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知识分子》是一本由(美)拉塞尔·雅各比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8.00元，页数：26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最后的知识分子》精选点评：

　　●并没有料到关于“知识分子”式微论述最后竟然转到“记者”这个群体上来。可能，拉氏所论述的“知识分子”本与中国语境无关，同样，“记者”如出一辙。但不论“知识分子”们曾经在什么时候出现在什么地方，格林威治村的波西米亚精神的存在总会吸引人的向往、解读、重构。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经济独立

　　●教授们不走出大学 听众只有他的学生 而知识分子都集中在大学 那是谁的悲哀？ 如果公共文化被金钱和政治所扭曲，随意发表见解的知识分子就不值得注意了，或者说他们也向金钱和政治靠拢。 当直播网红取代知识分子的发言权，多么可怕的事情

　　●有一段描述 城市研究者作为波西米亚精神的最后知识分子，在60年代的工作。

　　●看来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和国外完全是两个概念……或者说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里差别很大……

　　●拿学位是一个屈服的过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

　　●描述公共知识分子的消失，是关于社会变迁的思考。能搭建起物质发展（街区、学院、商场、高速公路）和知识群体，乃至知识形态变化的些许联系，其实是很难的工作。但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理解难道不是应该建立在这个上面？

　　●作者倾向性很强烈，爱米尔斯和简雅各布斯；知识分子应加入城市生活建设的行动中，创造公共文化。而大学的扩张和分布的离散性明显背离了这一愿望。

　　●生死没有定数。

　　●开论就知道什么套路了。

　　●借的02年1版，略显啰嗦扣一星。在学者没有政治话语权的这里，学院派们的归宿可以分成两条：要么成为温驯的家畜，要么成为一种特殊的宠物。前者不必多说，后者很多时候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他们批判体制的不合理之处，但是无力指向现状的改变，而是将变革的情绪转化为一种逃避。两者的共同点则在于——都没什么实际影响力，换言之，他们庄重地轻于鸿毛。

　　《最后的知识分子》读后感(一)：选择一种思考的方式，先为自己，后为公众。

　　并没有料到关于“知识分子”式微论述最后竟然转到“记者”这个群体上来。可能，拉氏所论述的“知识分子”本与中国语境无关，同样，“记者”如出一辙。但不论“知识分子”们曾经出现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格林威治村的波西米亚精神的存在总会吸引人的向往、解读、重构。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经济独立，思想自由，为公众写作才是存在的意义，这当然与现代记者因为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所倡导的社会讨论区别很大。从格林威治村的波西米亚人到垮掉的一代、从纽约文化现象到新左派的自由学人、从学院派到最后的记者，“知识分子”的代言在逐渐变迁，从中可以看到因为城市衰落、郊区发展所引起的城市文化的衰落，大学扩招又造成大批“知识分子”屈从现代教育体系。

　　这一群人曾经因为物质匮乏而思想自由反叛，敢于批判。同样，几十年后，在美国社会物质资本快速发展的今天，不可避免地看到了美国精神的衰退。曾经自由的思想屈从教育体制、商会规则，很少有人真正在为公共写作，而学术只为学术。

　　但或许就如同拉氏所说，“如果要指责年轻的知识分子破坏了历史使命，那恐怕又是不公平的”。“无论如何，这样一种使命是一代人远远承担不起的”。

　　理解并不代表承认，如果总是要顺从社会的主流，而不论主流所为何物，那么这个社会将会无疑处于危险之中，因为麻木和无知总会慢慢侵袭而来。

　　拉氏说：“年轻的知识分子响应了他们的时代，正如他们必须要做的那样；而他们也屈从了他们的时代，这却不是必须”。

　　因为，“响应”意味着身不由己，表达着微小的个人被时代所裹胁的无奈；“顺从”则意味着缺乏思考和创造，而这往往危险至极。

　　《最后的知识分子》读后感(二)：作为异数存在的知识分子

　　看了雅氏对知识分子的描述，想来在如今即使还有一些人在向着知识分子靠近，但如雅氏笔下那样的知识分子若能出现，只能是异数，可遇而不可求。

　　雅各比看起来更多的是一种怀旧，知识分子消逝的无可避免。在他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体现公共性，关注公共议题，进行公共言说。有情怀和视野，特立独行而不依附。显然，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大多已经学院化，在专业化的小道上越行越远。如格林威治村那样知识分子聚集地的地理空间再也找不到了。

　　就像雅各比说的，现在的知识分子更愿意在学院或者机构谋职，稳定的收入和生活对吸引力很大。这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学等知识已经完全成为了学院化的内部知识，执着于专业而晦涩，这些学科知识已经很难再贴近公共生活。知识的分享和交流变为各个小圈子的内部游戏，而没有能够发挥其公共效用，这与雅氏心中的知识分子的功能相去甚远。

　　就国内而言，公知已经是一个被污名化的词汇。在媒体的包装下，的却是出现了不少公知，但在公众中赢得口碑的却寥寥无几。大体而言，内地基本上没有公共空间，很多公共讨论尚未进行就在派系对立，党同伐异中沦为人身攻击的骂街。

　　在新媒体尤其是微博出现后，乐观派一度认为可以将之看为一个提供公共讨论的平台，视为一个虚拟的公共空间，但后续的发展却令人失望。在公共讨论的规则和底线无人遵守的混乱情势下，无非是各占山头，互相攻讦。少有的理中客也在这样的消耗中心灰意冷，淡出这些无意义的争论。

　　先有观点，再有事实，而不是就事论事，讨论往往就是“左派高举主义，右派回避问题”的情况。没有共同的底线，双方死磕，谁也不服谁。

　　而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现在的知识分子很多都是各种职业的代言者，名片上的身份很大程度上注定了他们的言说难以无所顾忌，谈独立性、公共性有些奢望。在雅氏所言的如格林威治村式的知识分子聚集空间在地理上消逝之后，知识分子就像被各个击破的流民，各自寻找出路，机构、学院和企业将他们吸收。

　　正是如此，知识分子难以以一种雅氏所言的群体映像的形式存在了。分散化的分布，职业化的特点使得知识分子发出惊雷之声变得困难，这也算是屁股决定脑袋吧。群星璀璨不可追，如雅氏所言的知识分子，在如今只会是异数了。

　　《最后的知识分子》读后感(三)：为何中国没有公共知识分子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二十年后再读拉塞尔·雅各比写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让人不由生出些许的感慨。

　　这本著作并不是一本纯正的理论著作，它更象一本介绍美国左派知识分子没落的普及读本，“最后的知识分子”并非指知识分子“从此以后即成绝响”，而是在哀叹美国左派知识分子的投降与消失。其实在我看来这种没落未尝不是好事，自由国家的左派们对共产权极抱着无限的同情，对可以让自己自由发言与生活、流动的自由国家则抱以敌意，雷隆·阿隆就曾指责过法国左派们犯过这样的错误。其实对于这些知识分子不用多罗索，让他们到他们所赞美的极权国家比如苏联或古巴去，与下层民众生活上三五年，你看他们还会不会不知好歹地赞美马克思或毛主义，奥威尔的《1984》是个很好的例子，可惜左派们总是看不见奥威尔为何写这本书，或者他们假装看不见。“自由的敌人”，我一向这样称呼左派。美国左派的没落意味着什么？当然意味着自由主义思想在西方的传统，左派在西方永远只是少数而成不了气候（也许法国有时会例外），而西方允许左派存在的自由传统，恰恰成了左派们攻击社会的理由，人要向往奴役与被奴役的生活，你是挡都挡不住的，这就是左派一直阴魂不散的重要原因。

　　雅各比吊丧似地描述了格林威治村的消失，它的消失让波西米亚精神烟消云散；而美国城市的效区化，则让波西米亚知识分子从地理上消失；纽约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派、犹太人中的反对分子业已消失；学院化、专业化的加强，从理想上收编了左派知识分子，并软化了他们批判的长矛。在雅各比看来，一切都因该死的社会发展、该死的生活环境改善、该死的专业化、该死的自由主义，潜藏于其间的反社会倾向不言自明。虽然我极不赞同这位左倾作家用立场，但是他提出的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为何公共知识分子会消失。这个问题则可以转化为中国式的问题：为何我们没有公共知识分子？

　　何谓公共知识分子？指的是不依赖于研究机构或院校，以普通民众为听众，以公众报刊为阵地，谈论社会问题的独立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上世纪中共建政之前的中国存在过，比如鲁迅就是一位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我同样不喜欢他左倾的那一部分）。但中共建政之后，公共知识分子就干干净净地消失了，直到思想管制开放、媒体发达的今天，公共知识分子也不曾在中国出现过。这是因为什么？

　　学科化。对于一门科学而言，学科化可能是好的，因为它规范与集中了这门学科，但对于思想界而言未必就是件好事，院校与学科化，排除了体制外知识分子的合法性，如果你不是大学教授，不在大学任教，你就没有知识分子的“硬件”。你们遭受双重的排斥：学术界的排挤、普通民众的否定。学术界不会接受一个没有专业训练的、不在相关机构领薪水的知识分子，而民众则一直将知识分子对应于学院或研究机构中的从业者，他们不承认一个社会边缘人也会是知识分子。如果你没有成为院校或研究机构中的一员，你在中国将无法获得“知识分子的合法性”，没有“合法性”意味着你无处发言以及发言没有听众。仅仅是学科化，就已足够将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从“公众中”轻飘飘地抹去。

　　媒体的利益化。公共知识分子谋生的主要方式是在媒体上发表批判性文章，或为出版机构撰写一些小册子。在这西方可能行得通，但在中国却是死胡同。首先，中国的媒体不会发表批判性的言论，如果这些言论是从非学院教授的写作者那里发出，媒体不会承认“公众中也有独立的知识分子”这一现实，国家对言论的控制并不由国家来实施，而是在媒体编辑这里，就以自我审查的方式放大了对来稿的警惕与敌意（中国媒体一直抱怨言论不自由，其实这种不自由更多地是它们自己设定的）。其次，中国媒体编辑不会使用与自己没有利益关系者的文章，每个编辑的对稿件的选择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公共知识分子因为没有权势与经济背景，媒体编辑不会与他们达成交易。第三，媒体上所有貌似批判或讨论的文章，都是编辑的策划，今天，“专题策划”已经代替民众进行思考与批断，公共知识分子是难以插进这些专题策划中去的。

　　没有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没有经济收入，也即是被院校排斥、被公众怀疑、被媒体拒绝，中国，哪里会有公共知识分子产生的土壤？又怎么看见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但是，公共知识分子对于个健全的社会来说，却又是如此的必要——他们代表了一种独立的不被驯化的精神；在专家们模糊平庸的论文只向同行发言的时候，他们用简法优美的散文向公众发言；他们指出了社会存在的问题；他们意味着城市鲜活的思想……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专家、有女权主义专家、有社会学专家、经济学专家、城市规划专家，等等等等，但是，我们没有公共知识分子。

　　无论如何，虽然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早已“落水流水杳然去，油壁香车不再来”，但是，这个国家毕竟有过“最后的知识分子”，而我们，想要对公共知识分子进行“伤春悲秋”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压根儿就没有存在过“春”或“秋”。所以在感慨雅各比“闲坐说玄宗”的时候，我更感慨于我们的现状，它寂寥得就如这两句古诗：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最后的知识分子》读后感(四)：知识分子去哪儿了

　　雅各比说，在上个世纪，曾经出现过波西米亚群体和随后的垮掉的一代，这些人带着对势利的蔑视和庸俗的不屑，对主流文明进行反抗和背叛。其中有一些人以普通的活有教养的人当作听众，这些知识分子、作家或思想家，就是雅各比所怀念的公共知识分子。

　　雅各比说，后来，这些边缘知识分子纷纷入驻校园，当起教授来了。本来，这些人待在街道、咖啡馆和酒吧，住在廉价的出租屋中。或许是城中村被拆除了，这些人已经住不起新式的高级居民楼；甚至没有拆除的村子里的房租也跟着时代一同涨价了，这些蔑视金钱的穷人不得不考虑起自身的生计来。就如同波西米亚俱乐部的遭遇一样，只有才能没有钱是无法维持的。于是俱乐部开始吸收富人，让自己的成员瞧不起，也让奥斯卡·王尔德瞧不起。另一方面，靠码字已经不可能维持生计了，大学教授的薪水和安稳成为诱饵，这种诱饵将会导致一个肉眼可见的后果，即这些“知识分子”将参加一种筛选，貌似势利的伪知识分子将逐渐战胜具有独立精神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而占据这些职位，一方面，大学本身并不是独立单位，而是依附于国家系统，因此就受到相应利害关系的制约，这就是在美国麦卡锡主义兴起的年代里，美国知名大学的教授受到审查，一些左派教授被开除并驱逐出校园的原因，同时也可以看到在我们自己国家的大学里，御用知识分子和文人往往占据要职并且可以预见这些舔菊派知识分子会逐渐占领校园；另一方面，大学作为一个“教育机构”成为一些人谋求就业的地方，就如雅各比所言，现在人们看到，最终入侵大学的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满脑子装着学术话语、观念，并全神贯注于这些话语的青年知识分子，比如说一些“才能平庸但功利心重的青年，对于他们来说，学术仅仅是跳板”，“他们绝不是有勇气的思想观念的代言人，也不是思想观念自由传播的倡导者”，“他们向民众灌输伪历史、伪哲学、伪理想主义、伪英雄主义……一大堆学界的争论、说明和宣言……内容从对政府的装腔作势的赞歌到优质的长篇大论都有”。这些激烈的言论代表了有正义感的人对新产生的这些“知识分子”的不满。毕竟，最有可能出现自由、独立和人文思想的，莫过于知识分子；而最可能出现自由、独立和人文的精神的地方，莫过于孕育知识和人才的大学校园。可惜，就如施雷克在《没有象牙塔》中针对当年的可悲现象所言，大学校园没有与麦卡锡主义作战，却为麦卡锡主义做了贡献。

　　我的看法是，这种对大学里面知识分子的批判有不合适之处，这种不合适，和雅各比所哀叹的波西米亚精神的衰落、知识分子的消逝有所类似。波西米亚本身的兴起，也是一种时势造就，正是雅各比所谓，当时的时代，清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开始为“carpe diem”的消费精神所取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波西米亚精神后来就从非主流进入主流，波西米亚自身也就结束了。和随后的垮掉的一代一样，波西米亚自身，是一种在工业现代化实现一种物质上的满足之后，由于知识的进步冲击了作为精神鸦片的宗教，导致了精神需求的增强、同时旧信仰失落而新信仰尚未找到而导致的精神失落，进而走向精神和道德上的虚无主义而已。精神上的苦闷和找不到出路，这些青年人只会拒绝从众，反对被大家接受的法律、风俗、机会、思维习惯和文学标准这一整个体系，甚至憎恨文明和理性，所以波德霍雷茨称这些仅仅有造反精神的人为“精神贫困者的造反”。实际上，按照人的本能，这类人往往会返祖和趋神秘，尤其是向往原始人类和神秘的东方——这种浪漫幻想在历史上一再发生。

　　这些波西米亚人或后来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作家或思想家的出现及衰落，以及知识分子转入校园并且远离公众，同样时势使然。一方面，不同的土壤孕育出不同的秧苗。波西米亚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同于垮掉一代的知识分子，也不同于大学校园时代的知识分子。雅各比只看到了连续性，即，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拥有独立的精神，关注人类的命运。我以为，或许在某些时代，比如在崇尚知识或哲学的雅典，这类知识分子会暂时被人们所关注和重视，而成为一时的主角。但是我非常怀疑真的存在这样的时代，包括雅典，和雅各比所谓的波西米亚时代。或许这仅仅是一种错觉，因为雅各比自身是知识分子，所以站在一种知识领域内来观看，而不是站在整个社会文化的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这就容易造成这样一种错觉，即存在一种这些知识分子很是有分量、很有影响力的错觉。不管怎样，真正的知识分子扮演如此重要角色的时代，不是一个正常的时代。独立于利益之外，关注人类命运，这是非同一般的incentives，或者说这并不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所提到的关系到经济繁荣的决定性因素即提供incentives的那个incentives。尽管在所有的时代，都可能有这样的种子，其中的一些种子也可能最终能够成长出来，但是，也只有在合适的环境之中，才有很多种子都能成长出来，形成一定的风景。这就解释了考利的话，即作家不是偶然地在一个时间段中挺身而出的，他们是在贫乏的岁月中成群结队地出现的。就像，在浪漫主义兴盛的时代，以然会有现实主义作家那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雅各比哀叹错了对象，他应该哀叹时代的变化，而不是“知识分子”的变化。不能说“知识分子退入校园”，不能说校园里的教授就是知识分子，这是一种错误，因为前一种“知识分子”和后一种“知识分子”并非同一群人。前一群知识分子，是对势利蔑视、憎恶的一群，而后一群却出现很大或越来越多的贪图势利特征，就像雅各比谈到的，这些校园里的教授知识分子学会了甚至发明出一些学术黑话，不再用人话写论文或著作，大众不读不懂他们，甚至他们写出来的东西连同行都不懂，比如老式术语“专制主义”、“正义”、“民族”、“权利”这些词语被新式“交互”、“多元论”、“游戏”、“社会化”、“文本”、“话语”、“现代性”等；他们关注并遵循学术界就职与晋升的规则，寻求从众和“关系”，争取跟著名机构和行业大佬搭上关系；学历和导师比学业成就更重要；引用成了一种通用货币，相互之间引用，互相吹捧，共同赚取好处；搞一些琐碎无聊的学问，比如去批评某些别的皮皮昂家用来批评别人的批评等等。就如雅各比所说，“完全生产假冒位列学术产品以及炫耀学术研究的“学术界资产阶级”已经诞生了。奈斯比说：“今天，随便抓住一个大学教师，你几乎总能发现它是一个商人。”“企业家精神”在打学内蔓延，比坏风气并腐蚀着每一个人。”当然，必须承认环境的作用。就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针对纳粹德国所言，不能把德国的纳粹主义恶性看作是德国人本性邪恶。类似，大学中的这些教授自身并不是本性这么堕落，只不过他们处在一个引诱人堕落的环境中，他们抵抗不住这种堕落的诱惑罢了。至于真正知识分子的消失，我以为并非如此。这些人从未消失，只不过在最初的时代里，一则搞思想活动没有什么利益可言，所以形成一种筛选，那些真正的知识分子在搞，那些投机者就都去搞别的行业了，但是现在的时代，“知识”行业自身也存在了利益，教育普及和人口爆炸之后，大量知识分子伪装者也开始进入“知识”行业，稀释了掩饰住了真正的知识分子；与此同时，最初的时候，精神活动花样很少，就如古代雅典，柏拉图提到人们的活动要么是聚众谈哲学，要么是找两个吹笛的小妞来消遣一下，所以在许多人的肉眼中，知识的事业就是主要的精神活动，但是现代的时代，精神活动极大丰富和喧嚣起来，百万和千万人群体而聚集，集中在各种媒体、新闻和明星之下，这种喧嚣也掩盖了知识的事业。但是不管怎样，这种媒体化、大众化时代变成一种追逐感官快感的时代，确实也值得让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