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帝国与运河》是一本由全汉昇著作，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页数：2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唐宋帝国与运河》读后感(一)：超级喜欢新版的封面

这书早就听过了，尤其全汉昇这更是权威人物呀，研究经济史不得不提到他。这版出的也很是时候，现在大运河文化和运河文化保护也很热，不错，我是学隋唐史的，我们老师也推荐了去看看全汉昇的唐宋帝国与运河，说他对隋唐经济的研究很有特点。所以果断下手，书的内容就不用说了，超级喜欢新书的这封面。太有感觉了！

　　《唐宋帝国与运河》读后感(二)：历史之鉴，唐宋亡于基建能力不足？

唐宋之变的由来

唐宋时期，作为中国历史长河中的辉煌世界段，非常之吸引人。唐王朝承接了隋朝制度，通过科举制度和君主的开明，扩疆开土，使帝国版图中内涵了诸多民族，然而作为欧亚古典帝国，在内部财政问题和外部游牧民族侵袭的困扰之下，在经历“安史之乱”后，最终解体。

之后的宋王朝只能成为退居到淮河一线，不能完全涵盖草原游牧政权。宋朝的施政完全是对唐朝灭亡的规避，加强中央集权，设立禁军，对士大夫群体的优待等等，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面临着中央臃肿失效，地方运作不力的局面，宋成为了对唐，古典帝国问题的修正版本，可是宋朝的科技与文化又影响了明代白银帝国，以及清这样前现代帝国的历史走向。

唐宋六百年年历史对中国历史的走向影响巨大，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称之为“唐宋之变”。前期读《哈佛中国史》中关于漕运系统对唐宋政治与经济的影响，感觉国外学者的研究细致，可是当看到这本《唐宋帝国与运河》，就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羞愧，早在1944年历史学家全汉昇先生因为受到历史大家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论述稿》的启发，写著了这本关注唐宋之变与运河互动关系的著作。

运河与唐宋兴亡历史

全先生在书中详细指出了唐宋历史时期漕运的兴盛与衰亡，史料详尽，论述之后都有结论，再看《哈佛中国史》几乎照搬了全先生的结论。

作为以草原政权对抗的前线，北方需要南方稻米供应，南方用农业生产的供给来得到了地区的稳定，从这个角度看这是中国历史地理的必然选择，其实也是因为和陆地威胁相比，海洋威胁几乎是不存在的。

作者指出，隋炀帝修通贯通南方与北方物资流动的运河，绝不是率性而为，有其历史必然性。运河的修建，惠及了唐宋王朝，就运河而言其功过很难评判。运河所构建的漕运系统，是一整套的官方运作系统和财政系统，也是带有官方性质的贸易系统，比如南方稻米运来后，可以带回食盐前往北方。

长安作为唐帝国首都，其所在的关中地区，有限的农业生产力无法承载着增长的首都人口和中枢办公耗用，同时加上人口活动加剧了水土流失，导致长安漕运不堪其负，于是从唐高宗到武则天时代开始不定期的前往东部洛阳办公，到了唐玄宗时代更是频繁，理由都是害怕加重关中百姓负担，玄宗也因此得了个“逐粮天子”的雅号。

玄宗厌倦了这种逐粮生活，瞎猜是害怕杨贵妃跑来跑去给弄瘦了，于是就让裴耀卿改革漕运，裴公改为分段运输，暂时解决了问题，可是“安史之乱”后各地节度使割据，运河也真正成了分段管理，北方运河也就废止了。

北宋时代，洛阳民众请求朝廷前来，宋太宗也是非常想去可是修理运河耗费巨大，也就小诏婉拒了盛情。都城汴梁，无险可守，选择原因也是为了漕运方便，北宋也确实依靠漕运力量与辽金抗衡，直到运力被徽宗用来玩“花石纲”后，漕运系统遭到了破坏。南宋的漕运距离是最短的，杭州基本就是属于大运河系统中的一环了。

从运河史看中国历史

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在历史长河中，比人的生命更长久的是政治，比政治更长久的是文化，比文化更长久的是自然，自然、文化、政治还有人的活动，共同构建了历史发展的底层逻辑，有见地的学者总是从细微之处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思考角度和方法。就此而言，《唐宋帝国与运河》是具有启发性和可读性的优秀历史著作。

　　《唐宋帝国与运河》读后感(三)：一本书知大运与运隆替——读《唐宋帝国与运河》

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

应是天教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

—— 唐 皮日休

据考证，世上最早之运，米索不达米亚地之古运河，去已近六千年史。可以言，运河之史，人类文明史一条大动脉。我主运之开多集古，今于无科技辅者下，开资本甚巨，百代之兴亡皆与运有，可谓“河阳”为“国”。先生尝为之语曰：“古漕运之制，为国大政。”。”运河为国之重器，其所设须大力等本故，有国与代至倾天下之力以成，何如此？？曰：“为农、运、经济、军事之求。”。自远观，修运河是一件便宜之事。若越之力可也，夫可则变成劳之悲。言及此，则不得不提炀帝与隋、唐大将运河，我史上，修运河修至亡国之第一人为帝广矣。

炀帝即位，续修河工，遂通了包海河、淮、河、江、钱塘江在内之五大条，此谓守国中央集权与经济运起至要也。不过，运大役尽隋末滴血，隋氏可谓“以河而兴，以河卒”。

本书名为《唐宋帝国与运河》，笔者将论唐宋两代之运与运隆替：

唐以隋连运之基上，又行了包作“天宝河”内之口修运河之功。唐初，水陆运抵关中之粮仅一二十万石右。高宗至玄宗前期，以河南至关运道艰险，东南运道经年不治，故唐常在东都，“食”之巨量太原、仓积。开元中，官司胀，特是府兵之散，使粮物求剧增。天下漕粮，益以江淮为重，唐起千漕，年运百万石江淮租北。

至德宗朝，节度使李希烈僭称楚帝。割据东南，致漕运一度绝。绝运河浚之京畿顿陷恐中，虽在宫中亦仅仅自。至于李希烈为将杀，漕运乃复启。唐帝在闻之喜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可见，时运之运用于国家存亡皆有重要义。

北宋时，北与西久受外夷滋扰，官既不能以兵力胜，又当增之农民起义，但奉“守内虚外”之，此政之实在外敌守，谓内强，以至“强干弱枝”之效。于是，天下过半之精兵，尽由中央政府制，屯京畿。史记：“太祖鉴前代之失，集精于京师。，此大军粮、资保国。这一政策，无形中变了宋前北经越南之状，为中国计地将心南。

后，北宋以前之基上，又大作之惠民河，将闵水与蔡河贯，于兴方城运败，而营将商水入蔡河之运，后又续修之广济河、金水河、淮河。如此，以京畿为心之运内网构毕，要上调了南北经布，本上灌溉之地，经济上立起了迈前之漕队，凡此皆矣唐宋两代中国封建世为至极之辉煌。

又，书中第一章《绪论》反复言之于中国古代南北财重者述，笔者尚存微疑，极盼与硕学之士或有学者极论交！

　　《唐宋帝国与运河》读后感(四)：两大帝国的兴衰与大运河的缠绵离愁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而国之根本在于民，换言之安邦治国的根本首先要解决的是民众的温饱问题。

当年隋炀帝开凿运河明面是为了便于他本人巡游享乐的动机，但实际是为了加强和统治江南人民，这一目的是在历史学家、隋唐史泰斗王仲荦的《隋唐五代史》中有提到过，所以今天出场的主角注定是经过上千年岁月依然有着不凡意义的隋朝大运河。

《唐宋帝国与运河》这本书讲的就是隋朝大运河与唐宋两大帝国兴衰之关系，首次发表于1944年，这本书作者是著名古代经济师全汉昇先生，他在书中运用了大量史料，以论证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原因和在帝国兴亡中的重要作用，我一个朋友说，看这本书的读者，文言文的基础应该都是过硬的，因为金老先生每一段论证都有大量的历史资料辅以作证。

《唐宋帝国与运河》据不完全统计，全汉昇先生结合分析了《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全唐文》《册府元龟》等大量历史典籍中关于大运河的史料，得出结论：运河通，国运兴隆，运河阻，国运衰微，那我们接下来看，隋唐大运河在唐宋两大帝国从横交错的历史中，到底是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们先说说唐朝，安史之乱之前，运河不说是毫无阻拦，但也还算是通畅，能把作为经济中心的南方物资大量运输到北方去，但是因为隋唐运河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洛阳至长安的运输又不给力，所以这个时候中央集权便开始长安、洛阳两地跑。

特别是武后，在她执政的二十年间，仅仅只在长安居住过两年，其余时间都在洛阳居住，甚至还把洛阳称为“神都”，而洛阳因为运河的原因，历史地位也是UP的往上升，到现在我们都知道洛阳的历史古城，文化传承的城市啊，在高宗死后，武后准备护送灵驾返回长安的时候，还有官员跑出来说，长安的物资没有洛阳的方便啊，我劝你不要冲动，这个谏阻的官员是陈子昂。

所以这个时期，大家是吃了运河的福利，所以整体还算稳定。

到了唐玄宗的时候，他觉得哎呀，两地跑好麻烦，于是下令整顿大运河的漕运，裴耀卿、韦坚等对于漕运的改革, 改进洛阳至长安间的交通为主。关中的经济地位却因江淮物资之能够大量到达而逐渐提高，让南方经济重心与北方的军事重心，密切的联系了起来，所以唐玄宗时期，唐朝的运势到达了鼎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盛唐盛世，被很多使人颂赞。

安史之乱中断了运河，唐朝开始走上衰落，虽然在唐宪宗上位以后大刀阔斧的整顿，让运河畅通无阻，让唐朝又能得到短暂的喘息，但是，唐末各地割据的藩镇，不断切断运河的运输线，来打依附于江淮经济财赋的中央集权，至此，存在了两百年的大唐帝国，就这样慢慢的降下了自己的帷幕，不完美的谢幕了。

奠定了北宋大一统的周世宗，正是因为他完成了前朝不能完成的事业，被切成两端的运河，又重新打通，又派人大规模的政治运河水道，才重新把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密切联系起来，但是这时期需求的物资远超于唐朝，于是把政治中心放在了运河北段的汴州。

其实，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来，运河作为唐宋的水上的高速公路，它承载的不仅仅是运输物资作用，更是将南北互动，各自优缺点互补，只要切断运河，不管是对于作为政治中心的北方，抑或是作为经济中心的南方，影响都是绝对的。

就算是南宋与金对决的对立的时候，运河虽然被截为两段而让南北失去了连系，但是最南的一段，依然支撑着南宋的立国。

隋炀帝修筑这条运河，也许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唐宋两大帝国的兴亡与运河是休戚相关的，正如唐朝的皮日休汴河怀古诗：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也许，这也是作者想传达给我们的。

　　《唐宋帝国与运河》读后感(五)：唐宋帝国兴衰与运河畅通之连环性研究

《唐宋帝国与运河》书评 周公子 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对于运河与大唐帝国的关系有一个很锐敏的观察：“唐代自安史乱后，长安政权之得以继续维持，除文化势力外，仅恃东南八道财赋之供给，至黄巢之乱既将此东南区域之经济几全加破坏，复断绝汴路运河之交通，而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立之政治集团，遂不得不土崩瓦解，大唐帝国之形式及实质，均于是告终矣。” 全汉昇先生的这本论著，便是受此启发，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述的 并且值得称道的是延伸到北宋、南宋时期，对于大运河与中古时期帝国兴衰连环性的关系进行了一个长时段的研究。 唐前期 在唐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时期，大唐帝国草创，官僚体系还未扩张到一定程度，都城长安的官员数量并不臃肿。兵制方面是府兵制，兵农合一的军队，他们自给自足，不用政府供给衣粮等物，故关中驻兵虽然很多，政府经费的开支并不因此而特别增大。每年大运河运输的粮食大概10-20石，便足够维持中央政府的运转和军费的开支。 高宗以后，一方面由于政府组织的扩大，官僚系统人数的膨胀，另外由于均田制的崩溃，引起了连锁反应，府兵制也进一步崩溃。到了唐玄宗时期，改为募兵制（职业军人）政府经费的开支激增，从而首都所在的关中对于江淮物资的需要遂特别增大。 可是，在另一方面，由江淮转运物资至长安，要经过一段绵长而又艰苦的路程，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由江淮到洛阳一段，运输还好。至于自洛阳至长安一段的交通，运输非常艰难。 在中央政府需要大量物资的情况下，长安已经无法满足历史形势的发展需求了。这时候洛阳城的作用便凸显出来。 军事政治重心的关中遂不能与经济重心的江淮密切连系，以致帝国的中枢常常因粮食恐慌而发生不安的现象。 所以自高宗时起，政府遂把洛阳建为东都，以便关中粮食因供需失调而发生恐慌时，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公务员，都可迁移到这里来消费江淮的租米和其他物资。因此，自高宗以后，直至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约共八十年左右，政府常常往来于长安洛阳两都之间。 盛唐 唐玄宗时期实在是对于往来奔波于长安-洛阳一线非常烦恼，令大臣整顿大运河的漕运，使得关中物资的供给至为丰富宽裕。关中物资既然这样富裕，玄宗在位的下半期便可长期在长安居住，不必来回奔波。上面曾经说过，裴耀卿及韦坚等对于漕运的改革, 以改进洛阳长安间的交通为主。因为运往关中的江淮物资既然不再像过去那样以洛阳为转运中心，洛阳的经济地位便不复如过去那样重要而日渐低落，反之，关中的经济地位却因江淮物资之能够大量到达而逐渐提高。 运河运输量的特别增加，表示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与经济重心的南方联系的密切。由于这种密切的连系，大唐帝国便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整体，力量雄厚无比。故它在当日世界上所表现的卓绝的武功，鼎盛的势运，得到很多诗人的讴歌，史家的颂美。 中唐时期 宪宗时代，一方面由于运河的畅通无阻，他方面由于江淮诸道地方财政的整顿，运河对于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的连系，又由过去的松懈变为密切。运河既然重新把军事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密切连系起来，大唐帝国自可再凝结为坚强牢固的整体，产生出雄壮伟大的力量。因此，宪宗能从安史之乱以来衰微不振的国运中创造出中兴的局面，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叛乱，运河中断，唐朝走向衰落。 到了唐宪宗时期，运河畅通，所以宪宗皇帝实现了中兴，取得显赫的战绩： 元和元年，平夏州。 二年，平蜀斩刘辟。 三年，平江东斩李锜。 五年，擒史宪诚，得泽、潞、邢。 七年，田弘正以魏博六州来受常贡。 十二年，平淮西斩吴元济。 十三年，王承宗献德、棣入租税，沧、景除吏）。 十四年，平淄青，斩李师道，得十二州。 宪宗之后到唐朝末期，黄巢叛乱切断运河，最终导致了大唐帝国的土崩瓦解。 总结一下唐朝和运河的关系： 唐初中央政府班子精兵简政，对于物资需求较小，随着官僚组织的发展，组织越来越臃肿膨胀，再加上经济基础均田制的崩溃引发的府兵制解体，兵员来源不足，不得不改为募兵，花钱雇人当兵。随着中央对于物资需求的增加，长安便无法满足需求，洛阳地位上升。到了玄宗时期整顿漕运，使得长安-洛阳几百里的河运条件改善，物资更加方便的运到长安。江淮的经济中心+长安的政治、军事中心产生的密切链接，所以大唐帝国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北宋篇 北宋立国的政策，与前代有些不同。宋初政府鉴于唐末五代藩镇跋扈之祸，实行中央集权政策，强干弱枝，把军队集中在中央政府所在的首都。军队须用粮食来维持，中央既然集中了重兵，对于粮食的需要便激剧增加起来。为了要供应巨额的粮食，政府不得不选择便于漕运江淮米粮而又能照顾北方和西北方边防的地方来建都。当日最适合这个条件的地方，是位于运河北段的汴州。北宋首都的选择是由运河所决定。 到了北宋末年，初时由于转般法之改为直达法，和花石纲的阻扰，后来又由于汴京的被围，和运河上游的溃决，运河输送物资的作用大大下降。这样一来，大运河不能把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和经济重心的南方联系起来，所以王朝的力量便大大下降，抵抗不住当日北方新兴民族女真的侵略，走向了灭亡。 宋金对峙 南宋和金国沿着江淮一线对峙，敌对方共享运河，导致力量分散，当日全国的军事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不能给运河连系起来而隶属于同一政治组织下，整个帝国的力量便变得分散而薄弱，南宋、金都没办法低于新兴的漠北蒙古族，最后走向了灭亡。 不过，黄河与长江间的运河虽然因宋金的对立而不能沟通南北，它在长江以南由镇江到杭州的一大段，即隋炀帝开凿的江南河，在此时却成为南宋行都临安(杭州)与全国各地连系的重要交通线。南宋政府赖以维持的诸路上供的财赋，大多数都要经过这条水路才能运抵临安。因此，南宋所以能够偏安一隅，这一段运河实是其中—个重要的因素。 笔者根据作者对于唐宋帝国盛衰与大运河畅通之连环性做了以上趋势图，按照作者的学术观点，大运河对于王朝的盛衰有着决定性作用，主要还是受经济史观主导一切的观念所影响。实则，笔者亦可以将竺可桢先生的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图附上，发现气候的温度变化与王朝的兴衰也有关联性。

在 笔者看来，大运河与王朝的兴衰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其作用远远不如书中所认为的如此之重要，影响一个王朝兴衰成败的因素的多样的，在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帝王及统治阶层的政治素养、当时的气候（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导致的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化等因素，都是影响王朝兴衰的重要因子。尤其是在古代小农经济的历史背景下，在生产力无法取得跨越式突破的情况下，土地的承载力是有限的，一个王朝在建国后往往会有一个和平时期，土地的恢复、人口的增长，越到后期，土地被兼并越多，而人口却增长越多，小农手中的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这时候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帝国往往会在150年左右之后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