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文集（全六冊）》是一本由苏轼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0.00元，页数：268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蘇軾文集（全六冊）》精选点评：
●挑着读了百分之一，很震撼，苏轼是我的朋友，你别笑，他陪我度过了几天艰难时光。
●苏子文章多率性而为，故有寡淡无味，至于不可卒读者，较之欧阳子之文，虽各擅胜场，然锻炼之功实为不及。
●狗日的！！！！狗日的！！！！玩不赢！！玩不赢这厮！！！！一边翻一边脑补其诗词书法，一边骂！
●看了一册半，没时间接着看了。文章真好，特别是前三册的散文
●蘇門三人，二子一父皆為才，尤以東坡之為最。「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崑崙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瓶。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為吏者，如瓶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入世如翩翩俗世佳公子 超脱如诚悟佛陀无双玉人
●大才击节之余.二字可盖全豹.即"通脱"
●东坡小语，如饮醇酒；如冬夜微雪，大被伴美人眠
●苏子九百年，可我们离这样的汉语大传统，实在是久违又久违了。简单几阕流行诗词，哪里能理解苏子的千古风流呢！小子无知，在苏子面前，敬拜三次！！！
●超爱苏东坡，何妨吟啸且徐行，是洒脱是超然，是历经坎坷后的涅槃重生。
《蘇軾文集（全六冊）》读后感(一)：中国诗歌文化中的精粹——禅诗
禅宗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也产生重要影响。禅是最典型的中国佛教，是中国文化改造印度佛教的产物。禅在印度古已有之。从佛弟子达摩东渡到五祖弘忍，禅宗在中土不断发展壮大。然而，使禅宗发生根本变化是六祖慧能。慧能是文盲，少数民族，地处边远，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获得衣钵，对禅宗进行了一场彻底的改革，被称为“六祖革命”。这场革命，使印度佛教改造成了中国佛教，禅宗本身获得极大发展，几乎成了中国佛教的代名词。禅的实质是追求真我，追求生命的自由与解放。这种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禅宗，反过来又对中国哲学、政治、思想、文学、艺术、民俗等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禅宗思想影响下产生的禅诗，成为一种“禅文学”，此外，还有充满禅味的散文、小说、戏剧等。在内容上看，禅诗可分为禅理诗和禅意诗两类。禅理诗，又可分为示法诗、开悟诗、赞颂诗等，这类诗富于禅家的哲理和智慧。 禅通过内省体验，产生妙语，形诸文字。禅诗精妙、小巧，注重启示和象喻，需要有深切而敏锐的感悟，读后令人“身世两忘，万念俱寂”。禅诗充满禅家超尘脱俗、淡帕宁静的情趣。禅诗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数量丰富，影响深远，其中一些名作广为传颂，如慧能的示法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及永嘉禅师证道歌等等，流传千古，经久不衰，广为传颂。在中国历史上很多著名文人崇信禅佛，有崇佛参禅者，也有尊儒崇道者，出现了众多禅诗人，如谢灵运、王维、柳宗元、白居易、苏东坡等等，蔚为大观。崇道的李白写下《庐山东林寺夜怀》一诗有“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之句，充满禅味，尊儒的杜甫也有“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之咏。古人写了很多以“学诗浑似学参禅”的诗句，还涌现出了不少以禅论诗的诗学著作。禅诗是中国诗苑最重要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没有受到中国文学界的重视。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禅反而在英、德、法、美等国得到特别的发展”。近十多年来，在中国一部分有识之士中，也掀起了一定程度上的“禅宗热”。
禅宗、禅诗与伊斯兰发展过程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最引人关注的派别——苏非、苏非文学，有极大的相似性，二者可谓异曲同工。
《蘇軾文集（全六冊）》读后感(二)：无意无我，得万物情
细想也只有古代才有贬官这等好事，比当今最时尚的互助游还要周到：全家路费省，到目的地后有吃喝玩乐哪样不缺。最重要的是，他们被贬去的地方都是现在的旅游热门城市。如果没有被贬官的经历，苏东坡当京官到老，生命会逊色很多，还有可能成不了倍受称颂的大诗人。
常态下，被贬者一步三回头，痛苦地哼着诗走在离京的路上。上不会有人象苏东坡那么乐观，在被贬时看花，赏月，品茗，游山，玩水，泡MM，还有DIY。首次接到被贬杭州的通知时，苏东坡立马带着全家上路，摆出副无暇理会诬告的派头。
苏东坡最后被贬海南，用海南松树DIY墨锭，研究松烟和油烟的差异，不断调整配方。他的文集中还有段惊险记录“己卯腊月二十三日，墨灶火大发，几焚屋，救灭，遂罢作墨。”幸亏火被扑灭，否则东坡牌舍利子和墨刚好同时面市。一块灰不溜秋的墨被东坡称为“海南松煤东坡法墨”也就算了，还夸口他的法墨“不减”南唐制墨名家李廷珪。那李廷珪的墨可是乾隆都不舍得用的！
生命始终弥漫着悲凉的尘埃，再是乐观坚强的心也撑不住一世的重荷。苏东坡遇赦北还不久就溘然而逝。那几百枚“足以了一世著书用”的法墨如他的苦难记忆被留在尘世，只带走制墨时的儿童般的淘气和欢欣。苏东坡不习惯记录痛苦，唯独《黄州寒食诗帖》以诗意的苍凉，行笔和章法展跌宕多变，把他经历的苦涩和内心冲突穿越时空还原在我们眼前，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
寒食诗二首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熟知苏东坡心性的黄庭坚读《黄州寒食诗帖》后说：“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悲太白有未到处……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黄庭坚最后一句评论与苏东坡的自我描述竟不谋而合：“我书造意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石苍舒醉墨堂》）。
苏东坡的书法因尚“意”而提倡取法晋人，同时又强调“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敢情他的“意”是“适意无异逍遥游”和“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的意思！
苏东坡的墨宝，因其“烦推求”，“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评草书》）的良好创作习惯，结合他亲自拟定的“古人论书，兼论其人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的理论，在没有相机的年代替代了他的写真。
苏东坡的《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碑结构端庄雍容，用笔沉稳，不失干练洒脱，凛然之气扑面，分明是苏东坡为官的风范。苏过认为苏东坡的字“……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妖媚之态，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
《治平帖》《前赤壁赋》、《天际乌云帖》、《中山松醪赋》、《洞庭春色赋》、《桤木卷帖》都是苏东坡的传世名作。乾隆称赞《中山松醪赋》和《洞庭春色赋》：“精气盘郁豪楮间，首尾丽富，信东坡书中所不多觏。” 这几幅作品都没有《黄州寒食诗帖》的凌乱动荡，透露出苏东坡澹定的常态。其中《桤木卷帖》平淡清净，萧散简远的气息尤甚。
走笔从容，行笔速度较慢，才能做到墨色均匀；心气平和，灵感勃发，才能做到章法规整、调整字形以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那扁平稍肥的结体既源自执笔方法，更与他正直墩厚的人品脱不了干系。苏东坡谈书曰：“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有余”。书如其人，现实生活中的苏东坡，身处险境屡遭逼迫，依然活得大气磅礴。同样谈“宁信度无自信”，苏东坡却有独到的严谨和深刻：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识多寡，手知重轻。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计者，必付之于度量与权衡。岂不自信而信物？盖以为无意无我，然后得万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仑旁薄于三十八万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于三尺之箭、五斗之瓶。虽疾雷霾风雨雪昼晦而迟速有度，不加亏赢。使凡为吏者，如瓶之受水不过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视时之上下，降不为辱，升不为荣，则民将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摘自苏东坡《徐州莲华漏铭（并叙）》
苏东坡很喜欢李白的一首诗，不仅抄录在日记中，继室王润之去世那年，他还写成书法横幅《人生烛上华光灭》，以纪念与妻子永远的别离：
人生烛上花，光灭巧妍尽。
春风绕树头，日与化工进。
惟知雨露贪，不念零落近。
昔我飞骨时，惨见当涂坟。
青松霭明霞，缥缈上下村。
既死明月魄，无彼玻璃魂。
念此一脱洒，长啸登昆仑。
醉着鸾凤衣，星斗俯可扪。
读后我想，在夜空闪烁的繁星中，是不是混会有苏东坡俯视的眼睛？寒！
很多苏东坡的书法作品不能贴在豆瓣，有兴趣看的网友可以到我博客里看：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1/archives/2006/6884.html
《蘇軾文集（全六冊）》读后感(三)：评《晁错论》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此句甚妙，欲推行改革者都可拿来用也。
“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改革之难，要有心理准备。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责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一旦开始，就不能退缩，勇担责任，奋勇向前而已。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无需多语，共勉。
以上尽皆赞同，然而苏轼以为晁错之错仅在于“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却不敢苟同。也许晁错确实认为自己没有军事才能，而有后勤才能，而天子御驾亲征却有极大威慑力吧。
我更认同易中天的说法，晁错志向高远，忠心为国，然而太过自负，以自己之忠心而轻他人之议。因为确信自己所做的事情之正确高明而有远见，也确实如此，就没有很好地去规划和部署同僚的关系，甚至以拥护自己与否为判断别人是否忠心国家的标准。如此一来难免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最终成为政治牺牲品。嗟乎。
和光同尘，韬光养晦，非贬义词也。非不为也，待有为之时也，吾所以为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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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晁错:一朝宰相被他活活气死 被杀前是朝廷红人
摘自中华网--华夏时报
晁错(前200─前154)，西汉政治家、政论家。颍川(今河南南禹县)人。早年学申商刑名之学，后以通晓文献大典故任太常掌故。文帝时，被派往故秦博士伏生处接受《尚书》的传授。诏以为太子舍人，历任博士、太子家令。深得太子(即后来的景帝)宠信，号为“智囊”。景帝即位，任内史，迁御史大夫。晁错力主改革政治，法令多所更定，并倡仪削减诸侯封地，遭到诸侯王和贵族官僚的强烈反对和嫉恨。吴楚七国叛乱时，他为政敌袁盎等所谗害，终于被杀。
晁错文三十一篇，今存者不到十篇，以《论贵粟疏》、《守边劝农疏》、《言兵事疏》为最有名，论述关于经济兵事、边防等问题，主张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广积粮食。其文论事说理，切中要害，分析利弊，具体透彻，唯文采略逊于贾谊。
从晁错身上，很能知道什么叫天有不测风云。头天还牛气冲天，第二天就人头落地，死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生平这样凶险的人物肯定不容易被人忘记，以至一千年后苏轼还专门为他写悼念文章。虽然晁错被人卖了，但苏轼还是说他死在自己出错上——这名字实在起背了，晁错、晁错，一错就多半对不了了。
一朝宰相，被他活活气死
晁错是法律专业出身，但他捧上公家饭碗，是因为文笔功夫了得。晁错那个时候，《尚书》这样的冷门业务已经没人懂了，只有山东一位姓伏的90多岁的老先生是明白人。为了保存传统文化遗产，政府特地派晁错去跟老先生接受《尚书》培训。
晁错学成归来，皇帝老子一考查，觉得他这趟公费学习没白浪费纳税人的钱，就让他到太子那里去帮忙。晁错这人口水多，特别能夸夸其谈，这一手把太子给唬得一愣一愣的，还送给他一个外号叫“智囊”。人事部门推荐优秀干部参加选拔考试，当时贾谊这样的牛人已经死了，上百名候选干部里就晁错矬子里显大个儿，为此晁错获得了提拔。
晁错虽然在太子那里混饭，但喜欢多事，前后十多次给皇帝打报告指点江山。皇帝不听晁错的主意，可认为他有见识，一个劲夸晁错：“你报告上说自己是胡说八道，可咱看不是，你小伙子不错。”但各级干部觉得晁错这小子官不大、管得挺宽，都开始烦他了。
太子宣誓就职国家元首后，晁错作为身边的红人一步登天，干上了首都的市长。职位虽然不算高，但晁错是嫡系部队，有空就能跑到皇帝那里打小报告，当初前任领导没有采纳的行政改革意见，现在都被执行了。不但各个部长们全都靠边站，连宰相申屠嘉也感觉晁错在领导跟前比自己说话还好使，申屠嘉为此十分不忿，但一时又收拾不了晁错。
晁错的办公室紧挨着皇帝老爸的纪念馆，上班有点绕远，晁错就私自在纪念馆外墙上开了个出口。申屠嘉听说晁错这么狗胆包天，火冒三丈，叫嚣着改天要打报告宰了晁错。晁错听见风声不对，连夜溜到皇帝那里先做了个沉痛的自我批评。
等申屠嘉跟皇帝说晁错怎么无法无天时，皇帝说：“晁错动的是纪念馆的外墙，没多大事，算了算了。”申屠嘉一肚子火没撒出来，回去后气冲冲地嚷：“早知道老子先宰了晁错再汇报，现在打报告太失算了，反被这小崽子钻了空子。”申屠嘉岁数本来就大，越想这事越气，竟然一口气喘不过来就此送了一把老骨头。当朝宰相都被生生气死，晁错的气焰从此越发嚣张。
提出削藩，把他爹吓得自杀
晁错干到了副宰相后，提出来为了防止各路藩王做大之后造反，要削减他们的领地。皇帝本来对自己那帮兄弟叔伯就不怎么放心，晁错这个主意很对他的心思，就把高级干部都找来开会座谈。所有干部都不敢反对，只有皇帝的表兄弟窦婴和晁错当场作对，两个人的话大概都不怎么中听，从此就结了仇，但削减藩王的章程还是通过了，登时全国上下舆论沸腾。
晁错的老爹连忙从老家冲到京城，跟儿子说：“皇帝老子上任没几天，你就出这种馊点子，掺和他们刘家的家务事，现在大家都不待见你，你不是找事么？”晁错说：“不这么办，天下就不太平。”老爹直叹气：“他们刘家太平了，咱们晁家快玩完了。”老爹回去就自杀了，临死前说：“咱不忍心亲眼看见我们家遭殃。”
晁错老爹死了才十多天，以吴王、楚王为首的七个藩王都造了反，统一行动口号就是要灭了晁错。晁错这时候想起袁盎来了：“袁盎当年肯定在吴王那里没少腐败，以前一个劲地说吴王不会造反，现在果然造反了，先得拿袁盎开刀。”
其实袁盎做人还算敞亮。当初刘邦死后，他老婆吕雉带着娘家人算计他们刘家的产业，最后三军总司令周勃牵头拿下了吕家一窝子，为刘家翻了盘。事后周勃就转过了头，下班时皇帝常常亲自送他，他大大咧咧地都觉得很应当。袁盎那时刚刚出道，就跟皇帝说：“周勃玩过了，老大你还那么客气，这成了没大没小了啊。”皇帝这才对周勃拿出了领导的款儿。周勃发毛了，撞着袁盎就絮叨：“咱跟你哥哥是哥们，你小子居然还这么毁老子。”袁盎不接话茬。后来周勃出了事，大伙墙倒众人推，都说周勃该死。只有袁盎敢力挺周勃清白，周勃才保住了吃饭家伙。
但袁盎跟晁错一向不对付，但凡晁错在哪待着，袁盎肯定避开，反过来晁错也一样。袁盎在中央政府一度混得不得意，曾经被打发到吴王那里当过CEO。袁盎回京城后，晁错借着新皇帝上任正是张牙舞爪的时候，就让司法部门查办袁盎，说袁盎收受吴王贿赂，把袁盎的饭碗给敲掉了。
被人出卖，骗到街上去杀了
晁错手下看他这当口又想收拾袁盎，就劝晁错：“要是吴王他们还没造反，教训袁盎说不定还可以杀鸡儆猴。现在人家都打过来了，再修理袁盎也没用了。”晁错听着有理，就有点犹豫不决。这话传到了袁盎耳朵里，袁盎一看要坏菜，当夜去找窦婴想办法。
窦婴就领着袁盎去见皇帝，皇帝正跟晁错商量怎么调动军队应战，看见袁盎就问：“你在吴王那混过，现在你怎么看？”袁盎就胡吹一气：“这都是小意思，那帮乌合之众好对付。”皇帝挺纳闷：“他们要不是铆足了劲不会造反，你怎么说好对付？你有什么高招？”袁盎说：“请老大叫手下都退下去咱再说。”皇帝就让人都走了，只有晁错还在边上不动。袁盎又说：“咱这话只能老大一个人听。”晁错气得厉害，但也只能走人了。袁盎这才说：“他们造反的口号是杀晁错，只要杀了晁错，再赦免他们造反的罪，就万事大吉了。”皇帝愣了半天才说：“要是实在没招，咱也不能为了晁错一个人让天下大乱。”
皇帝已经打定主意卖了晁错，但没有马上动手，晁错万万没想到，就那么一会儿工夫，自己脑袋和脖子的关系就不牢靠了。过了十多天，以宰相为首的几个干部跟皇帝申请说：“吴王造反，晁错鼓捣老大你亲自带兵出征，自己想在京城留守，还主张先把一些地盘送给吴王搪塞。这是大逆不道，晁错应该被腰斩，全家都该砍脑袋。”
皇帝正好借坡下驴便点头同意了，马上派官员去拿晁错人头。这时候晁错还什么都不知道，来的官员也不告诉他是什么事，把晁错诓到了市场就给杀了，死的时候晁错还穿着准备上班去的正装。
晁错死后，一个姓邓的将领从前线回来，跟皇帝汇报工作，皇帝就问：“造反的藩王听见晁错死了，他们撤军没有？”姓邓的回答：“吴王准备造反十几年了，这次借着被削减地盘乘机发飙，杀晁错只是个借口，哪是真要对付晁错啊。咱倒担心从此天下人都不再敢说话了。”皇帝问：“这话怎么讲？”姓邓的说：“晁错是担心藩王们养虎为患，才请求先抄了他们的老底，保证国家主权完整。现在刚一出招就被干掉，好干部都寒了心，倒让藩王们爽翻了。”皇帝大概其实也早就回过味来了，听了这话很闷：“谁说不是啊，咱肠子都悔青了。”
来源：中经网--华夏时报
《蘇軾文集（全六冊）》读后感(四)：在巴黎谈苏轼
这一段时间来常常想到苏轼。
开始大概是在八月中旬，只记得那天巴黎达到了入夏以来的最高温。毕竟是在暑假，大学城里的住客少了很多，这也许是建造公寓时似乎完全没有考虑到如何防止暑气的原因。 出去走走似乎好一些，但是法国人貌似没有乘凉的习惯，公园一到傍晚就早早关门以防流浪汉们进入。因此国内城市广场花园里三三两两的大爷大妈摇着蒲扇聊着家常的场景在这里是绝对看不到了。所以对我来说，出去乘凉也无非就是独自一人遛上一大圈弯儿，然后躺在草地上，遥望星空，回忆试试看小时候学得天文知识现在还记得多少。但即使这样也是好的，哪怕忍受蚊虫的骚扰。
于是不由自主地就想到了苏东坡那首和乘凉有关的《洞仙歌》。那还是两年前准备GRE时抄在单词本里的，当时是想选几首有趣的抄下来，等被单词折磨的死去活来时用作调剂的。不记得怎么就选上的这首，但想必当时是满喜爱的，因为至少现在稍微琢磨一下，还能诵出全词。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很明显，这首本不是苏轼惯有的风格。东坡先生虽然也会偶尔喟叹“多情总被无情恼”，但和姑娘卿卿我我搞搞仰望星空这种罗曼蒂克，最后再感叹一下哎呀我说妹子不知不觉我们已经一起慢慢变老了，实在太不像他。
当然，这也很正常，这首词有个序，他说前两句是后蜀后主（这个名号不错）孟昶写得，当年孟昶和老婆在成都一起纳凉时写了首词，苏轼七岁时只听人背了个开头，三十多年后突发奇想把这首词自己给填补完整。既然开头是孟昶的，后面也得按人家的风格来，于是就有了这么一首在他老人家的文集中略显突兀的作品。
说到底，还是人家牛，牛到玩玩越界写点完全不是自己风格的东西也能写出传世之作。后人说的很对，孟老兄在世时也是出名的文学青年，但他的原文，十之七八未必赶得上苏轼这篇。
苏轼的确是天才，这辈子玩什么都能玩出名堂，而且是大名堂。在文章、诗词、书法每个方面上的成就都达到了往古来今少有人及的水平。如果但丁说他是有史以来超一流诗人中的第七个，而苏轼在这三项中拿出任何一门都可以说同样的话。当然，他的绘画技巧也是高超的，但却竟然还不如他在饮食创新上的成就有名，东坡先生是喜欢吃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也不怕上火）”贬职到广东也都值了。喜欢的，他就研究，研究的，就出成果，造福后人。
然而在当时，他最不一般的，还是政治上的见识和品行。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销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教战守策》
这篇文章，每每读来，都令人感慨不已。王夫之说，宋朝的积弱，在于赵匡胤用赵普之策，对军事和武将，尤其是地方军事的发展采取了过度的抑制政策。是啊，罢天下之兵以示太平，太平了，文人们就有名利双收的事情可干，不是很好么。何况文官压制武官，按理说东坡先生也是受益群体。但正是所谓“四海尚宁，而有识者知其将乱矣。”中国总不缺乏明白人，苏东坡未必是唯一看出问题的，只是像他这样能看出问题还愿意点明的却不多。
所以说，这个人是有点不太寻常的。而他最和一般人不同的就是他的立场。几千年来搞政治的，差不多都是哪边得势往哪边靠，本来吃着碗饭的也没几个真的是抱着为人民服务的目的的，不过就是因为这碗饭味道不错罢了。牛点的，也就是你得势老子也懒得理你，回家放自己的牛种自己的地也就得了。但苏轼不同，他是哪边失势向着哪边。改革派当政，他跟人家说你们这些措施有的就是胡闹，就算你们有皇帝撑腰也不能这么搞。结果就是被整。等到反对变法的一伙重新主政玩起了返乡团的那套，他又说改革派的政策不是全错，人也不是都是坏人，不能一棍子打死了事。结果还是被整。
于是他这辈子，跌宕起伏走南闯北，也托得如此，眼下很多地方才能打出他这块招牌开发旅游业。说到底，他是个明白人，他对神宗改革的评价是“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这评价应该算是很中肯的。还是那句话，明白人未必就他一个，但是就他特别不肯混事，非要摆出一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架势，到头来就是这个下场。要说他完全是无所畏惧，似乎也不大合适，乌台诗案给他的心灵打击确实不小。但是看他的一生，光明磊落这个评价应该毫不过分。
很喜欢一个日本人给钱锺书的作品写的序言的开头：“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中国都是一个大国，大国就免不了要出一些天才。”但天才常有，兼具勇气和良知的却很稀有。仅仅说词，我似乎更偏爱李后主的，但苏轼的形象实在比李煜要高大的太多。
苏轼是不世出的，他也有这个自信。这号人要想让他佩服什么人是不大容易的。但是苏轼还是有偶像的，而且他自己也不讳言这点。他的偶像就是韩愈。《潮州韩文公庙碑》读起来总是能让人唏嘘不已：原来东坡这么牛的人还能崇拜另一个人类到这个份上。虽然说在这篇文章里，他已经把韩愈描写得快不像人了。
他开头说第一句就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够牛吧），然后说这世界赖以存在的是一种孟子说叫做“浩然之气”的东西，与它相比什么智慧、财富都是小儿科。这种气 “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什么日月星辰山川河岳矮人精灵都是他的化身。而这种浩然之气的具体代表之一，就是韩愈。
捧人捧到这个份上，估计下面也就没啥好说的了，甚至可以说后人想再接着捧，也都没什么余地了。但是苏轼还没完，接下来解释说但是为什么韩愈在朝廷里混得这么惨呢？那是因为他代表的是天道，按照天地间正理行事，人间这套胡搅蛮缠勾心斗角他玩不来。
既然提名是潮州碑文，当然也得写点切题的。然后接下来说韩愈来到潮州，大大地改变了本地的精神风貌，在老百姓中口碑好得不得了。最后当地人干脆把他弄到庙里供起来，早请示晚汇报，水灾旱灾考研出国跌打损伤都会来祭拜。其实呢，韩愈在潮州干了都不到一年，但苏轼说这完全不能说明他老人家对这里的发展没上心。他还用了个比喻，说“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
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也就没什么好争论的了。最后免不了还来首诗作为点睛之笔，诗自然是写韩愈的，但是看起来说是写什么太上老君、金刚护法的也说得过去。
啥叫捧得没边儿？这就叫捧得没边儿。
很多人捧别人并不是真诚的，因为反正这世界上也没什么东西值得他们相信。但这里的苏轼却是无比真诚的，他这么写，正是因为他有值得相信也必须相信的东西，这个叫做“浩然之气”的东西。
在巴黎的暑热无聊中不知不觉写了一大堆，别说中心思想，我发现我连写这个动机是什么都记不清了。但无论怎样要有始有终，我就拿一首他的词做结尾。前两天一位朋友说中国典型的文人常常是既有庙堂之上救世济民的愿望，但在困顿时，却出于特性而难免消极避世。这话说得很对，所以我就用这首词当结尾以做个补充。
临江仙·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谷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但苏轼并不会真的走出这一步，永远不会，因为他是个无私的人。
二零一一年九月四日于巴黎。
《蘇軾文集（全六冊）》读后感(五)：关于《艾子杂说》的叙事模式
苏轼《艾子杂说》叙事模式析论
摘 要：苏轼《艾子杂说》叙事有法。对于虚构的“单层语义结构”小说，苏轼善于通过叙事制造“震惊体验”，深入挖掘人物性格。对于“复合语义结构”小说，苏轼以“改写叙事”和“还原叙事”两种模式实现对历史和传说的“再叙述”与“再阐释”。《艾子杂说》中的叙事特征与“妙悟”的文学传统、禅悦之风的盛行和疑古的学术思潮密切相关。
关键词：《艾子杂说》；叙事特征；语义结构；“再阐释”
作为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巨擘，苏轼在诗、词、文、书、画、药方、美食之外，还为后世留下了“我国寓言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寓言专辑”[1]——《艾子杂说》。（据孔凡礼先生考证，《艾子杂说》确为苏轼所作。[2]）
“小说”之体，中西有别。然就《艾子杂说》而论，以中国传统视角观察的胡应麟称其为“小说”[3]，以现代西方小说视角观察的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其为“稍卓特，顾往往嘲讽世情，讥刺时病，又异于《笑林》之无所为而作矣。”[4]《艾子杂说》作为一部合乎中西“小说”传统，在文学史上具有特殊而重要意义的苏轼作品，相较于苏诗、苏词、苏文，甚至苏书、苏画，其受关注程度和研究程度都远远不及。《艾子杂说》被独立编撰成集，可见苏轼对其的用心与重视。其中的寓言小说叙事之用心，结构之巧妙，皆堪为一时之选。
一、“单层语义结构”小说：制造“震惊体验”与开掘人物性格
通观《艾子杂说》，其中的寓言小说少则不过四五十字，最多者亦不到三百字。在如此短小的篇幅中，苏轼表现出十分出众的叙事和结构能力。
从文本语义结构上看，《艾子杂说》中的寓言小说可以分为“单层语义结构”与“复合语义结构”两类。所谓“单层语义结构”，即创作主体也许有所寄托，但文本本身是自足的，即使读者不调动其固有知识积累和阅读经验，也能完成阅读。至于其所引发的读者的想象则是完全开放而不具明确指向的。《艾子杂说》中属于这一类型的寓言小说主要是那些没有历史和文献所本的寓言故事。至于所谓“复合语义结构”，即文本本身是不自足的，读者必须调动其固有知识积累和阅读经验，才能读出寓言之义。并且其引发的读者的想象是具有一定指向的。《艾子杂说》中那些以历史人物、典故以及流传的文学作品、神话传说等为素材进行创作的寓言小说即属此类。
在西方批评家眼里，“讲述”与“显示”的技巧对于小说创作至关重要。[5]落实到篇幅短小的寓言小说，作家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讲述”故事，并且必须通过“选择”，有节制地展现故事的某个侧面，以达到最佳的叙事效果。在《艾子杂说》“单层语义结构”的寓言小说中，苏轼表现了杰出的叙事才能。
齐地多寒，春深未竽甲，方立春，有村老挈苜蓿一筐，以与于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尝，乃先以荐。”艾子喜曰：“烦汝致新。然我享之后，次及何人？”曰：“献公罢，即刈以喂驴也。”[6]2595（《苜蓿》）
在数十字的篇幅之中翻出波澜，实属不易。苏轼有意强调“多寒”的自然条件和送苜蓿的“村老”年迈，加之“此物初生，未敢尝，乃先以荐”，这一切所暗示的皆为得苜蓿之“不易”以及艾子受人尊敬。不仅如此，苏轼还通过艾子“喜”的反应再一次确认和强化了这一暗示。最终故事结局颇具力量的反转，依靠的正是前文的蓄势。
《苜蓿》的成功不但在于放得开（前文的蓄势），更在于其收的住。读者在阅读寓言小说时所感受到的趣味，一针见血和发人深省，就是所谓的“震惊体验”。寓言小说的创作者在寓言这一文体特质所规定的“修辞契约”下有节制地叙事是寓言小说成功的关键。从接受修辞学的角度看，给接受者留有足够空间，让其“接受补足省略表达的修辞信息”[7]的叙事才是成功的叙事。对于寓言，更是如此。《苜蓿》中，当艾子听闻真相之后，故事戛然而止。苏轼所“选择”的文本“显示”的终点，正是情节“突转”后所制造的读者“震惊体验”的最高点。苏轼将艾子与村老之后的反应（对话和心理状态等）统统留给了读者。在《艾子杂说》中，类似的成功作品还有许多，如《小儿得效方》、《三脏》、《二媪让路》、《百钱独载》、《虾三德》等。
但《艾子杂说》中的寓言小说也并非皆如《苜蓿》这样成功，有些篇目并未很好的把握叙事节奏，“讲述”过度。尤其在故事结尾，将寓意几乎和盘托出，几乎不给读者留有余地。如在《黠鬼赚牛头》篇结尾，当黠鬼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后，苏轼借艾子之口直接点明寓言的寓意：“须信口是祸之门也。”[7]2607整个文本成了一个闭合系统。由于没有为读者留下空间，读者感受到更多的是一种“说教”的压迫感，而非“震惊体验”后的趣味、感悟等阅读快感。类似的叙事失误在《印雨龙与指日蛮》（“艾子曰：‘汝所印龙，当秋却售也。此乃丞相恐人道燮理手段，年年一般，且要倒过耳。”[7]2608）、《扛钟》（“艾子适见之，乃曰：‘冢宰奇画，人固不及。只是搬到彼，莫却费锢鏴也无。”[7]2609）两篇中亦有出现。
寓言小说作为叙事文体，其与一般小说在形式上的最大不同，就在于篇幅短小。在形式的局限中表现最大的丰富性是判断一个优秀作家的重要标准。苏轼不但善于在百字左右的篇幅中通过情节的“突转”制造“震惊体验”，有节制地“讲述”与“显示”，为读者留足想象和品味的空间，与此同时，他还善于在短小的篇幅中对人物性格进行深入挖掘。
秦士有好古者，一日，有携败席造门者，曰：“昔鲁哀公命席以问孔子，此孔子席也。”秦士大喜，易以负郭之田。
又有携枯竹杖者，曰：“太王避狄去邠所操之棰也！先孔子数百年矣。”秦士罄家之财，悉与之。
又有持漆碗至者，曰：“席、杖皆周物，未为古也；此碗乃纣作漆器时所为。”秦士愈以为古，遂虚所居宅而与之。
三器得而田宅资用尽去矣。好古之笃，终不舍三物。于是披哀公之席，托纣之碗，持去邠之杖，丐于市，曰：“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钱，乞一文。”[7]2609-2610（《秦士好古》）
孙绍振先生认为，要把一个人物写得深刻，写出个性，必须“‘以技术的挑衅’，打破感情结构的稳定常态，使感情处于某种‘极端’状况，捕捉那稳定常态以外的‘特殊情况’，发现隐蔽在感情结构深处的秘密。”[8]《秦士好古》与《苜蓿》不同之处在于，其并不是以情节的“突转”制造“震惊体验”，而是将人物放入“极端”的情境中，将人物的情感一层层地剥开，以强化其性格的特殊性。喜好收藏古玩之人，古今皆有，并不奇特。苏轼在这则寓言中，设置了四层极端情境，将秦士性格的特殊性挖掘出来：人可以受骗，但秦士竟接二连三的不断受骗，却毫无反省，此其一也。骗子所持“古物”，从“孔子席”、“太王棰”到“殷漆碗”，看似一件比一件古老，实则一件比一件离谱，而秦士却毫无质疑地照单全收，此其二也。为买“古物”，将“负郭之田”、“ 罄家之财”甚至“所居之宅”尽数与人，全然不顾衣食生计，此其三也。从小康之家沦落至街头行乞，悲惨如此，口中喊着“衣食父母”，所讨者竟然既非“衣”亦非“食”，而是“太公九府钱”，此其四也。四层极端情境，将这位秦士的疯狂与不可理喻一层一层地揭示出来。加之作者既没有写出秦士最终的下场，亦没有直接点明小说的寓意，巧妙地避免了“说教”之嫌。拿捏合度如此，实属不易。《艾子杂说》中，《营丘诸难》与《秦士好古》可谓异曲同工，通过营丘士一而再，再而三的无理取闹，将营丘士诡辩抬杠的无耻形象揭露出来。
二、“复合语义结构”小说：“改写叙事”与“还原叙事”
《艾子杂说》所表现出的叙事丰富性并不止于《苜蓿》与《秦士好古》之类的“单层语义结构”小说。与“单层语义结构”小说相比，“复合语义结构”小说不仅在形式上显得更“有意味”，并且其显然具有能够承载更丰富意涵的特质。《艾子杂说》中的部分寓言小说以历史人物、事件和传说典故等作为素材创作，其实质是苏轼借对这些历史人物、事件和传说典故的“再叙述”与“再阐释”，表达其趣味和思想的叙事策略。在这些“再叙述”与“再阐释”的“复合语义结构”小说中，实则又有两种模式：一为“改写叙事”：以扩展或改写历史和传说的方式“再叙述”，在古今文本的“互文”中实现“再阐释”；一为“还原叙事”：通过还原历史的方式“再叙述”，并通过虚构针对特定历史事件的寓言以实现“再阐释”。
《艾子杂说》“改写叙事”模式小说中，《尧禅位许由》、《哭彭祖》等篇具有代表性。
（一）《尧禅位许由》。小说讲述的是著名的尧禅让许由之事。其事最早出于《庄子》。《庄子•逍遥游》载：“尧让天下於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於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实乎？鷦鷯巢於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9]与《庄子•逍遥游》相较，苏轼在《尧禅位许由》中增加了尧到许由家“考察”的情节，并且将《庄子》中尧禅位的动机由“让贤”改为尧对富贵生活的厌倦以及对许由贫窭生活的施舍。虽然两个故事中的许由都拒绝的尧的禅位，但拒绝的原因显然不同：《庄子》中，许由不愿越俎代庖；《尧禅位许由》中则是许由对尧所给予的富贵的不屑和鄙夷。苏轼喜爱《庄子》，世所皆知。然而，苏轼这样改造《庄子》中的故事，目的何在？如果抽掉《庄子》，孤立地看《尧禅位许由》，也许只能看到苏轼对许由淡薄富贵名利的肯定。然而，将两个文本放在一起看，《尧禅位许由》分明是苏轼对历史不确定性的发现。“尧禅位许由”其事是否真实尚不可知，即使真有其事，《庄子》所载之对话与细节多半为庄子臆造。历史人物的面目原本就是模糊不清的。事实上，苏轼通过叙事，消解和颠覆了圣人尧的崇高形象，揭开了历史不确定性，并开启和引导读者对历史不确定性进行反思。
（二）《哭彭祖》。彭祖长寿的故事在《庄子•逍遥游》、《庄子•齐物论》、《庄子•大宗师》、《庄子•刻意》中多次记载。比较完整记载彭祖寿八百及其故事的是《列仙传》：“彭祖者，殷大夫也。姓籛，名铿，帝颛顼之孙，陆终氏之中子。历夏至殷末，八百余岁。常食佳芝，善导引行气。历阳有彭祖仙室，前世祷请风雨，莫不辄应。常有两虎在祠左右，祠讫地即有虎迹云。后升仙而去。遐哉硕仙，时帷彭祖。道与化新，绵绵历古。隐伦玄室，灵著风雨。二虎啸时，莫我猜侮。”[10]《列仙传》中的彭祖，为人时，长寿八百，自在逍遥；为仙时，道骨仙风，灵验非常。但苏轼在《哭彭祖》中却借艾子出游，“发现”了彭祖的妻子，这实在是绝妙的构思。如果将小说中的彭祖换作一个虚构的人物，那么《哭彭祖》就仅仅是一个讲述一对长寿夫妻的神奇故事，其寓意不过是夫妻情深之类。然而，将历代文献（尤其是《列仙传》）中的“真实”的彭祖故事与《哭彭祖》中的“虚构”彭祖故事相对照，苏轼“发现”的不仅是彭祖之妻，更是历史的“他者”。人人皆知彭祖寿高逍遥，却从没有人问过彭祖八百年的生命中是否孤独，是否有人陪伴。历史人物及其形象往往是历史叙述者“选择”的结果。《哭彭祖》中，彭祖之妻作为被重新“发现”的“他者”，为我们重新理解彭祖提供的全新的视角。苏轼借由他的叙事，“发现”历史的“他者”，并引出了对历史新的思考。
《艾子杂说》中，如《尧禅位许由》和《哭彭祖》这类借由扩展或改写历史和传说的方式“再叙述”，并在古今文本的“互文”中实现“再阐释”的小说还有《冯驩索债》、《公孙龙辩屈》、《耀州知白》等，其叙事之精，结构之巧，小说虽小，实乃大手笔。
《艾子杂说》“还原叙事”模式小说中，《齐王筑城》、《鸭搦兔》、《失题》、《龙王问蛙》、《毛手鬼》等篇具有代表性。
需要强调的是，此类小说的结构是《艾子杂说》中最为复杂的。“单层语义结构”小说，其文本是可以自足的，在结构上最为简单。在“复合语义结构”小说中，以扩展或改写历史和传说的方式“再叙述”，在古今文本的“互文”中实现“再阐释”的小说，其涉及到历史文本和小说文本两者的“互文”关系，较之“单层语义结构”小说复杂。而通过还原历史的方式“再叙述”，并通过虚构针对特定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寓言以实现“再阐释”的寓言小说，则涉及到历史文本、还原文本和虚构文本，整个小说文本是一个寓言，而虚构文本本身也是一个寓言，三者之间的互动大大增加了小说文本的意义容量。
《艾子杂说》中这一模式的小说，苏轼在处理“再叙述”文本部分又有两种“还原叙事”模式。（一）《齐王筑城》与《龙王问蛙》。苏轼在两篇小说的“再叙述”部分，都以合乎历史语境想象的叙事，为虚构的寓言强化真实感，以达到对历史的某种还原效果。虽然齐王是虚的（不知是哪任齐王），与艾子的见面和交谈是虚的，但齐王所说的国家状况、地理信息又合乎历史事实。因此，齐王的筑城壮语及其所表现出的齐王的心态，都是合乎历史语境的文学想象。同样的，《龙王问蛙》中，燕王、艾子以及他们的对话都是虚的，但历史上燕国确为小国，燕王担心自己国家的命运实乃顺理成章。（二）《鸭搦兔》、《失题》与《毛手鬼》。这三篇小说则完全不同，其“再叙述”部分几乎完全合乎历史事实。不论是赵括事、范雎事还是邹忌事，都与史实基本相同。
然而，不论是哪一种还原，它们都不是“还原的历史”，而是“历史的还原”，是一种文学语境下的还原。苏轼在叙述这些历史事件时，已然将其中的症结暴露出来，“再叙述”本身就包含着苏轼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理解和态度。《齐王筑城》中齐王的自以为是；《龙王问蛙》中燕王的不自量力；《鸭搦兔》中赵括的不安本分；《失题》中范雎的无用挣扎；《毛手鬼》中邹忌的身不由己都在叙事中有所体现。
小说完成，关键还在于虚构寓言以对前文的历史叙事进行“再阐释”。与“单层语义结构”的小说不同，虽然这些寓言亦可独立成篇，但其一旦进入“复合语义结构”文本中，就不再是孤立意义的文本，而是有明确意义指向的文本了。借虚构寓言小说之名，行评点批判之实，是这类小说的本质。由于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评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往往容易陷入因循与说教的泥淖。然而，苏轼这几篇小说，不但在内容上翻出新意，在形式上的创造更与内容相得益彰。《齐王筑城》以朝不保夕的冻馁之民不会在乎来年收成，讽刺齐王的好高骛远。《鸭搦兔》以猎人以凫当鹘去猎兔子，一无所获反而责凫无用，阐明赵括之败赵王当负首责。《龙王问蛙》以龙王与青蛙的天壤之别，讽刺燕王拒秦的不自量力。《毛手鬼》以“毛手只择有血性者掴之”[7]2604讽刺历朝高官全无血性。
浦安迪将中国叙事传统分为“历史叙述（historical narrative）”和“虚构叙述（fictional narrative）”[11]两类。苏轼以二三百字的篇幅同时吸纳这两个叙事传统，使如此短小篇幅的小说具有丰富的语义层次，并兼具辨析说理和阅读趣味，这样的叙事，无疑是成功的。
三、“妙悟叙事”与“翻案叙事”
文学作品的创作不是孤立的，同一位作家所创作的不同体裁的作品，其审美趣味也往往具有趋同性。与此同时，审美趣味除了创作主体的个性偏好外，又往往与文学传统、时代风尚和学术思潮密切相关。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向来强调“妙悟”，王维《画学秘诀》云：“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12]王维此语不仅言画，亦言其诗。至于宋代，禅宗盛行，由于与禅学的契合，“妙悟”被更广泛地接受，并逐渐形成理论体系：“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13]援禅道入诗道，更加丰富了“妙悟”的内涵。作为精通画理和诗法，同时又受禅悦之风影响的苏轼，在《艾子杂说》的寓言小说的写作上，都是其以诗画之“妙悟”关照小说创作的体现。
“妙悟叙事”可谓《艾子杂说》叙事艺术的核心。钱钟书先生曾批评严羽云：“沧浪继言：‘诗之有神韵者，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透澈玲珑，不可凑泊。不涉理路，不落言诠’云云，几同无字天书。以诗拟禅，意过於通，宜招钝吟之纠缪，起渔洋之误解。……若诗自是文字之妙，非言无以寓言外之意；水月镜花，固可见而不可捉，然必有此水而後月可印潭，有此镜而後花能映影。”[14]钱钟书先生之言实为的论。论及“妙悟”，多数批评皆从文学作品的接受者着眼，不断强调接受者的直觉与想象在阅读中的神秘作用。推重“读法”而轻视“写法”，是以往讨论“妙悟”的偏颇。然而，即使“得意忘言”，也应先立言而后得意。更进一步说，着眼于文学创作的主体，要想更好地激发接受者在阅读时的直觉与想象而有所“妙悟”，不仅要有“水”有“镜”，还必须让“水”清澈，“镜”干净，方能使其映照的月与花更美好更迷人，即非但不是不需要文字，反而需要要求创作者具有高超的写作技巧，并精心打磨其文字。苏轼在创作《艾子杂说》时无疑意识到了这一点，其“妙悟叙事”指向的正是“妙悟”理论中的创作主体面向。《艾子杂说》中的大多数寓言小说，不论是“虚构叙事”还是“改写叙事”还是“还原叙事”，叙事节奏的拿捏合度，人物性格的解剖深入，还是小说结构的精心安排，看似信手拈来，实则皆为有意为之的“妙悟叙事”的表现。
除“妙悟”传统外，苏轼创作受北宋禅悦之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艾子杂说》中有直接以佛经文本和佛教题材作为叙事内容的寓言小说。《失题》和《改观音经》中，前者借艾子之口援引《观音经》启发范雎（“佛经有云：‘若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空中非可久住之地，此一扑终在，但迟速之间耳。”[7]2601）；后者则完全是佛教题材小说。值得一提的是，《东坡志林》卷二有《改观音咒》一篇，其中“东坡居士曰”同《改观音经》中“艾子喟然叹曰”的内容基本一致。可见《改观音经》乃苏轼借艾子之口，表达苏轼本人对佛理的理解。
《艾子杂说》在叙事上受禅悦之风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周裕锴先生曾经指出：苏诗中的“翻案诗”与禅宗偈颂的“翻案法”密切相关。[15]“翻案法”同样影响了苏轼的寓言小说。《艾子杂说》中有大量关涉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小说，苏轼其人本就不喜流俗，因此在这些小说中，历史人物的形象无一不被解构和颠覆。除前文所举例分析的几篇外，淳于髡、孙膑和东郭先生（苏轼笔误，当为南郭先生）最擅长的技艺，恰恰是历史真实中他们最不擅长的：宠养、踢毬和吹竽；（《冯驩索债》）历史真实中为统一中国奠定基础的秦昭王，只不过是外强中干的“镇宅狮子”；（《镇宅狮子》）历史上以能言善辩著称的禽滑厘和公孙龙统统被对方说得哑口无言；（《禽大五十省出人》、《公孙龙辩屈》）秦初能臣，法家代表人物李斯，是一个不念故请，虚伪贪鄙的小人。（《耀州知白》）因此，“翻案叙事”可谓《艾子杂说》历史叙事贯彻终始之纲领。
《艾子杂说》中的“翻案叙事”并非为“翻案”而“翻案”，其根基在于苏轼对历史的创造性思考和理性判断。这种“翻案叙事”除了受禅悦盛行的时代风气影响外，还与宋代学术的疑古思潮相关。祝振玉先生指出：“宋人的疑古主义思潮，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研究方法的改变，而实际上却是新的时代精神的确立。……宋代的文人学士们对于历史的传统文化，一反以往因循守旧的模式，更多地体现出他们建立在批判、理性与自立基础上的超越意识。”[16]不因循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历史定评”与“公用表达”是《艾子杂说》“翻案叙事”的内在叙事逻辑与叙事精神；自出机杼的“个人评价”与“私人表达”是《艾子杂说》“翻案叙事”的时代价值。
时至今日，对苏轼及其作品的研究不可谓不丰富，但由于学界对苏轼诗、词、散文的关注过甚，几乎“遮蔽”了苏轼小说，以《艾子杂说》为代表的苏轼小说的研究亦相当滞后。《艾子杂说》作为苏轼重要的寓言小说，其叙事不仅叙事有法，在艺术上堪为一时之选，于此同时，从叙事学角度关照《艾子杂说》，对于发掘苏轼思想以及其背后的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都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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