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全集（全7卷）》是一本由巴赫金著作，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0元，页数：379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巴赫金全集（全7卷）》精选点评：
●巴赫金全集到手。。。已经无法用语言形容了。。。都打不定主意从哪部开始读了。。。
●第六卷 拉伯雷的民间文化艺术。
●读了from the prehistory of novelistic discourse部分。关注点在style，开篇指出俄国形式主义忽视了小说作为一种文类的价值，重心从传统诗学向叙事学倾斜，以历史主义的眼光加以关照。对话式小说话语使小说成为可能，其中两个关键因素即laughter&polyglossia。源远流长的parody-traverstying form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为小说打下了决定性基础，它是一种边界写作，是一种互动关系，它打破一元独白。而所谓的一元独白是一种假象，背后必然包含多语被压抑的斗争。
●还有好几本挑着看，
●暂时只读了其中一卷
●这个人看了序言和几篇论文就敢标读过了！
●打卡五六卷
●Mark第五、六卷。如坐针毡，如临深渊。
●时空体
●一至四卷可以初粗略看一下，第五卷和第六卷可以精读，第五卷的“复调理论”和第六卷的“狂欢理论”，可以直接影响创作。感谢。
《巴赫金全集（全7卷）》读后感(一)：参考文献
（二）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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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赫金全集（全7卷）》读后感(二)：读读巴赫金2004-08-02 13:59:57
《巴赫金全集 第六卷 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李兆林 夏忠宪等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年
导言 首先指出拉伯雷在文学史上的特殊的孤立地位(浪漫主义和后来的现代理论都没有能够真正揭示他),然后引入民间源头.(这篇导言的任务是,提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诙谐文化的问题,确定它的规模并对其独特性做出初步的评述.)他认为民间诙谐文化多种多样的表现按其性质可以分为三种基本形式:
1)各种仪式-演出形式(各种狂欢节类型的节庆活动,各类诙谐的广场表演等等);
2)各种诙谐的语言作品(包括戏仿体作品):口头作品和书面作品,拉丁语作品和各民族语言作品;
3)各种形式和体裁的不拘形迹的广场言语(骂人话,指天赌咒,发誓,民间的褒贬诗,等等).
在对之进行进一步评述时,巴赫金强调的是这种诙谐因素的建立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的能力,即构成双重世界关系的能力.对于庄严的戏仿似乎由其自身而衍生,远者如凯旋仪式所包含的对胜利者的歌颂和戏弄,丧葬仪式所包含的对死者的哀悼和戏弄,后来由于官方地位的确立而转入民间文化的形式之中.巴赫金强调,狂欢并非是在表演,而是一种生活的形式,或者说,(在狂欢节上是生活本身在表演,而表演又暂时变成了生活本身).同时,巴赫金也指出诙谐所蕴含的未完成性和再生能力(民间节诙谐也针对取笑者本身;民间节庆诙谐于近代纯讽刺性诙谐的本质区别之一;一个纯讽刺作家只知道否定性的诙谐,而把自己置于嘲笑的现象之外,以自身与之对立,这就破坏了从诙谐方面看待世界的角度的整体性,可笑的(否定的)东西成了局部的现象).民间双重性的诙谐则表现整个世界处于不断形成中的观点,取笑者本身也包括在这个世界之类.巴赫金试图通过证明民间诙谐的包容能力和相对于后来试图分析它的理论的庞大而由之导出进一步的论断.
中世纪的拉丁语诙谐文学在文艺复兴盛期伊拉斯莫的<愚人颂>(巴赫金认为这是狂欢节式的诙谐在整个世界文学中的最伟大作品之一)和<蒙昧者书简>中集其大成.
巴在后来将民间诙谐文化遗留的审美观念暂称为怪诞现实主义.巴反复强调这种审美观念与以后几个世纪(从古典主义开始)的审美观念截然不同,由此引申,如拉斐尔这种对于古典主义影响甚大的人物,其必然也是以由古典主义再造之后的形象复现的.巴同时强调这种审美观念常用的贬低化和世俗化的双重意义,同时既否定又肯定,从而将批评投向了近代的否定性思维方式(这与现代性思想社会问题以及巴赫金本身的思想背景关系如何？).
在bosch和老布鲁盖尔的作品中的怪诞的人体观念的表现。人体的孔洞，凹凸部分的排泄和再生能力。
平斯基。莱辛与阿尔莱金。鬼魂形象的转化（童话里的有趣的鬼魂？）。
对黑格尔和Schneegans进行了批评。
现代的怪诞风格的发展图景：1。现代主义怪诞风格 2。现实主义怪诞风格（托马斯-曼，布莱希特，聂鲁达等）。近代怪诞风格理论：Kayser Wolfgang.Das Groteske in Malerei und Dichtung,1957《绘画和文学中的怪诞风格》，被选入《Rowohlts deutsche Enzyklopadie（罗沃尔特氏德国百科全书）》。
巴赫金指出现代主义怪诞风格强调陌生的因素，陌生的世界。浪漫主义还尚且包含着更替的欢乐。而在前浪漫主义的怪诞风格中，乌托邦因素的展示不是为了抽象的思想，也不是为了内心体验，而是由整个人，完整的人，用思想，感情和肉体一起演出和体验的。
凯泽尔在归纳自己分析时断言：“怪诞中所表现的不是对死的恐惧，而是对生的恐惧。”巴认为这个论断保持着存在主义精神，首先含有生与死的对立。而在怪诞风格的形象体系中死是作为生的一个必然因素，作为不断更新和年轻化的一个条件而进入生活整体的。歌德浮士德中的地神名言，达芬奇，当一个人高兴而迫不及待地期待新的一天，新的春天，新的一年到来时，那就想不到，实际上他因此也就在渴望自己的死。巴对存在主义的理解和观点恰当否需再加考虑（而且为何或如何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怪诞形象体系中死亡是如此的一种角色呢？）。
巴赫金接着引入了布尔达赫对于文艺复兴的观点，然而文艺复兴的青春和更新力量是如何引入后来的时期的？巴在后面的论述中认为，君王封建制度的逐步稳固和古典主义的成熟使得拉伯雷作品丧失了其语境。诙谐被平庸化为色情或者粗俗。以生搬硬套为主的历史-寓意方法被用来解释拉伯雷的作品，从而使得其民间传统背景被忽视。巴赫金的阅读范围相当大，而且也很少回避问题。
粪便等排泄物和剁碎的肉体在广场语言中的使用。古希腊于三幕悲剧之后的羊人剧。巴赫金对于各种材料的阐释，如对于原始艺术作品的笑的解读需审视。
2004．8.1
第五章 庞大固埃的巨人形象和其代表的人的不断诞生，历史中进行着的人类的肉体。其思想涵义。李兆林有多处翻译错误，比较明显的是人名方面的。
毕《巴赫金全集 第六卷 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
《巴赫金全集（全7卷）》读后感(三)：巴赫金《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小札记
1、p3，拉伯雷对于他之前四个世纪的文学发展来说“另类”，但他所身处的悠久传统反而使这四个世纪的发展“特殊”。
2、p7，巴赫金把严肃与诙谐的非对立的存在定位于一个前阶级与国家的黄金时代。
3、p10-11，节庆活动的出现根源在于人类生存的最高目的（新康德主义的表达延伸），不能用经济（基础）、社会学或生理学来解释它，它洋溢着“再生与更新”的蓬勃、积极的气息，而官方节日却是对这种理想的压抑乃至背弃（莫娜·奥祖夫所说的“革命节日”又该如何看待？）。
4、p14，民间节庆的诙谐嘲笑对象也包括民间的主体，亦即人民本身，但纯讽刺作家却“把自己置身于嘲笑的现象之外”，结果破坏了整体性，“可笑的（否定的）东西成了局部的现象”。
5、p20-21，在巴赫金笔下，广场言语体裁的种种形式已经展示出来，就好似中国民间艺人的打火花，漫天绚烂，极为辉煌；后文p151-156中拉伯雷批评《十六世纪的无信仰问题》时再次给人一种印象，在费弗尔只不过看到冷月残星的地方，巴赫金却抽出了一整片璀璨的天幕。
6、p23，肉体在中世纪狂欢文化中不属于单个的生物学个体，而是生生不息的人民大众，“一切肉体的东西在这里都这样硕大无朋、夸张过甚和不可估量。这种夸张具有积极的、肯定的性质。”第五章对怪诞人体形象的论述详细说明了它的意涵与来源，巴赫金似乎把糜集的人群也看成是一种“硕大无朋”的怪诞人体，而正是这种人体种种独有的属性才产生了那种永恒的、生生不息的乐观精神。（巴赫金把论述限定在“人体”，但是此类形象显然并不只限于人体，例如说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旧日支配者克苏鲁也有着一系列同样的特征，但是它的寓意几乎是与巴赫金所论的怪诞人体截然相反的，现代的人们没办法对之进行脱冕和降格。）
7、p31，“怪诞人体形象的基本倾向之一就在于，要在一个人身上表现两个身体”，p41-48，巴赫金明确指出，浪漫主义的怪诞风格中，双重性往往变成了强烈的静态对比或僵化的反比，“在寺院里笑，在妓院里哭……古代那种对神灵的全民性的、仪式性的嘲笑，中世纪在寺院里欢度愚人节时的嬉笑，到十九世纪初变成了一个孤零零的怪人在教堂里的怪笑”。（拉图尔的被埋没很能够说明问题，像《忏悔的玛特达琳》这样的作品在当时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却以古典的、现实的风格隐秘地成为后世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甚至更加现代的艺术的源头之一，克里姆特的《生与死》未必受惠于拉图尔，但的确给人些许类似的感觉，当然他们也完全能从稍早一些的莎士比亚那里取材，哈姆雷特向骷髅说话场景本身就极富意味。）
8、p48，巴赫金辨认出浪漫主义怪诞风格与民间怪诞风格的不同之处，p43-48他尤其指出德国土壤上的怪诞风格与后者的区别，p48-50指出德国人的怪诞风格理论，p50-51写法国浪漫主义中对怪诞形象的注意和解释，p51-53写浪漫主义对怪诞风格发展的贡献以及在浪漫主义之后怪诞风格不再为人所仔细研究和探索，p53指出现代怪诞风格的两条路线，其一顺着浪漫主义怪诞风格，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和存在主义等，另一则顺着怪诞现实主义和民间文化，有托马斯·曼、布莱希特、聂鲁达等代表（极其有概括力的文学史勾画）。（巴赫金对怪诞风格的类型学思考似乎对考察福柯早期著作有所启示，在《心智疾病与人格》和《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福柯使用的文学和绘画材料更多都是古典风格和浪漫主义的，几乎没有涉及到任何的民间技艺、传统活动等，但是沿着浪漫主义怪诞风格下来的还有存在主义，这与福柯的思想又是极为对立的，如果福柯真的有一个“青年时期”或者“文学时期”，那么至少在这里看来，他的思想中仍然存在相当的混沌或说复杂性。）
9、p36-54，巴赫金再次明确了他对怪诞风格传统的历史分期：（1）古希腊罗马时期；（2）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诙谐文化；（3）新古典主义文学时期的自然主义怪诞风格，实际上已经很难说是一种或一种传统的一个部分、一个历史时期了；（4）浪漫主义时期；（5）现代主义时期。
10、伯格曼，《第七封印》。
11、p163-164，,巴赫金对维谢洛夫斯基的“吹毛求疵”是隐喻批评的范例，尽管他本人似乎并不这样看。维谢洛夫斯基针对巴赫金所说的拉伯雷作品中的广场因素首先下了个“无耻下流”的断语，随即又描绘了一幅的确过分温和的（在这个评价上巴赫金绝对公正）图景，他说那些东西就好像一个乡间孩童在春天中奔跑过水洼而把泥水溅在行人身上。普遍的看法是，人们完全可以理解维谢洛夫斯基的“意思”，从而以上升到抽象的态度把这个图景再次还原到一些综合性的评价概念或者词汇，诸如“令人尴尬的”、“肮脏的”、“不协调的”，并且它们同时又都是“无恶意的”、“调笑的”。但巴赫金拒绝这样做，他不把这些描述性的词语、词组看成是形式的——事实上对于形式主义者或至少是具有形式主义思想的人（巴赫金对形式主义提出了极其深刻的批评，但是他从不认为形式主义全然无可足观）来说，形式本身就是内容，他要从这些以旧眼光看来可被浓缩和化约的、平板的、框架式的地方看出内容，巴赫金正是这样做的。他对维谢洛夫斯基所描绘的那个图景中的关键意象都提出了反对看法，只除了“春天”的形象：（1）乡间，不合理；（2）作为个人的男童，不合理；（3）作为“青春、未成年、未成型”的男童，不够准确（巴赫金认为，这个说法只有在隐喻的层面上把童年理解为赫拉克利特笔下的儿童或说“古老的青春”才能讲得通，这是他对《残篇》第52和56的一种理解）；（4）泥泞，不够准确（太平和，事实上众多神话体系中泥土都有颇高的位置，有可能泥泞起初并不具有贬低的寓意，但对现代人——工业主义很可能是决定性的——来说，它作为这种象征已然死亡）。我无意详细说明巴赫金的逐条反驳意见（有些足够清晰，有些则相当复杂），只是希望能简单讨论一下他在此处的批评方法。有理由猜测，维谢洛夫斯基可能会承认说他对广场因素的理解存在欠缺，但那仅仅是程度上的，他所欠缺的只是没有从“贬低化”走到“脱冕和降格”而已。然而对于巴赫金这样反思过形式主义以及结构主义的前身——唯理主义语言学——的人来说，描述性的“能指”（巴赫金显然没有使用过这样的说法，但这无关紧要）后面往往有一个确切的“所指”，注意，不是“不确切”，而是“确切”。之所以作此强调是因为人们总是过分误读德里达，好像这个结构主义“天生的敌人”生来就主张能指是漂浮的一样，事实上形式主义（尤其是结构主义彻底明确了）一开始的确是把能指和所指的唯一不加批判接受下来的，但是就在结构主义正辉煌的年头本维尼斯特的《普通语言学问题》中“语言符号的性质”译文就通过逻辑严密的论证，而把一个事实说得不能再清楚了：“符号的一个组成是要素是音响形象，它构成能指；另一个是概念，它构成所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系不是任意性的，正相反，它是必然的。”（p82，三联书店，2008年）包括巴赫金、德里达与克里斯蒂娃在内的这批杰出学者，他/她们谁也没有完全否定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联，只是将强硬的、武断的、唯一的关系改造得更加柔和与更加合理，事实必是如此，否则他/她们本人又该如何对待自己著作的理解问题？如果没有这层保证，德里达的“文本之外别无他物”绝不是足够保险的。但是也应当承认，这些学者本人无疑是要对这种不加思考的接受与滥用负上一部分责任的，因为能指的漂浮不仅有前提，而且恰恰与一种主体有关；以巴赫金为例，他针对唯理主义语言学的缺陷，认为索绪尔等人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身份所经常面对的材料——也就是“死文字”——是这种倾向的重要因素，但他本人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诗学问题》这本著作是建立在一位世界级文豪的作品之上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不是寻常百姓，而“对话”这个巴赫金一切思想的最中心概念如果不借助于古典对话体哲学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这样杰出的思想，就必须要在极为宏观的民间文化广场之上和时间漫长的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之中才能浮现出来。这种无止境的对话只有一部分是出自能指与所指之间确定但不唯一的特性（卢曼的“双重偶联性”概念准确点明此一问题），而更多的是勾连于一种齐泽克所说的古典主义通才人格的理想主体（可见《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前言中对福柯的批评）。这里不可能把问题彻底展开（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概览也不可能不涉及维特跟斯坦的后期思想与社会学中常人方法学），我们不妨先做一个简单结论，就是：能指与所指之间无尽的漂浮关系和强硬唯一的关系在根本上一致，都是经不起深究的神话。从这里出发回到巴赫金对维谢洛夫斯基的批评，不难发现，巴赫金认为后者所使用的那些“乡间”、“孩童”等概念，其意指者相对稳定的内涵，谈们之间的关系是清晰的，这尤其是因为像维谢洛夫斯基这样的专家在选择隐喻时候往往都是非常苛刻的，总是慎之又慎的（他们总是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比喻），也就是他们甚至在主观上也限制了“能指”的意涵，所以如果前者是错误的或者不准确的、不合理的，那么它实际上想说的那种评价也就不可能正确，针对这个例子，甚至都不用上升到文本（text）和语境（context）中去，更不用说“文化”了。
12、p308，巴赫金明确说：“不能把利用民间节日的形式和形象理解为对付书刊检查制度的一种外在的、机械的自卫手段，一种不得已才接受的‘伊索式语言’。”在他看来，人民上千年来都操持这套语言，并没有什么“外壳”与“内核”之分，这种表达方式本身就是“它们的内在内容”。（这种判断不仅不是对施特劳斯“隐微写作”的否定，恰恰相反，毋宁说是一种间接但强有力的佐证，但是这种佐证却是要把隐微写作放回到现代主体哲学的语境之中，因而施特劳斯学派未必就会赞同。）
13、p426，巴赫金的这部著作不止一次地让人想起福柯，在导言以及第一章中，巴赫金都已经深入到了费弗尔和超现实主义，但偏偏至此戛然而止，我们只能想象他会对福柯关于博斯等人画作的看法做出什么评价；在这里，巴赫金说拉伯雷对庞大固埃用来擦屁股的物什的列举“故意以词句的毫无意义，杂乱无章出现”，这又使人想起《词与物》开篇那个著名的笑声。
14、p459-460，巴赫金指出中世纪对空间的构想完全是源自于基督教救赎模式和柏拉图的等级制垂直模式，向上就是好，水平流动的时间在“好”之外，也即“等级制被构想为超时间的”，有两点思考：（1）施特劳斯以“善好”来驳斥“进步”，毫无疑问源出柏拉图；（2）公路片作为好莱坞电影的一大类型，很好地融合了水平与垂直的运动，在这个类型的经典之作——比如说《雌雄大盗》——中，垂直的善好追求与水平的时间流动是统一在一起的。
15、p542，“民间文化在其整个发展阶段上总是与统治阶级的官方文化针锋相对”，在质疑这一论断之前，应该弄清楚巴赫金所说的“官方”和“民间”究竟是指什么，它究竟只是一个狭隘的、内涵确定为一的指示性词语，专门指代官僚机构（包括宗教机构吗？），还是一个隐喻的描述性词语，从而更加广泛地指代僵化与装模作样？考虑到巴赫金在“附录”中说：“所有官方的东西，都是千人一调，千篇一律”（p545），似乎“官方”和“民间”都应该加以某种意义上的宽泛理解，事实上，这两者的对立在其本质上是概念的对立，现实中的民间与官方只可能在一种理想状态下对立，亦即各自找到人民与家产-官僚人员这样的担纲者所形成的对立。的确，这样解释并非没有漏洞，因为家产-官僚群体即便是在概念上也无法被限定在“僵化无趣”这一极之上，所以这样的一种对立总是不够严格的；但是，解决这种不严格的方法本身就蕴含在问题之中，因为代表了正式群体中非僵化无趣的部分的非正式群体，它的形成本身就是另一极渗透的结果，同样地，在民间也未始不能发现（假装）正式的、严肃的东西。有些评论认为巴赫金对官方文化的批评隐约是在影射苏联政府，这种猜测大大缩小了巴赫金的格局，非常猥琐。
16、最后的“附录”虽说是正式发表过的论文，但看起来却更像是一些随笔，是即兴的想法，跳跃性颇强，有一种类似于尼采的风格，并不是很好读。但就是在这里，爆发着极为辉煌华丽的灵感，书写和表达极其写意与潇洒，然而与此同时，洞见却像火山一样地喷发，尤其是对莎士比亚数种作品的思考，尽管颇为零碎，但是足可与奥尔巴赫、舍斯托夫等人相媲美（比较而言，布鲁姆与雅法的《莎士比亚的政治》虽然也相当出彩，但爆发式的表现却几乎没有，他们的观点差不多都能够从他们的思想基础上合理延伸出来）。
《巴赫金全集（全7卷）》读后感(四)：读书会《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报告
写着玩~~
在严肃的、只追溯正宗文学源流的研究方法之外，巴赫金的《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与范式，即深入探讨拉伯雷创作的民间文化源头——正如巴赫金在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正是与民间的源头之联系，“决定了他（拉伯雷）的整个形象体系及其艺术世界观。”巴赫金的这部著作可谓卷帙浩繁，蔚为大观，因而我拟将巴赫金的具体论述与现当代相关文论与作品相结合，从三个主要方面进行解读与阐释，力求在标明重点之外取得新意。分别是：一、从《拉》看《巨人传》由史诗到小说的过渡及其意义；二、《拉》中一系列母题复现；三、批与立：对经典的阐释
一、从《拉》看《巨人传》由史诗到小说的过渡及其意义
伊恩 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认为，随着个人主义及读者群体等因素在十八世纪的兴起，以《鲁宾孙漂流记》、《克拉丽莎》等作品为代表，产生了现实式小说风潮。根据巴赫金对拉伯雷作品的解读，我认为这个现实主义的萌芽至少可以追溯到拉伯雷时期，至少，《巨人传》体现出由史诗到小说的过渡的迹象，也即它既包括着传奇史诗的形式，又孕育着现实式小说的样态。以叙事学的角度，可以从语言、形象两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巴赫金指出拉伯雷的语言特点是怪诞现实主义的语言。它们不拘形迹，包括“淫词秽语和骂人的话，指天赌咒或发誓，对流行的神圣文本和格言进行滑稽的改变的颠倒使用”。（P101）这些深刻地渗透着物质-肉体的语言与传统史诗大相径庭，因为后者往往刻意追求华丽、典雅、整饬的语言（也即巴赫金所谓的“官方话语”）。如《贝奥武夫》中，笔涉格斗时，作者笔触华丽，诗意盎然，这样的格斗在《巨人传》中变体为村民的群殴，毫无秩序与美感。拉伯雷对典雅的语言进行了亵渎，对其背后的隐藏的等级制度“脱冕”。此外，巴赫金指出，宴席语言也是具有独特性的传统，因为“只有在酒宴的气氛中和吃饭的交谈中才能说出自由和坦诚的真理……只有这种交谈的语调才符合真理的本质。”（P330）拉伯雷地方语言中众多因素来源于民间口语，“这是一些从人民生活深处吸取来的‘处女词’”（P530）。这些语言的变化正符合瓦特指出的现实性小说的特征，十八世纪作家们力图去掉浮华的语句辞藻，优美的形式已被废弃，“因其形式上的常规迫使它为自己提供注脚”。在拉伯雷这里，这种语言的变异正是荒诞现实主义全民性的体现。它源自民间生活，来自第二世界，在暗中对中世纪官方权威与等级进行了消解。
其次，从形象上看。拉伯雷塑造了一系列怪诞形象，包括人物与事物。他们不再等同于古代史诗里风光霁月的人物，他们充满向下直到肉体与地狱的力度，充满了躯体本身的意义，是“双重性与双语调的有机联系”。（P591）他们的建功立业体现在咀嚼、性交、饮宴、分娩、排泄、酒神似的混战中。拉伯雷把史诗的精神性、崇高、理想全都转移到整个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实现了对崇高的贬低化与物质化。这种怪诞形象表现的是“在死亡和诞生、成长与形成的阶段，处于变化、尚未完成的变形状态的现象特征。”(P29)。此外，不同于史诗的模式化特征，拉伯雷的人物呈现出个性化特征与对个人私事的关注。正如巴赫金指出：“一切都是实际存在的和准确的，直到很小的细节（只是范围被夸大了点）”，一切都具有个性化和可见可闻的特点，“甚至日常生活必需品，如熬粥的碗，都带有个人独具的特点”。（P513）童年骑马的游戏及庞大固埃和伙伴们烧烤的琐事也进入了情节。这正印证着瓦特对十八世纪兴起的现实式小说的特征概括，由于个人主义的兴起，“人物被看作是特殊的人，而不是一种类型”，小说往往只是个人真实生活的一个摹本，而“人的个性是一种持续性存在，而且经验的变化可以使其改变”。正是这种人物本质的流动性造就了现实式小说的萌芽，在庞大固埃身上实现了由神到人的具体化与降格，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得到了再一次确证。
除了人物形象，巴赫金认为拉伯雷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对物进行了陌生化的描写。这种对物的陌生化描写出于根本打破旧世界等级图像的目的。在建构的世界新景中，一切旧词汇、旧物品，旧概念都被“暂时从一切思想联系中解放出来，作为他们随意放松的形式。”（P495）巴赫金举例道，“粪在愚人节的仪式上曾起过很大作用，抛洒粪便也成了即兴表演的一种仪式。”在这里，他告诫我们不要用现代性的眼光去看事物，因为这是一种明显的贬低性的隐喻，对阴冷、刻板、僵守、教条的官方文化的欢闹的讽刺与亵渎。这一主题被后世作家广泛发挥，如品钦在《万有引力之虹》里描写的“嗜粪癖”、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认之轻》中对粪便煞有介事的考察以及布尔加科夫在《大师与玛格丽塔》中用雀粪对苏维埃政权进行的嘲弄，虽然他们的内涵都具有历时性的变迁。
正是从这些开放的、欢闹的、大众的、双重的语言及形象中，我们考察出《巨人传》由史诗到小说的过渡，其意义用巴赫金的话总结就是，“文艺复兴时代所有这些向下的形象，从下流的辱骂到阴曹地府形象，都充满深刻的历史时代感，充满世界历史时代交替的感受和自觉。”（P506）他们与民间真理、宽恕与同情紧密相连。
二 《拉》中一系列母题的复现
《拉》内容纵横开阖，可谓贯通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史，从中可以归纳出巴赫金对某些母题与主题的复现。包括小丑和傻瓜的母题、疯癫母题以及反智主义的母题等。
首先，巴赫金指出，“小丑和傻瓜是中世纪诙谐人文化的典型人物，它们体现着经常的，固定于日常（即非狂欢节）生活里的狂欢节因素”。他们是与中世纪官方文化直接对立的最鲜明的形象，是第二世界的代言人。所谓第二世界，是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起的充满狂欢节的文化氛围，它提供了对待人类生活与世界的第二重认识角度。正如舍斯托夫在《以头撞墙》里提出用“第二视力”观察世界，所看到的不是“必然”存在，而是“自由”存在，他说道：“用新眼睛看到的新东西并不是人们，而是‘另外世界’的有生命的东西……那些普通视力认为是不合规律和荒唐的东西，”透过这双魔眼，巴赫金也看到了拉伯雷小说中那些在第二世界中生动存在的小丑和傻瓜，他们正是舍斯托夫所谓的“有生命的”。 滑稽和可怜只是表面的，伯格森曾在《笑》中提出：“滑稽味带有梦幻的性质，但在梦幻之中却能唤起一些为整个社会立即接受和理解的幻象”，在拉伯雷这里，为人民大众所接受和理解的，是小丑和傻瓜站在正统严肃而又冰冷乏味的中世纪标准型形象对立面，对理智、崇高、优美等精神性的存在进行的亵渎式消解。超越在一切官方的意识形态之上，他们推崇愚蠢与猥亵，真正实现了“物质-肉体下部是生命的起点”之说，这种坦然或许暗示着更为真实的人类存在状态。在历代文学中，小丑和傻瓜的形象继承了《巨人传》中形象的双重性，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当我们阅读白痴班吉混沌不堪的、意识流式的语言时，当我们检视梅斯金公爵天真近乎傻瓜的行为时，我们同样不得不承认正是白痴式的叙事把世界的本质和人类的本相轻而易举的揭示了出来——世界本就是“如同一篇荒唐的故事，由白痴讲述”（《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理性主义只造就了启蒙的空梦。正是巴赫金从源头上指出了小丑和傻瓜所独具的慧眼。
其次，疯癫母题。巴赫金提到：疯癫“对一切怪诞风格来说，都是很典型的，因为它可以使人用另外的眼光，用没有被正常的，即众所公认的观点和评价所遮蔽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这种角度正如小丑和傻瓜的角度，剑走偏锋地截取了世界的断面，继而深入本质。在《巨人传》中，疯癫也被规划为绝对的物质-肉体下部和肉体地形学的一系列自由中。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明确指出：“从长期流行的讽刺主题可以看出，疯癫在这里是对知识及其盲目自大的一种喜剧式惩罚”，巴赫金所要做的，就是通过这渗透着狂欢因素、身体哲学因素的疯癫母题，构建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史，从而达到对绝对权威及其背后的绝对话语霸权的批判。这一母题在后代作家中更不乏后继者，从哈姆雷特到纳斯塔霞皆然，他们身上也许尽管泯灭了巴赫金强调的全民性质的狂欢意味，却仍然保留着对权威意识形态、强权与等级的批判以及对理性本身的怀疑。疯癫与其他任何巴赫金的关键词一样，其否定不是绝对的，一方面它进行着颠覆与消解、毁灭与死亡，一方面它又进行着建构与新生，开始与成长。双重性造玉成它生命力之树常青。
总的来说，不论小丑和傻瓜还是疯癫母题，这些怪诞形象不仅是狂欢的具体体现，我认为更在深一层含以上指向对理性的批判，也即导向一个核心母题：对启蒙与理性的反动。巴赫金指出，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哲学和封建主义文化一样，“都渗透着专横的严肃性，”而这种严肃性作为一种具有稳定性的存在和倾向，是深为巴赫金所痛恶的，他倡导一种开放的、双重的文化姿态。就像中世纪时一个为愚人节辩护的通告里写道：“酒桶如果不偶尔开个孔，让空气进去，就会胀破，我们大家就像钉的不好的酒桶，会因为智慧的酒而胀破，……为了让酒不至于坏掉，必须给他通通气，因为我们准许自己在一定的日子里存在滑稽举止（愚蠢）”。在这里，愚蠢直接成为人的第二本性，并与基督教祭祀与世界观的死板严肃相对立。随着深入探讨，巴赫金把愚蠢抬到了更高程度，“愚蠢是非官方真理形式之一，是对世界的一种独特观点，摆脱了此世，……以及随着而来的自私的利益，标准和价值”（P303）。
除了宣扬“愚蠢”的美学新质，他的批判重点落在了计算思维理性上。“拉伯雷风格一个十分典型的特征，即狂欢节式运用数字”，（P539）而数字本来是与严肃理性相关的，它的美学意义是固定、完成的、对称的。冰冷的数字背后隐藏着纯粹的理性。努斯鲍姆在《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中也曾提到“计算思维理论洞察将是相对短视和没有鉴别力的，”当我们阅读一篇报到灾难的文章或新闻时，死亡人数的罗列掩盖了个体惨痛的经验。拉伯雷《巨人传》中却随时可见过分夸张的人数，动辄成千上万（是否也对《圣经》的叙事风格构成了戏仿？），以一种狂欢的方式对数字理性进行了嘲弄与亵渎，但却体现着深层的人文动机。
冰冷的唯理主义、启蒙带来的功利主义已经遮蔽了人类存在的本真，历代学人无不呼唤在技术统治时代，灵性与诗性的重新降临，巴赫金的批判可谓先知先觉，这也是他致力于揭示《巨人传》中这些母题存在的深层动机。
三 批与立 ：对经典的阐释
巴赫金提出狂欢化理论的目的在于开辟正宗文学源流研究方法之外的新天地，在于揭示人民大众作为一股文化史力量的旺盛生命力，这是狂欢化理论的伟大之处。然而每一种理论都有缺陷，概莫能外，本节就试图对《拉》一书做批与立的解读。
全书的一个关键字眼是“大众性”。巴赫金说道：“拉伯雷的乐观主义，即大众的乐观主义，任何与时代有限的可能性相联系的希望与失望，都只是他小说中的泛音。”（P157）在狂欢节中，人民感受到自身具体感性的物质-肉体的统一共性，感受到不可分割的延续性、自身相对历史的不朽，正是人民揭示了民间的真理。作为民众的书写者，拉伯雷体现了深度的普世关怀，表达了对官方真理的不信任和自己更好的愿望与意向，成为葛兰西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也即服务于民众阶级的知识分子。而巴赫金之所以选取拉伯雷作为研究对象，一如陈寅恪为柳如是做传，一是为标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同样出自于个人诉求，那就是俄国知识分子独具的历史使命感，对官方意识形态的批判与不认同，对民众的博爱。
俄国思想家索罗维约夫曾对“俄罗斯理念”（Russian idea）做出概括，那就是俄罗斯传统思想中沉郁、博爱、虔敬苦难的气质。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知识分子们往往坚持个性、弃绝媚俗，以社会代言人自居，与整个社会利益和历史使命相联系，体现出基督式的救世情怀。我认为巴赫金写巴伯雷，实则是以其精神折射当代世界，标明自己的价值立场。他评价拉伯雷“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集团及任何一种观点，任何一个措施，对当代的任何一个事件表示完全的赞同”（P508），这也可以说成是巴赫金自我心迹的表露。在苏联当局文艺政策治下，他几经监禁和流放，沉浮于文坛，命途多舛，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他对生存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对理想彼岸有了更多的憧憬。
他期待不朽，期待乌托邦与民众的不朽。这种不朽不是个人的、肉身的不朽。昆德拉在《不朽》中曾描述过，“渴望不朽就是渴望生活在别人的思想里”，从歌德、歌德的情妇贝蒂娜、到海明威无不极力美化自己于别人记忆中，昆德拉评论道，为自己的形象操心、为不朽操心，“这是人的不可救药的不成熟的表现。”然而在巴赫金这里，不朽获得了意义的新质，它不再是生物学的梯级，而是“指人类在历史文化发展更新更高的梯级上，生命经过再生，不是重复自己，而是更趋完善。”（P473）这种不朽是全民的不朽、文化的不朽，“由于每一代人的青春而使人类文化年轻化”。我认为这一意义是《拉》全书的制高点，狂欢化反抗官方专制、怪诞现实主义在毁灭中期待新生、包罗万象与双重性等等都最终落脚于全民性上，而全民性的目的正在于期待文化的不朽与永远年轻。
可以说，巴赫金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他蔑视官方意识形态的风车，执着于乌托邦的建构，这一乌托邦成就了巴赫金，但也不乏缺陷。
首先，我认为《拉》似乎存在一个逻辑漏洞。巴赫金强调颠覆霸权，其目的是为了打破二元对立的传统模式中以相互排斥为取舍的抗争关系，他强调包容与共存，也是为了建构而不是消解。然而在《拉》中，他似乎违背了这种多远共存的理念模式，极度强调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水火不容，达到兵戎相见的程度，除了了两三次提到民间文化对中世纪官方文化的渗透之外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他把双方置于建构、包容、多元的角度。我们看到的更多的就是“以相互排斥为取舍的抗争关系”，甚至两次用水平与垂直的对抗来形容这对矛盾。这似乎与巴赫金的原理念模式相冲突。现代已有很多学人指出，中世纪不全然是黑暗的，它应该是继往开来的，对待中世纪不应用全然否定态度，巴赫金为了强调民间文化的主题，在取舍上不免武断。
其次，我认为《拉》中存在一个术语过度使用而没有规约的问题。在论述怪诞人体形象、各种痛打、斗殴的行径、宴席的形象、阴曹地府、物质-肉体向下的力等等意象时，不断地重复其双重性，也就是一系列诞生与死亡、分娩与衰朽、旧与新的对立。仿佛把这些意象都装进一个双重性的箩筐而不加以分类整理，似乎有点大而无当的嫌疑，每一个意象中的特殊之处就被掩盖而失去辨识性了。此外，巴赫金在浪漫派乃至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提炼出狂欢化因素似也只商榷，值得推敲。
《巴赫金全集（全7卷）》读后感(五)：浅谈巴赫金“他者”理论中的后结构主义转向
摘要：自在索绪尔影响下形成的“语言学转向”开始，“语言”取代“作者”占据了文本分析的中心地位。结构主义反对将文本看作作者对于现实生活的简单反映，主张打破“现实主义幻象”，结构主义文本分析也因此滑向了纯粹的内部语言分析范畴，文本成为“与世隔绝”的个体化存在。巴赫金在《长篇小说的话语》中将“他者”视野纳入文本分析，通过引入“对话性”“杂语”“主体间性”等关键概念，打破了结构主义文本分析“封闭于文本之中”的局限，在“文本”与“语境”之间建立联系，使文本历时分析成为可能，进而开辟了面向“文本之外”的第二向度。这既是对于结构主义的批判性突破，同时暗含了后结构主义转向。
关键词：巴赫金；他者；文本；社会
一、导语
巴赫金在《长篇小说的话语》中指出：“在语言的自身中研究语言，忽视它身外的指向，是没有意义的。”[1]这鲜明地体现出一种二分立场：“语言之内”和“语言之外”。“他者”是作为“语言之内”的对立面而产生的概念，它的产生为“作者—叙述者”这一存在于传统结构主义的二元关系里引进第三方，关于“叙述者话语”的问题由此变得复杂化，文本由一个统一的内在整体被解构为内外两个向度。
巴赫金将文本定义为“这一切全是内在对话化了的双声语”[2]，作为区别于“纯然意义上的作者”而存在的“叙述者一方”，这便是“他者”在文本中的重要体现。所谓“他者”实际上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既作为语言的本质特点永久存在，同时又通过杂语进入文本来实现。“他者性”是隐藏在语言中挥之不去的“他人的影子”，在“我”与“他者”之间的话语抢夺过程中，文本被打开了，后结构主义的生机就此孕育。
二、“对话性”与二分意识
巴赫金指出：“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3]这里的对话分为两个维度，一是杂语进入发生在文本内部的多声部对话，具有共时性；二是不同社会语言观念之间的对话，具有历时性。从他者理论到对话主义，这体现了巴赫金对传统二元论和本质主义的解构。
1、主体角度：从“视野剩余”到“自我”定位
巴赫金对于“统一性”的解构是从二分主体开始的。在他看来，立足于“观者”的角度并不能实现对于客体的全面把握——事实上，总是会存在“想看的没看到”和“不想看的却看到了”的情况。这种视野剩余现象就对独立于“观者”和“被观者”二者之外的“他者”提出了要求。在《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中，他借用“镜子”意象作为“他者”的载体，对“真实的自己”（未照镜子的“我”）和“他者化的自己”（“我”在镜中的映像）进行区分，并得出“人是艺术观照中的形式与内容的价值中心”[4]结论。“人”的主体性地位实现了自结构主义之后的升格，对于人的主体性关注也由此横跨哲学与诗学两个层面。纯然的“自我”是不能扔掉“他者”独立存在的，因为这里的“他者”是作为社会综合体存在的。自我的意义要靠他者来实现，因此文本也只有放进外部社会环境中才重新拥有被阐释的价值。
除此之外，巴赫金还特别强调作者“原则上是外位于主人公本身的”。结构主义强调语言中心，无论是角色还是作者都隐藏在话语的内部结构中，不具有发声的权利。而巴赫金对于“外位性”的提出则将作者和主人公从语言中解放出来，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由相互制约的‘话语权抢夺关系’变为彼此平等的‘对话关系’，这种关系在二者之间留出了使意义松动的阐释空间。
“人实际存在于我和他人的两种形式之中；我自己是人，而人存在于我和他人的形式之中；我离不开他人，离开他人我不能成其为我；我应该现在自己身上找到他人，再在他人身上发现自己。可见，人应是相互反映、相互依存的。个体作为存在，是以他人的存在为前提的。”[5]《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的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巴赫金对于主体间对话性的理解。这既是对于主体二分的延续，也是从本体论到创作论的过渡。他者的反映形成个体意义，社会的反映形成文本意义。
2、语言角度：从“纯诗”到“杂语”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杂语”概念。与其说巴赫金希望借助“杂语”的有无区分“纯诗”和“长篇小说”，不如说其二者是作为“杂语”的注脚而存在的。“杂语”是一个宏阔的概念，倘若能将所有的杂语收集到一起，我们将可以从中梳理出文学语言形成的全貌。由此可见，杂语是具有动态性和开放性的综合整体，它的“入口”是多向度的，“出口”则唯一性地指向外在于文本的社会领域。
基于此，巴赫金不无理想化地指出：诗歌语言“是统一的又是唯一的托勒密世界，这个世界之外是一无所有，也一无所需。”[6]从乌托邦式的“诗语哲学”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从零杂语参与到多声部写作，这个二分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进行文本解构的过程。随着杂语参与性的增强，文本话语的外部指向性也在增强，文本内部的对话性也随之增强。巴赫金的论述是结合具体作品展开的，他将去杂语化的小说文本看作是“不高明的剧本旁白”[7]，从中可以看出他与结构主义的一致性立场——“反对话语旁白”，拒绝作品对现实生活的简单反映；同时又不失对结构主义的超越——透过巴赫金对陀氏小说《罪与罚》的分析，从历史诗学视角来看，可以发现他的“杂语”概念横跨语言学、哲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个领域，所体现出的是一种“超语言学”范畴。“杂语”的实质是以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的“语言”，核心则被加入社会基础和历史变化等超语言要素。
三、历时分析下的文本打开
如前所述，“他者”理论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文本分析内外两个向度的展开；那么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文本分析也因之具有了语言学层面共时分析和社会层面历时分析两种可能。后结构主义在这一层面上同样拥有体现。
1、主体层面：对话中的“边界线”
当具体到文本分析中理解“他者”理论时，巴赫金指出：“语言总是充满着他人的意向。”他认为：“语言作为社会思想真实而具体的存在，作为杂语的见解，对个人的意识来说，正处于自己和他人的交界线上。”[8]当他将“他人话语”和“他人语言”这一“他者”存在形式引入文本分析中时，文本对话性的实现形式就成了“作者”与“他者”之间的“语言抢夺”。事实上，要探讨这一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还是要回到语言形成机制上来。杂语概念的形成过程本身也就是话语的形成过程，话语在传递与转述中产生关于意义的赋值和改写，因此，一名作者所把玩的话语实际上永远是一种“已经被定义了的话语”。该作者能否在前人的基础上为其赋值实际上取决于作者同话语的交流，而这种交流的差异性就是文本对话“边界线”的具体体现。
巴赫金将“边界线”看作“他者”理论的论证源起之一，这一点也是值得发掘的。边界线的生成根源和体现方式是存在于对话双方之间的差异性，话语的重新赋值也因差异性的具备而成为可能。进入解构主义视域，可以发现诸如“延异”、“播撒”等重要概念同样以“差异性”为基础——意义的生成过程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无限滑动，这一无限意指过程的实质就是对差异性的强调。一旦有了“差异性”，阐释就陷入二元论的无限循环中，结构主义密不透风的大厦被撼动了。
2、语言层面：杂语的“社会性”
在《长篇小说的话语》中，巴赫金曾这样定义小说：“长篇小说是用艺术性组织起来的社会性的杂语现象”“小说正是通过社会性杂语现象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个人独特的多声现象来驾驭自己的题材、自己所描绘和表现的整个实物和文意世界”“真正的小说作品所要求的前提条件是语言的内在分野，是语言中社会性的杂语现象……”[9]“他者”理论为小说提供面向社会的这一第二向度就是依靠杂语实现的。事实上，进入文本分析视野的“他者”理论所带来的社会性的杂语既是观念也是方法。一方面，杂语为文本赋予多种声部，它既是内在构成也是外部语境；另一方面，杂语使文本面向社会打开一扇门，避免孤立静止地文本解读既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相关联，也体现了“文学是人学”的观念。
四、“未完成的分析”
正因为对话性是杂语的参与所赋予的，且杂语是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的；当文本面向文本之外，历时层面上的观照客体是无穷无尽的。因此就一部“成功的”小说而言，它的解读是一种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下”的解读。
1、主体层面：从“主体间性”到“文本间性”
将“视野剩余”理论进行延伸则可以发现巴赫金对于主体的看法是相对性的——“应在自我与他人的观照中认识生命的本真，在‘我眼中之我’和‘他人眼中之我’中寻找对话交流的可能性。”[10]正如每个人身上都带有“他者”留下的烙印，置换到文本中则指文本间性理论（互文性）。在互文性分析中，任何文本都内在地含有着其他文本的“影子”，都处在与其他文本进行互文性对话的过程中，它们不再是完整统一的结构大厦，而变成“被拼凑起来的了”。解构主义认为意义的“在场”是依靠存在于其背面的“不在场”来实现的，这种对于“意义”的建构过程实际上也是解构过程。将“自我”意义建立在“他者”存在的基础之上才得以实现，这种观念在本质上就是对结构主义的颠覆。在对“书房以外的修辞”作出强调时，巴赫金实现的是“阐释”的整体性，失去的是“文本”的整体性。
2、语言层面：从“话语边界”到“阐释边界”
巴赫金生动地指出：“在底层，在游艺场和集市的戏台上，人们却用杂语说着笑话……这里不存在任何的语言中心，这里诗人、学者、僧侣和骑士的语言得到生动的戏弄……”[11]可见杂语同样是以“自由对话性”为核心的，因此这种对话是一场言语的狂欢，是无边界的。对于“叙述边界”这个问题，巴赫金曾借助“怪诞的人体”进行阐释：“怪诞的人体不与外部世界分离，不是封闭的、完成的、现成的，它超越自身，超出自身的界限。”“这是永远非现成的、永远被创造和创造着的人体，这是人类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确切地说，这是相互衔接和相互深入的两个环节。”[12]这再一次的从本体论向作品论的位移带来了两个问题：“永远创造着的人体”（永远对话着的文本）到底有没有终点——即“话语边界”问题；“永远被创造的人体”（永远被解读的文本）到底有没有终点——即“阐释边界”问题。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对话的不可完成性，即“对话永远是指向未来的，是指向待完成区域的”。对话是永远处于生成过程中的，因此“在小说里，作者和主人公的对话是不会完成的。”这种“打开”的局面一方面为读者的审美参与预留了足够的空间，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一张无穷无尽“意义之网”的打开。巴赫金认为“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边界概念，它既“整个儿都分布于边界上”，又“在边界上显出充实的生命。”[13]这种由文化所固有的边界性既通过确立“差异性”使“自我”在与“他者”区分的过程中被赋予存在意义（此为一“立”），又在对话、解读与阐释过程中被不断扩大，再指向文本内部，使文本内部因被不断重新赋值而逐渐变得复义（此为一“破”）。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对话”与“阐释”实际上是同一文本建构过程中的两个侧面，“边界性”的存在为文本提供了动力性的美学解读，但文本也就是在这一解读过程中具有了“逐渐滑向了幽深的意义迷宫”甚至滑向“不可知的一极”的可能性。
五、结语
巴赫金文论的一大贡献是在结构主义语言中心的基础之上打开了面向“文本之外”的第二向度，“第二向度[i]”的产生既是对于结构主义的突破，同时也蕴含着对结构主义的颠覆和后结构主义转向。除此之外，他向我们所提供的“对话”视野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通过构建“文本之内”和“文本之外”的互渗来丰富和发展文本创作和文本解读，对话视野最大的价值是在于对“文化”价值范畴的重新界定。当我们意识到“文化”的实质其实是一种“边界化的存在”，我们就已经拥有了跨界意识，也就拥有了结构主义之外的另一个“他者”世界。
[1]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2]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页
[3]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40页
[4]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晓河、贾泽林、张杰、樊锦鑫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5]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7页
[6]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7]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
[8]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9]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1页
[10]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页
[11]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12]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李兆林、夏忠宪，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13]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晓河、贾泽林、张杰、樊锦鑫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页
参考文献：
[1] 胡壮麟.让巴赫金给巴赫金定位——谈巴赫金研究中的若干问题[A].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2] 顾倩.论巴赫金对话理论中“自我”与“他者”的关系[D].南京师范大学.2005
[3] 张吉洋.论巴赫金的杂语理论[D].扬州大学.2008
[4] 马大康、周启来.越界的冲动——论巴赫金的边界思想[J].浙江学刊,2011
[5] 秦勇.巴赫金对“间性”理论的贡献[J].俄罗斯文艺.2003
[6]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M].晓河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