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是一本由郑子宁著作,后浪丨九州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话》读后感(一):语言的探索之旅
我们每天都在说话,语言是我们表达自己的想法最主要的途径,在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中,隐藏着与久远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本书就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探寻汉语的演变历史,今天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有上古的祖先,古代的语言就像牙牙学语的孩子,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并且通过人们的往来跨越了万水千山,走过了几千年,慢慢演变成现在的模样:
汉语的数字体系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数词体系,东亚和东南亚也深受汉语数词的影响,如果全世界的人比赛数数,说汉语的人一定是速度最快的。
在贵州西部的少数山村里,当地人的方言和战国时期楚国的语言很接近,是名副其实的语言活化石。
通过贸易往来,印欧语系也对汉语产生了影响,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就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提到过德语的“马”发音和中国汉语的发音很接近。
如今我们熟悉的爹娘哥哥这些称呼其实都是从三国到唐朝这几百年里才开始融入汉语之中的。
爹是北方人草原民族的通用称呼;在汉语早期都是把哥哥称为兄,自唐朝汉人与鲜卑族通婚之后才用哥哥称呼兄长。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我们对于亲人的称呼发生了重新的融合和改变,但唯一不变的就是舅舅。
书中有趣的知识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啦,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买来读读,一起在语言这条路上探索历史与文化的踪迹吧
《中国话》读后感(二):好玩的中国话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肆虐之际。我正好龟缩在新西兰的家中。无论与中国还是欧美相比,新西兰都算是足够幸运,大洋隔绝了人员往来,加之行动尚属得力,整个疫情期间新西兰病例都相当少,未出现严重爆发的情况。
在来到新西兰之前,我刚刚去了一趟海南岛中部的山区。大多数游客在海南岛的旅游范围大约在从海口到三亚的东海岸一线,这些区域多数是讲海南话的,虽然对绝大部分大陆人来说,海南话大约接近外星语言,可是东海岸的海南人自己是知道自己说话和福建某些地方相对接近。这是因为海南话并不是从邻近广东直接移植上岛,而是历史上从福建逐渐跳岛抵达海南。
而中部山区则是黎语的地盘,这是一种和任何地方的汉语都截然不同的语言。譬如“六”,海南话说lak,和其他汉语比起来虽然差别不小但是显然同源,但是黎语中根据方言不同多说tom/nom。
显然,这个数字不可能和汉语的“六”同源。然而新西兰的毛利语,一种地理距离上和海南岛差了有接近一万公里的语言,6说ono。在毛利语和黎语之间的太平洋海岛上,还有6说enam的马来语。
当然,如果你听说过“南岛语系”,大概可以猜出tom/enam/ono的相似性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上南岛人大扩张的产物。在某个久远的历史时代,南岛人从台湾出发,驾着船乘着洋流扩散到了整个太平洋上的各个岛屿,甚至在哥伦布之前就抵达了南美洲。正如几千年后的福建人驾船上了海南一样。
闽人扩张是能够通过家谱研究的,但是早了几千年的南岛人大扩张,由于时代过于久远,是没有留下书面记录的。幸运的是,除了考古可以给我们提供证据以外,散布太平洋的南岛后裔还留下了另一项遗产——语言。
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会说话。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人每天都在说话,我们平时对语言太过熟悉,以至于往往不假思索。我们对祖先留下的建筑、文物、典籍倍加珍视,但是对同样一代代传承的语言却大概率视若无睹。很少有人意识到,语言也是信息的载体,而且相较于文物可以有赝品,典籍可以伪造,语言是几乎无法作假的。
所以,在意外被新冠围困的那段时间,就有了这本书。
老实说,对于多数人而言,中国话的概念应该是比较狭窄的。多年前里SHE的知名歌曲《中国话》里的“中国话”显然指的是普通话。我们热衷于讨论中国话相比西方语言是难是易,声调是不是洋人学不会的东西,现在有多少老外在学习中国话。这倒也不稀奇,毕竟九成以上中国人的母语是汉语,其中主要使用普通话的人的比例逐年升高。今天中国只要不走到特别偏的角落,普通话基本是畅行无阻的。
不过实际上中国仍然是语言多样性极高的一片土地。就算把汉语不计其数的各类方言统统笼统归为一种,中国也至少有200多种以上的语言。这种多样性到底带来了什么见仁见智,却是客观存在的。至少目前为止,绝大多数中国人除了普通话以外,一般仍然会说另一种或几种语言。而这几百种语言中蕴藏的信息量是惊人的。譬如“量”汉语中两个音,一个第二声一个第四声,还有一个同音字“凉”。巧合的是,藏文中也有བགྲང་(bgrang,点数), གྲངས་(grangs,数量), གྲང(grang,凉),这或许不纯粹是“巧合”?
不仅如此,作为古代东亚的核心文明,历史上中国文明对周边有强大的辐射影响,同时也接收外界的影响,这种影响在语言上持续至今。譬如,你会不会感到好奇,为什么高棉语的30会是 សាមសិប (sam sep)?古代在中国经商的粟特人给故乡撒马尔罕的亲人写的信件中屡屡提到的’xwmt'n又是什么地方?
感谢罗布宝宝对其中藏文部分提供了许多资料,邵总对彝语部分有不少贡献,大理的税务官何赵杰先生确认了白语,以及和齐群博士从这本书雏形开始就一直有相当有益的讨论。
如果你对这些涉及历史和现实的“中国话”的问题感兴趣,或许你也会觉得这本书会有那么点意思。
《中国话》读后感(三):维舟:语言中的历史
《中国话》序言(一)
史家陈寅恪有一句被广为称引的名言:“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在此之前,主持绘制法国方言地图集的瑞士语言学家吉耶隆(Jules Gilliéron)也说过:“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
或许这是陈先生在德国留学期间有所耳闻,又或许是英雄所见略同,但其间也可见不同侧重:中国在传统上在意的是文字学意义上的“字”,西方着眼的却是语言学上的“词”;历史学者想由此演绎出文化史,而语言学家留心的则是每一个词自身的词形、内涵的演变。
这样的分异,在跨界交流的时代,也已模糊了。很多概念史的著作乍看是梳理词汇语词含义的演变,其实是着意于挖掘背后隐藏的社会文化变迁。
书影另一种进路则是历史语言学的思路:通过对不同语言的比对,找出文化交流的隐蔽线索,带给我们对历史的全新认识—尤其是对那些无文字社会或文献所缺失难解的历史,语言可以是另一种考古工具,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工具。
高中时我第一次读到周振鹤、游汝杰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顿感大开眼界:我们的语言中竟然隐藏着这么多历史线索!后来读到李锦芳著的《侗台语言与文化》、郑张尚芳著的《胭脂与焉支》,更进一步看到语言学方法对了解历史不仅大有可为,甚至不可或缺。现在,郑子宁的这本《中国话》再次让我涌起同样的感受。
当然,确切地说,语言学并不只是加深历史认识的工具,像《汉语的祖先》所着眼的毕竟是语言学本身的问题:比较论证语言之间同源性或亲缘度;但就本书而言,倒不如说是“以语言学作为方法的文化史研究”,是只有借助语言学才能讲述的故事。
《中国话》 插图本书对此已有非常精彩的论证,深入浅出又饶有意味,但这并不只是“趣味历史”而已。与格里姆定律(“凡规则皆有例外”)不同的是,在此不时可见的是新语法学派的定律:“凡例外皆有规律”。因为语言中异于规律的现象不仅可以提醒我们对结构重新认识,也可以补齐文化交流中“缺失的一环”,有时是被遗忘的历史。
对中国人来说,这样的书实在是太少了。有时我想,印欧历史语言研究那么发达,原因之一恐怕也是因为史料匮乏,所以语言成为重要线索,中国则正因为文献丰富、文字发达,结果反过来阻碍了这一领域“本应有”的发展。
不过,语言中隐藏的文化交流,不只是那些可比的语词里有线索,还可以问:为什么有些语言现象在汉语中缺失或丢失了?汉语缺乏敬语(“您”是输入的)、某些概念也是原本所无(如“魔”字是中古新造)。
大体而言,汉语似有几种不同对策:采纳(引入外来词)、驯化(用旧名词称呼新事物),以及忽视。作为一种外来词很少的语言,汉语在交流中不仅有选择,而且既有兼容也有排异,最终才形成这样一个稳定系统。
在对外交流中,这样的“异变”同样有待解释:造纸术是中国人发明的,但现在西语中的“纸”大多源自埃及的“纸莎草”一词;面条也是由中国外传的,但英语noodle、法语nouille都是很晚近才借自德语Nudel,语源不明。为什么它们不像“茶”“馒头”这样成为被广泛借用的语词,是在哪一环缺失了,这或许更考验我们对文化交流现象的理解,也更难回答。它不必有答案,但我们需要有疑问。
维舟
2020年5月19日
《中国话》读后感(四):《中国话》:感受汉语言魅力,探究文字演变,解密传统文化密码
上彊村民在他编撰的《宋词三百首》中说到:“汉字是艺术的文字,每个字都像一座山,当中有着丰富的蕴含。”
是的,汉语言文字就像一串串流动的音符,能够让人领略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也能让人在上古时代的历史与现代文明中来回穿梭,这种文化的流传,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血脉之中。
但是不知从何时开始,网络上出现了大量的缩写词语,“yysy, y1s1,u1s1”、“qs”、“Xswl”、“pyq”、“zqsg”,如果不告诉你,知道他们分别是“有一说一、确实、笑死我了、朋友圈、真情实感”的意思吗?恐怕大部分人都是一头雾水吧。
字母缩写,已经从最开始的粉丝们圈地自萌的密码工具,成为一种破壁出圈的时尚潮流,进而已经威胁到汉语言文字的纯正,损害了汉语言文字的美感。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汉语言文字有自己独特的表意性与结构性,而缩写文字更加类似于西方语系的表音文字,拼接式的缩写文字及结构,会影响到正常使用汉语的交流,造成表达能力的退化。尤其是在粉圈、二次元圈里面更多的是正处于学习阶段的学生,这种影响会更甚。
是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重新审视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领略汉语言文字的诗韵美感了。就像是余秋雨在《听听那冷雨》中写道:“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
而《中国话》,就是适时而出的一本让读者了解汉语言演变发展历史的知识考古学书籍。
《中国话》的作者郑子宁,虽不是语言科班出身,但是对于语言的兴趣,让他掌握了多种语言,发表了各类与语言相关的文章上百篇,还曾著有《东言西语》一书,颇受好评。
关于语言的研究,福柯在《知识考古》中提出一种对话语分析的模式,研究某种陈述字或者符号根据什么模式在某种话语类型中的相互联系,并由此确定陈述的循环成分如何再次的分解、重构,获取其外延特征,或者在新的逻辑结构中被重新定义,获得新的内涵。
郑子宁在《中国话》中就采用一种类似于知识考古的方式对汉语言文字进行追根溯源。从华夏农民、天干地支、中国的伴侣动物等九个维度,以一种知识考古的方式,通过梳理各类历史资料及民间流传的语音语义,将中国文字几千年来的演变进行梳理,来一场以“中国话”寻根探源为目的地的知识考古,力争全面地构建汉语言文字的文化历史,也传授给读者们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
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曾说过:“文字是语言的表象。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炼、发掘出来的。它决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有着长远的历程。”
诚如郭沫若先生所言,中国的汉字体系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从最开始古代先人的甲骨文,到秦篆,最后演变到现代文字,主要是从体系与形体两个方面来考量的。文字体系的发展一般的规律无外乎是从表形到表意再到表音;而汉字的形体的变化,则体现在各个字形的自身变化上。
如果从语言学专著的角度来讲述语言的发展演变历史的话,没有语言学背景知识的普通读者恐怕就会退却了,难以领略中国语言文字之美。《中国话》以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九个场景,以历史时间为经线,以中国到东亚各国的空间为纬线,以轻松悠闲的笔触,将中国汉语言文字的发展演变、字形字音的变化、同一文字在不同国家的语言中的联系与区别等,逐一展现在读者面前。
就这样,《中国话》在娓娓道来中,将汉字的密码一一破解,将汉语言文化的力量彰显,让我们的民族之魂在汉语言文字中得到认同和体现,并一直传承下去。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非常重要的部分。汉字中体现到农耕文明的部分非常多。
在《中国话》的“最初的华夏农民”、“中国最重要的牲畜”等章节中就涉及到各类农作物,各类牲畜的名称的字形字音的历史演变过程。
马上就过春节了,俗语说得好“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炖猪肉;二十七,宰年鸡”,杀猪炖肉,是中国人春节非常具有仪式感的一种方式,猪这种牲畜从古至今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国话》中探讨了在中国的纵向历史上,“猪”这个字从形体上的演变过程,读起来非常有趣。
“豕、彘、猪”这三个字,是汉语中最常用来表现猪的字。最早在甲骨文中出现的是“豕”,但是这个字在当今现代汉语中已经不复存在,甚至于很多人已经不认识它叫什么。但是春节每个人都要回的“家”,则与之有很大的关联。从字面上来看,有猪的地方才有家,有猪的地方才能生活,至今南方的某些少数民族还保留着上屋下圈的住房结构,生动地诠释了“家”这个字的含义。
“彘”在甲骨文中也已经出现,但是“猪”这个字,则是到了战国时期才出现。很让人费解的是,“豕、彘、猪”这三个字在战国时期曾经并用过一段时期,但是到了秦朝后,“猪”则又从文献中消失了。
在湖南龙山县的里耶镇出土的《里耶秦简》第8层第461号简中有这样一句话:“毋敢日猪曰彘。” 郑子宁在书中认为是不能写猪,以免惹上祸端的意思,但是另有学者理解为应该是在规范文字,不能在书面语言中出现口语。总之秦朝统一之后到西汉的这段时间,“猪”字消失了,后来一直到东汉时期,秦时的语言政策影响已经很弱了,作为通用语的“猪”迅速得以发展,而变为方言的“豕、彘”则越来越少出现了。
除了汉语之外,藏语中猪是ཕག(hpag),阿昌族的猪为/o?55/,哈尼族为/γa31/,纳西人称猪为/bu31/,米佐人称猪为vok,藏语系中的居民以同样的词根来称呼猪这种牲畜,其统一性和广阔性让人称奇。
其他的还有“稷”“粳米”等等农作物的文字历史演变,都是与华夏民族息息相关的,读起来津津有味。
除了从纵向的中国历史层面分析汉语言文字的演变,《中国话》还以横向的地域分布为出发点,探讨汉语言文字的演变,及历史上对东亚各国语言文字的影响,这种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方式,让读者眼界大开,能更好地体会到汉语言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
以干支计时法为例,这是中国古代先民们的一个巨大贡献,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以及周边的国家,朝鲜、韩国、日本、印度等国家传统中一直延续着干支纪年的方式。
干支最早出现于甲骨文中,在《甲骨文合集》的第37986号中,整齐地刻着60个干支循环,颇有点现代乘法口诀表的意思。据推测,这可能是先民巫师练习时所用的甲骨。
在印度,阿洪姆人再宗教仪式上诵念咒语时,依然保留有十二干支的语言在内。在他们的语言中,与中国云南大山深处的“布央族”语言一样,“寅”和“辰”都没有鼻音,应该是保留了古代汉语中未曾改变的语音,从语言考古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古汉语的活化石了。
另外书中提到的另外一个“万”字,也非常具有代表性。
几乎整个东亚的东部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在“万”这个字上基本上都保留了古代汉语。日语直接是借用了汉语,朝鲜语为만(man),泰语为หมื่น(muen)等,总体上读音都差不太多。
这些事例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中华文明的汉语言文字对世界的贡献,对东亚、东南亚汉语文化圈的影响力,这一个个鲜活的方块字有着无穷的魅力与活力。
当中华民族的文字出现时,西汉的《淮南子·本经训》中是这样记载的:“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汉字的出现,在先人看来,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一种壮举,汉字揭示了自然界的秘密,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成长。
世界上其他文明也都有古老的文字,如古埃及的圣书字和古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到后来都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中国的汉字一直传承下来,并继续发扬光大。
千年的风霜,让中国汉字拥有了无与伦比的魅力与内涵;
千年的演变,赋予了中国汉字深刻的思想和内容。
诚如余秋雨所言,“汉字是第一项中华文明长寿的秘密,它是活着的图腾,永恒的星辰。”
就让我们跟着《中国话》一起,感受中华民族汉语言文化的魅力,探究汉语言文字的历史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