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是一本由[美] 弗朗西斯·福山著作，海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00元，页数：3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信任》精选点评：
●把诚信作为一种社会资本。 一个社会合作的基础是社会资本，狭义可以理解为信任，一个国家的繁荣与竞争力是由某一种普遍性文化特征所决定的，即社会本身所固有的信任程度 法律、合同和经济理性是后工业社会稳定和繁荣的必要条件；它们必须和互惠、道德义务、共同体责任以及信任一起孕育发酵，而这些根植于习惯而非理性计算
●12—13第4期读书会书目。经典，旁征博引，很喜欢国外这种做学问的状态。不经意间，既让你感觉读了很有营养的东西，还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可读。
●#2014#
●中国的政治伦理总爱嘲笑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然而西方语境下的历史并非中国的帝王将相。而是世界发展的脉络，因此才有人类简史这种书。信任是陌生人社会大规模协作的基础，它产生了社群和商业。而中国传统人情社会是商业发展的大敌。
●切入点很好
●很不错的一本书，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经济模式的形成原因，角度很好，而且有不错的社会调研数据支持。
●福山认为社会资本是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发展的底子，并分中国法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德国美国两类经济体来对比阐述（作者自己的分类），认为在由家族主义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的“自发社交性”具有极大的经济效益。是一本大型对比书，叙述风格是偏向自我解读和阐述的那种，不是步步以文献为营的那种，漏洞也有，不过同意作者的一点是，对比一定要有对比点，而且这个框架不能盲目的套用在任何经济体中，要去寻找每个经济体自己背后的文化逻辑，这是韦伯的路子。
●一二部分最精彩。从「文化资本」谈论信任，角度新颖，观点深刻。
●在福山的观点中，人们自发组织社群并进行各种互惠互利的天性和争取被认可的本性形成信任，这个信任是决定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也正是信任的差异导致不同社会经济的差异。
●发端于家庭，继承韦伯的研究。
《信任》读后感(一)：翻译的问题。
1、记得翻译到韦伯的权威类型时，三种翻译的都很有问题，克里斯马权威翻译成神的权威。
2、翻译free riding时不翻译成搭便车而翻译为坐享其成，虽然不影响理解，但显得不专业。
3、对滕尼斯共同体一词翻译成社会。
强烈建议有相关学科知识背景的学者翻译学术书籍。
《信任》读后感(二)：经济组织规模与社会文化
本书的逻辑十分清晰，四部分，一是大致介绍，二是社会信任低的地方，三是社会信任高的地方，最后是美国。
一、介绍
作者的逻辑十分简单：社会信任程度越高，更有可能组织起更大的企业。
二、信任低
对应社会信任低的地方，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相对没那么低，即还存在家庭和宗族的信任，另一种是真的很低，家庭也很小，成为真正的原子化个人，无社会结构。相比之下，前一种有两种方式进行工业组织，一是利用国家进行组织，比如法国和韩国，这样，利用国家的行政命令进行组织，用法律和规章来控制企业的发展，用“必要的恶”来消除集体行动的悖论；另一种则是利用现有的家族内部的信任，成立家族企业，比如意大利中部和中国，但这样的企业没有办法很大。一个相对好的方式是产业集群。但这也要建立在一定的信任之上。
三、信任高
对应信任高的的地方，比如德国和日本。德国的信任来自中世纪的行业协会，不同的人仅仅因为行业而聚集在一起，遵守共同的规范，互相信任。日本的信任来自各种艺术组织和他们的传统，比如过继制度和家臣制度。这样的社会更容易产生信贷，更容易发展成大企业。对应的表现有横向的产业组织，比如日本的银行输血给自己企业。
四、美国
传统认为美国是个人主义国家，但美国同时有很强的社团传统。自愿加入的社团对社员有很强的控制力。但随着政府能力的扩张和个人主义的蔓延，美国的社团传统受到很大的影响。具体的例子还有美国黑人和亚裔的对比。
五、总结
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后发展、金融制度、政府的关系。
《信任》读后感(三)：信任：蒙着眼睛直挺挺地背摔一把
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差不多10年前写的书，《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里，把诚信作为一种社会资本。这位日裔美人把中国、韩国、意大利看作是低信任度国家，相对地，美国、日本、德国是高信任度国家。低信任度国家对血亲以外的他人存在极大的戒备，所以这些国家很难发展出大规模的企业集团，而往往停留在家族企业的层面。信任度高低与文化传统有关。
福山在书里总结的“中国”，其实还是中国最优秀的部分：台湾和香港。即使在台湾和香港，依然是与日本有着极大差异的低信任度国家地区。
今天一个朋友在聊天中抱怨：在学院里，她负责安排学生答辩。而无论她怎么安排，别的老师都会认为她在优待自己的学生。因此，她还和其他老师话里藏刀地争吵了一番。而事实上，她顾忌到别的老师的感受，违心地把本来应该评为“优”的学生只给了个“良”。
这是一个信任的问题。因为缺乏信任，她和别的老师，包括学生，都没有得到好处。在公司里面，这样的情况也很普遍。在我还在做咨询顾问的时候，经常就跟客户讲：我们咨询顾问的价值之一，就是帮助客户HRM部门完成一些不方便完成的工作，例如，薪酬调整方案。HRM部门来主导的薪酬方案，无论你做成怎样，其他部门一定会想：你们近水楼台先得月了。在辅导每一家公司时，我们都会重点关注一些关键部门，如采购部，以评估在管理上是否存在漏洞。而其他部门的员工则说法：“采购部的人，倒贴钱给公司他们都乐意继续干下去。”
福山在《信任》里的结论：正是信任的差异导致不同社会经济的差异。套用一下：正是信任的差异导致不同企业运转效率的差异。
信任是维持持续良好关系的基础，也是社会理性渐进发展的坦途。组织励志训练的机构会让学员尝试背摔的游戏：蒙着眼睛，直挺挺地倒下去——你必须信任背后的同伴会及时兜住你。
《信任》读后感(四)：信任的经济面向
自去年开始，我日益感受到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对这个社会繁荣的影响。很显然地，如果人与人相互之间比较信赖，则这会增进他们相互之间的交流机会，进而促进他们之间潜在交易的实现。由于自愿交易将会实现帕累托改进、提升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因而因高信赖程度带来的对交易的促进，必然会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相反，如果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人与人之间在社会中互动时经常带有戒备心理，则会压抑人们之间的潜在交易，进而不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繁荣。基于这样的理解，我对信任这一话题越来越感兴趣。于是在豆瓣上收罗了一些与信任有关的书，准备开展一个以信任为主题的阅读。福山的这本《信任》，便成了我信任之旅的第一站。
福山的这本书，实际上是有关信任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他把不同社会按照信任程度分成低信任度社会和高信任度社会。前者包括华人社会、意大利、法国和韩国，这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基本局限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或宗族，因而被福山称为“家庭主义的社会”；后者包括日本和德国，这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范围较广，不仅仅局限于血缘关系。福山没有把美国简单地归于低信任度社会或高信任度社会，而是在书中单独拿出一个部分讨论美国社会的信任问题。在作这种比价研究时，对于每种文化，福山讨论了三个问题：这种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如何？造成现有这种信任程度的原因有哪些？这种信任程度对于该社会的经济生活，特别是企业组织模式有何影响？第三个问题是其中的重点。福山的基本结论是，由于信任程度较低的原因，低信任度社会的企业模式以家族制中小型企业为主，难以自发发展出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大型企业。低信任度社会要发展出大型企业，往往要借助政府有形之手的强力干预，但是有可能会产生政府失灵问题。而高信任度社会则不存在这一问题。由于两类社会在企业组织模式上的差异，这又决定了两类社会在产业结构上的差异。低信任度社会由于以小公司为主，因而“善于组织劳动密集型商业活动”；而拥有较多巨型公司的高信任度社会则倾向于发展汽车、半导体、航空等资本密集、需要规模经济的产业。
总体而言，作者的论述还是蛮有可读性的。不过后面几章有点虎头蛇尾，论述有点啰嗦、甚至和主题不太相关。翻译总体还不错，不过“权力”、“权利”不分我也是醉了！
《信任》读后感(五)：信息时代仍然需要等级制
【书摘】P28-29
显而易见，信息节命将引发厂泛的变革，但是等级森严的大型机构的年代还远没有结束。许多信息时代的未来学家把计算机工业的影响扩大化了，虽然它的技术一日千里，而且它也确实对小而灵活的公司带来了实惠。但是经济生活的其他领域，从生产大型客机和汽车到制造硅芯片，都需要大量资金、技术和人力。即使在通信领域，光纤传输青睐的对象是单独的、大型跨地区的公司。美国电报电话公司1995年的规模又回到它1984年时的大小，并不是偶然的。当时该公司有85％的人员独立出来，成立了许多市内电话公司。信息技术可以更有效地帮助小公司完成人型任务，却不能消除它们对规模的需要。
更重要的点是，当信息时代的最热心的宣扬者们举杯庆祝等级和权威的垮台时，他们忽视了一个关键因素：信任，以及它所隐含的道德准则。群体是以相互的信任为基础而产生的，没有这个条件，它不可能自发形成。等级是必个可少的，因为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并非都可以独自默守道德准则，一小部分人或许比较自私，以自我为中心，他们通过欺骗和单纯的破坏行为来削弱或利用群体。大部分人像是骑墙者，一方面想凭群体的成员这一身份来获得利益，另一方面又想尽可能地为共同的目标少出点力。等级的必要性还在于所有的人都不可能时时刻刻做到按内在的道德规则来生活，不可能时时刻刻都做到公平分亨利益。当人们不遵守社会既定规范时，他们必将受到规范的制约和制裁。经济领域是如此，社会生活更是如此。
【评论】2018/6/20/周三 17:30
“信任，以及它所隐含的道德准则”，是属于“文化”范畴。人们总是在问“文化”有什么用？比如做文化宣讲的钱文忠先生就经常被人问到这个问题。当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时候，钱成了唯一一种重要的“信物”，因此对文化的轻视就是可以预料的事。然而，恰恰就是轻视文化意义的人群首先陷入了经济穷困——他们没有能力建构“层级组织”，没办法形成经济规模。那些轻视文化价值的个体就是福山先生说的，“比较自私，以自我为中心，他们通过欺骗和单纯的破坏行为来削弱或利用群体。大部分人像是骑墙者，一方面想凭群体的成员这一身份来获得利益，另一方面又想尽可能地为共同的目标少出点力。”
等级制的存在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文化上的腐朽。是选择先进的文化还是选择腐朽的文化，这与组织机构的构建者，与组织内部的文化建设有关，不能就此说等级制度是不好的。
由此我想到了伊恩·莫里斯的观点，“第三种体系，我称之为“化石燃料价值观"，它所关联的社会主要以已经转变为煤、天然气和石油的化石的能量来增加现存动植物的能量。化石燃料使用者倾向于看重大多数类型的平等而非等级制度，且非常不能容忍暴力。”那种“平等而非等级制度”真的是一厢情愿了，因为他改变不了自由经济体制下的一些人所喜欢的自私贪婪，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经常会遇到和主流文化唱反调的人。他们总以为在人格上保持了独立，并且在精神上保持了某种尊严，而实际上，他们却是一种“文化”的贫困者， 就像福山先生说的，群体的形成依靠的是信任，而信任是由文化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