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寻根记》是一本由苏秉琦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019-10-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考古寻根记》读后感(一)：一位中国考古学界的“思想家”的思考记录

　　苏秉琦先生在中国考古界有“思想家”之誉。虽然他1997年已经去世，但他的开创的理论和方法，一直在中国考古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要说有考古的中国学派的话，指的就是苏先生开创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中国文明的起源，一度“中原中心说”非常地盛行，而苏先生根据他的研究，提出了“满天星斗”和“多元一体”说。他的有关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中国文明形成的古国、方国、王国三个阶段，一经提出便被考古学界广泛接受。

　　苏秉琦先生的著作并不是很多，很多论文和文章散见于一些学术刊物上，这本《考古寻根记》把他的很多重要的论文和文章都收在了一起，方便了读者对苏先生的思想的了解和学习。苏秉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是最为引人注目的，重建中国史前史、重建中国古史框架、构建中国国史框架模式，是他学术研究的三步跳跃，这也构成他的学术思想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苏秉琦主要通过对玉器的出现来考察文明起步的。《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1991）中已经有所阐述，在谈到“从氏族社会到国家出现的历史”时指出：“阜新查海的玉器距今8000年左右，全是真玉(软玉)，对玉料的鉴别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玉器的社会功能已超越一般装饰品，附加上社会意识，成为统治者或上层人物‘德’的象征。没有社会分工生产不出玉器，没有社会分工也不需要礼制性的玉器。因此，辽西一带的社会分化早于中原。”

　　《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一文中，苏秉琦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分布的格局、系统等问题，提出了创见，并对此赋予研究方法的意义，在考古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最著名的是他的中华文化六大区系论，他把中华文化分为六个区域：1、陕豫晋邻境地区； 2、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3、湖北和邻近地区；4、长江下游地区；5、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6、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这种理论的提出，对各地区的考古学者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考古寻根记》读后感(二)：史前考古学的“区块链理论”？

　　自从“盗墓”系列的小说流行，有人误认为考古和盗墓并无区别。虽说盗墓用的洛阳铲因为太好用已经成为考古的工具，但盗墓对墓葬极其文物不做任何保护，只考虑经济价值；而考古则要考虑周到，以现有的技术对墓葬进行最大最可能的保护，并挖掘其历史和文化价值。

　　考古学起源的时间不算太长，传入中国也只是20世纪初的事。书中《考古学是搞什么的？》将考古学的由来和发展、考古学于金石学的不同、考古学如何走向学术化做了概述。

　　如果粗略的划分，考古学可分为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两大类。苏秉琦先生是史前考古学界的泰斗，曾主持河南、陕西、河北等地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主要遗址的发掘，并于80年代提出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理论。中国人一直自称炎黄子孙、华夏民族，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然后向周围辐射发展。素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学说则打破了这种单一起源论，提出了文明多起源论，将中国分为了各自独立又互相影响的六大区系，而中原地区只是其中之一。

　　《考古寻根记》中收录了苏秉琦和殷玮璋1981年期刊发表于《文物》上的论文《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中详述了六大区系：

　　1. 陕豫晋临境地区

　　2. 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

　　3. 湖北和临近地区

　　4. 长江下游地区

　　5. 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

　　6. 以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地区

　　除了这些人口密集的区域之外，其他地区的石器分布各有延申，甚至有到南太平洋、新西兰等地的证据。

　　让人联想起当今流行的“区块链”理念，其实没有一毛钱关系，共同的重点在于去中心化。苏秉琦的这套理论体系，贵在于破除了长久以来的中原中心论，对史前文化的探源开启了新的视角。中国人在谈及欧美所作的全球史或世界史之时，总是批评其欧洲文化中心论。以此类推，如果将地域从全球缩小到中国现在的版图上，那么通常认为的中原文化起源论就也值得商榷。现今中国的版图如此之大，族群众多，虽然仍以汉文化为主，但其他少数族群的文化也应该考虑在内。相比之下史前时期人类活动范围如此之小，多地域多文化中心的可能性非常大。

　　本书前半部分专业性略强，最后一部分杂记如记载宝鸡的方言，生活习俗等等，都挺有趣。

　　《考古寻根记》读后感(三)：寻找人类文明的源头

　　岁月流逝，时光逸散，无论是人们的音容笑貌，还是笔墨字纸，都会随无情的时间而慢慢消淡，能抵抗这一残酷本然的唯有思想与精神的一代代传承，一代代的演进发展。就像寻根，追根溯源，终能从这些历史发现里寻觅一二缅怀之处。《考古寻根记》的作者苏秉琦先生六十年考古生涯，半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作为考古界的大学者，大家前辈，苏秉琦先生有无数可以也值得述说之处，而这些也正是我们从《考古寻根记》一书中，想要铭记、追寻与记忆的东西。

　　苏秉琦先生的儿了苏恺之在退休之际，整理父亲遗稿，作《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一书，写出二十世纪动荡时代里一名考古学家的上下求索，一个从未与人红过脸的好父亲、好丈夫、好同事、好老师。大家的生活与工作向来分不开，时代的力量，也让一个人将自已的志向与家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考古常年在野外奔波，条件艰苦，责任且重大，这样的环境极为考验一个人的心志。苏秉琦先生一直以人生如逆水向舟为铭，在工作生活中不断奋力搏击，敢于表达自己的真知灼见，提出许多超前的考古理念。

　　《考古寻根记》一书是苏秉琦先生的考古学专业普及书，介绍了中国史前文明情况，考古学的特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未来的展望。虽然只是考古方面的文章汇编，但行文简洁明快，易读易懂，即便普通人也能随之感受到考古的乐趣与成就感。

　　1964年，苏秉琦先生提出文物工作“绝不是把几年物品保存好了那么简单”，遗址反映的不仅是文物的出土地点，而是古人活动的整个空间脉络，应该保护的不是单个遗址，而是包含“空白地带”的“大遗址群”。——这一思想后来证明确实如此。也由此可见，苏秉琦先生超前的文保理念。

　　在中华文明起源方面，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一万年文明启步”、“六大考古文化区系”、“满天星斗说”等观点，在逝世前完成出版了《文明起源新探》一书。六大考古文化区系是将考古学文化分成区、系、类型三个等级，在区内做具体细分，通过这种层级细分，架构起整个文明起源的框架，古文化、古城、古国再到中国古文明起源。

　　满天星斗说，是指中国农业具有满天星斗的特点，数量多，分布广，像满天的星星一样，多起源，多样性。

　　至于“一万年文明启步”则是说，文明启步到进入文明时代，中间有漫长的形成过程，早在一万年前，中国的农业时代已经开始。

　　考古博物曾一度大热，于是掀起一波考古和博物热。读《考古寻根记》了解考古，了解中国文明起源，了解中国考古学家的治学为人的风范。怀古忆人，现在即历史，愿在老一辈考古人精神感召下，今人继续上下求索，探索真知。

　　《考古寻根记》读后感(四)：考古帮助中国人寻到了自己的“根”

　　去年的这个时候，央视《探索·发现》栏目连载《考古晋国-发现晋都》，瞬间点燃了考古迷们的热情。或许对于别的地方来说，“找到”一个古国的国都不算什么，但对于山西来说，既然戴着“晋”的名头，却不知曾经的晋国国都身处何地，总归都是一件滋味怎么感受怎么不对的事情。如今，称霸春秋时代的晋国国都终于“大白”于天下，首先应该感谢的就是考古队的辛勤工作，是他们帮着找到了山西的“根”。

　　在晋国系列考古活动中，从“侯马盟书“到新田遗址、曲村天马遗址、北赵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都少不了考古队员的忙碌身影。记得节目中特意提到了一句，说北大考古系把那里当作了实习基地，两拨学生轮流到侯马、曲沃参加现场考古、文物发掘。学考古的没有一个好现场，书本上的知识是无法有效地转化为实际的操作技能的；而他们锤炼技术、技能的过程，同时也是久远历史一步步向今天的人们呈现真实面貌的过程。二者可谓是相得益彰。

　　所以，对于新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北京大学考古学科的创办人苏秉琦教授来说，他的这本系列介绍中国考古学的特点、基本方法和中国考古学科发展的展望的《考古寻根记》，虽然只是汇编了作者撰写的关于考古的一些普及文章，但是意义非凡。因为其中最有特色也最有价值的的部分，就是详细介绍了中国考古工作中与早期中国和中华文明起源有关的一些发现，比如牛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陶寺遗址的发现等；通过这些遗址的考古学研究，苏秉琦教授探讨了早期中国的形成、华夏民族的形成、中华文明的起源等重大问题。

　　基于实际考古发掘的重大发现，苏秉琦教授将中国历史的基本国情归纳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将中华文明起源和国家的形成过程概括为“三部曲”即古国-方国-帝国，“古国”指距今五千年前后以古文化为基础产生的诸多古城方国；“方国”指夏商周三代；只有到了秦汉时期，才最终建立起了统一多民族的大帝国。其中关中华民族的摇篮”以及对夏商周三代的定位等，都是和以往历史教科书的观点不太一样。结合前一阵中国良渚古城遗址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良渚文化的震撼性再认识，进一步证明了苏秉琦教授关于中国史前文明是“满天星斗”的认识确实非常有道理。而如此一来，其实也就能很好地解释诸如三星堆文化等的奇特之处了。

　　一般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文明早已消失于历史的尘埃中，只有中华文明一以贯之传承了下来，其中的道理何在，确实值得深思。而把这一切串联起来的，功劳在相当程度上应归属于辛勤的考古工作者和他们的辛勤工作。

　　《考古寻根记》读后感(五)：郭大顺：告别一烛独照，看见满天星斗——苏秉琦

古史重建

　　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通行的史学观点却认为中国的文明史只能从4000年前的夏代算起，此前的1000年只能作为传说时代对待，原因是缺乏实物证据。

　　苏秉琦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体会到，中国文明起源这一重大课题的解决，最终要靠考古学，考古工作者要时刻意识到这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因为中国文明的起源，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术课题，而且是牵动亿万人心的大事。由于他对此有清醒认识，所以当20世纪80年代以来辽西红山文化、江浙良渚文化、晋南陶寺文化和此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岭南石峡文化接踵显现出社会变革迹象时，他最早捕捉到其中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和社会影响。在1985年5月于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上，他就提醒大家要注意一场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大讨论即将开始，而他自己，除了以极大的热情来迎接考古界的这一喜人新形势以外，更注重理论上的建树，从而始终站在这场大讨论的第一线，把握着讨论的方向。

　　由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使苏秉琦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时，在关注中原地区的同时，也将注意力转向中原以外地区。1983年辽宁西部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发现后，他把重点更多地移到燕山南北地区，于1985年9月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著名论断：“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时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独立的政治实体，三者联系起来的新概念在于，把史前文化中与古城古国相联系的那部分加以突出，与社会分工、社会关系分化相应的，区别于一般村落的遗址、墓地在原始社会后期、距今四五千年间或五千年前的若干个地点都已找到了线索。”“考古发现的大遗址规格就是古城古国所在，秦汉设郡都是以当地古国为基础的。”可以看出，这是苏秉琦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中国考古实际的深化。在此认识基础上，他提出了中华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烛，而像满天星斗”的文明观。

　　在文明起源讨论中，大家常常将注意力集中到文明起源的标准和进入文明社会的具体时间上，苏秉琦则主张不必在概念上过多纠缠。那么，他此时在思考什么问题呢？

　　1985年11月，苏秉琦在山西侯马举行的晋文化讨论会上作题为《晋文化问题》的学术报告，以一首诗《晋文化颂》为纲：“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

　　这首诗从字面上看，是把当时从中原到北方有关的考古发现，分为三个大的时期进行了系统而形象的概括，以此作为晋文化形成的历史背景，其实际所要表达的含义是，以北方与中原经晋中南的文化关系为重点，将辽西、三北（冀北、晋北、陕北）、晋中南和中原连成一线，以突出晋文化的枢纽地位。原来他正在思考的问题，是从区间考古文化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这已涉及文明起源的动力和机制问题了。他还从文化关系中归纳出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裂变、碰撞与融合。

　　一年以后，苏秉琦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文中，对这首诗的含义，作了更深层次的解释，那就是从考古学上追溯中华文化的根，复原五帝时代的历史。

　　这是一篇不到2000字的短文，文章对从距今五六千年到三四千年间北方与中原古文化交汇的路线、形式、过程、对接点和后果，以严密的逻辑和准确的语言，作了精练的阐述。源于华山脚下以玫瑰花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沿太行山麓北上，源于辽西以龙鳞纹图案彩陶为主要特征的红山文化，由大凌河源南下，它们在河北省西北部相遇，产生了以龙纹与玫瑰花结合的文化群体，红山文化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后迸发出的文明火花。到晋南的陶寺文化，又具有汇聚北方、东南沿海诸多因素的综合体性质，并为夏商周三代在中原的先后兴起奠了基。这一先南北碰撞后西北和东南向一起汇聚的演变轨迹，与古史记载的“五帝三王”时“诸侯相侵伐”，继之“尧舜禅让”，再后的“逐鹿中原”等一系列大事件的社会背景相吻合，这就使长期以来扑朔迷离的五帝传说，从考古文化中理出了头绪。

　　以史前考古复原五帝时代的历史，是几代历史考古学家不懈追求的理想，却又因疑古与信古之争而成为一个敏感领域。苏秉琦将强烈的使命感贯注到反复的实践—理论—再实践—再认识过程中，研究成果虽有些出人意料，却有根有据：“当我们提出，从华山脚下延伸到大凌河流域和河套地区，再南下到晋南，这一古文化活动交流的路线时，我们并没有引《五帝本纪》，但却与《史记》记载相同，我们是从考古学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再去对照历史传说，就可以相互印证，这不是生搬硬套的比附，而是有机的结合。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历史与考古的结合终于找到了一条理想的通路。”

布衣教授的情怀

　　1994年秋，北京大学考古系为苏秉琦先生举办85岁诞辰庆祝会时，学生们称先生为“布衣教授”，这不仅是指他除在中国考古学会这一民间学术团体被推选为理事长以外，从未担任过任何社会职务，更是对先生高尚人格的赞誉。

　　不过，苏先生自称是幸运者，这指的一是事业，一是学生。

　　从1952年起，北京大学受文化部委托，连续举办了三期考古训练班，同年，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苏秉琦先生作为培训班的主要筹划者和考古专业的创始者、负责人，将考古研究与教学相结合，在建立教学体系和培养人才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在北大考古专业初创时期，他主持了教学计划、教学方案和实习计划的制定。与他多年共事的宿白先生说，苏先生将他一生中精力最充沛的时期贡献给了北大考古教学工作。

　　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二十多年，只有北大设有正规的考古专业，70年代以后，在各地大学创建的考古专业，也大多是以北大毕业的同学为教学骨干、以北大的教学为模式的。所以，苏秉琦先生作为大学考古教学的创始人，可以称为是名副其实的桃李满天下。

　　每一个与苏秉琦先生接触过的人，都有会被他那富于远见的思维脉络和幽默又耐人寻味的比喻所吸引，所感染，并在实际工作中被一再证明，从而始终尊先生为引路人和指导者。

　　学问上的收获之外，学生们更为钦佩的，是先生那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考古界流传着苏先生用个人经费资助考古发掘的事。那是1934年发掘斗鸡台因经费短缺面临停工时，他从西安自家工厂中筹措了一笔数目不菲的款项。对此，苏先生从未谈起，有学生问到，先生只淡淡地说：“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因为先生想得更多的，是中国考古学几十年来的巨大变化，他常常为赶上这个新时代而兴奋不已。他一再强调，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为此，他力主学科要坚持科学化与大众化的发展方向。先生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文被选为1988年高考语文阅读试题，1994年《苏秉琦考古论述选集》一书获首届国家图书奖。社会的反响与认可，使他感到，我们的路子走对了。

　　先生晚年思维仍十分活跃，学术思想的发展明显加快。他希望多做些事，也意识到“岁月不饶人”。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他已有了“对后人要有个交代”的想法，并促成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在他弥留之际问世。与苏秉琦先生同时倡导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费孝通先生在北大百年校庆纪念文章中，评价这本书“代表了北大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实事求是研究的传统，是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自觉”。先生确信，有已创建并继续发展的学科理论体系，有不断壮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中国考古学面向世界、面对未来的道路会越走越宽。对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他已寄希望于年轻和更年轻的一代。所以，他欣慰地说：“21世纪的考古学，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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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郭大顺，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誉院长《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02日11版

　　《考古寻根记》读后感(六)：郭大顺：捕捉火花 ——陪苏秉琦先生聊天

　　苏秉琦（1909-1997）河北高阳人。新中国考古工作主要指导者和考古教育主要创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由他创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中国文明起源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系统观点，在考古学界产生深远影响。

　　晚年的苏秉琦先生爱聊天，尤其是触景生情、逢人忆事之时。　　 说是聊天，先生的话题从不离开考古学科，很少有多余的话，也很少有重复的话。　　 说是聊天，却往往是他的深思熟虑，从而时时充满新意。陪苏先生聊天，是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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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记忆力特强，不论是人还是事。当然更多的是那些“瓶瓶罐罐”和与考古材料有关的时间、地名、数据，甚至典型单位和器物的编号等。

　　晚年由于经常是他和师母两位老人在家，除看书以外，先生更多的时间是在静静思考。按张忠培先生的观察体会，有关文献和考古材料先生早已熟记在心，重点在“悟”！偶尔翻报纸、看电视，他也总是从中联想到与学科有关的题目。

　　先生是考古界的“尊神”（徐苹芳先生语），时时迸发出的思想火花产生着巨大吸引力。各地考古工作者，一有新发现和问题，都愿意先找先生请教。无论到家面谈，抑或写信打电话，总是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因为先生总会毫无保留地谈出他的想法，给人以启迪。所以，他坐在家里，却往往最先知道各地考古第一线的事情，并不断在与大家的交流中产生新观点。

　　不过，他越来越不直接谈考古，而是回忆往事，讲近代史，讲哲学道理，讲来讲去，还是要说明与考古有关的规律或理论方法。

　　他爱打比喻。总是用浅显而形象的话语将深奥的理论或概念加以提炼。比如，他将良渚文化在堆起的土墩上筑墓称为“土筑金字塔”，把良渚遗址所在的大观山果园称为“古杭州”（后确认为宫城遗迹）；把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所在的建平、凌源和喀左三县交界处誉为考古的“金三角”；用“考古资料是十三经，发掘报告是十三经注疏”来启发各地同行重视建立系统收藏科学标本和档案的考古实验站；引《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比喻中国考古学研究方法经历的从“皆牛也”到“无全牛”再到“游刃有余”过程；还有大家都熟知的将中国多元文明起源比作“满天星斗”等。

　　他喜欢多人陪他聊天，但不喜欢别人打断他的思路，却时时在感受对方的反应，形成一种无形的沟通和默契。

　　一次成功的聊天记录，稍加润色就是一篇高水平的论著。

　　所以，陪苏先生聊天，是一种享受。

　　我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渐有机会陪苏先生聊天的。感觉先生也喜欢同我多谈一些，这可能与我已经习惯、也较为执着、还有容易接受他的观点有关。1962-1965年我在学校跟先生读研究生，记得最牢的，一是研究生入学专业考题：用考古资料说明夏商周各自的主要活动地区和他们的接触地带；一是考古实习：含东南文化因素的洛阳王湾及山东大汶口、江浙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整理。可以看出，这是先生用正在酝酿中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指导教学工作，我有幸成为受益者。所以到辽宁工作后，对北方地区古文化与中原大致同步发展、相互影响的观点容易接受。特别是1981-1983年辽宁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陆续发现后，苏先生同我谈话的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广，也越来越深。

　　聊天的方式也在变换。先是在学校听先生讲座和开会时为他录音并随时整理出来。更多的是陪先生聊天时小心翼翼地记个提示，事后再追记整理，但这样做许多重要的话都遗漏了。后来感觉先生对作记录的举动并不介意也未打断他的思路，于是就干脆一听先生开口说正事，就作记录。先生似也深知我的用意，以至形成又一种默契。先生晚年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尤其是各地考古成果迅速积累的八十年代前后，他的观点发展很快。要跟上他的思路需要动些脑筋，下点功夫。我的态度和做法是：全盘接受，感受到谈话中有新观点时要有所表示，不理解的也先记录下来，“不懂装懂”，以后理解。只是先生在正式场合的谈话有时会跑题，需要小心提示一下。有时先生也会沉默无语，似闭目养神其实是在沉思，这时只要提到最近的考古新发现、动态或观点，先生总会又全神贯注起来，并将话题引入一个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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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天成了苏先生晚年学术活动的主要形式。通过陪先生聊天，把先生最新思考记录下来，及时发表与师友们共享，更不断对先生的学术思想有了新的理解。

　　当然，与先生聊天较为集中的，是1996年初的深圳行。那是1994年秋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为先生举办85岁生日庆祝会后，先生很希望找几位相知相识的朋友再聚一聚，谈些新课题。正在关注苏先生学术思想的香港商务印书馆陈万雄总编辑听说后主动作东，在深圳为先生安排了环境适合的场所。那年先生已是87岁高龄，出门要坐轮椅，但思维仍然敏捷，而且已作了“为后人要有个交代”的准备。所以，在深圳我与苏先生整整40天的日夜相处中，或廊屋促膝，或庭院漫步，有谈不完的话题。深圳之行虽然以回顾学科发展和个人学术经历为主，却也处处新意。不少观点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最近我将深圳谈话记录加以整理，发现先生那一时段集中思考的，有两个紧密关联的内容，一是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建立；一是人类文明一元性。

　　前一部分谈得较多，内容大都已发表过。不过那次因离京前《寻根》杂志向先生邀稿，于是话题常从“我谈寻根”展开。针对早年学界称中华古文化为“鼎鬲文化”，先生较多谈到鼎和鬲的起源：鼎、鬲要分开说，大致鼎起源于东南，鬲起源于西北，夏是鼎文化，商周是鬲文化，但商鬲与周鬲结构不同，所以，“夏商周各有各的根”；中原及周邻的北方、东、东南、江汉至岭南、西南等六大区系都是以当地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是“各有各的夏商周”。每每聆听先生这些讲述，我就想到，以“满天星斗”形容中国古文化和文明的起源，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谈起寻根，不能不提到先生于1987年在《新建设》发表的短文《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其实，先生早在30-40年代整理斗鸡台瓦鬲和50年代研究仰韶文化时，就有了追寻中华文化与文明根脉的强烈愿望，以为那是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随着80年代前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创建和不断的考古新发现，先生的足迹也踏遍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东山嘴遗址发现后，他从这处距今五千年前、却已具备中国传统的南北中轴线布局的建筑群址中，意识到这是考古寻根的重大突破。于是如先生自己所言，他像是在天上盘旋的老鹰，终于在僻静的辽西山区捕捉到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更有说服力的证据。隔年规模更大的牛河梁“坛庙冢”刚一发现，先生就提出这是红山人举行类似古人传说“郊”“燎”“禘”等重大祭祀仪式留下的遗迹，并一下子联系到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以为“它的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进而考证北从辽西山区与“三北”地区（冀北、晋北、内蒙古中南部和陕北），南自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以及东南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分别越过燕山南下、沿太行山及汾水北上和跨过江淮平原西进，一起或先后向晋南汇聚，碰撞出具西北与东南综合体性质的陶寺龙山文化城址和随葬庙堂礼器大墓这样灿烂的文明火花。先生称这几处中心遗址及相连的文化路线，为中华古文化这棵大树总根系的“直根系”。前述考古寻根一文就是上述内容的概括，所以此文以“内容的科学性”（《光明日报》1988年8月17日）被选为那年高考语文阅读题。几年后先生又以此为基础形成中国文明起源的三部曲（古国-共识的中国、方国-理想的中国、帝国-现实的中国）和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的系统观点，使考古学以独立学科“重建古史”的任务向前迈出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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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中国考古学体系初具轮廓时，又有两项新发现纳入他的研究视野：一是查海遗址距今八千年前后的玉器，一是泥河湾遗址百万余年前的人工石制品。由此，先生将中国历史的基本国情归纳为：“超百万年文化根系，上万年文明起步，五千年古国，两千年中华一统实体。”先生的这四句话，不仅将中国历史文化的根从五千年上溯到上万至百万年，而且使中国考古学体系更趋完善，还是与世界比较的结果。可见，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体系建立的同时，已在思考与世界接轨的问题了。所以，从20世纪即将进入最后十年起，社会各界刚有要迎接21世纪意识之时，先生就连续在北大赛克勒博物馆开馆（1993年）开幕辞等多篇文章和讲话中提到，中国考古学与世界接轨的新课题，认为进入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既是大势所趋，也已具备条件。

　　此时先生已有了更深的思考，那就是“人类文明的一元性”。在北大那次会上他谈到，世界三大古文明中心-西亚北非、中国为代表的东亚、中南美，都经历过从氏族到国家，而国家又有从古国到帝国的发展阶段，这“证明了人类社会历史的‘一元性’”。

　　那次深圳之行，先生较多讲到这一观点。记得那次刚到驻地尚未完全安顿下来，先生就谈道：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差别虽然多种多样，但“还是从一元论考虑，因为地球是独一无二的。”隔天又说：“世界文明史一元化，指一个地球，发展阶段大致同步，发展道路有相近一面，同时相互交流，并不是封闭的。”此后几天谈到这个话题时，还举满族为例，说清初统一多民族的中华帝国的巩固和发展，就与以渔猎为本的满族“长城内外是一家”的理念有很大关系，还联系到现实如联合国的产生和最高理想等。回京不久，先生接受香港《明报》专访时再一次说道：“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人类必将对‘地球村’的过去和未来取得共识，现实世界必将走向‘大同’”。这次专访刊于香港《明报月刊》1997年7期，是先生发表的最后一篇著作。所以“人类文明一元性”也可视为先生考古一生中最后的学术思考。

　　对于先生有关人类文明一元性的论述，我以前只作过介绍，并无深解。直到近些年，中国考古界与外界交往日趋频繁，研究中国与域外文化交流的成果渐多，我也有机会留意和考察西方一些典型遗存并关注东西方文化关系，尤其是面临现实世界今后走向的疑虑，对先生这一观点才渐有感悟。我一直在思考，从以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指导学科研究，到提出人类文明一元性，其间有较大反差。我们该如何理解先生学术思想的这一跨越？重读那次深圳行成果的先生专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答案渐渐清晰起来。

　　中国考古学体系以五千年文明起源及其来龙去脉的实证研究，以及恢复“四裔”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独特地位为重要内容，不仅从时空范围具备了与世界比较和讨论相互关系的条件，而且突显出中国在“地球村”中“举世无双”和“中国是大头”的地位：“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像中国如此之大的国家有始自百万年前至今不衰不断的文化发展大系。从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到万年前的文明起步，从五千年前氏族到国家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再由早期古国发展为各霸一方的方国，最终发展为多源一统的帝国，这样一条中国国家形成的典型发展道路，以及与之同步发展的中华民族祖先的无数次组合与重组，再到秦汉时代以后几次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这一有准确时间、空间框架和丰富内涵的中国历史的主体结构，在世界上是举世无双的。它所提供的对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上丰富多彩而又相互联系的文化，作出纵、横发展的‘庖丁解牛’式的辩证统一的研究的条件，在全世界也没有哪个国家具备。所以，中国史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是大头。”

　　我曾回忆，数十年前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初创，面对多年形成的传统观念，需要的是学术上的勇气。在即将跨入21世纪时提出“人类文明一元性”，则是充满了自信，是来自于对学科健康发展的自信。所以，先生曾乐观地对我说：21世纪的考古学，我看到了。　　

作者：郭大顺，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

　　本文首发于《光明日报》

　　《考古寻根记》读后感(七)：朱乃诚：苏秉琦晚年考古学研究探索的启示

摘要：苏秉琦晚年围绕“国家起源和民族文化传统”这一研究探索的核心内容，创建起一个有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全新的学术体系。这始自1979年苏先生布局在张家口一带进行的考古探索，初衷是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五帝时代前期黄帝时期的史实，后却在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获得突破。然而1989年之后有悖中国古史传统的文明起源研究到处漫延，对此苏先生向大家悉心提醒与告诫，最终发出了学科发展方向“转轨”的要求。苏秉琦晚年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与探索，始终围绕着与探索国家起源有关的中国古史。这是苏秉琦晚年考古学研究探索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 本文所论述的苏秉琦晚年，是从苏先生70岁那一年算起。那年正是1979年，是中国考古学学科迎来大发展的春天。苏先生从那一年步入他的晚年，步入他学术生涯的晚年。从苏先生一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来看，苏先生的学术晚年，熠熠生辉。 苏秉琦晚年进行考古学研究探索的主要内容或核心内容是什么，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由于长期以来大家对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导致一些研究者主观上是以苏秉琦晚年学术思想为指导，或是沿着苏先生开创的研究道路继续前进、继续探索，但实际上却偏离了苏秉琦晚年引导并实践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道路。还有个别苏先生的继承者在自身的研究中或在指导中国考古学研究中根本不使用苏先生考古学研究的有关理论与方法，偏离苏秉琦晚年研究的方向与实践的道路，甚至是偏离具有中国传统与特色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方向。 本文将在笔者以往探索苏秉琦晚年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苏秉琦晚年进行考古学研究与探索的主要内容或核心内容，同时分析苏先生围绕其研究探索的核心内容是如何进行研究布局，又是如何及时地引导学术界按照他所进行的研究方向与途径开展研究，希望由此能够深入理解苏秉琦晚年进行考古学研究探索的学术思想以及给予我们的启示。

一、苏秉琦学术体系及苏秉琦晚年考古学研究探索的核心内容

很多人以为苏秉琦晚年考古学研究探索的核心内容就是“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其实不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是苏先生在进入晚年之际，在夏鼐提倡的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运用“考古学文化”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用于考古学研究探索的一种方法，只不过在1981年才公开发表。这一研究方法的应用，使得他晚年在研究考古学文化过程中犹如解牛，游刃有余。

苏秉琦晚年运用“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这一理论与方法，开展了一场涉及全国主要范围、上下百万年的学术研究课题。如他于1979年4月10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出，我们这一代考古工作者必须正确回答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这三项研究课题，到1994年初苏秉琦学术体系形成之际作了进一步的表达，即“国家起源和民族文化传统”，并指明这是国史研究的核心问题。这就是苏秉琦晚年考古学研究探索的核心内容。这一研究探索的核心内容及研究认识，在苏秉琦学术体系中作了完整的阐述。

苏秉琦学术体系是在他晚年进行了15年探索之后形成的。其主要内容在1994年1月的《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一文作了全面阐述，在《〈中国考古文物之美〉序》和《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两篇论文中也作了充分阐述。其核心内容概括如下。

约一万年以来中国六个主要区域大致都经历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历程，后又从古国发展至方国，最后汇入中华一统的帝国的三个国家发展阶段。其中，燕山南北地区的发展过程最早，约在距今8000年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至距今5000年前进入古国阶段，即传说时代中的黄帝时期，至距今4000年前进入方国阶段，距今2000年前汇入帝国。这在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最具典型意义，是原生型的国家发展模式，又称北方型。中原地区大约在距今6000年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至距今四五千年间，吸收北方、东方、东南方等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在治理洪水过程中进入古国阶段，其中在晋南形成了传说时代中的尧舜时期的“中国”，是第一个“中国”概念的发展阶段；至距今4000年前进入方国阶段，即夏商周三代，是第二个“中国”概念的发展阶段；距今2000年前秦统一六国进入帝国阶段，是第三个“中国”概念的发展阶段。这是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次生型的国家发展模式，又称中原型。秦汉统一帝国解体后，经历了古国、方国的北方草原民族，如鲜卑人、契丹人、满族人先后入主中原，建立了北朝、辽、清帝国，结束了自秦汉统一中华以来筑长城、设重防，把草原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对立起来的格局。这是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续生型的国家发展模式，又称北方草原型。在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传统根系，上万年的文明启步，国家起源与发展的三种模式涵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其中，古国阶段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奠基期，距今四五千年间最为明显；方国阶段是夷夏关系互为消长的时期，而最后终于达到多元一体格局相对稳定的共处关系；中华一统（即帝国）阶段把前段格局在政治上巩固下来，并不断加强。

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学术体系，是苏秉琦晚年围绕“国家起源和民族文化传统”这一研究探索的核心内容而创建起来的一个有关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全新的学术体系。

二、苏秉琦探索国家起源研究的最初布局与探索初衷

苏秉琦在开展“国家起源和民族文化传统”这两大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是从解决一些具体问题着手的，有些方面是指导地方的研究者进行研究探索，或是引导有关的研究进入他的研究轨道，有的则是他亲自布局开展探索。那些由他亲自布局的研究内容，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内容。

苏秉琦晚年亲自布局的研究内容有哪些呢？这可以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秉琦的具体研究重心中得到了解。

1979年，苏秉琦安排有关单位（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张家口地区博物馆）组成张家口考古队，开展对桑干河流域的考古工作。考古工作队调查了桑干河支流壶流河流域，并发掘了蔚县三关、筛子绫、庄窠等遗址。这是苏秉琦晚年围绕国家起源问题进行研究布局的开端，揭开了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研究的序幕。

1979年秋季之前，陶寺遗址的重要发现仍未问世，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的重大发现（喀左县东山嘴、建平县牛河梁）也尚未产生。那么，为什么苏先生晚年一开始就把研究重心放在张家口一带？当时许多人并不明白，即使当时安排具体工作的一线研究者也不明白。而中国传统古史则表明，这里是传说中黄帝活动的区域，传说中黄帝与炎帝的阪泉大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大战就发生在附近。

苏先生晚年最初将研究重心放在张家口一带，是否与探索传说中的黄帝史实有关，苏先生没有明说。三年后，1982年8月，在蔚县西合营乡三关考古工地现场召开了座谈会，即第一次“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区系考古）专题系列座谈会”。出席会议的学者包括当时在辽宁朝阳，内蒙古昭盟，河北承德、唐山、张家口和京津地区进行考古工作的学者。会上，苏先生在讲话中（《蔚县三官考古工地座谈会讲话要点》）解释了在这一带开展考古工作的缘由，他指出：冀北、晋北、河曲这“三北”地带是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区系的联接地带，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路。长城地带是最复杂、最具典型性的民族大熔炉。 苏秉琦在这次会上了解到了辽西地区喀左东山嘴遗址大规模发掘的收获，于是提议1983年在辽宁朝阳召开第二次“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

东山嘴遗址在1979年发掘之后，于1982年春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全面揭露了整个祭祀遗址。如何认识已发现的东山嘴这个遗迹的性质以及在探索辽西地区古文化和文明起源中的作用，成为当时辽西地区考古研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所以，1983年7月在辽西喀左东山嘴召开的座谈会即第二次“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上，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苏秉琦在这次座谈会上则进一步强调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考古在探索我国古文明缔造史上的意义。

他指出：朝阳、昭盟、京津和张家口地区“文化发展的规律性突出地表现在：同一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交错存在，不同的群体在这里交错。这里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燕文化，三者在空间上大致吻合，在文化传统上若断若续。尽管变化很大，但又有一些相对稳定的因素。这恰恰是这个地区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甚为突出的一点。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错综复杂的历史线条联接起来。……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够给予理论的说明，那将意味着我们这门学科前进了一大步，表明我们掌握了解开长城地带古文化发展脉络的手段，并且找到了联结我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间环节，认识到了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我国北方地区在我国古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或作用。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一地区的考古工作中取得突破性成果，而是去搬史书，查‘四裔传’，恐怕永远也解答不了实质性的问题。”他还据东山嘴的发掘收获，强调了朝阳地区的重要意义，指出：朝阳地区“是联结北边昭盟和燕山南侧的重要环节”，“又是联结燕山南北这一广大地区和辽东、东北、东北亚广大地区的重要环节”。

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上形成的对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遗存的认识，尤其是形成的这一地区在我国古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及朝阳地区是其重要环节的认识，为1983年及之后牛河梁遗址群大规模发掘与一系列重大发现的问世及其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现在看来，苏先生在1982年8月第一次“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区系考古）专题系列座谈会”上看到了在辽西地区探索的希望，于是将研究重心向北移到了辽西地区。

苏先生在这时看到的在辽西地区探索的希望，应与他布局在张家口一带开展考古探索的初衷有关。由于张家口一带的考古探索没有产生苏先生预期的重要成果，所以，苏先生在第一次“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区系考古）专题系列座谈会”上没有明说他的研究初衷，致使一线田野考古研究者不明白苏先生布局在张家口一带开展考古探索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更不能深入地领悟苏先生为什么放下张家口一带的探索工作，而将兴趣转向了辽西。

苏先生对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一系列重大发现的研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一项则是与他探索传说中的黄帝史实这一初衷有关。这个探索初衷在苏先生论述红山文化晚期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中有明确的表述。如1993年4月苏先生与赤峰市史学工作者谈西辽河古文化时，分析《尚书·禹贡》中关于冀州“厥土惟白壤”的记述与“大凌河地区是近白沙土”的现象，认为“传说中的五帝早期的活动大约就在这里”，还认为：“《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又如前已述及的苏先生在1994年初论述《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一文中阐述他的学术体系时指出：燕山南北地区的发展过程最早，约在距今8000年前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至距今5000年前进入古国阶段，即传说时代中的黄帝时期，至距今4000年前进入方国阶段，距今2000年前汇入帝国。这在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最具典型意义，是原生型的国家发展模式，又称北方型。这些研究认识与结论，印证了苏先生于1983年在第二次“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上所说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考古在探索我国古文明缔造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的含义。

苏先生将研究探索的区域由张家口一带北移至辽西地区，并且将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与黄帝时期的活动中心相联系论证，由此也印证了苏先生最初布局在张家口一带进行考古探索的初衷是与开展考古学探索五帝时代的前段黄帝时期的史实有关。

所以，1979年苏先生布局在张家口一带开展考古工作，实际上是苏先生开展的考古学探索黄帝时期史实的发端。这是苏先生主导开创的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由于这方面探索的学术风险很大，在探索初期并不能像徐旭生于1959年4—5月赴豫西开展夏文化调查那样开宗明义，而只能在形成最终的研究成果与认识之时才便于说明。现在可以明确，从考古学角度探索黄帝时期的史实，始于1979年苏秉琦的探索。

三、苏秉琦晚年要求学术研究转轨及其目的

苏秉琦晚年要求学术研究转轨，最初是1991年9月18日在呼和浩特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概念，如：“1989年正当学会的第一个10年之末与第二个10年之初的转折点，又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观点由于在南中国取得全面突破性成果，从而使我们对全国范围内的六个考古文化区系各自渊源、特征与发展道路的认识更加深入一层；还使我们对学科向更高层次的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课题，以及实施步调也要有如火车运行需要‘转轨’那样的转折点。具体讲，就是以区系观点为纲，直接面对中国古史的几大问题：第一，文明起源，换句话说，即‘从氏族到国家’；第二，中华民族最初形成与发展；第三，中国文化传统的直根系形成与发展等。”后来，又于1993年11月27日在济南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出学术研究转轨的要求，指出：“‘转轨’像京戏《红灯记》李玉和说的‘搬道叉’，但又不那么简单。学科‘转轨’指的是学科发展方向、工作问题，更指思想问题。”

为什么苏先生在这时提出学术研究要转轨？是向谁发出这样的要求？目的又是什么？这一直是个谜。 现在细心回顾苏先生提出学术研究转轨要求前后的学术大背景，大致可以明白苏先生发出这一呼声的目的。

苏先生在1991年发出呼声，要求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转轨，这是向当时主导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以及主要参与者发出的呼声，目的是要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引向对中国古史的研究，尤其是要引向对甲骨文之前这段中国传统古史中传说时代的研究，重点是希望解开五帝时代的史实。

1991年前后，正是中国考古学界大力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热潮阶段。其代表事件是1989年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这一国家一级研究机构而不是个人主导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进程。 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时任所长及《考古》杂志主编的主持下组成了“文明起源课题组”，并于当年9月9日以《考古》编辑部的名义召开了“中国文明起源座谈会”。会后，“文明起源课题组”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前往浙江、上海、江苏、辽宁等地，对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的重大发现进行学术考察。由此掀起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一股新潮。

1989年掀起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新潮，显然是苏秉琦在1986年掀起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浪潮的继续。这是在1988年夏苏先生因突然患病而中断他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之后，在新产生的社会环境条件下而再次形成的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新态势。

然而，这时开展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目的与苏先生掀起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目的不同，研究讨论的内容也不符合苏先生的愿望。苏先生在1986年掀起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实际上是苏先生晚年探索中国“国家起源和民族文化传统”这一核心内容的一个插曲，或是说当时苏先生只是将文明起源研究调整到他的学术研究主线中，目的是以更好的方式研究中国古史，探索五帝时代。如他在1986年10月谈“文化与文明”时提醒大家，“对文明如何解释，这不是顶关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认识文明的起源，如何在实践、在历史与考古的结合中加深对文明起源的认识”，强调“提出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目的是要揭示文献以前的历史，这就为历史传说与考古的结合找到一条道路”。 苏先生在病愈康复后所面对的学术界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热点，是研究者大都在热烈讨论中国文明起源于距今5000年前、距今四五千年间、距今4000年前还是距今4000年前后，还讨论中国文明时代形成的标志、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中国文明起源是一元还是多元的等理论问题，形成的相关论文铺天盖地，但是这消耗了许多研究者的时间与心力，学术研究在低层次研究面上盘旋。对此，在1991年四五月间苏先生完成了2篇有关重建中国史前史的论述，希望以此推动在考古学界开展中国古史中远古时代的研究。

如在完成于1991年4月的《重建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一文中，苏先生表达了加强对传说时代研究的思想：“如果我们能把这两方面（古籍中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和龙山时代的考古发现）的材料很好地结合起来，特别是把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就会更好地把我国的远古历史同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衔接起来，把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如何产生私有制和阶级，最后出现国家的具体进程及其特点阐释得更加清楚。那时我们将有理由说我们所作的确实称得上是恩格斯《起源》一书的中国续篇！”

又如形成于1991年四五月间的《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要求考古学家从研究史前考古学到研究史前史，在思想观念上、工作上要有个转变，并且指明“文明开始是把金钥匙，是要大力开拓的课题”。 苏先生的这些引导学术发展方向的努力没有被一线研究者领会。所以，苏先生于1991年9月18日在呼和浩特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学科转轨，呼吁当前的研究要面对中国古史问题，并直接说明了文明起源即氏族到国家。之后，他在《重建中的“中国史前史”》一文中明确说明了他开展中国文明起源课题的意义：“我们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实质上已远不单是哲学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现实的社会、历史的课题，涵盖中国的过往与今来，是中国在这个‘世界村’中，中国人在当代世界进步人类中，将占一个怎样位置的问题，是合格的公民还是二等公民的问题。”同时告诫大家，对区系观点和文明起源课题的意义无须再加深论；提醒大家，文明起源问题“是打开历史与文化谜宫的‘金钥匙’”，“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再次告诫大家，文明起源是个行动的口号，是一把“金钥匙”，并不止一次地说明，文明起源就是国家起源，还提醒大家不要在概念上转圈子。

一线研究者对于苏先生的多次提醒与告诫未能心领神会。1991年11月17日“文明起源课题组”以及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的一线研究者近20人又召开了为期13天的“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会议前一阶段考察山西襄汾陶寺，河南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和殷墟等重要遗址，后一阶段在北京举行学术座谈。会议就文明的概念与标志、中国文明的特点与模式、考古学探索文明起源的作用与地位以及今后探索的途径与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气氛十分高涨。而苏先生则在这次会议的末尾对在座的一线研究者再次提出了告诫，并说明了有关学术缘由。

苏先生指出：“文明起源，我意就等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另一种简化的提法。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其实‘文明起源’的确切含义，恩格斯的书名已经很清楚地表达出来了，指的就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全部人类历史的中间分界线不就是这些吗？”再次告诫大家：“不要在‘文明’或‘文明因素’的概念上转圈子，花费过多的精力，而应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上取得一些共识。”再次说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是中国考古学者经过几代人的探索才找到的开启编写《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的中国续篇这道大门的钥匙。

苏先生的这些欲全盘托出的十分精辟的讲话与思想，没有触发与会者的醒悟，却使得与会者感到一片茫然而不及回神。进入1992年，“文明起源课题组”因故突然中断学术研究活动，然而掀起的这股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新潮却在全国考古界漫延，但在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研究方面却没有任何新的进展。所以，苏先生利用1993年11月27日在济南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明确提出学科转轨的要求，并希望这种转轨要像铁路轨道搬道岔那样戛然而止。

苏先生之所以在1993年11月27日提出学科转轨要像铁路轨道搬道岔那样戛然而止，大概是在此时，苏秉琦学术体系正在形成，他已经看到了他探索“国家起源和民族文化传统”这一“国史”核心内容的希望，看到了他引导学术界面对中国古史的远古时代展开研究的理论依据。

然而，令人不解也令人痛心的是，苏先生这一毕其一生精力探索的《国家起源和民族文化传统》这一划时代的论述，在1994年初形成并托付他人远行之后，却未能及时公诸于世，只是到了1994年9月庆祝苏秉琦85岁寿辰之际汇集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书中公布。由于该论文不是单独、单篇公布发表，而且篇幅很短，许多研究者疏于学习领会，导致苏先生希望的学科发展戛然而止并进行转轨的愿望没有实现，而是那种有悖中国古史传统的文明起源研究到处漫延。即使在进入21世纪学术界加强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而引发一系列有关重要发现问世之后，对中国传统古史中五帝时代的研究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苏秉琦晚年考古学研究探索的启示

苏秉琦晚年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与探索，始终围绕着与探索国家起源有关的中国古史。起初重点探索的是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及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以及在北方文化交融大背景下以陶寺文化为重心的文化现象，其目的分别是力图解开中国古史传说中五帝时代前段黄帝时期的史实和五帝时代后段尧舜时期的史实，论证具有中国古史特色与传统的中国国家的形成。 苏先生还以这两个课题来指导其他区域新发现的研究，引导研究者对新发现重要意义的认识。如1983年5月9日—17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上，当大家专注于讨论夏文化、夏都与汤都问题时，苏先生提醒大家要重视对“传说”时代的研究。1984年11月17日在浙江嘉兴召开的“太湖流域古动物古人类古文化学术座谈会”上，针对上海福泉山、江苏武进寺墩等一批良渚文化大墓的新发现，苏先生指出：“我们这个号称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的黎明期历史虽然还是‘若明若暗’，但已决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神话了。”又如1985年3月1日—6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上，苏先生提醒大家要足够重视近年来不断发现的诸如陶寺、王城岗、平粮台、凌阳河、边线王、福泉山、寺墩、东山嘴、牛河梁、老虎山等距今四五千年间至五千多年前的重要遗址、遗存，并就龙山文化时期一批城址的发现，提出“城”与“乡”的学术概念，以引导大家对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1985年10月13日，苏秉琦在辽宁兴城座谈会上又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为研究距今四五千年间至五千年前的这段历史而进行理论与方法方面的探索，以便于指导对国家起源过程中距今四五千年间那些中间过程与现象的研究。 由于五帝时代是中国古史中的传说时代，而在经历了20多年探索的传说时代中五帝时代之后的“夏”还尚未取得定论之前，怎能直言探索“五帝时代”的课题？！然而，苏先生以大师手笔布局，以社会大众关心的中国文明起源为题，以宏大的胸怀面对一切质疑，尽力悉心引导学术界及有关的学者走他所探索的道路。虽然，最后是众人沉浸在云山雾海之中，他几乎是孤军风雨兼程，却获得超越他最初研究目的的收获，“似重新发现一个和已往心目中的世界与中国有所不同的图像”，圆了一个梦，形成了苏秉琦学术体系。 苏秉琦晚年考古学研究与探索的目的、方法、方式、过程以及不懈努力的精神，将永远启迪着后学。虽然，现在许多学者对苏先生最终所圆的这个梦还不能十分了解，不能心领神会，但是，“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必将伴随着学术的发展、探索的深入而得到弘扬，尤其是对21世纪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作者：朱乃诚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本文转自 微信公号 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 原文刊于《文物春秋》2020年第2期 责编：荼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