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中的疯癫》是一本由(英) 安德鲁·斯卡尔 (Andrew Scull)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6.00元,页数:55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文明中的疯癫》读后感(一):文明中的疯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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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中的疯癫:一部精神错乱的文化史 [英]安德鲁·斯卡尔 (Andrew Scull) / 经雷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20-5
子扉我 2020年夏 申城西楼
原载回响编辑部微信2020年7月28日
《文明中的疯癫》读后感(二):不止于疯癫
《文明中的疯癫》,黄色的外表无论放在哪里都异常抢眼。本书作者斯卡尔对疯癫的表现和含义做了深入的研究,从《圣经》到弗洛伊德,从驱邪到催眠,从疯人院到维多利亚避难所,从幽默理论到现代药理学,兼收并蓄,将文明中的疯癫向大家娓娓道来,再配上精美的插图,读起来丝毫不会乏味,反而引人入胜,耐人寻味。
疯癫到底是什么,没有一个周延的定义。从最简单的来说,非理性其实就可以界定为疯癫,但事实也不尽然,但如果非得给疯癫下个明确的定义,自古以来又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医学家,也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正如本书结尾所说“疯癫确有其含义,尽管当我们试图去捕捉这些含义时,它们又显得那么神出鬼没、稍纵即逝。这仍然是一个根本性的难题,一个理性的耻辱,是文明本身不可推脱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以为这是一部理论性的哲学著作,但读完才发现这本书描写的是疯癫的历史,历史的疯癫,非常有趣。
这是一部文化疯癫史。本书介绍了莎士比亚等作家是如何在戏剧中借助疯癫推动情节的发展,也介绍了鲁本斯等画家借助疯癫的形式展现画作主题,甚至电影、小说、雕塑等艺术中也或多或少掺杂疯癫的因素,推动各类艺术形式的发展。这也是一部建筑疯癫史。从最早纯粹杜绝疯子作乱建设的疯人院到以后为治疗疯癫建设的医院,以及对各类型疯人院和医院的建设所作出的专门设计都有详细说明,大开眼界。这同时是一部科技发展史,从利用巫术去除体内邪魅,到用药物治疗精神疾病,科技的进步催生了人文关怀,也促使人们对疯癫的具象作进一步的研究。
《文明中的疯癫》读后感(三):疯癫至今仍是一个谜
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一读。
我更关心的是,疯癫在今天科学昌明的情况下,是不是已经被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作者认为这事并不乐观。
20世纪初,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甚嚣尘上,可后来的精神病学家不以为然,导致精神分析学只在文学艺术领域内流行。
所以,精神病学界认为,从生理上解释精神疾病更可行,但这样做进展仍然不大。作者指出:“疯癫至今仍是一个谜,一个看上去没有答案的难题,尽管精神病学(以及许多饱受精神失常困扰的人)很希望改变这一点。我们顶多只能缓解这些疾病带来的苦痛。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神经科学取得了长足进步,有大量的新发现。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发现至今没能带来可用于精神疾病处置的临床应用。”
作者提醒我们:
“人脑在人出生后继续发育的幅度是动物世界里独一无二的,而对脑的结构与机能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环境因素,本身也是人创造的。人类展现了一种至少可以持续到青春期的非凡的神经可塑性,因此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在我们的先天神经构造发生变化,进而创造出成熟的脑的过程中,非生理性因素起了多么关键的作用。脑的形状本身,还有会不断发育并构成感情与认知的物理基础的神经连接,都深受社会刺激的影响,也会受文化——尤其是发育时的家庭环境的影响。脑的结构与组织就是这样的设定下进行微调的。再一次引用布鲁斯·韦克斯勒的话,很简单,‘人类本性允许和要求环境去影响正常的发育’——这让人立刻想到,对非正常发育也是这样。这种发育会持续很长时间,一直到三十岁左右,脑组织的连接性和变化越来越多,尤其是顶骨和额叶。弗洛伊德在早期心理社会环境与精神病理的关联上做出的猜想,大多已经不再能说服我们,然而其基本的观念,即疯癫的一部分根源需要到我们的身体之外寻找,无疑有其道理。”这段话内涵很丰富,值得琢磨。比如通俗地说,我们不要折腾别人,不要折腾孩子,也不要折腾自己,一不小心就心理有病,乃至发疯。
《文明中的疯癫》读后感(四):趣味的疯癫
谈到疯癫,大部分人眼前就浮现出恐怖阴森的精神病院,精神病患者令人生畏的眼神,仿佛听到凄厉失控的尖叫和病人家属的无助痛哭。疯癫研究门外汉的我,出发点当然是寻求刺激,就像看各种心理片之前的摩拳擦掌,但看此书不需要心理建设,没有惊心动魄和恍然大悟,这是一本研究疯癫历史的书,有大量篇幅是介绍各类疯癫相关的神话传说,从疯癫中汲取灵感创作的艺术作品,以及与疯癫相关的历史事件,颇有趣味。
早期,人们认为疯癫是上帝的诅咒,比如扫罗和尼布甲尼撒的故事,圣经中耶稣的显圣驱鬼故事,都充满了那个时代的宗教和超自然解读。希腊神话也不例外,发了疯的赫拉克勒斯误杀自己的孩子,伊阿宋和他的新娘被疯狂的美狄亚报复杀死,诸如此类神话与疯癫的有趣关联,看得非常过瘾。
疯癫也是艺术作品的灵感源泉,其贯穿多部莎士比亚戏剧的主题,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其中的《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更是相当重口味,血腥暴力得让人质疑是否出自莎士比亚之手,很多观众都大呼无福消受,作为读者的我也真是大开眼界。小说中更是充斥着疯癫的主题,很明显读者对这类主题十分受用。其中有著名的《堂吉柯德》。而疯癫更是绘画作品的宠儿,鲁本斯的宗教画,丢勒的版画,各类小说的插图,甚至于雕塑,这一主题永不过时。更不用说本身就是“疯人”的梵高和达德,他们在被治疗期间也留下了宝贵的作品。
疯癫的治疗方法更是五花八门,从早期的驱魔仪式到催吐放血,颅相学,甚至于麦斯麦奇奇怪怪的“磁桶”疗法,各种花样层出不穷,但是疗效却并不像那些疯大夫宣称的那样神乎其神,反而让病人受尽了折磨。狄更斯居然也是麦斯麦疗法的拥趸,他本人曾尝试多次。如今我们看来,这些治疗方法更像是江湖术士的骗人手段,当时却被这么多人认可和实践,实在令人感慨。
这本书里你还能看到纳粹种族灭绝的理论来源的诞生,阿尔兹海默症名字的来历,。其次必须夸一夸书中的彩图和插画,非常详尽精美,书中提到的艺术作品或趣事基本都配有精美插图,结合文字描述更加一目了然,阅读体验愉悦值upupup。文明中的疯癫,一场充满阅读乐趣的旅行,不多说了,自己去发现吧。本书可以配合《美国恐怖故事:精神病院》食用,效果更佳。(手动滑稽)
《文明中的疯癫》读后感(五):今夜让我们聊聊癔症
《文明中的疯癫》为我们讲述了一部精神错乱的文化史。精神疾病一直困扰着我们,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典籍还是还是神话故事中我们都可以找寻到蛛丝马迹,它在历史中有很多称呼,随着人们对它的认识增加,也进行了分门别列给予其不同的称呼。人们对于群体中一些有反常举动的个体采取他们认知中最有效的方式进行治疗,今日的我们有了更科学更加系统的认识。某些举动我们都可以用一个科学的解释去分析问题的所在。抑郁、疾病、食物中毒、药物过量、PDST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些我们今日所熟知的症状,在当时都无法想象解释。人们的认知有着一个过程,神话、旧约等等都记载这些故事,当哲学融入治疗思路中后,治疗过程又产生新的变化,“体液说”或许陌生,可一讲到万能的放血疗法,大家一定会会心一笑,当然这不是我们发了癔症,只是我们知道最终的结果。就像过去的一句笑话:“中世纪的医生杀死的比救活的多。”早期我们对这些病症并没有清晰的认识,有些来自于精神疾病,有些来自病毒、细菌对中枢神经系统的破坏,食物中毒和药物过量。中世纪和大航海时期,西方的生活卫生条件和个人生活习惯令人堪忧,今日的我们翻看病例才会了解到,一些个人行为沾染的疾病导致了精神错乱,人们用水银去治疗他们,水银有着一定的消毒作用,可以用于治疗但仅在发病初期,不管至于与否都会留下一抹诡异的“银色微笑”。麦角菌中毒,仅仅只是因为面粉受潮产生细菌,食用后,人们产生幻觉,还有其他症状。早期的治疗都期望恢复人体的机能,重新回归到“平衡状态”。进入下一个阶段一些今人看起来和虐待无异的方法开始实行了。治愈率如何现在很难查证,不过他们还是有一定“天赋”的,可以在其他层面发挥作用,比如“贴加官”。随着宗教狂热,治疗方式在错误的岔道上策马奔腾,一些病症归于异端,“火焰与水净化一切”,无辜的人因此殒命。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治疗方式渐渐趋于科学的治疗方式,当然治愈的仍是隔离,电击流传到现在还被一些家长是治疗网瘾有效方式,这真是可悲。一些指标不治本的手术也开始盛行,额叶切除被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疗手段持续了很久,人们不断创新治疗方式,让手术变得更加简便,使用冰镐轻敲几下,没人真正在意它的损伤危害,不停的被包装,甚至用来治疗儿童的多动症。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的我们遇到新问题与考验。科技的进步让杀戮变得高效,战争的残酷超出了人们的心理防线,一些老兵饱受折磨,渐渐的我们认识到那不是懦弱,而是创伤,从一战的堑壕到今日的中东,战争折磨着每一个人。新事物带来新发展,也带来新的症状。至今我们仍然在探索着企图找到有效的办法。正如本书最后一段的那句话:“疯癫确有其含义,尽管当我们试图去捕捉这些含义时,它们又显得那么神出鬼没、稍纵即逝。这仍然是一个根本性的难题,一个理性的耻辱,是文明本身不可推脱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明中的疯癫》是一部学术大作,篇幅有限,三言两语并不能将其归纳。这部几十年一遇的倾心之作,还是要自己慢慢阅读。
《文明中的疯癫》读后感(六):哪有文明,只有疯癫
阖上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内心是悲悯而震惊的。
疯癫,这个古老的疾病跟随了人类上千年,直到今天,依旧是个谜。
最初,人们将疯癫看成是邪祟入侵,宗教便成了第一波“治疗”的主力军,这其中穿插了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医学”,但是邪祟的说法依旧持续了很久的时间,驱魔与治疗手段并存。
后来出现的疯人院,也只不过是将这群人聚集在一起,将他们与世隔绝,以防止他们扰乱社会与家人的生活而已。但是他们在疯人院或后来出现的收容所中,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得到什么治疗,却不是大众所关注的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疯人院成为了一个噩梦般的地方,暴力与虐待无处不在,非人的待遇已经是家常便饭。
没有人在乎这群病人的死活,气氛压抑到连管理这群疯癫病人的医生与护士,都几乎要变得跟病人一样。
更不用说其中还有当权者滥用职权将自己的对手关进疯人院的丑闻。
这让我想到《美恐》有一季,讲的就是疯人院的故事。
最让我震惊的应该是第十章,令人绝望的诊治。
一战爆发,士兵们信心满满的上了战场,却发现战争是漫长而残酷的,他们开始陆续患上PTSD,却被当做是怯懦和退缩的借口,是意志薄弱的表现,为了让他们剥掉这些“伪装”,医生们对他们使用电击疗法。
紧接着,一系列针对这类情绪或疯癫引发的非理性行为,医生们开始了疯狂的实验。
从疟疾疗法(从疟疾患者身上抽取血液,注射到疯癫患者体内,从而使他们发热,以此杀死体内的寄生虫,从而痊愈),到去脏术(切掉患者部分“坏掉”的脏器),到休克疗法(持续给患者使用高剂量的胰岛素制造休克),惊厥的方法(让病人陷入极度的惊吓和痛苦的状态),以及最可怕的额叶切断术(甚至还有直接从眼窝去切断的)。
如此残忍的治疗手段自然是会受到谴责和抵制,同时越来越多有社会地位的人也开始患上轻微的这类疾病(对社会无害,只是对自我有困扰),精神分析学便出现了。
但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专家的出现,也只不过是为了能赚更多的钱,才进入这个行业的(连弗洛伊德也是一样的)。他们并不清楚这类病症治好与治不好的界限在哪里,甚至连所谓的药物,也是为了赚钱而存在,其实并没有什么效果。
后来,因为政策的原因关闭了收容所和疯人院。这群病人依旧是不被人在意的,他们何去何从,从来不是抉择者会考虑的问题。
每一个穿插在其中的故事,都是让人绝望的。就算到了今天,科学发展了,人类生活条件变好了,一切都看似在进步,但是对于疯癫,我们却依旧知之甚少。
有的只是一群以此牟利的人们,而已。
《文明中的疯癫》读后感(七):我们有病否?
“学霸”父母养育了“学渣”孩子,并不是个别人的烦恼,其原因因人而异。在吐槽体制、反思自我、恨铁不成钢之外,友人现身说法:她家的孩子的不专注是一种病!“感统失调”这一名词的提出不过半个世纪,相关的门诊和以此为卖点的培训机构却层出不穷。父母们对付不了的“学渣”是不是得病了?
抱有此等困惑的读者,一定能在《文明中的疯癫:一部关于精神错乱的文化史》一书中得到镜鉴。作者安德鲁·斯卡尔是社会学与科学研究方面的学者,而历史上,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知正是在文化与科学之间摇摆不定、莫衷一是,用跨学科的视野来看或许更全面。关于精神疾病,今人时常怀有和古人一样的困惑,甚至在许多细节上,今天的社会学者和科学家也没能完全弄明白。因此,了解前人看待精神疾病的历史,是一段略带神秘、新奇有趣、亲切生动的旅程。
在混杂着神话与传说的古代世界,人们自然而然地向神明求解释,将疯癫诉诸某种超自然力量。如同各个民族的先民构筑各自的起源神话,在当时的认知下,神明的解释有某种镇定之效——相比于随机产生的疯癫,有迹可循能令其不那么可怕,尽管“伪科学”的解释本身未必有足够的说服力。
早期医学的发展带来了观念的改变。虽说盛行许久的体液说已不足为据,至少替医者打开了一条思路:疾病的根由存乎人体,精神疾病概莫能外。但是精神疾病又是极难解释的,在不同患者身上症结不同、表现各异,治疗方法更是无奇不有,其疗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医者的一厢情愿。
书中列举的种种治疗方法中,一度大行其道且广为人知的可能是额叶切断术,我们知晓它的途径却可能来自绘画、文学、电影等场景中的可怕印象。这号称简单、迅速的手术,是将一支冰锥刺入眼眶,着实触目惊心。此外,注射毒物、刻意制造脑膜炎、降低体温至29度以下等旁门左道,更是时常令患者有性命之虞。
采用何种治疗方式有时也取决于社会环境。譬如,在15世纪的荷兰出现了第一家疯人院,仅可容纳十人。这一模式大受病患家属的好评,因其大大减轻了照顾病人的负担,很快供不应求。而在17世纪的英国,精神疾病就不见得是负担了,一位医生自豪地名之以“英国病”,称它常在显贵阶层流行,是一种神经纤弱的文明病,理应被善待。到了20世纪,受到战争创伤的士兵可没那么好运,精神科医生与军队里的上司立场一致,认为所谓的“炸弹休克”受害者根本就是逃兵和胆小鬼,应当用酷刑去刺激他们——巨大的痛苦逼迫“哑巴说话、聋子听见、瘸子走路”。
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医学发展突飞猛进,在精神病学领域也有了看上去客观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简称DSM),医生们可以按图索骥,无需主观判断有病没病,临床处方也如出一辙。余下的事情,是否应当交给科学家去研究更多关于大脑的奥秘、完善目录、研发新药呢?事实上,我们仍然不能摆脱环境的影响。因为“疯癫的根源隐藏在生理与社会那不可捉摸的混合体之中”,浸淫其中的大多数接受了今日的规则,未觉有异。譬如斯卡尔感慨,在用DSM标准化诊断的当下,我们也失去了昔日精神分析学家倾听和了解个体的耐心,而后者不是全然无意义的。又或者,当我们将日常生活的困扰交给精神药物,归咎于心理疾病时,我们也交出了一部分对自我的掌控。进而,我们再给掌控不了的孩子贴上有病的标签。
美国儿童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就关注到,越来越多、越来越小的孩子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在美国,平均每五个男孩里就有一个)。让三岁的孩子接受精神药物治疗的现实令人不安,和斯卡尔一样,高普尼克也认为,除了生理性的因素,我们应当着眼于社会性因素,视孩子的大脑发育状况,为他们创造适宜的成长环境。科学的发展,本是为人服务的,倘为了简化问题而忽视身体的真实需求,未免本末倒置了。疯癫的历史刚好为清醒者镜鉴,一纸药方不能取代对自我、对他人的责任。
——庚子年读安德鲁·斯卡尔《文明中的疯癫》
《文明中的疯癫》读后感(八):只是被人骂作“神经病”,就难以忍受了吗
一直以来,几乎没有人会对自己的健康问题置之度外,每年的例行体检都难免惴惴不安,更不用说在真正的疾病由理论上的猜测变成现实中的麻烦之时。但毫无疑问,人类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多数病症已经算不了多大的事情,顶多算是添些麻烦而已。但有一点几乎可以确定无疑,只要不必去医院吃药做手术,或者感觉疼痛什么的,即使自己的身心真的处于一种不怎么健康的状态,也没有人会把这当一回事——虽然这几年间,“亚健康”的概念其实已经越来越被人们了解,但却仅仅只是了解而已,甚至只是对这个名词有所耳闻。
实际上,“亚健康”潜在的危害要远远超过了很多真正的头疼脑热。那么,究竟什么是“亚健康”呢?中华中医药学会曾经发布过一个《亚健康中医临床指南》,其中对“亚健康”的定义是,亚健康是指人体处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只是因为这种状态还够不上疾病的标准,所以没人真正当作一回事;只是因为这种状态也不算健康,所以只是怀着一种“狼来了”谈笑心态。但真要是“狼来了”,那就不可收拾了。
所以,无论自己的身心是否处于“亚健康”状态,都非常有必要认真地了解一下自己的健康状态。摸清了底数,再采取相应的对策,这才是对自己负责任;掩耳盗铃或者讳疾忌医,都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事实上,“亚健康”或者更糟,比如精神疾病,自古以来就并不鲜见,只是对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欠缺——除非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否则就只是一种攻讦的手段而已,少有人把这当回事。
但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社会学与科学研究特聘教授安德鲁·斯卡尔认为,非常有必要正视这个问题,用他在《文明中的疯癫》中第一章的标题来说就是,要“直面疯癫”。考虑到作者曾在《柳叶刀》和《脑》等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过论文和评论,专业背景不需要置疑。最好是能够认真对待。先好好了解一下与人类文明伴随至今的“疯癫”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假如有条件,可以测试或者检查一下自己的精神健康程度——身体上的疾病,凭借现代医学条件一般不难检查出来,但精神上的疾病就极其容易不加注意甚至是被有意无意忽视——这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千万不要被“疯癫”这个词给吓着了——不要觉得,似乎“疯癫”要比精神失常、精神错乱以及躁狂症、抑郁症、癔症等要可怕得多。安德鲁·斯卡尔认为,“疯癫”只是一个医学术语而已。不妨理解成,每个人多少都有点疯疯癫癫,心里面的负担就会轻一点,就可以增添几分理性,来让自己读一读《文明中的疯癫》这本书,对其中所介绍的内容,能够静下心来去了解了解。要知道,比起现代人和现代医学来说,古代人对“疯癫”可谈不上理智对待,不轻易地上纲上线就已经很不错了——至少在《文明中的疯癫》中,对“疯癫”的态度,古代的中外,都差不多可以用来对待可怕的魔鬼了——虽然现代社会中有时候也未必就能好到哪儿去!虽然经常有人指责别人“神经病”——真要是真的精神病,那就不是指责了,而是远远躲开。唯恐避之不及!
但其实,正如安德鲁·斯卡尔所言,疯癫并不在文明之外,它是文明不可磨灭的一部分。真正精神错乱的人,接受医学诊治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真正的不治之症其实并没有多少。从古到今真正欠缺的,从来都是科学、理智的对待,而不是其他。
《文明中的疯癫》读后感(九):《文明中的疯癫》实拍图出炉,这次不再疯癫了~
★ 继福柯《疯癫与文明》以来zui重要的精神医学史著作
★ 当代精神病学史权威,完整梳理古今疯癫的理论与治疗
★ 史诗级巨著,集结五十年来zui新研究成果
★ 收录一百多张珍贵历史插图、照片
★ 2016美国出版商协会专业与学术(哲学类)杰出出版奖荣誉作品
★ 2015《柯克斯书评》非虚构历史类年度好书
★ 2015《纽约邮报》年度好书
★ 2015《帕斯特音乐杂志》非虚构作品前3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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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中的疯癫》读后感(十):理性的耻辱,科学的噩梦?
西闪/文
多年前读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狂史》,既解惑又生疑。人类社会到底有没有以精神失常为表征的生理疾患?还是说,一切都是知识和权力的建构?如今想来,我似乎下意识地试图从历史里找寻答案。最近读医学史家安德鲁·斯卡尔(Andrew Scull)的著作《文明中的疯癫》,感觉有收获。
单纯的生理疾患没有历史。没人关注咳嗽的观念演变,也没有人对腹泻的时代特征感兴趣。但是有些疾病从来都不简单。它们既是对身体的折磨,也是对心理的侵扰,更重要的是,它们不仅威胁自身,还会对他人造成强烈的影响,甚而在实际层面与象征层面上动摇社会秩序。这样的社会性疾病,才是有历史的疾病。比如传染病,又比如精神失常。
希波克拉底讨论过他那个时代的“圣病”。在他看来,所谓圣病一点儿不特殊,同样由自然的原因引起。将其神圣化的人,要么是无知之辈,要么是江湖骗子。他说的圣病,历史上人们一般称之为“疯癫”(madness),与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神疾患大致同义。
暂且不论西方医学之父的对错,只需稍具历史想象力即可懂得,他的见解在当时太过新颖。面对令人束手无策的疯癫,将不幸归因于神明、邪魔和命运,远比托付给力有未逮的医术更为安心。不过,希波克拉底提供的新思路无疑是革命性的。从此,非自然解释与自然解释形成了长期的“双轨制”,让医生和巫祝以不同的方式为疯癫之人提供安慰。
比希波克拉底的时代晚不了多少,中国人在《灵枢》中就有专篇讨论疯癫之症。可见在东方,人们对疯症成因的看法也分成了自然与非自然两种。不同的是,这两种观念有明显的等级特征。社会精英很早就认识到了疯癫的生理属性,但是身居底层的多数人仍然求助于祈祷、法事和神灵。
正所谓“医乃仁术”,在医儒不分的传统下,中国医生比西方同仁们更早关心疾病与医疗的社会意义。即使坚信精神失常源于器质性问题的医生,也不得不倍加留意疯癫对群体造成的损害。由此人们想方设法应对疯癫之举的社会破坏,最终形成了一套融入礼法的处理兼惩戒的原则。结果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疯癫的社会属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另一方面,保守的制度也束缚着社会观念,使得人们对疯癫的认识和治疗裹足不前。
重大的进展出现在伊斯兰世界,标志是医院的普及。面向患者和弱者的医院,其雏形最早见于拜占庭帝国,但这种不同于战地医院的慈善机构得以推广,是在伊斯兰教统治下实现的。在最早的医院里,疯癫者就在第一批收治的病人之列。从八世纪末到十二世纪,伊斯兰城镇遍布大大小小的医院,其中也不乏专门处置精神错乱者的空间。
可以想见,医疗机构的建立,对于疯癫而言,是一种定义上的更新。尽管在今人看来,这种定义包含着难以忍受的残酷,可是想到长期以来被社会和家庭遗弃荒野自生自灭的人,这些残酷仍有无可奈何的价值。
与伊斯兰世界形成对比的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欧洲,那是一个贫困、暴力和病魔肆虐的时期,短促的平均寿命足以证明这一点。另一个显著的佐证则是识字率。从七世纪到十三世纪,中世纪欧洲的绝大多数人丧失了起码的读写能力,医学也不可避免地沦为文明凋敝的牺牲品。这直接导致人们看待疯癫的观念陷入停滞甚而倒退。
别说医学,就连宗教也跟着堕落。早期基督教强烈反对偶像崇拜,把施行法术当作奇技淫巧。但是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在向北方蛮族传教的过程中似乎也沾染上了萨满的习气,认定摧毁异教神庙,驱离依附于人身上的魔鬼,树立形形色色的圣人,施展更多更强大的神力,足以治愈那些灵魂扭曲的疯癫之人。
教徒热衷于“搭救”那些疯癫者,是因为驱魔的过程特别彰显上帝的全能。不少中世纪的绘画和雕塑都在描绘这样的场景,文学也不例外。譬如在《神曲》里,但丁对第八层地狱的欺诈者、作伪者施以的惩罚就是让他们染上麻风、水肿和疯癫。
疯癫是罪孽的结果,罪孽是最严重的疯癫,而所谓罪孽,就是违背神的旨意。这种把疾病当作恶行的社会观念改变了疯癫的定义,也主宰着患者的命运。
直到欧洲的社会经济状况开始复苏并逐步改善,这一局面才得以改观。大学出现了,医生有了自己的行会,被伊斯兰世界保存和发展的医学典籍,连同他们的医院一起成为学习和效仿的对象。一个有别于僧侣的知识阶层开始壮大成型。渐渐地,医生们发现他们手中有了一个无比强大的知识架构。凭借它,医生不仅可以描述疯癫解释疯癫,还可以为大众提供一个与宗教截然不同的信念,让患者和他们的亲人相信,世上的确有人懂得他们的痛苦究竟因何而起,也知道缓解乃至治愈疯癫的方法。现在看来,这种重返理性的态度显然昭示着文艺复兴的精神。
矛盾的是,尝到理性“甜头”的人在某些时候反而会变得更激进。在这样的人眼里,疯癫并非自然,而是对理性的冒犯、亵渎和羞辱。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猎巫运动。这项既狂热又残酷的大规模迫害活动虽说早已存在,高潮却出现在16至17世纪,适逢欧洲文艺复兴的鼎盛期,足以说明观念与事实的错位可以达到何等惊人的程度。这也意味着在医生和教士的联手下,不少精神疾患被逐出了疯癫的范畴,赶入了天谴、邪灵、撒旦以及黑暗势力等超自然的领域。反倒是莎士比亚那样的文学家,还愿意把疯癫置于人性之中,尽管他们的初衷是娱乐大众。可惜在他们的笔下没有内在的、安静的疯癫可言,舞台上无休无止的躁狂和暴烈,昭示着难以挽回的人物命运。偶尔也有恢复理智的文学角色,但一旦那个人清醒,就会像堂吉诃德那样死去。
在这一时期,贵族和知识阶层迷恋的是忧郁症。毕竟,这种无伤大雅的疾患不会给社会带来太多的恐惧。与此类似,还有各种疑神疑鬼的癔症,歇斯底里的精神崩溃,这些得到“资格认证”的疯癫在文化的助推下流行开来。事实上,人们心照不宣地把它们视为文明开化和高雅修养的明证。一位英国医生就认为,神经疾病是社会地位的产物和证明,傻里傻气的下等人不会情绪低落,只有生活优雅的上流人物才会神经衰弱。这种曲折的自我恭维,连大卫·休谟也抵挡不住。
在福柯看来,从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时期,社会对待疯癫的态度还算宽容,顶多用“愚人船”之类的方式将疯癫者放逐。只是到了17世纪至18世纪,疯癫才受到更残酷的对待。因为在启蒙时代,疯癫被视为与理性势不两立的敌人,成为体制全面压制的对象。但是斯卡尔对疯癫史的梳理与福柯的描述有明显的出入。线性化的分期或许有利于理论批判,却有可能忽略了事实的复杂性。放逐、禁闭、收容、矫正、规训,每一项针对疯癫的社会措施在那个时代都不是排他性的,它们的理由和动机也相当纠缠,医学的、神学的、政治的、社会的目的,以及纯粹的利益,使得近现代的精神疾患在现实世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纷繁芜杂。
应对疯癫的机构既有污秽不堪的疯人院,也有清洁雅致的疗养所,很多时候重点在于阶级,而不是理性。这并不意味着福柯的批评全错了,他认为精神病学以及治疗是一种庞大的道德监禁。但我要说,这座巨大的“监狱”也分不同待遇的“牢房”,穷人没有能力患上“体面”的疾病。另一方面我也清楚,从所谓的古典时代到19世纪,再到我们的时代,“疯癫”这个词逐渐隐退,“精神疾患”取而代之,整个演变的过程仍有正面的价值。
要点是我们到底如何看待人,看待人性。一些人认为,人性存在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只是这种东西一直遭到社会的污损和扭曲,甚至彻底丧失掉了。在这些人的眼中,文明无非社会压倒个人的全部过程。粗略而言,福柯对疯癫的剖析建基于此。顺着异化论的“逻辑滑梯”,诞生了更激进的观点——疯癫根本就是社会建构出来的神话(myth),疯癫者不是身体有病的人,而是社会的受害者。可是,有没有超脱社会的人性?或者说,个人必然与集体水火不容吗?我有些疑虑。
但是不管怎么样,异化论推动了精神病学的发展。它帮助医学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无上的权威,在观念上实现了从“疯癫”更替为“精神疾患”的巨大转变。
因此,19世纪的法国人更喜欢把精神病学称为“aliénisme”(异化学),而不是德国人发明的“psychiatry”。他们还称精神病医生为“异化学家”,英语里的“alienist”就源自于此。
古怪的是,异化学家也兜售退化的观念。他们毫无新意地再次将疯癫视为社会败坏的产物,把精神失常的人置于文明的对立面。不过可以想见,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异化与退化的观念都大幅消退。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战争才是最大的疯癫。医生们把空洞的哲学思考撇在一边,致力于医疗技术和药物研制的发展。休克疗法、电击疗法、脑白质切断术……像钟摆一般,精神病学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一切问题都归因于身体和大脑。
一些人开始怀疑,精神疾患似乎是为了配合医疗技术和药品研发而发明出来的。到了20世纪下半叶,这种不无道理的质疑明显加剧。如果说作家海明威、诗人普拉斯等人的自杀还没有唤醒大众的警惕,那么《飞跃疯人院》《发条橙》等影视作品做到了。人们尖锐地批判了精神病学的极端化,甚至有理由怀疑,精神分裂真的存在吗?抑郁症是不是制药公司的阴谋?
直到今天,这样的怀疑还在继续。比如说,注意力缺失症是不是虚构出来的?被全世界医生视为圣经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罗列的精神疾病是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科学噩梦”?这样的质疑不仅出自社会大众,也发生在精神病学内部。
也许正是因为怀疑,精神病学才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个主要证据来自精神病院的住院人数。据统计,今天美国大概有5万名患者住院治疗,而在1955年,这个数字至少超过百万。
而这种疯癫,20世纪的精神病学错综复杂,
在《文明中的疯癫》的最后,斯卡尔没有妄下断言,而是继续提出疑问——精神疾患真的可以完全简化成生理问题吗?我认为答案是分明的。一种文明、一个社会或者一种文化,它们如何看待精神疾病,如何给症状分类和排序,如何医治并预期病程及疗效,这些都会影响精神疾病本身。因为“疯癫”是最个人的也是最社会化的疾病,只要人性没有终极定义,它也不会被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