呐喊，只是因为庇隆夫人无法扭转糟糕的经济局势，他们就轻易抛弃了民选政府。只有“记住”这一血的教训，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也因此，胡安·何塞·赛尔所谓的“（略萨只说）处于伊萨贝尔·庇隆任期的政府是‘民主政府’，罔顾阿根廷人民从1955年到1983年，得以自由选举国家领袖的时间几乎未满六年”，本身就存在逻辑上的矛盾问题，因为略萨恰恰是在强调人们要珍视阿根廷得之不易的民主政府。

　　试为略萨做一辩护，也可让《理想的读者》一书的读者们避开帕斯提及的“混乱、含混、混淆”的问题，能更加客观地看待拉美两类知识分子在对待阿根廷“肮脏战争”问题上的立场。

　　《理想的读者》读后感(九)：民族身份下的爱国狂热丨《理想的读者》读书笔记（2）

　　一 身为一个中国人，和身为一个犹太人，如果说有什么共通之处，就在于我们都承载着某种沉重的民族记忆。在这些记忆里，巨大的历史浩劫，曾刻下累累的伤痕。

　　在犹太民族，这些伤痕是关于被驱逐、被流放、被送入奥斯维辛式的集中营里进行的大屠杀。而对中华民族来说，则是关于列强瓜分、日军侵华、南京大屠杀，和曾经被蔑称为老大帝国下的劣等民族、东亚病夫所带来的屈辱感。

　　由于这些历史记忆存在，中国人或犹太人这样的称呼，似乎就不仅仅在表明国籍或者民族，而是在称呼一个历史共同体。

　　如同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理想的读者》一书中说的：“这样的过往，如梦幻泡影织出来的网带，一个个犹太人因此获赐层层叠叠的家族，时间远溯古往，空间辽阔广远”，由此，人们得以“以外人、以流民的身份兴高采烈地活着”，他们“有着假定的身份，继承未曾亲身经历的浩劫”。

　　阿兰·芬基尔克劳特称之为“假想的”或“空想的”（armchair）犹太人。

　　按此定义，不难发现，我们这个社会充满了“假想的”中国人，他们在心态上“继承未曾亲身经历的浩劫”，以一种被迫害、被侮辱的身份来定义自己。在当代社会，任何针对中国的政治博弈，都会被他们看成是“列强欺我”的延续。在电影里看到中国人被外国人打倒，就能想到自己还是被看成“东亚病夫”。他们以一种近乎病态的眼光在审查着所有外国言论，任何稍不如意的风吹草动，就能联想到“辱华”。章子怡扮演日本艺伎，在他们眼中不啻于向侵华势力输诚，是文化汉奸。

　　与之相对应的，如《战狼2》里中国人打倒外国人，说上一句“那是以前”，能让他们觉得是在替自己扬眉吐气，摘掉“劣等民族”的帽子。他们每次谈到中国的“大国崛起”，关注点不仅仅在现时国力的强盛，甚至也与生活的改善与否无关，而在于能替前人翻身、为古人扬眉，洗刷历史耻辱，仿佛由此，才能洗刷他们身上的耻辱。

　　巴黎圣母院的起火，在他们眼中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现世报；当初日本奥运会确认举办时，很多人最高兴的是“国歌能在东京一遍遍响起”。——就像一个曾经的受气包，如今终于为自己找补回来了。 民族狂热，跟弱国心态，往往是一体两面。

　　但就像曼古埃尔所说的，他是在十几岁之后，通过阅读，才知道历史上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那么，“这样的惨痛遭遇，也算是我的历史吗？”

　　现代社会的中国人，也要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也都是通过阅读历史书籍、观看影像资料，才知道中华民族自晚清以来，迄于抗日战争后，所遭遇的种种屈辱惨痛，甚至惨绝人寰，那么，“这样的惨痛遭遇，也算是我的历史吗？”

　　对很多人来说，答案是肯定的：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过去。任何一个不以这种心态去衡量现实的人，都是“汉奸”。这也是为什么早已非战争状态，而我们的舆论场上，却总是有人被骂“汉奸”。

　　可问题在于，记住历史，和把自己的个人历史、把现时现世完全等同于某种历史的延续，真的是一回事吗？

　　也许下面这段话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芬基尔克劳特认为，若要给犹太教找到中心教谕，这教谕应该不是“身份的问题，而是记忆的问题：不在模仿迫害或把大屠杀戏剧化，而在缅怀受害者”，在护住“大浩劫”不致沦为俗滥，这样犹太人才不会被判死上两次：一次惨遭屠杀，再一次是湮灭遗忘。《理想的读者·身为犹太人》

　　也许，铭记历史，并不等于承继历史遗留下的身份，甚至与此相反，要避免在心态上“模仿迫害”，不然的话，曾经列强施加于历史人物的屈辱，曾经国家危亡时的山河泣血，会变成某种“俗滥”的戏码，最典型的就是各种键盘侠在网络帖子下，代入到被迫害者心态，轻率地模仿先辈大喊“中国不再是你们可以随便欺辱的”、“打死小日本”等留言，以相当滑稽的姿态，消解了历史本身的厚重感，却反而被很多人当成爱国的宣言。

　　这种身份定义，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把大屠杀戏剧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手撕鬼子式的抗日神剧层出不穷。

　　心理学上有一个现象，即一个人在遭遇心理创伤之后，容易去重复同样的创伤，被花心男骗的女人，更容易找花心男，童年时期有过家庭阴影的人，更容易投入到同样的家庭中。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事人潜意识里总想修正历史，所以他们总是回到同样的原初状态，想以自己的能力逆转局势，弥合自己内心的创口。

　　总是把抗战历史当成个人历史的一部分，就容易陷入到这样的状态中，无法在现实中回到当年的战场，就在电视剧上意淫如何手撕鬼子，来满足自己的心理，弥合这种历史身份带来的心理创伤。

　　而恰恰是这种心态与行为，将那场惨烈的战争过分戏剧化，导致抗战的先烈被小丑化。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恰恰是那些认为自己继承了前辈身份，以受害者心态活在当下的狂热爱国者，造成了真实历史记忆的“湮灭遗忘”。 二 与受气包心态相对应的，则是我们喜欢强调历史上的风光，汉唐盛世，曾经冠绝全球，明清帝国，一度领先世界。类似于阿Q每次遇到那些比他阔绰或者欺负他的人，都会强调“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仿佛祖先的阔绰，自己也与有荣焉。

　　狂热的民族爱国主义者，总是把自己的尊严寄托在民族历史和国家现状中，所以，任何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甚至现状有所非议，都会被他们视若仇雠，连反对像先辈一样以粥为早膳，也能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

　　当一个人在现实中，越是无力去创造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他就越愿意强调所属的种族和国家之伟大，愿意去相信任何宣传中国牛逼的言论，试图以此拔高自己。

　　这样的人，通常都能把自己活成一根韭菜。一个人只要掌握了宣传的秘诀，懂得迎合他们的心理，都能收割他们的智商税。

　　现今中国有那么多所谓的国学班，有那么多爱国营销的自媒体文章，有那么多顶着中医名义的保健品机构，不论其兜售的内容和产品多么荒诞、恶臭，都能受到广大的欢迎，可见这样的心理相当普遍。 约翰逊博士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

　　套用这句话来说：民族主义，也是找不到个人价值的无能者最后的倔强。

　　乔丹·彼得森曾经说过：“你站起来挥舞着你的旗帜，高谈阔论你的种族身份、民族身份，说你多自豪。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你这个废物！因为你就是历史上的那些伟大的英雄之一吗？所以你才站那挥舞着你的旗子吗？不不，你并不是。你自我归类于这个群体，因为你个人本身毫无贡献价值，可悲至极。”

　　套用这样话，也可以来反问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你高谈阔论汉唐的盛世，可你曾经为这个盛世添砖加瓦过吗？你极力强调明清的强大，可你曾为这个强大贡献过一拳一脚吗？电影中身材健硕、身手敏捷的冷锋打倒了外国雇佣兵，跟现实中孱弱无能的你，有半毛钱关系吗？那么你的自豪又来自哪里呢？仅仅因为一场基因意外，让你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吗？

　　诚然，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辉煌，身为国人来说，缅怀与记忆确实有其合理性甚至必要性，但更需要记住的是，这些过往的辉煌，并不会自动提升你的人格，也不会自动为你的人生带来价值。

　　就像曼古埃尔在书中指出的，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这些历史记忆“其中时常蕴含着的英雄主义错觉”，“不少人自承对同胞活在‘对历史的遗忘中’颇为不屑，反过来却忘了自己可疑的身份认同是建立在‘历史幻像’的基础上”。

　　归根到底，每个人最终都属于他们所在的、不可缺席的时代，自有其独立的存在。

　　也许熊培云在《自由在高处》中对人的定义会给我们更多的启发：人是他所度过的时间。

　　最终能定义一个人，不是他出生于某个地方，不是他出生于某个民族，这个民族过往有多少辉煌，未来又有什么变化，而在于他如何度过他这短短百年左右的人生时光。

　　在你出生之前，这个民族有多少辉煌的文化、多少光荣的建树、多少屈辱的历史，都定义不了你，只有你在这一百年里，学习乃至创造了多少文化、拥有多少值得自己骄傲的建树、做出了多少有价值的贡献，是活得偏激、狭隘、狂热、极端，还是理性、温和、纯良、公允，才能定义你。

　　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最终，是我们做了些什么，决定了我们是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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