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は永遠に中国人を理解できない》是一本由孔 健著作，672円出版的260图书，本书定价：15 x 10.6 x 1.6 cm，页数：199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日本人は永遠に中国人を理解できない》读后感(一)：国民性的风景

　　y 書評之亂

　　一提到国民性，大概不少人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鲁迅，想到他文章里的“吃人”“看客”“奴性”“精神胜利法”，想起美国人亚瑟•亨•史密斯（即明恩浦）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格》，想起柏杨的“大酱缸”，想起李泽厚关于中国人、日本人、西方人的“乐感文化、耻感文化、罪感文化”三分法，想起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

　　但是，即便再高超的国民性研究都隐藏着不确定性，都会面临随时可能出现的“反证”困境。好比同是中国人，东北人、陕西人、广东人从身形、口音、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大相径庭。陕西人嘴里的“大大”，可能在广东人那里就是种泡泡糖。

　　阐述国民性时，拒绝确定性表达，笼而统之，大而化之，让读者雾里看花，却也偶有所得。孔健的《日本人永远无法了解中国人》（日本人は永遠に中国人を理解できない）便是这样的一本谈中国与日本国民性的书。

　　《恩将仇报的中国人》（恩を仇で返す中国人）中，一位日本女医生气愤地跟作者哭诉，她对待家里的一个中国女留学生如何如何好，但最后这个女留学生却一言不发地消失了。结果，作者找到这个女留学生一问，真相大白。

　　原来这个日本女医生一厢情愿地把中国女留学生当成“准儿媳”，而女留学生在中国时早就有了男朋友。为了挣钱接男朋友来日本，女留学生打了好几份工，经常很晚才回来。没想到，女医生对她的人际交往指指点点，最后还强制设定了房屋的关门时间。遇上这样的房东，想想都可怕，女留学生不走才不正常呢。出现这样的矛盾，其原因是个人没有得到基本尊重，和中日两国“文化不同”没有半毛钱关系。

　　这时，作者开始为N的“女朋友”帮腔，称在中国话里，“喜欢”与“爱”的含义是不同的，就像英语里的Like与Love一样。还说，礼物是只是为了表示亲密，不是男女朋友也可以送。“女朋友”的父母接受礼物十分坦然，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经济大国的日本有钱人，在帮助经济并不富裕的家庭。”作者觉得N虽然很可怜，但也属于自作自受。不过，只要读者头脑稍稍明白一点点，就能看出来N的“女朋友”和她的家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占了便宜还卖乖。送冰箱、电视一类的贵重礼物给自己的闺女，会是“普通朋友”吗？何况“喜欢”与“爱”在日语里，也和汉语、英语一样，是有分别的，这根本不能当成出现“误会”的理由。可是，作者这样为同胞护短，你的日本朋友知道吗？

　　《什么钱都要赚》（転んでもただでは起きない）里，在北京屈指可数的富豪L先生，为在中国举办的亚运会捐了一百万。作者在拜访L时问“（捐这么多）要下很大决心吧？”“根本不是啊，我因此揽下了亚运会盒饭的活儿，一下赚了差不多三百万。”L虽然捐了一百万，但是名和利都到手。随后，作者在L家吃饭，L的私人厨师烧得一手好菜。作者就旁敲侧击地问“请这样的厨师得花不少钱吧”“根本不是啊，这是解放军的美意”。

　　看作者听得一头雾水，L解释说，有一年酷暑，他去一个解放军干部家里拜访，看干部家里太热，就送了他一台空调。结果，这个干部为了还人情，就把自己的厨师免费给L工作一整年。L满脸堆笑“我才不捐没用的钱呢”。而作者却在文末，意味深长地说“中国商人的商业头脑，无人出其右了”（しつこさ満点の中国人のビジネスセンスである）。L先生是老谋深算，还是商业嗅觉灵敏，作者没有直接褒贬。但是，“什么钱都要赚”这样狡黠的“从商智慧”，也并非中国商人独有，或者说，中国商人也未必个个都是“什么钱都要赚”。单单拿北京这个富豪来代指全体中国商人，是不是太武断也太理想化了。

　　就像数学家、物理学家总爱把复杂的运算理论简化为一目了然的公式一样，作家们也都热衷于将纷繁的人类社会现象浓缩为几个关键词。这种爱好又在国民性描述中被“发扬光大”。作家乐于这样写，读者也乐于这样读。现在大家都这么忙，压力这么大，谁不想用最短的时间、最简单的方法就把某国的国民性格“一网打尽”？

　　《日本人永远无法了解中国人》一书用数十个例子，来说明中国人与日本人的诸多不同，在语言、文化上的表面及本质差异，乖谬中又不时闪烁出真意。似乎可以这么说，国民性就像一堆沙子，若想用双手紧紧握住，则近乎徒劳，若聚沙成塔，则或许有别样的风景。

　　《日本人は永遠に中国人を理解できない》读后感(二)：如何识别一个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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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首相换届如走马灯，如果有一年半载不关注日本政坛，可能首相就能换好几个，内阁重组好几茬儿。但不管是谁当首相，只要一上台，就会急匆匆地抱美国人大腿，外访的第一站必定选在美国。在跟美国总统合完影后，日本首相总要在世界媒体面前炫耀，日美同盟如何如何稳固，双边关系又有哪些新突破。好像是警告亚洲的小兄弟们，看到了吧，我有美国扛把子撑腰，你们可别乱来啊！

　　二战后，美国为了对抗共产主义政权和日本国内的左翼风潮，对日本由单纯的军事占领，变成政治上改革、经济上扶植、军事上控制，逐渐结成同盟。可是在二战期间，尤其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人可是恨日本人恨得牙根痒痒。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加入反法西斯同盟，从政府到民间都积极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然而，对于美国人来说，作为盟友的中国人与作为仇寇的日本人同为东亚人，头发、肤色都是一样，还真不好分辨。如何在中国人中迅速准确地识别出日本人，成为当务之急。

　　1942年，美国政府为援助中国抗日的美军，颁发了一本名为《如何识别一个日本鬼子》（How to Spot a Jap）的漫画小册子。里面以人物对话的方式举出了中国人与日本鬼子的区别：中国人的个头儿接近美国人，日本鬼子要矮一些，好似没有腰，两条腿直接长在胸部了；中国人的肤色略呈暗古铜色，而日本鬼子肤色淡一些，类似柠檬黄的颜色；中国人的眼睛稍斜，但长的位置与欧美人类似，而日本鬼子眼睛更贴近鼻子；中国人的牙较平整，日本鬼子则有突出的大板牙；中国人走路昂首阔步，日本鬼子拖着脚走路；中国人的脚呈正常状，但日本鬼子在当兵以前在家穿木屐，所以大脚趾和其他脚趾分开……

　　幸亏这个小册子只印了一版就不再发行，如果真按照里面的标准来辨认，有多少矮个子、肤色淡、小眼睛、大板牙、行走困难的中国人，会变成傻咧咧的美国大兵的靶子啊。

　　其实，当代中国人识别日本人最直接的经验，还是来自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拍摄的各类脸谱化的抗战电影。影片里由中国演员扮演的日本兵、日本军官，个个都极其凶狠、阴毒、狡诈且愚蠢，是畜生，连畜生也不如，简直是魔鬼的化身。他们永远说着阴阳怪气的中国话劝降我党革命志士，他们被上级扇耳光时永远是跺脚、点头、大喊一声“嗨”，他们发怒、发疯时永远只喊“八嘎牙路”……他们要么被我智勇双全的八路军枪扫刀砍，要么自己擦亮日本军刀切腹自杀，或者被上天入地、飞檐走壁的抗日奇侠撕成两半。这类“日本人”特征明显、可辨识度高，一直到今天还出没在包括横店在内的各大影视拍摄基地。

　　“孔子第75代直系子孙”孔健在日本求学、生活、工作多年，对于如何识别中国人和日本人，颇有心得。在《日本人永远无法了解中国人》（日本人は永遠に中国人を理解できない）一书里，他就自信地说，中国人与日本人最大的区别就在眼睛和表情。中国人的眼睛转动频率高，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比日本人更丰富。他自称按照这种方法，即便距离很远，仅凭目测就能将中国人、日本人区分出来，准确率在九成以上。

　　到底孔健的方法科不科学、可不可行、是不是在恶搞，不妨先放在一边，他随后的一番“环境决定论”的强辩，在逻辑上倒还真能“自圆其说”，只是论据没有一个能站住脚。他认为，中国人属于“骑马民族”，生存条件恶劣，既要时刻防备敌人袭击，又警惕猎物是不是逃走，因此眼睛会不停转动，丝毫不能懈怠。这种习性老祖宗就有，现在的中国人也是一样。面部表情和肢体运作丰富与此同理，都是与周遭生存环境相适应的结果。

　　讲完中国人的眼睛转动频率高，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丰富，那么日本人又为什么眼睛极少转动，几乎没有表情呢？孔健接着说，那是因为日本人是“农耕民族”，生活安定，周遭没有变化，生存环境并不复杂。他还举出中日两国传统戏剧的例子来证明。日本传统的能剧，演员全部戴着面具，演出时根本用不上表情。中国同样有用面具表演的戏剧，但那只是少数民族的风俗，汉族没有用面具表演的传统。在中国的“国粹”京剧中，脸谱直接画在演员的脸上，表演起来，双目灵动，喜怒哀乐一望便知。

　　孔健大概不知道，其实日本能剧发源于中国，直到7世纪才传入日本。而京剧虽是中国的“国粹”，却只有两百多年历史。抓住中日文化中一点模棱两可的细节，就将其当成区分两国国民的重要特征，太盲目、太草率了。他关于中国人是“骑马民族”、日本人是“农耕民族”的怪论，纯粹是天马行空般的想象。“中国人的眼睛转动频率高，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比日本人更丰富”，这种感性经验倒是可圈可点，但是孔健分析的背后原因，则完全是胡编乱造，当成段子，听听即可。

　　不过，如果将孔健的感性经验套用在诗人北岛的日本朋友AD身上，大概就行不通了。北岛说，出生在北海道农民家庭的AD，在北京混久了，“那股子舒坦劲儿，可迎风打哈欠，自由自在伸懒腰，穿着背心满大街溜达”。1982年，北岛还带着AD打入抗日根据地白洋淀。说着“广东口音”中国话的AD，成功骗过“水生”们的后代。AD到重庆旅行时，身穿褪色中山服，剃了个小平头，被保安当成了“臭要饭的”，直到他掏出日本护照，大家才相信他真的是日本人。

　　美国人用漫画调侃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人，中国的奇葩导演用抗战神剧每年消灭上亿个“日本兵”，“孔子第75代直系子孙”用“骑马民族”“农耕民族”等生造的概念牵强附会日本人的特征，而北岛则成功让日本朋友AD变成了“中国人”……国民性“专家们”提供的识别日本人的诀窍，多半是个人在有限范围内的有限经验，如果硬要当成真理，非要闹出笑话不可。若想真正认识日本、识别日本人，还是自己下点工夫，至少不要盲从吧。

　　《日本人は永遠に中国人を理解できない》读后感(三)：中国人的“两张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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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前，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席卷中国文化界。狂飙突进的文化闯将们，笃信“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若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必须首先重塑国民新形象，实现人的现代化。于是，他们向沉疴积弊开炮，对国民性进行批判，寻找救国救民之良方。也似乎从那时开始，中国人的传统国民性几乎等同于劣根性。

　　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点指中国人“奴性、愚昧、保守、惰性、沉迷于利禄”。李大钊直斥国人“凡事皆以感情为主，不以理性为主”，“凡事好依腕力而争，不依法律而争”。鲁迅则打击更精确、力道更狠，“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每每想起都让人如芒在背、如坐针毡。

　　在古汉语中，并无“国民性”这一概念，甚至连“国民”都没有，只有“庶民”“臣民”“草民”。现代汉语中的“国民性”“劣根性”等词，是从明智维新后的日本引进。清末，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在内的大批知识分子，东渡日本留学，以日本的视角反观中国，写下一篇篇振聋发聩的檄文。而1958年出生的“孔子第75代直系子孙”孔健，既步前人后尘又推陈出新，频频以在日华人的视角向日本社会介绍中国，解读当代中国的国民性，不管科学与否，正解与否，倒也“自成一家”，表面上看还能自圆其说。

　　也许是作者知道人们太熟悉鲁思•本尼迪克特用日本皇室家徽“菊”和武家文化的“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日本文化的双重性——爱美而黩武、尚礼而好斗、喜新而顽固、服从而不驯。孔健在《日本人永远无法了解中国人》（日本人は永遠に中国人を理解できない）一书里，同样用一个个小故事刻画出中国人的“两张面孔”——大方受恩的面孔与突然背叛的面孔、热烈欢迎的笑眯眯的面孔与随即冷漠的面孔、接受帮助时感谢的面孔与不停换工作又忘恩负义的面孔、友好第一的面孔与利益第一的面孔、公务员的冷脸与受贿后的“大变脸”、死要面子的面孔与从来不守合同的面孔……

　　在罗列了一堆“中国人灵活运用两张面孔”（中国人は、ふたつの顔を使い分ける）的事例后，作者终于指出，若要真正了解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必须掌握三对关键词，即“骑马民族•大陆民族”“乱世•贫困”“社会主义•人治主义”。

　　是的，大家没看错，作者竟然把中国人称为“骑马民族”“流浪民族”，认为中国人热爱冒险，喜欢猎奇，五千年间都持续过着彷徨无措、居无定所的日子。“明天去未知的土地去打猎，打着猎物当然好，但同时也得有忍饥挨饿的打算”。

　　当读者心中窃喜，真的以为抓住了自称孔子第75代直系子孙的作者的短处，确定作者五迷三道地把中国历史上的匈奴、蒙古民族与现代中国人混为一团时，作者笔锋一转，称（中国）正因地处大陆，与多国接壤，所以备受侵略与战乱之害，为了生存下去，必须多长心眼。言下之意，外部的生存环境严酷，逼迫着中国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样一来，作者终于用另一个“胡说”把前一个“胡说”给“圆”了回来，但终归都是胡说八道。

　　将中国误称为“骑马民族•大陆民族”后，作者还不收手，继续吃吃地夸赞日本是“农耕民族•岛国民族”，是“定居民族”；能积攒从田里收获的庄稼，过着安定的生活；而且因为是岛国，人员进出不多，人们彼此熟知，基本上是单一民族，遭受的侵略战争也很少；所以，日本人为生活，没有必要耍心眼，只需踏实勤恳地积累就行。这些特征用在日本人身上，倒也勉强说得过去。但是除了岛国的特性，其他的部分如果用来描述与蓝色文明相对的中华黄土文明，是不是更贴切？

　　作者总结出的第二对关键词“乱世•贫困”，与第一对多有雷同，主要是谈中国历朝历代，乱世相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日本则在二战前后经历了贫困、粮食短缺，其后便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在这里，作者用一句不疼不痒的话，来解释日本人为什么没办法理解中国人有“两张面孔”，“有钱人无法知道穷人的感受，因此，富国的居民（日本人）无法理解穷国的居民（中国人）的感受。”

　　本书写于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的日本经济已经陷入衰退，但是仍不可小觑。进入新世纪的第十个年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虽然人均GDP还很靠后，但是如果作者还坚持这样写，大概也没什么底气了吧。

　　到了最后一对关键词“社会主义•人治主义”，作者仍然被困在自己搭建的迷宫。他本人在中国生活了27年，一直到1985年才东渡日本留学，对当时中国社会，应该说既有直观感受又有分析反思的。但作者仅仅认为，中国的法律制度一直到最近才逐渐完善，即便是现在，“人治主义”仍在发挥很大作用。他接着说，虽然苏联已经解体，“社会主义”一词的含金量降低，但是中国依旧是“社会主义”国家，与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相对应。

　　此时，作者真像是行将溺水之人抓住了救命稻草，终于可以用一句话升华主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冷战期间可是死对头啊”（このふたつは、かつては「冷たい戦争」をしてきた敵どうしなのである）。

　　如果说“人治主义”造成了中国官场上的权力寻租，造成公务员阳奉阴违、欺上瞒下，造成底层民众奴性与市侩兼而有之，还容易理解，那么称中日之间的差异为“冷战思维”又是哪门子的事儿啊？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有“两张面孔”吗？

　　对国民性的批判或者描述，既表达着对现实的不满，又寄托着对理想人格与社会的想象。它只是一种认知参考，属于审美范畴，既不能直斥为伪学，也不能全部当真。企图靠几篇文章就想改变国民性，如果不是革命家，就必定是狂人。但是，要知道，国民性是一国的民众品格、性格的最大公约数。如果能兼听关于国民性的不同观点，甚至是错误的观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行有不得，时时反求诸己，或许能有不一样的发现。

　　《日本人は永遠に中国人を理解できない》读后感(四)：当“日流”遭遇“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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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6月，《甄嬛传》以《宮廷の諍い女》（宫廷争斗女）为名，登陆日本BS富士台，时隔半年还重播了一次。在日华人创办的自嗨、假嗨成瘾的伪日媒，炒作已成家常便饭的内地娱乐媒体，这次又嗑到了猛药，把该剧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吹上了天，称“近4000万人观看该剧，而日本人口才1亿多，也就是说有约1/3日本人观看过该剧”“华丽造型秒杀观众”“上班族请假回家追剧”……

　　不懂日语也没机会看到日媒的中国观众，真的以为我天朝上国的宫廷剧已然征服日本，甄嬛娘娘在东瀛也是人见人爱，“真真儿是极好的”。可是，仔细一看《宫廷争斗女》的播出时段，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却是日本家庭主妇为老公孩子做饭的时间。而该剧的平均收视率还不到2%，正常黄金档的日剧收视率都能达到20%。负责播出的BS富士台是收费频道，固定观众也就20万人左右。最关键的是，日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等主流媒体，竟然没有一家对这个“1/3日本人”看过的“热播剧”进行报道。

　　从小看日剧、韩剧长大的爱国文艺青年们，总希望优质国产剧能打个漂亮翻身仗，让“华流”盖过“日流”，没想到又被媒体玩弄，假嗨了一场。不过，爱国青年们不必悲观，“日流”毕竟不是“华流”的对手，天朝在流行文化上受的那点儿窝囊气，早就被我“智勇双全”的国民私底下出了。不相信？那就让“孔子第75代直系子孙”孔健给你娓娓道来。

　　在孔健的《日本人永远无法了解中国人》（日本人は永遠に中国人を理解できない）一书里，日本人无论谈生意、办工厂还是搞外交，都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因为性格、语言、文化和体制的原因，日本人往往是受了气也没处撒，只能老老实实地憋着。

　　《像玩游戏一样乐于谈判》（交渉をゲームのように楽しむ）中，一个日企驻华的谈判老手F，为了赶在日本竞争对手之前与中方企业签定协议，尽可能地满足中方提出的条件。中方一个电话打过来，客客气气地说F先生的确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另外的公司出了更低的价钱，而且产品质量不错，希望F能够在价格上再作让步。而F原本的价格已经压到最低，如果再让步就会亏本。

　　无奈之下，F找到了日本竞争对手所在公司，一问，原来中方也在和他们说同样的话。之后，F在价格上怎么也不肯松口了，中方的代表则仍然滔滔不绝，说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即便从长远的利益上考虑，价格也要再调低一些。一回、两回、三回，不管中方代表如何苦劝，F还是毫不让步。最后，中方大概也觉得F已经把价降到最低，还是答应签了协议。被折腾的精疲力竭的F领教了中国人的“轴劲儿”：“与中国人谈判，不到最后的最后，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只在最开始的时候友好》（愛想がいいのは最初だけ）里，日本商人Y向作者大倒苦水，中国人所谓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只出现在最初交往的时候，随后中国人的态度就变冷漠了。Y说，五年前他率领代表团到中国的某个城市访问，受到市长的热烈欢迎。但是从那之后，接待的规格就逐年递减，第二年是副市长接待，第三年是秘书长与他会面，再后来就是市长秘书甚至是外事办的工作人员接待他了。这让Y感到很失落也很愤怒，但也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

　　《小气的日本人》（ケチな日本人）的故事更有意思。一次，作者与日本公司老板还有一个中国政府高官一起吃饭。这个日本人老板与中国高官边吃边谈合作，第二天就要签协议。晚上，临别之际日本人给高官送了一份包装精致的礼物。高官以为彼此心照不宣，乐呵呵地拿回家，结果打开一看，礼物竟然是一条毛巾。高官感觉受到侮辱，恼羞成怒又不便直说，第二天便通知日本人“签协议的事要再考虑考虑”。日本人一头雾水，请作者从中调停。高官一见到作者，就骂日本人把自己当成傻瓜，不会再和他合作。日本人得知后相当吃惊，因为那块毛巾是“登喜路”名牌，并不便宜。日本人送礼一般就送袜子、肥皂、茶、日式糕点、毛巾，如果价值超过一定数额就可能被算作商业行贿了。最后生意没谈成，日本人只能“吃一堑长一智”了。

　　当前，内地掀起反腐风暴雷霆万钧。中纪委乃至各地纪委网站上公布的贪腐“黑名单”，让大家如梦方醒，原来有机会贪腐渎职的，既有“老虎”也有“苍蝇”，更有居于两者之间的“虎蝇”，涵盖了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人员。贪墨公帑不分先后，包养情妇（夫）舍我其谁。而对于在华经商的日本人来说，一个小办事员随便耍点小脾气，就能把他们折磨地抓狂，逼着他们不得不“入乡随俗”，施点小恩小惠，自求多福。

　　在《小贿赂，大效果》（小さいなワイロで大きな効果）里，作者一个在华投资的日本朋友，需要到当地政府办理施工许可，找到负责的办事窗口询问，多久才能办好。办事员敷衍着说“就快了”。日本人比较轴非要问确切的时间，办事员回答“建筑许可要三个月，供电施工许可差不多要三个月”，“那燃气、下水道施工审批得多久？”“燃气要三个月，下水道施工现在因为很拥挤，需要差不多六个月”“真是太……非这样不可吗？”“这是规定！”听到这儿，日本人急了，赶忙找到作者想办法。还是身为中国人的孔健“明白事儿”，带着日本朋友到办事窗口，若无其事地给办事员塞了点钱。办事员立马就拍板儿说“建筑许可明天就能办”，日本人听后目瞪口呆。而作者还悄悄为中国人办事员护短，说“这是因为公务员的工资太低，多多少少需要利用职权谋点私利。这是种必要的‘恶’。”真是越描越黑。

　　《日本人永远无法了解中国人》一书列举的“日流”遭遇到“华流”，是一种现代文明遭遇到前现代文明，是法治•人治、陌生人社会•熟人社会、规范高效•无序低效的二元对立，但必定同时存在着摩擦、同化与融合。这与什么民族优越感、民族自豪感无关，只是在行事方式方法层面，孰优孰劣则一目了然。

　　话题回到开始的“国产剧对决日剧”。如果在中国投资拍片，能够得到“现代式”的对待，低成本、高效且没有外界强加的不合理限制，国产剧的题材多样化，不再仅仅是宫廷争斗、抗战、婆媳、小三和各种“价值观扭曲”的神剧，流行文化自然而然就会雄起。我们会有自己的“追击者”“辩护人”“华丽的假期”“古老的庭院”，甚至有自己的“大逃杀”。说实话，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大地上，可以被拍成影视剧的现实、超现实的题材太多了。到那时，还会怕“华流”不会成为世界文化艺术的风向标？