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文化》是一本由王笛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3.80元，页数：40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街头文化》精选点评：

　　●类似的还有Street Criers，研究丐帮的，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研究。

　　●和我正在读的《茶馆》相比较，这一本显然还算不上王笛研究的节点，而只是许多起点中较重要的一个。因王笛彼时其学术视野的不稳定和学术素养的一些欠缺，书中珍贵的史料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与其把本书看作严谨的学术作品，我想倒不如仅仅视作一种私人的记录为佳。对于我这个带有些许北方人色彩的成都人而言，书中的所有记录——包括王笛本人的一些因社会变迁而生的惆怅，都暗合着我对这个城市的理解。王笛并不是终点，但他可以成为新研究者的一个起点，去探讨成都作为一个特殊内陆城市的文化滞后性。

　　●大三下翻过，现在重新翻

　　●街头就是公共空间，街头，有意思！

　　●王笛的三本著作《跨出封闭的世界》《街头文化》《茶馆》为我描绘了近代长江中上游地区，特别是成都，在20世纪前后的面貌，没有读茶馆的惊艳之感，但对比之下能看出一个学者的进步。本书以1870-1950年成都的“街头文化”为研究对象，包括公共空间、下层民众、城市管理。作者的结论是“现代化”缩小了下层群众可以活动的公共空间“他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在兰州不准在建筑物外晾晒衣服，杭州不能摆摊，成都的街头依然生机勃勃，在距离市中心春熙路三公里外的二环高架桥下有打牌的、下棋的、唱卡拉OK的、拉着音响的卖艺人。以及，真的好罗威廉

　　●中国的公共空间研究范本。

　　●作为成都旅行的书还可以，就结论来讲有些薄弱，仿效斯科特的论点没有更多的拓展。

　　●閱於2019年11月12日

　　●内容很有趣,语言太学术,太多的陈述句,实在是耐不下心读完,如果能写的更有意思些就好了

　　●其实全看完之后还是有些失望的，功夫最主要在于第一章的总论。内容的覆盖面很全，参考的文献数量大跨度大，对其他学者的研究有一定深入，而且列举出的很多细节看起来也很有意思。但感觉“思考”的部分相比“综述”的部分还是薄弱，没什么新异的大创见，有些地方甚至都没怎么展开。

　　《街头文化》读后感(一)：关于城市改革

　　这本书里面对城市改革有个很正确的见解：城市改革并不是只要对民众有利，就会受到民众的配合和支持，事情往往是，他们在得益之前，首先受了限制，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被迫发生改变，即使他们不公开反对，也会消极反抗。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其他方向上的改革。

　　《街头文化》读后感(二)：笔记,待补充

　　第一章 导论

　　第一部分 下层民众与公共空间

　　第二章 街头

　　第三章 街民

　　第二部分 下层民众与社会改良

　　第四章 改造

　　第五章 控制

　　第三部分 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

　　第六章 冲突

　　第七章 政治

　　第八章 结论

　　《街头文化》读后感(三)：成都的素描

　　对于有怀旧情节的人，恐怕既要充满希望，又要准备好失望。

　　通过各处收集的年画、风俗画、竹枝词、报纸，作者成功的重建了19世纪末-20世纪头三十年的成都城市生活。以”街头“、”里坊“为线索，还原或重建了旧时成都市民的生活。

　　然而，这不是一本怀旧的书。旧画面服务于解答城市如何演化，社会生活如何嬗变这一主题。作者成功的贡献了新知识，使我们在传统的史观之外，发现了社会生活进化的新线索。

　　对于晚清中国社会演化有兴趣的每个人，这本书都值得一读。

　　《街头文化》读后感(四)：“乡土中国”在二十世纪的解体

　　成都的下层民众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因为晚清至民国初年地方精英与中央政权的合谋；梁漱溟说当下中国乡村最大的问题是旧秩序已破坏，而新秩序尚不能建立，因为外忧内患，而其根本则只能从乡村自身求索，从“乡学”组织中国；闫云翔说下岬村私人生活的双重转型形成“无公德的个人”，因为建国后“国家”的一些列运动解构了旧秩序但强权在八十年代抽离出乡村后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市场资本裹挟着消费主义催生出强烈的个人意识。

　　晚清，民初，及至军阀割据，再至社会主义中国建立，政治运动，改革开放，整个20世纪是否是费老所谓“乡土中国”解体的世纪？精英与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民众的主体韧性（能动性）又如何？“美丽新世界”属于谁？

　　《街头文化》读后感(五)：微观看中国

　　历来对于历史的了解，除了正史，非野史的补正不能概以全；而对于中国的历史学习，除本民族的记载，如果不从地球的其他角落审视，不足以窥探全貌。正是抱着这种思想，我一直致力于从外国人的眼中了解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街头文化从我们中华帝国的一个角落，在一段特定的历史阶段对中国民众的生活和思想意识做了一个深入的剖析，可以说是微观看中国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作品。正如有人把黄仁宇和钱穆做比较一样，历史的研究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这取决于观察者着眼的具象不同而存在意识的差异。作者也十分明确的表示了“犹如在显微镜下把观察到对象放大，集中精力剖析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某一方面，从而得到宏观史学所难以企及的对社会的细微理解和精确把握”，其实这也正是我们当代希望了解真实的过去，感知社会的变革给民众带来的变化的人所真正可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